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的一个晚上，我在柏林跳舞。跟平时一样，我跳舞时从不去注意观众——他们总是把我当成代表全人类的神一样，但那晚我注意到坐在前排看我演出的一个人。我并没有刻意去看他，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是意识到他的存在。演出结束后，果真有一位英俊的男子走进了我的化妆室，而且面带愠色。
“你真了不起！”他赞叹道，“演得太精彩了！可是，你为什么要剽窃我的思想呢，你从哪儿弄到的我的布景？”
“您说什么呀？这是我自己的蓝色幕帘，我5岁的时候就发明出来了，而且从那时起一直沿用至今。”
“不！这是我的布景，是我的理念！而你，正是我想象中的在这种布景前跳舞的人！你是我所有梦想的践行者。”
“可您是谁呀？”
于是，从他口中吐出了这样一句美妙的话：
“我是埃伦·特里的儿子。”
埃伦·特里，我心目最完美女人的典范，埃伦·特里……
“啊，请您一定得赏光到我们家吃晚饭。”毫无戒心的母亲说道，“既然你对伊莎朵拉的艺术那么感兴趣，你一定要到我们家吃晚饭。”
于是，克雷格来到了我家。
他非常激动，向我阐述他对艺术的全部思想以及他的雄心壮志……
我饶有兴味地倾听。
可是，母亲和其他人觉得寡然无味，一个个都找借口睡觉去了，最后就剩下我们两个，克雷格还在谈他的艺术，手舞足蹈，喜形于色。
讲着讲着，他突然说：“你在这儿干什么？你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却生活在这样的家庭中，唉，真是太荒谬了！是我发现了你，创造了你。你是属于我的布景。”
埃伦·特里和儿子克雷格克雷格身材高大，长得很像他美丽的母亲，他的五官看起来甚至比他的母亲还要精致。虽然他身材高大，但他的身上却有些脂粉气，尤其是薄薄的嘴唇，显得很敏感。他儿时的照片上是金色的卷发——埃伦·特里家的金发小孩——现在看起来有点发黑了。他的眼睛高度近视，目光坚定而热情。他给人的印象是娇柔的，只有一双手以及两个粗大的像猿猴一般的大拇指，才让人感到他的力量。他常常笑说那是杀人的拇指——“亲爱的，它们足以把你掐住。”
邓肯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戈登·克雷格，英国舞台设计师，现代剧场艺术理论的先驱我就像被施了魔法，任凭他将披肩披在我小巧的白色束腰裙外面。他牵着我的手，我们一起飞奔下楼走到大街上。然后他就用标准的德语叫了一辆出租马车：“我和我夫人要去波茨坦。”
好几辆车都拒载，但最后我们还是雇到了一辆，于是我们到了波茨坦。黎明时分，我们在一家刚开门营业的小旅馆前停了下来，进去喝了咖啡。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就动身返回了柏林。
到柏林时，大约是上午9点钟。我们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不能回去见我的母亲，便决定去找我一个叫埃尔西·德·布鲁盖尔的朋友。布鲁盖尔是波希米亚人，她体贴地接待了我们，给我们准备了早餐——煎鸡蛋和咖啡，又让我在她的卧室里休息。我沉沉睡去，到傍晚才醒来。
之后克雷格把我带到他的工作室。他的工作室位于柏林一座高楼的顶层，里面铺了黑色的打蜡地板，上面洒满了人造的玫瑰花瓣。
面对一位才华横溢的美男子，我内心的爱情火焰猛然旺盛起来，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身体里潜伏了两年的渴望蓄势待发，现在突然一下子喷薄而出。在克雷格身上，我发现了一种惺惺相惜的特质，我的情感能得到他的回应，我俩性情相通。他常对我大声喊道：“啊，你真是我的亲姐妹。”我甚至感到我们的爱情中蕴藏着乱伦的罪孽。
