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用全力办民众教育的时候，曾在燕大的宿舍里挂上一方“晚成堂”的匾额。这有两个意义：第一，许多人看学问的事太简单，总以为什么问题只要一讨论就可得着结果的，所以一见我面，总要问道：“你讨论古史几时可以终了？《古史辨》准备出几册？”我答以：“古史问题是讨论不完的，《古史辨》希望在我死后还继续出下去。至于我自己，离开成功还远得很，总要做到晚年才可有些确实的贡献。所以，现在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说到这里，我就指着匾额给他们看，说道：“倘使我活70岁，就以70岁为成；活80岁，就以80岁为成。若是八十以后还不死，还能工作，那么，七十、八十的东西又不成了。所以成与不成并无界线，只把我最后的改本算做定本就是了。”第二，当时我做了民众教育，古史研究当然放松，但我年纪刚过四十，望望后面还长得很，心想只要把日本军阀压了下去，我仍可规规矩矩做我本行的工作，只是把我的论文迟几年发表就是了，所以也把“晚成”二字做我的希望。哪里想到，抗战一起就是十多年的生活不得安定，而我的年龄已日长，眼看工作能力最强的一段时间就此浪掷了，只有深深地叹息痛恨。今年我已58岁了，头白如雪，见我的人不是称我“老先生”就叫我“老伯伯”了，我一想再过12年就是七十，觉得再不该延迟。丁文江在时，曾将他的父系、母系的年龄平均一算，知道自己不能过五十，他确没有到五十就死了。我记得我的祖父卒年六十六，父亲卒年六十九，都没有满七十；我的外祖和舅父也不过六十左右。我翻着家谱，看我直系祖先的年龄，最高的才七十一。固然我的上辈又抽烟，又喝酒，斫伤了身体，我两俱不犯，也许我比他们特别长寿，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报载苏联的医学界已发明了延迟衰老的药剂，但这只是一个消息而已，还未见传来。所以我一想起这“晚成堂”的匾额就担了心，现在已到了“晚”的境界了，如何能使我“成”呢？自从国民党政府发行了金圆券以来，一家生计时时在飘荡中，负债之多也超过了北京军阀政府欠薪的时代，我为了经济的压迫永为寻取报酬而工作，这不把我的身体折磨以死吗？我是不是还有“晚成”的一天？……越想越怕，使我不能多想了！
我的古史研究，从一般人看来是脱离现实的，所以前两年有人警告我道：“你不能再走这条路了。你如换走一条路，青年还能拥护你。”我以为这位先生未免短视。我们现在的革命工作，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对内要打倒封建主义，而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最彻底的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以前有人说：“现在人对于古史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信古，一派是疑古，一派是释古。这正合于辩证法的正、反、合三个阶段。”我的意思，“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因为他们所以有疑为的是有信；当先有所信，建立了信的标准，凡是不合于这标准者则疑之。“信古派”信的是伪古，“释古派”信的是真古，各有各的标准。“释古派”所信的真古何从来，乃得之于疑古者之整理抉发。例如近日报纸上有艾思奇先生的一篇讲社会发展史的文章，里面说到神农、黄帝是神话人物，《诗经》、《楚辞》是民间文艺，这种问题即是我们廿余年来所讨论的。释古派认我们的讨论结果为得古史的真相，所以用来解释社会发展史了。同样，我们当时为什么会疑，也就因得到一些社会学和考古学的知识，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程序，而战国、秦、汉以来所讲的古史和这标准不合，所以我们敢疑。有人以为我们好做“翻案文章”，讥讽我们“想入非非”，那是全不合事实的。我们讨论古史的初期，尚没有人用了唯物史观来解释古史的，所以我们所立的标准只根据普通的社会学。