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世襄所热衷的诸多玩乐游艺中，恐怕没有比中国传统观赏鸽更让他痴情和揪心的了。如果从民国十三年（1924）他年仅十岁时开始养鸽算起，到2005年上书国务院总理呼吁保护中国传统观赏鸽，竟然超过八十年之久，这实在是应验了其在《北京鸽哨》一书自序中那句“信是终身痼疾，无可救药矣”的断言了。那么，养鸽放飞这种不受节令限制的玩乐游艺，何以能成为王世襄的一种“常年癖好”？而这种“常年癖好”对其身心健康有何裨益？他又是如何将京华风物中这种看似不入流的玩意儿提炼升华为一种文化？他所撰述的有关著作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到底占有何种地位……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兴趣和疑问。
笔者完全相信王世襄对于观赏鸽的偏爱源自一种癖好，这从他那语言生动、趣味盎然的《鸽话二十则》中不难发现，特别是看前十七则记述他少壮时驯养观赏鸽的经历和往事，不仅有一种久违了的亲切和新奇，更让人感到心旷神怡、心向往之。比如，在鸽话第十则“观浴”中所描绘的那种闲适、祥和、自然和情趣，在今天普遍浮躁功利的人们心里是无论如何也感受不到的。如若不信，笔者甘愿担当偷懒之嫌，请读者欣赏王世襄这段精妙文字：
鸽子喜欢洗澡，只要天气晴和，虽严冬不废。倘得偷闲，抄一把小椅子，找地方一靠，静静地看鸽子的动作和表情，可以觉察到每一只的习惯和性情，有时还能领会到人禽之间的相通处。这不仅是很好的享受，也可引起我们的联想和思考。
王世襄编著的《北京鸽哨》
浴盆径二尺有余，高约一尺，用木块拼成，取其边厚，便鸽站立。外加铁箍，浸以桐油，不用时也贮水，以防渗漏。日将午，置盆院中砖面地上，倾入清水，深约半尺，打开鸽栅子，全部放出，不一会儿，鸽子便聚到盆边。
有两三只先跳上盆沿，似乎只想清漪照影，并无入浴之意。它先探身用嘴够水，够了几下才够着，摇头又把水甩掉。这时盆边上的鸽子已多起来，有的偏往挤的地方跳，跳不上去，才换个地方，不由得感到颇像街上看热闹往圈里挤的人。
有一只好像很勇敢先跳下去，愣了一下，才伏身以胸触水，一触即起，几次后才伸展两翅，拍打水面。随后有两三只开始仿效。这时盆沿上因太挤而打起架来，互以喙啄。有的被挤下水，这倒好了，落得下来，不再打架，也开始洗澡。霎时间盆中已满，早下去的不顾周围索性散开尾翎，摇颈簸身，恣意扑腾起来，水花四溅，如雨跳珠，直到羽毛尽湿，沾并成缕，才跳到盆外。这时水面浮起一层白霜，盆外地面也都已溅湿了。
跳出盆外的鸽子总是先抖搂几下，把羽毛上的水抖掉。好多只都跑到砖地外的土地上晒太阳。我喜爱的一只母点子，看中了花池子土埂外长着浅草的斜坡，用爪子挠了几下，侧身而卧，偎了一偎，感到已经靠稳，拉开一翅，在和煦的日光中，回头半咬半嗑地把背上的小毛蓬松开，并一根一根地梳理着翅翎和尾翎。接着又转身卧下，拉开另一翅膀，重复前面的动作。这时一只不相识的花脖子跑来，边打咕嘟边围着她转。她不予理睬，花脖子反来劲了，鼓起颈毛，兜着尾巴往前一跃，几乎踩上了她。守在一旁的大公点子，看到这不怀好意的动作，愤怒万分，急忙赶上来，连啄带鹐（qiān）把花脖子撵跑了。
每一只鸽子晾干羽毛后，都自由自在地活动起来。有的沿着墙根儿啄食剥落的石灰，它是在补钙。有的回到窝中呜呜鸣叫，呼唤伴侣归巢。有的双双飞到房上，公的回旋欢叫，炫耀它雄壮轩昂的姿态，母的则频频点头，报以温柔，两吻相衔，双颈缩而又伸。交尾后，公的飞起，翅拍有声，即北京所谓的“叫膀儿”。母的随之腾空，绕屋几匝后，又落到房上。这也算是“夫唱妇随”吧。
这样的情景，难怪王世襄自身乃至他所感知的花草树木都显得如此悠然恬淡、安闲适意呢。这对于今天繁华都市里的人们而言，无疑是一种无法想象的神仙日子。
不过，要想享受到这种恬淡的适意生活，养鸽者还必须从“吃剩饭，踩狗屎”开始。对此，王世襄可谓是深得其中三昧：
一昧贪图他人之鸽。自家鸽群在天空盘旋即“飞盘儿”时，不经意间裹挟他人之鸽而归，许多人便希望据为己有，于是便诱之以食以水，想方设法捕获之而后快。为此，不仅自己要悄声蹑足，有时连家人也必须低语噤声以配合，至于吃饭哪还能顾得上呢。
