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四年（1945）8月，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当这一消息传到李庄时，这个川南小镇顿时沸腾起来，村民们敲锣打鼓耍起了节日龙灯，往日举止斯文的学者们竟披着床单拿着脸盆跳跃敲打起来，就连卧病多年的林徽因也坐着滑竿加入到了人们的狂欢行列。
不过，在这狂欢队伍中的王世襄却显得有些心情急切，因为林徽因告诉他，梁思成在来信中谈到“清损会”正在选派人员准备前往全国各地清理战时损失文物事宜。对此，王世襄在重庆协助梁思成校注《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时，就曾耳闻国民政府教育部将改“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之动议，当时梁思成还询问他是否愿意参加这一工作，他随即表示愿意并说最好能派他到北方尤其是北平一带工作，因为那是他生活了近三十年最为熟悉的地方。如今，“清损会”的工作即将全面展开，王世襄心里明白，此时的他绝不能坐等李庄，而应该立即前往重庆去找梁思成和马衡这两位“清损会”的副主任委员。于是，王世襄回到中国营造学社办公地便展纸提笔分别给梁思成与马衡两人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并整理行装等待回信后立即出发。不日，王世襄收到回信，便向林徽因及学社同人辞行，告别了他学术事业的启蒙地李庄前往重庆，就此揭开了他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页。
同年9月，王世襄到达重庆后由梁思成与马衡两人向“清损会”主任委员、教育部次长杭立武进行了引荐，遂受命担任“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一职，协助国民政府教育部特派员兼“清损会”平津区代表沈兼士展开工作。曾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的沈兼士，也曾与马衡同时兼任过北京大学教授，所以两人关系较为密切深厚，而随后马衡又特意带着王世襄拜见沈兼士，这为王世襄后来在平津区顺利地展开追缴、清理战时损失文物工作奠定了基础。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当时还有两名副代表唐兰和傅振伦先生，但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并没能及时到任，所以平津区战时损失文物的清理工作基本上是由王世襄一人具体负责。
在王世襄前往平津区展开工作之前，“清损会”在重庆召开会议确定了工作思路及方法：一、“清损会”各区人员到达后立即成立办公处；二、前往各藏有文物、图书等机构查询沦陷期间文物损失情况，要求各机构开列文物损失清单上报“清损会”该区办公处；三、各区办公处在报纸上刊登通告，明确不论是机关还是个人凡有文物损失者都应开列损失清单上报，并由办公处登记备案以便据此进行追查索偿；四、追查并缴没被日寇和德国纳粹分子所藏匿之文物。
万事俱备，可王世襄并没有能够立即前往平津区展开工作，因为抗战刚刚胜利之际，国民政府南迁的许多机构都在准备复员回迁，一时间交通运输工具不敷使用，诸多机构都只能按有关规定登记排序等候回迁，比如中国营造学社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共同被编为第四十七号。即便如此，除了国民政府一些中央大员能够乘坐飞机直接回迁之外，其他单位与人员只能乘坐轮船押运物品辗转回迁，比如王世襄要到平津区就只能乘坐轮船到武汉或上海再转往北平。就在王世襄于重庆焦灼等待前往北平时，一个意外机缘使他回京时间得以提前。原来，这时手持联合国文物保护组织函件的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副馆长翟荫来到中国重庆，声称其受托前来中国调查战时文物损失及保护情况。由于翟荫不通汉语，他在向“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提出希望到北平、西安和成都三地进行察看的同时，还希望中国政府有关部门能够为他配备一名懂英语的译员。
对于翟荫的这一要求，杭立武表示可以安排，但因找不到合适的交通工具一时难以成行。而翟荫则表示他可以与美军联系，搭乘他们的军用飞机前往各处调查。既然如此，杭立武与马衡、梁思成三人一致认为派遣王世襄陪同翟荫同行较为合适，因为王世襄不仅正在等待北上展开工作，而且英语娴熟并懂得鉴赏文物。于是，民国三十四年（1945）10月6日，王世襄陪同翟荫离开重庆，先后在成都、西安和上海三地进行了各为期一周的文物调查工作，之后于10月27日抵达北平。一路上，王世襄遵照马衡在其临行前的嘱托，始终与翟荫形影不离，密切注视着他的一切行动，以防他借调查中国文物损失之机行盗窃搜购中国文物之实，因为此前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
到达北平后，王世襄将翟荫安排住进了六国饭店，遂立即前往设在东厂胡同的教育部特派员兼“清损会”平津区代表沈兼士的办公处报到。随后，王世襄又来到朱启钤府第汇报关于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李庄开展工作的具体情况，这是梁思成在他临行前所交代的事宜。王世襄结识朱桂老为他随后成功地追查清理几批文物埋下伏笔，这是后话。向沈兼士汇报“清损会”在重庆召开会议所明确的有关事宜的同时，王世襄还汇报了自己陪同翟荫调查以上三地文物损失的行程情况。至于“清损会”平津区将如何开展工作等事宜，沈兼士向王世襄做出了明确安排：一是办公地点由其介绍王世襄到故宫博物院找总务处处长张庭济（字柱中）帮助解决；二是由王世襄自己聘请一两名合适人员协助其工作；三是由于沈兼士担负教育部特派员一职，事务繁忙而无法兼顾“清损会”工作，故“清损会”平津区许多具体事宜都由王世襄负责办理。当然，如果需要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出面协调或帮助解决的问题，沈兼士则指派其秘书费致德专门负责予以办理解决。
随后，王世襄便遵照沈兼士的这一安排，找到了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张庭济，并由他协调将当时属于故宫博物院管理的北海团城上的两间房子提供给“清损会”平津区办公使用，另借调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贾玉田到团城协助“清损会”平津区收发文件通告等事宜。另外，王世襄还找到了当年帮助其抄写《中国画论研究》书稿的周士庄，聘请他来到“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帮助工作。一切准备停当，王世襄又以“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的名义，在《华北日报》上刊登了清理该地区战时损失文物的通告，明示平津区有关战时损失文物的机构和个人可以按照通告要求将函件寄到团城来，以便“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负责追缴索偿。
