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觉得自己得离开这个多山、多巨石、多风暴的国家了。我对佩内洛普说：“我感觉自己再也无法面对这些苦难了。我渴望与古塔青灯相伴，我渴望踩在波斯地毯上的舒适感。我厌倦了这里。你能跟我一起去君士坦丁堡吗？”
佩内洛普欣然同意。我们换下长袍，穿上素色的连衣裙，乘船前往君士坦丁堡。白天，我待在甲板上的舱房里；到了晚上，当其他乘客都入睡的时候，我在头上裹一条披巾，走出舱房，置身于月光弥漫的黑夜之中。还有一个人也在望月。他身着白衣，戴一副白色山羊皮手套，靠着船侧。他很年轻，手握一本黑色小书，时不时地低头看书，小声阅读，仿佛是在祈祷。他头发乌黑亮泽，一双黑色的眼睛镶嵌在苍白而憔悴的面孔上，炯炯有神。
我朝他走过去。这个陌生男人跟我交谈起来。
“冒昧地告诉你，”他说，“我有着跟你一样沉重的痛苦。我现在返回君士坦丁堡，去安慰我那伤心欲绝的母亲。一个月前，她得到了我大哥自杀的消息；不到两周，她又听到了另一个噩耗——我二哥自杀了。我是她仅存的一个孩子。可是我又如何安慰得了她呢？我自己正处于无边的绝望之中，甚至觉得这世上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追随两位哥哥的脚步而去。”
我们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他是个演员，手中的小书是《哈姆雷特》，当时正在研究其中的一个角色。
第二天晚上，我们又在甲板上相遇了。我们就像两个不幸的幽魂，分别沉浸于属于自己的那份忧虑中，然而又在对方的陪伴下找到了一丝安慰。我们待在那里，直到天明。
繁华的君士坦丁堡抵达君士坦丁堡后，一位身穿丧服、高挑美丽的女人过来迎接他，并拥抱了他。
我和佩内洛普入住佩拉宫酒店。头两天，我们游览了君士坦丁堡，主要是在老城镇的狭窄街道上晃悠。第三天，我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是同船那位悲伤朋友的母亲，也就是来迎接他的女人。她悲痛万分地来找我，给我看她刚刚失去的两个俊美儿子的照片，然后说：“他们走了，我没办法带他们回来。但是今天，我来求你帮我挽救这最后的孩子——拉乌尔。我担心他要步两位哥哥的后尘。”
“我能做点什么，”我说，“他有什么样的危险？”
“他出了城，去了一个名叫圣斯特凡诺的小村庄，一个人住在别墅里。他带着一副绝望的表情离开，这只能让我往最坏的方向想。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你或许能够让他看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不负责任，让他可怜一下自己的母亲，好好地生活下去。”
“但是，他为什么如此绝望呢？”我问。
“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他的两个哥哥因何自杀。他们年轻、俊俏、幸福，为什么一心求死呢？”
这位母亲的恳求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答应去一趟圣斯特凡诺村，尽我所能帮助拉乌尔重拾理智。酒店大厅的侍者告诉我，通往圣斯特凡诺村的道路崎岖不平，几乎不太可能开车去。我于是来到港口，租了一艘小拖船。博斯普鲁斯海峡刮着风，波浪滔滔，我们最终安全抵达小村庄。我按照他母亲的指点，找到拉乌尔的别墅。那是一幢白色的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花园里，旁边是古老的墓地。房子没有门铃。敲门没人应。我推了推门，发现门是开着的，便走了进去。底层的房间空荡荡的，我沿着一小段楼梯上了二楼，推开一个房门，看到了拉乌尔。这是一个刷得雪白的房间：白色的墙、白色的地面、白色的门。他躺在一张白色的沙发上，穿着我在船上遇见他时的那身服饰——白色套装、白色手套。沙发边上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一个水晶花瓶，里面插着一枝白色的百合花；花瓶旁有一把左轮手枪。
