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树图歌》中，关于驯狗逛獾这一老北京游艺王世襄这样吟唱道：
狗者无悬蹄，其说肇自古。
相狗经未刊，口传却有谱。
上选可搏獾，壮硕猛如虎。
客出孟尝门，善相复善捕。
为觅谱中獒，日巡千万户。
一旦搏之来，剪耳入行伍，
完此摘帽仪，易名事新主。
昼扃蓄其锐，夜遛弭其怒，
蹲坐久愈佳，侦守神乃注。
结伴赴郊坰，迹獾来古墓，
冢上洞穴多，深邃不胜数。
猎獾如用兵，狗力慎部署。
中宵返巢穴，狗噬人亦助。
微熹已奏功，舆獾在归路。
在此，首先想对“狗者无悬蹄，其说肇自古”一句加以解释，因为由此王世襄纠正了在世人中沿袭多年的一个明确舛误，那就是狗者非犬也。对此，王世襄参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犬，狗之有县（悬）蹄者也”的记载，指出有十八个脚趾的为狗，如加上后腿两个悬蹄即共有二十个脚趾的才是犬。在这个让世人闻所未闻、瞠目结舌的问题上，足见王世襄治学之深邃谨严。细节如此，王世襄在《獾狗篇》的整体行文中，更是无一言无根据、无一语不来自经历见闻，故使全文环环相扣、密不插针，段落之间的起承转合自然顺遂，没有丝毫斧凿痕迹。因此，笔者不能不按照王世襄在《獾狗篇》中分为甲、乙两章的顺序进行解析，否则肢解美文唐突先贤实在是一种罪过。
在《獾狗篇》的甲章“獾狗谱”中，王世襄将前人积累多年的相狗经验加以搜集整理，并与当年老北京养家口中相传之口诀相互印证，从而形成了朗朗上口的《獾狗谱》（又名《相狗经》）：
獾狗有谱自古传，如何挑选听我言。
后腿有撩名叫犬，撩儿不去惹人嫌。
先相狗神后相形，行动坐卧看分明。
毛里毛糙缺心眼，稳中有巧智多星。
春秋争槽时机好，一招一式看得清。
掐架不能占魁首，日后咬獾也无能。
头号狗长三尺六，二号狗长三尺三，
三号狗小别小看，长得筋豆也咬獾。
选狗选头最要紧，好比相面看五官。
筒子头长似柳獾，牛头舒展脑门宽。
又长又宽除非画，百里挑一难上难！
细腰吊肚大前胸，尾巴摇摆一条鞭。
赶上砸腰螺丝转，抖开骨节也冲（chòng）天。
要命就怕压根压，没辙难倒活神仙。
两眼掉坑筷子戳，眼角瘀肉似血鲜。
泡子眼珠耽误事，嘴滑不咬又奸。
耳根要硬不要软，硬根摘帽不碍难。
毛糙抹拭（mà sē）能挡手，皮松骨头一身圆。
馒头爪儿高桩样，腿似硬弓绷上弦。
黑花舌子性猛烈，拉出一遛显不凡。
虎牙第一要完整，缺了咬獾合不严。
颏下长须有说辞，要一去二要留三。
还有一点不用讲，要是四眼全玩完。
黑狗准，青狗狠，狸狗机灵黄狗稳。
黑有几种黑，
闪红彤毛黑，闪灰是曹黑，
白爪送炭黑，白胸瞎子黑，
白腿黑点豹花黑。
青有几种青，
闪黑叫铁青，闪白叫狼青，
闪红叫火青，上青下黄马粪青。
白青本名希里哈，燕蝙蝠（yàn bó hǔ）在脑门挂。
铁背苍狼真不赖，自古人称乌云盖。
青狗难得白脸狼，獾子见了准遭殃。
青狗最怕黑乌（wù）嘴，摆忙只会瞎汪汪。
狸狗又叫虎皮豆，道儿要真色（shǎi）要透。
狸有几种狸，
闪黄叫火狸，闪青叫青狸，
道儿不真叫浑狸，十年不遇是白狸。
黄有几种黄，
浅黄为草黄，深黄为酽黄，不深不浅是正黄，
黄狗白脸金不换，初八晾狗人争看。
三块黄，四块黑，豹花碎点满身飞。
青花狸花真少有，遇见谁都不撒手。
眼睛、偏儿、抓髻花。谱上有名人争夸。
诧（chà）色还有一身紫，老爷赤兔想如此。
难得紧毛一堂（tǎng）灰，灰鼠皮袄反转披。
要说盖盖数白狗，各色皮毛它居首。
