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俾斯麦并非对全人类有益，不过对德意志来说，的确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德意志来说，俾斯麦就如同一副对一个近视者再合适不过的眼镜，近视的人拥有这样的眼镜的确是种幸运，但是不幸的是，他只能一直戴着这副眼镜。”
——布兰德斯
1、帝国议会
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开幕之后，俾斯麦向各位议员发出请柬，这使得一些人民代表颇为激动。请柬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在此帝国议会召开之际，从4月24日起，俾斯麦伯爵将于每星期六晚9点钟，在寒舍恭候某某议员光临。”
对于这样的方式，有一些议员很喜欢，但反对者亦有之。西姆松说：“为了保证这次会见的庄严性，我们必须穿上晚礼服。”但事实上，俾斯麦既不需要晚礼服，对“庄严”也不感兴趣，他的目的在于，他想利用这样的会见来建立一个每星期都能运转的政治交易所。在他看来，如果建立了这样的交易所，很多问题只要在客厅的一角用10分钟便能轻松得到解决，不然的话，就要在帝国议会里询问，这样会麻烦很多。
长久以来，俾斯麦已经不再赴约会，也很少进宫，而在家的大多数时间里，他总爱穿一件长褂子。这个褂子的领子十分夸张，几乎把领结都给遮住了；再不然就是玩他的破制服，这总会使毛奇无声地微笑。事实上，俾斯麦已经老了，习惯于服从人的本能欲望。然而，由于有着贵族的傲气，他更加喜欢做主人，而非客人，不管要向什么人表示感谢，都会让他产生厌恶的情绪。正是因为以上诸多原因，再加上办事的机敏性，同时他喜欢寻找机会来施展他的个人影响，所以，他每星期都请自己最危险的仇敌到自己家聚会。
在过去有战事的10年间，菲尔绍曾一度被俾斯麦认为是比拿破仑三世或弗兰茨·约瑟夫更为和气的仇敌。然而到了俾斯麦开始执掌政权的第二个10年的时候——这是和平的10年，整个帝国议会都与他对立。俾斯麦一人孤立无援地面对着几百个仇敌。然而，这样的处境反而激起了他的好战精神，他将仇敌的房子锁起来，把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中。即使这样，他仍旧不满意。作为一个喜欢公开挑战的人，只有从什么事情中挑出点儿刺儿来后，他的心里才能够平静。假如他是一个专制君主，他也要找出许多龃龉的缘由。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在此后的20年中，俾斯麦暴躁易怒，常常不满意。这种不顺心的感觉像蛇一样，时常缠绕着俾斯麦，使这个斗士的生命力之弦永远紧绷着。不仅如此，这种永不重复的内在冲突还促使他不断做出新的决断，来对付众多外在的对手。
也就是这种乐此不疲的好斗性，使俾斯麦犯下了许多错误。他诟骂世界的脾气与日俱增，因为他绝不愿向任何一个对手让步，无论是地位还是才能，他还越来越独断，不肯与人商量，所以他既看不到时势的变迁，也看不到别人和别的阶级的逻辑思想及愿望。但是在外交上，他绝不轻视任何一个对手。当没有优势兵力，没有更重的炮，或者没有更有力的联盟做后盾时，俾斯麦是绝不会冒险行动的。然而当轮到了国内的事情时，他便开始冒险了。由于他那与宪法相悖的制度已经取得了成功，他便轻视起新的和老的对手，正因为如此，他终于被他们推翻了。毛奇的好机枪，罗恩的大炮，令出必行的普鲁士人的纪律，曾经迫使欧洲宽恕了俾斯麦以强权奴役公理的罪行，但正因为他以强权奴役了公理，最终他自己的人民使他遭到了报应。
俾斯麦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将帝国议会视为自己的敌人，而非帮手，他相继解散了所有的政党。因此，彼时的一位漫画家将俾斯麦画成克洛诺斯，把自己的孩子吃掉了。处理国内事务时，他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无论是与其他国家结盟，还是撕毁约定，全凭他自己的意愿。甚至在外交方面，一旦他认为有意义，亦是如此。后来，全国没有任何一个阶层再信任他，因为一旦临近五年一次的选举，他便会和其他阶层的人民产生矛盾。在欧洲人眼里，他的睿智激励着整个大陆，让人诧异，让人奉若神明，然而他的独裁政策令全国百姓无比憎恶，他们无法理解他的外交能力。他从事外交工作的时候，能够单独一个人沉默不语地同列强坐在一起下棋。他仅仅对老王一个人负责，不过他却可以让老王听从自己的摆布。处理国内事务时他就不能如此。倘若处理国内事务，事先必须提交议案，然后还要为他的议案答辩。他经常因为自己讨厌帝国议会的某位领袖而拒绝让步，而议会也常常因为厌恶他而拒绝服从他的意志。一个人只可以做一个独裁者或者是做一个政客，但是绝对不会同时成为这二者。
星期六晚上，议长豪宅的大屋子里挤满了人民的代表，甚至连某些反对党的议员也被他们的劲敌吸引到此处，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被那丰盛的美食吸引来的。主人准备了上等的美食佳酿，将此当成是政治上的定心丸。俾斯麦非常礼貌地欢迎他的客人，偶尔还带着刻意而为的礼节。虽然他无法说出每位客人的姓名，但是他们他全都认识，因此，他形容自己的眼睛犹如新式枪一般瞄得非常准，但是他的记忆力太差，而且靠不住，如同用火石的旧式火枪一般。俾斯麦仅仅在客人进门时表示了欢迎，除此之外，他并没有更多的礼仪，连客人也未做介绍，反而跟着客人跑过去打开黑啤酒的龙头，装满一大杯啤酒。此种自由散漫的聚会，女士参加得非常少。聚会持续到大概午夜时分，依旧有一大群人围绕着主人，听他喃喃自语地讲述着曾经的故事，描绘今后的蓝图，永远保持着一个明星演员的风格。他周围环绕着很多人，他们正在寻找好的机会，来取代那个高不可攀的人。
俾斯麦半靠在椅子上，右手拿着德意志大烟筒，旁边放着很多报纸，这种情景让他好似一位面对着一群伴唱演员的独奏演员。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客人的双眸，看得非常深也非常通透，尤其关注他的主要对手。他穿着军服，连武器也没有携带，本应带几个保镖。两只威猛的丹麦狗保护着他，一直伴随在他的身旁，凶相毕露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好像箭在弦上，任何时候都能够发射出去。在这个大宴群臣的夜晚，可能他更加应该注意被宴请的100多个对手。他的一位至交好友如此写道：“在这场晚宴里，他自由自在地随便吃喝，当他派人将他的烟筒取来时，他好像一位师长面对着他的一众门徒。”参加晚宴的人，性格迥异，命运也千差万别，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