二昧自家之鸽遭遇不测。自家鸽群在空中“飞盘儿”时，不幸与他人训练有素之鸽群遭遇，也就是驯鸽者术语中的“撞盘儿”，眼看着自家鸽群有被扯散裹挟之虞，于是急忙抛出几只予以接应，不料竟连抛出的那几只也随之而去。这时候，真恨不得爬上一架高耸蓝天的云梯，以便到空中看个清楚明白。因此，为了追踪目寻鸽群，总是习惯性抬头望天，而那时北京城里几乎家家养狗，无意间踩上狗屎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三昧不受鸽子患得患失之累。对此，王世襄列举了一位居住在朝阳门内东黄城根儿的苏姓老者，他所驯养的三四十只鸽子，由于比别人家的鸽群飞得高远，一般情况下不易发生“撞盘儿”现象，即便出现了“撞盘儿”也不易被他人鸽群扯散或裹挟，而一旦他的鸽群裹挟了别人之鸽，他则又会将其轰走而绝不自留。因此，苏姓老者不仅不会“吃剩饭，踩狗屎”，而且还成为“我玩的是鸽子，不让鸽子玩我”这一玩乐真理的发明者和践行者。对于这一玩乐真理，王世襄晚年时自谦地认为即便自己今天还玩鸽子的话，恐怕依然难以做到。
既然对鸽子如此痴迷，买鸽、养鸽和驯鸽便成了王世襄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关于买鸽，王世襄在上当受骗中很快掌握其中玄机，并迅速成长为京城鸽贩和养鸽者不可小觑的行家里手。对此，仅举“憋鸽子”一例便可说明。所谓“憋鸽子”，是老北京养家和鸽贩共有的一种行为，即指养家为了能买到称心如意的上佳好鸽，而鸽贩为了所贩之鸽能卖上一个好的价钱，往往不到鸽市上进行交易，而专门等待或守候在鸽市途中进行交易的一种“守株待兔”式行为。
当年，北京鸽市随庙会而设，但并不与其他货摊相杂处，又因庙会定期易地举办，故鸽市也随之分设各处，比如“逢九、十隆福寺，市在东四西大街，今民航大楼门前槐树下。逢七、八护国寺，市在新街口南前车胡同口内外。逢三土地庙，市在宣武门外下斜街。逢四花儿市，市在花市大街东段南侧。逢五、六白塔寺，市在寺后门元宝胡同”。在这些鸽市中，尤以有“东西庙”之称的隆福寺和护国寺最为繁盛，而当年畜养上品佳鸽者多出自通州和东坝，由于当年城墙未拆时他们必须经过朝阳门进城，故此一般养家总是在东四牌楼和大佛寺附近选点守候。关于“憋鸽子”的选点，王世襄自有一套经验之谈，那就是必须将点选在鸽贩上市的必经之路，且要求视野开阔便于观察，当然憋者自己最好也能有一个容身之地。
王世襄欣赏中华观赏名鸽“紫点子”
基于这些条件，王世襄将自己的选点定在“大沟巷把口的王元昌茶叶店和稍稍迤东的万聚兴古玩店”，这里不仅有面临大街的玻璃门窗，而且还有可供坐卧休息的板凳，当然更是当年京城东郊鸽贩的必经之路。因此，王世襄仅仅因为有一次憋到“一对当时十分罕见的双五根、五六根铁膀点子（鸽种名称）”，而使京城著名的鸽子养家“瑞四、对儿宝等为之侧目”不已。
憋到了上品佳鸽，接下来就该是如何驯养了。按照北京的老谱儿，养鸽子必须具备一定条件，那就是：平房三间，独门独院，院子宽敞，院内地面应有部分土地，院内栅栏处搭有瓜棚或豆架之类的遮荫物，院子四周则不能有大树高楼。这些条件都是为了顺遂鸽子的天性，当年北京城里的养家们大多具备，而今除了乡村之外任何城市恐都不易寻到了。至于当年王世襄养鸽，仅芳嘉园一处房产就有三进院子，自然具备优厚的养鸽条件，而指导和帮助王世襄养鸽的是一位名叫王老根的人，他曾在清庆王府担任专职养鸽达二十多年，是经验丰富老到的养鸽行家高手。因此，王世襄养鸽时间不长便掌握了一整套驯养本领，无论是喂养雏鸽、辨认鸽数、驱鸽起飞，还是续盘儿、走趟子、飞盘儿或撞盘儿，都能够运用自如、如臻妙境。
比如，将新来之鸽恰到好处地增续到已经飞起如盘的鸽群中，即术语所谓“续盘儿”，王世襄自谓“十五六岁时已能优为之”了。那么，“续盘儿”到底有何讲究呢？对此，王世襄在鸽话第五则中详细记述道：
当鸽群尚未起飞时，戴上白手套，将待续之鸽装入竹挎，放在院中。待飞盘儿已三起三落，降到低空，只绕房盘旋时，从挎中掏出一只，握在手中，头朝内，尾向外，等候鸽群将到，下腰、垫步、拧身、转脸，仿佛摔跤使用“别子”一招的架势，将手握之鸽垂直地抛入盘儿中。
对于这一连串的动作，王世襄认为：“说起来简单，完成得好坏，却大有差异。”也就是说，续得好能够把鸽子不高不低、不前不后、稳稳当当、舒舒服服地增续到鸽群中，使其一展翅便能随着盘儿飞翔；如果续得不好，即把鸽子抛到盘儿之前之后，或者抛到盘儿之上之下，使其不能准确地增续到盘儿之中，那就只好重新续盘儿了。
与续盘儿讲究技术性所不同的是，训练鸽子飞盘儿则颇费眼力。顾名思义，飞盘儿，即鸽群飞起在空中盘旋如盘子一般。为了训练出不易被他人鸽群扯散裹挟的一盘儿，就必须对自己驯养鸽子的习性了如指掌，从中挑选战斗力强的组成一盘儿，并以适当的方法加强组合训练，从而达到撞不散裹不走。而要想挑选出战斗力强的鸽子，就需要趁鸽群飞翔盘旋不远时，目不转睛地盯着鸽群仔细分辨，以便了解每只鸽子的飞翔习性，比如它是习惯于飞在前面还是总落在后头，是喜欢冒高飞翔还是沉底滑翔，是常居盘中还是被甩出盘外，转换方向时是起领头作用还是随大流，等等，都是当选或淘汰的依据。
