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有预见性的人，索尔仁尼琴生活中遇到的却是混沌不堪的现实。于是他就逐渐成为了一名斗士，一名时政的无情讥讽者和一名天才的策略家。“曾经他是被主人的鞭子驱赶着前行。然而现在他挺起腰身和主人面对面地对视着”[1]。起初他是暗暗地反对一切意识形态强加的反常事情。如在《第一圈》中，当庭审“工业党”成员时（这是30年代初苏联党史早期被夸大的众多“审判”之一），涅尔仁听到了历史“无声的警报声”。这还只是暂时的困惑，后面紧跟着的就是故意歪曲事实。“而且孤独使他心寒，尽管周围聚集着许多成年男子，但是他们却不明白如此简单的事情！”困惑与孤独（这是人在生活中首次表达抗议时必然要体会到的两种感受），在每个人的心里都留下了烙印。克拉拉·马卡雷金娜在国家安全总局大楼擦楼梯的女人眼里看到的是充满敌意的眼神，因为克拉拉的检察长父亲在这幢大楼里获得了一套豪华的住宅。但正是这次唯一的相遇在她心头产生了摆脱不掉的印象，每当她走楼梯的时候，她总是不由自主地想着那个眼神。困惑并不一定会导致暴动，它可能会在人的心里腐烂掉，也可能使人精神空虚，就像《癌病房》第二部中沉默如“雕枭”一样的舒卢宾。这只“雕枭”在临终前才终于敢向奥列格坦白了一切：“你们被逮捕，而我们则被驱赶到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判处死刑，而我们则被逼着站在那里鼓掌，表示拥护判决。岂止是鼓掌，连枪决也是人们要求的，是的，是要求的。……您可知道‘就像一个人’这种提法意味着什么？”舒卢宾精神错乱般哈哈大笑起来，这是对自己长期堕落的坦白。作为一名1918年满腔热忱的布尔什维克，他到处追捕社会革命党人，镇压起义的农民，逐渐地成了季米里亚泽夫科学院的一名杰出教授，这之后他却开始不断滑向社会底层，他并不是一个自愿为谎言辩护的人，但他也不是一名反抗者。他做过助教，之后是图书馆管理员：“把遗传学、左派美学、伦理学、控制论、数学书籍！一一扔进炉子里去，付之一炬！……我们何必搞街头焚书这种多余的戏剧性举动？我们只是在僻静的角落里把书往炉子里填，还可借以取暖！……”谎言使舒卢宾和成千上万没有走向反抗的人们精神上深受刺激。鲁宾是羁押在“沙拉什卡”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他作为一名年轻的共青团员亲历了1932年对乌克兰农村推行农业集体化并导致了可怕的饥荒时，他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正如普希金的诗《瘟疫流行时的宴会》中描写的，马车夫每天早晨都运送死人，并且一遍又一遍地呼喊：“是死人吗？快抬出去呀。——但又很快说：嗯？这里不都还是活人吗？”这个场景“即刻浮现在脑海中，像灼热的烙印烙在头脑中”，整夜整夜地折磨着鲁宾，让他无法入眠。
索尔仁尼琴经常问自己，为什么自己的同胞包括他本人都这样消沉。作家对自我良心的检验是《古拉格群岛》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主要的是，尽管索尔仁尼琴非常尊重阿瑟·库勒斯，却不赞成后者在《中午的黑暗》里的主要论点。他认为“在自由旗帜庇护下对奴隶的驱赶”却成了革命雄辩者的结论这一理论是错误的。迫使布哈林不体面地辞去公职，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是一件异常容易的事，那就是“内心的傲慢就像猪身上的脂肪一样日益增加”。获取特权可以在瞬间摧毁一个人。在军事学校接受了机械式教育并获得了中尉军衔的索尔仁尼琴，连他自己在对待父辈，甚至是祖辈的时候都是异常冷峻，要求他们称呼他为“您”并且绝对服从于他。“这就是肩章对人的影响！圣象面前祖母的教诲都哪去了！少先队员们对未来神圣不可动摇的正义的幻想都哪去了！”阿瑟·库勒斯作品中主审人与被审者之间的论辩让索尔仁尼琴完全不能接受，作家眼里看到的只有罪恶，如暴力、自私、傲慢、种族主义和阶级仇恨［就是舒卢宾揭露的那种阶级仇恨，他仿佛普希金笔下的磨坊主（乌鸦）一样］。当把罪恶的种子撒到人的体内，罪恶就会疯狂地生长。“对待罪恶我们忍气吞声，迫使它进入体内，只要不向外扩散就好——我们种下罪恶的种子，那么在以后它就上千次地生根发芽。”（《古拉格群岛》第一部，第四章）这既是对那些为斯大林缓慢推行的政治淫威所戕害的“卑微的布哈林们”说的，也是对那些成千上万名默默承受子弹打穿自己后脑的温顺的“胆小鬼”们说的。