你会看到有这样一个人：他非常孱弱，然而动作迅捷。他额头高凸，脑袋差不多完全秃了，浓黑的胡须和红亮的脸庞倒是较为匹配。他双目有神，闪烁着狡黠睿智的光芒，他的神态温和而不失庄严。单从外表看来，没有一个人不把他当成一个仁慈的人，不过他脸上那道深深的刀疤却让人猜测他是一位军官，但他的神情气度又彰显出他已有家室。实际上，他是一位已有家室的仁爱的军官——他就是本尼格森，那个时代最优秀、最具智慧的人之一。他跟罗恩一样，没有多少话，颇具男子气概，宽容又忠心耿耿，随性谦和。不过他并不妄自菲薄，好像注定要让他当国家领袖一样，但是在紧要关头，他始终不想进入内阁，他好像要用全部的精力来做一位党的领导人，他的调停能力似乎与生俱来。由于他的极为少见的正统的演讲，由于他在委员会会议的辛苦工作，经常同他的所有同事待在一起，他工作起来非常得心应手。他的党派本来是一个中立党派，即民族自由党。在这个党里，他处于两个极端之中。
俾斯麦认为他太温柔，厌恶他好似一幅画一样，毫无激情。俾斯麦觉得他是一位日耳曼理想家，这点非常好，并认为他思维敏捷但是行动滞后。在本尼格森70岁高龄时，他依旧在格丁根大学和学生坐在一起聆听老师授课。他是下萨克森一位元帅的儿子，是世袭的豪门贵族，甚至能和俾斯麦家族相提并论，因此宰相对他还算尊敬。他背井离乡，远离故土——汉诺威，效忠于德意志，但并不热爱普鲁士。他非常清楚正是俾斯麦将汉诺威并入了普鲁士版图。俾斯麦偶尔还会将本尼格森称为“备受尊重的好友”。作为党派的领导人物，本尼格森甚至遭遇了自己的党派拒绝听命于自己，反而执意要同自己决裂的困窘境地，这是俾斯麦不管怎样也无法理解的事情。因此，俾斯麦认为本尼格森实在是一个笨伯。
另一个则是卡尔多尔夫，他看起来较为粗鲁淡漠。他身材健壮威猛，透露出他意志坚定，而他那头并不齐整的灰色头发使他看起来颇有几分斗士的风度，如同俾斯麦一般，他也是一位斗士，扬扬自得又蛮横粗暴。他较宰相俾斯麦更为年轻，在他不戴眼镜的时候，他那一双灰蓝色的眼睛也似俾斯麦一样犀利而逼人。不过，当人们将注意力放在他的古铜色的脸上时，都会被他的蓝白色的鼻子所吸引，因为这是假鼻子。他在还是学生时，在一次决斗中失去了自己的真鼻子。
他的性情和他的才能一度引起了俾斯麦的关注，但是由于他一心想要独立，所以他摆脱了为俾斯麦所控制的命运。正因为他是独立的，因此可以同俾斯麦长时间地做朋友。当其他的人彻底离开并另侍明主的时候，他却仍然效忠于他的朋友的家族。与和他相同阶层的人相比，他的思想更为开明，尽管身处右派政党之中，他却经常会勇敢地步入自由的领域之内。在经济政策方面，他固守着在易北河以东盛行的众多观念，拥护俾斯麦实施保护税的政策。
参加宴会的多为德意志贵族，在这些人之中有一位犹太人十分显眼，他又黑又瘦，脸上棱角分明，他就是拉斯克。他和本尼格森同岁。同本尼格森一样，在困于自家的高墙深院之中时，他学习了马术与击剑。他在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曾在波森的一个小城镇里居住。在那里，他读了一部名为《塔尔木特》的希伯来法典，并将席勒的著作翻译成了希伯来文。他原本是一位很好的律师，聪慧睿智，是激进派的领导人物，因此他迅速成为本尼格森强大的对手，实在不足为怪。若是论作为评论家、辩论家、演讲家，与他相比，本尼格森是要自愧不如的。他理想中的国体是君主立宪制，但是本尼格森偏向于民族国家。他有些社会党化的倾向，对祖国的热爱毫不逊于本尼格森，他的目的就是实施。他并无特别的爱好，脾气粗暴，因此难以同俾斯麦友好相处——更何况俾斯麦更偏向于让胖子和宽和的人围绕在自己身边，对瘦子和热情的人却没有那么喜欢。
还有一个犹太人，与拉斯克属于同一政党，这个人就是班贝尔格尔，他的脸呈灰白色，聆听拉斯克的讲话时面上总是带着疑虑的神情。他年纪较大，胸膛瘦窄，而且背还有些驼。他看起来非常瘦弱，让此时见到他的人无法相信他曾经在1848年有过声势浩大的行动，也无法相信他过去是个有名的大力士。看到如今的他，人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仅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做些小事，他的热情最多只是嘴上说说罢了。然而，过去的班贝尔格尔尽管患有肺结核，但也曾被自己的激情所驱使，加入到激进派中。因为惹下了几桩麻烦事，他不得不从普鲁士逃离，原来打算逃到美国去，结果逃去了伦敦，同他一位富有的亲戚住在一块儿。26岁的他担任了银行的二等助理，挣了大钱，在战争开始之前移居巴黎，他的浪漫精神令他沉迷于此地——法国人的睿智，法国人的风格，法国人的诙谐以及巴黎的美女，将他彻底迷住了。他奉行唯美主义，社会各界都非常喜欢他，对他表示欢迎。
这个人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一度非常活跃。不过他后来渐渐变得游戏人生，但是，在他心情愉悦的时候，他会自个儿登台表演。他没有结婚，人们对他都非常欢迎，无论是口说还是书写，他运用法语竟然如同运用他的母语一般流畅，因此他的观察能力以及事先预测的灵活方法使他在巴黎大有可为。大赦之后他返回德意志，加入了民族自由党。战争开始后，他怀着一种可以称之为中立的态度。在给一位至交好友的信中，他说：“当我在巴黎的时候，亲身感受天主教的浪漫主义之风弥漫整个巴黎，而在凡尔赛，我却清楚地看到一位暴发户倡导的激进主义在德意志的大本营里占了上风。巴黎的巴士底狱正在被围攻，福尔和甘必塔一心维护正统，但威廉和俾斯麦一心倡导革命。”虽然他这样说，他依旧奉命来到大本营，因为俾斯麦可以使他在银行方面的专门知识有用武之地。班贝尔格尔非常公正地将俾斯麦形容成“一个由普鲁士军官、斯图亚特王朝的保王党、德意志封建制度的贵人以及西班牙的堂吉诃德式化合而成的人物”，不管是现在还是今后，他永远不会否认俾斯麦的高明和伟大，但是俾斯麦对他难以忍受。
还有一个名叫利希特的人，他年纪轻轻，但是留有胡须，是一位稀客。俾斯麦讨厌他，甚至比对班贝尔格尔的讨厌更甚。能够推断，俾斯麦今晚绝对会难以入睡，因为利希特远离了人群，一个人远远地站着，眼镜下的双眸紧紧锁住俾斯麦，用犀利而批判的目光盯着他。利希特身体健壮，年纪又轻，沉迷于奋斗——作为一个比他年老的人，俾斯麦对他拥有这些优势非常嫉妒。利希特知晓很多事实，这令人感到非常奇怪。他毫不动摇，无比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信念，任何诱惑也不能令他有丝毫改变。在矛盾尖锐的那些年，他遭受惩戒，是俾斯麦众多牺牲者中的一个！他被免去了地方行政长官一职，连市长的职务都被免去，失去了这项收入，这一切都是由于他竟然写文章批评警察的独裁专权。无奈之下他只得改行做了记者。不过，由于拉萨尔和俾斯麦谈判的时候，他曾经对拉萨尔表示反对——他最乐意替人民的公共利益效命，他所追求的既非自己的私利，也非权势，他仅仅希望对群众有利的事情可以一直发展，因此他非常密切地关注着拉萨尔的一举一动，正如此时他非常密切地注视着俾斯麦一样。他不肯在统治阶层面前自降身份，更不愿意在一个居统治地位的庞大势力面前受辱，因此，只要利希特在议会中开始发表演说，俾斯麦就会立即走开。等到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俾斯麦就会在报上读到利希特的攻击——可能是针对陆军预算的批判，不仅有数字为证，还有很多被揭发的事情作为佐证——俾斯麦立即赶到帝国议会进行反击。“遗憾的是，利希特往往待在屋子里，埋首于报纸堆，对现实生活并不十分了解。民主党的这位独裁专政者尤其喜好夸大其词，说些威胁人的话。他的演说中总是藏着一根刺。”对此，利希特就以令人愤慨的平和表情回答：“帝国宰相知道……吗？”
