在文星时，1964年，有一件重要事情发生，就是“彭案”。彭明敏给《文星》写稿后不久，就和谢聪敏、魏廷朝一起被捕了。被捕后，他在蒋介石手中，一如蒋介石西安事变时在张学良手中，本想“不立文字”就脱身的，但蒋介石远不如张学良宽大，硬要彭明敏写悔过书才放他。对彭明敏“宽大之处理”，本是国民党的底价，这在1965年1月7日《王世杰日记》可以侧知。但彭明敏在牢中不知底价，只好决心投降。于是冒出一个由彭明敏的母亲陈金英出面向蒋介石写陈情书。再由彭明敏自己写悔过书的馊主意。陈情书和悔过书的拟稿，彭家和奔走其间的“监察委员”黄宝实等异想天开，竟想到由彭明敏的朋友李敖代拟。我不但一口回绝，并且表示不悦。我说想革命就要做好汉，写悔过书算什么好汉！彭明敏又不是小孩子，要写他自己去写，我是不干这种遗臭万年的缺德事的！何况我也不会写这种文章！这种事找到我头上，简直是侮辱我！后来的演变是：由彭明敏的伟大母亲陈金英出面找人代写陈情书，至于悔过书，还限由彭明敏自作——号称台独领袖的彭明敏，竟如此屈辱自己，而传世了这些悔过的文件，的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白纸黑字在此，谁又赖得掉呢？王八蛋国民党以为这样处置是“宽大之处理”，其实只是使当事人更恨它而已，因为你的“宽大”，是屈辱人式的，这叫什么“宽大”！如此收场，国民党和彭明敏双方都很笨。此外，最倒霉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彭明敏的母亲，她是最有尊严、最高雅的伟大女性，却被儿子“祸延显妣”，屈辱自己，以近七十之年，向蒋介石写陈情书，最荒谬的是，儿子已四十三岁，早已成年成过了头，居然还要劳动老母代他出面丢人现眼，这真是台湾史上的奇闻，也是台湾史上不光明的一页；另一位是满口流利日语的梁肃戎，他写状子，“附呈其（彭明敏）亲笔悔过书，及其母陈金英陈情书”，辛苦奔走，救当事人出来，多年以后，却被当事人彭明敏倒打一耙，奚落他不尽责，彭明敏所谓“我是极重感情并懂得感谢的人”，到头来原来是这样感谢法，气得梁肃戎大骂他忘恩负义。幸亏当年我没替他写，否则和梁肃戎一样待遇了。
魏廷朝坐牢时，我写了信，送了钱，被“国特”追问，我开玩笑说：“别问啦！你们在台湾作恶，我送台湾人点礼，是替你们收买台湾人人心啊！”当时蒋经国曾送钱一千元，交魏廷朝上司“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郭廷以转致，郭廷以也送了五百元，他们送的钱加在一起，也赶不上李敖送的多。——国民党收买人心之手面可知也！固一介匹夫不若也！送款信由郭廷以亲写，后来魏廷朝送了给我，我转送给台独分子林世煜、胡慧玲小两口了，以见外省人花钱术之一斑。
在我为党外杂志撑腰的岁月里，郑南榕的《自由时代》系列杂志，与彭明敏挂上钩，他们访问我，刊出了一篇《助他一臂之力——李敖谈彭明敏》，那是1986年春天的事。两年后，1988年12月17日，彭明敏秘密写信给我——那是他与我隔世十八年后第一次给我写信，要借我办的《乌鸦评论》园地，教训他的学生蔡同荣。我同意了，我也随后发表了蔡同荣答辩的文字，以示公平。接着彭明敏又来稿，我也登了。来稿一看就是他的笔迹，虽托名别的学生所为，实系夫子亲笔。这一事件恢复了彭明敏和我的直接联系。1989年4月4日，他写《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最后说：
不料，我脱出台湾不久，李敖却以“台湾独立组织驻台专员”之怪名被捕，天下岂有比之更荒唐事。
我于1970年夏，由瑞典来到美国，李敖则长期受难，我心痛如割、急如焚，也曾求助于一些国际人权团体，但还是救不了他。
他出狱后，因顾虑到台湾以及我本身的环境，觉得还是不打扰他好。于此，我们的联络中断了，而一断就是十八年。
1988年年底，偶然与他恢复联系，其后，我们有时隔洋追念往人往事，对人世沧桑，共担感慨。
今年初，他突然提议愿为我的回忆录《自由的滋味》，在台湾出一精美定本，“以垂久远”。我们都知道该书已有几种版本充斥台湾，市场已经饱和了。他再印行，不但无利可图，可能亏本。他愿意这样做，相信纯然出于他对我一贯的厚谊和支持，我很感动，欣然同意了。
他又写道：
李敖是华人史上罕有的奇才。唯因如此，当权者视之如背刺，非把他连根拔掉不休。又因为是奇才，有时难免惹起争议。听说我一些好友也曾与他有争执。但我历世已久，深知人性世事之复杂，双方立场都能了解，双方友谊都不受影响。
这份李敖定本是际此乱世，两个书生，在波澜万丈、历尽苦楚的生涯中，永年友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不渝情感的一个结晶。不知人生有什么比之更美丽、更有意义的事？
在这些动人的回忆里，看到彭明敏重视和李敖友谊的一面，这一面当然是真诚的，我很怀念，也很感动。虽然，在我内心深处，仍有一些我难以释怀的阴影，有待我去诠释、去追寻。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他把我诬陷成台独分子的那件杰作，这是不仁不义的可耻行径，我隐忍多年，最后还是写出来了。