通告一出，平津一带在抗战时期有文物损失的单位和个人纷纷将有关材料寄到了团城，不料所报内容多属一般性旧物或根本不属文物范畴之列，比如故宫博物院上报的一些清代用于消防存水的铜缸，以及个人损失的图书如《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及《四部丛刊》，等等。对此，王世襄明白，如果照此追查所获，实与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清损会”的宗旨有违，所以他决定将工作重点放在清查日本人与德国人所盗藏搜购的文物方面。于是，王世襄为了获得相关方面的信息，广泛走访北京城内的古玩商人及店铺，还特意在中山公园董事会设宴招待诸多知名古玩商人，希望他们打消顾虑，积极提供线索，并表示凡是提供有价值线索者将予以一定的物质奖励。果然，王世襄的这一方法很快奏效，使他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11月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9月先后追查、清理了六批重要文物，为国家追查收回了数千件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之重宝”。关于王世襄追查、清理这六批重要文物的事宜，他曾在回忆文章中予以详述，下面就参照其回忆及有关史料一一表述。
一、调查接收杨宁史青铜器一事。民国三十四年（1945）11月，王世襄得到古玩商陈耀先、陈鉴堂与张彬青等人提供的信息说，在沦陷期间，河南等地出土的诸多重要青铜器大多被德国商人杨宁史搜购。随后，王世襄根据有关线索得知杨宁史这位德国商人是禅臣洋行的经理,该洋行及其住宅位于北平东城区干面胡同中间路北，并在天津也设有洋行分号及住宅。11月上旬的一天，王世襄来到禅臣洋行进行调查，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是，他一进门便见到一位外籍女秘书正在打印文件，而文件内容竟然是一份青铜器目录。王世襄随即将那份目录拿到手，并声称正是为此而来。那位女秘书见状，告诉王世襄说这份目录是罗越先生交给她打印的，如果王世襄想要这份目录须向他本人索要。王世襄一听心中暗喜，因为女秘书所提到的那位德国人罗越，早在他南下求职时便认识，且就住在自家东隔壁的芳嘉园一号。
于是，王世襄拿着那份目录找到了罗越，罗越承认目录是他编写的，但是器物则为杨宁史所有，而杨宁史当时并不在北平而寓居天津。因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限制日本人与德国人在中国境内自由行动，所以王世襄要想追查收回这批青铜器，必须使罗越与杨宁史两人当面对质后，才能得知这批青铜器的具体下落。
为此，王世襄决定带着罗越前往天津。行前王世襄先是找到沈兼士前往北平市警察局为罗越办理了离北平签发手续。随后，又到敌伪产业处理局北平办公处联系，请其将此事告知该局设在天津的办公处，以便会同该处调查处理此事。同时，王世襄还找到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的负责人谭伯羽与曾昭六两人，请求他们也对此事予以支持。
11月14日，王世襄带领罗越来到天津后，立即会同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办公处人员顺利地找到了德商杨宁史。面对王世襄的追查及罗越的当场对质，杨宁史只得承认他确实拥有这些青铜器，但所有器物全被封存在他天津的那栋住宅内，而那栋住宅当时已被国民党九十四军所占用，并告知王世襄如果要接收这批文物只能与九十四军直接接洽，他本人则无能为力。对此，王世襄明白他要想进入被九十四军占用的那栋杨宁史住宅，并顺利地接收这批青铜器文物，没有相关手续是无法进行的。于是，王世襄于11月20日返回北平后，立即与罗越到警察局注销离北平赴津许可并将其送回到家中，然后又来到沈兼士办公处开具了一份公函，公函中不仅说明杨宁史那批青铜器的重要文物价值，而且在言辞中请求九十四军允许王世襄进入杨宁史住宅察看，并希望协助清点接收等有关事宜。
11月26日，当王世襄手持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公函再次来到天津，会同敌伪产业处理局天津办公处人员来到九十四军驻地送交那份公函时，不料却遭到了九十四军办事处人员的冷遇，“放在这里，你回北平吧，等收到我们的回信再来”。对此，不甘心就此无功而返的王世襄于第二天再次来到九十四军催问，得到的同样是一句爱答不理的托辞：“这几天太忙，到时候我们会往上送，你还是回北平等着吧。”
既然九十四军不买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的账，王世襄只好返回北平向沈兼士汇报情况，而沈兼士对此也表示无可奈何。几天后，沈兼士突然要王世襄来到他的办公处，高兴地告诉他说：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字骝先）此时正在天津，你拿着我的介绍信去找他，请他就近过问一下清查接收杨宁史青铜器一事，也许会有些效果。就这样，王世襄第三次来到天津，并于当日傍晚在一家外商饭店里见到了朱家骅。王世襄呈上沈兼士的介绍信后，朱家骅阅毕转脸交代其秘书说：“你来接待他吧，有何要求，你给他办理。”
不日，王世襄手持由朱家骅签署的公函又一次来到九十四军交涉，九十四军虽有人出面接待了王世襄，但除了那句搪塞之托辞外，最后还饶上一句：“什么教育部不教育部的，管不着我们九十四军。”第二天，王世襄将其与九十四军交涉一事面告朱家骅秘书后，那位秘书也只是淡淡且无奈地说：“那就等等再说吧。”那位秘书也许是同情王世襄天津的无果之行，遂让王世襄搭乘朱家骅的专列返回北平，不料由于丰台站铁轨出现故障，专列临时改停在了西直门车站。专列到站后，国民政府大员朱家骅随即被沈兼士等教育部的下属官员簇拥着绝尘而去，而当王世襄从车站步行走到西直门时，城门却早已经关闭了。不得已，王世襄只好打电话找到沈兼士的秘书费致德说明情况，最后才颇费周折地进了城，等他回到家中已经是午夜时分了。
随后，调查接收德商杨宁史青铜器一事就此搁置，直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12月28日才出现转机，一举解决了接收杨宁史青铜器与收购郭觯斋所藏大量瓷器两件清理文物大事。原来，某日王世襄为接收杨宁史青铜器一筹莫展向朱启钤先生请教今后将如何开展清理战时损失文物一事时，朱桂老笑着说：“你今天来得正好，下午宋子文来看望我，你中午就别回家了，在我这里吃饭，赶快把洽办杨铜、郭瓷的经过及当前存在的问题简要地写个节略，等他来时我当面交给他。”
果然，午饭后国民政府政务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来到了朱启钤先生位于东裱褙胡同的府第，王世襄旁听了朱桂老与宋子文交谈的全过程，朱桂老先谈及他过去所藏一批古代丝绣现在长春需要保护后，随即谈到了收购郭觯斋瓷器与接收杨宁史青铜器两件事。这时，朱桂老将王世襄中午所写的节略交给了宋子文，并用手指着王世襄说：“他是专门派来清理战后文物的，我说得不清楚的地方，他可以补充。”宋子文接过节略看了一下，随即向朱桂老表示他马上办理这两件事，而朱桂老则进一步建议说：“郭家的情况，中南银行经理张重威最熟悉，我准备找张重威和郭昭俊面谈一次，再请张到中南海去见你好不好？”对此，宋子文也表示同意，之后便离开了朱桂老的府第。在此，关于收购郭觯斋瓷器一事暂缓解说，下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接收杨宁史青铜器的具体过程。
宋子文自朱桂老家离开后不久便前往南京，途经天津暂留时，专门找到德商杨宁史与其谈了接收其所藏青铜器之事，表示在名义上算是由其呈献，并答应在故宫博物院为其开辟专门陈列室，还准许德国人罗越与康斯顿前往故宫博物院参阅这些器物直至他们将有关图录编写完成。民国三十五年（1946）1月18日，沈兼士与故宫博物院分别接到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及敌伪产业处理局北平办公处的通知，可以前往北平台基厂外商运输公司百利洋行装运杨宁史所藏的那批青铜器。至此，王世襄才明白，原先杨宁史所说其所藏青铜器封存在天津住宅内是一个谎言，其目的是想增加王世襄查没这批文物的困难，以便伺机偷运出境。
