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巴黎以后，洛亨格林问我是否想举办一个宴会，宴请一下我所有的朋友，他还让我草拟宴会的计划，并让我全权处理宴会的所有事情。我认为，那些有钱人似乎根本不懂怎么娱乐，如果让他们举办一个宴会，会跟没钱的人请客吃饭差不多。我早就想过等有钱了就办一场盛大的宴会，于是，我便着手实施了。
宴会地点是凡尔赛，下午4点，客人如约而至。我安排人在这里的一个公园支起大帐篷，里面摆满各式各样的食品：鱼子酱、香槟酒、茶水、点心，一应俱全。用完茶点后，科龙尼乐队在皮埃尔内的指挥下，为我们演奏了瓦格纳的作品。我至今还记得，在那个美丽的夏日午后，在那些参天大树的树荫下演奏的西格弗里德的田园曲是何等美妙，而在夕阳西下时演奏的西格弗里德的葬礼进行曲的曲调又是何等庄严。
音乐会结束后，客人享受盛宴，各色美味珍馐，令客人大快朵颐，一直吃到午夜时分。公园里灯火通明，如同白昼，在维也纳乐团的伴奏下，大家一直舞到天色将明。
我认为，如果一个有钱人想款待朋友的话，就应该这样举办。这次宴会上聚集了巴黎所有的社会名流和艺术家，大家都非常满意。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尽管我精心安排的这一切都是想让洛亨格林高兴，还花费了他5万法郎，但他自己竟然没有出席，在宴会开始前大约一小时，我接到他的电报，说他突然生病不能来了，要我自己招待客人。
我一直觉得有钱人要想真正得到快乐是很费劲的一件事。因此我宁愿不要做那种有钱人。
尽管我一再宣称我并不赞成婚姻，这年夏天，洛亨格林还是突发奇想要跟我结婚。
我说：“艺术家结婚就太愚蠢了！而且我这一辈子要到世界各地去巡回演出，你怎么可能一辈子都坐在包厢里欣赏我跳舞呢？”
他回答说：“如果我们结婚了，你就不用再去巡回演出了。”
“那我们干什么呢？”
“我们可以待在我伦敦的家里，或者在我的乡下别墅里舒舒服服地生活。”
“那以后呢？”
“以后就坐着游艇出去玩。”
“再以后呢？”
他建议我们先试着这样过3个月。
“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生活，那就太不可思议了。”
于是在那年夏天我们去了德文郡。在那儿他有一座豪华别墅，是仿照凡尔赛和小特里阿农宫修建的，里面有很多卧室、浴室，还有很多套间，都由我随意使用。另外，车库里还有14辆汽车，港口里有一艘游艇。这里常常雨水不断，英国人对此似乎习以为常。他们起床之后吃点鸡蛋、熏肉或者火腿、腰子、麦片粥之类的东西；然后穿上雨衣到潮湿的乡间走走，该吃午饭了就回来；午饭花样很多，最后一道是德文郡奶油点心；午饭后到下午5点，照理是他们处理信件的时间，但是他们只是睡觉；5点钟，他们下楼喝茶，有很多种点心，还有面包、黄油、茶和果酱；吃完茶点后，他们装模作样地打一会儿桥牌，然后才开始进行一天中真正重要的事情——穿着考究地去吃晚餐。他们这时都身穿晚礼服，女士们袒胸露肩，男士们的衬衫领子都浆得直挺挺的，入座后把20道菜全都消灭光；酒足饭饱后，他们开始轻松愉快地谈论一些政治话题，或者很随意地聊聊哲学，最后去睡觉。
英国德文郡风光可以想象得出来，我怎么会喜欢这种生活。才过了几周，我就开始感到绝望。
别墅里有一个很漂亮的舞厅，墙上挂着法国哥伯兰家族生产的挂毯，还有一幅大卫创作的拿破仑加冕的油画。据说大卫总共作了两幅这样的画，一幅保存在巴黎卢浮宫，另外一幅就挂在德文郡洛亨格林家的舞厅里。
洛亨格林看到我越来越失望，就问：“怎么不跳舞了？就在这儿跳啊。”
我看着那些哥伯兰挂毯和大卫的油画说道：
“在这些东西面前，在上了蜡的光滑的地板上，我可一点舞蹈动作都不会！”
他说：“如果这些东西妨碍你跳舞，那就把你的幕布和地毯拿来吧。”
于是我派人拿来了我的幕布挂起来挡住了挂毯，又把地毯铺在了打蜡的地板上。
“但是我还得有钢琴伴奏啊！”
“那就再去请个钢琴师来。”洛亨格林说。
