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出生
我的故事，开始在我出生以前。我必须先从我父母的故事说起。我父亲名叫陈致平，祖籍湖南衡阳，长大于北京。
我母亲名叫袁行恕，祖籍江苏武进，也长大于北京。
北京，可以说是我父母两个人的第二故乡，他们在这儿长大，在这儿相遇，在这儿相恋，在这儿结婚。他们从相遇到结婚，就带着些浪漫和传奇的色彩。那时，我母亲在北京的“两吉女中”读书，父亲在两吉女中教书，就这样结下一段师生姻缘。据说，他们的结合，也经过了一番奋斗和挣扎，因为母亲有个大家族，她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家教非常严谨。而父亲却独居于北京，生活有些潇洒不羁。外祖父对父亲摸不清底细，对于母亲这段婚事，非常迟疑。远在湖南的祖父知道之后，立刻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外祖父，代子求婚。据说，外祖父一读完这封信，立刻大大叹赏，说：
“虎父怎会有犬子！父亲有这么好的文笔，儿子还会弱吗？”
于是，父亲和母亲结婚了。他们结婚那年，父亲二十七岁，母亲刚刚二十。
年轻时代的母亲，非常好胜，非常要强，学习力也非常旺盛。结婚后，她仍然不想放弃学业，所以进入北平艺专，开始学画。事实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是母亲自幼不曾间断的家庭课程，她对于绘画和诗词，爱之如命。
在我出生前后的许多事，我都只能用“据说”两个字来开始。
据说，母亲和父亲结婚时，就有个附带条件：婚可以结，学业不能停！所以，母亲一点也不想当“母亲”，她还要继续念书。可是，母亲的愿望被破坏了，她结婚后没多久，就发现她怀孕了（那并不是我）！据说，母亲当时非常恼怒，一心想要拿掉孩子。但，在那个年代，如此“不道德”的行为和思想，简直是荒唐的！绝不允许的。母亲怀着她的第一胎休学了，心里实在不甘心，也实在不开心。
就在这种不开心又不甘心的情况下，有一天，父亲和母亲不知道为什么吵架了！这一架吵得惊天动地，天翻地覆。母亲在盛怒中，要离家出走。于是，跑进卧室去搬箱子，这一搬箱子就惊动了胎气，当晚，就把已怀孕五个月的一个成形男胎给流产了！父亲这一下伤心欲绝。在祖母的遗像前掉了一夜的眼泪。
提一提我这位早夭的哥哥，只因为，他在我们家庭的传说中，似乎是永远存在的。
失去了我那位哥哥之后，母亲又继续念书，念了没多久，“七七事变”发生了。父亲和母亲离开了居住多年的北京，迁移到四川成都。这时候，我和我的孪生弟弟来报到了。
关于我们两个，又有许多传说。其中一个说法是：母亲发现自己再度怀孕时，非常震怒。她还没有准备好要当“母亲”，正准备继续求学呢！一怒之下，她就去医院要求堕胎，医生看了母亲一会儿，安抚地说：
“不忙，不忙，你的胎儿看起来有点不寻常，让我先帮你照张X光片子，看看为什么胎儿会这么大。”
X光片子照出来一看，赫然是两个胎儿，清清楚楚地一正一倒地蜷缩在母体中。医生惊喜地对母亲说：
“你怀了一对双胞胎呀！”
据说母亲一看到片子，当时，所有的“母性”都在一刹那间醒觉，她立即爱极了腹中这对未出世的双胞胎！她欢天喜地地回家了，再也不提要堕胎了，开始为双胞胎准备一切小衣服小被包小枕头，一切都是双份。她兴冲冲地告诉我的姨妈和舅舅：
“我会生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女儿！想想看，一对一模一样的小女孩儿，像一对白雪公主一样，多么可爱呀！我要给她们梳一样的小辫子，打一样的蝴蝶结，穿一样的小纱裙……带着她们上街逛公园！”母亲当时的心态，大概多少有点扮家家酒的味道。毕竟，那时母亲还很年轻！但，母亲要生双胞胎的这个消息，却震动了袁家亲人。那时候，外祖父母都留在北京。有些舅舅和阿姨已纷纷移居四川。我父母就和我的五舅及三姨，一起在成都暑袜街布袋巷中租了一幢屋子合住。在我出世以前，我的舅母和姨妈们，都帮着母亲准备双胞胎的衣物——都是粉红色的，而且全是女孩子的用品。因为，母亲坚持说：“女孩子才好玩，我要一对女儿，不要一对儿子！所以，我‘一定’会生一对女儿！”
母亲的个性那么强，自信心又那么重，谁都不敢提醒她，生儿子的可能性也很大。至于我的父亲呢？我们后来一致猜想，他大概是希望生儿子的。一来，他尚有传统的思想；二来，他对前面失去的那个儿子，余痛犹存。可是，当母亲强烈地表示，她要生一对女儿时，父亲可不敢说什么，就怕扫了母亲的兴，又去卧室搬箱子！
这样，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晚间八点，母亲开始阵痛，住进成都市四圣祠的仁济医院。距离预产期还有一个半月。我们这对双胞胎在母亲肚子里已经挤得不耐烦，竟提前来到世间！
四月二十日凌晨一点多钟，我先出世。母亲正在产床上痛得呻吟不止，当我一出世，母亲第一句话就是：
“是男孩还是女孩？”
“是个女孩！”医生说。
母亲心中大喜，一对女儿的愿望显然已经实现。她一放心之下，忘了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就打起瞌睡来。在医生又鼓励又催促下，足足过了两小时，她才又生出了我那孪生弟弟，当医生惊奇地告诉她：“第二个是个男孩！”
母亲这一惊，真非同小可，差点没有晕倒。再仔细一看两个孩子：弟弟皮肤黑，我皮肤白。弟弟头大，我头小，弟弟浓眉大眼，我小鼻子小嘴。两个孩子别说“一模一样”，简直是没有一个地方相像，何况还是一男一女！刚出世的我和弟弟，因为是早产儿，都瘦弱不堪，我只有四磅十三盎司，弟弟略重，也只有五磅十二盎司，看起来又脆弱又苍白。母亲看来看去，真是失望极了。医生安慰母亲说：
“别难过，他们虽然瘦小，看来情况还不坏，尤其这个男孩，大概可以带大，至于女孩嘛，反正是个女孩子……”
医生的意思，女孩先天不足，不带也罢！这一下，激起了母亲所有的母性，怎可放弃这女孩呢？说什么也要把她带大的！一瞬间，母亲忘记了她所有的失望，只想如何带大她这两个娇弱的早产儿！
至于父亲，当他知道他竟在一胎之内，获得了一儿一女，别提他有多高兴了！据我舅母告诉我，好长的一段时间，他都兴致勃勃地说：“以前失去了一个儿子，现在不是又来了吗？”