自从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来，我们也自觉所建立的信的标准要更进一步，所以我在《古史辨》第四册的序里说：“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毋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又说：“清代学者的校勘训诂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底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收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错用了。”所以，我们所做的考证工作是唯物史观者建设理论的基础，然而唯物史观的理论又正是我们考证工作的基本观念。彼此所信的“真古”是相同的，只是工作一偏于理论，一偏于事实，这原是分工合作所应有的界域。哪一个理论离得开事实？哪一个事实离得开理论？近人每喜出主入奴，扬彼抑此，我想只要大家心平气和地一想，自能彼此释然。至于哪位先生为了要我再给青年拥护而嘱我换走一条路，则我敬谢不敏。我写出许多古史论文，原为科学工作，并不在求青年拥护；青年愿意接近我的，我只望他在学问上自求进展，对于我所说的不妨驳诘，也无须做我的应声虫。又以前有人说：“《古史辨》的时代是过去了！”这句话我也觉得不对，因为《古史辨》本不曾独占一个时代；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旧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做，《古史辨》只承接其流而已。至于没有考出结果来的，将来还得考，例如“今古文问题”。这一项工作既是上接千年，下推百世，又哪里说得到“过去”。凡是会过去的只有一时的风气，正似时装可以过去，吃饭便不能过去。所以即使我停笔不写了，到安定的社会里还是有人继续写，这是我敢做预言的。
在讲我的治学计划之前，该先讲一下我的思想、学问的渊源。我的出生正在大变动的初期，十岁左右刚懂得看书时就和梁任公的文字相接触。梁氏这人从现在看来当然有许多落伍的地方，但在当时则是建立一个从来未有的批判态度，他要把一切的政治和文化重新估定价值，实是启蒙时代的一位开路先锋。我进了中学之后，喜看《国粹学报》，从而认识了章太炎的学问，他的范围比梁氏缩小得多，只要把古今的学术思想另行估定价值。但梁氏所批评的是现实社会，我尚未和实际的社会相接触，观感是空洞的，而章氏所批评的乃是古书，古书我已读过若干，翻看过若干，所以所得的观感是实在的。我懂得了他的方法，也想把古代的东西彻底整理。进了大学，上了胡适之先生半年哲学史课，觉他条理清楚，裁断有制，不肯贸然信从古人，已很佩服他；及至他《水浒传考证》发表，我才极度地心折，因为《水浒》故事在传说里、在杂剧里、在小说里，种种的不同，好像没法理清的一堆乱丝，现在经他的手法，不但理得秩序不紊，而且把各个的时代背景都指出来了，这是中国学者的文章里所从来没有的，是梁、章二家所写不出的。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直到我看了一些辩证法的书才知道，他原来用的是辩证法里的联系的观点和变化的观点，不把一件东西看做孤立的和固定的。他应用辩证法，我没有听他说过，也许因他看的西洋人的著作多，其中不乏用这方法论学的，所以他在有意无意间接受了。我自己曾因看戏而将戏剧里的故事和小说及正史比较过，错乱极了，我想了几年想不出整理的方法，自从看了胡先生这篇文章，恍然大悟，触类旁通。我又想起古代史里神话传说极多，神话传说同戏剧小说里的故事一样，是不是可以拿研究故事的方法来研究古史呢？一想到这里我就豁然贯通了，于是有《古史辨》的出版。所以，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而间接得之于辩证法。我真要对于这个方法做一番深入的研究才好。自在北大毕业，我才认识钱玄同先生。他为了家庭关系，生活不安，不能著作，除了教音韵学之外，一肚子的学问不能为人家所知道。他从小治经学，先从章太炎受古文经学，后从崔甫（适）受今文经学，把汉、清两代中两大派的原委弄明白了，而又富于批评的精神，要跳出今古文的家派来谈今古文问题，主张用古文家合理的话来打击今文家，同时即用今文家合理的话来打击古文家，使得他们彼此的原形毕现，将来人不致再想投入今古文家派。