因此，待鸽群三起三落飞盘落下时，观望者常常是眼睛酸涩脖颈酸疼，而每次又因能挑选出精干者心怀欣喜。入选者各有“绝招”，有的“透”，也就是牢记自家巢穴绝不会被他群裹走；有的“追盘”，即起飞后主动冲向他群，但一冲而过绝不恋战；有的整体协同观念强，即便与他群合成一盘后也始终保持原有队形，在掰盘时泾渭分明，绝不含含糊糊、拖泥带水。一盘儿训练有素的鸽群，虽然每一个个体是否精干很重要，但最关键的则是领翔者，这就好比是军队俗语中“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道理。有此心得，王世襄在读高中时便训练出了敢于和任何鸽群周旋的一盘儿，这让他在京城养家中成为不可轻视的一位高手。
当然，训练一盘儿战斗力强悍的鸽群，并非专为逞强斗狠，而在于观赏其飞翔姿态，享受老北京所特有的那种生活情趣。对此，我们不妨先阅读王世襄的一段文字，然后再闭目细细体味一下他的这种享受：
观赏鸽鸽群，白色多于他色，故值夏日暴雨初过，严冬彤云四垂，天际黝黑如墨，那时鸽群在头顶盘旋，已感到与平时景色大有差异。倘盘儿飞到远空，引领斜眺，星星点点，栩栩浮动，被深色的云天衬托得如银似雪，闪烁晶莹，显得格外幽旷冷峭，清丽动人。此情此景，深入我心，岁月虽邈，常忆常新，闭目即来，消受不尽。
遗憾的是，这种“消受不尽”的眼目和心灵享受，随着利益驱使及美食诱惑，中国传统观赏鸽几乎被海外输入的大量信鸽及食用鸽所取代，老北京那种特有的风情已经成为一种过去时。
至于与中国传统观赏鸽须臾不可分割的鸽哨，以及由鸽哨所发出的钧天妙乐，同样是王世襄“消受不尽”的美妙感觉，当然也同样被岁月镌刻成为老北京民俗历史上的一种象征。
关于鸽哨，王世襄从来没有忘记一位人称“鸽奴”、自号“哨痴”的人——王熙咸。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王熙咸，祖上是浙江绍兴人，清乾隆年间迁居北京。十五岁开始养鸽的王熙咸，由鸽及哨，爱之深入骨髓，平生唯一的爱好就是搜集和收藏鸽哨，有时为了购买一只中意名哨，总是不惜倾囊相易，而由于家境清贫甚至典当衣物也绝不吝啬，否则夜不能寐饭食不香，如果如愿以偿则又欣喜若狂，乃至言语行动都有些失常。对此，王熙咸在自撰《鸽哨话旧》一文中记述一事可为佐证：
二宝、小六合买绍英家淡黄漆全竹小型鸣字十一眼一对。斯哨有四绝：一曰鸣字，二曰全竹，三曰型小，四曰无疵，即咏西家亦无此尤物。售者居奇，买者恐后。尔时余于旧哨，尚无真知灼见，故质诸佐文。佐文曰：“如哨果佳，则君不妨说‘尚可留用’，以免彼居奇。如为赝鼎，则君不妨说‘此哨绝佳，慎莫轻易出手！’如此虽交易不成，彼无怨尤。”予往视，哨固真而且精，屡经磋商均不谐。最后许以十五对小永哨易此一对，二贩沉思移时，始允交易。狂喜之下，徒步归家，恐踬而伤哨，一步落实，方迈下步，返寓入室，心始释然。此后蓄哨名家，接踵而来，每求割爱，余爱之切未能许也。倘有识者祈一观，则共欣赏而不吝焉。两哨伴我二十余年，竟为小奸赚去，每一念及，五内如焚。
王世襄（左2）与制哨名家吴子通（左1）、陶佐文（左3）、王熙咸（左4）
在这里，王熙咸不仅告知人们他获此至宝之经过、欣喜之情及失却之痛，而且还透露了藏哨和制哨两位名家之信息，即“咏西”和“佐文”。“咏西”，即被王世襄称之为“（北京）自有鸽哨以来，两次最重要汇集”收藏者之一（另一位就是王熙咸），即中华传统医药最负盛名的老字号——同仁堂的主人乐咏西。据说，这位家资丰厚的乐氏行十五咏西，同样是一位因为爱鸽而及哨者，早在民国初年便开始广事搜罗名家之哨，对于京城八大制哨名家中刻“鸣”字和“兴”字之哨一律高价收购，因此不仅使这两家声名大噪，其所制之哨的售价可与京城最早制哨名家“惠”字相匹敌，而且使自家的鸽哨收藏也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对此，王世襄在《北京鸽哨》中记载说：
咏西家中，北房五楹，条桌整齐排列，上置长方匣，重叠高与梁齐，尽庋鸽哨，多不胜数。
当然，乐咏西收藏鸽哨不仅在于广事搜购，还曾聘请京城八大制哨名家之一——“永”字（小永），居住在其家中专门为其制哨，时间长达一二十年之久。试想，如此每日制哨不辍将有怎样一个惊人之数呢。
至于王熙咸文中提及的“佐文”，也是京城八大制哨名家之一，即在鸽哨上刻有“文”字的陶佐文。这位出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的制哨者，制哨讲求工细，每哨必精，且精于鉴别，对京城各名家所制之哨的优劣得失了然于胸，他的评说无不让人口服心折。由于都有癖爱鸽哨这一同好，且两人住地相距并不太远，故王熙咸得以经常前往陶佐文处讨教，这也就是他“自谓个中奥窔，得自佐文为多”的缘故。