于是我给科龙尼发了一封电报：“正于英国消夏，需工作，请速派钢琴师。”科龙尼乐队的长相奇怪的首席小提琴手被派到了我这里。但是我对这个人很反感，只要一看到他的手就会觉得厌恶。过去，每次我都请求科龙尼不要带他来见我，科龙尼却说此人非常崇拜我。一天晚上，科龙尼生病了，不能指挥乐队为我的舞蹈《狂欢节之情》伴奏，便让此人代替。我非常生气，说：“如果让他指挥乐队，我就无法跳舞。”
他到化妆室来见我，泪水涟涟地对我说：“伊莎朵拉，我非常崇拜您，就让我为您指挥这一次吧！”
“不，我老实跟你说，看见你的样子我就讨厌。”听了我的话，他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观众正在等着开演，因此吕涅·波就劝皮埃尔内暂时代替指挥。
在一个雨天我收到了科龙尼的电报：“已派钢琴师，某日某时抵达。”
我到火车站去迎接，看到从火车上下来的竟是这个人，非常吃惊。
“科龙尼知道我讨厌你，怎么还派你来呢？”
他用法语结结巴巴地说：“小姐，请您原谅，是亲爱的大师让我来的……”
当洛亨格林得知这件事后，说道：“至少我没理由嫉妒。”
洛亨格林此时遭受着疾病的折磨，他在别墅里安排了一个医生和一个训练有素的护士照顾自己。他们都特别强调我的行动对他的影响，因此我被安排在别墅另一头的一间房子里，而且被告知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打扰他。他每天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靠米饭、通心粉和水为生，每个小时医生还要给他量血压；他还按时被带进从巴黎运来的一个笼子里，接受几千伏的电流。他可怜兮兮地坐在里面，说：“希望这样会有好处。”
对此我更加烦躁不安，再加上连绵不断的阴雨，导致了后来的变故。
为了驱散胸中的郁闷和苦恼，我开始和那位钢琴师一起工作，尽管我对他厌恶之至。当他为我伴奏的时候，我就先在他的四周放一座屏风，并对他说：
“我讨厌你，看到你简直受不了。”
一同住在这所别墅里的，还有洛亨格林的老朋友伯爵夫人。
“您怎么能这样对待那位可怜的钢琴师呢？”她说。
每天午饭后我们都要开车出去兜兜风，这天下午，她坚持要我邀请这位钢琴师和我们一起坐车出去。
于是，我极不情愿地邀请了他。汽车没有折叠的加座，所以我们不得不坐在同一排座位上，我在中间，伯爵夫人在我右边，钢琴师在我左边。天气和往常一样，赶上了瓢泼大雨。驶入乡村不远，我再受不了他了，就叫司机掉头回家。司机点点头，为了讨我的欢心，他突然一个急转弯。乡村的公路本来就凹凸不平，再加上车子急转弯，我一下子被甩进了钢琴师的怀里。他急忙张开双臂抱住了我。那一刻我坐在他怀里，一种从未感受过的强大力量仿佛干柴烈火般将我快速点燃。看着看着，我突然惊呆了——我以前怎么没有看到他的这副模样？他的脸是那么美，眼中隐隐燃烧着天才的火焰。从那一刻起，我认定他不是一般人。
在回去的路上，我仿佛失了魂，醉眼迷离。进入别墅大厅，他拉住我的手，凝视着我的眼睛，温情脉脉地把我拉到舞厅里的屏风后面。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以前那么厌恶的一个人，而今让我爱得如此强烈。
那时，医生准许洛亨格林服用的唯一的兴奋剂就是那个著名的新发明，那个现在销量巨大、被认为能够刺激白细胞的新药。男管家奉命向每位客人提供这种兴奋剂，并附上洛亨格林的赠言和问候。后来我才发现，这种药每次的正常用量应该是一茶匙，但是洛亨格林当时却坚持让我们用酒杯来喝。
从开车兜风那天起，我们好像着了魔一样，总是渴望单独相处。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终于有一天，我的钢琴师不得不离开这座别墅，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为了挽救一个被认为垂死的男人的生命，我们作出了这种牺牲。
过了很久以后，当我听到《基督的明镜》的美妙旋律时，我猛然意识到我的感觉是对的，那人确实是一个天才，而对我来说，天才总是致命的诱惑。
