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收藏，因为不谙藏品鉴别；我不懂收藏家，因为他们的胸怀和行为往往让我感佩不已。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不能为我心目中真正的收藏家立传，比如本书的主人公——王世襄老。当然，对于为“奇士”王世襄老作传，我的心中还是有诸多“禁忌”的，因为他的收藏、收藏境界和学识修养，特别是一些在今天看来仍属奇异的“绝学”，几乎都不是我等晚辈后生所了解和熟悉的领域。但是，这同样不能成为我不能为其作传的理由和障碍，因为在我的骨髓里首先对于收藏，特别是一些诸如金石书画等传统文化艺术品的收藏，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喜好和莫名的偏爱，至于王世襄老所发掘和开拓的那些趣味“绝学”，更是人见人爱、人见人迷的性情之学或者说是兴趣之学。而随着我自2007年5月25日首次拜访王世襄老之后，以及在随后八个月间我夜不能寐、食不甘味一遍遍地拜阅王世襄老那等身之巨著及相关书刊史料时，特别是在这期间得以多次访问王世襄老及与其相交少则十数年多则数十年的老友故旧中，使我感觉越来越接近于王世襄老的“真我”——奇士。
在诸多关于王世襄老的文字中，“玩家”与“奇人”是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语，而我则以为这两个词都不甚确切，甚至有俚俗不恭、以偏概全之嫌，而“奇士”则较为公允、中肯、沉稳、雅当。“奇”，自然是指王世襄老的成长历程与众不同、治学方法令人惊异、所收藏品奇特美富、举止行为出人意料、学术研究独树一帜、收藏境界开阔高远；而“士”，除了是旧时对读书人的一种称谓之外，在这里更应该解释为对人的一种美称。
作为中国当代最著名的文物学家和最重要的文物收藏家之一，王世襄老学识宏博精深、著述厚重等身、学养高贵深湛、品操清远纯真、德行大气坚韧，岂是一个“人”字或“家”字所能诠释。当然，如果有谁要在“人”或“家”前面加上一个“大”字，我倒不会刻意表示异议，但是就如今市面上“大家”或“大师”泛滥这一现象而言，我还是想郑重地声明一下，我心目中的“大家”绝不是那种在某一领域取得点滴成就便自封头衔或利用媒体沽名钓誉的平平“专家”，更不是目空一切自以为是的囊腹空空如也者，窃以为这些都是浮躁功利社会豢养出来的浮躁功利之庸庸徒辈。而只有那些用高贵纯美品德滋养博大精深学问的人，才堪称一代“大家”。而作为王世襄老，他不仅是我心目中名副其实的一代大家，更是世间极为少有但又绝对不可没有的一位真正“奇士”。
结识“奇士”王世襄老，实在是一种天缘巧合。2007年1月，拙作《梁思成传》出版后，不问收获只顾耕耘的我又集中利用时间完成了《王国维传》的创作。之后正待休整再战时，一日接到出版界友人电话告知说《梁思成传》出版后“备受好评”，遂希望我能写作《叶恭绰传》这一选题。作为一代收藏大家，历经世变的叶恭绰确实是中国收藏界可圈可点的一位重量级人物，当然也应该成为传记文学百花园中能够引起读者广泛兴趣而又不可或缺的一位传主。其时，这位友人正对收藏特别是家具收藏兴趣浓厚，所以当我随即将自己希望创作收藏家传记系列的初步构想提出来，并灵光火石地点出了近现代几位收藏大家的姓名时，没想到友人当即表示赞同，同时补充提出了当代收藏大家王世襄老的大名，这不由使我心怀忐忑地激动起来，因为王世襄老不仅是我久已仰慕的一代品操高贵的文物收藏大家，更是恩师罗哲文老多次在我面前提起的他在中国营造学社时就已结识并将深厚情谊延伸至今的一位挚友。作为中国营造学社仅此两位健在者，罗老和王世襄老在历经岁月磨难中都以坚韧和执着在文物研究领域各自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相互之间也建立起了极为深厚的个人感情。鉴于王世襄老是我们初步构思收藏家系列传记中唯一健在的传主，随即决定将《王世襄传》作为首选之作。于是，当我于第二天即2007年5月24日向罗老汇报这一选题时，罗老以一以贯之的支持态度表示了赞赏，随即还打电话向王世襄老鼎力美荐了我，并特意向其提起我就是《梁思成传》的作者。