这话可有些玄，好像弟弟是我那个哥哥投胎转世而来的。不过，如果世间真有转世之说，我的孪生弟弟，说不定正是我的哥哥，谁知道呢？瞧，我和弟弟的出世，就带着点传奇色彩！
父亲在喜悦之余，就忙着帮我们取名字。因为我们是双胞胎，父亲决定用双拼的字来为我们命名。又因为父母相识于“两吉女中”，就把生为长女的我，取名为“喆”，弟弟取名为“珏”。这两个名字，念起来都有点拗口，当下，又为我们取了两个乳名，我是“凤凰”，弟弟是“麒麟”。
这样，一下子，我们家里，凤也有了，麟也有了。只是，我们这两个小东西，却全然不知我们正来到一个多难的人间，和一个多难的时代。我们的父母，在新生命来临的喜悦里，也暂时忘了生活的困难，和战争的阴影，只是全心全意地抚养我们。因为是早产，我们从呱呱坠地，就必须特别照顾。尤其是我，生下来连吃奶都不会，还在保温箱里放了二十天。这二十天中，母亲就忙着选奶妈，她虽然深爱两个孩子，却无法同时哺乳两个孩子。二十天以后，母亲带着我们一对双胞胎出院，也带回家我的奶妈。奶妈姓区，是从一百多个应征的奶妈中选出来的。
我和麒麟满月的那天，父亲在所有的红蛋上，都画了两个娃娃，分送亲友。有位久婚未育的伯母，一口气吃了六个红蛋，想分沾母亲的“福气”。父亲的一位朋友，还为我们这对双胞胎，写下了一首打油诗，虽然那首诗连韵都没押对，仍然被我们全家津津乐道：
一男一女同时生，
喜煞小生陈致平，
待到男婚女嫁后，
一声阿丈一声翁！
我和麒麟，就这样结伴来到人间。
二、四岁以前
从我出生，到我四岁，我一直住在成都。
这段童稚的年龄，我几乎没有任何记忆了。所有的事，都是我“听”来的，小时的我，是个安静的、依人的、喜欢听大人谈话的孩子。据父母说，小时的我很“乖”，但是，非常害羞，怕见生人，家中一来客，我就会把自己藏起来。我自我分析，童年的我，一定颇有自卑感。
谈起“自卑感”，我觉得这三个字，一直到现在，还常常缠绕着我。我常常会莫名其妙就犯起“自卑感”来，此症一发作，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做什么都错！
童年的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孩子。母亲希望她的女儿像白雪公主，我和白雪公主差了十万八千里。我的眼睛不够大，鼻子不够挺，右边额头部分，还有一块胎记。五官中，勉强只有嘴巴合格。所以，小时母亲唯一可以对别人夸耀我的地方就是：
“你们相信吗？凤凰的嘴，小得连奶头都放不进去！”
奶头放不进去？想必也有点夸张。不过，我因为不会吸晚，确实用滴管喂奶，喂了将近两个月。小时候，姨妈或舅母常抱着我说：
“糟糕，额头边有块胎记，将来一定嫁不出去！”
后来，我六岁的时候，跟着父母逃日本兵，有一次，坐在一辆木炭汽车中，急驶在贵州一个荒山上，那山路名叫“七十二道弯”，由这名称，就知地形的险恶。我坐在门边，谁知汽车一个急转弯，门竟然开了，我从车中直摔出去。当时，全车都认为我不死也将重伤，父母都吓坏了。当车子停了，下车去察看时，却惊见我坐在山壁下哇哇大哭，浑身上下，只有鼻子上有好大一个伤口，其他地方都只有擦伤。当时在逃难，荒郊野外，既无医院，也无医药。母亲用牙膏粉扑在我的伤口上，为我消毒。从此，我的鼻子上又多了一道疤痕。亲友们对我更加同情了：
“糟糕，糟糕，脸上有胎记，鼻子上有疤痕，将来一定没人要，一定嫁不出去了！”
小时候，我觉得最严重的事，就是“嫁不出去”，感到好悲哀。
(后来，随时间的流逝，鼻上的疤痕越来越淡，以至于完全看不见了，额边的胎记，等到有盖斑膏的发明，我就会把它遮盖起来。等到我中年以后，这胎记也越来越淡，现在已经不明显了！）
话题扯远了，且回到我四岁以前。
我虽然不是个很漂亮的娃娃，但是，我仍然是我母亲的心肝宝贝。因为我和麒麟结伴而来，一般的中国人又比较重男轻女。母亲为了表示她“一视同仁”起见，虽然雇了奶妈，却定下了规矩，我和麒麟两个轮流，一个月我吃母奶，一个月麒麟吃母奶。母亲和奶妈，轮流喂我们两个，以免造成“母亲偏心”的错误观念。母亲想得确实很周到，谁知喂到六个月大，我刚好轮到奶妈喂，要换回母亲喂的时候，我竟然认起人来，不肯换奶了。因而，我是奶妈喂大的，麒麟是母亲喂大的。
我四岁以前，唯一有记忆的，就是奶妈。而我那位奶妈，更是爱我如命。每次我和麒麟打架了，奶妈总是提着嗓子嚷嚷：
“是麒麟的错，麒麟先打凤凰！”
于是，麒麟会被母亲打手板。而我很“乖”的观念，也是由奶妈灌输给每一个人的。
当我和麒麟两岁的时候，母亲的肚子里又有了小宝宝。这时的母亲，已经认命了。对于“母亲”的身份，也十分熟悉了，这次，竟心安理得地期待着又一个小生命的来临。我和麒麟已经都会说话了。提起说话，母亲总是坚持说，我九个月就会说话，会喊妈妈爸爸。两岁半时母亲因小病卧床，我嬉戏于母亲床前，母亲拿着父亲的教科书，指着“国文”两个字教我认字。据母亲说，我从此就认识了“国文”两个字！这说法实在有些离谱，但母亲言之凿凿，我们也就姑妄听之。
一九四〇年秋天，我的弟弟巧三出世了。巧三的名字也是父亲取的。因为这个弟弟和“三”字十分有缘，他在家中是第三个孩子，出生于阳历的八月十三日。阴历的七月初十，正好是七巧后三天，所以，就取了个小名叫“巧三”。我的姨妈舅舅都认为这名字非常女孩子气。我那远在湖南的祖父，听说又添一个孙子，高兴极了。那时抗日战争已进行到第四年，全国上下，渴望胜利。祖父写封信来给小弟弟命名为“兆胜”，这个名字，阳刚得像个军人。于是，小弟弟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名字，兆胜和巧三。
小弟弟巧三出世时重达八磅半，是个胖小子。长得眉清目秀，非常逗人喜欢。我和麒麟一下子就被这个小弟弟给比下去了。小弟弟从小爱笑，胖乎乎的人见人爱。我和麒麟自幼多病，又瘦又小，和这个胖小弟比起来，简直不够看。父亲从巧三弟一出世，就爱极了这个孩子。母亲坚持不偏心，但新生的婴儿总得到较多的照顾，我和麒麟变成了奶妈的工作。这时，我们两个，已经懂得自己开门出去玩，去门前欣赏油菜花，去巷口叫住卖白糕的小贩，“买”白糕吃，吃完了从不懂得付账，抹抹嘴就回家啦！据我五舅母后来告诉我：
“那个卖白糕的也是个小孩子，只有八九岁，不敢向你们要钱，每次跟着你们回到大门口，就坐在门槛上等，一等就是大半天，等到有人进出时，才拉长了脸说，‘双胞胎吃了我的白糕！’”