宰相可能看到这位客人身后有其他两位客人的身影出现，这两位全是影子，正如班寇的鬼魂，而非血肉之躯。因为俾斯麦同这两个影子之间的无形的辩驳，仅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和无法和解的世界的毫无声息又怒气冲天的争斗，这种冲突是一种如地球的南北两极一般相距甚远的意见的冲突。或者是你，或者是我，绝对不可能是“我们”。李卜克内西就是两个影子中的一个，他可以像俾斯麦一样追溯自己的历代先祖，在他祭拜先人时他甚至可以考证出他是一位伟人的后代。这个人与俾斯麦有众多相似之处，连俾斯麦强盗武士出身的祖先，都没有他和俾斯麦如此相像，而李卜克内西是路德的后人。除此之外，他可以考证出好几位学识渊博的德意志名人都是他的祖先，既然他是他们的后人，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学者，并成了一个学会的会员。他年少时即父母双亡，生活得非常艰辛。倘若学习他们相同阶层的人，这位有志青年的日子会过得非常舒适，不过，他所怀的目标就像一位理想家所怀着的理想一样——他不仅仅要替自己的阶层的利益考虑，更要为全人类的利益而奋斗。因此，他在20岁的时候，由于是一名共产党员而被驱逐出境。1848年，他参与了巴登人民起义。22岁的他，就这样扛起了共和主义的旗帜。然后，在幸运之神的眷顾下，他碰巧从镇压中逃离，否则就会和自己的同伴一起被杀害——正如70年之后他的儿子因为创建共和国而被杀害一样。
这样的人过的是怎样的生活！这种人将一直同敌视自己的裁判员相对抗，同冷血的狱卒相对抗，被囚押在狭窄的牢房中，只有被驱逐出境才能重获自由。然而，他们奋斗的事业仍在自己的祖国，他们对祖国的热爱绝不比君主派少。俾斯麦的精神世界在近40年的努力中必然会饱受摧残，这位天生具有治国之才的人奉命管理国家事务，人们也曾经听到过他抱怨，不过他的物质生活水平却日益优越。他买下森林和城堡，他能够享受美味的精致食物。与此同时，君主与百姓还在比赛似的争着给他赏赐，赠送他物品。如今李卜克内西向他的裁判员说：“假如我取得了绝无仅有的诸多胜利之后，我依旧会是一个穷人，但是我自己仍然会觉得非常欣慰。”在他被驱逐出境12年之后，他再次返回祖国德意志，此时的他的确贫苦不堪，身无分文。他唯有通过精神世界的富足来减轻物质生活的穷困潦倒：既非因钱财也非因权势而减轻，仅仅是被他坚定的意志所减轻。
倘若这两个人素不相识，邂逅在遥远的异域别国的森林小路上，俾斯麦和李卜克内西肯定会快速地成为朋友。他们都非常喜爱森林草木，都熟悉鸟性，而且对于德意志，他们两人都是无比热爱的。但是实干家很快就发现他是个捣乱者；愤世嫉俗者也看出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预言家则察觉出他是一个梦想家——倘若这条小路过于狭窄，两人又都寸步不让，也绝不肯走回头路，那么他们就会打斗起来，因为他们骨子里都是专制独裁的人。
倍倍尔不像他们这样专横独裁。他的先祖中不仅没有革命家，也没有人道主义者。他是军官之子，在炮台上出生，从遗传学角度来看，他理应对命令绝对服从，他应当是一位倡导纪律的人。他原是一个镟匠，由于勤奋好学加入了劳工的教育会。入会之初，他的聪明才智就令他迅速了解了他以及像他一样的人因何生活如此困顿。他由于愤慨而热衷于演讲，他鼓动他的同伴，竟然加入了帝国议会，与此同时他依旧继续干手工活。为他提供机会让他得以推广自身才学的人正是俾斯麦。他所受到的惩戒是被囚于一座炮台中，由于他生长在炮台，因此此种监禁并不会令他恐惧。他在监狱里与李卜克内西相识，李卜克内西的年龄比他大很多。他自这位难友身上学习了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的众多基本理论，他为此类事业已然牺牲了自己的自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被囚押了两年的时间，倍倍尔因此得到了熟悉马克思理论的机会——李卜克内西在伦敦向马克思学来的。
平民之子踏实肯干而且思维灵活，超过所有的学者，他的聪明睿智是非常可靠而且非常明显的，他拥有简单且毫不晦涩、足以超越如今和他订立永久盟约的人的判断能力。这两人的骄傲自信何其相似，敢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也如出一辙，甚至同样具备以自由和健康为代价的胆略。倍倍尔一度从事长期坐着不动的工作，长达五年之久，偶尔会遭受因神经衰弱而无法安然入睡的痛苦。他说：“每当我难以入睡之际，就会想起俾斯麦，这个人也由于神经衰弱遭受着难以安眠的苦楚。”
这两位客人离开了俾斯麦的客厅，其他客人也相继离去了。那个整晚都坐在一把椅子上，一动不动的矮小人物，此刻也站起身来。就算他站起来，依旧像是一个侏儒。他迈着小步，走到主人面前停下，颇有些小巫见大巫的意思。俾斯麦的大手似乎能够将小矮人的手一把捏碎，但是小鬼的手能够以魔力钳制大鬼的手。然而，他们并未如此，反倒是非常和气地握手道别。在离开之际，那位巨人对着小侏儒说了句话，好像要由他嘴里掏出一句预言。这个小侏儒就是温德赫斯特。他那孱弱瘦小的躯体上极不协调地顶着一个大脑袋，硕大的头上又有一张大嘴，不过他却极少张嘴说话。他凹陷的灰色眼睛隔着厚厚的镜片看着空中。俾斯麦俯视着这个骷髅一般的人，这个骷髅一般的人将右手缩到黑色长褂当胸的位置，俾斯麦盯着温德赫斯特脸庞上所显露的睿智的光芒。在这个小侏儒张嘴回答问题的时候，声音非常坚定，甚至还带有几分严厉，而俾斯麦的语调则非常高昂，十分尖厉。