非常巧合的是，就在这前一天即5月23日，王世襄老在翻阅当天《中华读书报》上刊登关于《奇人王世襄——名家笔下的俪松居主人》一书的评论介绍时，在同一张报纸上他还看到了评介拙作《梁思成传》的文章，这不由引起了他的关注。因为当年王世襄老从燕京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南下求职时，正是由于有了正在四川李庄主持中国营造学社事务的梁思成先生的“收留”，才使他从求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遭拒的尴尬中得以进入中国营造学社，从而迈向了此后使他蜚声国际的学术研究新天地。所以，当罗老如此向王世襄老引荐之后，我便于第二天即5月25日顺利地敲开了神往已久的俪松居大门，虔诚地拜访了令世人崇敬的一代“奇士”王世襄老。
在首次访问中，我不仅聆听了王世襄老满怀深情地回述其长达九十多年的坎坷人生，更享受了一次令人时而扼腕叹息、时而举手加额、时而啼笑皆非、时而欣慰满怀、时而震颤灵魂、时而锥心疼痛的精神沐浴。当时，我虽然顾虑到王世襄老的年高体弱而多次想站起身来辞行，但是满口珠玑的老人却接连几次说“下面还有故事呢”，使我几欲站起的双腿又矛盾地保持着原样。就这样，近两个小时的倾心畅谈，让我对心目中的王世襄老有了一些感性认识：强记、博识、专注、执着、坚韧、勤奋、扎实、睿智、谦和、大爱、无畏、无私。而后来，随着多次访问王世襄老及其新朋老友，使我以上的这些感性认识变得更加具体而深邃。
那么，王世襄老到底是怎样一位“奇士”呢？
作为文物学家，王世襄老一生从事文物研究事业，其研究范围之广博可以说是无有出其右者。比如，属于文物研究领域中“显学”的金石、书画、雕塑和建筑，王世襄老都有着极为精深的研究和著述；比如，在当时还属于鲜为世人所关注的家具、漆艺、竹刻、范匏、火绘、竹木牙角雕刻和匠作则例等一些具有工艺性质的领域，王世襄老也都进行了披荆斩棘般的研究和著述；至于豢养飞鸽、猎鹰、獾狗、蟋蟀等介于文物与民俗游艺之间的种种好玩器物，王世襄老不仅有着琳琅美富的收藏，而且进行了系统的挖掘、整理和深入研究，并都潜心撰写了足以填补这些方面空白的皇皇巨著或绝妙文章。
在这诸多研究领域中，王世襄老并非浅尝辄止，而是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其研究成果有些至今也无人能望其项背。比如，在明式家具研究上，王世襄老以其深厚的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学、美学和民俗学等综合学养，历时数十年编撰了《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两部巨著，而当这两部巨著在海内外先后出版后，遂成为明式家具研究者之“圣经”；比如，在髹漆工艺和漆器艺术品研究上，王世襄老在注释迄今为止唯一留存的总结中国漆器工艺专书《髹饰录解说》的基础上，又先后撰写了《中国古代漆器》和《中国美术全集·漆器》两部重要专著，由此使其成为这一方面最权威的专家；比如，在豢养飞鸽、猎鹰、獾狗、蟋蟀和范匏、火绘葫芦等民俗游艺研究上，王世襄老在参阅存世稀少的历史文献同时，结合自己青少年时亲力亲为的实际经验，撰述出了一系列奇特绝妙的专著和文章，从而开拓了诸多介于文物与民俗之间新的研究领域。
而在这诸多研究领域中，王世襄老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刮目相看的斐然成就，与其独辟蹊径的治学方法紧密相关。确实，解剖王世襄老多年来的治学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那极为科学有效的治学方法——坚持文献、实物与工艺三者紧密结合的研究路数。而正是这种独到的治学研究方法，使王世襄老在一生的文物研究中即便是不甚熟悉的领域（比如乐舞），也能够很快并准确地找到研究的着眼点，从而取得了独树一帜的研究成果，甚至开拓出一个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作为收藏家，王世襄老所收藏品可谓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收藏方式堪称奇特绝妙、启人心智，至于其收藏境界则更是令人钦敬仰慕、叹为观止。确实，当人们打开装印精美的《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时，不难发现王世襄老将自己的藏品分为十大类：古琴、铜炉、雕刻、漆器、竹刻、书画、图书、家具、诸艺和玩具。