我不知道其他女人如何描述自己的情人，我想，一般来说该是限于头部、肩膀或手臂吧，然后是他的衣着打扮。但是我一想起他，我头脑中便现出那天晚上在他的工作室里看到的情景：他像一只挣脱茧壳束缚的蝴蝶一般，褪去外衣，露出洁白柔软、光滑发亮的躯体，美得令我窒息。
也许，月亮女神最初用闪闪发光的眼睛看到恩底弥翁时，恩底弥翁想必也是这样身材高大、躯体洁白。海辛图斯、那西索斯以及勇敢智慧的珀修斯一定也都是这个样子。克雷格看起来不像是凡尘中的青年，更像是英国艺术家布莱克笔下的天使。他的美貌不仅迷住了我的双眼，还慑服了我整个身心。接下来，身体与身体贴在一起，紧紧相拥，就像两团燃烧的火焰，彼此契合。我终于找到了我的伴侣、我的爱人、我自己——因为我们不是两个人，而是水乳交融的一个身躯，就像柏拉图在《费德鲁斯》中所说的一样，两具身体共用一个灵魂。
这不是青年男女的交欢，而是一对孪生灵魂的结合。肉体的躯壳已随着心灵的陶醉而变化，世俗的狂热恋情已化为炽热的烈焰，缠绵交织，向着天堂飞升。
那种欢乐纯粹而完美。啊，为什么燃烧的灵魂没能找到一个出口，像布莱克的天使一样，穿过我们地球的云层飞到另一个天堂？
他的爱是那么年轻，充满了活力和勃勃生机，但他并不荒淫无度，懂得在爱欲泛滥之前抽身而退，把火热的激情转化成他的艺术灵感。
克雷格的工作室里没有床也没有摇椅，更没有饭吃。那天晚上，我们就睡在地板上。他身无分文，而我也不敢回家拿钱。我在那里住了两周，到了吃饭时间，他就赊购一顿，让人送到房间。有人来送餐时，我就躲在阳台上，人走了才溜出来跟他一块儿吃。
可怜的母亲跑遍警察局和大使馆，四处打听，说她的女儿被坏蛋拐走了。我的失踪也急坏了我的经纪人。我失去了许多观众。有几家报纸故作聪明地刊登消息说我得了严重的扁桃腺炎。
两周后，我们才一起回到了母亲的住处。说实话，尽管我当时十分痴狂，但几天来一直都睡硬地板，所以我感到身心俱疲，而且只能吃熟食店那种快餐，出门也只能等到天黑以后。
母亲看到戈登·克雷格怒不可遏：“滚！该死的恶棍，给我滚出去！”
她对克雷格恨得要死。
克雷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天才之一，他的思想影响了当时整个世界的戏剧舞台。虽然他从未积极地参与过舞台上的实践活动，但他的思想给人以启迪。如果没有他，我们就永远不会有莱因哈特、雅克·科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如果没有他，我们会仍然停留在旧的现实主义的布景中。
他还是个有趣的伙伴，从早到晚精力充沛。从早晨喝第一杯咖啡开始，他的想象力就张开了翅膀。陪他在街上散步，感觉就像在尼罗河畔陪伴着古埃及底比斯的博学的大祭司。
1908年，克雷格为莫斯科剧院设计的《哈姆雷特》的布景也许是因为高度近视，走着走着他会突然停下，拿出纸笔，饱含激情地为德国现代建筑画速写。
在路上遇到一棵树、一只鸟或一个孩子，他都会激动万分。与他待在一起，绝不会感到无聊。他时而欢喜异常，时而情绪布满阴霾，心情黯淡。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他越来越忧虑了。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每当他提到自己的工作时，我总是温柔地回答：“啊，是的，你的工作，多好啊，你是个天才，可是你知道，我也有我的学校啊。”然后他就会一拳砸在桌子上：“可是我的工作也很重要！你的工作是绘制布景，但最重要的是人，因为一切都是从人的心灵放射出来的。所以最重要的是我的学校，它培养活生生的人，其次才是你的工作，为人绘制完美的布景。”
这种争论总是以雷鸣般的吼叫开场，最后归于沉寂。然后，我身上的女人本性会突然苏醒，温柔地问他：“噢，亲爱的，我惹你生气了吗？”他回答说：“生气？噢，没有！所有的女人都是该死的讨厌鬼！你就是一个干扰我的工作的讨厌鬼。我的工作！我的工作！”之后便夺门而去。这摔门的巨响使我如梦方醒，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每次我都等他回来，在他回来前，我会在提心吊胆和悲伤不安中度过一夜。这就是我们的悲剧。这种情景常常反复出现，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不和谐，终于，我难以忍受了。