由于这个侏儒的视力很差，因此他将自己的听力和记忆力锻炼得非常敏锐。在帝国议会里，不管是哪个人在台上发言，他都可以分辨得出这个人的声音、语调，还会硬插几句嘴。在他自己讲话时，由于他不需要看记事本就能够将全部的要点记得一个不差，最终绝对会让他的对手看起来像是在无理取闹，非常滑稽。他的祖先几代都是律师，因此从遗传学角度来看，他得到了非常大的好处。他的身材瘦小，视力先天较差，这就逼迫他不得不磨砺心志来弥补自己身体的不足。温德赫斯特青年时期曾在格丁根大学孜孜不倦地学习。他每餐饭仅仅花费几个铜板，而且滴酒不沾。与之相比，俾斯麦却对自己的精力和兴趣盲目自信，用他贫苦的父亲辛苦挣来的钱花天酒地。因此，温德赫斯特在30岁的时候就成了高等法庭的一位审判官，而当时的俾斯麦正在绞尽脑汁用狂饮和总是惹麻烦的骑术在波美拉尼亚的伯爵夫人们心里留下些许印象。
温德赫斯特的朋友回忆说，温德赫斯特信奉宗教，然而他一向可以忍受不同的派别。他擅长制造富有趣味的东西，因此不愿意当预言家。他的嘲讽在同人辩驳时就会演变为戏谑的形容，若他想到自己的独特之处，他甚至还会戏谑地形容自己，嘲讽自己矮小的身材，讽刺自己粗鄙的相貌。说到这些的时候，他总是难以自抑地放声大哭。他偏好与人闲适地谈论音乐，他和女人交谈的时候，经常有意惹恼她们，他说话放肆不羁，这正是古时候侏儒弄臣的特点。但是，他和他们并不一样，他从未对过去的驼背人表露出丝毫恶意，他最多只表示他了解同伴的缺点，但是他绝对不会轻视他们。这和俾斯麦有天壤之别。说到自重，他就和俾斯麦一样，并无二致。他是一个政党的领袖人物，党员们都认为他是一位独裁者。不过他始终觉得自己是政治家，但他的某个朋友形容他政治家的成分不足而政客的成分有余。这话说得非常对。在这两个世界内，他是一个无可匹敌的战术家。他看起来似乎是快要没有体力了，他没有必要像俾斯麦那样保护自己的身体，因为他的人格非常精神化。他似乎是生来为诸多的理性力量做顾问的，他十分谨慎小心，极少写信，在他必须写信的时候，他还会叮嘱收信人读过之后马上烧毁。既然他没有僧侣的风帽，那么他就无须俯首帖耳；他可以斗争但是无须装成有先知的火。在帝国议会开会的时候，他要在柏林度过星期天，每个星期天的早上他都去赫德维格教堂，接着去探视巴里施罗德，这个信教又倡导宗教的人。他的星期天过得非常特别，他从未试图实现自私自利的目标。
唯有温德赫斯特一人可以通过人格来使俾斯麦屈服，因此，这位被征服的斗士始终无法忘记自己的失败。俾斯麦说：“恨同样是人生的鞋，它的重要性比爱更甚。有两人我绝对不能少：一个是我的妻子，另一个则是温德赫斯特。”
2、颁布“五月法令”
三次战争取胜的后果就是天空聚满了恐怖的乌云。俾斯麦预见到了即将来临的危险，他认为自己能够辞职。20年之前普鲁士的君主曾经说“唯有需要强权政治的时候”俾斯麦才能够担任宰相。10年之前，尽管如今的君主认为仍有很多问题需要顾虑，但是最终仍旧任用了俾斯麦，因为国家需要一个手段强硬的人处理内政。俾斯麦充分利用他专政者的地位在国外取得了三次战争的胜利，倘若这样一个人要回到他的原点，会令人认为他的气魄足够在国内担任专制者，人们还会觉得惊诧吗？他此番尝试未取得成功，人们还会诧异吗？他因为自己不依靠任何理想学说而扬扬自得，他无法预见哲学意义的危险。他鄙视和他对抗的一众政党，他不知道，他并无任何政党做自己的坚实后盾。他自战场回国时日尚短，又缺乏能够用来作为基础的社会学的理念。实际上，仅凭这位大建筑师的才华无法将他自己的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他的绝对自信是导致他失败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旦想到国外，俾斯麦就明白存在着众多能够与他匹敌的对手同他抗衡。就好像在下一盘棋，他要绞尽脑汁让自己有充足的实力来打败敌人，或者是打乱对手的战略部署，然而在治理内政上，战局尚未拉开时，他就十分明白，他必须具备知识、精力和手段才可能战胜他的众多敌人。国外列强仍然虎视眈眈，他需要想方设法地战胜他们，而国内的政敌与之相比仅是小鱼小虾，他们缺乏与他抗衡的胆量。在外邦，俾斯麦站在同他地位平等的人们之间，这些人绝对有资格作为德国的敌人；而在国内，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他是一国的总指挥，假如他心情愉悦，愿意指出几条康庄大道，他的国家就能因此步入强国之列，除此之外是否还存在着更好的道路，他绝对不允许他人提及。谈到德国在欧洲列强中的地位问题，他本来是位专家，谈到欧洲的众多社会问题，只要是在德国发生的，他就是此类问题的专制者。因为他习惯于衡量大小，却没有衡量观念的习惯；习惯于衡量武官的势力，而没有衡量文官势力的习惯，因此他拒绝让步。他把持着内政，因为取得了绝对的王权而变得非常强硬。
最开始的矛盾是他与教会之间的矛盾。
在凡尔赛的某天，梅斯的督监同宰相俾斯麦相对而坐，于是，我们就看到，一个戴僧帽的人与一个着军服的路德派相对而坐。这位督监希望获得保护，来宣传持“帝制宪法”观念的天主教教会。他没有达到目的，就立即转换话题，谈论教会的内部事务。
“宰相您是明白的，信仰天主教的人去世后，他们的前途比信奉其他教派的人要光明得多。”
俾斯麦始终微笑着，沉默不语。
“不过，依照您的思维来看，或许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人也无法获得救赎吧？”
如今，这位耶稣教的信仰者转而谈论他的寓言。
“一个信奉天主教但是不执教职的人，自然不会获得救赎。而至于执教职的人，我还或多或少有些犹疑。倘若他因抵制神灵而犯罪，《圣经》上的话会训斥他的。”
督监以略带嘲讽的鞠躬对他的笑话做出回应。两位政治家，一个身着元帅服，一个身着督监服，相视而笑，然而，俾斯麦对天主教的抵制，即使在玩笑一样的微笑之下，也表露无遗。当时，他原本打算到科隆或者弗尔达向如今被“强盗王”吓怕了的教皇请教，他认为“假如想要德意志人彻底清醒，让他们理解，最妙最方便的方法就是让他们亲眼看到这位教士的厨房就在身旁”。
我们从此事以及其他许多事情中，就能够看出俾斯麦根本不清楚道德的力量。他熟谙历史，然而他对宗教史一无所知。
不过在此事上，俾斯麦并非为观念而战，观念仅仅是一种筹码，在这最后的20年间，他当变则变，他是为权力而战的。况且他对于一切不需要花费金钱的事情都可以容忍。他之所以抵制教会，正是为了权力，而非为了倡导其他特殊的教会，仅仅在教会的影响危及国家富强之际，他才会将他们看作敌人。20年前，在法兰克福的时候，他预测到此类战争即将爆发，遂宣称进行一场战争来“抵制天主教军队里的狂热好战分子”是不可避免的。在奥地利同教皇签订和约之后，他曾经说有众多普鲁士的敌人总是聚集在那座营帐之中。当他大权在握之际，教皇政府竟然形容他为“魔鬼的化身”。温德赫斯特在事后说：“教会战争的开端是柯尼希格雷茨之战。”实际上那时候在普鲁士身着教士服且信仰异端的人，特别是柏林宫廷中的一位牧师曾写过：“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一定会受到福音的教化，也就是说绝对会信仰基督教。”
