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收藏家，王世襄在《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自序中也有一段话：
人或称我收藏家，必起立正襟而对曰：“实不敢当！实不敢当！”古代名家，故置勿论。近现代允称收藏家者，如朱翼庵先生之于碑帖，朱桂辛先生之于丝绣，张伯驹先生之于书画，周叔弢先生之于古籍，学识之外，更雄于资财。以我之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实不具备收藏家条件。
由此可知，王世襄以为要想成为世人公认的收藏家，不仅要富有广博的学识和雄厚的资财，家庭背景及个人经历也是十分重要的，否则实难称之为收藏家。诚如此，自谦的王世襄不仅堪称是一代收藏大家，还是心地高远、常人莫测的一位收藏奇才。关于王世襄的学识、资财、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以及其对待藏品的观点及态度，我们从前面章节中已经有所知晓，至于一些原本不为世人所重视甚至根本谈不上了解和熟悉的事物，经他发掘、整理、研究和著述宣传之后，竟然成为收藏家乃至广大收藏爱好者追捧的新宠，这就不能不承认其具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之功力了，比如家具。不过，作为一代收藏大家、收藏奇才，人们也许更想了解王世襄收藏的往事逸闻及心得感悟，当然这也是本章文字的主要任务。
在《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中，王世襄将自己的藏品分为十类：古琴、铜炉、雕刻、漆器、竹刻、书画、图书、家具、诸艺和玩具。其中，除了铜炉和图书两项之外，其余均在前面章节中有过专门文字解析或者着墨较多，故在此想先对这两项分别作以介绍。
半个世纪前王世襄就对铜炉情有独钟，或者说他早在五十多年前对铜炉的收藏已堪称独具慧眼了。其实，王世襄所藏铜炉仅有四十余具，且大多为前文中提及的那位引导他斗蛐蛐入门的蓄虫耆宿赵老伯赵李卿所赠，或购买赵李卿转售他人之旧藏，只有少数因为机缘巧合购自于摊肆。但是2003年11月26日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举办题为“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拍卖专场上，总共二十一具铜炉全部落槌成交，且单具铜炉竟然拍出超过底价十多倍的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元人民币之高价，就不能不使人们对于铜炉之收藏陡生一种新认识了。
那么，王世襄所藏铜炉到底有何特色，人们又该如何欣赏铜炉之神韵呢？
王世襄所藏铜炉，统称为“宣德炉”或“宣炉”，恰如明式家具名称一样，“宣德炉”并非只是指明宣德年间所制之铜炉，而是对制造于明清两朝供文人雅士清玩的小型铜炉之统称。不过，虽然传世文献中称宣德年间所制铜炉不惜工料，且数量糜多，但是王世襄却认为无论是北京或台北两家故宫博物院所藏，还是民间私人藏炉名家之手中，没有一件宣德年制铜炉堪当标准器的，相反倒是刻铸有明清两朝其他年款的私家铜炉，在炉形和铜质上都至臻佳妙之器，这不由使人们对相关文献产生了一种疑问。铜炉之美，不似青铜器那样因有铭文，而与某种文字、书体或一段历史旧事相关联，从而具有印证文献和史实的学术研究价值，它的形制和花纹都极为简单凝练，可藏炉家所欣赏者，却正在于铜炉简练之造型、优雅之本色，那种不着纤尘、润如肌肤、精光内含、谧而不嚣的气韵姿态，曾使明清两朝多少文人雅士在摩挲把玩中，享受到了闲适生活之情趣，体味到了优雅人生之妙意，只可惜这种生活境界和情趣已经与今人相去甚远矣。
王世襄藏有一具款识为“爇名香兮读楚辞”的冲天耳三足炉，我们从其所写的一段简短说明词中，可以感受到文人雅士在香气缭绕中阅读楚辞古籍之妙趣：
铜炉款识，或用年号，或用室名，或用姓氏，或用别名，皆常见。而此以炉所予人之情趣为款识，文如闲章，旷逸可喜，实少有。读离骚亦曾以此炉焚香，有助遐想。
这就是铜炉之美。
铜炉之美不仅在于自身形质，更在于人们赋予其某种情感或精神寄托，比如爱炉如命者赵李卿。民国初年，赵李卿卜居芳嘉园，距离王世襄家不过数十步远，后来虽然移居八大人胡同，但是与芳嘉园也仅仅隔着一条小巷，所以幼年王世襄几乎每天都要携鸽来到这位赵老伯家门前放飞，秋天则又捧着蟋蟀盆罐前来请教。赵老伯对王世襄在养鸽子、秋虫等方面多有濡染和指点，其夫人庄岱云女士每次也都不忘拿些果饵抚爱王世襄一番。
酷爱鸽子和秋虫的赵老伯，收藏小古董摆件则是他平生另一大爱好，每每游逛古董摊肆时总要买一些人舍我取的小玩意，其中对铜炉最是情有独钟，经过多年搜集竟达百数十具之多，堪称一代铜炉收藏大家。以赵李卿对铜炉如此之钟爱，自然对铜炉的保养、鉴赏乃至烧制都有独到之心得。对此，王世襄在《漫话铜炉》一文中，曾对这位赵老伯烧制铜炉有一段文字记述，读来让人对其钟爱铜炉之情有一种别样的感受：
烧炉者有一共同心愿，亟望能快速烧成，十年八载实在太慢了。不过藏家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怕把炉烧坏。敢用烈火猛攻的只有一位，我父亲的老友赵李卿先生。……炉一到手，便浸入杏干水煮一昼夜，取出时污垢尽去，锃光瓦亮。随后硬是把烧红的炭或煤块夹入炉中，或把炉放在炉子顶面上烤。他指给我看：哪一件一夜便大功告成；哪一件烧了几天才见效；哪一件烧后失败，放入杏干水中几次再煮再烧，始渐入佳境。也有怎样烧也烧不出来，每况愈下，终归淘汰。不过鉴别力正在逐年提高，得而又弃的已越来越少了。
受这位赵老伯的耳濡目染，王世襄不仅对铜炉产生了兴趣，而且也开始效仿烧制铜炉。民国三十六年（1947）冬季的一天，王世襄在海王村古董店货架上发现了一具蚰耳圈足铜炉，虽然铜炉满身污泥，但是底部那“琴友”两字的款识则让他欣喜不已，因为夫人袁荃猷当时正跟随国手管平湖先生学习古琴，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就买了回来。
回到家后，王世襄效仿赵老伯烧炉之法，将铜炉放入杏干水中整整煮了一夜，待第二天取出时发现铜炉不仅污泥尽除、润泽无瑕，还呈现出了一种诱人的棠梨色。受平生以速成法烧制第一炉成功之鼓励，王世襄开始有意收藏并更多地尝试烧制铜炉，但是烧制的结果似乎并不理想，因为往往是“十不得一二”。不过，王世襄做事一贯执着和钻研，竟然在十多年后从北京图书馆简编图籍中，发现了清吴融撰写的一部《烧炉新语》。面对这部烧炉奇书，欣喜若狂的王世襄遂亲手抄录了总共三十二篇的《烧炉新语》，并恨不得立即将手抄稿送给赵李卿先生细看，可惜这位爱炉如痴的赵老伯早已神归道山了。