这件事也证明了我绝对不适合过家庭生活。于是，在秋季，我签订了去美国的合同，坐船去美国。这一次我考虑良久，但心中也难免悲凉。经过深思熟虑，我终于决定，以后要把我的全部生命都献给艺术——尽管这项工作异常艰巨、辛苦，但它绝对比世俗生活更令人陶醉。
在这次巡回演出中，我极力呼吁美国帮助我建立自己的学校。过了3年优越的奢靡生活，我发现自己并不喜欢那种空洞和无望；这同时也证明，要想得到真正的快乐，必须创造出一种适合于所有人的艺术形式。那年冬天，面对大都会歌剧院一层层包厢里的观众，我极力宣扬自己的艺术理想，可那些报纸却歪曲了我的原意，登出了这样的大字标题：“伊莎朵拉侮辱有钱人！”我当时说的话大意如下：
有人转引我的话，以证明我说过一些美国的坏话。也许我说过——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不爱美国。大家应该懂得爱之深恨之切的道理。
有一个男人爱着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对他却很冷淡。当初，那个男人每天写一封信表达自己的爱情，把世界上所有动听的词语都用尽了，还是不能打动女人的心。后来，他就每天写一封信辱骂她，把世界上所有难听的丑话都用上了。女的问男的，你怎么给我写那些粗鄙无礼的话，你本不是这样的人。男的说，因为我爱你爱得发疯了。
心理学家可以为你们解释这个故事，我对美国大概也是这种心理。我当然热爱美国。为什么？我的学校、我的孩子们，难道不都是沃尔特·惠特曼的精神的继承者吗？我的舞蹈也是如此，虽然被称为希腊风格的舞蹈，但它起源于美国，我舞蹈的每一个动作，我舞蹈的创作灵魂，都来自于美国伟大的自然，来自于内华达的山峰，来自于冲刷着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太平洋，来自于绵延不绝的落基山、约塞米蒂山谷和尼亚加拉大瀑布。
贝多芬、舒伯特都是穷人，没有钱，但他们有有钱人没有的、更值得珍贵的东西，他们有尊严，有思想，有使命，有灵感。他们的灵感不是剥削他人、奴役他人的灵感，而是来自于全人类，对人类的精神和命运的探讨所获得的灵感。他们终生都是德国人民的儿子，但他们属于全人类。
我们在纽约东区举行过一次免费的义演。有些人对我说：“如果你在东区表演舒伯特的交响乐，那里的人是不会理睬的。”
但是，我们还是举行了免费的演出，剧场没有包厢——真令人感到舒服。人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泪水沿着脸颊滚落——他们不是不理睬，而是非常地喜欢。东区人民的生活中，他们的诗歌、艺术中蕴藏着丰富的内涵，时刻准备着喷薄而出。为他们建一座圆形大剧场吧，那将是唯一民主式的剧场，每个人的视线都是平等的，没有包厢或楼座；可是，你们看看这座剧场的顶层楼座——让人像苍蝇一样贴着天花板去欣赏艺术和音乐，你们认为这样做好吗？
建一座朴素而美丽的剧场，不要任何额外的装饰。一切美好的艺术都来自于人的精神，不需要外在的点缀。在我们的那所学校里，没有华丽的戏服，没有装饰品，只有从洋溢着灵性的人类灵魂里自然流露出的美，以及作为这种美的象征的身体。希望我的艺术能给人以这种启迪。美需要去发现，在孩子们身上就可以发现它——在他们眼睛的光芒中，在他们舒展开来做着各种可爱动作的美丽的小手中。你们已经看见她们手拉着手走过舞台，这肯定比坐在包厢里的任何一位夫人小姐身上的珍珠钻石都美得多。她们就是我的珍珠，是我的钻石，有了她们我别无所求。让孩子们美丽、自由和强壮吧！把艺术献给需要它的人民大众吧！伟大的音乐再也不能只属于少数有文化的人，它应免费提供给人民大众：他们需要它，就像需要水和面包一样，它是人类精神的美酒佳酿。
在这次巡回演出中，与天才艺术家大卫·比斯法姆的友谊让我受益匪浅。我每场演出他都过来观看，他的演唱会我也每场必到。后来，我们常在我的房间里共进晚餐，他还常常为我演唱《去曼德勒的路上》或是《丹尼·第维尔》，我们欢笑、拥抱，感到非常快乐。