我能够激发这位天才，这是我的命运；我同时想保持自己的事业顺利发展，结果两败俱伤，这也是我的命运。在经过了几周的磨合之后，克雷格的天才和我的艺术灵感之间的矛盾便开始显露苗头。
虽然克雷格比任何人都更欣赏我的艺术，但是他的自尊心，他那作为艺术家的妒忌心，使他永远都不会承认女人的艺术。
姐姐伊丽莎白邀请柏林市名流和贵族妇女为学校成立了董事会，她们听到我和克雷格的事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用责备的语气谴责我作为上流社会的成员，她们不想再赞助一个校长道德败坏作风不良的学校了。
她们推举大银行家门德尔松的太太来给我送信。当她带着那封吓人的信来到我这儿时，她有点儿害怕，突然就哭了起来，然后把信扔在地上，抱着我哭道：“请不要以为我在这封讨厌的信上签了名。那些女人也是没办法，她们将不再担任学校的董事了。不过她们还是挺信任你姐姐伊丽莎白的。”
对于舞蹈，伊丽莎白也有自己的想法，可她并没有像我一样公开演讲。现在，我算是看清了这些贵妇的原则：只要你不声张，什么事情都好办。真是令人气愤。我在爱乐协会大厅专门做了一次关于舞蹈的演讲，论述舞蹈是追求自由的艺术。最后，我谈到了妇女问题，说只要女人愿意，她们就有恋爱和生子的权利。
当然，人们会问：“孩子怎么办？”但是，我可以说出许多非婚出生的杰出人物的名字。这并不影响他们获得声誉和财富。退一步讲，如果一个女人认为一个男人因为发生争吵可能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管，她又怎么能与这样的男人结婚呢？如果她假定他是个这样的人，那她为什么要嫁给他呢？我认为，忠诚和互相信任是婚姻的首要条件。不管怎样，我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如果我不顾体力和健康而生下孩子，到头来，这个男人却依据法律说这个孩子属于他，甚至只允许我一周探望孩子三次，要是这样，我干脆就不去生这个孩子。
美国有一位很聪明的作家，他的情妇问他：“如果我们未婚生子，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将怎样看？”这位作家回答说：“如果你我的孩子是这种孩子，我们就不在乎他对我们有什么看法。”
任何一位有头脑的女人，如果选择了婚姻，就应该承担后果。
我的演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支持和反对声各半。最后反对的一半离开了大厅，支持我的人留了下来，我们就妇女的权利和不公正的待遇，进行了有趣的讨论，这个讨论可比今天的妇女运动激进得多。
我还住在维多利亚大街上的公寓里，而伊丽莎白则搬到了学校，母亲轮流跟我们住。从那时起，我的经历了贫穷和磨难的母亲，开始觉得生活无聊。这可能与她的爱尔兰血统有关，也就是说不能像承受贫穷那样面对富贵。她现在喜怒无常，经常闷闷不乐，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自从我们离开美国后，她第一次想念祖国，开始想念祖国的一切。我们带她去柏林最好的饭店，问她想吃什么，而她总是说：“要点儿虾吧！”如果不是产虾的季节，她就会抱怨德国连虾都没有；如果碰巧有虾，她也会抱怨，说旧金山的虾比这里的强多了。
伊莎朵拉在台上舞蹈我认为，母亲性格的转变，可能是因为她过惯了以前恪守美德的日子。多少年来，她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我们身上。现在，我们都有了自己的事业，一个个离她越来越远，她觉得自己到头来一无所有。我想，这是许多母亲特别是美国母亲都有的想法。她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一直说要回美国老家，最后她真的回去了。