虽然赵老伯与其夫人庄岱云女士都已神归道山，但是每每想起他们，王世襄都始终怀有一份深深的感动和敬仰之情，这不单是因为两位老人对王世襄也始终怀有一份深情，更由于当年在日寇严刑拷打折磨下双双表现出的坚贞不屈精神之使然。然而，让人徒生万千感慨的是，这样一对坚贞的爱国老人，后来竟然沦落到出售心爱铜炉以换取柴米才能生存下去的地步。原来，怀有坚贞爱国之心的赵李卿夫妇，其一子二女当年也都是共产党员，不幸的是其子及次女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而北京沦陷期间赵李卿先生又因不愿出任日伪政府官职，而沦落到生活朝不保夕的凄凉境地。后来，赵李卿先生为了换取柴米以生存，经陈剑秋介绍不得不将百十具铜炉出让给了伪卫生局局长庞敦敏，两相交接之后，陈剑秋又以自己所藏将其中一些精品交换而去。对于不得已出让铜炉一事，赵李卿先生每每与人谈起时，那种眷念不舍之情总是溢于言表，实在让人不忍目睹。
时间转眼到了1950年初的一天，自美国参观考察博物馆归来不久的王世襄前往探视赵老伯夫妇，赵李卿先生竟然在所剩铜炉中挑选出十具赠送于他，并再三叮咛说：“各炉乃多年性情所寄，皆铭心之物，幸善护持勿失。”面对赵老伯如此之深情，王世襄除了以旅美期间节余经费作为酬谢外，只能倍加爱惜珍视这些赵老伯性情所寄之铜炉了。王世襄向来珍重情谊之性情，他的心里始终想着应该将赵老伯出让的那些铜炉再收购回来，以免这些寄托赵老伯一生性情之物散落四方。
经过多方努力，王世襄先后几次从庞敦敏处购回了赵老伯当年旧藏之多具铜炉，特别是1951年2月28日仅此一次就从庞家买回了十多具。而当王世襄挑选出两三具精品欣喜地送与赵老伯夫妇摩挲欣赏时，当时正在病中的两位老人竟激动万分，不顾剧烈咳嗽的羸弱病体，颤抖着双手持握旧日心爱之物，把玩良久也不忍放下。这时，倚靠在床头的赵老伯告诉王世襄说：“最佳之炉，不在庞家而在陈处。如顺治比丘造者，可谓绝无仅有，视明炉尤为可贵。倘能得之，当为尔庆，勿忘持来再把玩也。”
闻听此言，王世襄默然无语，他明白赵老伯怀念那些散失铜炉之深情，暗想一定要购回那具“顺治比丘造者”，以慰藉老人爱炉之心。而就在王世襄起身准备告辞时，赵伯母庄岱云女士忽然拿起案头一具“玉堂清玩”款戟耳炉，递给他说：“你拿去摆在一起吧。”面对此情此景，王世襄“倍感凄恻，竟嗒然久之，不知言谢”。
再后来，王世襄经过一番探询后，终于从其女婿的一位仆人口中得知，陈剑秋已经离世，他当年所藏的那些铜炉，大多由其第四子的妻子所拥藏，且已有多具出售给了美国人，这不由让王世襄心怀忐忑，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时不我待，王世襄急忙找到位于汪芝麻胡同的陈家，当他亲眼获见那具“顺治比丘造者”还在陈家时，心里才稍稍有些安定下来，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他终于买回了这具铜炉，而始终惦记着这具铜炉的赵老伯这时却已经神归道山了。
赵老伯所谓的“顺治比丘造者”，是一具铸有“大清顺治辛丑邺中比丘超格虔造供佛”十六字款识的冲天耳三足铜炉，王世襄认为将之供在案头后，果然“寒斋生色”。也正是这具铜炉，在2003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为王世襄夫妇举办的那场拍卖会上，与款识为“崇祯壬午冬月青来监造”的冲天耳金片三足炉，一并创造了那次铜炉拍卖的最高价。
说到这具明崇祯款冲天耳金片三足炉，它确实与王世襄所藏其他款识之宣德炉有所迥异，因为宣德炉讲究的是浑身光素，以不着任何纹饰的铜质本身之光泽质感，给人以一种天然去雕饰的感受，而这具明崇祯款铜炉却遍体洒满金片，似乎有一种斑驳之感，若用手指抚摸则完全能够感觉其厚度，但是并没有明显地突出于铜炉本体。至于获此铜炉之经过，王世襄坦言道：“赵汝珍先生寄居积水潭东侧余家祠，傍湖筑鸽舍，招予观赏所畜品种，谈笑甚欢。濒行，以此炉相赠。次日以短嘴斑点拃灰（中国传统观赏鸽品名）一双为报，时为1951年3月31日。”
与鸽友赵汝珍及赵李卿赵老伯等赠炉有所不同的是，王世襄从古董摊肆上也曾淘买有多具精品铜炉，比如名列《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所收铜炉类第一位的那具“四龙海水纹三足炉”，就是王世襄于1953年10月购自真赏斋。关于这具铜炉，王世襄认为其造型与明炉截然不同，范铸也没有明炉那样精致细腻，且炉身所铸龙形古朴而苍劲，应该是明朝以前宋元时期之物。果然，在2003年那次拍卖会上这具铜炉被定为元代之物，并拍出了三十六万一千元人民币的价格，想来是对这一断代表示认同。那么，这具铜炉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呢？对此，王世襄写道：
炉身如盆。口下一周平列旋纹，回卷处有珠，以像波涛。海水为地，突起四龙，前瞻与回顾者相间。底匝垂三瓣纹饰，以环束之，似幔帐璎珞。三棱戈足，焊底上。口与足端无锈处，露红铜质色。
在王世襄所藏铜炉中，有多具铸刻“玉堂清玩”款识，但其品格高下却大有差异，这不由让他认定其中必有仿制伪造者。王世襄所藏“玉堂清玩”款铜炉大都来自赵老伯夫妇所赠送，而以赵老伯对铜炉痴爱之深、把玩研究之透，赝品伪劣者断不可能留藏，所以王世襄接受所赠者也都是其中的珍品乃至精品。比如前面提及赵伯母庄岱云女士所赠的那具“玉堂清玩”款戟耳炉，王世襄就曾这样记述道：
色近棠梨，莹澈闪金光，而大半为黑漆古遮掩，淡处如雾翳，浓处如墨泼。静中晤对，忽欲浮动，恍若陈所翁画卷，弥漫中将有神龙出没。
面对这样一具让人在静穆中又不免遐思翩跹之铜炉，难怪笃信佛教的庄岱云女士将其常置案头喂以香饼呢。故此，王世襄将其列为赵老伯所藏二三十具戟耳炉中之第一名，也就是情理中事了。
以王世襄对铜炉的鉴别力，想来其所藏不是精品也应当是珍品，但是他并不隐讳其中也有赝品之说，即同样收入《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中的那具“奕世流芳”款冲天耳三足炉。至于王世襄为何没将此赝品铜炉毁之而后快，我们不妨阅读其为此炉所写的一段说明词，从中不难明了王世襄收藏文物并“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之良苦用心：