政治哲学家克洛德·勒福尔试图解释，“为什么索尔仁尼琴面露鄙夷神色避而不谈审判者与被审者之间的论辩”[2]。作家以很多共产党员为例，他们是斯大林体制的牺牲品，丝毫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慷慨陈词，或许只有他们的敌人落入另外一种境地（比如，国家政治保安局）才能迫使他们有所改变。暴动从说“不”开始。《古拉格群岛》不仅是一部关于暴政的宏伟编年史，也是那些敢于说“不”的人的殉难史。在自己早期227名“合作者”的帮助下，索尔仁尼琴再现了那些向惩罚机构发出挑战的人所建立的功勋。从“消费合作社主任”、“自学成才的合作社管理者”共产党员弗拉索夫，到“大审判”的缺席者（正是因为不愿做自我揭发），尤其是在第四部第四章（《几种命运》）中讲述的那些“圣徒”。这是一些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都无法“摧毁”的人。但是，如果除去这些稀有的个例，我们会发现，人本性的改变并不比地貌的变化快多少。恐惧、告密、恶习，这些缺点始终伴随着人类，于是索尔仁尼琴为我们再现了一个完整的恶行人类学，从“活着的死尸”告密者到“类似猿猴的”刑事犯连同其在被羁押的车厢里表现出来的猖狂。无法标明人类源起和终结的界线。
《第一圈》中最优秀的一个反抗者形象就是老工程师格拉西莫维奇，他用简短讽刺的话语拒绝了提前获得自由的诱惑：“这不是我的专长，我也不是抓捕人的猎户。”所有的英勇反抗者不得不重新学习真诚，并借助嘲弄、幽默、使人的自尊心受挫的讥笑来讲真话。尤利娅·克里斯蒂娃把这称作是“偷着笑或黑色幽默下的文学”。索尔仁尼琴笔下的人物都是“好惹事的人”，他们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中学会了反抗。展现给我们的是某种“微观英雄主义”（之后这种“微观英雄主义”我们可以在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和爱德华·库兹涅佐夫的作品中找到）。这是一种用嘲笑武装起来的微观英雄主义。比如，涅尔仁试图解救自己那本叶赛宁诗集，但因为自己无权把书带出“沙拉什卡”，他就把它送给了失明的看门人斯皮里东。涅尔仁纯粹出于胆大且没有任何私利，就得到了这个“乡下好斗青年”写的蓝皮小薄册子，后者在温顺的俄罗斯乡村中“揭示了那么多的美”，索尔仁尼琴一直带在身边的正是这本破破烂烂的蓝皮小薄册子，先是在马尔费诺，然后是羁押站、集中营，最后他把它送给了科佩列夫。而奥列克·科斯托格洛托夫制止鲁萨诺夫说下去，同意输血，要知道输血是在3月5日，在斯大林逝世的那天：“3月5日——这对我们非常合适！——奥列格兴奋地说。——这对我们很有好处”。他为能自己决定如何度过余生而搏争。
嘲讽让苦役犯们摆脱了铁链的束缚。《第一圈》中的许多章节写的不是别的，正是被释放的放荡行为和情感解脱，这种效果是通过监狱世界里的嘲笑获得的。第五十五章就是对《伊戈尔远征记》里的主人公伊戈尔大公的审判。依据1947年的苏联宪法，他因背叛行为、从事破坏活动、间谍行为和与其他敌对强国私通，“即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58章第1款第6条、第6款、第9款和第11款规定的罪行”，被判处有罪。所有被囚禁的犯人都参与了对“职业是统帅的奥列格维奇·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夫”的讽刺模拟审判，这使他们哈哈大笑，此刻每一个犯人都回想起了自己的诉讼案。在短篇小说《佛陀的微笑》里也能听到这种被释放的嘲笑，故事说的是要在布登尔卡监狱里随便挑选一个牢房，好让罗斯福总统夫妇去那里参观（这不免让人与“弄虚作假”联想起来）。
