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29日，老伴袁荃猷辞世后，王世襄整日“神形呆若木”，除了深深陷入旧日美好时光的回忆中外，几乎无所适从，好在有爱子王敦煌搬入芳草地新居照顾他的饮食起居，遂使老人发出了“衰年幸有子”之慰叹：
衰年幸有子，尽职勤扶持。
晨兴奉衣履，夜寝掩窗帷。
闹市觅蔬果，长街选甘肥。
挽袖入厨下，烹调皆得宜。
虑我齿零落，鸡豚烂若糜。
多方求药饵，调元更养颐。
濯足与汤沐，间隔各有期。
晴和策杖行，轮椅推相随。
老境得如此，当属世所希。
为慰常悬念，絮絮告君知。
这是《告荃猷》组诗中的第十二首，王世襄之所以有此告慰老伴之语，他在诗题中说得很明白：
去秋君住医院，家中只我一人，敦煌乃入住。君屡言不知是否克尽子职，唯对此最为悬念，今已将一载，此诗可以告慰矣。
病重住院治疗的老伴袁荃猷，之所以牵挂王世襄的生活起居，是因为爱子王敦煌多年不曾与他们同住，对于其入住芳草地新居能否照顾好王世襄表示担心，更由于王世襄自1995年左眼突然失明后已经对往日热衷的美食烹饪失去了兴趣，于是享受王世襄烹调美食数十年而不曾下厨房的老伴袁荃猷，开始从头学习烹饪并为王世襄制作一日三餐。如今她病重住院，担心老伴王世襄的饮食起居，自然属于情理中事。不过，老伴袁荃猷的这种担心似乎有些多余，这从王世襄所作的上面这首诗中可知，还可以由2005年12月出版的王敦煌所著《吃主儿》一书为证。因为仅从王敦煌在书中对当年自家上百种菜肴的制作及味道细述中，便可知他也应该是一位“吃主儿”，如此又何虑他不能为父亲王世襄烹制出合口的美味佳肴呢？
如果说爱子王敦煌为父亲王世襄所做是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的话，那么爱孙王正虽然没能使王世襄享受到含饴弄孙和把卷授读的乐趣，但是王世襄自认为他从爱孙那里所获的欣喜和快乐，远比含饴授读那种传统的人生乐事要多得多。原来，爱孙王正早在1994年9月即他年仅十四岁时就出版了一部长篇武侠小说——《双飞录》，这也就是王世襄在《告荃猷》组诗第十三首中所谓“诗文有人续”的欣慰。对此，我们不妨来看一看王世襄在诗中告慰老伴的幸福记述：
孙儿年十四，撰就双飞录。
武侠有新篇，自言不适俗。
艺高写何难，夸张随所欲。
心理最微妙，贵在细剖琢。
聆听我愕然，看孙须刮目。
再问始陈辞，得益在自学。
回忆同龄时，放鸽登堂屋。
嬉戏违师规，对比深惭恧。
孙慧君岂知，我亦方省觉。
深庆吾门楣，诗文有人续。
家中万卷书，都付孙儿读。
中外与古今，贯通当可卜。
关于王世襄在这首诗中所述，我们从他为爱孙王正的《双飞录》所写序言中可以得到白话注释。比如，王世襄针对爱孙王正在书中对一些文言文和成语运用自如出乎所想，遂联想到自己十三四岁时之所为：
回忆我的童年，十三四岁正是上房摇晃大竹竿轰鸽子飞盘儿，钻玉米地翻豆秧逮蛐蛐的时候。幸亏请了国学耆宿，常年有家教。总算多少学到了一点，能写一般文言文，作一两首绝句和小令。但大好光阴都被我浪费掉了，所得远非我所应得。这有力地说明自己愿不愿学，肯不肯学是能否有长进的关键。起主要作用的还在个人对学习感兴趣，有追求。
如此，也就难怪王世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慨叹“爷不如孙”了。而初次闻听王世襄的这一慨叹，我们首先联想到的却是他内心深处的那种舐犊之情。然而，王世襄面对爱孙王正在《双飞录》中所表露出的过人才华，虽有“如果我亲自教他可能三五年都未必能学会，而他默默埋头看书，竟都能为他所用了”的自慰，但他依然为自己当年忙于编写明式家具等诸多著作而无暇教授爱孙表示了愧疚。
其实，我们完全理解也相信王正能够理解当年王世襄之所以没能亲自教授他而是奋笔疾书忙于著述的缘由，因为他被那个时代耽误得太多太多了，他不能不珍惜拨乱反正后社会所给予他可能极为有限的大好良机，毕竟爱孙王正出生时他已经是七十六岁高龄了，谁也不知道生命还将有多少时间属于他。王世襄之所以不用扬鞭自奋蹄，除了想竭力弥补过去痛失的韶华时光外，还清醒地认识到诸多已经或即将湮灭的中华传统文化亟待发掘和拯救的一种紧迫性，因为许多属于老北京特有的民间游艺之民俗学，恐怕非他亲自而为则无人能够担当这一开掘性重任，何况这些玩好游艺还曾经或依然是他的最爱呢？比如前面章节中已经基本涵盖了的那诸多领域，王世襄不仅从内心里充满了挚爱，还将挚爱之情转化为一部部绝学著述，从而使原本有限的这种挚爱传播得更加远久，乃至成为世界人民之爱（比如明式家具）。