炉内底有“工部臣吴邦佐监造”，“乾字第贰号”长方印记。（20世纪）50年代中期于琉璃厂东门估者家见之，以为造型厚重，似与曾见宣德款炉及有吴邦佐戳记者有别而购之。后出示傅大卣先生，谓系后仿，语气肯定，且似言有未尽，而先生固久居厂肆，深知估人底蕴者。此后端详此炉，觉其两耳臃肿，款识亦可疑，铜色偏黄，似曾染色，傅老所言当不误。惟念宣炉有疑问者甚多，倘有赝品供研究亦佳，故未弃之。
如此看来，窃以为仍以王世襄对铜炉挚爱之情、研究之深，完全应该有类似于竹刻、鸽哨等绝学专著问世，何以仅有手抄古人《烧炉新语》旧籍及《漫话铜炉》一则短文，以及《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中那区区三十则说明词呢？不过，若将以上所列关于铜炉之类辑为一册，想来恐怕也不失为一部趣味盎然之绝学著述吧？
关于王世襄的图书收藏，虽然远不及有专楼藏书之大家那样精品丰富，但是还是有值得圈点之处的，否则以王世襄之严苛实不可能将此作为一类单列在《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中，何况其本身著作（比如1958 年油印本《髹饰录解说》作为古籍善本出现在拍卖行并以千元成交）如今已成为藏书者之所重呢？而且，王世襄藏书之富、之博，则又非一般学人藏家所能比，因为他治学范围之广博至少在文博界是鲜有出其右者的。
不过，从王世襄收入《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中的图书种类来看，可以说他对绘画之深情绝非其所治其他学问能相比。比如，所收十四种图书中除了前面提及的油印本《髹饰录解说》和清宗室宝瑞臣手书押诗条四册，以及清写本奉先殿宝座供案陈设则例不分卷之外，其余十一种均为书画著录之类，其中还不乏世所罕见之稀有图书。至于全国各大图书馆及图书摊肆也绝无仅有者，以及钤有著者名章或名家曾藏之印章的刻抄本，那更是藏书家梦寐难求之秘籍了。
王世襄藏书的目的与一般藏书家有所不同，他始终抱有“不在据有事物”之心怀，而是以期对治学有所帮助，且不仅只为对自己治学有助，更在于使其广为刊布流传，嘉惠学林更多的同道仁人。比如，1960年前后王世襄自隆福寺书友萧文豹手中购得不分卷清写本奉先殿宝座供案陈设则例一帙，因为它对于研究紫禁城奉先殿内陈设原状有着极为重要的参照作用，而且查阅北京各藏书机构书目均未发现有此则例或传抄本，故此王世襄便建议河南大象出版社将其编印入《清代匠作则例》公开出版发行。
我们前面曾提及的王世襄手摹高松竹谱捐赠国家图书馆一事，是因为他发现国家图书馆中已经藏有明刊本《高松菊谱》和《高松翎毛谱》两册，而《高松竹谱》则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遂将其手摹本捐献给国家图书馆，以成全其三谱咸备之快事。由此可见，王世襄对于藏品的态度恰如捐赠明式家具一样，除了有助治学之外，还希望它们能获得一个永久妥善保护之地，这种收藏境界，恐非今日收藏界那些蝇营狗苟之徒所能揣度吧。
在王世襄自列的十类藏品中，堪称重中之重的当属古琴和家具，虽然前面章节中已经多有涉猎，但是单就藏品本身而言似乎还需细述一二。
关于古琴，与其说它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古老乐器，不如说它是文人雅士追求儒雅风范的一种标志，或者说它是士人骚客闲情逸致的一种精神象征，当然也可以说它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淡雅平和、蕴含风流的最佳载体。特别是当古琴这种乐器由技能演奏逐渐演变为文化情趣流淌的时候，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乐器，而是中国典型文人精神和雅士情怀的寄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收藏古琴就是收藏风流雅趣，收藏古韵清风，收藏儒雅文化，收藏空灵情怀，收藏一种古朴苍茫的天籁妙音。
至于古琴收藏之实体，虽然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已经产生，随后传说中还有齐桓公的“号钟”、楚庄公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和蔡邕的“焦尾琴”四大名琴，并且在春秋擂鼓墩墓与西汉马王堆汉墓中已有实物出土，但是最受藏家追捧的则是传世之唐琴。而在传世唐琴中，首推者当属雷公所斫之“春雷”，即“唐琴第一推雷公，蜀中九雷独称雄”之谓也。
确实，在“蜀中九雷”中尤以雷威斫琴的成就最大，其一生所斫之琴又以“春雷”古琴声名最盛。比如古琴大家汪孟舒先生旧藏之“春雷”古琴，据《云烟过眼录》中记载说曾被宋徽宗赵佶列为宣和内府所设“百琴堂”中之第一神品。遗憾的是，以愚拙之见还不能辨识出那幅著名《听琴图》中所绘是否就是“春雷”古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春雷”古琴传世过程之梳理，由此也可窥见“春雷”古琴备受先贤所重之根源。据有关史料记载，以书画名世的宋徽宗被金人掠囚北方时，宣和内府所藏奇珍异宝也被装载两千车之多运到了北京，“春雷”古琴就此成为金帝皇宫承华殿内的第一琴。此后，限于手边资料暂不得知金章宗是否也是一位古琴家，反正他驾崩时，“春雷”古琴便成为其陪葬之物。
十八年后，被埋藏地下的“春雷”古琴又惊现人世，被元朝统治者当作珍宝藏于大都（今北京）皇宫之内。再后来，“春雷”古琴由元朝统治者赏赐给了政绩卓著的开国丞相、大古琴家耶律楚材，而耶律楚材则将“春雷”古琴赠送其恩师万松老人，后“春雷”古琴复归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再后来则转归赵德润所有。元朝灭亡朱明王朝建立后，“春雷”古琴为大明皇宫所收藏，而待到朱明又为满清所替代时，“春雷”古琴不知何故流传到了裕亲王府，后又流出府外为清末古琴名家佛诗梦所得，随后佛诗梦再将“春雷”古琴传其入室弟子汪孟舒先生，据说至今“春雷”古琴仍为汪氏家传之鸿宝。
虽然今人多不知更难见“春雷”古琴之神韵，但是通过九疑山人杨时百先生在《藏琴录》中所记述之唐琴还是不难获见一二的，比如王世襄曾藏之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对此，我们先阅读杨时百先生《藏琴录》中“龙门寒玉”一则内容：
虞君得鹤鸣九皋与李君伯仁所藏独幽及飞泉，锡君宝臣藏大圣遗音，武英殿陈列所长安元年制者五琴，池下皆有印方二寸“玉振”二字，丝毫不爽。西园主人因大圣遗音“玉振”印上有方印“困学”二字，定为鲜于伯机印，或“玉振”亦鲜于氏印也。独幽旧藏衡阳王船山先生家，为人所得，李君又从其人得之。独幽池内刻“太和丁未”，大圣遗音刻“至德丙申”，飞泉外刻“贞观二年”，皆鸿宝也。