按说王熙咸并不属于京城八大制哨名家之列，而王世襄之所以至今不能忘记他，不仅在于他对鸽哨富于收藏，还在于他因王世襄常年多次敦请而写有《鸽哨话旧》一文。1976年，王熙咸以文言文写就的这一文稿，因为是专门写给业内人参考而显得过于简略，但是经过王世襄详加增订整理后，即便也只有短短七千余言，仍不失为关于鸽哨的一份极为重要之文献。
1989年9月，王世襄鉴于《鸽哨话旧》过于简略之故，遂将自己多年心得及对相关文史考证之成果，以《北京鸽哨》为书名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公开出版发行，书中不仅收录了王熙咸的《鸽哨话旧》一文，而且还郑重声明说出版此书是希望对《鸽哨话旧》起到一种解说和注释的作用，并对1986年辞世的老友王熙咸表示缅怀和纪念。
《北京鸽哨》一书，全文包括《鸽哨话旧》一文、五篇附录、三十六幅图版和几帧插图在内，薄薄不足百页，放在王世襄皇皇等身著作中，实在不足以专门列出来加以介绍和解析；而如果将其与王国维回归国学的开篇之作《简牍检署考》（全文只有短短一万三千字）相类比的话，恐怕以晚清国学大师沈曾植对《简牍检署考》的评价来观照《北京鸽哨》亦无不妥，即“此戋戋小册，亦岂今世学者所能为”？如此，今天任何对全书仅有四万五千字的《北京鸽哨》表示漠视和不屑，恐怕都将成为学界之笑柄。那么，《北京鸽哨》到底是怎样一部奇书呢？
确实，类似于玩具的鸽哨，在王世襄的《北京鸽哨》出版之前，并不属于文物范畴，充其量只能算是民间工艺品而已。旧时，鸽哨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儿，不仅不可能被载入神圣高雅之书册，其制作工艺更是文人士大夫所瞧不上的雕虫小技，因此制哨工艺也就不可能行之于文字流传下来。而王世襄作为饱学之士、一代文物学大家，竟然不嫌鄙陋，梳史考证其源流与品种，详述制作工艺、材料与配系方法，为不入流的制哨者扬名立传，这在传统治学陋习依然贻害今天的学术界，无论如何也称得上是勇敢者之所为了。
王世襄所藏“祥”字紫漆鸽哨成堂两匣
在正文不足四十页仅有两万字的《北京鸽哨》中，王世襄给人们呈现的知识和见闻，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比如，寥寥千余字的“简史”，王世襄就参阅了古今中外史料和著述文章多达十二种，将最早记载鸽哨之文字材料，上溯到了北宋年间著名文学家梅尧臣的一首题为《野鸽》的五言古诗。至于鸽哨出现的最早时间，王世襄考证了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鸽”字的记载，以及制作鸽哨之主要材料匏和竹均属古代“八音”之列的历史，极为自信地说：“如果有朝一日在汉代或更早的遗址中发现鸽哨，我们将不会感到诧异。”鸽哨以往从未有人加以归纳分类，王世襄根据其不同造型进行了明确的分类，即葫芦类、联筒类、星排类和星眼类，并将四大类中不同品种加以统计，最终认定为三十五个品种。对于这四大类三十五个品种，王世襄详尽地逐一介绍和评述，再加上三十六幅图版和由其夫人袁荃猷女士精心绘制的精美线图，即便是从未接触过鸽哨的外行人，也能够比较容易地辨识出一只鸽哨属于哪类哪种。比如，关于鸽哨如何配系与配音，王世襄这样介绍道：
鸽哨的配系方法极为巧妙，也十分简单。鸽子的尾翎一般是十二根（十三根者是少数）。在正中四根距臀尖约一厘米半处，用针引线，平穿而过，然后打结系牢。线宜用优质棉纱，或鲜艳的五色丝线。唯用丝线必须多打结扣，防止滑脱。以上是为配系鸽哨所做的准备工作，北京称之曰“缝哨尾（音）子”。配系时，哨口朝前，将哨鼻插入四根尾翎正中缝隙中。这时哨鼻上的小孔恰好在尾翎之下露出，用长约五厘米的铅丝穿过小孔，弯成圆圈，两端交搭，以防张开。至此鸽哨便已配系完成。
至于鸽哨配音，曾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过的王世襄自然深谙配音之原理，即根据鸽哨不同的发音、音色、音量和音准等，以及鸽子自身负载能力和放飞形式等情况，巧妙地为其配系合理的鸽哨，从而达到所想欣赏的飞鸽妙音。当然，鸽哨不同，哨音各异；制哨者不一，哨音也不一样；即便同一制哨者所制同类鸽哨，其哨音也是迥然有别的。因此，要想聆听鸽哨之韶音妙乐，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王世襄、袁荃猷夫妇检查鸽哨
在《北京鸽哨》一书中，王世襄将当年京城制哨名家单独撰文列出，这不由得使笔者想起王国维先后三次校注的《录鬼簿》。由元朝剧作家钟嗣成（字继先， 号丑斋）所著的《录鬼簿》，是一部记述元代剧作家及其剧作的传记类著作。这部完成于元至顺元年（1330）的奇书异典，之所以取此奇异书名，我们从作者自序中不仅可以得到清楚的解答，而且还能够从中感受到作者本人对社会和人生的一些态度：