拥有如此广博之爱的王世襄，其核心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之爱。然而，由于时代社会等外在条件和环境之约束，王世襄对中华传统文化之爱并不能坦坦荡荡、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有时候还需要偷偷摸摸、隐掖躲藏着，否则被好事者告密戴上可怕的高帽还是小事，如果再被关押进看守所彻底不能表达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之挚爱那才是事关重大呢。因此，在那种高压得已经严重不正常的社会状态下，王世襄和夫人袁荃猷经过一番痛苦挣扎之后，最终选择并确定了走一条自珍的爱国之路。
王世襄在咸宁“五七”干校手编的小笤帚
当然，文人学者爱国报国自有文人学者的方式，他们虽然不能像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那样以流血牺牲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但是王世襄当年侦查追缴战时损失文物时又何尝不是历经坎坷、费尽心血呢？至于王世襄遭受不白之冤仍孜孜讫讫勤奋著述，其所付出的勇气、毅力、精神、心血和智慧恐怕远非抛洒一腔热血那样简单直接吧，这岂不正应了前文中所说“有时候选择生要比选择死艰难得多”之深意吗？如果说有人认为笔者此说有恭维拔高之嫌的话，那么我们且听王世襄是如何解说他与老伴袁荃猷走自珍之路的，其中是否饱含着他们浓烈的爱国情怀。王世襄说：“只有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后才有可能。而此时正是新作旧稿有可能出版的时候，久旱逢甘雨，岂能失此时机。书一本一本地出，不是这本需要画线图，就是那本有待加注解、誊清、校对，全都离不开荃猷。走自珍的人生道路是两人共同商定的，她完全明白只有奋笔耕耘，多完成几本有益于国家、人民，为传统文化添砖加瓦的著作才能逐渐获得世人的承认和理解，揭去硬扣在我头上的奇耻大辱。”
不过，王世襄也承认，要想走好这条自珍的人生道路并不容易，它需要有超强的毅力和耐力，否则“真吾”并不能为世人所认识。好在王世襄自1973年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后，截至笔者首次访问时，已经争取到了三十五个春秋，并在“废寝忘食，刻苦工作”中出版或再版了四十余种著作，这对于一位饱经风雨、命运坎坷的老人来说实在是一个奇迹。而奇迹的发生，不能不说是源于王世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无比热爱，不能不说是他对国家满怀有一腔真挚的热爱，虽然“爱国”这个词加上“主义”之后在今天某些人的心目中已然蜕变得有些程式化意味，但是笔者坚信爱国主义依然是王世襄品质中的主色调和主旋律，否则他的人生道路可以有多种选择，他完全不必忍辱负重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
关于王世襄人生道路的选择，我们不妨作以下几种有根据或有可能也有他人先例之设想：
一、民国三十八年（1949）5月王世襄在美国等地参观考察博物馆即将结束时，不仅有当时任教于匹兹堡大学的燕京大学同学刘子健举荐其担任该校中国美术史教授助理一事，还有美国弗利尔博物馆馆长文莱希望王世襄出任该馆研究员之邀请。试想，当时中国国内国共两党战争正如火如荼，国运走向到底如何还不得而知，这时候如果王世襄选择留在美国难道不是人情常理之事吗？如果王世襄那时真的留在了美国，至少他不会遭受那长达半个世纪的屈辱和不白之冤。而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中国，并且坚定地留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京，这难道不是王世襄爱国主义最真实的一种表现吗？