但是，真正的危机却是发生在教皇在罗马举行会议，要将信仰天主教的欧洲国家的权力全部集合起来之时。在1870年7月战争之初，教皇向大家宣布自己绝对是对的，这就涉及俾斯麦的认知以及他的意志。他实在无法容忍任何人说他自己绝对正确！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俾斯麦是不会出错的。所有信仰某种宗教的德意志人全部要接受另外一个国家的调遣和命令，这简直荒谬至极。在他起程赶去法兰西之际，他严正警告德国天主教的督监，禁止他们私自答应教皇；同时又警告教皇，禁止他暴力从事。与此同时，他纠集所有可能的反对力量，来积极地对抗此事，以护卫他们的祖国，抵抗天主教的势力。倘若接受教皇这项新的决定，“督监则成了外邦的官员，他们就和政府分庭抗礼了”。
正因为如此，在战争仍在继续的时候，温德赫斯特的朋友就主动成立了中央党，并作为参战的天主教党之一。俾斯麦原本打算成立德国天主教教会，不过失败了，因此他急忙采取攻势。科隆大督监，也就是大主教，已经颁布命令，禁止波恩大学的学生听自由派神学家发表的演说。俾斯麦随即以自己正在建立帝国为理由宣布这一禁令无效。他觉得在他进行他的建设时，宗教的辩驳就是对帝国进行攻击，而罗马恰是帝国一切敌人的集结之地。当他回国时他发现新党的成员已达57名，集结在此的全是因心怀怨愤而闹事捣乱的人。
即使是比俾斯麦更加镇定的人面对现在的状况也会疯狂的。他谋划自己的事业已有20年之久，为此事他已经奋斗了8年，而在最后几个最为重要的星期里，他竟然不顾逆风，将这艘船驶入了港口。如今他疲惫不堪，受尽风吹雨打，实在是心力衰竭，他返回国内和人民商讨。他究竟被怎样的麻烦阻碍了脚步？一众与之对抗的议员，以宗教为纽带紧密团结为一体，尽管他们的领袖依旧远在德意志之外，然而他们绝对是抵制新登基的路德派君主的，这是因为这个领袖对曾经那个敬重教皇的皇帝心怀同情。俾斯麦才发表过关于他亲手创办事业的优劣性的演讲，他的犹豫不决使他目睹一个政党拿着一把看不见的锥子，即将刺穿这个大费周折才建立起来的庞然大物。无论是谁也不希望此时此刻站出来一个处于此种非常容易愤怒的境况下的人。他的头脑被战斗精神充斥着，他下定决心要保卫自己的事业，不过这个瞄准了敌人太阳穴的人竟然将距离远近看错了，他原本打算射杀几名信仰天主教的德意志人，却出乎意料地击中了远在罗马的庞大势力，这股势力并没有遭受重创。征战者的好斗情绪以及缔造者的忧患疑虑，这些实干家的行为被人完全误读，解释说他害怕信仰天主教的人集合起来对他的年轻帝国进行抵制。不仅仅这一个党派列阵抵制他，国内一切受损之人，天主教的教士、阿尔萨斯人、波兰人等全都携手合作反对他。外邦的敌对势力——奥地利人、法兰西人同国内的抵制势力联合。社会民主党，它像帝国一样年轻，像欧洲一样弱小，却像中央党一样有所觉悟。在全部的帝国的敌人中，中央党只是最早出战的。因为在德意志的各个大学中有一些神学家，其中包括赫因罗厄红衣大主教，对这个所谓的“绝对不会出错”的决定表示反对。因为巴伐利亚信仰天主教的君主支持他们的反抗；因为德国中央党动手伊始就受到了罗马方面的严厉斥责，但是局面日益混乱。那些与此事毫不相干的被束缚的首领也从旁煽风点火，伺机吵闹，就像萨维尼，几年前，他的理想曾经被俾斯麦扼杀。
俾斯麦尽管愤怒，但是他绝不会被成见和心情所干扰，在对自己即将要做的事所产生的政治后果进行仔细衡量之后，他才会着手去准备此事。他认为进行此种争斗不仅可以巩固新意大利的抵制教士的运动，还可以让意大利同法兰西分道扬镳，同时能够使德意志和俄罗斯的同盟关系更加牢不可破，因为俄罗斯一直对罗马持反对态度，特别反对天主教教士，因为他们曾经唆使波兰人民反叛。在国内，此种政策将会令太子与他更加亲近。自由党对宪法必定心怀不满，此种政策也将会平息他们的不满，因为太子和自由党信仰的全是一种源自理性的哲学，因此同教会对抗是他们最热衷的事情。
5月，盟约刚刚签订，俾斯麦马上就向教会宣战，他的用词让人回忆起军营的腔调。他准备了一篇半公式化的宣言：“马上，德国政府就要决定攻击……300年前德国的日耳曼情绪与天主教情绪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更是这样……如今，罗马早已经失去了世界首都的地位，如今的德国皇冠也没戴在一个西班牙人的头上，而是戴在一个德意志人头上。”此刻的俾斯麦并不是无条件地让政教分离，他所要求的仅仅是用坚定信念来抵制天主教的攻击。这一政策的实施，第一步就是在帝国的内部颁布《教堂讲台条例》，禁止在教堂讲台上谈论国事，如有违抗便会被处以监禁。在紧急情势的逼迫下，他在一两年的时间内就在普鲁士颁布了“五月法令”，这有着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他将负有管理公共法律法规和教育职责的礼部内的一股天主教势力废除了，并把宪法中有关保护教会的几章废止了。他干预主教辖区中的行政以及学校的宗教教育，将耶稣教以及其他性质相同的教会驱逐出境；并采用暴力强迫的方法对法律予以增补删除；用流放、罚款、监禁或者拘留于炮台中的办法威胁那些有宗教狂热症的人，将其财产充公；在许多教区内增设牧师；离间主教和教士、教士和不执教务的人，使其发生家庭纠纷；令教士、不执教务的人、学生、妇女就“良心问题”展开讨论，因此就出现了道德和利益的冲突。如今实施的政策针对的对象都是那些对他构成最强烈威胁的人，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人们竟然会排除万难去做这些事。
他向他的敌人叫喊：“你们没有着急的必要，我们不去卡诺沙，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全都不去！”他有极大的可能会为自己说的这两句话而懊悔。这两句话很快就由德国飞了出去，越过了阿尔卑斯山。一位教会的王公将德意志政府比喻为一位涉河者，在未探知河水深浅的情况下就匆忙跳下去，一直向前走，便立刻遭遇了他意料之外的深渊。也有人形容俾斯麦是个屠杀巨蟒的人。温德赫斯特回顾过去刚信仰基督教的人的事：普鲁士的主教宣布他们抵制“异教国的宗旨”，教皇命令德国天主教教徒抵制新的法律。俾斯麦站在演讲台上，非常激动地发表演讲：
“我们同信仰耶稣教的王朝抵制天主教教会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与信仰和不信仰之间的争斗没有任何关系。当前最紧要的事是争夺权力，这种争夺是人类生而皆有的本性，这就是君主制度和教士制度在争夺权力。这种争斗在救世主出世以前就存在，因为此种争斗在奥德修斯、阿伽门农曾经要同事先定好的人宣战——他在这一战中失去了女儿——来抵制希腊推行自己的政策之时就存在于世了。此类权力争斗在德意志的历史上层出不穷……这样的权力之争在中古时代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彼时，伟大的士瓦本帝胄的最后一位皇帝，被一位法兰西胜利者赶上了断头台，并死于他的刀斧之下。如今，这个法兰西人同当年的教皇结为盟友。我们如今渐渐步入了与之类似的争斗之中，的确，我们应当考虑到此时的习俗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倘若法兰西征服之战取得胜利（开战时，恰是教皇颁布命令时），谁也无法说清德国境内我们的教区历史上会做何记载，更无法说清上帝借法国人之手做的事情。”