1月22日，由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派车，王世襄等人亲自前往台基厂装运杨宁史所藏青铜器，随后直接运送到故宫博物院御花园绛雪轩进行清点交接。参加清点接收的人员除了沈兼士、王世襄与周士庄等代表“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之外，还有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专门委员曾昭六、董洗凡，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张庭济，鉴定人于思泊、邓以蛰，以及赵席慈、唐兰、于省吾等人，点交一方有杨宁史、罗越与康斯顿三人。清点交接完毕，由杨宁史所藏一百二十七件古青铜器和一百三十六件古兵器随即被送到古物馆延禧宫库房存放，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则在绛雪轩设宴款待杨宁史等人。三天后，即1月25日，《华北日报》上刊登的标题为“德人杨宁史呈献所藏古铜器经我接收在故宫陈列”的一则消息：
德商禅臣洋行华北经理杨宁史，酷好中国艺术，搜藏古代铜器及兵器，中多商周时代精品。宋院长上月莅平获得关于文物报告，过津时，曾召杨晋谒。而杨以该项藏器，原系中国古物，自愿全部呈献我国政府。现经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谭主任（谭伯羽）指派专门委员曾昭六、董洗凡，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王世襄，故宫博物院处长张庭济，国内专家于思泊、邓以蛰等，于一月二十二日在故宫御花园绛雪轩点收，共二百四十余件，由故宫博物院保管，并辟专室陈列。据专家称，此批铜器在学术上甚有价值。
确实，这批在学术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的青铜器，不仅全部是生坑所出之器物，而且类别全、涵盖广、时代序列完整、器型和花纹图案都十分精美，其珍贵程度超过民国年间其他各家所收藏品。比如最为著名的战国宴乐渔猎纹青铜壶、商饕餮纹大钺及诸多鼎、卣、爵杯、玉柄戊等器物，后来在南京举办的“抗战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二、收购郭葆昌所藏数百件瓷器一事。紧接接收杨宁史青铜器之后的，便是收购民国年间最著名瓷器收藏家郭觯斋所藏的四百二十二件瓷器，其中包括：后周柴窑瓶一件、唐昌南窑宫碗一件、唐邢窑三件、宋景德镇窑十件、宋钧窑九件、宋东窑八件、宋汝窑四件、宋官窑三件、南宋官窑四件、宋龙泉窑八件、宋哥窑六件、宋定窑十一件、宋建安窑三件、宋建阳窑五件、宋河南窑一件、宋磁州窑一件、南宋吉州窑九件、南宋广窑五件、金宿州窑三件、元临川窑二件、元枢府窑五件、元景德镇窑一件、元钧窑天青窑二件、元龙泉窑二件、明钧窑三件、明景德镇窑十一件、明处州窑一件、明德化窑五件、明洪武窑二件、明永乐窑九件、明宣德窑二十七件、明厂官窑八件、明成化窑二十九件、明弘治窑二件、明正德窑九件、明嘉靖窑五件、明隆庆窑一件、明万历窑二件，以及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大量瓷器。由此可见，郭觯斋所藏瓷器时间跨度大、种类器型多，可以说几乎涵盖了中国陶瓷史上各个阶段的代表器物。
那么，这位藏有如此丰富瓷器的大藏家郭觯斋到底是何许人也？
郭觯斋，本名郭葆昌，字世五，觯斋是其别号。出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的郭葆昌，是河北定兴人，年少时便进入北京城闯荡，先是在西城区羊市大街古玩铺当学徒，由于他办事机敏又好学上进，很快就掌握了一定的古物鉴定知识和经验，并对古董经营也积累了自己的心得。后来，郭葆昌在一个偶然机会得以进入袁世凯府中当差，凭着自己多年在市井中磨炼出的善于钻营的心性，很快便当上了袁府总管。对此有传闻说，一天袁世凯在庭院中散步时，见池内缺少荷花，不由心生感叹，这让在一旁伺候的郭葆昌记在了心里，他连夜从老家定兴运来两车荷花栽入池中。第二天袁世凯忽然见到庭院中荷花满池，心中十分惊喜，于是便提拔郭葆昌当了袁府总管。自此，精明干练的郭葆昌不仅发家致富大肆收藏古物，还因其精于鉴定古瓷器而被袁世凯授命管理景德镇瓷窑事务，并烧制出了极为著名的“洪宪瓷”，这使他在古陶瓷收藏鉴定方面成为一代大家。
再后来，“洪宪皇帝”袁世凯一命呜呼，郭葆昌这位袁府总管便以自己在古陶瓷鉴定上的精深造诣和丰富的收藏，被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任命为该院瓷器馆馆长。就此，郭葆昌开始潜心于古陶瓷方面的研究，并因工作之便而有机会查阅大量清宫旧档，翔实考订雍正、乾隆年间官窑瓷器总监唐英的一生事迹，编纂出了《唐俊公先生陶务纪年表》这一清代官窑瓷器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于郭葆昌编撰的另一书《瓷器概说》，不仅成为瓷学研究者的入门读物，而且由于是用中英文双语所印，也成为第一部向西方世界系统介绍中国瓷器的专著。这部《瓷器概说》的英译精准而优雅，堪称同类学术著述英译之范本。另外，郭葆昌在其寿诞时精心编印的《项子京藏瓷器图谱》，如今已经被收入善本之列。当然，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郭葆昌将自家所藏瓷器编成燕瓷图谱，也就是那部多达二十册的《觯斋瓷乘》。
作为民国年间最著名的陶瓷收藏家，郭葆昌不幸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因胃癌病逝，其所藏瓷器随后由其子女郭昭俊等人所有。民国三十四年（1945）10月，王世襄离开重庆前马衡曾特意叮嘱他说：“郭瓷是一批重要文物，其中宋瓷有的很精，清官窑古铜彩牺耳尊连故宫都没有。你到北平后要注意这一批瓷器，向郭家的人恳切地谈一谈，最好不要让它散掉，将来完整地归公家收藏才好。”所以，王世襄回到北平后便专程找到郭昭俊与其协商，郭昭俊表示他也不愿意看到其父所藏的这批瓷器散落四方，如果政府部门能够收购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不过，由于郭家所藏这批瓷器不属于敌伪资产，除了收购外确实别无他法，而当时要想申请到这样一大笔专款，实在是一件容易遭到非议的事情。为此，王世襄先后向马衡和沈兼士做了汇报，但他们也想不出具体办法，直到王世襄拜望朱启钤先生时才出现了转机。
前面谈到宋子文看望朱桂老时，朱桂老当面向其提及应该保护长春那批丝绣、接收杨宁史铜器及收购郭觯斋藏瓷三事，朱桂老并表示要找中南银行经理张重威和郭昭俊面谈。当晚，朱桂老便将张重威与郭昭俊两人找到了其府第，具体商谈收购觯斋藏瓷一事。经过磋商，由郭昭俊立即准备一份呈文，让张重威于第二天送到中南海呈交宋子文，同时郭昭俊将其父郭葆昌编撰的《觯斋瓷乘》二十册送到朱桂老处，然后再由王世襄组织人员将《觯斋瓷乘》抄成清册，以便将来对照该册清点接收这批瓷器。另外，王世襄还遵照朱桂老之意，草拟了一份接收这批瓷器的具体办法。