在“彭案”没发生前，彭明敏大体上是国民党培养的乖乖牌，他本是国民党最早提拔的青年才俊，看看他的资历：博士、台大政治系主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阳明山会谈参加者、跟钱复同为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只要他不那么锋芒毕露的话，我敢断言，今天的“总统”是他而不是李登辉。彭明敏这样优秀的人才，国民党拉拢不到，我认为是这个人非常有志气，台湾被日本与国民党前后摧残八十多年，像这样有志气的台湾人真是不可多见！看看像党外人士，像高玉树、像张贤东，乃至像今天民进党的作秀派大员们，国民党稍微给了一点好处、一点面子、一点虚荣，就马上变了。而彭明敏则不然，他是蒋介石“召见”过的人，可说是几乎到手的东西，他却弃若敝屣，甘愿当个反叛者，这是很难得的。不过，除了志气以外，当然也有其他因素造成历史事件，懂历史的人都知道，其他因素中的偶然因素也是不可缺少的。“彭案”中的这类因素之一是谢聪敏。谢聪敏跟我两度同学（台中一中、台大），长得浓眉狼眼，为人极有心机。他的表情总是笑嘻嘻的，笑嘻嘻中有一股自信及从容。他运用心机，说动他的老师彭明敏、同学魏廷朝跟他搞台独宣言，成为有名的“彭案”。事实上，“彭案”的案头不是彭明敏，而是他。这由军法审判谢聪敏判十年，彭明敏、魏廷朝各判八年可证。一般说“彭案”乃因彭有名而把“谢案”吸收了的缘故。严格说来，是事后追加的、是错误的。当时官方发布的“中央社”消息都是“谢聪敏等叛乱案”。现在回看起来，那种“叛乱”，其实是书呆子式的，不成气候，只有国民党才小题大做，最后弄得梁子结尽、不可收拾。我始终难以理解：以当时的禁网之密，其无成效可能，一想即知，遑论成功？但他们为什么那么笨？尤其彭明敏，他理应比他两个学生成熟一点，为什么也那么笨？后来我得知了彭明敏个人的偶然因素，造成了爆破点，才炸出“彭案”，这偶然因素就是男女关系。彭明敏在“志气”方面造成他的伟大，但在“性欲”方面造成他的渺小。他的太太李纯女士非常美丽贤淑，是东洋式的新女性，但那种新，是真正体谅别人、牺牲自己的，是最伟大的。她非常沉默，她的沉默，相对助长了彭明敏在男女关系上的不负责任、横行无忌。使彭明敏在男女关系上，得以继续胡来与伪善，直到今天犹得欺世盗名。我每次去彭家，她都像最有教养的东洋式女主人亲自奉茶。彭明敏偷渡后，我在特务环伺下也到遭特务环伺的彭家慰问她，她家遭奇变，仍不改雍容。看到我那样义侠，非常感谢。我坐牢最后一年，与谢聪敏、魏廷朝、李政一四人在板桥仁爱庄被集中“洗脑”时，一天收到四盒精美的糖，原来是彭太太送给我们的。谢聪敏有意误认是给他一个人的，偷偷放在床底下，被有正义感的李政一发现，强制四分天下，并且骂谢聪敏一顿。彭明敏虽然有那么好的太太，但是他不安于室，习与性成。本来这是私生活的事，别人不该提。但是你的私生活，“膨风”到与公益、与为人师表、与世道人心有关的时候，恐怕就不能托词是你个人私德而不准人来过问了，彭明敏如果是“单身贵族”，随他扯女人也是他的事，但他至今是有妇之夫，这样乱来，自与形象不合。至于诱奸女生们，当女学生们想留学而请他写介绍信的时候，他的条件就开出来了。比较之下，今天人面兽心的“性骚扰”派大学教授们真是小儿科了。“窃比于我老彭”就差得太远了，两只手的“性骚扰”又算老几呢？人家一只手，早就上床大干特干起来啦！（至于被诱奸的女学生数目，据1995年2月出版的《郭廷以先生书信选》，是“五六人之多”，可见不是盖的！）
彭明敏笔下回忆他偷渡前夜会李敖的事。他偷渡后，谢聪敏、魏廷朝都跟我说，彭明敏最后一个见的是我，他们在彭李会面后未再见面，其实这是联合串通的谎话。事实上，彭明敏最后一晚还同一位会舞蹈的名女人上了床后，才风流而去。
彭明敏偷渡以后，秘密转给我一封信，还附带瑞典美女的泳装相片。信里戏称，里头的美女是李敖在瑞典的读者。我被抓时，信与照片都被警总搜去。我还记得当时警总军法处军法官王云涛开调查庭时，当庭在卷宗中掏出美女相片，手一扬，对我笑道：“你们的美女已被我们没收了！”
我被捕时是在谢聪敏、魏廷朝被捕后的第二个月，由于魏廷朝给我的英雄形象，使我虽然饱受警总刑求，仍旧坚不吐实，免得跟他们的口供搭不上，对不起朋友。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事实上已供出每一细节，包括彭明敏秘密写信给我等细节在内，也包括他们在彭李会面后仍与彭明敏见过面的每一细节。但是最后一晚风流而去却是警总查出来的。国民党官方知道彭明敏男女关系上的每一细节，他们证实给我看，不由得我不相信。事实上，我对彭明敏在这方面的惭德，也早有所闻。我被彭明敏诬陷下狱，被刑囚时犹为他辩护，特务们乃举证证明你李先生眼中的彭明敏，私德卑鄙如此，我登时哑口无言，因为那都是真的啊！
彭明敏的“志气”受他“性欲”所累，这一点，国民党应该掌握不少情报。国民党那些抓人关人，只是“形之于外”的作业，另有“藏之于内”的作业，是我们看不到的，因为那都是“极机密”的文件和动作，是外泄不出来的。但是，王八蛋国民党还是百密一疏，在二十一年后，我还是透过秘密管道，从陈绥民手里，取得了当时他们在彭明敏偷渡后，亡羊补牢大力报复的“极机密”文件。文件是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谨呈”给“总裁”蒋介石的毛笔恭楷“签呈”，其中两段说：