索尔仁尼琴的全部作品都渗透着这种对意识形态颠覆式的讽刺。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讽刺作家（即使他自己不承认这一点），是《群魔》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副其实的学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拥有“复调”的自由，但作者却经常嘲笑他们，有时甚至非常残酷，比如对“自由党人”的讥讽，说他们总是慢腾腾地跟在“激进分子”的后面（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靠对将军夫人斯塔夫罗吉基娜的阿谀奉承混吃混喝）。索尔仁尼琴的嘲笑指向的是所有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这些说着“贫乏无味话语”的“死魂灵”。这种讥讽经常出现在作者似乎无意说出的对间接引语的注解里。作者，像审判员一样，关注着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出现在他们说谎的那一刻。此手法在《癌病房》中已有使用，并逐渐在下述著作中成为一个惯用手法，如《列宁在苏黎世》或《1914年8月》，在《1914年8月》中有一章篇幅很长，写的全是尼古拉二世的内心独白。在《1916年10月》的许多章节里，比如关于军校学员、古奇科夫、“进步联盟”和杜马自由党人的描写，内心独白同样起着讽刺的作用。作家依据有关杜马会议的回忆和工作报告记录为我们塑造了如米留科夫、罗江科、齐赫泽等人的辛辣画像。似乎是，当历史学者索尔仁尼琴读到历史文献时，他有时会失去冷静。如他在描写1916年11月1日的会议时，在真实的工作报告基础上加入了大量的讽刺性话语。这或者是演讲者的内心思索，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胆怯、虚荣和口是心非，或者是作者的注释，意在揭露发言者的不当言辞和前言不搭后语。
讽刺作家知道这些“手法”的好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使用它们。讽刺作家索尔仁尼琴的立场也有明显的变化。在早期作品中，他挖掘的是意识形态的欺骗性。无论是《第一圈》，还是《古拉格群岛》，就是建构在对曾经的和当下的（参与度高、涉及面广）人工暴力进行讽刺性对照的基础上。《古拉格群岛》这部作品的书名连同其内部基调，均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它们使读者不禁想到了荷马史诗（只不过这里的喀耳刻[3]毫无个性，每天为古拉格岛上的工业养猪厂提供受害者，这些国家机器再把一个个人变成一堆废物）。“荷马常提到的厄俄斯，亦即罗马人称为阿芙乐尔的司晨女神，也曾用她的玫瑰色手指抚摸过群岛的第一个黎明……群岛是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中诞生的。”讽刺就是这部宏大作品的粘合剂，它决定了小说的韵律并把全文串接起来，它通常隐藏在文中的脚注和括号里，通过讽刺的模仿笔触和忧郁的双关语闪现出来。对“囚犯部落”的考察研究，是对人本主义作品的戏拟，作者假装像帕拉斯、林耐一样客观公正。
正是通过与过去无数次的比较才能够让索尔仁尼琴对当代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评价。尽管被誉为“仁慈”的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也曾下令使用割鼻的酷刑，但是其在位期间没有出现过一次死刑的判决。尽管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但是他们的妻子从沙皇那里获准与丈夫随行。俄罗斯的贵族有时也愚弄农民，萨尔蒂奇哈把130多人折磨死了，可最终只被判为终身监禁。那么当今的刽子手呢？其中的绝大多数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仿佛戴着上下翻拉自如的脸甲，通过使用人称代词“我们”或者是冠以“萨特和罗素”的揶揄反对者，他始终同读者在一起。