民国三十四年（1945）12月30日，王世襄与张重威、郭昭俊三人按照朱桂老与宋子文前一天之约定，前往中南海怀仁堂拜见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向其汇报了朱桂老与郭昭俊等人洽谈收购瓷器的经过。不久，宋子文便批示由财政部拨款十万美金收购了郭葆昌所藏这批瓷器，并为郭昭俊在中央银行安排了工作，随后便由郭昭俊与张重威两人亲自到故宫博物院面告张庭济，商定日期前往八面槽锡拉胡同14号郭府清点接收。自民国三十五年（1946）2月20日至23日，由故宫博物院、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及王世襄与周士庄代表的“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三方共同前往郭府，对照《觯斋瓷乘》中所载瓷器的照片及注明尺寸等，逐箱逐件一一进行清点后再装回原箱，最后加贴上故宫博物院封条，直接运往故宫博物院存入了古物馆延禧宫库房。与接收杨宁史铜器一样，王世襄于同年10月与故宫博物院古物馆人员在景阳宫后院的御书房，为郭葆昌所藏瓷器也开辟了专门陈列室。关于这批瓷器的文物学术价值，有专家指出，即便与故宫博物院原有藏瓷相比较，也称得上是极为难得的瓷器珍品。
其实，与这批瓷器收藏相比而言，郭葆昌所藏古代书画在当时的藏家中也可以说是罕有比肩者，比如其中最著名的王珣《伯远帖》与王献之《中秋帖》。作为乾隆皇帝“三希堂”法帖中的“二希”，有资料记述说《伯远帖》和《中秋帖》是郭葆昌于20世纪30年代初从天津所收购，其实早在瑾太妃命小太监将此二帖悄悄售于北平一名叫品古斋的小古董铺时，就被郭葆昌用重金收购秘藏了。而正因郭葆昌有此之举，遂刺激大收藏家张伯驹不惜倾其全力收购了陆机的《平复帖》，才使其心理稍感欣慰与平衡。如今，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这三帖，已经成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关于郭葆昌所藏“二王之帖”回归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事，据有关资料记载说，曾被郭昭俊于20世纪40年代末携至台湾准备售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后因该院刚刚搬迁至台无力收购，又辗转到香港作为抵押品向一家英商银行贷款。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郭昭俊因不能按期还款准备将此二帖售予该银行，此事被时任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即徐森玉之长子徐伯郊得知，他一边力劝郭昭俊不应将此二帖售于海外，一边迅速向时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父亲徐森玉和国家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汇报，随后由徐森玉和郑振铎两人（也有资料说是由张珩张葱玉和郑振铎两人）上报中央人民政府，并报请周恩来总理亲自批拨专款予以购回。
至于《觯斋书画录》中所收其他诸多书画巨迹，除了唐寅（字伯虎）《孟蜀宫妓图》和仇英（字十洲）《沧浪渔笛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外，其他书法名迹大都散落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比如，宋王严叟《墨梅卷》和元邹复雷《春消息图卷》今藏于华盛顿佛利尔博物馆，元王渊《鸲鹆梅雀图》现藏于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另外，曾由清皇室收藏的书画名迹，如焦秉贞《午瑞图册》和文俶《宜男图卷》等，至今仍散落民间不见踪迹。由此可见，郭葆昌作为一代收藏大家，其人生经历实在是充满了传奇色彩，其收藏也堪称历经波折。
三、追查收回美军中尉德士嘉定非法接收日本人所藏宋元瓷器一事。民国三十五年（1946）3月15日，王世襄得到北京成古斋古玩铺商人孙成章的报告，说天津古玩商人李文治知道日本人原田广治和税田义人藏有一批精美的宋元瓷器，应该予以追查收缴。于是，王世襄遂宴请孙成章在北平墨蝶斋吃饭，并在饭桌上商定于3月21日一同前往天津办理此事。恰巧，这一天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张之奇、李尔康两人也要到天津察看一批没收自日本人的文物，于是王世襄与他们一同前往。到达天津后，王世襄与张之奇、李尔康及敌伪产业处理局驻津办事处人员共同察看了那批被没收的文物，因多是近年仿制石刻而非文物，王世襄遂将主要精力放在追查原田广治和税田义人所藏的那批瓷器上。
当王世襄等人找到天津古玩商人李文治，并向敌伪产业处理局驻津办事处及天津市警察局说明来意后，那两处也均派人与王世襄等共同找到了原田广治、税田义人这两名日本人。不料，原田广治和税田义人两人却说他们因为知晓不能携带中国文物出境，已经将那批瓷器转让给了美军中尉德士嘉定。非常巧合的是，这位美军中尉德士嘉定就居住在原田这两名日本人的楼上，于是王世襄等人当即带领原田这两名日本人与其当场对质，美军中尉德士嘉定见状无法抵赖，遂承认他确实接收有这批瓷器，但已经采取军邮方式寄往了美国。
对此，王世襄并没有放弃追查，而是在严厉指出其行为违反了中国有关法令规定之后，令其与原田等人开具出这批瓷器的品名、件数，以及邮寄的地点、收件人姓名、日期和收执号等内容，然后拿着这些证据前往驻津美军军邮处进行核对。在核对无误后，王世襄便返回北平向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敌伪产业处理局办公处和南京的教育部“清损会”分别做了汇报。随即，王世襄又找到沈兼士以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的名义向美军驻平司令迈尔斯中将发函，通知其美军中尉德士嘉定的违法行为及所获证据，要求其追查处理此案。
此后，王世襄因为继续追查其他几批文物及就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等原因，未再负责此案，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从原任国家文物局处长王振铎处得知了其中的具体情形。这批文物已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由美国驻华大使馆送交给了国民政府外交部。据有关资料记述，这批由美军中尉德士嘉定非法接收日本人的瓷器共有二十五件，其中包括：宋定窑碗、宋黑定窑碗、宋梅瓶、元钧窑香炉、宋香炉、明宣德碗、三代铜器、三代小爵、三代香炉、明初青花梅瓶各一件及松画两幅；税田义人赠送美军的古物二十五件，其中包括清康熙青花壶一件、清乾隆粉彩皿六枚、清康熙青花小壶一件、明青花小壶四件、清雍正青花小杯五件、宋磁州窑花瓶一件、宋龙泉窑皿一件、宋龙泉窑碗二件、元钧窑碗一件和明青花皿一件。
四、抢救朱启钤存素堂旧藏丝绣一事。民国三十五年（1946）5月的一天傍晚，王世襄忽然接到朱桂老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到其府第。原来朱桂老获悉长春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包围，担心原先由他收藏的一批古代丝绣在炮火中遭到损毁，遂找到王世襄商量如何进行抢救。众所周知，朱桂老在发掘、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多方面特殊而卓越的贡献，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存素堂丝绣录》一书中所涉及的丝绣文物，而由此隐约可知朱桂老曾藏有一大批珍贵的丝绣文物制品。