美国第一位男中音歌唱家大卫·比斯法姆这一章的名字可以叫做“为浪漫的爱情辩护”，因为我发现，爱情可喜可悲，我现在便置身在这种浪漫之中。人们似乎渴望美，渴望那种没有恐惧、无须承担责任而又令人心情愉快、精神振奋的爱情。演出结束后，我身穿希腊舞衣，头戴玫瑰花冠，真的非常可爱。为什么这份可爱不能让别人来一起分享呢？对于我来说，一边喝着热牛奶、一边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一边喝着香槟酒，一边听着身旁可爱的人赞扬我的美貌，这样的日子似乎更令我感到舒心。浪漫的肉体，炽热的唇吻，紧抱的双臂，依偎爱人肩上的甜睡——所有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既天真烂漫又幸福惬意。有些人可能会对此深恶痛绝，但是我不明白，既然人的身体生来就要遭受一些痛苦，像断牙、拔牙、镶牙；既然无论一个人的人品多么高尚，都难免会受到疾病的折磨，像头痛感冒之类，为什么不通过自己的身体去享受最大的快乐呢？一个整天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难免会为了一些要事和烦事而费心劳神，为什么他就不能躺在美丽的臂弯里，使自己的痛苦得到一些安慰，享受几个小时的美好的时光？我希望在我这里得到安慰的所有人都要记住这一切，就像我一样记住了所得到的快乐和安慰。作为一个浪漫的女人，我阅人无数，无法在这部回忆录中写下所有人，就好比要把我过去在森林中或在田野里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把我听莫扎特或者贝多芬的交响乐时所感受的那种极大的欢乐，或者把我与伊赛亚、沃尔特·拉摩尔、汉纳·斯基恩等著名艺术家交往中的那些美妙时刻等，一一都记下来，一本回忆录显然是不可能的。
“是的，”我接着大声说道，“就让我做一个异教徒，做一个异教徒吧！”其实我的所作所为可能从来没有超过一个异端的清教徒或者清教徒的异端。
重回巴黎的那一幕，我至今难忘。我把孩子留在了凡尔赛，托一位保姆照看。当我打开门时，我的小儿子跑到我的跟前，金色的卷发围在他可爱的小脸周围，就像一圈光晕，非常美丽。我走的时候，他还只是个襁褓里的婴儿。
1908年，我买下了吉维克斯在纳伊尔的工作室，这里有一间小教堂那么大的音乐室，我和孩子们就住在里面。这时和我在一起的是汉纳·斯基恩。他是一位很有天赋的钢琴家，精力充沛，工作起来不知疲倦。我们常常从早上开始工作，由于工作室的四周挂着蓝色窗帘，外面的阳光照不进来，我们点着弧光灯照明，所以就不知道时间的早晚。有时我会问：“你不觉得饿吗？我想知道几点了？”于是看看时钟，我们才发现已经是第二天凌晨4点了！这就是我们当时“无欲无为”的工作状态。
在花园里有一间房子是专门给孩子们、保姆和护士居住的，这样，他们就不会被音乐吵着。花园非常漂亮，在春夏之际，每次跳舞时，我们就把工作室的所有房门都打开。
在这间工作室里，我们不仅工作，而且也安排娱乐活动。洛亨格林喜欢举行各种形式的聚会，这巨大的工作室便常常变成一个热带花园或者西班牙王宫，巴黎所有的艺术家和知名人物都曾光顾过这里。
法国演员塞西尔·索雷尔我还记得一天晚上，塞西尔·索雷尔、加百列·邓南遮和我一起即兴表演了一出哑剧，邓南遮显示了非凡的表演天赋。
多少年来，我一直对邓南遮抱有成见，因为我崇敬埃莉诺拉·杜丝，而他曾经抛弃埃莉诺拉·杜丝，所以我一直不愿见他。曾有一位朋友问能否带邓南遮来见我，我拒绝了。但不管怎样，有一天这位朋友还是把邓南遮带来了。
尽管素未谋面，但当我看到光彩照人、魅力非凡的邓南遮时，仍忍不住夸奖了他。
1912年邓南遮在巴黎见到我时，就决定要征服我。邓南遮总是想要征服世界上知名的女子，但是因为我很崇敬杜丝，所以抵制住了他的诱惑。我想，也许我是世上唯一一个能抵挡他这种诱惑的女人。这是一种英雄本能的冲动。
如果邓南遮想征服一个女人，每天早上都会给她送一首小诗和一朵表达诗意的小花。他对我也不例外，但我丝毫不为所动。
我在拜伦饭店附近的街上有一间工作室。一天下午，邓南遮怪里怪气地说：“我半夜时过来。”