至于说到那些有声望的反对者，索尔仁尼琴则触及到他们理论的核心，剖析它们的内在矛盾性。这种方法是在实质性的准备工作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的，作家阅读大量的著述、发言稿、回忆录和私人日记，当内心的情感充溢着要迸发时，作家就写下标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第一圈》中描写斯大林的前四章最具有代表性。这位被偏执思想裹挟的老态龙钟的暴君躲在自己阴暗的小房间里，远离令他生厌的阳光，开始了一连串的思量，表现出对周围一切的不满、对自己认识的小人物的鄙视，回忆着自己上中学学习和在暗探局工作的情景，此刻他脑海中的列宁胆小怕事，一幅怯懦书生的模样，这与斯大林粗鲁的“刚毅”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其他人都陷于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规划革命的塔木德[4]理念之中，而他斯大林，则平静地在死刑判决单上签着字，泰然地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全新崇拜，他用这种方式掩盖了其他人的弱点。这位新沙皇装模作样地炫耀自己多年养成的狡诈手段。斗士索尔仁尼琴在作品中为自己的对手描摹了肖像，作家巧妙地使用插入语和括号，成功地塑造了这个双面统治者的肖像。但这种深度对立有时会让人觉得，“间谍”索尔仁尼琴与其对手都是一路货色。例如，斯大林对列宁的宽容态度（“这个不幸的人认为，除了灶台以外，似乎还可以让厨娘到其他任何地方任职”）就包含着索尔仁尼琴式的“讥讽话语”。作者自己解释说，在对每一个人物进行塑造时，他都加入了自己个性中的某些特质或个人的某些经历，不管是列宁、克伦斯基还是米留科夫。有时，过度的持续围攻会招致与敌人令人惊讶的接近。
索尔仁尼琴需要对博弈进行详尽的描写，部分地反映在了作家的回忆录兼“战术杰作”《牛犊顶橡树》中。在苏联，考虑到出版的因素，索尔仁尼琴会策略地“缓和”自己作品的语气，彻底地改变故事情节或者有意删去激进的话语表述（如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他就删掉了海军中校讲的1945年在塞瓦斯托波尔蒙骗美国人的故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一圈》。作者原本想写一部“极其尖锐”的长篇小说，其情节将像“原子弹”一样具有强大杀伤力。后来，这一情节被“掩饰”起来，否则的话，连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可能会因为书中的“反苏基调”而激愤不已。但当确信小说不可能在苏联获准发表时，作者又恢复了先期删掉的文字。由此他的语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斯大林的独白明显加长，变成了对他整个生平经历的陈述；沃洛金的反抗也变得更加激进，而“沙拉什卡”“骑士”们的言辞则更加无拘无束。索尔仁尼琴毫不动摇地触及了最危险的历史题材，如他笔下的斯大林靠暗探局的薪水度日，而罗森堡夫妇则成了公开的叛徒，外交官沃洛金直接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想阻挠他们的行动。在“语气缓和”的那一稿中，创作的出发点是同情和怜悯，而不是对国家体制的厌恶。在1996年出版的《第一圈》中，作家的立场与“胜利者的宴会”和自己其他那些讽刺意味浓厚、充满反苏激情的“集中营”作品中的作者类似。至于罗森堡夫妇，对他们的刻画则比较接近历史真相。在公开的档案资料中，在曾经与他们一起共事的同志的供词中，可以发现，这对夫妇确实曾为苏联的情报机关工作过，至少朱利乌斯曾参与这些内幕（艾瑟尔未必会知情）。索尔仁尼琴对他们持断然否定的态度，而且他的这种立场贯穿始终。即使是有必要故弄玄虚，在这位曾经的苦役犯嘴里流露出的那种尖刻、断然否定的鲜明讥讽也丝毫不见减弱。