据《朱启钤的文物账册》中记载，朱桂老所藏缂丝刺绣珍品多达两百余件，时代自宋至清各个朝代都有，其中最为珍贵的是辛亥革命后收购清恭亲王府斥卖之旧藏，至于清内府旧藏及明朝项子京与清朝安岐、梁清标、盛昱等人所藏，也大多被朱桂老所购藏。比如，收录于《存素堂丝绣录》中的珍品有：宋缂丝绣线合璧册（朱克柔缂丝牡丹、朱克柔缂丝山茶、缂丝宋徽宗御笔花卉）、宋缂丝崔白《三秋图》轴、宋缂丝《八仙介寿图》轴、宋缂丝《迎阳介寿图》、宋缂丝《海屋添筹》卷、宋缂丝吴熙《蟠桃花卉》轴、宋缂丝《蟠桃春燕图》轴、宋缂丝《天官》轴、宋缂丝《紫鸾鹊谱》轴、宋缂丝牡丹团扇、宋缂丝芙蓉片段、宋缂丝米芾行书卷、元缂丝《释迦牟尼佛像》轴、元缂丝通景花卉屏障残幅、元缂丝宜春帖子和《岁朝图》合璧轴、宋缂丝绣线合璧册（宋绣瑶台跨鹤、宋绣海棠双鸟、宋绣梅竹鹦鹉）、宋绣《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明顾绣韩希孟花鸟册及明顾绣花鸟人物，等等。朱桂老的《存素堂丝绣录》对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朱桂老因为影刻宋版《营造法式》和编印明岐阳王世家文物图册，以及创办中国营造学社等事宜，特别是闲居天津期间被蒋介石勒捐一百万元银洋军饷后，经济严重拮据。即便如此，当日本商业巨头大仓喜八郎准备以银洋一百万元购买他的这批丝绣时，朱桂老婉言谢绝。后来，朱桂老经时任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的介绍，在不得出售给外国人（当时主要是指日本人）的前提下，以二十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东北边业银行。很显然，这批丝绣价值远不止二十万元，朱桂老之所以在困境中如此行事，明显带有捐赠意味。
民国二十年（1931）九一八事变后，这批珍贵丝绣随边业银行一同陷入日本正金银行之手，朱桂老遂通过曾任吉林省财政厅长、后任伪满洲国中央银行总裁、其盟弟荣厚（字叔章）的职务之便，设法将这批丝绣定为伪满洲国的“国宝”，从而得以长期保存在东北边业银行保险库中，而不致被日本人劫夺而去。与此同时，伪满洲国还在日本编印了三百部《纂组英华》大型图录行世，遂使这批丝绣成为闻名世界的珍贵文物。当朱桂老得知保存有这批丝绣的长春城已经被人民解放军所包围，并随时都有可能被战火毁坏的消息后，内心十分焦急不安，所以早在宋子文来看望他时就曾嘱托其设法予以保护。
如今，朱桂老之所以急招王世襄来见他，是因为他得知国民政府第一夫人宋美龄已经来到北平，并即将飞赴东北战场，所以希望通过宋美龄能够抢救出这批珍贵的丝绣文物。于是，当王世襄急忙赶到朱桂老家时，朱桂老便告知他说：“现长春被围困，危在旦夕，如遭轰炸或发生巷战，丝绣极可能被毁，所以最好是抢运出来，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现在宋美龄已到北平，将去东北，你赶快用‘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及你个人的名义，写一个呈文，就说长春危急，这批丝绣十分重要，建议将它空运到安全地点。写好呈文交给我，一切就不用你管了。”王世襄遵照朱桂老所说赶写了一份呈文，朱桂老亲自修改后又让王世襄重新誊抄了一遍。后来，当王世襄接到教育部“清损会”秘书郭志嵩从南京寄来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的一封申斥信时，才得知那批丝绣已经空运到北平存放进了中央银行的保险库。
原来，当朱桂老将那份呈文及亲笔信面交宋美龄后，宋美龄随后在东北观赏了那批丝绣文物，并经其干预将那批丝绣文物安全地抢运出了战火纷飞之地。到了民国三十六年（1947）3月，当王世襄从日本押运一批善本书回到故宫博物院工作时，他又得知那批丝绣已经拨交给了故宫博物院。大约在1951年，辽宁省博物馆通过国家文化部从中协调，以其所搜集的溥仪当年从故宫携带出的若干善本书为条件，将那批丝绣又调换回了东北。
五、接收溥仪遗留天津张园保险柜中大批珍贵文物一事。民国三十五年（1946）7月10日前后，王世襄应沈兼士之召前往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受命前往天津张园接收溥仪存放在保险柜中的一批重要文物。原来，日前驻平美军上校葛利告知沈兼士，驻津美军在末代皇帝溥仪曾经的寓所张园内发现了两具保险柜,发现时一具保险柜已经被打开，内里空无一物；另一具用铁锁锁着，不知其中有何物品。葛利上校之所以通报国民政府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是希望“清损会”能派人与美军一同前往天津打开这具保险柜，如有物品以便当场接收。随后，王世襄便按照沈兼士之交代，立即告知敌伪产业处理局办公处，接着又赶到东交民巷与美军上校葛利协商前往天津的日期。经过协商，双方前往天津的时间定于7月16日，但葛利上校因有其他事务，遂派美军代表克利夫斯与王世襄一同前往。到达天津后，王世襄与克利夫斯首先来到了敌伪产业处理局驻津办公处请其派人参加，再到美军驻津办事处请他们也派人参加，随后三方一同赶往张园。
坐落在原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是一栋建造于民国四年（1915）至民国五年（1916）间的红砖洋房，原先是清末湖北提督兼驻武昌第八镇新军标统张彪的私人花园住宅。由于园内砌筑假山，筑引水池，还种植有诸多名贵花木，每当鲜花盛开时，园内花香四溢，所以取名“露香园”，又因其主人姓张，故人们称之为“张园”。不过，张园的名气并非来自原主人张彪，也不是因为民国十三年（1924）孙中山先生北上来津时曾在这里下榻过，而是由于末代皇帝溥仪从北京逃到天津后曾经住在这里。民国十四年（1925）2月24日，溥仪于旧历“龙抬头”这一天，在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警察署和便衣特务们的“护送”下，从北京前门火车站化装逃往天津。初到天津时，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只得将溥仪等人安排住进日租界内的大和旅馆，后来才租住了张园。
据说，末代皇帝溥仪逃亡天津后，平常难得一见“龙颜”的张彪为了表示忠心，亲往收拾花园及布置屋内陈设，还专门跑到市场上买来了当时新奇的无线电收音机送给这位末代皇帝。对此，落寞的皇帝溥仪心存感激，在民国十六年（1927）张彪患病时，特意派“御医”为其诊治，并在张彪弥留之际赠其“忠恪”二字谥号，以示“皇恩浩荡”。后来，张彪因病势严重去世，溥仪又为其题写了“心如金石”的匾额，以示对张彪忠心的嘉勉。既然末代皇帝能驾临张园，并对张园主人嘉勉有加，想来张园建造得自然是不同凡响。
确实，现今地址变更为鞍山道59号、功用改为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张园，建筑平面呈“丁”字形，是由一栋坐东朝西二层砖木结构主楼，与一排坐南朝北西式平房相连而组成，并在主楼突出的西北角设有一座角楼。在整个建筑的外檐墙裙和门窗套上，饰有许多道水平线角，并以水刷石装饰墙面，就连墙身也是用清水砖砌筑而成。在主楼的正门前，是一个由三面拱券支撑的大平台，下面两侧设有坡道，以供汽车直接驶入门厅。穿过以大理石铺设墙裙和地面的过厅，迎面大厅内是两座木质楼梯，楼梯与二楼外挑的木回廊相连接，在楼梯栏杆和扶手上都刻有精美的花饰，就连楼梯休息平台上的采光窗户，也是用玉兰花图案的玻璃装饰而成，室内显得十分明亮而考究。进入大厅，在天井中央安装有华美的大吊灯，四面墙壁上也装有许多造型精妙的壁灯。在主楼一、二层的侧面，同样设有外挑的大采光窗，主楼屋顶是大筒瓦四坡顶，具有典型的西洋古典主义风格。以内走廊与主楼相通的西式平房，室内装饰同样十分考究，四面墙壁安装有护墙板、雕花木护角、挂镜线和窗帘盒等，就连门窗处也设有窗口板和筒子板等。不过，使这排西式平房充满一种灵动生机的，则是平房前那用巨大条石砌筑而成的露台，因为其上特意设计有一眼喷泉，喷薄而出的泉水总是给人一种希望。当然，末代皇帝溥仪在这里的“生机”和希望，似乎就是整天琢磨如何潜逃到中国东北，以望在其祖上肇基之地东山再起。在此，至于溥仪的最终结局如何，已经不是张园所应承载，因为它的历史使命只是一个过渡。不过，十多年后张园竟然见证了一桩与溥仪有着直接关系的文物回收案，而负责具体事宜的就是王世襄。