在这里，有两点需要向读者交代：一是文中所说的“虞君”和“西园主人”所指何人；二是“西园主人”就大圣遗音“玉振”印上有方印“困学”二字，便将其定为元代大文学家鲜于伯机曾藏此琴之说。关于“虞君”，查阅典籍可知应该是指唐初大书法家虞世南，这一点恐无疑问。至于“西园主人”，读者也许还记得前文中王世襄曾多次提及的那位“西园贝子”，即又称“红豆馆主”的清宗室书画家溥侗先生。对于溥侗先生因大圣遗音琴上有“玉振”和“困学”两印而认定曾为鲜于伯机所藏之说，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琴鉴定家郑珉中先生则提出了异议：
在九疑山人书中提出西园主人对玉振印的看法，认为是元代鲜于伯机之印，其实不然。传世唐代古琴于龙池下刻有三种大印已如前述，仅刻“玉振”二字大印的琴就有五张，其中盛唐、中唐各一，晚唐三张，这五张的印文虽同，而边栏的粗细，印之大小却有所不同。盛唐琴为细边大印，中唐者略小，作宽边，晚唐皆作较小的宽边印。只是中唐的琴刻有一方“困学”小印于其上，其余并无“困学”之印，可见“玉振”为鲜于氏印之说是不确切的。
在发表于2002年第二期《故宫博物院院刊》的题为“台北故宫藏古琴考辨”一文中，郑珉中先生若仅从印学角度而论断“西园主人”之说，似乎也有不太确切之嫌。好在其列举了唐朝不同时期都刻有“玉振”之印的五张古琴加以比较说明，只是我们无缘获见这五张古琴的原貌真颜，特别是其上所刻之年款，若能辨识出年款之先后真伪，恐怕郑珉中先生之论还需再论。不是后生妄自揣测，而是古琴所刻年款多有不符所斫之年代者，比如郑珉中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所举山东琴家詹澂秋先生旧藏师旷式“太古遗音”古琴之例。
以郑珉中先生对古琴研究之精深，似乎不应该出现该文中所称仅刻“玉振”二字大印的唐琴有五张之说的舛误，因为他在文中所附刻有“玉振”二字大印的五幅古琴图片中，除了有三张古琴与其同样引录杨时百先生在《藏琴录》中所载相同外，至少还有汪孟舒先生旧藏的“春雷”和“枯木龙吟”两张古琴。即便以郑珉中先生在该文中考辨认为杨时百先生在《藏琴录》中所载之“武英殿陈列所长安元年制者”即为“万壑松涛”古琴属于唐琴还是一桩悬案，刻有“玉振”二字大印的唐琴也不是郑珉中先生所说的五张，而至少应该是六张才对。同样让人对郑珉中先生所论表示遗憾的是，“西园主人”溥侗先生是“因大圣遗音‘玉振’印上有方印‘困学’二字”，才将此琴首先定为鲜于伯机所藏，至于“玉振”二字之印是否就是鲜于伯机之印，他只是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而已，否则怎有“或‘玉振’亦鲜于氏印也”之说呢？后生妄言，难免浅陋，之所以大胆提出，只为求教于方家。当然，随后郑珉中先生就“玉振”之印到底应该是谁之印的问题，还是比较慎重地采纳了汪孟舒先生之论：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宋徽宗宣和百琴堂的藏印，这是古琴家汪孟舒先生在《春雷琴记》中提出的。汪氏所藏之春雷为盛唐雷氏作，据《烟云过眼录》载曾为百琴堂之冠，因有此说，事属推论当有待于证实。
虽然刻有“玉振”二字之印的“大圣遗音”古琴有诸多迷雾，但是同样不妨碍我们通过王世襄的文字解说，来对它有一个比较细致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收藏此琴之经过。王世襄在《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中说，杨时百先生在《藏琴录》中认定“皆鸿宝也”的那五张唐琴，管平湖先生不仅都曾见过，而且还有弹抚多年者，特别是对于“大圣遗音”伏羲式古琴更是推崇备至，认为是九德兼备远非后刻贞观款识之“飞泉”等琴所能比。那么，“大圣遗音”伏羲式古琴到底有何绝妙之处呢？王世襄解说道：
“大圣遗音”栗壳色，七徽以下弦路露黑色，遍体蛇腹断，中间细断纹，额有冰纹断。圆池，池上刻草书“大圣遗音”四字。池内纳音左右上下四隅分刻隶书“至德丙申”四字年款。是为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即安禄山叛乱，唐明皇入蜀，李亨即位改元之时，亦即李白附永王李璘事败，将流放夜郎之时。池两侧刻隶书“峄阳之桐，空桑之材，凤鸣秋月，鹤舞瑶台”十六字。池下有“困学”“玉振”两方印。以上除年款外皆刀刻髹金。青玉轸足，细镂绦结及旋瓣花纹，当为明琢。沼扁圆形。1947年襄在故宫养心殿南库门后拣出神农氏唐琴，不仅草书琴名与此全同，漆色、断纹、池沼、年款亦绝似。池侧四言诗词句虽异，字体位置又复相同。两琴当斫于同时，出于同手，珉中兄定为中唐初期宫中所造，可谓标准器。盖内府乐器，每制不止一件也。
正如王世襄所说，现存世“大圣遗音”唐琴不仅有其曾藏之伏羲式一张，还有当年他在故宫养心殿南库门后废弃杂物堆中挑拣出来的神农式一张。如今，“大圣遗音”神农氏古琴依然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而王世襄“鬻书典钗”所得之“大圣遗音”伏羲式古琴已在2003年那场拍卖会上以中国古琴全球拍卖当时的最高价易主他人了。据见证当时拍卖盛况之业内人士介绍说，当这张古琴以两百五十万元人民币底价起拍时，有一位买家根本没有按照竞价阶梯规则递进举牌，而是随即叫价高达六百万元人民币，随后经过十五个回合的激烈竞拍，最终被三十号买家以八百九十一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收入囊中，真可谓是稀世唐琴再创竞拍新高。至于王世襄当初“鬻书典钗，易此枯桐”的往事，王世襄曾有细说：
所谓“鬻书典钗，易此枯桐”，乃以饰物三件及日本版《唐宋元明名画大观》换得黄金五两，益以翠戒指三枚。其一最佳，乃先慈所遗，实不知其值几许。当时以为唐琴无价，奉报又安能计值，但求尽力而已。而宝臣先生文孙章君泽川亦慨然同意，盖因荃猷从汪孟舒先生学琴，而孟舒先生乃其祖父多年琴友，故亦未尝计我之报是否相当也。
其实，王世襄虽然早已得知锡宝臣先生所藏之“大圣遗音”伏羲式古琴，遗留给了当年在西单商场摆设书肆的其孙章泽川先生，但是当年他并不敢妄想日后能够获此鸿宝，而是先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春季亦在汪孟舒先生的引荐下，从章泽川先生手中求得了一张明“金声”蕉叶式古琴之后，才逐渐萌生求取“大圣遗音”伏羲式古琴之意。不过，这一念头在王世襄心中一直埋藏了两年之久，才斗胆再次由汪孟舒先生牵线说合而终偿夙愿。