在《古拉格群岛》第五章中，到处都是这种否定的语调，充斥着“暴动带来的冷峻而纯正的气氛”，仿佛一支由长枪和短柄链锤武装起来的军队穿行而过；作者毫不掩饰对这种否定的赞赏态度，以至于作者在美国发表的这一版的前言中，正如上文所述，提醒读者不要对肯吉尔犯人暴动事件产生误解：“大屠杀是一种极其恐惧的手段，它源起于苏联持续四十年的无与伦比的国家红色恐怖。这是恶恶相生的典型例子。”索尔仁尼琴深知自己书中表现出的这种“自由和斗争的广阔天地”的价值，这位来自（美国）佛蒙特州卡文迪什的使徒同样想与西方投掷的炸弹划清界线。然而尽管作为基督教徒的作家事先做出了警告，但是金吉尔的囚徒们仍欢呼雀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索尔仁尼琴的所有创作都透着一种对博弈精神的迷恋。就连他怀着报复心理塑造的斗士列宁的形象，或许也体现了其摆脱自我疯狂本性的尝试。而且他的每一部大部头作品都以无情的抨击结尾，如《癌病房》中被人与人之间深深的仇恨所震惊的猕猴；《1914年8月》中那封充满爱国主义腔调的关于利沃夫郊外大捷的虚假电报，而实际上却是俄罗斯军队在此战役中遭遇了毁灭性的失败；尤其是在《第一圈》中，巴黎“解放报”记者对莫斯科大街上出现的众多运送牲畜的载重汽车赞不绝口，然而实际上这些标有不同语言标签的载重汽车运送的只有一种肉，那就是集中营里的囚犯们。
但是，在嘲讽的语气中还可以发现另一种形式的嘲笑，即苦役犯们的幽默和俏皮话。在索尔仁尼琴后期发表的作品中，似乎很少能够看到这种幽默手法，但是它却成了《第一圈》的主要基调，从“苦役犯们讲述的小故事中”透出的嘲弄和睿智给全书赋予了特别的韵律。这种睿智的嘲讽也成了《古拉格群岛》一书的主框架，这使读者对全书的接受容易多了；在《1914年8月》中，这种嘲讽则更加突出，书中很多地方对人与动物进行了比较，这使读者不禁联想到了民间童话、克雷洛夫的寓言故事以及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钦差大臣》。我们后文会看到，这位幽默寓言作家的宽容与“俄罗斯气质”密切相关。在作家笔下，毫不留情的讽刺揭露了意识形态的残酷，而带有民族之根的幽默又复活了“俄罗斯式的美德”。
有关“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并不少。如果深刻剖析作家的斗争历程，可以发现，作为策略家他最主要的优势就是善于等待并在自己作出抉择的（而不是对手或者环境作出的抉择）那一刻真情流露。当反索尔仁尼琴的言论变得越来越恶毒，有官方开始因其发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实施报复，那么索尔仁尼琴最主要的反抗武器就是咬文嚼字，为什么作协不保护作家？你们希望我在自己的作品中谴责国外的投机倒把吗？但我却不知道什么是国外，对苏联作家来说外国根本不存在！致苏联作协第四次大会（1967年5月22—27日）的一封信成为索尔仁尼琴第一次正面的抨击，这次抨击既猛烈又巧妙，因为索尔仁尼琴的写作风格仍停留在文学的层面上。他用自己的方式揭露、批驳了书刊检查制度，对其发展历程作了梳理，令人印象深刻，结尾作家简短地宣称：“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真理之路，为了推动真理我时刻准备接受死亡。”之后，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时刻准备接受死亡成了他坚强的支柱，并赋予他所有的战略某种独特的品性。从那时起直到被驱逐出境，他与当局的决斗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含义，这是因为作家将个人生死作为博弈的筹码。在索尔仁尼琴后面的创作中，叙述主旨都将打上这种自我牺牲的烙印。