鼻子顶个屎壳郎，白狗黑鼻真叫棒。
紫鼻、红鼻太可惜，不算白狗不为奇。
只要古谱背得熟（shóu），好狗牵来不用愁。
春秋两季把獾咬，挂在茶馆齐叫好。
里外三层人围观，人更精神狗也欢！
注：括号内拼音为王世襄原文标注的老北京民间读音
在这篇《獾狗谱》中，王世襄不仅条分缕析地为狗正名、相神、相形、论色、分解不同毛色和逛獾总结六个方面，而且逐句加以解释分析。由于王世襄曾属于养家业内之人，所以他的解说堪称经验之谈、精彩之论，且不乏参阅典籍以为古证，因此笔者建议对此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查阅原文为宜。当然，接下来王世襄在乙章“驯狗与逛獾”中之所述，不仅语言鲜活生动、内容趣味横生，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獾狗谱》的一种解说。不过，在解析乙章内容之前，有必要对“獾狗”和“逛獾”这两个老北京特有的名词加以解释，否则难免令人费解。
王世襄养的黑花獾狗
所谓獾狗，是指经过训练后专门用以猎獾的一种狗。这种狗完全是来自北京本地的中国狗，又因为它混杂进蒙古狗种的血统，所以要比南方中国狗的毛长而壮硕勇猛，非常适合于逛獾。对于北京中国狗混杂有蒙古狗血统之论，王世襄参阅徐珂《清稗类钞》中有“汉商多养之（蒙古狗）”的记载，认为蒙古狗自然会被汉商引进汉族聚居区来，从而使其得以与汉族聚居区的狗种相混杂，这一点应该是没有异议的。而逛獾，因为是始于清朝，在北京中下层社会特别是没落八旗子弟中流行的一种远出郊外进行夜间猎獾的娱乐行为，所以来自邻近蒙古之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他们，更有便利的地理优势接触和引进蒙古狗进入北京，从而有了北京本地专以猎獾的“笨狗”（当年北京养洋狗者对产自本地大型狗的贬称）之产生。
在此之所以强调猎獾的狗是产自北京本地的“笨狗”，而不是其他地区的狗，更不是什么洋狗，王世襄认为除了经过特殊训练的警犬洋狗之外，那些用于观赏的洋狗简直没有一点儿骨气，浑身上下除了专为迎奉讨好主人的媚骨外简直一无是处，即便是经过训练的警犬洋狗也因没有北京“笨狗”长得高大壮硕，而不适宜用于逛獾。因此，对于热衷于逛獾这种娱乐享受或体育运动的王世襄来说，北京“笨狗”才是他深入骨髓的最爱。
因为热衷于逛獾，所以为了获得一条出色的獾狗，养家们往往会不择手段，比如偷狗，这就是王世襄在《獾狗谱》中“如何挑选听我言”这句替换语“愿上贼船听我言”的潜藏含意。原来，热衷于逛獾者不仅要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而且所得獾狗大多数是偷盗而来，极少数因偷盗不成但又非常想获得所看重的某条狗时，才会想方设法找到与狗主人关系密切者从中说项，以厚重礼品请求将狗赠送自己，即老北京逛獾者术语中的“寻”。
王世襄逛獾所用的棒子
不过，当年北京偷狗者有情感对立的两种人，一是“坐狗的”，即专门在天寒地冻时节偷狗用以剥皮卖肉贪图钱财者，这种人往往手段高明且不论狗种之好坏；另一种人就是养狗逛獾者，因为热衷逛獾而对獾狗特别钟爱，所以他们对于那些偷盗猎杀好獾狗者即“坐狗的”恨之入骨，有时因为一条好獾狗被猎杀而纠集几人将猎杀者狠狠教训一番，使其轻易不敢再对好獾狗下手猎杀。