余因暇日，缅怀古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俱有可录；岁月弥久，湮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吊以乐章；复以前乎此者，叙其姓名，述其所作，冀乎初学之士，刻意辞章，使冰寒于水，青胜于蓝，则亦幸矣。名之曰《录鬼簿》。嗟乎！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之鬼，得以传远，余又何幸焉。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们者，吾党且噉蛤蜊，别与知味者道。
在这部两卷本的著作中，钟嗣成共收录剧作家一百五十二人，剧作四百余种，其中不仅有如今人们都熟悉的关汉卿及其剧作《窦娥冤》和《汉宫秋》等，更多的则是一些不知名的剧作者及其作品。对于这些剧作家，钟嗣成既为他们一一作传、留存其作品，还对那些生活窘困但很有才华的底层剧作家的作品给予了充满感情的点评。而这样一部著作，自元代以来竟屡屡被世人传抄，待传到王国维手中时已经是舛误比比，使其觉得实在有必要对这部奇书进行重新校注。
与《录鬼簿》相类但也有别的是，王世襄在《北京鸽哨》中所录的京城八位制哨者，当时除了在业内知名外，并不为广大世人所了解和尊敬，甚至多有如元朝那些底层剧作家生活朝不保夕之虞，而王世襄之所以在正文之后撰有余论，从字里行间对制哨者充满深切同情和对欺瞒压制制哨者的愤慨鄙夷中，不难明了这与钟嗣成是何其相似。所不同的是，王世襄没有把这些制哨“工匠”看作是“鬼”，而是直接将他们贯之以“名家”，直观体现了王世襄对他们的真诚认可和深切尊重。那么，这些制哨名家们有何绝艺和品超呢？
作为元明清三朝帝都，北京养鸽之盛在明清两朝，而北京最早制哨名家的出现则迟至清嘉庆年间，即卒于清同治年间的“惠”字。非常有趣的是，那时制哨者，人们多直呼其哨上所刻之字（即相当于作者署名），时间长久竟不知其真名了。比如“惠”字，相传人们只知道他是满族正白旗人，具体姓名无人知晓，就连出生年月也是王熙咸根据曾见此翁者的讲述，而推知其大约生于清嘉庆初年的。在“惠”字以下，王世襄认为堪称名家者，还有“永”字（老永）、“鸣”字、“兴”字、“永”字（小永）、“祥”字、“文”字和“鸿”字这七家，共得京城制哨八大家。关于这制哨八大家各自制哨之特点，王世襄在《北京鸽哨》“制哨名家”一节中分别予以详述，其总结之精确到位，非行家不能道其奥窔。
比如“惠”字，王世襄将其中年作为分界线，认为其所制之哨虽然哨口一律微微倾斜，但是“早年口宽而平，中年以后狭长而隆起”，这是“惠”字所制之哨的一大特点。另外，“惠”字制哨不求外形，最讲究哨音，故他所制之哨哨音非达到佳妙者是绝不出售的。比如老“永”字，同样据王熙咸推知应为满族人，大约出生在清道光年间，晚于“惠”字二十余年，至于姓名亦无人知晓。老“永”字所制之哨，王世襄认为其吸取了“惠”字早年哨款的特点，但又矫正了“惠”字哨的斜口，故而显得哨口宽阔而平整。
另外，老“永”字所制之哨不仅“髹其表，亦复漆其里”，且种类要比其他几家为齐全。又如“鸣”字，人们除了知道其大约与老“永”字为同时名家外，其他生平同样一无所知。至于“鸣”字所制之哨的特点，王世襄认为哨口接近“惠”字后期，但也纠正其斜口，且“刻字工整疏朗，大有笔力，不像是出于一般工匠之手”。至于与老“永”字和“鸣”字同期的名家“兴”字，王世襄总结其制哨特点也以“惠”字哨作为参照，认为其哨比“惠”字哨后期的纵向更深，隆起得更高，且哨底所刻之字虽然着刀不深，但是颇有欧阳询书法之秀劲笔意。特别在哨形和哨音上，“兴”字不墨守成规，敢于独辟蹊径，最终自成一家。
为了与后起的“永”字（小永）、“祥”字、“文”字和“鸿”字相区别，人们一般称“惠”字、“永”字（老永）、“鸣”字和“兴”字为“四大家”，后起者则为“小四家”。不过，后起“小四家”所制之哨也是各有千秋，互争短长。比如，出生于清咸丰年间的小“永”字，其所制之哨在外形上与“惠”字和老“永”字之哨较多向外倾斜的特点有所不同，其讲求向内收拢以收敛开张之势，而且一改以上两家以竹材为哨鼻的做法，改用坚脆耐磨、色泽乳白但容易折断的牛骨，一度成为后来制哨者竞相效仿的一种做法。
王世襄试听“祥”字鸽哨
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的“祥”字和“文”字，要比“鸿”字早出生二十年，但这三家都与王世襄交往深厚，所以所知者也较前五家详细些。比如，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的“祥”字，本名周春泉，多年间一直租住在白塔寺东廊下，其制哨中的备料、挖口、定音、黏合和髹漆等一系列程序对外人向来秘而不宣，但对于王世襄却从不隐讳，所以王世襄得以多次观察其操作，对其制哨的刀法和特点了如指掌。对此，王世襄就其哨口制作程序曾举例说：