对于这些藏品，王世襄老曾自谦地说：“微不足道，自难有重器剧迹。在收藏家心目中，不过敝帚耳。”其实，在王世襄老的这些藏品中，不必说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宋“梅梢月”宣和式琴、明宋牧仲紫檀大画案和明黄花梨月洞门架子床等这类举世无双的“重器剧迹”，也不必说宋（元）四龙海水纹三足炉、明金髹木雕雪山大士像、明进狮图剔红盒与明朱小松归去来辞图笔筒等世所罕见的珍品，单是王世襄老所谓“玩具”类中的明万礼张五福捧寿过笼、清赵子玉五福捧寿拉花过笼和紫红松脖大蝈蝈葫芦等等，都堪称是藏家看重的珍品妙器。至于王世襄老当年求学燕京时亲自手植“又筠制”款月季纹蝈蝈葫芦，也被《国际亚洲文物展览图册》所收录，并经香港文物专家断代为清嘉道年间之物，由此可见王世襄老不仅所收藏品之琳琅精粹，就连自己所制之物也成为藏家追捧的珍品。而关于搜求购置这些藏品之经历，王世襄老曾如是说：“除舅父、先慈所作书画及师友赐赠翰墨文物外，大都掇拾于摊肆，访寻于旧家，人舍我取。”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说家传、师友所赠及访寻于旧家之物之来历，单是从摊肆上搜购藏品的过程中，王世襄老也可称是穷搜广集，不遗余力。
对此，我在2007年11月3日专访著名旅游专家、红学家和古建筑学家杨乃济先生时，就曾闻知王世襄老当年为了访求到一件明式家具而不辞劳苦翻检鲁班馆内所有残破家具的诸多经历，以及因此而赢得“穷王”称谓的赞誉。这里的“穷”字，不单单是指王世襄老当年惯以极少资财购得珍稀藏品，更表示对其不惮艰辛搜求藏品精神之赞叹。确实，关于王世襄老那时不顾已逾古稀之年还骑着笨重单车穿行在京城市区郊外搜购家具的历历往事，我们不仅在其自撰文章里能够得知一二，而且在我访问其多位多年老友的过程中更是屡闻不鲜，而每每谈起这些往事，老人们至今还都欷歔慨叹不已。我完全能够理解这些老人们的慨叹，因为像王世襄老这样出生仕宦之家且年逾古稀、学兼中西的饱学之士，竟然能够在市井之中历经千辛万苦搜求藏品，并与贩夫走卒之流相忘江湖地交往裕如，即便是在今天又能有几人如此呢？关于王世襄老起早贪黑出入晓市、鬼街、挂货铺、鲁班馆及荒村僻店搜求藏品的奇特经历，我将在正文中详细记述，在此不再聒噪絮语。
既然王世襄老在搜求藏品过程中有如此非凡之经历，从中所获经验自然也就成为收藏爱好者探求的秘籍，对此王世襄老仅仅用了四个字便予以概括——人舍我取。细细琢磨，不难发现这四个字实在是收藏之妙途正径。如果用世俗目光看待王世襄老的这些藏品，其经济价值无法估量，至于学术研究价值，则更是没有衡量的标尺，而王世襄老在整理这些“身外长物”时，就曾有这样一句经典概述：“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有所会心，使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正是因为有如此治学和人生之感悟，王世襄老在对待这些藏品上能够做出如下惊人之举，也就实在不算是什么惊人的出人意料之事了。
据美籍华裔学者苏炜在一篇题为《金陵访琴》的文章中写道：一位曾经跟随袁荃猷女士学琴的年轻琴人造访俪松居主人时，见王世襄老一时事忙便上前搭手相助，而王世襄老竟将一张传世稀珍的宋琴（一说是明琴），不假辞色地轻轻一抬手说：“你懂琴，这张琴，你拿去。”关注王世襄老的人们都知道，在2003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举办的那场名为“俪松居长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国艺术品”的拍卖会上，上述那张“重器剧迹”唐“大圣遗音”伏羲式琴，竟然拍出了八百九十一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创造了中国古琴当时世界上最高价的拍卖纪录。试想，王世襄老能够将倾世之价的心爱宝物托付给一位年少知音，这种清纯朗澈的高古品格，又岂是一般藏家所能揣度？！
当然，王世襄老之所以能够做到万金过手不假辞色，除了满足自己为妙音自古和者少的古琴能够寻觅到一个知音寄托的华贵心愿之外，还在于此前他早就有过一次世所罕见之举——将价值数亿元人民币的八十件明式家具以如今区区芳草地这套居所为值转捐给了上海博物馆。这就是王世襄老作为收藏家的收藏境界，这就是王世襄老这位“奇士”的奇异之举。