我本来看了清代学者卓越的成绩，也想治经学，然而总得不到一个治学的目标，虽也上了崔先生两年《公羊学》课而不得其中心；及至见了钱先生，他和我谈了多少次，我始认清一个目标，知道我们治经学的任务不是要延长经学的寿命，乃是正要促经学的死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而把经学的材料悉数变成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的材料。所以董仲舒和京房等是系统的经学的开创者，而我们乃是经学的结束者。
⋙胡适和夫人新婚之际。
胡适是顾颉刚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学生。二人是中国现代最有影响的学术大师。
我们要结三千年来经学的账，结清了就此关店。——以上说的四位先生，梁与章给我以批评的精神，胡给我以整理的方法，钱给我以研究的题目，我的学问到此方始有了一个雏形。只是我的命运不佳，刚具这雏形时便逢了“九一八”事变，扰扰攘攘，以至于今，当年所定的计划还只是一个计划，而我的年纪已经老了！
自从接受钱先生的见解之后，我就立志著四部书：第一部是《帝系考》，第二部是《王制考》，第三部是《道统考》，第四部是《经学考》。这四部书是中国古书古史的总批判，而且是系统的批判，《帝系考》是属于民族史和宗教史的，《王制考》是属于政治制度史及社会制度史的，《道统考》是属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经学考》是属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自周、秦以迄明、清，一代有一代的堆积，一代有一代的活动，而无不以孔子与“六经”为号召，所以这四部书作成之后对于中国文化史也就可以做一总清算了。
所谓《帝系考》者，帝系是“三皇”、“五帝”的系统及他们时代的重要人物，这许多古人本来或是各部落的酋长，或是他们的祖先，或是他们的图腾，或是他们的上帝，神与人已混杂而不易分，而又加以日后交通线扩大，使得各民族渐渐混合，因民族的混合而各族所奉的神与人也混合了起来，发生父子、翁婿或君臣的关系，从而在混合所成的系统之中分出了时代的先后，编排为一串的政权继承人。这编排的工作由周朝做起，到三国才完成，因而这系统中也含有这各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的背景在。我们应当细为分析，若干是原来的，若干是后加的；若干是甲民族的，若干是乙、丙民族的；谁是神、谁是人，谁是由神而转为人，谁是由人而转为神的。这些问题弄明白，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关系和他们所崇奉的宗教也就跟着明白了。
《王制考》所讨论的是“三王”的制度。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可是孔子已慨叹夏、殷的文献无征，可见在东周时已不很能知道前二代的礼。到战国时，有人问孟子周室班爵禄的制度，这是一代的煌煌大典，而孟子已说“其详不可得闻”，可见周尚未亡而开国制度已不易找。材料缺乏到这样，然而经过诸子的托古改制，秦、汉实际制度的反映到学说上，以及经师的任意断代，遂使三代制度灿然陈列，反若孔、孟所见不广。其实他们所说的古代制度全是凭着一点真实材料而一推、两推、三推地“推”出来的。我曾经总括成几类：（一）以一朝代的推做数朝代的，如因了周的稷神而推出夏、殷的稷神；（二）以一地方的推做数地方的，如因了秦腊而推出虞腊和周腊；（三）以一阶层的推做各阶层的，如五等爵所执的圭璧和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庙制；（四）以一时的推做四时的，如一岁本只一次田猎而推为三时田与四时田，又如钻燧取火一岁本也只一次而推为四时取火；（五）以一德的推做数德的，如周有赤乌之祥与骍牛之祭，原是偶然的事，而即因此指定周为火德，就用来推出商金夏木的制度。我们现在应当研究他们的“推致法”，从而剥去其所推致的，以获得其仅有的一点真实，再配合了考古学的结论而把古代的政治和社会看个真确。如果舍不得剥离那些推致的东西，那你对于古代史无论研究得怎样深，总是要被诸子和经师们蒙蔽牵缠的。