我一直挂念着格林瓦尔德别墅的学校和那40张小床。造化弄人。如果我早点遇到克雷格，可能就不会有什么别墅，也不会有什么学校了。在他身上我找到了我需要的全部，我就不会再去建学校。可是现在我童年时期就已开始的梦想已经成为现实，那也只能继续坚持下去。
不久，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梦见身着发光长袍的埃伦·特里出现在我面前，正像她在《伊摩坚尼亚》中的打扮一样，她牵着和她一模一样的金发小女孩，用她特有美好声音对我说：“伊莎朵拉，爱吧，爱吧……爱吧……”
从那一刻起，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就是那个孩子，她的到来，将给我带来欢乐和忧伤，生和死，带来生命之舞的旋律！
神圣的使命充满我全身。我继续在舞台上跳舞，在学校教舞，同我的恩底弥翁相爱。
春天来了，我签订了去丹麦、瑞典和德国演出的合同。在哥本哈根，年轻女人黑黑的卷发上都罩着一顶学生帽，令我惊异不已，而且，她们像男孩子一样自由自在地独自在街上行走，脸上满是幸福。我从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姑娘。后来有人对我说，这是妇女赢得选举权的第一个国家，我这才恍然大悟。
我之所以参加这次巡回演出，是因为我的积蓄快花光了，无力再支撑学校。
在斯德哥尔摩，观众特别热情。演出结束后，体操学校的女孩子们送我回宾馆，她们看到我很兴奋，一路上又蹦又跳。我参观了她们的体操学校，可是并没有因此成为体操的支持者。在我看来，瑞典的体操运动似乎是以静止不动的身体作为对象的，并没考虑到人体的能动性；而且它把肌肉发达作为一种目的，认为肌肉仅仅是机体的框架，未曾认识到它是从不停息的生长的源泉。瑞典体操是一套错误的身体素质教育体制，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人的想象力，只认为身体是一个物体，而不把它当成充满了能量的能动体。
花园中跳舞的伊莎朵拉在斯德哥尔摩，我邀请著名剧作家斯特林堡来看我的舞蹈，我很景仰他。我给他在舞台上预留了位子，可是他就是不肯来。在斯德哥尔摩成功地演出了一段时间后，我们从水路回到了德国。在船上我大病一场，不想再做巡演了，这时我只想一个人待着，不见任何人。
6月，我去看了一下我的学校，突然特别想去海边。我首先去了荷兰的海牙，然后从那儿去了北海边上一个叫诺德威克的小村庄。在那里，我租了一幢位于沙丘中的别墅，它的名字叫“玛利亚”。
对于生孩子，我可是一点经验都没有，以为生产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住的这幢别墅，离最近的城镇也有一百英里远。我又请了一位乡村医生。我无知地以为这位乡村医生经常给人接生，所以我还算比较满意。现在想来，她也只适合给农妇接生。
从诺德威克到最近的村子坎德威克大约有3千米的路程。在这里，我完全是独自生活。每天我都从诺德威克走到坎德威克，然后走回来。我一直渴望亲近大海，现在终于如愿以偿地过着与世隔绝的桃源般的生活。在玛利亚别墅，我从6月一直住到8月。
同时，我同伊丽莎白频繁通信，她在我外出期间代我负责格林瓦尔德的学校。7月，我在日记中写下了各种教学计划，还创编了包含500条内容的一套练习，这些练习会引导学生从最简单的舞蹈动作学起，一直到最复杂的。我的小侄女坦普尔当时正在格林瓦尔德学校学习，她来别墅陪我住了3周，常常在海边跳舞。
伊莎朵拉在柏林的别墅克雷格仍然是一刻也不愿安宁，总是来去匆匆。可我再也不会感到孤独了，我现在已有了孩子，她现在越来越能折腾。我美丽的大理石般的身体变软了，脆弱了，延伸了，变形了，这真是匪夷所思。神经越健全，大脑越敏感，人就越容易感受到痛苦，这是大自然对人的可怕的报复。痛苦之余也有喜悦。我每天往返于诺德威克和坎德威克之间的沙滩上，一边是波涛汹涌茫茫无际的大海，一边是高低起伏静谧荒凉的沙丘，风景并不悦人。海滩每天都有或大或小的风吹着，暴风来的时候，玛利亚别墅就像海上的一艘小船，整夜在风雨中飘摇。