在与莫斯科及后来梁赞各个作家组织的成员（后者执意要将索尔仁尼琴逐出作协）之间的论辩中，索尔仁尼琴使用了两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即灵活的战术，但最主要的是绝不妥协。似乎是在“无主之地”度过的那些岁月里，索尔仁尼琴被各方除名，但是还得忍受他，因为官方还没有发出正式的驱逐令，他巧妙地周旋于各种“关门会议”作出的各种阴险的暗示中，有时还得到了国外媒体[5]的随声附和，抗议对自己发表在西方的作品内容进行删减，甚至声讨瑞典大使的怯懦。他写的公开信以及刊登在地下出版物上的书面或口头演讲是他的主要武器。他唯一的秘密在于揭露一切并深入事情的本质，以此使反对者措手不及。难道他们想把他逼至死胡同，拒绝给他签发新妻子住所的居住证？这将促使他做出回应，揭露新的“农奴制”。被授权的“强盗”在匿名信中用死亡来威胁他？索尔仁尼琴在寄往瑞士的遗嘱里答复说，他一旦被捕，将即刻同意出版《古拉格群岛》。
索尔仁尼琴仍奔走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道路上，他毫不吝惜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名誉。但是在接受美联社和《世界报》1973年8月23日的采访时，索尔仁尼琴对当时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观念作了一番评述，他的观点代表了很多人的意见。在他被放逐前不久，他不失巧妙又满含激愤和嘲讽之情地揭露了当局重新回归30年代中期斯大林式“恶作剧”的企图，或许与之相比，只不过是不再“粗制滥造”罢了。亚基尔和克拉辛的供词，尽管他们“演技拙劣而且借助于提词员的大声提醒”，还是让人不可避免地想起30年代。索尔仁尼琴对“年轻一代”持不同政见者（如布科夫斯基、阿马尔里克）表示肯定，但他更倾向于使用“持不同思想者”一词。这场访谈表露了作家无比愤怒的心情，但同时又是他所有发表的演讲中最令人欢欣鼓舞的一篇。他欢迎来自西方的支持，但又认为西方必须对这些反对苏联体制的年轻战士们那“坚毅的品格和牺牲精神”给予充分评价。1973年，苏联政府下令，在苏联境内写的任何作品均属于苏维埃国家所有[6]。对于这个决定，索尔仁尼琴反驳说：“尼古拉一世从未认为自己是普希金诗歌的主人”，并坚持原有的信念——将自己以后写的作品拿到国外出版。
索尔仁尼琴的政论文章有一种令人叹服的内在完整性。从致苏联作协第四次大会的一封信到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始终是那些主题，但这些主题会参照道德准则的重要性来一点一点地得以展开。这包括民主原则要服从于生活的道德目标的原则，如《致苏联领袖们的一封信》，虽然这封信不无讽刺意味（作家1978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公开承认了这一点）；也包括民族的利益高于意识形态的原则，这是他在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中阐述的主要想法，它促使索尔仁尼琴对1917年2月俄罗斯的自由党人进行了痛苦的揭露[7]；也包括对那些“只考虑个人安危”从而“在西方面前进行片面解释却希冀能够全权代表那些被剥夺个人话语权的绝大多数人的意见”的俄罗斯政治侨民的轻视[8]。最后，还包括对西方国家想与斯大林建立联盟的遗憾之情（1975年7月在纽约的演讲中首次提到了这种感受）。索尔仁尼琴只会凭个人的意念抬高自己的嗓音，从来不会在记者的倡议下这样做。在每次采访中他总会提出新的论断，无论是与“世界报”的论战（后者提供虚假信息，说他将侨居智利皮诺切特集团，这一言论在1976年3月引起了西班牙左翼媒体的口诛笔伐），还是在哈佛大学的演讲（这次演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收到了大量评论）。透过这些政论文章，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一个始终如一的摩尼教信徒的观点。一切均服从于严谨的大历史观，即罪恶的源头是16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潮，或者说是“人文主义的堕落”[9]，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没有上帝的人文主义，它使人摆脱了宗教义务，这一人类中心说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并于彼得一世期间传入俄国。