古人梦想道有一统，而这个道统在孔子以前即是君统。自从《孟子·尽心》末章记了他的尧、舜、汤、文王、孔子的一个“闻知”、“见知”的系统之后，接着是《论语·尧曰》的“执中”，伪《大禹谟》的“人心，道心”，见得三圣传心的精髓，有如佛家的衣钵相传，确实有一个心领神会的实际。汉人又在《易传》里加上观象制器的一章，于是伏羲、神农、黄帝和尧、舜们也发生了道统的关系，道之所在即是《易》理。孔、孟以后，道既不在君统而在师统，所以凡是能为师的就可争取这个道统而成为万世的师表，参加竞选的就很多，结果为宋代的周、程、张、朱所得着。朱以后这个统又在争了。直到清代学者纷纷攻击理学，指出他们的道是混合儒、释、道的，并不是货真价实的尧、舜、孔、孟之道，才使一般人憬然于争取的无聊。但因这一说传衍了两千余年，入人已深，所以总有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感觉，虽是时代不能不变，而他们还想拉住这巨轮。这只要看近百年来中国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创巨痛深，无论新旧的人们都觉得应当发愤图强，但要发愤图强就不得不改变旧的制度，而旧的制度是旧伦理说的具体表现，要改变旧制度就得侵犯旧伦理说的尊严，于是一班旧人物为了维系道统便死命与新党为敌了。“戊戌政变”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此。“中和派”要调和新旧的冲突，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是什么，不是这个“道统说”吗！他们要建立新制度，所以取“西学为用”；又要保卫“道统说”，所以取“中学为体”：用心甚苦而其事难于做到，所以还是一个失败。然而“道统说”中人太深，连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里还是要承接这道统。我作这《道统考》，要说明道是每个时代的需要而反映于人心的，时代不断地在变，道也只得跟着它变，绝不能建立一个不变的统。尧、舜以上，本来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有无其人尚不可知，何况他们的道。孔、孟以下，固然他们都有其道了，但因时代的变使得他们的道也不能不变。只要看孔和孟，居地如此其近，时间也不算远，然而相同的实在太少了。孔子尊周室而孟子要“以齐王”；孔子美管、晏而孟子竟说“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孔子主忠孝而孟子惶惶然亟于救世；孔子严阶级而孟子说“民为贵”。为什么这般相差，就为战国中期的社会已绝不是春秋末期的社会了。宋朝理学家要混合儒、释、道以为道，也自有其不能不混合的时代背景。我深信这部书写成之后，必可除掉国人心理上这种僵化的癌症。
经学，是我国人研究了两千多年的学问，因此一切学问都会合在经学里。要做一个理学家，可以尽量地空谈；但要做一个经学家，便非实事求是不可：所以经学在中国文化史里自有其卓绝的地位。但是经学为什么不能成为科学，则因有两件事情在作梗：第一是圣道。凡圣人的话是不容许批评的，所以明明见出其不对而绝不能道破；进一步则政府所定的正注也是不容疑的，你即使有极好的意见足以改正旧注的，也只需写在私人的著作里而绝不许写在考卷里。为了思想这样受统治，所以除了极少数的几个叛徒之外，一般人只有奉经书为教典，没法走上客观研究的路。第二是家派。因为经书不易读懂，所以经师要专利，其实他何尝读懂，只是敢于立说，似乎言之成理而已。这家的经师讲通了一部经，那家的经师又自出心裁把这部经讲通了，两家说的不同，政府也没有法子决定其是非，于是并立于学官，各各收徒弟，徒弟在道义上不能违背老师，讲这一部经的就成了两派。再有立异的起来，就成了第三派、第四派。汉代家派的所以多，说穿了不值一文钱，就是由于这样抢饭碗的实际需要来的。这种小党派势力不可久，所以后来就有一班通学者起来，打破门户，择善而从，成了几部混合的注释。但是到了清代，因为学者好古情殷，又要把自己束缚在汉代的家派里，甘心做他们的奴仆。为了他们的拥护一家派以攻击别家派的成见，所以他们仍不能做客观的研究。我们现在，唯有大声疾呼，打破圣道和家派的迷梦，使得几部经书可以呈露其本来面目，如《易》本来是卜辞，《诗》本来是歌曲，《书》本来是档案，我们可以把它们同类的东西和它比较研究而发现其所含的古代史实；再把两千余年来的经解、经注汰劣存优，纂成集注，使得后学者于短时间内就能识得其正确的意义，不再白费工夫在无聊的纠纷上。再做一部《经学考》，把经学的演变及其所受时代影响揭发出来，使人看了明白这种学问为什么到了今日该得结束。结束之后，经书与子书及几部古史同是古籍，应在平等的待遇之下为史学家所取材了。