在收藏家心中，心仪之藏品是否能够归己所有，常常讲究一个“缘”字，即便与自己擦肩而过后又多经辗转之藏品，如果有缘的话早晚还是会为自己所得，一时不得那是因为缘分未到，终未所得则是自己与这件藏品无缘，这样想来藏家亦就心中无憾了。比如，王世襄与宋“梅梢月”宣和式古琴，就是藏家与藏品之间拥有一种缘分之故，才最终为其所藏。对此，王世襄同样记述得很清楚：
“梅梢月”乃黄勉之先生遗琴，后为溥西园贝子侗所得，辗转归张荫农先生。先生得黄门之传，以一曲七十二滚沸流水享誉京师。哲嗣万里兄工写意花卉，笔法近陈白阳，亦喜藏画。数次往访，见琴悬画室，无弦久矣，曾萌求让之念而未敢启齿。一日告我宝古斋有谢时臣山水长卷，精极，惜居奇而议值难谐。予径往购之，当时实未知是否许以卷相易也。万里兄旋谂吾意，竟携琴枉驾相赠。不惜琼瑶，易我木桃。高谊隆情，永矢不忘。
我们从中亦不难看出王世襄同样深解人意之深情，试想与这样的朋友相交往怎能不如畅饮琼浆之爽意呢？也正因如此，王世襄在收藏古琴过程中多有藏家不惜割爱转让之事发生，这岂不是王世襄与古琴有着前世今生之缘吗？在王世襄所藏古琴中，不仅有唐“大圣遗音”伏羲式之重器鸿宝，亦不乏宋、元、明三朝所斫之古琴圭臬，比如“梅梢月”宣和式、朱晦翁旧藏仲尼式、“高山流水”仲尼式和联珠式这四张宋琴，以及当年随同王世襄游历欧美之元朝斫琴名家朱致远所斫的“金声玉振”仲尼式，至于刚才提及由章泽川先生见让的“金声”蕉叶式和郑珉中先生命名为凤嗉式及旷代女诗人顾太清所遗之“清梵”仲尼式这三张明琴，多在2003年那场拍卖会上露面，从而刮起了一场古琴收藏之旋风。
向为文人雅士所重、今被藏家追捧之古琴，除了以上散述诸多缘故之外，还与琴身所刻琴铭及历代文人雅士以高妙艺术素养润泽有关。而传世名琴必然刻有文辞美妙深含寓意之琴铭，可以说无一琴无铭者，比如“大圣遗音”“九霄环佩”“枯木龙吟”“混沌材”“玉壶冰”“海月清晖”“鸣凤”“飞龙”“南风”“松风清节”“鹤唳清宵”“洒尘”“清梵”“潇湘夜雨”“铁鹤舞”“石泉”“片秋”“凤凰来鸣”“惊涛”“纪侯钟”“巨壑秋”“飞瀑连珠”“悬崖飞瀑”“天风环珮”“遏云”及“中和”等等，真可谓是举不胜举、怡人心怀。至于历代文人雅士对古琴进行文化艺术情怀之润泽，仅从镌刻其上的那一方方名章或闲章上便可窥见一斑了。比如“九霄环佩”琴上钤有“东坡苏轼珍赏”之小印，由琴腹左刻一行“松雪道人识”之小印而获知此乃大画家赵孟頫款识之“龙吟虎啸”琴，至于王世襄在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上请金禹民先生镌刻那十二字的八分书题记，更是古琴流传有序、弥足珍贵的一种鉴证。
当然，一张古琴是否值得藏家重金收藏还有诸多因素，比如古琴的形制、材质和附件是否考究，以及琴声是否具备琴家一致认可的那九德等等，都是古琴藏家决定是否收藏之依凭。对此，我们仅从王世襄所藏的那十数张古琴上便可得知。王世襄不仅深谙此道，而且还是古琴弹奏者的绝妙知音，否则不会有他携琴畅游欧美之风神潇洒，也不会有怀揣鸣虫与古琴国手管平湖先生抚琴合奏之天然妙趣。
因为古琴，我们完全理解王世襄在家具收藏类中将一张黄花梨琴案置于第一的内心用意，虽然人们向来对其所藏明宋牧仲紫檀大画案和明黄花梨月洞门架子床等这类举世无双的“重器剧迹”侧目注重，但是这并不妨碍王世襄自己对家具收藏中这张琴案的偏爱。王世襄之所以将这张黄花梨琴案置于家具收藏之首，其中情缘多多，故不揣偷懒之嫌，全文录下，以飨读者：
1945年自渝返京，此为最早购得之黄花梨家具。入藏目的，并非作为明式平头案实例，而仅供弹琴之用。时荃猷从管平湖先生学琴，先生曾言，琴几之制，当以可供两人对弹之桌案为佳。两端大边内面板各开长方孔，藉容琴首及下垂之轸穗。其优点在琴首不在琴几之外，可防止触琴落地。师生对坐，两琴并置，传授者左右手指法，弟子历历在目，边学边弹，易见成效，一曲脱谱，即可合弹。惟琴几必须低于一般桌案，长宽尺寸以160厘米×60厘米为宜。开孔内须用窄木条镶框，光润不伤琴首。予正拟延匠制造一具，适杨啸谷先生一家返蜀，运输不便，家具就地处理。予见其桌适宜改作琴几，遂请见让，在管先生指导下，如法改制。平头案从此与古琴结不解之缘。
平湖先生在受聘音乐研究所之前，常惠临舍间，与荃猷同时学琴者有郑珉中先生。师生对弹，均用此案。1947年10月，在京琴人来芳嘉园，不曰琴会，而曰小集。据签名簿有管平湖、杨葆元、汪孟舒、溥雪斋、关仲航、张伯驹、潘素、张厚璜、沈幼、郑珉中、王迪、白祥华等二十余人，可谓长幼咸集。或就案操缦，或傍案倾听，不觉移晷。嗣后南北琴家吴景略、查阜西、詹澄秋、凌其阵、杨新伦、吴文光诸先生，均曾来访，并用此案弹奏。传世名琴曾陈案上者，仅唐斫即有汪孟舒先生之“春雷”“枯木龙吟”，程子荣先生之“飞泉”，拙藏“大圣遗音”及历下詹氏所藏等不下五六床，宋元名琴更多不胜数。案若有知，亦当有奇遇之感。
多年来，予每以改制明式家具难辞毁坏文物之咎。而荃猷则以为此案至今仍是俪松居长物，端赖改制。否则定已编入《明式家具珍赏》而随所藏之七十九件入陈上海博物馆矣。且睹物思人，每见此案而缅怀琴学大师管平湖先生。一自改制，不啻为经先生倡议、有益护琴教学之专用琴几保存一标准器，可供来者仿制。是实已赋予此案特殊之意义及价值，其重要性又岂是一般明式家具所能及。吾韪其言，故今置此案于家具类之首。
诚如王世襄所说，这张黄花梨琴案如果有灵性的话，一定会因结识了诸多琴人及名琴而产生奇遇之感，而促成这诸多奇遇的又完全是因为王世襄对原器的改制，这就不能不说是王世襄赋予原器的一种幸运或幸福了。
与将原器改制成黄花梨琴案有所不同的是，王世襄还曾自制过一张花梨独面板大画案，这成为其铭心的一件快意美事。成就这件快意美事，似乎也要讲究一个“缘”字。1995年夏天，王世襄不顾年逾八旬之高龄偕同夫人袁荃猷女士前往浙江慈溪参观访问旧家具市场，当来到一家名叫瑞永工艺公司存放木材院内时，他发现院中竟然存有大量花梨木料，其中一株即便放卧在地竟也高达人肩，这不由使他对这样的巨材表现出了浓厚兴趣。见此情景，该公司经理郭永尧先生告知，这株巨型花梨木料来自邻邦泰国，而今该国因为禁止木材出口，像这样的巨型花梨木料已经是极为难得的了。
闻听此言，自从将所藏明式家具特别是明宋牧仲紫檀大画案那件重器鸿宝也一并捐藏给上海博物馆后的王世襄，始终想重新拥有一张供自己使用的大画案，今日得见如此巨型花梨木料，不能不引起他深藏心中的这一愿望。而当王世襄提起这一愿望，并希望日后锯剖该巨型木料，能够为其留下一块厚板以供制造大画案之用时，郭永尧先生当即允诺。果然，1996年秋郭永尧先生电告王世襄即将开料，王世襄便亲自绘制大画案图纸并标明具体尺寸寄给了郭永尧先生，不日郭永尧先生按照王世襄所绘图纸如约将大画案面板及腿足用料一并用集装箱运到了北京。随后，王世襄与清式家具研究收藏者田家青先生共同商讨了大画案的形式结构，并请其随同制造工匠进行监造。一个多月后，当制造成功的大画案摆在王世襄面前时，他不由欣喜万分，遂作案铭刻制其上：