一、彭逆明敏秽行恶迹资料，应妥为整理，必要时，透过国外内幕杂志揭露其卑劣行径，及其为士林所不齿之情形，使为国际人士及侨胞所唾弃。
二、彭逆潜逃经过，有关单位查明后，应再提报常会。
在同一文件右下角批示栏，有这样的钢笔字：“本件原件奉总裁批示：‘可照办。’”并盖上“中华民国五十九年二月二十日”橡皮印。由此可见，彭明敏不但“大头”不轨，为蒋介石所深知；连“小头”不轨，也为蒋光头所密察。——领袖日理万机，犹不忘理百姓一鸡（大鸡鸡），真可谓察察为暗了。至于蒋密察之下的彭明敏“秽行恶迹”，我相信也并非全属空穴来风，他自己的行为不检，恐怕也正是授人以柄的把柄也。要不是他自己有问题，国民党纵使“最高决策”，恐怕也难以落实到对方的“最低部位”上。……（编者略）有一次彭明敏向我说，他羡慕 My Secret Life 一书的作者，因为该作者一生搞过四千个女人。——如果彭明敏的形象是花花公子，他要搞几千个都是他的事；但彭明敏以正人君子、“台独”英雄、为人师表、贵族绅士为形象，他如此行径，就未免太不相称、太伪君子了。不过，当事人彭明敏自己，倒也夷然处之并不失理直气壮。他曾跟我说：“国民党宣传我跟女人的私德如何如何，但国民党的总理、国民党的总裁，他们哪个跟女人的关系不是一本花账！”言下不胜委屈之至，我一边听，一边笑，深感此公真好有一比也！
前面我说“彭案”的发生有偶然因素，原来是彭明敏与台大法学院某名教授之妻有染，事发后他怕吃官司，一方面在“1964.9.9”（案发前十一天）写信给我们《文星》说，“被卷入公私交错的一个案件，并有可能进入司法阶段，所以不得不暂时停笔，以便全力去处理这件事”；一方面在“全力去处理”恐怕无效之际，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大干一次。中国有“冲喜”之俗，即在万般无奈之际，以洞房之事冲去家中祸事。彭明敏正好相反，他是“冲祸”以代“冲喜”，用更耸人听闻的军法案件来冲掉司法案件、用叛乱案件来冲掉乱判案件，以俟奇迹产生。这，就是“彭案”发生的偶然因素。“彭案”中三个书呆子没有那么伟大，至少彭明敏没有，彭明敏绝对不比他的两个学生还笨，但他慌了，所以计谋“小头”问题、“大头”解决，就这样，台湾人的历史多出了伟大而又渺小得不为人知的一页，而“唯性史观”论者也就吾道不孤了。彭明敏从事民进党“总统”参选时，以“四P”作为“视觉识别系统”，“四P”辅以一个地球仪，其中“四P”除了象征四大族群外，“四P”还有高声望（Prestige）、彭（Peng）、教授（Professor）及总统（President）。斗大的地球仪则在凸显台湾“小而强、小而美”的“生命力”。不过，我总觉得“四P”似乎还少了一P，就是蒋介石眼中的大鸡鸡（Penis，男性生殖器），有了大鸡鸡的形象，更可凸显台湾的“生命力”，至少是台湾“总统”参选人的“生命力”，这样，比起干逛酒家的没水准货色，自然更绅士、更贵族、更有情调了。
梁实秋有一次跟我聊天，谈到一条腿的潘光旦，梁实秋说：“李敖啊，你注意身体残废却有成就的人，这种人毅力过人，当然也心病过人。”用这标准来看独臂的彭明敏，的确也得其神似。彭明敏的心病表现在双面人性格上面，尤其明显。他在《彭明敏回忆录（自由的滋味）李敖定本序》中，一边说李敖以台独“怪名被捕，天下岂有比之更荒唐事”，“李敖则长期受难，我心痛如割、急如焚，也曾求助于一些国际人权团体，但还是救不了他”。这些话，就明显看出他的双面人性格了。因为，在《台湾青年》向国民党提供证据，不仁不义，诬陷李敖是台独的“秘密盟员”、引国民党去抓李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彭明敏啊！这种双面人性格，不止见于1989年4月4日他写的这篇序，据陈平景提供的1971年5月13日彭明敏给他的信，彭明敏为李敖被捕，未尝不为之悲痛，他告诉陈平景，《纽约时报》今天登出李敖照片并专文报道此事，我们竭力救他。（Of course，all of us are distressed to hear about Li Ao's arrest and want to do whatever possible for him. In today's New York Times there is an article about and photo of him.）看来这当然是很动人、很真情的。但谁也想不到，奔走呼号想救“彭明敏之友”出狱的人，也正是把“彭明敏之友”设计入狱的同一人，这真太离奇了！太离谱了！彭明敏毕竟同我是患难之交，因此他虽诱猫抓了耗子，但物伤其类，总是代猫哭耗子，而此哭又非虚情。他对陈平景之言，是可信的、可感念的。只是，对我这患难时期的“彭明敏之友”来说，在彭明敏后来选“总统”时到处速成“彭明敏之友会”，全省有九十一家、台北有二十六家、高雄有三十六家，“彭明敏之友”日以千百计，时髦入会，我看了，真暗中为他们捏了一把汗。