俾斯麦一向不喜欢多说话，此次却奔走呼号，五次对群众呐喊“争权”。他用了一个非常绝妙的对比，让人对历史的地位产生误解，以便清晰地显露他的真正目的中并没有教会问题的存在。谈论这种“教仪之争”的原因是什么呢？
菲尔绍作为俾斯麦最开始的敌人和最后的战友，出于非常不同的动机也保护这场被称作“教仪之争”（这四个字是菲尔绍向拉萨尔借来的）的竞争。菲尔绍说：“在自由研究的精神中，耶稣教的发展趋势是朝四面八方为人类开拓更广阔的空间的，它逼着你们奋勇向前完成独立的事业。为了推动你们的主教实现更大的自由，推动你们的官吏实施更独立的政策，你们必须尽你们的力量，那时，所有的事情都会与现在不同……这种非德意志的罗马制度是你们必须反对的……你们如果认为你们有理由把宗教信仰区域推广成凡间的事物……我们就完啦。德国发展的全盘进程将会被你们破坏。”
自由与科学吗？我们刚才听说的不是争权吗？今天与10年前没有差别，两个不同的世界，菲尔绍与俾斯麦（将政治改扮成睿智在那里跳，让人发笑）两个人暂时讲和，在一起戴面具跳舞。这时，那个好斗的中央党的领袖马林克洛特起身讲话，打算把没有灵魂的病理学家轰下去。
“信奉耶稣的人往往有更为伟大的预见力，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们人人自以为是，使得他们纷乱到了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步。难道这就是这种预见力的体现？……我们却不会这样乱糟糟，我们的一个基本主题是教会就是传布真理的。……当教会形成一个决议时，这个决定就要被信奉天主教的人承认。你我简单的区别在于我们的宗旨在乎法权，而你们的宗旨在乎个人的裁决。所以，经过1900年后，我们仍然同从前一样强大，我们是统一的，而你们却要伤心地面对你们建筑上的砖石一块儿一块儿地坍塌下来的情形！”当帝国宰相读到这篇演说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难道他不觉得自己与这个对手的联合更加密切，从而超过了他同他自己同盟的紧密程度吗？这个信奉天主教的演说家用和以前从俾斯麦嘴里听到的相似的话语，学着俾斯麦的节奏、俾斯麦的派头，大力反对菲尔绍。
这两位选手各施所能地拼争，德意志政治辩论的焦点也变成了他们关于“教仪之争”的演说。不过，经常打胜仗的是温德赫斯特。俾斯麦嘲骂他是心怀仇恨的天主教教徒，警告并劝诱中央党反对他们这个反对帝国的领袖；又嘲笑他个子矮小，说他动弹不得，等等。而温德赫斯特只是平静地反驳道：“虽然我有许多缺点，但你从来不会看到我在议院辩论时发怒。在议院里，在议院的围墙之外，我的脉搏都是每分钟跳60次。何况，我的对手骂中央党只是因为我矮小的身躯属于中央党，请问，这是在恭维我呢，还是在贬斥我？”
温德赫斯特说俾斯麦应将国家权力移交给议院。俾斯麦听到之后，手颤颤抖抖地抓住眼前桌子上的玻璃杯，赶紧喝了几口水，似乎要喝下温德赫斯特说的话。温德赫斯特依然在继续说：“如果我们的学校把宗教摔出去，谁来担负起教育的责任呢？国家能够胜任这项工作吗？国家是否有条件完成这项工作呢？若是有，请把你有关新的国家的回答告诉我。将来或者是一个异教的国家，或者是一个无神的国家，再不然就是上帝自己在世上。”此时，俾斯麦既不愿意答复，也不能答复，他只是带着个人的不快反驳说：“我出来办事多年，我会证明普鲁士君主制的宗旨是我一直维护着的。”
第二天，俾斯麦用很激烈的话骂人，开始了他的反攻：“你话里的油是助长怒气火焰的油，而不是疗伤的油。对于纷争要进行劝说或调解是我很少从议员那里听说的……假如这位议员能够知道我所得到的来自上帝恩惠的一小部分，我求我所信奉的上帝保佑我来抗拒我会遭遇的悲惨命运……如果你不承认天主教的领袖地位，那么你将更容易为国家的安定做出贡献。天主教的许多希望唯有当纷争与革命在国内占优势时，才能够成为事实。”
温德赫斯特马上回答说：“我什么也不是，我什么事情也不能做，然而你们却似乎希望我做些什么……我不愿意就宰相对我的攻击发表任何感慨，因为我是处于这个议会的议长领导之下的，但是大臣似乎是不受束缚的，不管面对着什么，我都不会选择退却。那位先生问我是否还效忠于汉诺威王室。我自认为我已经遵照《圣经》的教诲，听从我的良心，做了我为人臣子应当做的事情。有人说中央党存在秘密计划，并以此将一位议员认定为嫌疑犯，打算以此来威胁这个党派。这就是我们目前实施的类似于压制言论自由的恐怖主义政策。我要跟这位先生说清楚，要他知道，假如幸运之神眷顾，维持君主专制制度非常容易，但是倘若运气差，还打算通过暴力强迫人民服从，那是无法办到的！”
温德赫斯特的奋斗就是如此有声有色。事后，他阐释此种强权主义与奋斗之所以可以成功推行的重要原因时说：“由于此位先生拥有众多的军队，拥有充足的财富，这二者均比我富足，因此他实施他的政令就会更有成效。……倘若一个人拥有200万军队作为坚实的基础，他的外交政策自然很容易推行！”当温德赫斯特仍在那儿演讲的时候，俾斯麦离开了议院，温德赫斯特保持着微笑给他放了一支冷箭，全当是给他送行，“碰到此类进攻的时候，武士的习惯是要本人亲自接受挑战的……如果可以在德意志面前和我的敌人谈判，我会因为此种殊荣而倍感骄傲”。这个大卫就是如此骄傲，如此巧妙地以玩笑的口吻将石子狠狠地掷向歌利亚的头。
然而他没有命中目标！俾斯麦马上就发现自己在宗教问题上所做的事是错误的。他用好勇斗狠的皮胡的死亡和擅长处理外交事务的利奥十三世的上台这两件事作为遮掩，暗地里将提案收回，将他倡导争夺的责任尽数推到下属的身上。直到1873年年末，安德拉西写道：“任何时刻，一旦提及教皇，俾斯麦就会横眉怒目，暴跳如雷，自他口中蹦出的语句像是在咒骂。他恶狠狠地说，教皇危及各个国家的安危；他还说，教皇是一个革命党、无政府党，无论哪一个君主，如果他希望保住王位，都务必要反对教皇。”随后他反应过来：罗马是不可能被征服的，因此他就归咎于他的礼部大臣法尔克。当俾斯麦同符腾堡大使米纳特见面商谈时，他用了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说：“国家就如同一位手执利刃的宪兵，蹑手蹑脚地追捕行动敏捷的教士。”他说，在婚姻法颁布时，他正在瓦森。他非常正式地告诉萨克森的大使法里森：
“他们抵制我的计划，同我争斗。我仅仅在和中央党进行政治斗争，我把所有的天主教徒激怒了，但是实际上这并非我的过错。我一开始是反对这样做的……然而甘豪增和法尔克两个人用辞职相威胁，因此我只能让步。如今我非常懊悔，为什么在我签字之前竟然未能读到这几条法律规定，这里面的很多话纯属胡言乱语……我麻烦你回禀你的皇帝，这两年普鲁士所发生的事，不该由我承担责任。”