大木为案，损益明斵。
椎凿运斤，乃陈吾屋。
庞然浑然，鲸背象足。
世好妍华，我耽拙朴。
郭君永尧，赠我巨材。
与家青商略兼旬，始作斯器。绳墨操斧者陈萃禄，剞劂铭文者傅君稼生也。
丁丑中秋，王世襄书于城东芳草地西巷
那么，这张花梨木独面板大画案有何与众不同的特点呢？对此，王世襄自有总结：
一、大案全法明式。但在明式之特点上更加重、更突出其特点。故可谓比明式更为明式。
二、材为花梨，但案面纹理流动多姿，且有狸首、鬼面等黄花梨所有而花梨所无者。不知是否由于树老围粗，质材扭曲，乃生变异；抑为花梨之别种，故纹理殊观？
三、传世大画案，未见有如此之长者。面板独材，未见有如此之厚者，腿足如此之壮者。
四、面板重六七百斤，故足端不须留榫，板上凿卯，上下扣接。只须平置四足之上，自然安稳。正因如此，面板可正背两面轮换使用。
五、牙子用方材，已不得称之为“牙条”，而当名之曰“枋子”。侧端不加横材，任其空敞不“交圈”。桌案如此结构，常于宋画中见之，故可称之为“宋式”。此予损明式而从宋式也。
有此五点，谁能说这张花梨独面板大画案不是家具收藏中之重器呢？特别是王世襄所作案铭，以其一贯之谦恭，断然不认为此铭堪与嘉兴张廷济先生购藏项墨林棐几并在其上所刻之铭相比，即便与西园主人溥侗先生在明宋牧仲紫檀大画案上所作之铭相比，他也会连说“岂敢，岂敢”之语。如此，我们不妨将这两则案铭一并摘录如下，恭请读者自比：
棐几精良，墨林家藏。
两缘遗印，为圜为方。
何年流转，萧氏逻塘。
火烙扶寸，牙缺右旁。
断齑切葱，瘢痕数行。
乾隆乙卯，载来新篁。
葛澂作缘，归余书堂。
拂之拭之，作作生芒。
屑丹和漆，补治中央。
如珊网铁，异采成章。
回思天籁，劫灰浩茫。
何木之寿，岿然灵光。
定有神物，呵禁不祥。
宜据斯案，克绰永康。
爰铭其足，廷济氏张。
书以付契，其兄燕昌。
——张廷济先生所作项墨林棐几铭文
昔张叔未有项墨林棐几，周公瑕紫檀坐具，制铭赋诗契其上，备载《清仪阁集》中。此画案得之商丘宋氏，盖西陂旧物也。曩哲遗留，精雅完好，与墨林棐几，公瑕坐具，并堪珍重。摩挲拂拭，私幸于吾有夙缘。因题数语，以志敬仰。丁未秋日西园嬾侗识。
——溥侗先生所作明宋牧仲紫檀大画案铭文
与以上三则家具铭文行文工整记事清楚所不同的，还有溥侗先生所作铭文中提及张廷济先生曾藏周公瑕紫檀坐具上的一则：
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戊辰冬日周天球书。
其实，“明四家”文徵明弟子周天球（字公瑕）所作的这则铭文，可见于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山静日长”这一条目，而罗大经又是根据苏东坡先生论修身之语录概括而成，这在《东坡志林》卷三中可得佐证：“无事静坐，便觉一日似两日。若能处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岁。”如此人生哲言妙语，虽然当年苏东坡与罗大经并非为坐具而作，但是被周天球作为铭文移刻到坐具上，倒也显得绝妙而贴切。
当然，王世襄自制花梨独面板大画案并自撰精妙案铭，却并非为了收藏，而是将其稳如泰山一样横置于俪松居室内，使其“既可高叠图书压不垮，展开长卷任挥毫”，又是文人雅士一件人生快意之美事。我们可以展开自己的想象，当王世襄端坐在这张自制花梨独面板大画案前潜心埋首著述，或者站临案前挥毫书写长卷抑或精心绘制一幅淡雅山水小轴时，那将是一种怎样的人生畅意在流动呢？每当此时，我们似乎更应该理解这位老人也许有些怅然的心境，因为伴随他长达半个世纪的诸多明式家具已经入藏上海博物馆，那曾经是他生命中须臾不可离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今尽管它们搬迁进了宽敞明亮、富丽奢华的新居，得以舒展曾经盘曲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腰身腿足，但是我们相信王世襄与它们始终心心相印，否则王世襄不会不顾年高体弱常赴上海看望它们，它们也会因为有了王世襄的一次次抚摸而更加熠熠生辉。我们还愿意相信，那些默默无言的明式家具是有感知和灵性的，否则王世襄怎会有讲述藏品与收藏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缘分的《捃古缘》一文呢？虽然他在这篇文章开头并不认可收藏者与藏品之间的缘分，但是就其所论及随后列举几件实例来看，还是能够让人们相信收藏者与藏品之间确实存有一种不解之缘的。王世襄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说：
搜集文玩器物，不论来源为何，价值多少，总有一个经历。经历有的简单平常，有的复杂曲折，有的失之交臂，有的巧如天助。越是曲折，越是奇巧，越使人难忘。前人往往将它说成是“缘”，颇为神秘，仿佛一切皆有前定。其实天下事本来就多种多样，如将“缘”和英文“Chance”等同起来，我看也就无神秘可言了。
对于王世襄的这种说法，我们姑且不列他自己在文章所举的那几例加以反驳，只须指出这篇文章之题目便可明了了——《捃古缘》。至于王世襄在文章中所举那五则实例，其中四则已在前面章节中分散提及，即以最初价二十倍购藏通州那位老太太的一对小杌凳；初由青山居商场购买不成后遭变卖处理，而在摊肆以贱值所获之铁力五足大香几；闲逛摊肆时以一床大铺板换取那两扇明龙纹戗金细钩填漆柜门残件；以先慈为佛教信徒为由从一位笃信佛教老居士那里匆忙求取的那尊铜镏金雪山大士像。
至于王世襄在文章中最后提及一例，不仅足见收藏者与藏品之间存有缘分一说，而且还可说明收藏之道中的另一种途径——可遇不可求。当然，与此同时还需要有一种“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果断，否则留下遗憾那就是一种必然了。比如，王世襄在这篇文章记述后又附录在《中国葫芦》一书中的关于一只红雁倒栽蛐蛐葫芦的图版说明。从中，我们不仅可知王世襄当年获此美器之经过，而且作者还对制作者、藏家及贩者都有所着墨，从而使文章显得更加生动有趣：
此乃麻花胡同纪家旧藏之“红雁”，清末民初与“紫雁”为京师最驰名之蛐蛐葫芦。红、紫言其色，雁言其形，谓修长如雁脖也。
