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沟通就像沿着一条路向前，最后发现你需要走过某座桥才可以过河，而这座桥早已被冲走了。虽然我的单词表里已有成千上万个单词，但仍会有一些我想到的单词却没有包含其中。如果我有这些单词了，我又要思考怎样才能将这些单词用符号表达出来，或者将自己感受到的情感在屏幕上表达出来呢？交谈不只关乎单词，语言的节奏和韵律也让我难以掌握。
一个男人在结婚周年纪念日和妻子一起去餐厅吃饭，结账的时候服务生把账单拿给他，他却挑起了眉毛。
“你在开玩笑吧！”他看着账单叫道。
从他的声调和表情可以看出，他是生气钱花多了，还是在亲昵地逗那个他愿意为之花光最后一分钱的女人。但我却不能生气或者开心地说话；我的声调从不会因为感情充沛而颤抖，不会像所期盼的那样在讲笑话的时候在句子结尾把音调挑上去，也不会在生气的时候来个重重的降调。我的每个单词都机械而不带一丝感情。
语调之后，就是间隔。我曾经花几个小时在脑子里幻想我会说的话，或和别人进行连续对话。但现在我能说话了，却不是总能有机会说自己想说的话。我讲话速度很慢，这需要时间和多数人所没有的耐心。和我说话的人必须要坐在那里等我把符号输入到电脑里，或者等我指向字母板上的字母。人们觉得这其中的寂静太难熬了，所以他们不经常同我说话。
我工作已有六个月了。不管是同事朋友，还是这个世界的陌生人，我和他们所有人都有互动。在这些互动中我了解到，人们的声音就像一个密合的圆圈，他们说话的时候一个句子紧接着一个句子。然而我却打断了这种节奏，使它变得混乱。人们必须专门看着我，听我讲话。他们必须给我留出时间来说话，因为我不能插嘴；许多人在等我把单词输入电脑的时候忍受不了那种安静。我能理解这为什么那么困难。我们生活的世界很少什么都听不到。通常会有电视或广播，电话或者车喇叭来填补空白。如果没有这些，那就是一些毫无意义的闲聊。但与我交谈意味着说话，也意味着安静。我会去注意我的话别人有没有在听，因为每一个词都是我精心挑选的。
我一点儿都不像我曾经以为的那样善谈。家人在晚餐时间聊天，我通常不出声；同事讨论周末做了什么，我有时也不会加入。大家都没有恶意，他们只是没想到要停下来给我一些时间。他们认为我加入他们的交谈是因为我也在同一个房间里，事实是我并没和他们在一起。对我来说，交谈最愉快的时候，就是和一个足够了解我的人说话，因为无论我要说什么，他都能提前预知。
“你是想去看电影吗？”我指向字母“D”和“I”的时候她会问。
“你觉得她很漂亮？”有时一个女人经过时我会微笑，她就会这样问。
“水？”我把饮料支架放到笔记本电脑上的时候她便知道了。
我喜欢艾丽卡这样做，因为我特别想同其他人一样走捷径。我的生活慢得就像一个大婴儿，出门需要尿布、水瓶、吸管和太阳帽等，但并不意味着我喜欢这样。这也是为什么了解我的人帮我加快速度时我会很开心。其他人好像会担心谈话的时候他们插嘴会冒犯我。但他们如果知道，我是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快速简洁地加入对话，那肯定就不会那样担心了。
我经常想，人们是不是以为我一点儿幽默感都没有。幽默需要时间，快速传达，和挑眉弄眼。最后那一点我可能会做到，但前两条对我来说是个大问题。非常了解我的人才知道我喜欢开玩笑，但我经常不说话，这就很容易让他们认为我很严肃。有时我感觉我的许多特性都是别人创造出来的，就像我无法交流的这些年一样。从许多方面来说，我像是一张白纸，人们在上面写下自己的观点。
“你真不错。”人们会经常这样说。
“你性格好温和啊！”很多人这样说。
“你是个很善良的人。”还有人说道。
可他们不了解，我血管内常涌动着恼人的焦虑、深重的沮丧和令人感到疼痛的欲望。我并不是他们经常所认为的温和安静的人；我只是很幸运地不会无意间生气地大喊大叫，或在烦恼时抱怨。所以现在人们想到我的时候，总会认为我是个无关紧要的人。
但我敢保证，只有一个时间他们会特别想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就是我没有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并不只是孩子才会盯着别人看，以满足他们内在的偷窥欲——成人不过隐藏得更好罢了。我用双手——它们也许仍是我身上最不稳定的部分——在字母板上拼写单词的时候经常会有人盯着我。虽然左手仍然难以信赖，但右手可以指向字母板上的字母，并操作我的电脑转换器。杯子之类的东西，我还是抓不牢。虽然我可以用手抓食物送到口中，但对于有攻击性的东西，比如叉子，我都不能拿，我痉挛性的动作可能会刺伤自己。至少我现在用字母板很快，陌生人都好像没办法不去注意我，不去偷窥我。
“我觉得他进步可真是太快了！”我们在超市排队结账的时候，妈妈笑着跟一直盯着我看的那个人说道。
妈妈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看上去有些尴尬，很明显他害怕妈妈会骂他。但我们已经习惯了别人听我们讲话，所以我和妈妈都不会在意了。虽然交流有这些麻烦，我仍然珍惜这个能说话的机会。他们给了我这个机会，然后我抓住了它；没有这个机会我就不会是今天的我了。我的进步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维娜，我父母，和沟通中心的专家们——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可能永远都无法说话。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最近在那家超市，我们看见一个妇女坐在轮椅里。她看上去大约50岁。很快，妈妈就开始跟她还有她的护工聊天。这名妇女用的可能是手语，或是在指什么东西，但妈妈不知怎么发现她在中风后丧失了语言能力。
“你家人知道可以帮助你重新和人交流的所有方法吗？”妈妈问这名妇女，然后给她看我的字母板，“有很多种途径，但关键是你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种。”
她的护工告诉我们，这位妇女的女儿已经成年。妈妈让她将上述那些话转告这位妇女的女儿。
“没有理由让你不能跟你女儿交流。”妈妈对这位妇女说道，“你只消找到最适合你的方法。”
我们再次相遇的时候，这名护工告诉我们，那名妇女的女儿对此无动于衷。
“你为什么不给我她的电话号码呢？”妈妈说，“我想劝她不要放弃，也不要听信医生的话。”
这名护工在一张纸上写电话号码，我就看着坐在对面轮椅上的这名妇女。
“祝—你—好—运。”我在字母板上拼出来这些字，她盯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几天后，妈妈给这名妇女的女儿打过电话。
“我觉得她没有真想接我电话。”妈妈说道，“她看上去一点儿都不感兴趣。”
对此我们都没再说什么。我们都知道那个妇女永远都无法逃离她自己身体的枷锁了——她不会有这个机会。她一辈子都将安静下去，因为没有人帮她重获自由。
自那以后，我经常想起她，想她怎么样了。每次想到她，我都记得上次在超市见她的时候她看我的眼神，那充满恐惧的眼神。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