至于养家如何偷或寻到獾狗，自有业内的规矩和手段，比如乘着被关了一夜之狗出来排泄粪便的清晨时分寻觅观察，然后再选择适当时机进行偷取；比如养家们之间相互通报信息，除非本人还想驯养一条，否则彼此并不保守秘密，并以交换信息而增进感情、交流经验。另外，养家偷狗往往以“偷猫偷狗不算贼”来为自己寻找歉疚心理上的开脱，虽然远不如“窃书者不为窃”广为古时家境贫寒读书者所认可，但是偷狗的养家们还是愿意以此宽慰自己的，何况他们对于被偷之狗爱护有加，并不似另一种偷狗者那样残害狗的生命，所以偷狗便成为养家狗源的主要渠道。
获得谁家有好狗的信息后，养家便开始对看中之狗采取一系列措施，直至最终为己所有。一般情况下，先是查明狗主人家居何处，行话称之为“脖眼儿”，然后开始跟踪狗的行踪，以便弄清其每天活动规律，同时观察狗的形态神情。当确信这将会成为一条出色的獾狗时，养家便以美食对狗进行诱惑，行话叫着“本”。如果这条狗吃了养家故意抛掷的美食时，即养家行话称为“今天我本上它了”。如此反复几次后，狗就会跟着养家离开脖眼儿，而待到被引诱至鲜有人迹的墙角旮旯时，便会遭到养家和至少两人预先埋伏者的合围“绑架”，只是这种绑架不为钱财专为一狗。如果一时难以选择到合适绑架之地，偷狗者只好在脖眼儿附近找一个“坑儿”，也就是借用人家的一个院子，把狗引诱其中进行绑架。其实，“借”是美其名曰，往往来不及征求该院子主人的同意已经把狗引了进去，并以迅疾之势完成偷狗之行动。如果这条狗不为美食所动的话，养家还会采取“美狗记”，即待到这条狗二八月发情时，特地以所养之母狗进行引诱，然后伺机捕捉。与此一般常用方式所不同的，王世襄还列举了一位绰号叫“獾狗恩子”的老养家盗狗之绝招，那就是他仅凭一人之力便可轻而易举将狗盗去，且不使被盗之狗遭受强硬捕捉之苦。
非常有趣的是，王世襄在文章中还记述了自己的一次偷狗经历：民国三十一年（1942）的一天，已经由京郊“王家花园”搬回家中居住的王世襄，在前往参加一位同学婚礼的半途中，于东华门附近遇见一条浑身上下无不具备獾狗条件的黑狗，虽然这时王世襄已经开始发愤向学不再养狗，但是他依然被这条只有胸口处长着一撮白毛的黑狗所吸引，随即决定不去参加同学婚礼，而是转身进入宝华春买了一些酱猪肝，以此美食最终将那条黑狗引到了家，遂成为其所养的最后一条观赏狗。为了纪念这一特别有意义的日子，王世襄取那对新人名字中各一个字为黑狗命名曰“小宝”，当然王世襄发誓说这并没有要亵渎新婚同学之意，并表示谁要是以他的名字为狗命名的话，他绝不介意。想来，王世襄爱狗之情，犹如爱人也。
偷到狗之后，养家首先要为其举行一个加入獾狗行列的标志性仪式——摘帽儿。所谓“摘帽儿”，就是为了不使獾狗在抖毛时两耳发出拍打之声，必须将狗耳朵的上半截剪去一部分。就此，既表明这条狗区别于一般之狗，成为獾狗行列中的一员，也不再成为养家偷盗的对象。因为摘帽儿是重要的一种仪式，且关乎到獾狗的仪表之美，故养家对此十分重视，不仅要将两耳剪得与头相匹配，而且剪去多少合适也很有讲究，有时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养家不惜请客送礼邀请老养家代为掌剪，由此可见摘帽儿仪式之隆重，似乎还有一种洗礼般的意味呢。