但是，一年之前俾斯麦曾教唆半数国民抵抗另外半数的国民，他说：“对我们的祖国构成威胁的正是那位宣称不会出错的教皇！任何权力，哪怕是宗教之外的权力，他都肆意夺取，他宣布我们制定的法律无效，抽取我们的税捐。总而言之，在普鲁士，没有一个人比这个外国人更有权力！”然而如今他说了那样的话。
他希望德累斯顿早已经将他过去所说的话忘记了，然而，他错了。不仅欧洲将他的话记得清清楚楚，连罗马都是如此。其他的人也无法忘记他在25年之前说过的话：“我幻想我可以看到本时代的那一船蠢笨的人，在基督教会这块礁石上摔得粉身碎骨！”当老格拉赫告诉俾斯麦说他依旧是虔敬派的时候，他面无表情地解释说，他说的是耶稣教教会，罗马的预言家不能不微笑。皮胡去世之前说他的大对头是一个信仰耶稣教的巨人。他做出了最后的预言：“最终将有一块儿滚到山脚下的巨石，将这个巨人活活碾碎。”
3、挥舞惩戒之杖
为了避开革命，威廉于1848年3月18日从柏林逃走了。1871年3月17日，威廉于23年以后成功地回到柏林成为君主，民众对他的归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革命政府第二天在巴黎宣告成立，所有的德国人都声称同情巴黎的起义人士，俾斯麦为此感到害怕，说：“我又因此彻夜难眠。”倍倍尔是首次帝国议会（这是战役告捷以后的第一次选举）中唯一的社会党，和约签订两个星期以后，他站到台上说：“在巴黎建立革命政府只是革命的开端！‘把资产阶级消灭，解放无产阶级’这个巴黎革命者的口号过不了几年就会成为欧洲所有无产阶级的战斗标语！”（大家都笑了起来）倍倍尔接着说道，对于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他希望他们加入德意志人的自由之战，这样未来才能被解放，到了那个时候，欧洲人民将会得到只有在共和国里才能实现的自决权。于是俾斯麦说：“你们完全没有必要害怕我对最后的演说者的回答。你们都会认同我的观点：在这个议会里回复他的演说实在没有必要！”可是后来他说倍倍尔的演说像一道瞬间照亮了时局的闪电。当国家和社会都处于危境的时候必须保护他们自己。所以要先将这个仇敌消灭掉。
俾斯麦于拉萨尔过世很长时间以后还在和他的继承人往来，从始至终都没有把拉萨尔的国家社会意识忘掉。可是现在他在巴黎革命以后把社会主义丢到了一旁。根据他的计划，他已经不再需要什么政党来对付自由主义了，因此他们的方针是要通过几部新的法律以对财产进行保护。每次进行社会主义演讲的人他都要囚禁。当帝国议会否决了他的议案的时候，他告诫他们说：“社会民主党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出几年，市侩们就会叫喊惩处的法律我们也需要了。”年轻的社会民主党通过下一次的选举取得了12个议会议席，他把惩戒之杖请来做决断，这是上帝用来统治人的一项补救方法。新的思想潮流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评价这些是“乌托邦式的胡诌，持这种观念的人相信烧好的鸽子会飞到他们的嘴巴里”。他又建议“医治这种违犯刑律的疯病要用新鲜阳光和空气”。他要采取激进的手段对付社会党，但是因为帝国议会不敢通过特殊法律来压制民众中的特殊分子，所以失败了。
当前，一颗子弹令僵持的紧张形势得到了缓解。
1878年5月的时候，已经80高龄的老皇帝坐马车到外面巡查时，一个被逐出社会民主党的可怜虫向他开枪射击。此人是个学生，身上的衣着很破烂。这个消息被俾斯麦得知后，他拍着桌子叫起来：“他们被我抓住了！”
“你指的是社会党吗，尊敬的大臣？”
“是自由党，不是社会党！”
他一下子就把计划制订出来了。现在自由党肯定会受到老皇帝遇刺所引起的动乱的影响，为了使一部非常法律通过而要求进行投票表决，那么关于教仪的争战就会被晾在一旁，自由党也就没什么用处了，可以把他们抛开。当天司法部大臣就奉他的命令草拟了新法律，翌日他就将草案送给大臣们看。这部早想实施的法律10天后（完成得很仓促，当中有很多法律错误）就被拿到议会，成了议案。这部法律之所以推出，用的借口是：“我们只有跨过因为宪法形成的很多障碍，才能在和社会民主党的争斗中拥有更多优势。因为宪法太过从理想上保护政党和个人，所以在几部所谓的基本法里存在很多阻碍。”距图谋刺杀皇帝的事情已经过了20天，议会中只有保守党支持这部法律，其他人都反对。本尼格森曾预言，假如这部新的法律被通过，那么未来会有很多阴谋事件发生，这比正大光明要危险得多。各阶级但凡受到过这部法律的攻击的，都会非常怨恨它。向来不违背法律的人会说：“假如这种法律只保护富人而不保护几十万的国民，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我们还要遵守法律呢？”本尼格森往下说道，这部法律肯定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利希特也持一样的观点，说这部非常的法律给原本默默无闻的人们准备了殉道者之名。
3个星期以后，从菩提树下大道的一个窗口又射出一枪，当时老皇帝正在他的马车里走动，此次他受伤严重。过了3个小时，内阁参政台德曼给正在大花园里的俾斯麦送信：“我进去找他的时候，他旁边跟随着高大的丹麦种狗，他们在阳光里缓慢地在青草地上散步。他看我走过来很欢喜，跟我说他在哪里散步，说新鲜的空气对他很有益。”
“我这里有几封紧急电报，很重要。”
“电报真的重要到一定要在这空旷的乡下来处理吗？”
“很不幸，这真的很重要。又有人想谋害皇帝。皇帝被子弹打中了，伤得很重。”
俾斯麦猛然停下来，并且把他的橡木手杖狠狠地顿在地上，深呼吸了一下，说：
“这样的话，那么我们马上把帝国议会解散！”
他匆匆地走出大花园，进到屋子里，台德曼一路给他讲述具体情况。一进屋他就跟随从说，准备回柏林。
今天的俾斯麦特别高兴，谁都没见过他何时比今天还高兴。12年前老皇帝授予他大权，让他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所以他很喜欢老皇帝。虽然老皇帝的固执经常让他不安并且满腹牢骚，但是他不会和别的人那样轻视老皇帝。就如同打理家务很久了的儿子对易怒的老父亲加以容忍一样，他无论如何都会迁就威廉的怪脾性。俾斯麦希望威廉活得长久一点儿，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官一直做下去，他是在为自己考虑。说不定明天他的对头腓特烈太子就会继承皇位，那么他将无法再掌握权力了。这个理由连同私利，让俾斯麦从初始就对威廉的受伤情况尤为关心。