小伙子应该是饿了两三天，神志恍惚，几乎听不清我的声音。我用力摇他，想要使他恢复生气。我跟他说起他母亲，说她因为两个儿子死去而感到撕心裂肺般的痛苦。最后，我试着拉起他的手，硬是将他拖到我来时的那艘小拖船上。小心翼翼地让他忽略了左轮手枪，没把它带上船。
归途中，他哭个不停，不愿意回到他母亲的家里，我于是让他跟着我来到佩拉宫酒店。在我的房间里，我试着了解造成他极端痛苦的原因。在我看来，即便是哥哥们的死也不会让他沦落到如此田地。最后，他喃喃地说道：“是的，你说得对。并不是因为哥哥们的死，而是因为西尔维奥。”
“谁是西尔维奥？她在哪里？”我问。
“西尔维奥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人，”他说，“他就在君士坦丁堡，与他母亲住在一起。”
当我得知西尔维奥是个男子的时候，我惊讶得目瞪口呆。不过，我一直是柏拉图的忠实信徒，觉得他写的《费德鲁斯》是迄今为止最为动听的恋曲，所以不会像寻常人那样对同性之恋难以接受。我相信，爱情的最高形式是纯粹的精神恋爱，不一定需要性的交合。
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拉乌尔的生命，所以没有浪费口舌，直接就问：“西尔维奥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很快，电话那头传来了西尔维奥的声音，这甜美的声音，在我听来，肯定是来自甜美的灵魂。“你得立刻赶过来。”我说。
不久，西尔维奥出现了。他是一个18岁上下的俊俏的年轻人。那个把强大的宙斯都迷惑得意乱神迷的盖尼米得，或许就是这般模样吧。
这种感觉持续膨胀。他走近他，拥抱他，无论是在做体操运动时还是在其他见面场合。然后，那条宙斯在爱上盖尼米得时命名为“欲望”的小溪的源头处，喷涌出泉水，流向爱者，有些流进了他的心里，有些则溢了出来；正如微风或回声遇到光滑的岩石后会原路返回，美的溪流也是这样，它流经心灵之窗——眼睛，重又回到美者那里；羽翼开始萌生，给它们浇水，让它们生长，将爱注入到被爱者的心里。他就这样陷入了爱河，但他一无所知；他并不理解，也无法描述自己的状态；他看上去就像从别人那里传染到了盲病；爱者是他的镜子，从中可以看清楚自己的一切，只可惜他尚不知道这点。
我们共进晚餐，然后又相处了一会儿。后来，我欣喜地看见拉乌尔和西尔维奥两人一起待在面朝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阳台上，含情脉脉地说着悄悄话。从中，我可以断定，拉乌尔的性命是保住了。我打电话给他的母亲，告诉她我的努力已经奏效了。可怜的女人喜出望外，不断地跟我说感激的话。
那天晚上，当我跟两位朋友互道晚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挽救了一位俊美年轻人的生命，做了一件好事。但是没过几天，心烦意乱的母亲又来找我了。
“拉乌尔又去了圣斯特凡诺村的别墅。拜托你再救他一命吧。”
我暗想，这回真的是给自己找麻烦了，但我天性善良，实在是无法拒绝这位可怜母亲的哀求。上次坐船过去的时候，风浪太大，所以这次我打算试试陆路，坐车过去。我打电话给西尔维奥，让他跟我一起去。
“你得告诉我，他做这些疯狂事的原因是什么？”我问他。
“哦，是这样的，”西尔维奥说，“我的确爱拉乌尔，但是不像他爱我那样深，所以他觉得还是死了比较好。”