索尔仁尼琴的这种世界观可以为我们解释他的某些怪论（如对移民至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唱赞歌，对日本和台湾的称颂等）找到依据。它告诉我们其预测之所以出错的原因（如葡萄牙并没有受到“共产主义的奴役”，但在索尔仁尼琴看来，世俗民主制也可能会让步），也说明他的一些预判是非常准确的（如关于美国人撤离后越南的未来）。这引起了西方许多人的反感，但有些人却成了索尔仁尼琴的盟友。他为美国工会活动家所做的演讲，他致上议院的信，他对一位“纯粹”西方人士的观点的引用，后者丝毫不在意大众信息，并将“成堆的信件”寄往佛蒙特州——这些行为不单单是灵活的对策，而是政治行为，让人不得不予以重视。索尔仁尼琴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对福特总统的会面邀请故意一推再推。
但是从1978年开始，这位天生的斗士显露出了疲惫的迹象。在《流亡随笔》（见《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一书中的专章《透过烟雾》已表露无遗，后来这本书以《牛犊顶橡树第六版说明》为副标题出了单行本。当然，作家不会束手就擒，他依然保留着先前的坚毅性格，这种性格在答复一名先移居到瑞士后又来到苏联的捷克记者的诽谤时表现得很明显[10]。这位记者写的书《索尔仁尼琴的背叛螺旋曲线》已经在苏联新闻社出版（连同列舍托夫斯卡娅的回忆录）。据尔热扎奇所述，索尔仁尼琴从小就胆小怕事、口是心非。这位捷克记者引证了一些索尔仁尼琴的老朋友们（即“科卡”尼古拉·维特凯维奇和基里尔·西莫尼扬）说的虚假言辞，他们是在克格勃的压力下这么做的。显而易见，后者的背叛深深地伤害了作家。西蒙尼扬于1977年去世，因此索尔仁尼琴已不再记恨于他，他写道：“朋友，我原谅你；我理解，你面对贫困生活不堪重压；看在我们共同经历的青年时代，我原谅你，我曾爱过你”。索尔仁尼琴回忆起了1968年到莫斯科自己同学家的场景，当时或是感到耻辱或是被吓破了胆的西蒙尼扬并没有打开房门，而是身体靠在里面的门上屏住了呼吸，但客人还是通过挡板看到了他的双脚：“于是我掰开了门上那个用于投放信件的挡板，往地板上扔了一封信，但还没来得及放下挡板：就在正下面，在门口，我看到了你穿着睡裤的双脚。你屏住呼吸站在那里。”（《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一部，第五章）
凡是有关自己祖先的事情，索尔仁尼琴说的都是事实，他坚决却得体地回复第一任妻子，但宽恕了西蒙尼扬，因为索尔仁尼琴爱他。尔热扎奇对他的指责使他深受伤害，就好像他在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不管自己的连队战友一个人跑开一样。“夜是如此难忘，就是现在想起来，一切仿佛就在昨天。我无数次地中断了对它的描绘。最初在集中营，我写了一首四音步的扬抑格诗歌，在‘普鲁士的那些夜晚’接着写，并且已经写了一些东西，后来却丢掉了，也永远消失在脑海里。再后来，在流放时我又开始写，散文的形式，但是其他的情节显得更为重要，就这样再也没有时间考虑它。而那种特殊的感觉，就像对东普鲁士流露出的感情一样，更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了‘八月’里。那一夜也就仅仅留在了支离破碎的记忆中了。”（《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一部，第五章）对这一夜的描写是索尔仁尼琴军事题材小说中最精彩的华章之一，它流露出时而像在失重状态，时而因死亡危险的临近、对自己肉体的“不确定性”和不恒久性的敏锐感受而产生的迷醉的轻松……