王世襄等人到达张园看见那具保险柜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当时为了打开保险柜柜门，先是找来专门修配铁柜钥匙的匠人，可是那匠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将保险柜打开，最后只好用氧气喷火器将柜门烧开，在其中发现了二十一个手提式小型保险匣。由于已经是夜间10点多钟，不便清点，而第二天才有火车返回北平，所以三方决定先将那二十一个保险匣用封条封存，并用汽车押运到美军办事处的一间库房，库房门窗一律用铁锁锁上，同时美军加派士兵负责看守执勤。一切安排停当，王世襄又连夜打电话向马衡和沈兼士做了汇报，商定第二天押运这批物品乘坐特快返回北平，并请派车前往车站接运。
第二天，也就是民国三十五年（1946）7月18日，王世襄等三方人员在验看封条完好无损之后，便在美军派遣的多名士兵的保护下共同押运这批物品返回北平。王世襄等人到北平时，敌伪产业处理局办公处、故宫博物院和沈兼士及美军葛利上校都派人派车在车站迎接，并直接将这批物品押运到了故宫博物院御花园绛雪轩进行清点。清点时，现场除王世襄等押运人员及十多名负责打开保险匣的工作人员之外，还有沈兼士、马衡与葛利等人。物品多达一千多件，大多属于细软一类，其价值堪称连城。由于件头小、数量多，故每清点一件便登记在册，以便将来整理时核实无误。所以，当这批物品彻底清点完毕送入延禧宫库房时，已经过了午夜时分。
民国三十五年（1946）7月20日，《华北日报》以“溥仪出宫时携去文物经美军在天津发现现已运平移交故宫博物院”为题刊登消息，对王世襄等人接收这批文物进行了详细的报道。7月21日，王世襄陪同马衡院长拜访了美军上校葛利，对他表示感谢，后又设宴招待了葛利上校与克利夫斯。再后来，王世襄在回忆文章称：
这批物品中，现在还能记得的珍品有古玉数百件之多。近年编入《故宫博物院藏工艺品选》的商代鹰攫人头玉佩无上精品，即是其中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发现乾隆时为古玉特制的分屉匣，屉中依每件玉形挖槽制囊，玉形都可与槽形对上。当时溥仪出走，弃匣取玉，遂致玉、匣分离。宋元人手卷有四件，都高不及尺，它们是：宋马和之《赤壁赋图卷》、元邓文原《章草卷》、元赵孟頫设色《秋郊饮马图卷》及《老子像道德经书卷》。此外有古月轩珐琅烟壶、痕都斯坦嵌宝石玉碗、嵌珠宝珐琅怀表等。至于黄杨绿翡翠扳指等，更是价值连城，使同批物品中的金银器显得黯然无色。
有的物品为故宫后来开辟的珍宝馆确实增添了光彩。比如：五百五十件玉器、三十五件瓷器、七十二件珠宝饰物、八十二件翡翠、三十九件朝珠手串、二十四件金器、五件书画、十八件景泰蓝珐琅、六十四件洋表、四十四件烟壶、二件铜镜、七十件图章、七件旧笔、五十八件文玩什物及十五件杂项。
六、接受海关移交德孚洋行文物一事。民国三十五年（1946）9月10日，王世襄接到敌伪产业处理局北平办事处的通知，说是海关扣留了德商德孚洋行的十几箱物品，现已运到东城区本司胡同，希望故宫博物院派人予以接收。三天后，王世襄、周士庄与海关一名叫陶器（或契）的工作人员及故宫博物院有关人员前往本司胡同，将那十几箱物品运往故宫博物院的御花园。据说这是一德国民俗研究机构或博物馆所搜集的物品。由于这批物品件头较大，不宜在绛雪轩内进行清点，故改在绛雪轩北面的一个亭子内。遗憾的是这批物品并非都属文物范畴，大多属于近代工艺品，比如晚清服装、木佛、年画、皮影戏人、剪纸、日用铜器及锡器等。所以，这批物品经清点后并没有存入延禧宫库房，而是存进了御花园堆秀山东面的一栋小楼内。直到1979年，当故宫博物院派人向王世襄了解这批物品来源时，王世襄才得知这批物品依然存放在故宫博物院内。
这就是王世襄当年负责或参与清理的六批文物情况。后来教育部特派员兼“清损会”代表沈兼士不幸中风而逝，王世襄也将主要精力投向了他梦寐以求的故宫博物院建设当中。不过，王世襄虽然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7月10日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但他此后依然以“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的名义在工作，特别是参加组织“抗战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及前往日本交涉赔偿文物事宜，王世襄都在其中担负重要角色，所以在此一并详细记述似乎并不勉强。
民国三十五年（1946）春天，王世襄按照教育部“清损会”秘书郭志嵩来函所示，参照《现在日本支那名画目录》《泉屋清赏》及《爽籁馆藏画》等书籍，辑录了一本中国重要文物现藏日本的目录，以便赴日开展交涉赔偿文物等事宜。果然到了民国三十五年（1946）八九月间，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告知王世襄说，教育部“清损会”来函准备派遣人员前往日本交涉赔偿文物事宜，原本打算派文博名家徐森玉前往，因徐森玉年老体弱不宜远行，且徐老不通外文需带翻译一名，这将增大编制且增加花费，所以准备改派王世襄担此重任。当时，王世襄正积极投身故宫博物院的基本建设当中，对于前往日本交涉文物赔偿事宜并无多少把握，故对此一时未置可否。接着，教育部“清损会”来函通知将于当年11月在南京举办“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要求故宫博物院挑选新入藏的文物参加展览，于是王世襄与已经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周士庄两人，遵照马衡与唐兰等人安排从杨宁史青铜器陈列室中挑选出部分精品，前往南京参加该展览。
为期一周的文物展览结束后，由周士庄押运这批文物返回北平。而王世襄则与因故宫博物院事宜赶来南京的马衡一同参加了由教育部“清损会”召开的会议。会议议题有两个：一是各区汇报一年来清理战时损失文物情况及收获；二是讨论前往日本交涉文物赔偿具体事宜。此后他以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清损会”专员身份，被分配在中国赴日代表团第四组，即文化教育组，前往日本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清理、调查和追索文物工作，这当属他人生历程中“战后追宝”的又一历史功绩。
王世襄作为中国赴日本代表团文化教育组的成员前往日本的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即运回被日寇抢去的国民政府中央图书馆善本书一批，向日本政府追查战争时期中国各地损失的公私文物下落，与日本政府进一步交涉以期达到“以类赔偿”，这也是教育部“清损会”在南京召开的那次会议所讨论的内容。任务明确后，王世襄将自己一年多来清理战时损失文物工作所经手的账目、单据及文件等，都向“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及其秘书郭志嵩做了交代，并从他们那里领取了两千元美钞作为赴日工作费用，接着又往返南京与上海两地办理了签证、护照及机票等相关事宜。
