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有了意识，我也还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像一个婴儿并非生来就会说话或知道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行动一样，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做到什么，做不到什么。脑子一直在思考，所以我从未想过要讲话，也从没有意识到，我所看到的这具身体就是我自己——除了痉挛，它不会有其他任何活动。过了好久我才明白，在茫茫人海中，只有我是孤身一人。
但随着我的意识和记忆开始逐渐契合，灵魂逐渐感到身体的存在，我开始发现自己和别人都不一样。我躺在沙发上的时候爸爸有时会看体操节目，电视里运动员的各种动作都轻松自如，弯腰旋转都体现出力量和控制力。再看看我视线下方的那双脚，我每天都会看见它们，然后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我的脚。双手也是一样的，每次我都发现它们在不受控制地颤抖。这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却根本不受我控制。
我并没有瘫痪：身体可以动，但那是不由自主的动。我的四肢开始痉挛性麻痹，感觉它们都离我好远，像被包在了水泥里，我无法控制。大家都试图让我多走路：理疗师把我的腿扭来扭去，想使肌肉发挥作用，但这只会增加我的痛苦，没有他人的帮助我还是寸步难移。
如果说我也能走路的话，也就是能拖着脚走几步，而且是在他人搀扶之下才可以，不然我会立刻摔到地上。如果我想自己吃饭，拿着食物的手会不听使唤地弄脏自己的脸。如果摔倒在地，我的胳膊并不会出于本能地伸出来自我保护，所以我的脸总会先着地。如果躺在床上，我不能自己翻身，如果没有人帮我转身，我会连续几个小时以同一个姿势一动不动地躺着。手脚也不愿意张开，更别提灵敏地活动了，它们只是蜷曲着，像极了缩在壳里的乌龟。
摄影师要拍出清晰的照片，必须先小心调整镜头。而我如果要专心想一件事，也需要时间集中精力。虽然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在无休止地努力，但随着意识碎片逐渐完整起来，我的思维能力逐渐变得越来越强。
渐渐地，每天，每小时都会在我脑中留下印记。大多数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但有时我也会见证历史。我已记不太清楚纳尔逊·曼德拉1994年的宣誓就职了，但1997年戴安娜王妃的死却还历历在目。
我想，差不多十六岁的时候我的思维能力开始退化，但到十九岁，它又恢复了正常：我知道自己是何人，在何处，并且知道自己无法正常生活。我已被彻底埋葬。
六年前，最初我想做一些细小的标记，让人们重新注意到我，以此来和命运抗争。就像汉塞尔和格蕾特(1)为了找到走出黑森林的路，在身后撒下面包屑一样。但是我渐渐发现，不管怎么努力都是不够的：因为即使我重新获得了意识，还是没有人能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后来渐渐地我能够自己活动脖子，可以点头，或向右摇头，有时还可以抬头或微笑。但是人们没有意识到我这些新动作的含义。他们不会相信奇迹会发生两次：医生预言我将不久于人世，但我挺了过来，所以根本没有人想过要再次在我身上作出努力。当我开始对一些简单问题用摇头或微笑来表示“好”或者“不好”的时候，他们以为这只是最基本的进步而已。没有人想到，这些反应也许意味着我的智力完好无损。很久以前，他们就被告知，我的大脑受到了严重损害。所以，他们大多看到的画面，就是一个年轻人，手脚像枯树枝一般，眼神空洞，口水沿着下巴一直往下流，时而抬抬头而已。
这也是他们每天照顾我的原因：喂我吃饭喝水，给我擦洗清洁，却从来没有真正注意过我。我一遍遍地让我不受控制的手脚做出什么动作，好让人们发现我有意识，但是手脚从不听我的指令。
我正坐在床上。爸爸给我脱衣服的时候我心跳得厉害。我想让他知道，我又回到了他身边。他必须要看见我的存在！
我盯着胳膊，想让它有所动作。为了这一刻，我使出了全身吃奶的劲。我凝视着它——恳求，哄骗，警告，乞求。感到它对我的请求作出了回应，我的心开始雀跃。胳膊在头顶挥舞。我努力了那么久才做出这个动作，终于要让人发现我的存在了。
但我看向爸爸，他脸上既没有震惊也没有讶异，只是继续脱着我的鞋。
爸爸！我在这儿！你看不见吗？
但爸爸没有注意到我。他继续给我脱衣服，我不情愿地看着胳膊。这时我才意识到它根本没有在动。不管我的愿望多么强烈，它的外部表现只是肘部肌肉痉挛而已。我知道爸爸永远不会注意到这个动作——它太微小了。
我内心充满了愤怒，感觉就要爆发了。我急促地喘着气。
“孩子，你还好吗？”爸爸听到我呼吸急促，抬起头来看我。
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盯着他看，祈祷我安静的绝望能让他读懂。
“我帮你上床吧，好吗？”
一件睡衣从头上套下来，然后我就躺下了。愤怒一点点侵蚀着我的胃。我知道必须停下来：不这样的话，太疼了。我必须学会不去想任何事，忘记自己，不然我会疯掉的。
有时候我也想呻吟，希望如果能从胸中发出什么声音，有人可能会想这意味着什么，但我发不出一点儿声响。后来的几年，我有时也想说话但结果也是一样。我没法拿起笔来写纸条，也没办法发出声音向人求助，像是被困在了孤岛上。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永远不会获救，心中的希望开始一点点破灭。
最先感到恐惧，然后是伤心失望，最后我开始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再试图让人们发现我。就像海龟缩回壳里一样，我学会用幻想来逃避现实。我知道一切要像过去几年中的每一天一样，只能无力地度过自己的人生。最终，我也不再试图作出任何反应或回应，只是表情空洞地望着这个世界。
对其他人来讲，我就像一盆盆栽：被放在角落里，浇浇水就可以了。每个人都习惯了我的不存在，所以当我又开始这样出现，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
其实长久以来我就像被困在一个贴着标签的囚笼里。谁又不是这样呢？你是“叛逆”儿童或“矫揉造作”的情人吗？你是“总爱唱反调”的兄弟姐妹，或“长期饱受折磨”的配偶吗？这些标签让人们更容易了解我们，同时也会把我们禁锢起来，因为这样人们就无法看到我们的另一面。
我们对彼此都有固定看法，虽然事实可能与我们自认为所看到的情况大相径庭。这也是为什么，即使我的情况有了很大好转，能够开始用摇头或微笑来回答一些简单问题，如“想喝茶吗”，也还是没有人想要问问这可能意味着什么。
对见过我的大多数人来说，我只是他们的工作对象。对护理中心的工人，我像是他们很多年都没有注意过的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固定装置；对其他地方的护工来说，我只是随到随走的一个病人，在父母外出时交给他们托管；对见到我的医生，我是个“行为能力不太强”的病人。有一次我像海星一样躺在X光台上，一名医生就这样跟他的同事说过，至今我仍记得清清楚楚。
爸爸妈妈都有全职工作，除我之外，他们还要照顾另两个孩子。但他们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换尿布、剪脚指甲无一不包。照顾我的生理需求费时费力，难怪他们并没有停下来去想我会不会打破医生的预言，有奇迹般的进展。
所以自多年前被装进这个囚笼里，我就一直没能逃出去。这个囚笼的标签只有一个词：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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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格林童话《糖果屋》里的一对兄妹，后妈想把他们扔掉，所以让他们去黑森林里砍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