作为民俗学家，王世襄老一生对曾经流行于老北京的诸多民俗文化进行了不辍的实践与研究，特别是晚年以后更是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对一些已经失传或濒临失传的民间游艺进行抢救性挖掘、整理和研究，并在一只眼睛失明的情况下撰写出了一部部独门绝学专著，从而为世人开拓了一门门介于文物与民俗之间的新的研究领域。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因为王世襄老“自幼及壮”曾经“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至于“养鸽飞放，更是不受节令限制的常年癖好”，以至“京城第一玩家”乃至“中国第一玩家”的名号毫无商量地戴在了他的头上。对此，王世襄老曾颇不以为然地予以反诘说：“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
确实，王世襄老实在是一个会玩且玩得极好的“玩物大家”。不过，在这里笔者愿意将自己潜心对王世襄老的研读心得，特别强调出来与世人商榷分享：那就是应该将王世襄老人生历程中的自然天性之“玩”与研物治学之“玩”严格地区别开来，而不应该以一个“玩”字或“玩家”来笼统地概述其多姿多彩的丰富人生。毫无疑问，玩是一个人的天性，特别是一个人在年少时生活中的主色调或次主色调，而对于生长在京城仕宦之家的王世襄老来说，其年幼时因为家庭条件优裕及母亲过于宠爱等缘故，更是将玩耍一词体验得淋漓尽致。至于王世襄老在《北京鸽哨》一书自序中自评“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之说，我们从中不仅能够感受到其自谦的君子之风，也能明了“玩”确实是其当年的一大嗜好。即便如此，窃以为王世襄老当年之“玩”，并非“丧志”之玩，否则何以有“就读北京美侨小学，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之举，至于当年“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并有“汝今后如再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给‘P’！（PPoor）”的叱责，也不妨碍我们今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此事。试想，如果当年王世襄老是那种不动脑筋的“丧志”之玩，何以能在“一连数周英文作文”中“篇篇言鸽”而不雷同呢？再思，如果王世襄老当年“篇篇言鸽”的“英文作文”中没有写得好的篇章，那“怒而掷还作业”的教师恐怕不会容忍其在“一连数周英文作文”中“篇篇言鸽”吧。
当然，在这里我不是要刻意为王世襄老进行辩解，更不是因为他是我笔下的传主而予以无理的偏爱和袒护，而如果读者朋友谁能回想起自己在年少时就能将所玩之事物写成文章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不仅会赞成我以上所说之观点，而且还一定会对王世襄老在年少时竟能将所玩之事物写成作文之举表示赞佩。再如，民国二十一年（1932）前后一位美国鸟类专家应王世襄老当年就读的美侨学校的校长之邀，前来做题为《华北的鸟》的专题演讲中讲到大鹰之后，王世襄老随即提出了“鹰吃了它不能消化的羽毛怎么办”及“养鹰为什么要喂它吃一些不能消化的东西来代替羽毛”这两个问题时，顿时使那位美国鸟类专家瞠目结舌，因为这实在是他闻所未闻的奇妙问题。
由此可见，王世襄老当年之玩是带有强烈求知欲之玩，绝对不是什么“丧志”之玩。至于王世襄老在青壮年之后的“玩物”，用启功（字元白）先生的话来说，那不是“玩物”而是“研物”。确实，在民俗学方面王世襄老正是凭着年少时“玩物”的实践经验，并参阅历史文献及不耻求教于那些民间艺人，才在晚年里研磨编撰出了诸如《说葫芦》《北京鸽哨》《蟋蟀谱集成》《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秋虫六忆》《大鹰篇》和《獾狗篇》等这样绝学专著及奇妙文章来。