我已记不得吃白糕的事，记不得在成都的生活，对于成都，我除了记得门前的油菜花以外，就只记得我和奶妈分手时，双双抱在一起，哭得难舍难分的情景。
和奶妈分手，是我四岁的时候。
那时，抗日战争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但是四川省得天独厚，算是大后方，所有其他各省的人，都迁移到四川来，四川一下子变成了人口汇集之地。我们一家，早早就到了成都，原该好端端地住在成都，不要离开才是。如果我们不离开成都，以后许许多多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都不会发生。可是，我们却在一九四二年离开了成都，去湖南老家和祖父团聚，这一团聚，才把我们全家卷入了漫天烽火之中。
原来，到了我和麒麟四岁，小弟两岁那年，成都的生活程度，已经越来越高，物价飞涨。父亲当时在光华大学的附中当训导主任，又在光华大学兼了课，还在华西大学附中教课，好几份薪水，仍然不够维持我们这个五口之家。就在这时候，祖父思儿心切，更盼望见到从未见过面的三个孙儿。就三番两次地写信给父母，催促父母早日回湖南老家，让祖孙三代，能有团圆之日。当时，父母分析，抗日战争绝不会打到湖南，在祖父声声催促，而成都物价飞扬的双重因素下，就毅然决定，带着我们三个，动身回湖南，去和祖父相聚了！
所以，我必须和奶妈分手了。我只记得，奶妈抱着我，哭得天翻地覆。据说，我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缠着母亲不停地追问：
“为什么我们不能带奶妈一起走呢？为什么要和奶妈分开呢？我不要和奶妈分开！我们带她一起走！”
我们当然不可能带奶妈一起走的。所以，哭着，哭着，哭着……哭了好几天，我和奶妈终于分别了。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认识“离别”，也是我童年中最早的记忆。母亲说，以后接下来的许多日子里，我都在半夜中哭醒，摸索着找奶妈。
三、祖父和“兰芝堂”
在我印象中，祖父是个很威严、很有气派的老人。
祖父名叫陈墨西，他有五个兄弟，都住在老家衡阳县渣江镇的一栋祖屋“兰芝堂”里。祖父在家乡小有名气，他曾跟随孙中山先生，留学日本，参加北伐，足迹踏遍东南西北。祖父年轻时，一定是风流倜傥的。因为，他在家乡有元配夫人，又在南京娶了我的祖母。据说，祖母并不知道祖父家里还有太太，直到祖父要带祖母回家乡时，祖母才赫然发现，自己不是元配。祖母一怒之下，拒绝跟祖父回家，竟带着我父亲和伯父，去北京定居了。也亏得祖母个性如此倔强，父亲才会在北京长大，才会遇见母亲，也才有了我和弟弟们。
当我们一家五口，到湖南去见祖父的时候，我的祖母和那位元配夫人都已作古。祖父又纳了一位“许姨”作为老年的伴侣。而且在兰芝堂旁边，盖了一栋小小的房子，和许姨同住。兰芝堂的陈家人，都称这幢小屋为“新屋”。
我们一抵家乡，拜见了祖父之后，整个兰芝堂都震动了。大家抢着看第一次回乡的父亲，抢着看那一口京片子的新媳妇，抢着看一男一女的双胞胎，抢着看那个“会让墨西老人拿着照片偷笑”的巧三！
(在这儿，要补充说明，据说，我小弟巧三因为生得乖巧，非常得到祖父的钟爱，祖父把小弟的一张照片，贴身藏在胸前的衣兜里，没事时就拿出来看，看着看着就会悄悄笑起来。如果他心情不好，他也会拿出这张照片来看，看完了，就得意地说一句：“有这么好的孙子，我还有什么事可烦恼呢！”说完，立即就笑逐颜开了。所以，我家小弟未回乡，已先轰动。）
这样，我们一家人都成了兰芝堂的娇客。祖父成天带着我们，拜见这位爷爷，那位奶奶……还有各房的叔叔伯伯姑姑姊婶。祖父的旧礼教很严，拜见长辈，一律要磕头。我和麒麟、小弟这三个孩子，几乎变成了三个“小磕头虫”。就不知道家乡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长辈！后来，我才弄清楚，祖父虽是陈家长房，元配却没有生儿子，只生了女儿。我的父亲是祖父四十岁时才生的儿子，所以，我们在兰芝堂的同辈，都比我们大了一截。
兰芝堂在我幼小的观念中，是个深院大宅，有好几个院落，有好多好多间房间，我和弟弟们在这些房间中捉迷藏，常常躲得连父母都找不到我们。祖父对我们这三个孙儿，真是爱极了。麒麟从小就有个“大头”，我和小弟常常拍着手笑他：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祖父却欣赏麒麟的方头大耳，认为将来必有后福。小弟巧三非常机灵，嘴巴又十分会说话。我们初抵家乡，和祖父一起住在新屋。祖父买了各种糖果饼干给我们吃，又怕我们吃多了，就把饼干盒糖果盒都放在高高的架子上，让我们拿不到。有天，祖父一进房，就发现我那小弟已从厨房偷了很多白糖吃，白糖沾了满脸，像长了白胡子一样，而他还不满足，正爬上高椅子，在那儿够饼干筒。祖父一见，不禁大惊，生怕他摔了，忍不住大喝了一声。据说，我那小弟回头一看，竟面不红、气不喘地说：
“爷爷，我爬上来拿饼干，要给爷爷吃呀！”
祖父这一听，心花怒放，本就疼小弟，这一来更宠爱无比。至于我呢，我是祖父唯一的孙女儿，再加上我比两个弟弟文静多了，常跟着祖父去拜望朋友，带出带进，不吵不闹。所以，我虽是个女孩子，祖父仍然视我为掌上明珠。
和祖父团聚，那种生活真好！祖父有个长工，名叫黄才余，对祖父忠心耿耿。没事的时候，黄才余就带着我们三个去后山上玩，我依稀记得的，是我最喜欢在松林中捡松果。童年的我，没有多少玩具，我的玩具就是松果、竹叶、狗尾巴草。
我们在新屋住了一段很短的时间，父亲就跟着祖父一起去南华中学教书，连母亲也在南华中学教国文。于是，我们一家五口和祖父，都搬到学校的宿舍里去住。南华中学在衡山的山凹里，风景优美。
回湖南家乡这段时间，是我童年生活中比较幸福的日子。在兰芝堂的院落中，我曾奔来跑去享受大人们的疼爱。在家乡的后山上，我捡松果找鸟窝玩得不亦乐乎。在南华中学的校园里，我学着放风筝和认方块字……但是，好景不长，漫天烽火已逐渐逼向湖南。学校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大人们的脸上，失去了笑容，堆上了层层阴霾。祖父和父母亲常常聚在一起商讨大计，满面忧愁。