獾狗被摘帽儿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训练了，主要方法有两种：遛和蹲。这两种方法都是在晚上连贯或穿插进行的，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界限，比如被狗拉着出门后（狗被关了一天后，一出门便急不可耐地往前冲，所以是狗拉人，而不是人拉着狗），先是感知狗的力度和勇猛性，比如力大且急于向前冲的狗往往将绳索绷得恰似一根直棍般，与此同时，还要观察狗对所经路面及环境的敏感度，以判断其对新鲜环境是否感兴趣。到达一处人烟稀少的僻静场所后，养家便拉着狗蹲坐在一个固定地点，即便周围发生异样的声响，也要强迫獾狗蹲坐不动，其目的就是要磨掉獾狗的急躁脾性，训练培养獾狗的耐性，以便将来在咬獾时能够长时间潜伏下来而不惊动回巢之獾，从而达到一咬而成。
不过，初蹲之獾狗犹如孩童一般，总是耐不住性子，不愿老老实实地蹲坐原地，它不是面向着养家似乎在询问主人为何蹲坐不动，就是急躁地发出吭吭哧哧之声，而养家这时更是要坚定地蹲坐不动，以告知獾狗如何急躁乱动都是没用的。如此二三十天后，獾狗在蹲坐时已不再面向养家急着要走，而是头转向外开始留心外界的动静，并对不同小动物所发出的不同声响逐渐有了自己的判断。当然，不同的獾狗对不同小动物的声响会有不同的反应，“或两耳向后一背（bēi），挑起鼻尖，辨别气味；或脊毛立起，前爪不停地踏地；或全身紧张地颤抖起来”，这时獾狗可能向后稍退，再突然向前出击而去，而养家为了助其声势也总是喝喝有声，举手扬绳使其脱缰而去，没准一口咬死一只野猫，也有可能追击得无影无踪，所有这些表现都是判断獾狗日后是否咬獾的征兆。
经过这样几个月的训练后，獾狗再出门时已不像原先那样急切地向前盲目冲击，而是对周围的环境及动静开始留心观察注意，这时养家大可以解开绳索任其驰骋，它也不会到处盲目奔跑乃至一去不回了。由此，人狗之间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感情和默契，当然出围逛獾的时机也已基本成熟。
关于出围逛獾，前面章节中已有两次实况转录，在此只想重复王世襄等养家强调在具体实施逛獾时的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勤瞧懒逛。所谓勤瞧，是指要对獾的出没行踪及规律有一个比较透彻的了解和掌握；所谓懒逛，自然是指在观察了解阶段中不要急于牵狗上阵，以免弄得人困狗乏，待到真正逛獾时无功而返。对此，我们从前面章节中记述王世襄等人两次逛獾都获得成功的事例中，可以猜想他们正是因为采取了勤瞧懒逛的策略。
逛獾大获成功之后，最使养家感到风光和神气的要数挂獾这一定例了。关于在养獾狗家中所形成的这一定例，《獾狗谱》最后已有情景描述，而王世襄在《獾狗篇》中则联系老北京世态风情加以解析，实在是有味有趣得很，故此摘录如下：
不妨一提的是同为挂獾，颇有差异，它显示不同养家的气质禀性，火候修养，社会的世态人情。有人回到城郊，过一个茶馆挂一次，不渴不饿也要沏壶水，被人讥为“挂臭了街”。有的人回家故意绕了远儿，例如该进东直门，他却进了德胜门，把獾挂到别位养家的眼皮底下。这叫惹是生非，别家咬了獾回敬，心里的劲儿越摽越大。接着是你咬一个我得咬两个，你咬两个我得咬三个。因此有人把獾狗和鸽子、蛐蛐一样，都叫“气虫儿”。这气都是由人招出来的。
荣三说过，真正让人伸大拇哥的不是上述养家。早年北京有一两位只养一条狗，逛独围，早春抢咬第一只獾，咬完后只在茶馆挂一下就收围了。早春因獾出洞的时间短，最难咬。到晚秋，再咬难度很大的末一只獾，也只在茶馆挂一下。此后如无人再咬到，也就收围了。这叫咬两头，才显出老玩家的范儿呢。
很显然，老玩家这种不张狂、不斗气、只争第一、只作唯一的做法是王世襄赞赏的，当然也可以成为治学者学习的一种品质和气度。