我们日落时分出发，一路颠簸着、摇晃着开到拉乌尔所在的别墅。我们突然出现在忧郁的拉乌尔面前，趁他措手不及之际，将他带回到酒店。我和佩内洛普一直商谈到深夜，想方设法寻求一个有效的途径，帮助拉乌尔克服精神上的怪毛病。
第二天，我和佩内洛普徜徉在君士坦丁堡的古老街道。在一条幽暗狭窄的小巷子里，佩内洛普指向一块招牌。上面写着亚美尼亚文字，佩内洛普识得这门语言，告诉我这里住着一个算命师。
“我们找她算算吧。”佩内洛普说。
我们走进一座古老的房子，爬上一段回旋的楼梯，穿过数道陈旧、残破、肮脏的走廊，来到一间里屋，看到一个老态龙钟的女人正弓着腰搅拌一口大锅，里面散发出一股怪味。她是个亚美尼亚人，会讲一点希腊语，所以佩内洛普能够听懂她的话。老婆婆告诉我们，在上一次大屠杀中，在这间屋子里，她目睹了土耳其人杀害了自己的儿子们、女儿们、孙辈们，甚至最后一个年幼的婴儿。这种悲惨的经历，让她有了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能够看到未来。
正在织布的亚美尼亚女孩“你看到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我通过佩内洛普问她。
老婆婆盯着大锅上缭绕的水汽，过了一会儿，说了一些话。佩内洛普翻译给我听：“她说你是太阳的女儿。你被派遣到人间，给所有人带来巨大的欢欣。这种欢欣将会创造出一种宗教。经过许多曲折，在生命的尾声，你将在世界各地建起自己的庙宇。迟早有一天，你会回到这座城市，也会在这里建起庙宇。你的所有庙宇都将供奉美和欢乐，因为你是太阳的女儿。”
当时，我正处于悲哀和绝望之中，觉得这段充满诗意的预言怪里怪气。
随后，佩内洛普问：“我的未来呢？”
我注意到，她对佩内洛普说话时，佩内洛普脸色变得苍白，看起来非常害怕。
“她跟你说了什么？”我问。
“她的话让人很不安，”佩内洛普回答，“她说我有一头小羊羔，指的是我的小男孩梅诺卡斯。她说：‘你还想要一头小羊羔。’我想，那肯定是指我一直想生个女儿。但是她说，我的这个愿望永远都不会实现。她还说，我很快就会接到一封电报，上面会写道，我爱的一个人得了重病，我爱的另一个人快要死了。此外，”佩内洛普继续告诉我，“她说我的寿命不长，但是，我会站在高处，俯瞰这个世界，最后在沉思默想中离去。”
佩内洛普心烦意乱。她给老婆婆一些钱，跟她说了再见，拉起我的手，几乎是跑着穿过走廊、下了楼梯、钻进狭窄的小巷。我们拦下一辆出租车，返回酒店。
我们进门时，侍者拿着一封电报走过来。佩内洛普无力地靠在我的胳膊上，几乎要晕倒了。我只好扶着她回房间，然后拆开电报。上面写着：“梅诺卡斯病重，雷蒙德病重。速回。”
可怜的佩内洛普忧心忡忡。我们匆匆忙忙地将东西塞进旅行箱，并打听什么时候有船开往圣夸伦塔。侍者说日落的时候会有一班船。不过，即便是在十万火急的时刻，我仍然没有忘记拉乌尔的母亲。我给她写了短笺：“如果你想要将儿子从威胁着他的危险中解救出来，就必须让他离开君士坦丁堡。不要问我原因，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带他到我今天下午5点即将乘坐的班船上。”
我没有收到回音。就在船要离岸的那一刹那，拉乌尔拎着一个手提包，匆匆跑过跳板，跳上船来。他面如死灰，与其说活着，不如说死了。我问他是否买了票或者订了舱房，结果是他什么都没做。不过，幸好这里的船务人员都比较热情好客，我可以跟船长协商一下。船上已经没有多余的舱房了，拉乌尔只得睡在我那个套房里的起居室。我对这个年轻小伙子，有一种母亲般的关爱和忧虑。
抵达圣夸伦塔后，我们发现雷蒙德和梅诺卡斯得了热病。我想说服雷蒙德和佩内洛普离开阿尔巴尼亚这片阴郁的土地，跟我一起返回欧洲。我找来船上的医生，觉得他的话比较有说服力，可惜雷蒙德不愿意离开他的难民和难民村，佩内洛普自然也不愿意离开他。于是，我只能无奈地将他们留在那片到处是岩石的荒凉之地。他们只有一顶小帐篷栖身，来势汹汹的飓风将它吹得东倒西歪。