那是一九四四年，中日战争席卷了整个中国，在我刚刚初解人事的时候，我的童年就被战争的火舌一下子卷走了。所有的欢乐和幸福，全在一夜间化为灰炮。
四、小锦旗
孩子的记忆力是很奇怪的，他们会忘记一些很重要的事，却记得一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在我印象里，与战争第一个有关联的记忆，是一面小锦旗。
锦旗是父亲的一个同事送我的。一天，学校里开运动会，那些彩色缤纷的小锦旗，悬在操场中随风飘扬，在阳光照射下，闪耀着艳丽的光泽。我迷惑了，缠着母亲，固执地要求给我一面小锦旗。母亲不允，父亲叱我胡闹，我哭哭啼啼，只是要一面小锦旗。父亲的一位同事（不记得姓什么，反正是位好伯伯）取下一面锦旗对我说：
“你跳一支舞，我就送你一面锦旗。”
童年的我，是腼腆而羞涩的，要我跳舞，比登天还难。但是，那面锦旗光滑艳丽，带着那么强烈的诱惑力对我闪耀着，我的占有欲胜过了羞涩感，我跳了一支《弟弟疲倦了》，换得了那面锦旗。
得到了这面锦旗，我的快乐简直难以言喻，似乎我整个人的喜悦，都被这面锦旗所包裹着，我终日拿着这面锦旗，爱不忍释。可是，战火蔓延过来了，学校解散了，我们全家几度迁移，东藏西躲，我仍然随身携带着我的锦旗。一天夜里，我从熟睡中被炮火声惊醒，我爬起床来，看到父母和祖父都聚在窗边，满脸凝重地遥望着衡阳城——那城市已被一片大火所吞噬了，连黑夜的天空，都被火映成了红色。
第二天，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一片混乱，母亲匆忙地收拾着箱笼，告诉我说，这些箱子要寄放到农家的阁楼上去，因为日本散兵已遍布四周，所有财物，随时可能遭遇洗劫。我望着母亲收拾箱子，想起我的小锦旗一我真担心日本人会抢走我的小锦旗。于是，我郑重地把那面锦旗交给母亲，要她帮我锁进箱子里去，免得被日本兵抢走。母亲把锦旗收进了箱子里，我亲眼看到祖父的长工黄才余，把那几口箱子搬到农家的阁楼上去。我很安慰，觉得我的锦旗已到了世上最安全的所在。因为，母亲说，日本兵不会去抢农舍一农舍中除了鸡鸭猪狗外，只有一些稻谷。
那夜，我睡得很甜，半夜里，却被母亲仓皇地摇醒了。我睁眼一看，父亲正手忙脚乱地给麒麟小弟穿衣服，满屋子的人奔来奔去。我胡乱地下了床，怔忡不已。然后，我听到了枪声，此起彼伏，惊心动魄。我跑到窗口一看，不得了，农庄中到处都是火光。人声、枪声、追逐声、鸡鸭犬吠声乱成了一团。我还没从睡梦中完全清醒，这时，吓得完全呆住了。父母和祖父已急忙拉着我们三个孩子，匆忙地说：“墟！不要出声音，我们要躲到山里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躲到山里去，但，已完全体会出周围的紧张气氛。于是，我们摸黑离开了居住的农家，父母扶着祖父，抱着小弟，拉着我们这对双胞胎。大家跌跌冲冲地走人山里。山中遍是荆棘和杂草，我们刺到了，割伤了，却没有人敢哭。一直摸到一个山谷里，大家藏在巨石堆中，紧紧拥抱在一起。整夜中，我们看到火焰冲天，处处都冒着火舌，天空都染成了红色。
慢慢地，天亮了。枪声逐渐远去。当黎明终于来临，四周变得特别地安静。然后，我们听到黄才余的声音，在呼唤着、找寻着我们。我们从蛰伏的地方跑了出来，黄才余找到了我们，见我们完好无恙，又惊又喜。接着，却又哭丧着脸告诉我们：一队日本兵连夜侵袭了农庄，他们果然没有抢劫农舍，却很干脆地放了一把火，把整个农庄烧成了平地。烧掉了阁楼，烧掉了我们全部的箱笼，也烧掉了我的小锦旗。
于是，我失去了心爱的小锦旗，于是，我也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和喜悦——在记忆中，这是一连串苦难的开始。
五、在山沟里
接下来，日军大量地涌到了乡间，洗劫村落。他们所过之地，杀人放火，搜刮一空。据说，日本兵最恨知识分子，凡是搜到读书人，一概杀无赦。我们家，祖父、父亲和母亲都在教书，又都是积极的反日分子。平时在教室中，祖父和父母都不厌其烦地灌输学生民族观念，此时，想当然耳，会成为日军杀戮的目标。事实上，那时日军铁蹄践踏之处，生灵涂炭，满目疮痍，不论老弱妇孺、士农工商，都惨遭杀害，又岂是读书人而已。但，读书人，尤其是教书的，确实更难幸免！因而，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父母，和我们三个孩子，有一段时间，完全隐藏在深山里。我记忆最深的，是一条山沟。
这条山沟原来是有泉水的，现在水已经干了，我们用油布铺在地上，露天席地而坐，已经坐了整整三天。山沟的出口处直通山下的小路，黄才余砍了许多松柏树木，伪装地种满了那出口，遮住外界视线。我们就待在那窄小的泥土沟中，靠黄才余冒着生命危险，每天送食物来给我们吃，并报告我们外界的消息，那消息一定越来越坏，因为父母的眉头是越皱越紧了。
我真不知头两日是怎么挨过去的，只记得麒麟总是哭，总是吵肚子饿了。母亲为了安抚他，把皮包里的钥匙链、发夹、口红套子、小梳子、小镜子……都搬出来给他玩，他藏了一口袋的叮叮当当，仍然又哭又闹。小弟才只有四岁，更是无法讲道理的年龄，他爱动物，抬起头来，他就研究松树里有没有鸟窝，低下头去，他就在草丛里猛抓蚂蚱，他唯一的好处是爱睡，一无聊就哭，哭哭就睡着了。三个孩子里我最安静，坐在那儿，我一直在追悼我的小锦旗。
第一天，我们全家只吃了黄才余送来的两大碗白饭，第二天，仍然只吃了两碗白饭。第三天，长工一直没有出现，我们饥肠辘辘，麒麟和小弟又开始哭。我听到父亲在悄声对祖父说，他真担心黄才余的安危。时间从清晨一直挨过去，太阳从山沟的那一边移向山沟的这一边，在饥渴交加之下，最安静的我也不能安静了，麒麟叫饿，小弟叫渴，我开始抽抽噎噎地哭。一时间，我们三个孩子闹成一团，父亲喝骂着，祖父直摇头叹气，母亲左手搂着弟弟，右手搂着我，不停口地安慰，整个山沟里都是我们的声音，就在此时，山沟外面，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接着，有一个人影从掩护着我们的松柏外面闪过去。我们全吓怔了，忘了哭，也忘了叫，瞬时间，山沟中寂然无声，我从松树的隙缝里望出去，正好看到那奔跑着的人个平凡的农人，腿上滴着血，一跛一跛地飞跑着逃走，然后，就是一阵日本人的呼喝声，又一排枪声，那农人倒了下去。我呆住了，第一次了解死亡是怎样突然就能来临的，第一次看到鲜血从一个活生生的人体里流出来。