我开始害怕与人接触。人们总爱窃窃私语，不懂得尊重孕妇。我曾看到一个独自沿街行走的孕妇，路人不但不尊重她，反而将她当做笑柄。
除了一位值得信任的朋友，我拒绝见任何来访之人。他骑自行车从海牙来看我，给我带来书籍和杂志，还给我讲最近的艺术、音乐和文学动态。他妻子是一位著名的女诗人，他很崇敬她。他做事有条不紊，定期来看我，风雨无阻。除了他，我与大海为伴，只有沙丘和腹中的孩子能帮我排遣忧愁。那孩子在我腹中蠢蠢欲动了。
在海边散步时，我心情不定。有时觉得自己充满力量，为这个小生命而自豪；有时又因为满天的阴霾和汹涌的波涛弄得心情沉重，想象自己像一头困兽，拼命想逃出牢笼，可是又无法逃脱。我总是竭力去避免这种状态。虽然如此，这种心情却还是时时袭来，让我无法摆脱。更糟糕的是，我觉得大多数人都离我越来越远，母亲、克雷格都是如此。我对艺术的思考也越来越少了，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做好准备迎接这个小生命的到来。
时间如此的漫长难耐，就在这种希望与绝望的交替之中，我常常翻阅我的人生历程，童年时光、青春年华、在异国他乡漫游、在艺术世界中寻宝，这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就像是遥远的序幕，只为静待我的孩子的出生。这是随便一个农妇都能做到的事情，这就是我所有远大抱负的最终指向！
母亲为什么没有陪在我身边？这都是因为她荒谬的偏见，她认为应该先结婚再生子。可她也曾结过婚，后来发现婚姻难以忍受，又同她的丈夫离了婚，为什么还要让我走进那个曾让她饱受创伤的陷阱呢？我一直反对婚姻，坚信婚姻是一种荒谬的、使人沦为奴隶的制度，它不可避免地（尤其是对艺术家）导致男女双方走向离婚的法庭和庸俗无聊的官司。如果有人怀疑我的观点，那么就翻阅一下艺术家离婚的记录，以及最近十年美国报纸登载的离婚丑闻吧！虽然如此，我认为亲爱的公众还是热爱他们的艺术家，生活中也离不开他们。
8月，我请了一位看护，她叫玛丽·奇斯特，我俩很快成了亲密的朋友。她善良、耐心而细致。她的到来让我感到欣慰。我开始感到害怕，便安慰自己女人总是要过这一关的。可这种想法丝毫不起作用。我的祖母生过8个孩子，母亲也生过4个孩子，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我还是害怕，究竟在怕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8月渐远，9月到来了。我的身子变得越来越重，玛利亚别墅高踞在沙丘之上，每次上去我都要走将近一百级台阶。我常想起我的舞蹈，有时一想起不能从事自己的艺术，强烈的懊悔感就会猛然袭来。每当这时，我就感到体内的小生命用力地踢我三下，然后在里面翻一个身。于是，我又喜上眉梢了，并且会想：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中的欢乐和奇迹的反应。
我原本漂亮的身子变得越来越臃肿，自己看了都感到不可思议。乳房不再小巧结实，而是变得又大又软还下垂；灵巧的双脚变得笨拙，脚踝也肿了起来；我的臀部也感到疼痛。我原来的美丽身躯，以及我以往的抱负及美誉都离我远去，为此我痛苦而纠结。孕育一个生命对我而言，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可是一想到即将出世的孩子，所有这些痛苦就烟消云散了。
夜晚躺在床上，我在孤独中盼望黎明，常常辗转反侧，坐卧难安。有时候我能感觉到孩子在踢我，我便将双手放在隆起的肚子上安抚它。彻夜紧张的等待痛苦难耐。无数个这样的难熬的夜晚，因为母性的光辉，我都熬过来了。