二、王世襄在新中国多次政治运动中，既然遭受了刑讯逼供和无端关押之折磨，也见识了弄虚作假和欺瞒隐骗者不仅泰然无事反而大受信用之实例，他为何就不能及时“改过”效仿呢？以王世襄在游艺、收藏和著述中所显露出来的高超智慧，如果他能够放弃自己的做人原则积极效仿的话，也许在仕途上还能攀爬得更高呢。然而，王世襄没有效仿那些已经被识破真相跳梁者的愚蠢短视行为，而是自始至终不改真我本色，从而才创造和保持了今日被世人广泛认可的学术成就及崇高品格。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珍自律的爱国主义精神吗？
三、捐赠七十九件明式家具时，我们可以不揣世俗地设想一下，如果王世襄当年不以市值十分之一转让给庄贵伦先生的话，即便不留存至今日，那也是数千万元人民币的价值，这难道还不足以满足王世襄举家移居海外尽情享受富贵生活吗？之所以这么说，一是王世襄当年捐赠时，已不是新中国成立之初那几年极不正常捐赠文物之高潮期；二是在王世襄捐赠明式家具之前，有多少文物收藏家携带藏品移居海外后，不仅过上了锦衣玉食般的富贵生活，而且在学术研究领域同样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三是当年至如今又有多少不惜铤而走险或丧失人格、国格之国家蠹虫，大肆贪污受贿或直接侵吞国家财富据为己有后潜逃海外，在一些与中国政府不合作国家的庇护下，同样进入到该国富人阶层或上流社会呢？当然，这类披着人皮者实不能与王世襄相比论，但他至少可以不效仿新中国成立之初那些藏家那种无偿捐献之举，而采取第二种生活或人生方式吧？可王世襄呢，对待藏品采取了这种“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做法，难道不也正是他一种具有个性化的爱国之举吗？
其实，相较于以上三种假设，王世襄以诸多传世绝学著述展现其深沉自珍的爱国情怀，才是最具有文人学者爱国之风范的。姑且不说为他赢得巨大国际声誉的明式家具收藏和研究，因为王世襄的收藏和研究不仅使原本无人问津的明式家具成为世界收藏之翘楚，而且在明式家具被世界各家搜集殆尽后，仿制明式家具竟然成为中国家具市场中的一项重要产业，为中国赚取的外汇就多达数十亿美元之巨，单是关于向为中国传统学者文人所不屑的鸽子、蛐蛐、大鹰、獾狗及附着其上的鸽哨、盆罐和葫芦器等等，王世襄不仅没有轻视不为，反而投入极大精力进行了披荆斩棘般的发掘和著述，使其成为介于文物与民俗之间一门门新的学问，为中华传统文化添加了有趣的新内容，这岂是一般空腔高调爱国者所能为也？还有处在湮灭或半湮灭状态之髹漆、竹刻、匠作和范匏火绘等民间工艺，同样是因为有了王世襄的发掘、著述和弘扬宣传，才拯救它们于被长年埋没之绝境，从而进入今日已经昌盛的工艺美术领域，不再有湮灭消失之虞。
至于备受中国传统文人青睐的金石书画之类，王世襄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也非一般收藏家或研究者所能替代，因为他的研究角度常常与众不同，总有一种先入旁门终归正途之韵味，这从王世襄数十年的治学研究中可得佐证。而为了以上所治之学，沉冤半个多世纪的王世襄因为不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竟然节衣缩食常年搜集实物用于研究，当研究成果已经完成而藏品在自己手中不能发挥出更大更广泛作用时，他又采取适当方式将其散出，以便更多的有兴趣者加以观摩、参验和研究，这种胸怀远大、心地高远的治学精神和境界，难道不是一种广博的爱国行为吗？
王世襄对待伴随了自己长达数十年之藏品，之所以能做到“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之境界，不仅在于他胸怀远大、志存高远，更因为他向来鄙夷蝇营狗苟之徒，且对别人视若重器鸿宝之藏品始终拥有一颗朴素平常之心，甚至视之为身外长物，这恐怕不是一般藏家所能做到的吧？对此，王世襄在《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自序中解析得很是明白：
自年前整理去而复还之身外长物，编成此集，不禁又有感焉。其中有曾用以说明传统工艺之制作，有曾用以辨正文物之名称，有曾对坐琴案，随手抚弄以赏其妙音，有曾偶出把玩，借得片刻之清娱。盖皆多年来伴我二人律己自珍者。又因浩劫中目睹辇载而去，当时坦然处之，未尝有动于中。
试想，今日藏家中能有几人领悟到如此之收藏境界？因此，回顾王世襄九十多年的人生历程，笔者坚信他确实是一位极为自律自珍的坚强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