母亲的脸色雪白，她紧搂着麒麟，用手按住他的嘴，阻止他哭出声来，小弟的头全埋在父亲的长衫里，吓得身子发抖，祖父的嘴唇颤动，在那儿不出声地诅咒。时间似乎过了有一世纪那么久，然后，那批日本兵从山沟出口的松柏掩护之处，一个个地走了，居然没有人发现我们。
目送那群日本兵走得看不见了，母亲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来，脸色依然发青，麒麟挣出了母亲的手心，坐在地上直喘气，也忘了吵肚子饿了，小弟抬起头来，那对又黑又亮的眼珠骨溜溜地转着，嘴里结结巴巴地叽咕着：
“枪，枪，好长……好长……的枪！”
母亲伸手要去抱小弟，小弟仍然结巴着：
“枪，枪，有枪！有枪！”
母亲的脸色猛然间僵住了，我们都不由自主地抬头向上看，这才发现，居高临下，一排日本兵站在山沟外，俯身注视着我们，一管管长枪，正对着我们。我和弟弟挤在一堆，全倚进母亲怀里。有几秒钟，山沟里的我们，和山沟外的日军，大家彼此注视着，都没有出声。然后，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跳进了山沟，拿枪对着祖父指了指，用中文说：
“站起来，给我检査！”
祖父不得已地站了起来，那军官在祖父的口袋里搜出了钱、名片、钢笔、校徽……一大堆东西，他收起了钱，紧盯了祖父一眼：
“教书的，嗯？”
祖父拒绝答复，那军官也不再问，同样地，他又搜查了父亲，洗劫了父亲身上的钱，母亲早已悄悄地把皮包塞进了草丛中，站起身来，她主动地拍了拍自己的身子，她只穿了件旗袍，实在无处可以藏钱。
那军官仍然握着枪，望着手里的校徽、名片等物，犹豫地看着父亲和祖父。山沟里的空气僵着，母亲的嘴唇越来越白，忽然间，我那孪生弟弟麒麟排众而出，大踏步走到那军官面前，昂着头，清清楚楚地说：
“你不用检査我，我身上的东西，都给了你算了！”
他从口袋里，叮叮当当掏出他那些钥匙链、口红套、梳子、小镜子、发夹、弹珠，还有些小石头子儿，全递给那个军官。一时间，那军官怔着，接着，一丝笑意忽然掠过他的嘴角，同时，山坡上的日军，也发出一阵哄笑。在这突然爆发的笑声里，那军官跳出了山沟，对他的部下挥了挥手，示意离去。显然，祖父和父亲的命是捡回来了。那些日本兵正要走开，其中却有个身材高大、相貌粗鲁的大汉，突然蹿了出来，用日本话吼了几句，就一下子跳进了山沟，直奔母亲而来。这一下变生仓促，我们全呆了，母亲慌忙说：
“我身上没有钱！”
那日本大汉敞着胸前的衣服，军装上一个扣子也没扣，手里没有拿枪，却握着一根大木棒，他咧着嘴，面目狰狞而凶恶，一伸手，他抓住了母亲的手腕，用生硬的中文，口齿不清地说：
“跟我走！”
说着，他就死命地把母亲向山沟外面拖，一向文质彬彬的父亲，立即爆发了，他陡然间冲过来，抱住母亲，对那日本兵大吼大叫：
“放手！你这禽兽！放手！”
一切发生得好快，我看到那日本兵举起木棒，对父亲拦腰一棒，父亲站立不稳，那山沟又是一个往下倾斜的斜坡，父亲摔了下去，顺着斜坡，就一直往下滚。祖父忍无可忍，也冲上前去，日本兵再一棒，把祖父也打落坡下，然后，他继续拉着母亲，往山沟外面拖去。母亲用手抓紧了山沟两壁的青草，哭着往地上赖。我眼看父亲和祖父挨打，母亲又将被掳走，恐惧、愤怒和无助的感觉一下子对我压了下来，我用双手扯住母亲的衣服，放声大哭。同时，麒麟和小弟都扑了过来，分别抱住母亲的腿，也放声大哭，我们三个孩子，这一哭哭得惊天动地，我们边哭边喊着：
“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
我们哭，母亲也哭，那日本大汉却用日文大声咒骂，顿时间，哭声、喊声、咒骂声，闹成了一片。而母亲的身子，逐渐从我们手中滑了出去，我和弟弟们惊恐之间，哭得更加惨厉。就在这时，那戴眼镜的日本军官似乎动了恻隐之心，忽然用日文喝叫了一声，那大汉立即松了手，抬头和那军官争执着，军官叽哩咕噜地讲了一大串，一面用手指着哭成一团的我们，脸色非常严厉。终于，那大汉悻悻然地一摔手，跳出了山沟，背着他的木棒，扬长而去。我们惊惶之余，都扑进了母亲的怀里，母亲用双手紧抱着我们，都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半晌，才发现那日本军官并没有走，一直站在那儿望着我们发愣。等我们哭声稍歇，他就跳进山沟，把小弟拉到他身边，我们以为他要掳走小弟，又都惊恐地扑过去抓小弟，谁知，他却用手帕拭去了小弟的泪痕，转头问母亲：
“他几岁？”
母亲颤声回答：
“四岁。”
那军官仰头看了看遥远的云天，若有所思地轻声说了句：
“我儿子和他一样大！”
说完，他转身走出山沟，手一挥，带着他的队伍，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们惊魂未定，实在不相信就这样渡过了一场大难。我那时还不能了解，即使是日军，也有妻儿，也有子女，在他们残杀无辜的当儿，也会有几个无法全然泯灭“人性”的军人。这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想必也是个知识分子吧！
当时，父亲和祖父都从山坡下爬了上来，一家人我望望你，你望望我，刹那间已恍如隔世。父母执手相看，惊吓未消。我们三个孩子，用手臂紧拥着父母，仍呜咽未已。祖父用拐杖一踩地，毅然地对父亲说：“湖南不能待下去了。我已经老了，不拖累你们，你们还年轻，给我趁早离开！你们到后方去，想办法回四川去！走！一定要走！”父母和祖父在山沟中默默相对，彼此心中都明白，大难已在眼前，分离是必然的事。只是当时，谁也无法就去面对这个事实！
六、在柴房中
从山沟到柴房，这两个不同地点所发生的事，之间到底隔了几天，还是一星期？我已经完全记不清楚。童年的记忆，往往只是一些片段的“面”，而不是一条清晰的“线”。只记得那些日子里，日军整日在乡间搜刮抢掠，杀人纵火之事，更是每个村子中都经常遭遇的。我们一家东迁西徙，到处躲避日军的耳目。主要的，仍然因为父母是“读书人”的缘故，日军可以放过一般农民，却杀掉了无数的知识分子。
似乎在离开山沟后没几天，我们一家就和我表叔的一家会合在一起了。表叔是父亲的表弟，年纪很轻，表婶在我记忆里是个娇小玲珑的小美人，他们有个一岁大、还抱在襁褓中的儿子。我那小表弟长得白白胖胖，面貌清秀可人。很明显地，他是我表叔和表婶的命根子。当我们结伴迁移的那些日子中，他们最关心和最保护的，就是那个怀抱中的小儿子。