1934年秋行经东四万聚兴古玩店，名葫芦贩孙猴（姓孙，因精明过人而得此绰号，是时年已七旬）先我而在，手持红雁与店东葛大议价。轻予年幼，未必识货，予价不谐，彳亍欲去。正待出门，予已如数付值。渠急转身，已不可及，大为懊丧，不禁失色。是时予虽知葫芦绝佳，但对其来历，茫然不晓。后承讷绍先生见告，乃知即赫赫有名之红雁。倒栽底部不镶牙托而以同色之葫芦填补乃红雁特征之一。据讷老称，紫雁视此色泽浓艳而身矬，停匀秀丽则远逊。
想来，王世襄面对有缘藏品之所以能够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似乎应该有过“该出手时没出手”而留下遗憾或者多付所值之例，否则何能使精如猴者也后悔不迭呢？细细查阅王世襄收藏之旧事，果真发现一例：
（20世纪）60年代初见此像（清竹根雕采药老人）于东华门宝润成，谓系藏家寄售，索值颇昂。议价难谐，藏家收回。一年后复出，索值三倍其原价。不敢再议，如数交付，挟之而归。
好在这也说明王世襄与这位“清竹根雕采药老人”有缘，否则岂能在一年后复出时被他再次看见，并最终归其所有呢？
与王世襄当年闲逛摊肆时以一床大铺板换取那两扇明龙纹戗金细钩填漆柜门残件相类的，或者说也足以证明“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一收藏之道的，还有获取清桄榔木盘一例。对此，我们还是请读者读一段王世襄颇有滋味的自述好了：
盘为东四恩华斋高徒张德山物，曾自设古玩店聚和祥，以经营明官窑青花著名。寓居则在隆福寺内孙家坑。盘长期放在其家堂屋条案一端瓷罐口上，用以代已缺之罐盖。予一见不能释手，求售而坚不与。渠谓此为非卖品，乃用以供老母盛放果饵者。不获已，乃曰：“为堂上置一上佳麦穗皮袄如何？”予如其请。
随后，该清桄榔木盘便归王世襄所有了。类似这种“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收藏实例，一定是在认清藏品确实值得收藏时才能果断出手，绝不是那种不分好歹仅凭一时兴趣或冲动就出手之莽撞行为，这也就是所谓面对藏品时要有感性认知，决定是否收藏时则必须充满理性。
以上所说如果还不足以说明收藏者与藏品之间存有缘分的话，我们依然可以从王世襄在《五十年前书画缘》一文中再获确证，虽然文中所提只是王世襄本作常用的一纸扇面，但是当它与沈尹默和张大千这两位大书画家结缘后，我们相信不仅藏家将其列为书画类收藏之佳妙精品，即从王世襄本人将其秘存于箧内不舍得使用之行为来看，也可以确信他是将其当作藏品了，否则也不会收入《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书画类藏品之列。关于王世襄与沈尹默、张大千两位大家之间的书画缘，或者说一纸小小扇面与这两位书画大家之缘分，我们且听王世襄细说始末吧。
民国三十四年（1945）10月，王世襄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将返回北京之前，在重庆登门拜访了与其舅父金北楼先生有乡谊的沈尹默先生。当时，王世襄见沈尹默先生案头放有手书词稿一摞，其中有两首《踏莎行》让他很是喜欢，因为早有民国三十二年（1943）求题先慈金章《濠梁知乐集》书签及“俪松居”斋额之先例，遂请求沈尹默先生将那两首《踏莎行》词书题于扇面之上。没想到，沈尹默先生慨然应允，告知说第二天前来取走，这让王世襄欣喜非常。第二天，当王世襄如约来到沈尹默先生家时，那两首词已经书于扇面之上了：
草草杯盘，寥寥笑语，闲愁知有安排处。高花自在倚春风，无心低逐江流去。蝶舞方酣，莺啼如故，青芜没尽门前路。此间信美不如归，为谁更向他乡住！
海国长风，山城苦雾，云情萦惹江头树。人间能有几多程？迢迢不断天涯路。花底闲行，樽前小住，匆匆燕子来还去。寻常事已不寻常，年华总被东风误！
右调踏莎行。鬯安将北归，持扇索书，且欲得此二阕，即如其愿与之。乙酉秋日，尹默。
取扇后，王世襄按照行程安排即自重庆来到了成都，并驱车前往昭觉寺拜访张大千先生。当张大千先生得知王世襄此行任务是为了清理战时损失文物时，立即对他另眼相待，热情询问有关事宜，而待王世襄取出沈尹默先生书题扇面，张大千先生竟然即席挥毫，欣然“用砚凹余渖”将峨嵋全景绘于纸扇之另一面，并题写道：
五年前从渝州还成都，以寇警，飞机绕越峨嵋两匝，得纵观三顶之盛。鬯安先生将之北平，因写此以赠其行，并请法教。乙酉九月三日蜀郡张大千爰。
对于沈尹默和张大千两先生信笔法书宝绘之扇面，王世襄因其极为难得而始终没有安装扇骨，只是用绢帕包裹后存放在箱底。半个多世纪后，当王世襄取出展读时，依然庆幸当初没有安装扇骨，否则在十年“文革”劫难中，必定随同其他成扇一并被抄走后无处寻迹了。诚如王世襄所言，“法书宝绘，聚于一扇”，这难道不是一种世间奇缘吗？
当然，以王世襄藏品之丰富庞博，即便不是每一件都有如上之妙曲奇缘，单是与名家有渊源者也绝非这一章文字所能尽述。如此，欲探求王世襄收藏之道者，笔者建议读者不妨细心梳阅《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定能窥见其自云“人舍我取”之外的收藏秘诀。
收藏过程有妙曲奇缘，赠遣藏品也与众不同。众所周知，王世襄藏品集中流出俪松居的有两次：一是1993年2月王世襄将收藏多年的七十九件明式家具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另一是十年后即2003年11月由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举办专场拍卖了俪松居所藏八类一百四十三件藏品。
关于王世襄所藏明式家具入藏上海博物馆一事，据说还有一个并不顺利的过程。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王世襄居住了近八十年的芳嘉园老宅面临私房改造，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在实施这项工程时，曾有政策规定说，凡出租房屋满十五间者便将所出租房屋收归公家所有。当时，王世襄家已有十一间房屋出租，因不够私产归公这一今天看来属于严重违法之荒谬政策，房管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便极力动员王世襄将存放明式家具的那几间厢房腾出来出租他人，并声言如果不出租的话，便占用这几间厢房开办托儿所或街道食堂。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王世襄只好将诸多明式家具拆开堆放进三间北房里，将那几间厢房腾出来出租他人，从此这几间厢房也就不再属于他自家私产所有了，就连王世襄和老伴袁荃猷也只能蜗居在一间正房中。此后，更让王世襄感到焦虑不安的是，北房后墙居然成为入住原属王家后院的那五户人家之厨房后墙，而那五家住户的小厨房均以油毡覆顶，且距离堆放明式家具的那三间北房屋檐只有一米之远，一旦有一家厨房不慎失火的话，王世襄历时数十年收藏之明式家具和那北房都将付之一炬。