连我这曾被“心痛如割、急如焚”殊荣过的，做“彭明敏之友”的代价与下场都动魄惊心如此，这些“即溶咖啡式”的日以千百计的“彭明敏之友”，又爽到哪里去？其实这些投机朋友，在彭明敏越王勾践型的寡情下，根本得不到一点儿垂顾与垂怜。现代的越王勾践绝对是寡情的，试看当年那么多人帮助他偷渡，直到如今，他没点出任何近在眼前的人的名字来感谢一下，他托言不愿连累朋友而不肯泄露，试问四分之一世纪都过去了，还有什么连累等原因作为借口？说穿了，此公忘恩负义性格作祟、心胸狭小、不肯分人以功而已。结果呢，帮他偷渡的，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只有一个人名字曝光，还是国民党官方给代曝的，此人为谁？李敖是也。李敖帮彭明敏偷渡，罪证确凿，见于军法判决书，有官方证件证明呢，谁也赖不掉了。由此一事，可见当年为他冒险犯难的朋友提不提了，今天“即溶咖啡式”的“彭明敏之友”又何足道哉？放眼看去，现代的越王勾践，他一生点名肯定的患难之交，只李登辉与李敖两人而已。其他的“彭明敏之友”啊，在彭明敏眼中，只是攀龙附凤西瓜偎大边的助选之徒而已，何足挂齿哟！
所谓只有李登辉和李敖是彭明敏点名肯定的说法，我有证据。彭明敏出版《彭明敏看台湾》，不但偷偷删掉了李敖的名字，还删掉了他返台前一篇重要的提到李敖的文章——《中国时报》杨宪村专访：《回首前尘话蓬莱——与彭明敏在奥瑞冈的一场对话》，其中有耐人寻味的问答：
问：你在海外发生的几次不愉快事件，是否与你那种既细致又易得罪人的个性有关？
答：我不同意自己“容易得罪人”的说法，也不相信自己容易得罪人，我这个人重感情，对朋友忠诚，与人也好相处。我的个性不适合政治，搞权术花样我弄不来，违心之言也说不出口，像李登辉或作家李敖，很多人批评他们，但我都视他们为我的朋友，虽然我们彼此见解已有很多不同，但他们都是患难时期的挚友。
彭明敏出书时删除了这篇文章，显然目的有二：一、暗中动手脚，消去他那源远流长的“李登辉情结”；二、暗中动手脚，“患难时期的挚友”李敖当然要一并清洁溜溜掉。他删除的用心是隐秘的、删除的手法是细腻的，但是，不幸的是，在明察秋毫的历史家眼里，他所有暗中的手脚都无所遁形。
在彭明敏没返台以前，我看到电视画面，看到他特别点出李敖的冤狱事件，认为国民党政府应向李敖道歉。——这是彭明敏向国民党政府提供证据、诬陷李敖后十九年，第一次公开在电视机前宣示李敖非台独分子，我除了以迟来的感激来回应彭明敏迟来的平反外，内心深处，却想起《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四节彼拉多的动作。彼拉多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彭明敏只手遮天成功了，他把黑手脏手全抹在国民党手上，王八蛋国民党固然活该，但我实在忍不住偷笑。从彭明敏纽约记者会看，仿佛他宣示“四十年来，为台湾民主努力付出代价的许多人士如李敖”等未曾“平反、复权”，他就不回来，事实上，他迟迟其行是在等对他有利的机会，他深知不回来就绝无机会。1991年4月29日，他写信给我，说“知心之间，无所不谈，毫无忌惮”，谈出台独分子在美国的真正内幕。他写道：
在美国搅（搞）“台湾政治”者（在美国或其他外国，怎能搅“台湾政治”，荒唐之至），煞有介事，其实都是拼命从事你所说的“意淫”而已（而且都是不能达到orgasms）。有的在美搅得声名狼藉，混不下去，便逃回台湾，自称“侨领”或“教授”（在台者不知所谓教授实是在美学界无人看得起的市立野鸡专科学校厮混误人子弟者），在台自立山头，自任“民主运动健将”，继续以似是而非的浅薄言论敛财骗人。在美国搅“中国”或“台湾”政治者，基本上都是con men，利用或abuse侨民“爱乡心”之切，自我膨胀，诈财骗人而已。令人感慨者，古今东西，地球上似乎充满着无数suckers（包括所谓知识分子），那些con men骗之不尽，吃了一批以后，马上又有一批自投罗网。海外这些con men之奇形怪状丑相变态很想为文分析之。
可见私底下，在“知心之间，无所不谈，毫无忌惮”的情况下，真的彭明敏是深知台独分子的卑鄙的。我的一贯立场是主张真正第一流知识分子影响政治而不涉足政治，我期望的彭明敏和我一样洁身自爱却战斗不衰。彭明敏自然知道。他在1991年5月18日写信给我，说：“你言中了，在目前情况下，我实在无法考虑回去（而且回去也想不出要做什么，你想我应该回去做什么？难道开餐馆、咖啡厅？）。台湾情势似在恶化，怪事丑闻频频，令人深忧，有时忍不住想为文评论之。”1991年8月12日写信给我，说：“通缉撤销，反而各种压力接踵而来，不堪困扰。你已经看出，不少人在打我的主意；又如你所说，报上看到台湾政客、政治那个样子，实在恶心。有时很想脱俗入山，不问世事了。”……从这些知心话里，可以看到彭明敏的另一面——努力去作为独来独往的伟大知识分子的一面。而这一面，举世除了向李敖“输诚”，也别无其人够资格。彭明敏此时不但一再写信来说知心话，还特请Irene Lee从美国带来照片给我。Irene Lee留言给我说：“彭先生（明敏）嘱我带给您一帧我所拍摄的黑白近照，他说：‘平生君子之交得李敖，足矣。’”可见彭明敏和他眼中李敖的交情。不过，正如我预料的，彭明敏“脱俗入山，不问世事”是说说而已，他毕竟忍不住要回来了。1992年9月18日，我有长信给他。10月21日，他写出在美也可能是此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他说：