与挂獾这种“人更精神狗也欢”相似的，还有晾獾狗这一习俗或定例。当年，北京晾獾狗有两个地方，一是正月初八的白云观，一是二月初二的太阳宫，而待到王世襄晾獾狗时，已经只剩下了白云观一处。作为道家寺院的白云观，因其西墙外高坡处有一片松林，且松树枝干遒劲多欹偃如盘，故有“磨盘松”之地名，这也就成了养家晾獾狗的好去处。
所谓晾獾狗，其实是京城一年一次獾狗集会的节日，当然养家也借机进行相互切磋和交流，切磋的是彼此獾狗在逛獾中取得了怎样显赫成绩，以赢得别的养家之赞羡，而交流的内容更有在养狗或逛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这时候，不论是战果辉煌屡建奇功的獾狗，还是仅有一年逛獾经历之獾狗，抑或没有上过阵的新生之狗，只要是养家器重或钟爱之狗都可以牵来一晾，真可谓是獾狗云集、盛况喜人。在獾狗难得聚会的这种盛大节日里，养家们纷纷为獾狗换上平日里难得一用的名贵用具，比如青色或宝蓝色丝绳，绿皮套子耐磨（遛狗绳中间一段正当转环处以皮革包裹的地方），针脚密如鱼子的实纳缎子拌绳，拌绳上安有天圆地方造办处铁转环，转环上装饰有各式皮革花纹，这可谓材料精良、制作名贵。
当然，当年京城所有养家中所使最名贵獾狗用具者，当属王世襄所用之五毒转环，因为这曾为清朝末年著名京剧武旦路玉珊所藏，在京城不仅广为人知，而且堪称独一无二。所谓五毒，即转环磨盘上雕有一只惟妙惟肖的蟾蜍，上圆环梁外錾有蜈蚣及蛇的造型，其下偏方肩上錾有蝎子和壁虎造型。有此五种带有剧毒的动物造型，所以取名为“五毒转环”。不过，让王世襄感到痛心遗憾的是，这副五毒转环与几副龙头转环绳拌及十几枚未穿拌绳之转环，一并在十年“文革”期间被抄走，自此不幸散失再也未能归还。
至于晾獾狗的养家们，虽然彼此也要穿戴整齐，但是几乎穿着打扮都差不多，因为前来晾獾狗时都有一套固定的行头，比如头戴毡帽，上身穿大襟短棉袄或皮袄，腰系骆驼毛绳，下身扎着裤腿，外面则穿有犴达罕（或写作“堪达汉”，是满语，即驼鹿，俗称“四不像”）皮套裤，彼此显不出有什么区别。不过，相互之间只要开口谈论獾狗或逛獾之事，便不难分辨出谁是高手老养家，谁是新出道或刚入行的生手新养家，但是这并不妨碍谁向谁炫耀战绩，或谁向谁讨教经验，反正炫耀者自有炫耀的资本，讨教者也自有讨教者的虚心，各得其所，何乐而不为呢。只是让王世襄感到无奈的是，这种养家群贤毕至、獾狗济济一坡的盛况，自民国二十二年（1933）他第一次参加时便开始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了，以致王世襄不得不发出“一种民间习俗癖好的衰亡消逝，有种种原因，是不可抗拒，也无法挽回的”伤感。
伴着这种伤感，王世襄还有一种遗憾弥漫在心头，那就是自认为没能预知到类似养獾狗这种老北京游艺娱乐消亡得如此快速，所以也就没能及时将其中趣闻轶事和知识技法全面而细致地用文字记录下来，也没能及时用照片等形式记录其盛况和影像，否则类似于《獾狗篇》这样的民俗文章可以写得更加丰富而精彩。
其实，王世襄不必遗憾，似乎还应该感到幸运和庆幸，一是他有幸参与并见证了当年老北京诸多游艺娱乐之活动和盛况；二是他在六十年前所写的零星文字竟然没在“文革”中散失毁烂。今天的人们似乎别有一番幸运，因为王世襄参照旧日文稿为我们提供了如此美妙的阅读，就连细节也一并描述得纤介不遗，使旧日北京诸多风俗民情及游艺娱乐尽现眼前。如此，我们岂止是幸运，似乎更应该有一种感谢乃至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