那天，我们到了祖父以前的一位老佃农家中，这位老农夫已经自己有田有地有农庄，是个敦厚朴实善良的典型农人。他的房子占了一个极好的地理环境，是建造在一座竹林的深处，因为单独隐蔽在密林之中，极难被外界所发现。更妙的是，这屋子背后就是一座未开发的山林。万一给日军发现，往这深山里一躲，那就更难被找到了。所以，我们投奔到这老农夫家里来。
到了老农夫家里，我们才发现那儿已成为附近所有知识分子及乡绅们的避难所。老农夫热情而慷慨，来者不拒，家里已挤满了人。这是父母始料所未及，而最没料到的，是这“避难所”早被日军所发现，据老农夫说：
“昨天一天，来了三批鬼子，到处抓人。我早派了人守在竹林外面，一有鬼子来，我就叫大家躲，十分钟之内，所有的人都可以疏散到山里去。所以，日本鬼子一个人也没抓到！”湖南人称日本人，都称“鬼子”。
那老农夫一股得意样儿，他的太太是个憨厚的老太婆，老夫妇俩对祖父和我们招呼得无微不至，细心地告诉我们如何躲藏，如何走捷径人山，如何在山里找山洞树洞等等。我们这才知道，他们几日之内，已救了无数人。而那些其他的避难者，也早对入山之路，熟悉万分了。
那是午后，我们走了许久的路，抵达老农夫家里时已又饿又累。老农夫对我们指示完了，就立刻弄了一桌子的饭菜，招呼我们吃饭。我们都饿得头发昏，坐下来就开动，谁知才拿起筷子，就听到门外一阵吆喝，马上就是一阵人来人往、大呼小叫的混乱之声，我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那老太婆已冲进屋子，对我们挥着手叫：
“快！快！快！去山里！鬼子来了！快快快！”
父母丢下筷子，七手八脚地来抱我们，孪生弟弟麒麟赖在饭桌上不肯下来，小弟弟塞了一嘴的炒鸡蛋。表叔表婶同时扑到床边去抱他们那才睡着的宝贝孩子……混乱中，老农夫已冲了进来，口齿不清地、脸色仓皇地喊：
“来不及了，没时间进山里了！鬼子来得好快！找地方躲一躲，快找地方躲一躲！”
说得容易，农家的房子家具简陋，房间都一目了然，我们两家老老小小有九个人，什么地方可以躲？我们正犹豫间，农夫的儿媳妇又冲了进来：
“鬼子已经进来了！这次来得凶，看样子知道我们家藏了人！别人都躲进山里去了，只有陈家……”
再没时间耽误，老太婆当机立断，招手把我们带出屋子，绕到农庄后面，把我们两家老小，全塞进了一间堆柴的柴房，仓促地对我们抛下一句叮咛：
“千万千万不要出声音！”
说完，她带上房门，匆匆而去。
我们挤在那小房间里，大家面面相觑，呼吸都不敢大声，我记得，麒麟手里，还紧握着一双接子，嘴里叽哩咕噜地唠叨着：
“我饿了，我要吃饭！”
母亲用手蒙住麒麟的嘴。父亲试图把柴房的门拴起来，这才发现，这柴房根本没有门闩，乡下人堆柴的房间也实在不需要门闩。而且，那简陋的木板门上有着手指一般粗的隙缝，从内往外看，可以把农庄天井看得清清楚楚，可想而知，从外向内看，也不难发现我们这群妇孺老小。这个“藏身地”，实在是糟透糟透！父亲挥手要我们远离门边，但是，天知道，那柴房一共有多大！挤了我们两家人，已经是密不透风了，还能退到哪儿去？
我们紧倚着柴堆站着，孩子们都瑟缩在母亲的怀里。很快地，我们听到日军走进农庄的声音，一阵大声的吆喝，日本兵立刻分散在农庄各处，显然在大肆搜寻，有个发号施令的军官，似乎就站在柴房外的天井里，在用日语大声下令。于是，我们听到，日兵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地搜査，有箱笼倒地声，有桌椅翻倒声，有日军呼喝声，有老农夫喊叫解释声……在这一大片混乱声中，还有日兵在抓老农夫的鸡鸭宰杀，于是鸡飞狗跳，人喧马仰，闹得天翻地覆。而那些挨房搜查的日兵，已逐渐走近了柴房……
我们倾听着那日军的靴声，沉重地敲击在晒谷场上，发出重重的声响，我们听老太婆在赌咒发誓，呼天呼地地乱喊：
“什么人都没有！鸡也快杀光了，狗也给你们杀了，你们还要什么……”
外面很闹，柴房里却静得出奇，母亲紧紧地搂住麒麟，因为这些孩子里，麒麟最会闹。可是，我们却没算到表叔的小儿子，那个在襁褓中的婴儿，会忽然间放声大哭起来。
这婴儿的哭声把我们全体都震动了！表婶也无法避讳，立即解衣哺儿，想堵住他的哭声，谁知那孩子拒绝吃奶，却哭得更加厉害，表婶急了，用手去蒙他的嘴，但是，却蒙不住那哭声，孩子的脸涨得通红，哭得更响了，祖父长吸一声说：“命中注定，该来的一定会来！”表叔的脸色在一刹那间变得惨白，他迅速地对我们全家看了一眼，这一眼中包涵了太多的意义。（在以后很多年很多年后，我才能体会到表叔那一眼的深意。）然后，忽然间，表叔从表婶怀中抢过了孩子，迅速地用手勒住了孩子的脖子，死命地握住，孩子不能呼吸了，脸色也变了，表婶扑过去抢，哭着喊：
“你要做什么？你要弄死他了！”
“是的，我要勒死他！”表叔哑声说，“可以死他一个，不能死我们全体！”
“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表婶忘形地大嚷，眼泪流了一脸，她发疯般扑过去抢孩子，一面哭着喊，“要勒死他！你先勒死我！”
“你要识大体！”表叔叫，“我不能让这一个小小婴儿，葬送了我们两家的性命！尤其是连累表哥一家人……”
“你要杀他，先杀我！先杀我！”表婶是疯了，她的头发披散了，泪流满面，喉咙嘶哑，居然拼命地抢过了孩子，孩子能够呼吸，就更大声地哭了起来，父亲立刻抱住表叔，表叔还要挣扎着去抢孩子，父亲沉着嗓音喝阻着：“够了！如果日军要发现我们，这样一闹，他们已经发现，你杀他也没用了！”
真的，在这一时间，孩子哭叫，大人吵闹，表婶狂喊，表叔怒吼……什么声音都有过了，我们大家彼此注视着，父母脸上，都有着听天由命的平静。而忽然间，那婴儿却止住了哭声，柴房里顿时又鸦雀无声了。同时，靴声清脆地停止在柴房的前面。
“打开门！”是日军的日本腔汉语。
“啊呀，老天爷！”是老农夫的太太，那从没受过教育的老太婆，在唉声叹气地叫着，“连茅厕都要检査呀！”她用手推门，声音又平静又自然：“门都没有闩，能藏得住什么人？？”
(我至今还在想，那老太婆真该得最佳演技奖。）