为一对乃至数对葫芦挖哨口，必先劈竹板，使大小相等之口，在同一竹板上为之。因长条竹板，便于持握剜挖，大小规格，也能取得一致。哨口背面挖好后，正面及上下左右，用力数挫，形已粗具，再分段锯断，稍事打磨，便可蒙在葫芦上开口。程序如此，哨口与葫芦上的开口必然吻合。
由此可见，“祥”字制哨之法方便而快捷，效率高自然收入也就多些。与“祥”字这种快捷高效制哨方法截然不同的，就是前面提及的陶佐文“文”字了，而当王世襄告知其“祥”字制哨之法，以矫正其挖哨口容易失败时，他却笑而不纳，故我依旧。对此，王世襄心里很明白：“盖艺人各有自家手法，终身不易。倘舍己就人，便是下人一等，不屑为也。”正因如此，精雕细琢的“文”字哨售价总高于“祥”字哨，但“祥”字的总收入则要多于“文”字，这大约是操作方法难易之别的缘故了。
制哨手法不同，所制之哨自然也各有特点。“祥”字惯于在哨底透雕各种图案，并衬以彩色缯绢，使其显得极为鲜丽；而“文”字则认为这种做法“无关音响”，即便其本人所制之哨习惯于讲求外形的浑圆和流畅也“无关音响”，但却能够减少空气阻力，为飞鸽有效地减轻负担，这实在不失为一种珍爱良禽之良方也。关于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鸿”字，王世襄记述亦较详细：“姓吴名子通……体格魁梧，右额有疣隆起，一瞳微斜，哨口亦微斜如‘惠’字。”因此，有人戏说因为“鸿”字眼斜，所以他所制之哨口亦斜，这种戏言让王世襄很是不忿：“其手法使然，何关眸子？！”
遗憾的是，这些制哨名家虽然都是诚恳朴实之人，基本上依赖双手的辛勤劳作而谋生，所制之哨从来也不苟且糊弄，定制之哨童叟无欺，交易公平，然而最终结局却都较为悲惨凄凉。因此，有人说他们所制之哨“殃及鹁鸽，有伤阴骘”，是一种因果报应。对于这种无稽的说法，王世襄与有识之士只能是“一何可笑”了。
其实，王世襄没有心情去“可笑”那些无聊之人和无聊之事，因为他也是爱鸽及哨之人，且藏哨之富虽不及乐咏西与陶佐文，但其所藏之全当是这两位藏家所不能比的。对此，我们只要打开《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便不难发现，王世襄所藏鸽哨可谓是琳琅美富，不可胜收。其中，姑且不论由北京鸽哨第一人“惠”字所制的深紫漆中葫芦，也不必说老“永”字所制黑漆小九星成对、淡黄全竹十一眼成对，更不必论“文”字所制斑竹梅花七星成对及“鸿”字黑漆柱圆壳三排十八子成对，单是“祥”字紫漆橘皮胎葫芦成对，以及由“祥”字原制、其一后由“桐”字（得陶佐文真传的工程师张宝桐）配制的黑漆猪头葫芦成对，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配置都堪称精工良美。特别是成对黑漆猪头葫芦那别致有趣的造型，相信任何人看了都会会心一笑。
系“文”字鸽哨的铁翅乌（雄）
之所以说王世襄所藏鸽哨之全是另两位藏家所不能比拟，是因为京城八大制哨名家所制鸽哨他都有收藏，就连此八大家之后成名者如“桐”字的制品，他也没有轻视和舍弃，这单从时间跨度上来说也是早逝的乐咏西和陶佐文所不能具备的。
系“鸿”字鸽哨的铁翅乌（雌）
由鸽及哨，由哨及鸽，王世襄还是没有时间去“可笑”那些无聊之人和无聊之事，他随后一直在为中华传统观赏鸽濒临灭绝的命运而揪心和操劳，他在只争朝夕地撰文著述向世人呼吁抢救这些珍禽，甚至不顾羸体病目向有关部门乃至中央领导递交倡议书和信件，这种抢救中华传统观赏鸽、抢救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和行为，不能不让那些名义上致力继承、挖掘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者感到汗颜，也让真正致力继承、挖掘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者感到振奋。如此，下面就让我们来记述王世襄为了抢救中华传统观赏鸽、中华鸽文化所做出诸多令人振奋的往事吧。
专门为鸽子写一部著述，是王世襄早在就读燕京大学研究院时就有的念头，念头的产生源于两部相关的书——民国著名工笔重彩花鸟画家于照的《都门豢鸽记》和明朝末年山东邹平人张万钟的《鸽经》。