俾斯麦很记仇，还是个打手。晚上他心里恨着别人，白天就谋划，眼睛时常注视着敌人。什么？他首创的帝国议会现在要否决他的计划！这些温德赫斯特、本尼格森、拉斯克还有利希特的势力可以阻挡他去和偷盗财物、破坏秩序的人斗争！最近这帮能说会道的人刚刚从他手上夺走了武器！先不理这一枪是谁开的，它确实拯救了局势。这个连姓名都不清楚的刺杀者来自哪个阶级，他这时并不知道，也不知道皇帝伤得怎样，更不知道这个80岁的老人还可不可以康复。他知道的只是皇帝因为这个刺客所受的伤是他在选举争斗中的无价之宝，让他在战场上取得无可估计的胜利。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可以消灭他身旁所有的敌人，他要将议会解散。
议会果真在九天以后被解散了。只是几星期的时间，俾斯麦解散帝国议会的议案就因为皇帝第二次被刺杀的事情而得到了大部分议员的支持。
当俾斯麦了解到刺杀皇帝的人诺毕林是一个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的疯子，并且这个人在自杀前说他不想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死掉，他要让一个名人来给自己垫背。这些他都不关心。诺毕林的供词和罪行充斥于报纸上。整个德国的报纸每天都在揭露阴谋，宣布柏林进入戒严状态——就好像有敌军就在城外一样。“最好鼓动难以避免的冲突，使用武力压制起义，等人们彻底恐惧时再在帝国议会里通过严厉法律。”在几十年以后，这个不需要法律的宰相又回到了他当初的起点。在外交上，俾斯麦的“铁血政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国内他也想用强制手段让这个政策收到他预想的效果，可是太子反对这种政策。太子在老皇帝无法管理国事的时候替他治理国家，他不想一接触权力就大肆杀人。全部自由党都希望老皇帝死去，想让太子继承皇位。因为制定非常法律表面上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父亲的安全，所以腓特烈也不敢明着说他反对这项法律。太子内心的矛盾变得越来越严重。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人意外的事情——老皇帝的伤有很大的好转。他的那顶头盔挽救了他的性命。那天他一反常态地戴了头盔。原本不想打仗的威廉赢得了三次战争的胜利，现在他却遭遇险境。可是难说，普通人可能明白这样的说法。以前怨恨老皇帝的国内民众现在却很拥护他。他复原以后下了床，用幽默的口吻说他需要的其实就是放一下血，医生给他治病的效果也没有这个诺毕林好。整个德国都沉浸在喜悦中，连俾斯麦也感觉老皇帝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活跃和开心过了。俾斯麦、太子、太子妃、德意志人，甚至整个欧洲起初都认为威廉皇帝会活得很长久。他就好像一个要获得几百年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圆满结局的童话中的国王。无论怎样，这一枪功劳太大了。趁着这个大好的机会，俾斯麦大刀阔斧地去做最危险的事情。
在老皇帝遇刺后不久举行了选举，左派政党的势力大大减弱，因为俾斯麦不断变化着口号标语，而保守党的右派势力则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因此俾斯麦就能在帝国议会强行通过他的非常法律，并且可以借机把法律条文弄得更严酷。他一度又像以前一样常常怒对自由党，温德赫斯特帮助他改变自由战线（温德赫斯特笑着宣布教会政策破产了），轮流利用民族自由党和中央党，以获得大多数的议会席位。俾斯麦的新法令试着实施了两年，之后延期，又实施了四年。制定这个法律的目的在于使官吏们都有压制和惩罚“危害公众安全”的行为的自主权。他们可以驱逐所有宣扬社会党理论的人，可以拘役开酒店的人、卖书的人、印刷的人；报界的各种自由和公开演说的权利社会党都无权享有，只要是州郡长官就有权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实施戒严。
这个法律被讨论的时候，就如同受到夏日闪电的照射一样，一个新世纪的样貌时不时地显露出来。总是与神圣和永恒同盟的俾斯麦，就好像从来没有和拿破仑三世走近过一样。他大声地和社会党说：“你们满怀轻蔑和耻笑对人民做出五花八门的应答时，要他们相信他们一直以来以为神圣的东西都是一个庄严的谎话，例如收入、家庭财产、继承遗产、信仰我们的君主、爱国主义、信仰上帝等——当他们的这些信仰全部被你们夺走时，那些知识匮乏的人很容易就被你们指导去重复浮士德曾说过的话，‘上天给予希望，上天赐予信仰，上天赋予忍耐……’这种人还有什么呢？对仅有的可以让他感觉欢乐的肉欲享受的疯狂追逐不是他们唯一拥有的吗？……如果我们在一个强盗的专制下生活，那么我们的生活也没有意义了。”
倍倍尔答道：“图谋把一个疯子的行径当成一个筹划已久的反动派改变政策的机会，法庭还没有对皇帝遇刺的事情进行审讯结案，他们就已经决定发动政变了……有一个政党反对所有的谋杀，可是它又觉得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都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想要把罪责归到这个政党头上的企图它都加以反对——这些企图都是在自贬……我们只是要保障所有人的利益，使财产的分配比较公平，并不是为了取消财产。”接着他一一揭露了俾斯麦和拉萨尔来往的详细事实，这让整个德国都很震惊。
现在侦探和暴虐横行的时代以及贿赂和仇恨的时代都开始了。拘役、驱逐出境和搜查住所的事情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发生，他曾经对民主自由党做出承诺，说只有“到了极其必要的时代”他才会宣布戒严，把人驱逐出境。可是他却在四个星期以后公然违背自己所说的话，宣布柏林和其附近的地方戒严，并且在柏林驱逐了67个社会党领导者。因为他不满意汉堡自由市的选举，所以他又宣布汉堡戒严。过了不久，又有1500人被监禁，总的囚禁时间加起来超过1000年。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在德意志国内就有200个会团被关闭，250类书籍被禁，六个月以后，禁书已经达到600类，并且有几千个人因为这些没办法继续生活下去。倍倍尔将这些事比成中古时代的事情非常有根据。他说：“这些人和我们有一样的思想，他们的生计被人夺走了，他们受人欺侮，被人诬蔑为没有名誉又不遵守法律的人。当官的人曾想引发动乱……这种充满攻击、谋反和杀人的日子是德国近代史上最为凄惨的一段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