轮船继续朝着的里雅斯特开去，我和拉乌尔两人都不快乐。他一直在流泪。我之前已经发了一封电报，让人开车到的里雅斯特接我们，因为我不想坐火车跟其他乘客接触。我们坐上车后，向北行驶，穿过一条条山道，来到瑞士。
我们在日内瓦湖逗留了一段时间。我们是奇怪的组合，沉浸在各自的悲伤中，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成为很好的伙伴。我们在湖中的一艘小船上待了数日，最后我终于让拉乌尔郑重承诺，以后再也不会试图自杀了，要为了母亲好好活下去。
美丽恬静的日内瓦湖于是，一天上午，我把他送上了火车，叫他重返戏剧舞台。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后来听说他的事业非常成功，他所饰演的哈姆雷特深入人心，这点我可以理解；在诠释“活着还是死去”这句台词的时候，还有谁能够如可怜的拉乌尔一般理解得那样透彻呢？不管怎么说，他还年轻，我希望他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独自待在瑞士，我变得躁动不安，只好开着车在瑞士到处转悠。有一天，我冲动地开车到了巴黎。在巴黎我深居简出，害怕与人交流，甚至连赶到瑞士与我做伴的哥哥奥古斯丁，也无法帮助我，我简直无药可救了，一点声音就会让我焦躁不安。人们走进我的房间，但是我觉得他们很遥远、很虚幻。一天晚上，我又回到了巴黎，站到了自己位于纽利的房子前。这里已经荒废了很久，只剩一位过去就在这里打理花园的老头。
再次走进工作室，蓝色幕布顿时让我想起了自己的艺术、自己的工作，于是决定调整心情、重整旗鼓。为此，我派人叫来了朋友汉纳·斯基恩，让他为我弹奏。然而，熟悉的音乐再度响起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哭泣起来。事实上，经过了这么多事，我第一次哭了出来。这里的一切，只会勾起我对往昔的回忆。我甚至出现了幻觉，仿佛听到孩子们在花园里嬉戏的声音。有一天，我不知不觉中走进孩子们住过的小房间，看见他们的衣服和玩具散落一地，我彻底崩溃了。我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可能在纽利住下去了。不过，我还试图想改变这一切，就请朋友过来陪伴我。
但是一到晚上，我就辗转难眠。房子离河太近了，潺潺的流水声总是分外清晰。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开着车一路向南。只有坐在汽车里，以每小时七八十公里的速度飞驰，才能够暂时远离那些撕心裂肺的痛。
穿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我开始了漂泊之旅。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威尼斯运河的平底船上，让船夫整夜地划着桨；有时候，我又穿梭于里米尼古城。我在佛罗伦萨住了一晚，得知C就住在该城。本来很想去找他的，可是想到他已成家，跟他见面只会给彼此添麻烦，于是就没有去。
一天，在海边的一座小镇里，我收到了一封电报，大意是：“伊莎朵拉，我知道你在意大利游历。诚邀你过来，我会尽力安慰你。”署名是埃莉诺拉·杜丝。
我一直不清楚她怎么知道我的消息，还给我发来这样一封电报。不过，一看到落款，就知道她也许就是我所需要的那个人。电报是从维亚雷焦发过来的，正好位于我所在的海岬的另一侧。我给埃莉诺拉·杜丝回了电报，除了表达感激之情，还答应她马上抵达，于是我马上开车奔赴她那里。
我连夜赶到维亚雷焦，遭遇一场暴风雨。埃莉诺拉·杜丝住在乡下的一幢小别墅里，离市区很远，不过她在格兰德酒店留下了一封短笺，让我去找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