有一天，以前我在巴黎认识的一个朋友（名叫凯瑟琳）从巴黎来了，她说打算留下来陪我住一段时间，这可真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她很有吸引力，精力旺盛，活泼勇敢，后来嫁给了探险家斯科特船长。
有天下午，我俩在喝茶时，我感觉像被人猛捶了一下后腰，接着就是剧痛，仿佛有锥子扎进了脊椎，疼得要命。从那一刻起，痛苦的磨难就开始了，阵痛一浪跟着一浪袭来。人们常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如何可怕，但是凡生过孩子的女人都不会害怕那种痛苦的，因为裁判所的折磨对于生孩子的痛楚来讲，根本就不算什么。我受尽折磨，那一阵阵的绞痛几乎要撕裂我的筋骨和皮肉。有人说这种痛苦不久就会忘记的，但我的真实体会是，只要一闭上眼就会听见我当时痛苦的呻吟和尖叫，就好像我已不再是自己，而是与我的身体无关的东西围着我旋转。
有人认为女人必须承受这种折磨，这种观点实在是太残忍了。现代科技这么发达，无痛分娩应该早就实现了，但是却做不到，这真是一种罪过，就像医生不用麻醉药做手术一样不可原谅！一般的妇女得需要多大的耐心，才能经得起那种苦痛煎熬啊！
这种可怕的痛楚持续了整整两天两夜。第三天早晨，那位可笑的医生拿出来一副大产钳，什么麻药也没用，就完成了工作。我想，也许除了被火车轧以外，恐怕没有什么能与我受的罪相比了。如果不能设法让妇女完全解除毫无意义的痛苦，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奢谈什么“妇女运动”或“普选权运动”。我坚持认为，应该像其他手术一样，实现无痛分娩。
是什么愚蠢之极的迷信阻碍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呢？人们习以为常，对这些痛苦视而不见，这简直就和犯罪一样。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要遭这么大罪。是的，印第安人、农民或非洲黑人生孩子时，不会像我这么遭罪。但是，越是受过文明教育的女人，就越觉得这种痛苦可怕，越觉得不值得。即使是为了受过教育的妇女，也必须找到治愈这种可怕的痛苦的良方。
是的，我没有因生孩子的痛苦而死去。我们母女平安。也许有人认为，孩子是最大的回报。是的，我当时是高兴万分。可是至今一想起我受的罪，一想起由于操纵科学的人难以言说的自私自利和对痛苦的熟视无睹，使本来可以制止的残暴现象依然存在，无数的妇女还要继续遭受痛苦的煎熬，我就十分气愤。
啊，这可爱的孩子简直是一个奇迹，像丘比特一样可爱，蓝蓝的眼睛，棕色的卷发渐渐变得金黄。最神奇的是那张小嘴，找到乳房后，用没有牙齿的牙床咬住奶头，吸吮着汩汩涌出的乳汁。当婴儿咬住奶头，乳汁从乳房中不断涌出，这时，母性被唤醒，伟大的母爱在母亲心中升腾起来。
啊，女人，面对这样的奇迹，我们还奢望去当什么律师、画家或雕塑家呢！现在我明白了这种博大的爱实在超越了对男人的爱。当这个小东西嗷嗷啼哭着要找奶吃的时候，我紧张得要命。生命，生命，生命，给我生命！啊，我的艺术呢？我的艺术、其他的艺术又在哪里？去他的艺术！我只觉得自己是神，是超越了任何艺术的神。
刚开始的几周，我常常抱着婴儿一躺就是几个小时，看着她入睡。有时看到她小眼睛里流露出的目光，我觉得我接近了生命的奥秘，或许已看到了生命的根源。这个新诞生的身体中的灵魂，用好像是非常成熟的目光满怀爱意地回望着我。爱，或许是所有一切的答案。
我带着孩子和可爱的朋友玛丽·奇斯特回到了格林瓦尔德。学生们看到我的孩子都很高兴。我对伊丽莎白说：“她是我们最小的学生。”克雷格想出一个爱尔兰名字：迪尔德丽，意思是“爱尔兰的爱”。于是，我们就叫她“迪尔德丽”。
亚马逊女战士我的体力逐渐恢复，常常站在那尊亚马逊女英雄塑像前心生感慨，因为我和她一样，再也不能重现战场上往日的辉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