民国十七年（1928）5月，年仅十四岁的王世襄已经有了四年的养鸽历史和经验，一日获见由北京《晨报》出版部平装铅印的《都门豢鸽记》，不由得喜出望外、爱不释手，整天捧读不辍。这是一部专门阐述当年北京豢养鸽子的专著，著者于照，笔名非厂、非闇，是当代著名的工笔花鸟画家，曾著有《都门钓鱼记》《都门艺兰记》和《非厂漫墨》等著述，王世襄认为其最出色的当数《都门豢鸽记》了。
在这部书中，于非厂先生对清中期至民国初年北京豢养鸽子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记述，比如鸽子的习性、品种、豢养、孵育和训练等，堪称是一部北京养鸽大全。唯一让王世襄感到遗憾的是，他虽然目睹过于非厂先生绘有多幅形神毕肖的鸽画，但是《都门豢鸽记》一书中只有极为简略的示意图，并没有一幅彩绘的写实鸽画。王世襄认为，如果于非厂先生将《都门豢鸽记》中所记载五十多种鸽子都绘成鸽谱的话，一定要比他后来发现的《清宫鸽谱》更有价值，因为《清宫鸽谱》中还收录有不合格或未定型者，而于非厂先生在《都门豢鸽记》中所记载的五十多种鸽子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自所豢养的品种。即便如此，王世襄还是将《都门豢鸽记》与明末张万钟的《鸽经》相提并论，认为中国三百年来关于观赏鸽的专著只此两部，且前后辉映，相得益彰，为中华典籍子部大为增色。
王世襄最初获见张万钟的《鸽经》，是就读燕京大学研究院时从《檀几丛书》（清康熙年间王晫、张潮辑录的一种丛书）中发现的。对于这一惊喜之发现，自少及暮曾多次撰写有关鸽子或鸽哨文章的王世襄，“以为古可证今，今可溯古，得笔之于书也”。不料，由于接踵而至的变故和世道变迁等原因，使他编撰有关中华观赏鸽专著一事竟拖延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997年9月才与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所赵传集先生合作完成了《明代鸽经 清宫鸽谱》一书，就此才算是实现了他深藏心中多年的夙愿。这是后话。
王世襄、赵传集编著的《明代鸽经-清宫鸽谱》
那么，张万钟是何许人也，《鸽经》又是怎样一部的著作呢？
明仕宦世家出身的张万钟，字扣之，少年时家境富贵，遂有条件豢养飞鸽，又因爱鸽深入骨髓而广事搜求良种佳品，不仅懂得如何欣赏观赏鸽的各种风姿，而且对其神韵也有细致入微的理解和品评。比如，张万钟在《鸽经》中以拟人笔法描写观赏鸽之风韵时说：
态有美女摇肩，王孙舞袖，春风摆柳，鱼游上水等类。昔水仙凌波于洛浦，潘妃移步于金莲。千载之下，犹想其风神，如闲庭芳砌，钩帘独坐，玩其妩媚，不减丽人。
至于观赏鸽身上所体现的伉俪情深终生不渝之品德，张万钟也有赞美：“鸽雌雄不离，飞鸣相依，有唱随之乐焉，观是兴人钟鼓琴瑟之想，凡家有不肥之叹者，当养斯禽。”由此可见，张万钟并非耽于玩乐丧志的纨绔子弟，否则何有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一部有关鸽子专著《鸽经》的问世呢？确实，关于张万钟非纨绔真英才的生平事迹，我们可以从清康熙年间修撰、道光年间重修的山东《邹平县志》记载明崇祯十五年（1642）邹平县城被清军围攻的一段惨烈文字中得到部分解答：
甲骑兵三千，步兵五六百人，拥云梯而至。梯附城，肉搏便登，捷如风雨。人预缚长衫歧其首，叉梯并力推之，使翻跌濠中。攻者怒，戴楯穴城、或张牛革幕帐、人伏其中，拥近城，便施椎凿，矢石不能制。城人卷柴席，杂硝硫燃火推下烧之。血战方亟，守备张君睹南门有坐交床执旗指挥者，曰：余识其人亦裨帅，可惊而走也。亟发炮碎其交床，其人愕，遽上马驰去，攻者亦去。是役也，城守全局，实万钟操持之。
更为可敬的是，张万钟在明朝灭亡之后举家迁往南京，誓死追随福王建立的南明王朝，最终于清顺治元年（1644），在盛夏一次保卫战中因身着皮革军衣不幸中暑而亡。这样一位坚守民族气节的铮铮铁汉，竟然撰述了一部辞藻华美的《鸽经》奇书，实在让人浮想翩跹。
2000年王世襄在天津欣赏中华观赏名鸽“短嘴拃灰”
已经被当代学术界和出版界编印的《续修四库全书》这一皇皇典籍所收录的《鸽经》，是古人撰述的第一部记述中国鸽文化的专著。对于这样一部奇书专著，王世襄在应邀为2002年线装书局出版《檀几丛书》“选萃”本《鸽经》所写的说明中，曾有过极为精到的详细评述：