刚由日本回来，接到你的快信。很感谢你的关切。你所说的话，会铭记在心。确有人为了我的“晚节”而担心。但那是杞忧。多年在外流亡、折磨、锻炼，难道到此时还会出卖灵魂，“失身、失节”吗？简直无法想象的。
这是彭明敏回应我婉转表达的规劝与疑虑的最后白纸黑字，接着就是回航了。完全不出我所料，他一回航台湾，立刻被俗人俗事包围，他不但不能“脱俗”，反倒陶醉其中了。看到电视上他站在车上，左右转头向群众挥手的画面，我想到蒋介石的“风扇头”，不禁失笑。
彭明敏回航后，立刻有了高速转变，最高速的，莫过于他对李敖这种患难之交的高速离心而去，他日夜忙着去交新朋友、去为政治交换而助选、站台。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忙过了再见我面，我漫应之。到了选举开票之日，他透过谢聪敏想见我的时候，我却推托拒绝了。谢聪敏私下问我：“老彭奇怪为什么你不见他？”我说：“他是最懂礼貌的人，让他自己去找答案吧！”我又说：“彭先生晚来见我或不来见我，对彭先生不好；我不见彭先生，对彭先生好。”我想直到今天，彭明敏还不懂我那“听其自悟”的“以不教教之”之道。
正如魏廷朝所说，李敖不是放暗箭的人。我光明磊落，一切明着来。我曾在《时报周刊》等媒体上，公开表示了我对彭明敏回来以后的失望，不过讲话归讲话，我对他一直很客气。这样，直到他回来一年后，我抵不住陆啸钊的坚邀，才答应三人一起吃一次饭。那天主人陆啸钊和彭明敏先到陶陶园等我，我与彭明敏，在他回来后一年才见面，就是二十四年后才首次见面。我很礼貌地带了一件小礼物送他，那是一个小镜框，中有马萨里克（Masaryk）的一张照片。彭明敏很谦虚，他说：“你李先生太博学了，你考倒我了，这位是谁啊？”我说：“他是捷克的国父马萨里克。他是名教授，当年带着学生领导独立运动，流亡海外，1918年他成功了，并且当了总统，1937年八十七岁时死去。他为捷克打下独立的基础，可是他无法解决与强邻的关系，最后捷克被强邻所灭。他的故事告诉人们，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搞独立是一回事，可是，纵使成功了，与强邻问题解决不了，也是空忙一场。……”彭明敏若有所思地收下我的小礼物。饭后，他用他的胜利牌轿车送我回家。车中也没谈什么，好像二十四年前的知己之情都生疏了。后来他在凯悦大饭店席开一桌，请我全家，也请了陆啸钊，以及陈彦增、郭文华等人。事后我没有回请他们，我想起二十四年前我和彭明敏两人日夜相处的往事，对今天这种“恭而有礼”式的宴饮，实在觉得不自在。
两次饭局后，我和彭明敏又恢复了不相往来的状态。谢聪敏偶尔与我联络，我多次请他侧面影响影响彭明敏。谢聪敏说：“李敖啊，老彭已经被海外那些新贵们包围啦，连我都讲不进去，也不敢讲话啦！”我笑说：“就是皇帝，也是打到天下后，才清除功臣、不纳忠言呀！怎么还没打到天下，只回台湾得意几天就忘形起来了，连老朋友都冷淡了？这样笨，还搞什么政治？”谢聪敏说：“老彭就是那样，我又有什么办法？”
1994年8月23日，我看到彭明敏发表的《写在（台湾自救宣言）三十周年前夕》、又在头一天收到谢聪敏电传来的感言和电话、又看到报上他们的照片和庆祝活动，我忍不住在8月27日写了一封信，我严肃指出：
……你们三十年前的宣言，明明争的重点是自由民主，自由民主解决了，一中一台根本不是问题。你们的运动，其实是争自由争民主的运动。这个运动成功了，台湾变成了如国民党牛皮所说的“自由民主的灯塔”，不愁大陆不在内外压力下向光明认同，一旦大陆也跟你学习，成了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分是合都不是问题。如今若不在自由民主运动上定性定位，还在一中一台上落墨着眼，是舍本逐末、是以虚幻的海市蜃楼代替务实的自救功夫。——自由民主运动和一中一台好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但一实一虚，不可不弄清楚。你们既在三十年前做了先知，你们就有责任在三十年后矫正导向，能为三十年后的台湾导出正确的方向，才不愧为先知，才是你们的伟大。……
我又写道：
彭老师文中指出“危险而无理智的‘中国情结’”是错误的，这话反面解释，“安全而理智的‘台湾情结’”，自是可行的。不过，依我的先知水平，（别忘了我也是先知！）我始终看不出来一中一台有可行性，一中一台论者三十年来，从未提出任何论证（理智的论证）证明如何达成一中一台、如何抵抗大陆，让他们放开黑手，让台湾去一台。有起码常识的人都能清楚知道大陆绝对有“犯台”的能力、都能清楚知道美国人不可靠，何况通达世情、通达国际大势的国际法权威彭老师及其门徒？虽然如此通达，却还高唱一中一台——只有空头主张、全无具体办法的一中一台，这不是好梦又是什么？这种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的思考模式，施之于贩夫走卒匹夫匹妇，犹可说也；施之于台湾人的先知，不可说也！