1985年，王世襄与人称“黄花梨皇后”的香港嘉木堂主人伍嘉恩在一起
面对这一危险急迫之情况，王世襄虽然多次找到街道办事处、房管局及文物保护事业行政管理部门反映，但是得到的都是近乎敷衍了事之答复。恰巧，这时上海博物馆修建完工，且辟有专门的家具展厅，只是没有一件家具可供展出。于是，上海博物馆马承源和汪庆正两位馆长便找到了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委托其向王世襄说合，希望以一百万元人民币作为寿礼，为王世襄庆祝八十寿诞之名义，将其所藏明式家具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对于上海博物馆的这一美意（以王世襄后来真诚捐赠之举动，我们相信王世襄也认为这是上海博物馆所表示出来的一种美意，因为至少那些深受王世襄痴爱的明式家具终于得以舒展腰身腿足
了），王世襄虽然也表示认同，但是他似乎更能体谅刚刚修建完工的上海博物馆在经济方面之难处，而即将居无处所且家无余资的王世襄又实在不能将其无偿捐献。因此，王世襄随后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那就是采取国外个人捐献文物的通用之法，即由企业家出资从藏家手中购买藏品后再捐献给博物馆。王世襄还明确表示，只要出资者不私存一件藏品全部捐献的话，其所出资金只要能够在北京购买一处居所，他便将收入《明式家具珍赏》中属于自己所藏之明式家具全部转让。对于王世襄的这一合情合理且极为可行之建议，上海著名印人吴子建先生希望自己能够促成此一大有功德之事，随即先是找到新加坡一傅姓华裔朋友，商谈未果后又找到香港富茂有限公司董事长庄贵伦先生。这位庄先生祖上曾在上海开创过极为辉煌之事业，当时他正思索何以回报上海这一祖上发家致富之福地，今有好友吴子建先生献此良缘美意，遂毫不犹豫地与王世襄达成协议。就这样，庄贵伦先生以区区五十万美金买下王世襄所藏七十九件明式家具捐赠上海博物馆，了却其多年之夙愿，而王世襄也用庄贵伦先生所出那不足七十九件明式家具当时市值十分之一的资金购买了芳草地这所公寓住宅。当然，最让王世襄感到欣慰和幸福的，则是那七十九件明式家具终于有了一个永久安定的家。
说起这件往事，笔者在初次拜访王世襄时还听其笑着说，若按当时与庄贵伦先生所约定，自己所藏四具一堂之牡丹纹紫檀大椅，只有一把两次出现在《明式家具珍赏》图录中，其余三把完全可以按照约定不必捐献出来，而王世襄则因不愿看到一堂四把紫檀大椅被拆散，便毫不犹豫地全部拿出捐赠了。至于如今上海博物馆所收王世襄旧藏明式家具是八十件而非原定之七十九件，那就要加上前文中曾经记述过的那只署名“杨乃济藏”的小交杌了。
关于2003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举办的“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专场拍卖会，我们不妨先来阅读王世襄为配合拍卖公司先期举行的一次拍品展览所写的一纸简短而朴实的致谢稿：
这里展出的器物均见拙作《自珍集》。该集有个副标题——“俪松居长物志”。前三字是我和老伴袁荃猷的斋名，后三字是说不过是些身外长物而已。长物可能很珍贵，也可能是一把破笤帚，我的长物多接近后者。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收藏家。钱财对文物收藏十分重要，我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说明我根本不具备收藏家的条件。
尽管我过去只买些人舍我取的长物，几十年来已使愚夫妇天天过年三十，老伴衣服穿破了总舍不得买新的。吃饭也很简单，不下饭馆，却有时留朋友吃便饭。好在我会烹调，不多花钱也能吃好，比现在吃得有滋味。现在多花钱也吃不好，原料变了，我也不会做了。对不起，我说到题外去了。
展出的长物，有的或许有研究价值，有的或许有欣赏价值，但未必有经济价值。区区长物，实在不值得来看，而各位却光临了，说明看得起我；我真是感到万分荣幸，同时又感到十分惭愧，只好向各位拱手道谢了。
短短三百来字的致谢词，足以让人们见识到一位收藏大家的人生境界和收藏真味。如果有幸见证这场拍卖盛况者，一定会在惊心动魄的竞拍中，更加强烈地感受到王世襄这位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收藏家的大收藏家之人格魅力。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德勤先生对此次拍卖有一个极恰当精妙的诠释：“王世襄先生坎坷一生，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这次拍卖，是他人生的大展示，展示了他的旷世绝学，展示了他的高雅逸趣，展示了他天才的智慧。买者追求的不单纯是文物，而是情缘。如果把李白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话借用过来，可以说，千金万金何足惜，愿得世襄一玩物，何令人羡慕以至于斯啊！”
拍卖会结束后，当有记者采访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总经理王雁南女士时，她依然有些兴奋不已地说：“拍卖现场抢拍火热，拍得价位之高，我现在还有些惊魂未定。开始弄不懂是怎么一回事，有参拍者第一件拍不到就拍第二件，再拍不到又拍第三件，直到拍到一件才甘心。一只竹刻青蛙正常情况下也不过一万多元，但最后拍到近二十万元，他们完全是冲王老的人格和学养来的。”诚如斯言，在这场拍卖会上，王世襄所说的那一百四十三件长物不仅无一流拍，竞拍者频频举牌竞价，根本不给拍卖师报价的机会，而且成交价最高者竟高于底价二十倍之多，总成交价达六千三百多万元人民币，创造了拍卖行一个惊人的奇迹。而遵照国际拍卖行的习惯性规则，中国拍卖师第一次戴上了白手套，这岂是一般藏家收藏品拍卖专场所能比肩？
对于藏品，王世襄依然胸怀“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淡泊心态，他始终认为藏品的真正价值在于从中获得独特的学识和欣赏的乐趣。至于藏品是否归己所有，能否永久收藏，那是连皇帝也办不到的事，妄想者岂非是大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