《鸽经》一书由论鸽、典故、赋诗三部分组成。论鸽首述鸽之性情、品德，生活习性及羽毛、眼、嘴、脚各部，并及筑巢、治疗方法。此后详列鸽之品种，又区分为花色、飞放、翻跳三大类。花色类皆形美色妍，最宜观赏。飞放类修翎健翮，擅长远翔，可千里传书。翻跳类或能空中筋斗若转轮，或阶前跳跃，转滚不离原地，近似杂技表演。每种皆在品名之下描述其花色形态及对头、眼、嘴、风之要求，十分严格。由于同种又有羽色之异，故其总数当在百种之上，可见著录之详备。典故汇辑前人关于鸽之记述传闻，有偏僻罕为人知者。赋诗录历代辞赋吟咏，专题言鸽或有句及鸽者，并蓄兼收。全书篇幅虽不浩繁，而科学人文并重，已为明代以前鸽文化作一翔实之总结。类此之作不仅我国前所未有，在全世界亦属最早之论鸽专著，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诚如王世襄所说，《鸽经》一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故此下面还是进入王世襄编撰《明代鸽经 清宫鸽谱》的旧日往事好了。
既然先获于非厂之《都门豢鸽记》，后有张万钟之《鸽经》，半个世纪后王世襄又发现了故宫博物院珍藏清人的四种绘制鸽谱。这四种共八册原清室皇宫所藏的鸽谱，是清皇家如意馆多位画家奉旨精心绘制的，先后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八朝两百多年，鸽谱中所收录的两百二十四幅鸽图，全部是名家工笔彩绘写真之作，其中标注鸽名者有一百八十四幅，真可谓冠绝古今、无与伦比。于是，编撰一部图文并茂的中华观赏鸽大型文字图典，在王世襄心中已经是一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了。
对于这一激动人心的构想，王世襄简直是夜不成寐，一种“不可终日”的感觉始终弥漫在心头。不过，王世襄的这一构想虽然早在1994年就为河北教育出版社所认可，但是因身体原因及撰述其他著作等事务缠身，他始终没能付诸实行。
实在是事有机缘，一日当王世襄从好友处得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所赵传集先生，早在十多年前就曾考证了张万钟的生平事略，并注释和今译了《鸽经》一书，还分别刊载于《中华信鸽》及《鸽友》杂志上，这不由得让他欣喜万分。随即，王世襄亲自驰书赵传集先生请求寄示所著，待获见赵传集先生所著内容详尽、考释精审之后，遂提议将《鸽经》与《鸽谱》分置前后，由两人分别撰述合成一函以待出版。
王世襄的这一提议，立即得到赵传集先生的积极响应。于是，王世襄不顾高龄羸体，竟费时数月撰述了《鸽谱叙录》和《鸽谱图说》两篇文章，并从故宫博物院借出《鸽谱》自费拍照影印，最后又将旧作《鸽话》置于其后。如此，一部装帧和印刷都极为精美的《明代鸽经 清宫鸽谱》便顺利出版了。当王世襄手捧新著时，他不由得“为之手舞足蹈”，其“欢喜无状”之情实在让人百感交集。
王世襄编撰《鸽话二十则》《北京鸽哨》及《明代鸽经 清宫鸽谱》等文章著述，其目的不仅在于传承和发掘悠久的中华鸽文化，抢救和恢复中华传统观赏鸽才是他最迫切的愿望，这从他一次次在报刊媒体上发表关于中华传统鸽的文章，或者为有关著作撰写热情洋溢的推介序言，乃至向全国各省市园林管理部门发出公开信，以及直接上书北京市及奥组委领导等行为中，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王世襄对于中华传统观赏鸽濒临灭绝的痛心疾首，以及抢救和恢复中华传统观赏鸽的热切期望。
王世襄、袁荃猷夫妇在新居赏玩鸽哨
如果说王世襄的这种热切期望，自2005年3月31日开始在《北京晚报》上开辟专栏连续发表数十篇文章时得到了一次集中体现的话，那么同年6月在中央文史馆的一次便餐聚会上，王世襄将《北京鸽哨》和《明代鸽经 清宫鸽谱》两部著作，以及应大力抢救中华传统观赏鸽的上书呈送给了总理，并于三天后得到总理的亲笔回函答复与勉励，遂使王世襄的这一热望达到了最高潮。随后，王世襄再次上书回复总理表达自己的叩谢之情，并附有四首七绝：
中华自古重斯禽，写入丹青载史文；
花色缤纷姿绰约，钧天更喜哨扬音。
今人争买舶来灰，只为生财盼夺魁；
致使名禽濒绝灭，斯文扫地不胜哀。
物种消亡悔昨非，幸存珍重等珠玑；
天安门上晴空碧，愿见鸽群带哨飞。
诠图为定鸽高下，观哨能知韵浊清；
两稿竟蒙公许可，终身不忘此殊荣。
果然，在2007年元旦《北京晚报》头版头条的报道中，王世襄欣喜万分地看到了天安门广场首次放飞中华和平鸽的消息，这不由得让他再次提笔撰文加以赞赏。四天后即1月5日，王世襄这篇直接题为“欢呼天安门元旦放飞和平鸽”的文章，同样刊登在《北京晚报》上。在这篇文章中，王世襄除了对此行为表示激赏外，还提出了应在天安门附近豢养中华传统观赏鸽以便节庆日放飞等五点建议。从这五点建议中，我们依然不难体味到这位耄耋老人对于中华传统观赏鸽的珍重，以及由此折射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珍重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