什么是一厢情愿？凡是提不出具体办法的号召，都属之。彭老师大作指摘“当局”不肯“以台湾名义重新申请加入联合国”，试问一旦彭老师成了“当局”，你能如愿以偿加入吗？加入联合国，“共匪”不亡，绝无可能，这是起码常识，彭老师太清楚了、太清楚了。别人可以一厢情愿打如意算盘以意淫联合国（其模式，与国民党意淫大陆——“反攻大陆”完全如出一辙），但是，彭老师怎可如此？这种“危险而无理智”，泛滥成灾，遂有“总统直选”等见诸彭老师大作，总统直选会带来独裁与混乱，这也是政治学常识，别人争权夺利可以这样儿戏，前台大政治系主任怎可如此？
彭老师说“台湾当局数年来一些政策确在沿着我们曾经提倡的大方向进行着”，只是太慢。但是，纵太慢，也似有进境，可是，三十年后的三位先知本人呢？三十年来的进境又在哪里？难道进境只在“总统直选”一类吗？易卜生（Ibsen） 1882年写《人民公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写那当时饱受打击的先知，后来易卜生自道，说当人民在十年后脚步跟上先知的时候，先知自己又超出了人民十年。彭老师啊、聪敏啊、廷朝啊，你们超出的，又在哪里？三十年前，你们是先知；三十年后，你们跟他们当然有不同，但不同又有多少？当人民跟无知人云亦云，先知堕入魔道自说自话的时候，这就未免太对不起当年的自己了。
最后我说：
你们是我共患难的朋友，素知我为人，我可以容忍朋友的无情，但不容忍朋友的大错误——大是大非上的错误。因此，虽然我与彭老师渐行渐远、与廷朝形同隔世，我仍忍不住要写这封信向你们进言。天下能被彭老师虚心受言的人，恐怕也不多了，我敢说我是最后的一位。印度诗人说感谢光明但别忘了在黑暗中执灯的朋友。——我久历人间冷暖，我从黑暗中来，也将回归黑暗而去，我不奢求别人的感谢，但不希望与我同行过的老朋友在光明中目为之眩。该说的话，总归还是不免一说。先“自救”方足以言“台湾自救”，你们三位先知，三十年后难道全无“自救”之处吗？我真的不信啊！
信发出后，彭明敏、魏廷朝全无回音，理都不理；谢聪敏来电话，大意说老彭说政治是要夺权的，你李敖谈那么多是非干吗！我说知识分子不谈是非只搞权力，是你们最大的堕落，我真为大家悲哀。
这封信写了我最后的劝告——三十年后最后的劝告，我知道彭明敏是执迷不悟了。他永远不再是三十年前还有灵光、清气与理想的“脱俗”的彭明敏了。
谈起我这封信的三位收件人，我认为谢聪敏最识大体，他在牢里诬攀李敖是台独，为人卑鄙，但出狱后，在彭明敏等台独分子恩将仇报，在海外发行攻击李敖杂志之际，曾挺身而出，写文点破：“就李敖和台湾人的关系来说，我认为台湾人欠他的比他欠台湾人的更多。”这是谢聪敏的公道处，他在诚惶诚恐中，仍不忘仗义执言；至于魏廷朝，他和我私交极深，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可以替我看家，可见我对他的信任。以他跟我的深交，在牢里诬攀我是台独，我想他内疚最深。他出狱后只和叶菊兰、谢聪敏来看过我一次，从此形同隔世，三年五载，才见上一面，吃一顿饭，不过有重要的事，他还是认为非李敖莫办。我的回忆录出版后，他还来找我写一封信给台大法学院院长许介鳞检举台大弊案，并说这是许介鳞的意思。我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处理，他说许介鳞认为由李敖出面检举，收信人可挟李敖自重，才好下手清除弊案。我为之失笑，我说你用我口气写来，我签名好了。他欣然照办。至于彭明敏，就复杂得多，他从回台湾后，在应付李敖上面，可谓盘盘皆错，并且一误再误。更不幸的是，他又节外生枝，引发出一个爆破点。事情是这样的：远流出版公司老板王荣文送了他出版的《彭明敏看台湾》等书给我，其中收有“原载于《中国时报》1992年10月14日”的一篇《卜大中专访——为毕生理想再尽心力》一文，是专访彭明敏的。该书第35页有这样的对话：
问：你对省籍纠纷有何看法？
彭：我认为情形已经不严重了，以后会更加和缓。我早年提出的《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当中，就主张台湾人与外省人一体合作，共建台湾。但是我被拘禁之后，政府对军公教各方面说明的时候，故意隐去这一段，反而诬称我提倡杀尽外省人，用以分化省籍之间的感情。我赞佩的人当中有提携我的外省籍师长，如胡适先生、萨孟武先生、傅斯年先生等。也有外省籍好友，这说明我绝不是一个狭隘的省籍主义者。台湾不能分成本省外省两个族群互斗，那只会带来灾难，应该合作才是。我也同意在政党比例代表中有某种比例的大陆籍国会代表，但比例必须合理，产生方式也要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这样能使外省人有安全感。
我一看之下，为之一震。因为“1992年10月14日”的《中国时报》原文，并不如此。原文在“我赞佩的人当中有提携我的外省籍师长，如胡适先生、萨孟武先生、傅斯年先生等，也有外省籍好友”和“这说明我绝不是一个狭隘的省籍主义者”之间，明明有九个字，被彭明敏暗中删掉了，这九个字是：