随后，我和我的朋友对这间工作室进行了整理。我们在屋里摆满了百合花等白色的花，都是葬礼上用的花；然后点上了很多蜡烛。当邓南遮看到工作室的布置时，眼睛都直了。工作室里点着很多蜡烛，四周放着许多白色花朵，就像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他走了进来，我热情接待，把他领到用垫子堆成的长沙发上坐下。我先是为他跳了一曲舞；接着，我把花覆盖在他的身上，在他周围摆满蜡烛，然后和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跳起了轻柔缓慢的舞步。慢慢地，我把蜡烛一支一支地吹灭，只留下那些他头边和脚边的蜡烛在燃着。他像被催眠了似的躺在那里。我仍然随着音乐轻轻地舞动着，又把他脚边燃烧的蜡烛吹灭。但是，当我表情肃穆地向他头边的蜡烛移动时，他猛然用力跳起来，带着一声恐怖的喊叫逃出我的工作室。这时，钢琴师和我终于忍俊不禁，抱在一起笑得快要喘不过气来。
伊莎朵拉优美的舞姿两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邓南遮在凡尔赛相遇。我邀请他在特里阿农饭店一同吃午餐，我们开着我的汽车到达了那里。我提议午餐前去树林里散步。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我们开车来到树林，邓南遮有些大喜过望。
转悠了一会儿后，我提议说：“我们现在回去吃饭吧。”
但是我们却找不到车了，于是只好步行去特里阿农饭店。但是走了半天，我们却找不到出口了！邓南遮开始像小孩一样喊叫起来：“我要吃午饭！我要吃午饭！我长着一个脑袋，脑袋想要吃饭，不吃饭我就走不动了！”
这次事件，是我跟他开的一个玩笑。看他这样沮丧，我开始安慰他。最后我们回到了饭店，邓南遮狼吞虎咽。
我第三次拒绝邓南遮，是在几年之后的战争期间。当时我来到罗马，住在雷吉那饭店里。事情就那么巧，邓南遮竟住在我隔壁。每天，他都和卡沙狄侯爵夫人共进晚餐。一天，侯爵夫人邀请我赴晚宴。我在侯爵夫人家客厅等待的时候，竟然听到有人骂我。我看看四周，发现是一只绿色的鹦鹉，我注意到它的脚并没有被绑住。我站起身来，又突然听到一阵狗叫声。狗也没有拴着！于是，我又闯进另一间会客室。这间屋子的地上铺着白色的熊皮，甚至连墙上也挂着熊皮。我坐下来，继续等侯爵夫人。这时，我突然听到一阵嘶嘶声，原来笼子里是一条眼镜蛇正扬身吐信。我急忙又换了一个会客室，这间屋子则养了一只大猩猩。最后我来到一个餐厅，在这里总算找到了侯爵夫人的秘书。最后，侯爵夫人终于大驾光临了。她穿着金黄色的轻薄的睡衣。我说：“我想，您非常喜欢动物吧？”
“是的，我非常喜欢它们——特别是猴子。”她看着秘书答道。
但是很奇怪，虽然喝了刺激的开胃酒，但晚餐的气氛并不热烈。
晚餐后，我们来到那间养着猩猩的会客室，侯爵夫人派人请来了一位女相士。她戴着高高的尖帽子，披着女巫的斗篷，开始用扑克牌为我们算命。
这时，邓南遮进来了。天哪，这个家伙竟然穿得怪里怪气的。邓南遮非常迷信，他相信所有的算命人的话。这位女相士给他讲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她说：“你将在天空中飞翔，同时做着可怕的事情。你将在死亡之门前跌落下来，你将经历死亡并超越死亡，最后将洪福永享。”
对我，她是这样说的：“你将为各个国家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并在世界各地建立教堂。你会得到最周全的保护，不论你发生什么意外，伟大的天使都守护着你。你将寿与天齐，万世流芳。”
回到饭店后，邓南遮对我说：
“每天夜里12点钟，我会到您的房间里去。我已经征服了世界上所有的女人，就差你了。”
后来，他真的每晚12点都到我的房里来。
我下定决心坚决抵制他的诱惑。
他给我讲他生活中最光彩的事情，讲他的青年时代和他的艺术追求。
“伊莎朵拉，我要不行了！快抓住我，抓住我！”