同年12月的一天，王世襄飞抵日本羽田机场，由代表团工作人员李汉援接到中国赴日代表团驻地，随后向其所在第四组即文化教育组组长、北京大学原教授张凤举报到。令王世襄感到高兴的是，在代表团里他还遇到了求学燕京时的老师吴文藻与冰心夫妇等人，这使他在日本工作期间遇事有了请教和商量的对象。其实，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3月31日，中国的这一代表团就已进驻日本，其使命是作为同盟国胜利方一成员前往日本参加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以及接收在“二战”中被日寇掠夺的本国物资等，团长是因此而为人们所熟知的朱世明将军。
不料，当王世襄参照联合国会议所制定的有关文物赔偿规定，准备向日本政府提出这些损失文物的赔偿要求时才发现，如果按照这一规定要求联合国驻日本有关机构督促日本政府进行赔偿的话，必须明确是在“二战”期间被日寇劫夺或盗窃之文物，而且还要提供一份注明有这些文物的名称、年代、形状、尺寸、重量、原在何处、原所有人、何时被劫夺、劫夺该文物的日寇部队番号等的详细材料。
很显然，联合国的这一规定对要求赔偿的一方极为不利，或者说有明显倾向甚至是偏袒日本国之嫌疑。比如，中国人民在那国破家亡连自身生命都无法保障的战争岁月里，有谁会在炮火连天的狂轰滥炸中去留心记录那些损失文物的有关详细信息呢？比如，属于严格保密范畴的日军部队番号，中国人民又如何能够知晓得清楚呢？尽管联合国有此不合理之规定，王世襄还是积极搜集材料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的要求。在联合国这一规定偏袒下，日本国仅以材料不全无从寻找为借口，便轻而易举地回绝了这一要求。此路不通，王世襄转而希望与日本政府交涉“以类赔偿”事宜。可是他的这一提议当即遭到了中国代表团第四组组长张凤举的反对，因为张凤举知道联合国有关规定中并没有什么“以类赔偿”的说法。按照规定即使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清损会”会议上所讨论的决定，在这里也必须以第四组的名义请示代表团团部。当张凤举就此事向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口头提出时，朱世明将军也告知说这牵涉联合国所规定赔偿的原则问题，根本不可能在中国代表团与日本政府之间得到解决。
对此，王世襄只得将此情况向“清损会”进行汇报，并提议由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会议上争取“以类赔偿”的要求。
既然交涉文物赔偿一途难以通行，王世襄遂决定从文物调查入手，就像在国内“清损会”平津区开展工作一样，只要找到被日寇所劫夺盗窃文物的下落，便可据此提出赔偿的要求。于是，王世襄首先找到设在日本东京一条街道上的负责管理日本文物的美国机构，在一位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下，查阅了部分已经编写好的文物卡片，从中获悉一些有关中国文物古建筑遗址被损毁的信息。因该机构当天已到下班时间，王世襄遂与那名工作人员约定第二天继续查阅。不料，第二天还没等王世襄前往该机构，那名美国工作人员竟然在清晨找到王世襄所在代表团的驻地，说昨天因擅自让王世襄查看有关文物卡片，已经遭到了该机构负责人霍利斯和李雪曼的责备，声明如果王世襄想继续查阅那些卡片资料，必须由中国代表团通知美国代表团，并与美国该文物负责机构事先约定时间，否则即便王世襄前往该机构也不能予以接待。然而，当王世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好所需手续向该机构提出要求时，该机构多次以事务太忙没人接待为由予以拒绝，实际上就是防止中国方面获知有关信息从而接收回损失的文物。
当然，这并不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揣测。因为民国三十七年（1948）王世襄在美国考察博物馆时，获知那位霍利斯已从克利夫兰美术馆辞职，后成为一名经营中国文物而暴富的古玩商。确实，王世襄在日本追查交涉文物赔偿处处受阻碰壁并非个别现象，比如同时在日本追查“二战”期间失窃的中国周口店北京猿人头盖骨一案，同样因为美国相关机构从中作梗，使中国代表团在追查过程中一筹莫展，并使原本较为清晰的追查线索变得扑朔迷离，成为了今天世界的一大谜案（关于北京猿人头盖骨失窃及追查过程中惊险曲折的历史旧事，笔者曾在拙作《迷失周口店》一书中有过较为详细的记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从中可推知王世襄在日本追查文物之艰难）。在日本交涉文物赔偿事宜举步维艰，王世襄遂萌生了回国参加故宫博物院基本建设的想法，而当他写信分别向马衡和杭立武表达这一想法时，却得到“清损会”秘书郭志嵩的回信称遵照杭立武的要求让其随同中国代表团在完成同日本的交涉工作后一同回国。对于这一回信，心系故宫博物院的王世襄并没有接受，他遂将自己要求回国的希望寄托在代表团的批准上，而要想得到代表团的批准，非由团长朱世明将军亲自批示不可。可王世襄作为代表团的一般成员，是很难见到或直接向朱世明将军请示的，他这时便想到请老师吴文藻与冰心夫妇从中引见。果然，当王世襄在吴文藻与冰心夫妇引见下，向朱世明将军汇报因在文物追偿过程中受到种种阻碍而想回国参加故宫博物院工作时，朱世明将军表示，如果王世襄一定要回国的话就负责把那批已经查明的善本书押运回去。得到朱世明将军这一许可后，王世襄一边将此情况向杭立武写信汇报，一边积极运筹押运那批善本书回国等有关事宜。
有必要交代的是，在详述王世襄押运这批善本书回国具体经过之前，应该让读者了解关于这批善本书的来源、被日寇劫夺及被中国代表团查获的过程。
数百年来，江南作为中国文化最繁茂的区域，不仅文人荟萃、佳作纷呈，领中国人文之风骚，而且读书、爱书、刻书、藏书蔚然成风，从而催生出了诸多大藏书家及其闻名遐迩的藏书楼。比如，并称晚清四大藏书楼的归安皕宋楼、聊城海源阁、常熟铁琴铜剑楼和杭州八千卷楼；比如，缪荃孙的艺风堂、李盛铎的木犀轩、叶德辉的观古堂、邓邦述的群碧楼、董康的诵芬室、傅增湘的双鉴楼、蒋汝藻的密韵楼、刘承幹的嘉业堂、宗舜年的咫园、朱希祖的郦亭、刘世珩的玉海堂、邓实的风雨楼、张均衡的适园、叶景葵的卷盦及张元济的涵芬楼，等等，多由江南著名文人、仕宦之家或实业家所创设。遗憾的是，所有藏家都没能跳出藏品最终散失的宿命，有的是因为子孙不善或不愿守业将其散卖，有的是因为仕途遭受厄运无法留藏，有的是因为经营惨淡无力为继，有的是因为遭遇战争导致损毁失散，总之，作为收藏家鲜有藏品永存不散之理，除非像本书主人公王世襄那样将所藏明式家具采取集中捐献给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方法，否则都必将应验中国那句习惯性应用到朝代兴亡更替规律中的俗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至于民国年间江南诸多著名藏书楼中珍本秘籍纷纷散失的原因，那就不能不归咎于日本对中国发动的那场罪恶战争。