包括反对台独的李敖。
明明《中国时报》当天的原文有这九字真言，却在《彭明敏看台湾》一书中给删掉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看法有二：第一，他是越王勾践型的寡情人物，是“可与同患，难与处安”（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的人，在“台湾人出头天”的时代到来以后，李敖的利用价值已近于零，所以对李敖要敬而远之；第二，由于李敖有一定的影响力，又反对台独，而他们当年又诬陷李敖是台独，使李敖家破人散、冤狱缠身、饱受刑囚、坐牢多年，他们对李敖的定位、跟李敖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造成他们内疚和不便，因此但愿渐行渐远，力谋“脱身”，以策安全。不过，李敖待朋友虽然宽厚，却非易与之辈，你对他过分不起，他极为难缠。而彭明敏、魏廷朝、谢聪敏三位，“脱身”之道，随其智愚，各有不同。李敖拜他们三位之赐，坐了大牢，出狱以后，谢聪敏、魏廷朝至今尚能与李敖马马虎虎相处不被反目，而彭明敏却独独不能，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彭明敏的一误再误使然耳！
1995年6月间，谢聪敏感觉到我将揭发我和彭明敏的往事，亟思挽救，乃一而再、再而三地电话约我，要我务必参加7月5日他订下的一个饭局。饭局是彭明敏、魏廷朝、他和我等人的聚会，可是，我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了。我说：“我不想吃‘最后的晚餐’啦！”我心里觉得：耶稣直到吃“最后的晚餐”时，才被出卖他的人伤了心，但台湾人却比犹太人更巧于此道：彭明敏和魏廷朝、谢聪敏早在最后的晚餐前，就把李敖送上台独十字架了。最妙的是，在被钉上十字架后，他们却又网开一面，说此人并非耶稣。所以，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清我的身份是耶稣而死，还是耶稣身边的两名强盗之一而死。悲哉！
彭明敏1989年4月21日秘密写信给我，大骂他的学生蔡同荣说：“蔡此人实际乱来，应予适当教训。”当然，他口中的“教训”不是“情报局局长”对江南式的，只是口诛笔伐而已。当谢聪敏感到事情不妙，李敖要把隐忍了三十多年的事写出来“适当教训”的时候，遂有7月5日彭明敏要同我吃饭之举。可是，一切都太迟了，我拒绝了筷子，拿起了笔杆。想当年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总司令李将军（Gen. Robert Lee）手下有位大将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受了重伤，失去左臂。当他受伤时，李将军曾写封信给他，说道：“你的情况比我还好些，你失掉了你的左臂，我却丢掉了我的右臂。”（“You are better of than I am，for while you have lost left，I have lost my right arm.”）杰克逊收到这封信六天以后，便死了。彭明敏当年失去了左臂，他偷渡消息传来，我顿起李将军之情。遗憾的是，二十四年后，我终于自愿有断臂之举。这是李将军浮生多变了呢？还是杰克森老而不死了呢？多么难答的答案啊！答案难答，可是将军令下，我决定不再留一手。
也许有人奇怪，以快意恩仇为人生观的李敖，为何却能忠厚隐忍彭明敏这么多年对他的不仁不义。原因有二：第一，我痛恨国民党，彭明敏有志气不加入国民党，我认为这是很难得的。格于岛国局面，台湾人本来像样的、成才的就不多，我一直珍惜这样的台湾人朋友，我希望他变成台湾的胡适，做最有志气、最有学问、最有高度教养的伟大知识分子。第二，大家只看到我穷凶极恶一面，却忘了我豁达大度一面，政治上，我被台独分子诬陷，我不介意。另一方面我又极重感情，老同学刘显叔的太太陈烈看到我写《你不知道的彭明敏》在《商业周刊》前几期的连载，笑着点破：“我现在才知道你李敖的弱点了，原来你是温情主义者！”——我的温情，使我对患难之交有了隐忍。对彭明敏就是最鲜明的一例。
在我发表《你不知道的彭明敏》后，有一个插曲，很逗。当时彭明敏挑选出来的“副总统”候选人谢长廷，忽然发表了护航式的谈话，见报以后，我老毛病犯了，乃饷以挂号信：
长廷老弟：
上月14日你当面“敬请李敖先生指正”的书——《谢长廷新文化教室》，我读过了，我特别注意到你那“动态道德观”的立论，那是你在咖啡厅里向我一再陈述的重点。今早看到《联合报》第四版，在报道李敖出版《你不知道的彭明敏》新闻后，有这样一段话：
支持彭明敏参选总统的立委谢长廷则认为，李敖陈述不足以采信，因为并没有“受害人”出面指控彭明敏。
我看了，不禁失笑。照你老弟的法律观点，则希特勒干掉三百万犹太人也自然是不足采信的，因为并没有“受害人”出面指控希特勒。——事实上，这三百万犹太人也永远不能出面了，因为他们都被杀光灭口了。不过，没有“受害人”出面并不等于死了三百万犹太人的事实不足采信，事实毕竟是事实哟！