尽管有人指责索尔仁尼琴患有病理上的胆怯，说他背叛，具有强盗遗传因素并伪造军官升迁经历，这些都不算什么，对他母亲的中伤以及恶意诽谤他们共同在罗斯托夫度过的时光才是最大的打击。曾经与他一起梦想，一起思考的中学同学“基罗尔卡”，也被卷进了这一仇恨和谎言的泥潭，成了卑鄙的文学界走狗的帮凶。但是经验丰富的斗士瞬间就清醒了：“只要他们能做出来的事情，他们已经做了。根据全苏命令，他们烧掉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玛特廖娜的家》。还有我的衣服，上面吐满了唾沫，被扔到了列福尔托沃的火炉中烧掉了。有多少本书被白白烧掉了，他们这是在有意诅咒我。他们偷偷地潜入沃罗尼扬斯卡娅的住处，铁了心要迫害我，‘古拉格群岛’似一个死人一样来到了被他们毁掉的病房、私人豪华住宅和区委会，没有手套，穿着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出产的工鞋。于是，他们被吓得惊慌失措！”（《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第一部，第五章）这段声嘶力竭的内心独白，是《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中最有分量的一个片段，它也成了《牛犊顶橡树》这本回忆录的续篇。后来《一粒落入两扇磨盘间的种子》又有了补充，它的每一次再版就像引爆了炸弹一样。老炮兵手索尔仁尼琴善于保护自己的连队炮手，能够慎重使用自己手中的弹药。
[1]Камю А. Бунтующий человек. / Пер. Ю. М. Денисова и Ю. Н. Стефанова. М.，1990. С. 126—127.
[2]参见：Lefort C. Un homme en trop. Paris，1976. 克洛德·勒福尔与哲学家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阿基斯共同创立了“社会主义或野蛮”小组，这是持不同政见的反对极权政治（尤其反对苏联伪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勒福尔与萨特曾激烈地论战。
[3]希腊神话中埃亚岛的女巫。——译者注
[4]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5世纪的犹太教教义、宗教伦理与律法集。——译者注
[5]参见：Stern. 18 November 1971.
[6]本书的作者亲身体验过该政策的后果，我的一篇文章《法国视野中的勃洛克》写于莫斯科，在我离开苏联时被没收，6个月后才把它还给我，因为经鉴定后发现，我的文章里没有任何“反苏倾向”。
[7]参见：Радиоинтервью компании Би - би - си（февраль 1979）//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Т. 2. С. 487—488.
[8]Ответ Павлу Литвинову в журнале《Вестник РХД》//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Т. 2. С 209.
[9]这是索尔仁尼琴于2001年在法国科学院领奖时说出来的主张：“我或许应该把人文主义的堕落称作是国际生活中最显著的一个现象。大约在5世纪前，人文主义诞生了，并在十分诱人的观念的指导下得以发展起来，这就是主张从基督教那里借用它的善的思想，它对贫困者和受压迫者同情的思想，它承认每个人具有自由意志的思想。是的，是借用，但又剔除了宇宙创世主的理念。这一点似乎非常成功。在随后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人文主义表现出海纳百川的气势，这仿佛是切合人性的运动。在各种历史事件中，人文主义减缓了人类的野蛮和残暴行为。然而……”
[10]Ржезач Т. Спираль измены Солженицына. М.，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