门已经开了一条缝，我们的心评评跳。但是，像奇迹一般，那日军用日本话叫了一句什么，就径自掉头而去。我们几乎不能相信那日本兵是真的走了。难道我们那一阵哭叫和喧闹，他们会听不到？这是不可能的事！父母和祖父以及表叔和表婶都瞪大了眼睛，不信任似的彼此注视着。然后，又一阵鸡飞狗跳，那些日本兵抓了许多鸡，一个军官一声令下，这队日军居然不可思议地走了，不可思议地放过了我们。
好半天，当外面完全平静了以后，老太婆推门走了进来，这时却苍白着脸，又嚷又叫地说：
“老天爷！你们怎么弄的呀！小的哭大的叫，我放了一笼子鸡出来，赶得它们满天飞，才掩过你们的声音呢！”
我们彼此凝视，又一次厄运被逃过了，又一次灾难被避免了！我太小，还不能了解那种死里逃生的滋味。但是，当表叔知道危机已过，立刻就抱住表婶，不顾一切地、疯狂般地吻她，又抱过那差点死去的儿子，含着泪，满头满脸地乱吻时，我才第一次体会到，人类的“爱”，是多么复杂、多么珍贵的东西！如果说我是个早熟的孩子，大概就由于我自幼体会了太多的东西吧！
七、“中国人”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不知怎的，又和表叔一家分开了。父亲知道老佃农之处已不是藏身之地，事实上，整个衡阳县的境内几乎没有一块净土。我只记得，父母和祖父常彻夜商量，如何越过日军的封锁线，并且讨论又讨论，祖父是否和我们同行的问题，因为祖父已年近八十高龄，如何能承受颠沛跋涉之苦？可是，把耿直的祖父留在沦陷区，父亲却怎样也不放心。
这问题最后终于有了结论，祖父留下，我们走。于是，我们先要把祖父送回老家渣江去。记得我们全体化了装，穿着老佃农给的衣服，打扮成一家乡下人。不过，尽管父母都穿上了粗布短衣，但父亲的文质彬彬和那近视眼镜，母亲那口北平口音以及风度举止，都很难掩饰原来面目。不管怎样，我们又离开了佃农家，冒着被日军捉住的危险，往老家走去。
这天是倒霉的一天！
这天是充满了风浪与戏剧化的一天！
这天也是我记忆中很深刻的一天！
我们大约在动身后两小时，遭遇了第一批日兵。
“站住！检查！”日军吼着。
我们全站住了，这大约是日本兵来中国之后“必修”的一句中国话。以后我们遭遇了几次日军，都是用这句话来喝止我们的。
带队的日本军官大踏步对我们走来，上上下下地打量我们，父母都不说话，以免暴露身份。那军官指着祖父，对手下的士兵命令了一句，大约是要搜查祖父。祖父的眼睛要喷出火来，却无法阻止日本兵在他浑身摸索。因为我们都化了装，那日本兵主要是想搜查有没有武器。既然找不到武器，他洗劫了祖父身上所有的钱，然后，就轮到了父亲。
这批日本兵没有为难我们，只是，他们把祖父和父亲身上所携带的金钱全洗劫一空，就挥手命令我们离去。我们默默地走着，祖父、父亲和母亲都那么沉默，使我们三个孩子也静悄悄地不敢吵闹。那时，在我们童稚的心灵里，只觉得日军是一群令人恐怖的劫掠者。但，对于父母们那种受异族迫害的耻辱及愤怒却无法深深体会。（直到我长大后，童年点点滴滴的回忆，才带给我更深的感受。）
中午时分，我们遭遇了第二批日军。
“站住！检查！”
同样的一句话，同样是日本兵，同样第一个搜査祖父，同样再搜查父亲。所不同的，是祖父和父亲身上找不到金钱了。但，那日军却在祖父身上找到一张写了字的十行纸，他看看，显然并不懂中文，又对祖父那身老农的装束仔细打量了一番，似乎找不到什么嫌疑，他就抛开那纸条不管了。叽哩咕噜地，他用日本话骂了一大堆，就带着队伍扬长而去。父亲透过一口气来，才对祖父说：
“爹，你那首诗就丢了吧！”
“不！”祖父简单而固执地说，把那张写满字的纸又郑重其事地揣回了怀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祖父所作的一首长诗，主题是忧国哀民，咒骂日军的。如果落在一个懂中文的日军手里，我们必被枪杀无疑。）
午后，我们“运气”真好，又碰到第三批日军。
“站住！检查！”
父亲忍无可忍了，他翻开自己所有的口袋，把口袋底都拖了出来，愤愤地说：
“你们要检査几次？身上的东西，早被前面检查的人拿走了，再也没有东西了！”
那日军不见得懂中文，但是，他懂得了父亲的意思，知道我们已不是第一次遭遇日本兵，更明显地，是知道我们这疲倦的、老老小小的一家人，身上确实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以搜刮了，于是，他又放走了我们。
一天里遭遇三批日军，使我们深深明白，整个乡间已遍布尔日军了。对我们来说，这天还是幸运的，因为这三批日军都志不在人而在财，除了抢劫以外，没有发生在山沟里那种掳人的恐怖事件，也没有被识穿本来面目，在不幸中，这已是万幸了。
黄昏时分，我们已走得又饿又累又渴，再加上随时可能听到那声“站住，检查”的声音，使我们都精神紧张而心力交疲。小弟弟开始哭，父亲只得背着他走。当夕阳衔山，晚风拂面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已经越走越荒僻了，乡间四顾无人，只有山林树木，四周安静得出奇。在遇过三次日军的吆喝与跋扈之后，这份“安静”居然也使人惴惴不安，尤其是在这暮色渐浓、山树模糊的景象里。
我们走了一大段山路，什么人都没有碰到，连个农家和茅屋都没有，父亲怀疑我们已迷路了。大家彷徨四顾，犹豫不决是否往前走，尤其，前面是不是没有日军占领？正在磋商而举棋不定时，忽然间像天神下降般，我们迎面走来了一个乡农，这农夫一目了然就是湖南乡间那种最老实憨厚的乡民，他大踏步而来，手上拿着一枝竹枝，背上背着两个叠起来的竹篓，通常，是农夫们用来装鸡鸭或红薯的。
父亲和祖父都兴奋了。有什么事比迷路在遍布尔日军的荒郊野外时，遇到一个自己的同胞、一个中国人，更令人兴奋和快乐的呢？祖父拦住他，几乎是喜悦地问：
“你从前面来，有没有遇到鬼子呀？”
那农夫瞪眼望着祖父，似乎不了解祖父在说什么。湖南人一向称日本人为“鬼子”。父亲怕那乡下人误会我们的来路，又重复了一句：“前面是什么地方？我们在躲鬼子，前面有没有日本人？”
那农夫的眼光从祖父身上移到父亲身上，他没有笑容。（湖南民风憨厚，最爱交友，对陌生人也是笑容满面的。）他慢吞吞地放下背着的竹篓。父亲觉得不对劲了，拉拉祖父，说：
“我们走吧，别问他了！”
那农夫迅速地拦住了父亲，用标准的国语，厉声地说了一句：
“不许走！站住！检查！”