我写《你不知道的彭明敏》，陈述的全是事实，从彭先生诬陷朋友到诱奸女生、从彭先生出卖同志到不义寡情，无一不举证历历，且我自己就是“受害人”，你怎么可以在彭先生只手遮天以后，跟着双手遮天，说出那种话？是不是你的法律观点认为“受害人”本身之言不客观？你令我回想起我被彭先生诬陷后关在军法黑狱的日子，不论多少“受害人”向军法酷吏喊冤，说被刑囚逼供，但军法酷吏们千篇一律的判决总是：“空言狡展，不足采信。”长廷老弟啊，你这次不足采信的话，真使我“故‘狱’梦重归”呢！
也许我老了，赶不上你们年轻人的动态，在道德上尤其赶不上，但你的老师李鸿禧跟我一样老。在台大第一宿舍，我住第四室，他住第三室。他成名后，在外张扬，说当年台大有“二李”之称，指李敖和他，是鼎鼎大名的学生。其实，我们但知当时只有李敖“一李”。“二李”之说，膨风耳、牛皮耳、自抬身价耳。如今令师已大大的有名，他为他的令师彭先生助选，撇开他自己深信的“内阁制”不谈，大力推动台湾畸形的“总统制”，其曲学阿世，已令士林惊叹。他又写《师事彭老师是毕生的光荣》一文，说“彭案”发生时，他“内心痛楚至极”（此与彭先生说李敖被捕时他彭明敏“心痛如割、急如焚”的多情不谋而合），可是当年“彭老师”受难时、在李敖冒着危险对“彭老师”“厚情和义侠”时，李鸿禧又在哪儿？如今像“即溶咖啡式”冒出这么多“彭明敏之友”来，我真的不能不感“世态”一点也不“炎凉”哟！（昨天我出发去“《你不知道的彭明敏》新书发表会”前，还收到彭先生那边寄来的宣传品，提出“彭明敏参选总统之友会”的办法，指示“只要结合十五位以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就可以成立一个分会”……原来交朋友也可以比照“老鼠会”式蔓延的！我活了六十岁，并且曾蒙彭先生点名名列他两名患难之交之一，如今看到这么多鼠辈横行，真不能不承认彭先生把我逐出好友名单，是爱护我的——他怕我得鼠疫！）
你的李鸿禧老师因为明哲保身，当年不敢像李敖那样“二李”一下，援彭先生以手，我可以原谅他。我不能原谅的是，在解严以后，在李登辉公然学蒋氏父子，走党政一元、党政不分的错路时，李鸿禧竟公然护航，说出“执政党推举李登辉为党主席，正可彰显国民党是超越省籍意识、天下为公的光明磊落政党”的话！说出“以国家元首兼执政党主席，系目前不失为妥当的方式”的话！那时他眼里只有李登辉吧？那时他为何不写“师事彭老师是毕生的光荣”呢？七年前的“投桃报李”，对比起七年后的“热情澎湃（彭拜）”来，未免太不搭调了吧？我们若要求他在三十年前、二十七年前，乃至十七年前支持彭先生，也许强人所难，但是，就便是七年前，他还向李登辉表态呢！这是什么动态的道德呢？这是哪一国的“动态道德观”呢？纵使你们“台湾独立国”成立了，我看你也写不出《师事“李”老师是毕生的光荣》那一类杰作吧？“台湾独立国”的人民道德再动态，恐怕也不屑曲学阿世的高等知识分子吧？
长廷老弟，你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台湾男人”（为什么写出性别，因为“最聪明的台湾女人”陈文茜会抗议吧？），可是你对《联合报》的谈话却做了一件最笨的事。我请你公开更正、澄清，这样才配得上你老弟的聪明。你的谈话，对李敖这种世界知名的作家，是刑事实体法中妨害名誉及信用罪，“受害人”还健在、还在写这封信给你，是可以“出面指控”的，你总不希望我同你法庭相见吧？坦白告诉你，我真的不希望，因为跟你谈天是一种愉快，何况我们是老朋友，那次阳明山之游，你我还坐在一起合照呢；那次你到我家来，大家也坐在一起合照呢。但也别忘了，为了真理，我李敖“杀”朋友绝不手软，你的太老师彭先生为了假理，都不手软“杀”过来呢，我“强阳不倒”，又软个什么呢？
即颂
进步！
李敖1995年8月17日
谢长廷是何等聪明之人！他收信后，立刻去信报社更正，并在18日即“长廷敬上”回信示好，当然我也不会到法院告他了，他仍是我欣赏的好朋友。我这封信，写得可是虎虎生风，借题发挥，把彭明敏及其投机徒弟李鸿禧挖苦得淋漓尽致，足见李敖骁悍那一面，不但骁悍，还以温柔敦厚、绵里藏针的趣味表达骁悍，人人以李敖为可怕之人，信夫！
我与彭明敏反目两年后，谢长廷约我上他主持的《长廷问青天》电视节目，在化妆室聊天时，好奇地问我：“彭先生在书中删去李敖的名字，这事到底是不是彭先生干的？”我说：“不是又怎样？即使是别人干的，事后他纵容别人这样做，又有多次机会去更正、去澄清，他都高姿态不去做，他还怪谁啊？”谢长廷听了，点头一叹。
道家说人体中有“三尸虫”，上尸叫彭倨，喜欢财宝；中尸叫彭质，喜欢美食；下尸叫彭矫，喜欢色欲，道家认为这三种尸都有害人体，故合称“彭尸”。我认为“彭尸”具有“彭师”之韵，因写“彭尸”一章，重述生平。整个彭李之交，就此走向落幕。我已行年六十三岁，生平所遇朋友离合不少，但像与彭明敏这样惊心动魄又代价奇高的友情，一旦走向落幕，是解脱？是遗憾？是神伤？是梦醒？我想两人都会为之茫然。再会了，彭先生，你有德于我，我会刻骨；你失德于我，我会铭心，这就是李敖。这样的血性朋友，哪里去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