记得多年前有一家杂志在访问王世襄老时，曾冠以其放鸽家、斗虫家、驯鹰家、养狗家、摔跤家、火绘家、烹饪家、美食家、书法家、诗词家、美术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漆器家、明式家具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和中国第一玩家等众多头衔，而如果照此撰写我这一自序的话，即便是以五万到十万字的篇幅，恐怕也不足以涵盖王世襄老丰富人生之一斑，何况以上所列诸“家”中，竟然还没有人们最为关注的收藏家、文物学家和建筑学家之称呢。
确实，使用这众多“家”的头衔来概述王世襄老这位“奇士”的多彩人生，实在是一个极为啰唆而又极不明智的做法。为此，我曾有过无数次的苦思冥想，也曾有过无数次的搜肠刮肚，不意在一次半梦半醒之间，竟然喷出了使我跌床狂喜的六个大字——自珍的爱国者！是的，自珍的爱国者。为了这六个字，我再次阅读王世襄老那等身著述，在这些字里行间我越来越清晰地辨析出了这六个字的含义；在再次梳理王世襄老那丰富坎坷的人生历程中，我越来越坚信要想精准地概述王世襄老的一生途迹非这六个字莫属！
那么，这是怎样的六个字呢？对此，王世襄老在《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的自序中说：“自珍者，更加严于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惟仅此虽可独善其身，却无补于世，终将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如此掷地有琅琅之声之言语，竟然出自“已届白香山新乐府新丰折臂翁之年”的王世襄老之口，且数十年来虽经多次冤狱、坎坷乃至如敝屣般被抛弃时也未曾有过丝毫之撼动，这怎能不让人双手加额五体折服呢？！
行文至此，心中顿有五味蒸腾之感。联想自身所历，虽无王世襄老“‘三反’冤狱、故宫除名、五七扣帽”之悲惨，但其间遭遇与王世襄老所言“直弃如敝屣”极为相像。不过，相较于王世襄老一生之境况，我所经历不公之遭遇实在是微不足道，而王世襄老“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坚守自珍地“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顽强坚韧之精神，才是我等晚辈后生学习之典范。特别是王世襄老于2003年10月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基金会最高荣誉奖，并将十万欧元奖金捐建武夷山市中荷友好小学之举，以及同年又获得由中国国家文化部、《光明日报》与中国网联合主办的评选2003年度杰出文化人物奖，乃至2005年被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授予“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等等，都是我等绝对难以相望的成就与人生境界之巅峰。至于王世襄老那种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真理彻底战胜荒谬，明智永远消灭愚蠢。人人奋发图强，充分发挥所长。中华文明，发扬光大，卓立于世界之林”的衷心祝愿，更应该成为我们今天所有炎黄子孙特别是年轻一代效仿的楷模。
正因如此，我特别渴望王世襄老这种自珍的爱国精神与情怀，以及其严谨、独特、细致、深入、科学的治学方法与作风，能够通过我用心智和灵魂来完成的这部《王世襄传》传递给所有关注、热爱、崇拜和敬仰这位伟大而奇异老人的读者们。即便由于我个人在知识和学养上的愚陋与浅薄等因素，而不能诠释王世襄老那博大深邃精神慧光于万一，也不妨碍我现在及今后将继续向世人传扬这位老人高贵而奇妙的学养之愿。
当然，如果有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能够将各自从拙作中所得之意见或建议，特别是解读王世襄老一生所获之心得学养不吝教授与我的话，那我自当清心静候、洗耳恭听了。至于我们共同敬爱的传主王世襄老及其亲友们，我只想说我是怀着一颗崇敬之心和满腔深爱之情来记述这位老者人生历程的，如果有什么差池或不当之处，还恳望能够得到谅解和宽宥。
这，就足够了。
窦忠如于谦润斋
2008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