父亲母亲都呆了，祖父的脸色也顿时大变。我们三个孩子，虽然懵懂无知，对这“站住，检查”四个字已经十分敏感，就也都怔住了，呆呆地望着那个农夫。在这一瞬间，我们都明白了，这农夫和我们一样化了装，他不是普通的乡下农民，而是“知识分子”，为日本人做事的知识分子。是的，他是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可恶更可怕的中国人，日本人到底是为他们的天皇打仗，这中国人却为日本人来打中国人，这是一个——汉奸！
那“农夫”用手指着祖父：
“你站住，我先检查你！”
每次都是先检查祖父！祖父瞪视着那“农夫”，忽然间爆发了，他高昂着白发萧萧的头，坚决而果断地说：
“不行！我不给你检查！日本人检查我，我无可奈何，你，中国人！不行！我不给你检査！”
那“农夫”脸色立刻变得铁青，把地上那垒着的竹篓打开，里面没有鸡鸭，没有红薯或任何收成，只有一堆稻草，稻草上，赫然是一把手枪！
“很好，”那“农夫”拿起手枪，对祖父扬了扬，“听你的语气，就知道你的身份，农人？你是个老农夫吗？不给我检查？你身上藏着什么吗？”
祖父的脸色更难看了，父亲和母亲交换了一个注视，空气好沉重好紧张，我想着那张写着字的纸，望着祖父和父母，我知道，他们也在担忧那张纸，一个中国人，他会认得中国字！
“你不许碰我！”祖父严厉地说，“今天我们已被三批日本鬼子检査过！我再也不被中国人检查！”
那“农夫”大大地发怒了，他吼着：
“不检査，也行，我马上枪毙你！”
他舞动着手枪，样子是完全认真的，绝非虚张声势。祖父挺直了腰，更坚决、更固执地说：
“你枪毙我，我也不给你检查！”
那“农夫”举起了枪，父亲立刻扑过去，拦在祖父面前，急急地说：
“爹，让他检查吧，你就让他检查吧！”
“不行！”祖父斩钉截铁地说，“我宁可死，也不给他检查！”他望着那“农夫”说：“你枪毙我吧，放掉我儿子和孙子们！”
“你是个顽固的老头，嗯？”那“农夫”有些困惑地看着祖父，“我只要检查你，并不想要你的命，你对检查比生命还看得重？”
“是的，你可以枪毙我，就是不能碰我！”祖父越来越固执，“你开枪吧！”
那“农夫”再度举起枪，脸色严厉，看样子，祖父的生命已系之于一发，小弟弟首先“哇”的一声吓哭了。立刻，父亲对祖父跪了下去，含泪祈求：
“爹，让他检査吧，请您让他检査吧！”
“检查了是死，”祖父低语，“不如维持尊严，让他枪毙我，你们给他检査，你们到后方去！”
“爹，”母亲看父亲跪下了，就也对祖父跪下了，“要死，就全家死在一块吧！”
小弟弟素来是祖父所钟爱的，此时已明白这“坏人”要打死祖父，就哭着跑过去抱着祖父的腿，一个劲儿地叫：
“爷爷不要死！爷爷不要死！”
我和麒麟也熬不住，扑过去，和父母们拥成一团，也抱着祖父，哭着叫“爷爷”。一时间，我们三个孩子哭声震野，祖父只是用颤抖的手紧搂着我们，却依旧固执地嚷着：
“不检査！不检査！不检査！”
那“农夫”大概被我们这一幕弄傻了。半天都直瞪着我们没说话。然后，他忽然粗声吼了一句：
“别哭了！还不快走！”
“走？”父亲愣了愣，站起身来，望着那“农夫”，“你不是要检査我们吗？”
那“农夫”凝视着父亲，轻轻地摇了摇头，哑声说：
“检查过了，你们走吧！”
“全体？”父亲不信任地问。
“全体。”那“农夫”忽然叹了口气。低下头来，他用手中的竹杖，在地下的泥沙中，写下“中国人”三个字，指了指自己，又指指我们。接着，他又写下“日本人”三个字，指了指西北方，轻声说了句：
“往东边去吧！”
说完，他迅速地用脚扫掉了泥沙上的字迹，背起地上的箩筐，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了。
好半晌，我们还呆站在那儿，好半晌，父母都无法回复神志。最后，我们走了，走往东方。那夜，我们是露宿在一座小山林里的，没有再碰到日本兵。第二天，我们找到了路径，回到了乡间的老家。把祖父平安地送回了“兰芝堂”。
很久很久之后，我还记得那泥沙上的“中国人”三个字，我总是迷惘地想着，那“农夫”是好人还是坏人？是没天良的“汉奸”，还是个有人性的“中国人”？他为何在最后关头放了我们，而且指示我们正确的方向？
于是，我知道，即使一个“坏人”，也有一刹那的“良知”，即使是“汉奸”，也不见得完全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我的国家民族观念，就是在这枪口下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常说，别的人童年的教育来自学校，我童年的教育，却来自战争。
八、衣半，穿越火线
终于到了那一夜。
父母和祖父殷殷话别，我们孩子们一个个地吻别了祖父。门外，夜色深沉，天空中有几颗寒星，和一勾冷冷的月亮。乡下人都睡得早，这时早已人梦，四周鸡不鸣，犬不吠，寂静得令人心慌。
院子里，我们白天雇用的两个挑夫正在等待着，他们每人挑两个大箩筐，箩筐中，只有一个装着我们全家的衣服（是乡农们的衣物，我们仍然化装成乡下人），另外三个箩筐，却是为我和弟弟们准备的。这是一次长途的跋涉，按父母的意思，要从湖南走到四川，这漫长的旅程，不知道要走多久。而正在稚龄的我们，却无论如何禁不起这种步行之苦。因此，竟采取了乡下人的办法，把孩子挑着走。
自幼，我坐过各种交通工具：轿子、车子、轮船、手推的“鸡公车”……而乘坐箩筐旅行，这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对那箩筐的好奇冲淡了我对祖父的离愁，但是，当我看到父母和祖父都满眶泪水，执手无言之时，我才蓦然兜上一股难解的酸楚，第一次体会到那种“生离死别”的滋味。
我们出发了。盘腿坐在萝筐里，我和麒麟被一个挑夫挑着，小弟和行李被另一个挑夫挑着。我们要“夜行晓宿”。四周早已被日军包围封锁，我们必须连夜穿过敌人的火线，如果被发现了，连挑夫带孩子，一个也别想活着走出沦陷区。我和弟弟们早被父母再三叮嘱，路上绝不可说话、咳嗽，或发出任何声音。事实上，我和弟弟们已被这些日子的各种遭遇所惊慑住了。早就知道日军是随时可以出现，刀枪都不再是“玩具”，而生死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不用父母叮嘱，我们也不敢轻易出声了。大家“静悄悄”地“摸黑”行进，没有火把，没有灯笼，也没有乡下人用的风灯。父母、挑夫和我们孩子都穿着全黑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