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8月13日上海淞沪战争爆发之前，江南诸多藏书家鉴于国内局势长年动荡不安，已经开始出售其所藏图书，而作为全国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大都会上海，无疑成为这些图书最佳也是最大的交易市场。眼看战事即开，原本难得一见的珍本古籍竟然以极低的价格予以抛售，一时间各色人等纷纷拥进上海，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抢购风潮。在这一风潮中，有达官贵人、敌伪机构、境外院所、投机书商，也有热爱中华文明而忧心忡忡的文人志士，比如由郑振铎、张元济、何炳松与张寿镛等人联名致电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等机构，请求在上海迅速组织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并拨付专款抢购已经开始大量流失境外的珍本图书。
面对江南文献惨遭散失毁坏这一严重局面，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的有识之士积极予以响应与支持。比如时任国民政府组织部部长兼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的朱家骅，先是与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协商动用原先拨付给该单位的一大笔建筑款项，用于在上海抢购这些图书典籍，随后又特意派遣蒋复璁与故宫博物院徐森玉两人秘密赶赴上海，与郑振铎、张元济等已经投身到这场文化典籍抢救行动中的人员，共同展开了在“孤岛”上海所进行的这场惊心动魄的中华文化抢救工程。在这个旨在抢购珍本图书的文献保存同志会里，有创办商务印书馆及涵芬楼的图书经营者张元济等，也有精通版本目录学善于鉴别古籍珍本的专家徐森玉，而且该同志会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学问家，所以他们一加入到上海的这场图书抢购风潮，便很快有了丰硕的成果。比如，刘承幹的嘉业堂、邓邦述的群碧楼、刘世珩的玉海堂、邓实的风雨楼及张均衡的适园等诸多知名藏书楼内的藏书，纷纷被文献保存同志会抢购下来。
民国三十年（1941）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文献保存同志会不得不停止了在即将全面沦陷的上海的这场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行动，随之策划将这批抢购下来的文化典籍运送到安全地带。经过一番磋商后，同志会决定将这些图书典籍分两批运送出上海，一批经香港运送到重庆以便供迁移到那里的学术文化机构参阅使用，一批也经香港运送到美国，由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负责转存进美国国会图书馆。遗憾的是，当准备转运美国的那批图书从上海运送到香港时，香港随即沦陷日寇之手，那批图书便被日寇转运到了日本东京。到了民国三十五年（1946），中国赴日本代表团成员顾毓秀先生经过一番艰苦查找后，终于在东京市郊帝国图书馆的地下室及伊势原乡下发现了这批图书，随即与日本政府交涉予以接收，并转存到东京上野公园和中国赴日代表团驻地。民国三十六年（1947）2月，当王世襄以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清损会”专员身份赶赴日本负责交涉索偿战时被日寇劫夺文物处处受阻而转念想回国时，中国赴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遂指示他负责将这批图书押运回国。
对于朱世明将军交付的这一任务，归国心切的王世襄虽不敢懈怠但又心存顾忌，因为他刚到日本东京不久，就曾因提议将存放在代表团驻地那十箱善本书搭空载回国的中央航空公司专机运回上海，而受到“清损会”主任委员、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的来信责怪，理由是怕飞机失事损毁了那十箱善本书，其实是因为教育部将承担部分回航费用。既有前车之鉴，这次王世襄负责押运多达一百零七箱善本书回国，不能不考虑安全及费用问题。于是，王世襄决定用船海运到上海。而要想圆满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其间仍有诸多事务需要妥善协调，否则稍有疏忽就极有可能发生事故。对此，王世襄在回忆文章中说，要想采取船运的方式，首先必须将存放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图书用汽车运送到横滨，然后从横滨装船启运。
虽然从东京上野公园到横滨码头采用汽车运输只需一个多小时，但必须保证书运到横滨码头时能够立即装船，因为在横滨一时难以找到可存放这些善本书的保险仓库。这就需要王世襄预先处理好两件事：一是查明横滨确有前往上海的船只，该船既要有足以存放这一百零七箱善本书的吨位，还须在横滨码头至少停靠三天以上的时间，否则王世襄无法将这批善本书从上野公园运送到横滨并装载上船；二是装船之前必须提前联系好能够装载这批善本书的汽车并告知日本文部省，否则不能直接从上野公园提出这些善本书。即便这两件事都能够安排妥当，王世襄还必须行动紧凑，能够在该轮船装卸货物的规定时间内将这些善本书及时装上轮船，否则因延长装货时间而导致轮船不能正点运行时，每在港口码头多停留二十四小时将支付数千美元费用。
于是，王世襄在运书之前的那十多天里，每天上午都要前往横滨坐在船运公司内探查船只航运情况，下午再返回东京中国代表团驻地。代表团第四组组长张凤举见王世襄每天乘坐高架火车奔波往返于东京与横滨之间时，竟当面对王世襄说：“真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你现在有清理文物的职务，正可借机去日本各处观光观光，给你时间，给你旅差费，何乐而不为？为什么偏要冒风险急急忙忙去运这批善本书呢？现在国内的人挤破头想到代表团来，而你却忙着要回去，真是不可理解！”
对此，王世襄回答说：“故宫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不能在这里耗费时日。”就这样，王世襄经过十多天的奔波守候，终于查明一艘美国货船将在日本横滨停靠三天后前往中国上海，而且船上有足够存放那一百零七箱善本书的吨位。于是，王世襄立即行动起来，先是报告中国代表团、通知日本文部省、借调运输汽车、装运图书上船，然后告别中国赴日代表团有关成员，乘风破浪押运这批多达一百零七箱共三千两百八十六部三万四千九百七十余册的善本书回到了中国上海。到达上海码头时，王世襄与由郑振铎派遣前来迎接的谢辰生、孙家晋等将这批善本书清点无误后，交由他们二人运走。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批善本书后来先是被运送到了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后来又随国民党撤退台湾时被运送到了台湾。后来，台湾著名学者苏精先生评价说：这是中央图书馆一批空前绝后的精品藏书。任务完成后，王世襄便立即赶往南京向“清损会”主任委员杭立武汇报自己的日本之行，并将护照及有关账目、单据与剩余美金一并交还给了杭立武及其秘书郭志嵩，从而结束了他担任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清损会”一职，开始了他圆梦故宫的一段岁月。
遗憾的是，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物首次大规模回归之举，王世襄押运被日寇劫夺的这一百零七箱善本书回国，在当时不仅不为一些人所理解，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还因此遭受审查监禁，其爱国热忱及抢救中华文化所立功勋被湮灭在历史烟尘中长达半个多世纪，至今世人多不相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