我深深地被他的天才所折服，以至于在当时都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场面，只好温情脉脉地把他从我的房间拉出来，送进他的房间。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3周，我终于沉不住气了，于是坐车离开了罗马。
风流倜傥的邓南遮他曾问我为什么就是不爱他，我如实相告，因为埃莉诺拉·杜丝。
在特里阿农饭店，邓南遮养着一条金鱼，鱼缸是非常漂亮的水晶鱼缸，邓南遮常常给它喂食，还和金鱼说话。这条金鱼也常常摇头摆尾，配合默契。
住在特里阿农饭店时，有一天我对服务员说：
“邓南遮的金鱼哪儿去了？”
“唉，小姐，太可怜了！邓南遮先生去意大利前交代要好好照料它的。他说：‘这条金鱼，和我有心灵感应，是我的幸福的象征！’后来他常来电报问：我最亲爱的阿多尔夫斯怎么样了？一天，阿多尔夫斯可能是在寻找邓南遮先生，慢慢地绕着鱼缸游了一圈，最后就停下来……我把它拿出来扔到了窗外。但邓南遮先生的电报很快就到了：我感到阿多尔夫斯不太舒服。我回电说：阿多尔夫斯在昨晚死了。邓南遮先生又回电说：把它埋在花园里，为它修座墓。因此我把这条鱼用银纸包好埋在了花园里，还立了一个墓碑，上面刻着‘阿多尔夫斯之墓’。邓南遮回来后就问：‘我的阿多尔夫斯的墓在哪儿呢？’”
“我把他带到花园里，给他看了阿多尔夫斯的坟墓。他买来了许多鲜花放在坟墓上，久久地站在墓前，泪流不止。”
不过，有一次宴会，结局并不圆满。那次，我把宴会地点布置得像个热带花园，在浓密的枝叶和珍贵的植物中间，摆放了一些双人桌椅。这时，我对巴黎上流社会的各种生活方式已经熟稔，知道如何为那些想要偷情的人提供方便。这自然会让一些做妻子的以泪洗面了。客人们都身穿波斯长袍，在一个吉卜赛乐队的伴奏下跳舞。在客人当中，有亨利·巴特耶和他那著名的翻译伯特·巴迪，他们都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前面曾提到，我的工作室就像一个小教堂，四周墙壁上挂着大约有15米高的蓝色幕布。在高高的阳台上，有一间小套间，经过波瓦瑞特独具匠心的巧妙布置，变得温存而暧昧。深黑色的天鹅绒幕布，映射在墙上的一面面镶金的镜子里；地上铺着一块黑色的地毯，还有一张长沙发，上面放了一些用东方丝绸做的靠垫，这些就是这间小屋的所有。窗户被封上了，门的形状很怪，就像古代意大利伊特拉斯坎陵墓的入口。正如波瓦瑞特自己完成这些装饰时所说的那样：“在这个隐秘的场所，人们可以做些在别的地方不能做的事，说些在别的地方不敢说的话。”
邓肯在工作室确实如此，这间小屋子真的非常漂亮和迷人，同时潜伏着危机。这里有正经的睡床，也有充满诱惑味道的卧榻、椅子和沙发；正如波瓦瑞特所说的，在这间小屋里，人的感觉和言语，与待在我那间像教堂一样的排练室里的确不同。
在那个非同一般的夜晚，就像洛亨格林平日大宴宾客一样，酒香四溢。凌晨2点钟时，我和亨利·巴特耶一起坐在波瓦瑞特设计的这个房间的长沙发上，平时他就像我的兄弟一样，但那天晚上有点儿不一样。就在此时，洛亨格林出现了。当他从无数镜子的反射中看到我和亨利·巴特耶在长沙发上的情景时，怒不可遏，当众骂我，还对众人说他再也不回来了。
对客人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件极为扫兴的事情，我的情绪也突然间由喜变悲。
“快，”我对斯基恩说，“演奏《伊索尔特之死》，否则这个晚上就全完了。”
我尽快换上了一件白色长袍。现在斯基恩的钢琴弹得比以往更优美动听，我在他的伴奏下一直跳到了黎明。
不过，这个夜晚注定了要以悲剧告终。尽管我们是清白的，但洛亨格林就是不相信，并发誓永远不再见我。我恳求他并向他解释，但毫无用处；亨利·巴特耶被此事搞得心神不安，给洛亨格林写了一封信予以解释和道歉，仍然毫无用处。
洛亨格林仅仅同意在他的汽车里见我一面。他对我还是骂个不停。突然，他停下来，打开车门，使劲把我推进了夜色之中。我茫然若失，接连几个钟头一直在街上徘徊。街上的下流男人朝着我做鬼脸，并低声非议。转瞬间，这世界忽然变成了可怕的地狱。
两天后，我听说他去了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