⋙1935年8月，顾颉刚和家人在北京燕京大学宿舍。
当顾颉刚用全力办民办教育的时候，曾在燕京大学的宿舍里挂过一方“晚成堂”的匾额。
以上四部书拟总名为《古史四考》，工作的时间，不能少于十年，因为要作这书时必得先做几件准备工作，如决定经书的性质，考定重要古籍的年代，以及审查真书里的伪材料及伪书里的真材料等等，凡问题较大的就作成论文，先行发表，激起人家的讨论，使得写入《四考》时已有正确的结论可以依据。
这是一项，还有第二项。我在大学教书已有25年的历史，教的多是中国古代史，用的主要的书总是《尚书》、《逸周书》、《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史记》等数种。但因近年做这工作的人颇少，书铺里没有出版依了现代的要求而整理的新版，适合于学校师生之用的，使我教学时颇不方便。为将来大学的国文、历史两系的学生设想，应当利用从前人的成绩，把这几部书好好整理一下。我以前曾翻译过几篇《尚书》，到现在人家还是觉得好，因为商、周的文字太古奥了，单有注释仍看不懂，只有译为白话文才可懂得它的意义，而翻译的工作委实不易做，许多人想学我而学不来，所以有很多人希望我把《尚书》全部翻译。我对于这工作也有兴趣，预计此书该分三格：上格为本文及校勘，中格为历代解释选，下格为译文；再将重要的金文，如毛公鼎、散氏盘及舀鼎等，也用同样方法译出，作为本书的附录，使学生多得一参考的资料，启发其把古籍与古物打通研究的志趣。又如《国语》与《左传》究竟是一部书还是两部书，这个问题也已讨论了两千年，现在该得解决。解决的方法是尽量用先秦诸子及《史记》里说到春秋时事的都抄出来和《国语》、《左传》相比较，以猜测其原来的形式。要是这样做了还不能解决，那么这个问题是永远没法解决的了。要是还可以解决，则左丘明著作的原样可以给人认识，两千年争辩的公案可以给它判决，岂不是学术界的大快事。又《史记》一书，清代学者因为它牵涉的方面太多，不敢替它作新注。我前在北平，想做彻底的整理，已将标点分段的白文印出，销路很好，足见一般学人的需要。将来我们国家走上文化建设的阶段时，我希望有一机关给我方便，许我在朋友中选取十人，共同工作，把前代学者研究的结果会合于一编，如王先谦《汉书补注》例，做专门学者的读物；再拣其精粹，作一简注，并加上地图及器物图，做大学生的读物。
我在燕大时，曾用“嚼饭哺人”的方法，把史料融化了写出来，成了两部讲义：一是《中国古代史》，二是《汉代学术史》。这第二部印了出来，虽是有人批评我，说我不该强迫古人说现代的白话，但是赞成我的很多。至于第一部，则是混合考古学与古籍研究写的，因为里边未解决的问题太多，未敢出版。但我既教了廿余年的古代史，忍不住把它系统化的要求，想对于新史学学习到一相当程度，把这部稿子重新写出；对于问题的考证则作为附注，约计正文30万字，附注70万字。有了这部书之后，青年们方能接受前人的研究成绩，不负他们一番辛苦。和此书并行的，是一部《中国古代史研究法》，以古史材料为主，逐书逐物做说明，且分析其内容，使青年读了即可知道门径，省暗中摸索之苦。
⋙1957年8月，顾颉刚和谭其骧、侯仁之在一起。
以上两件事情，一是整理古史料，一是叙述古史及其材料，偏重于编辑方面。固然比了作《古史四考》轻易得多，但因分量既富，范围也广，工作的时间恐怕最快也在十年以上。
再有一项工作也耿耿于心，就是《中国民族史料集》的编辑。这是我主持禹贡学会和边疆学会时遗留下来的志愿。中国民族为多种民族所结合，中国文化为多种民族文化所荟萃，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如要我们细细地说明其结合和荟萃的情形，则材料就嫌不够，而且根本未经整理，要采撷这点材料时也非常的不凑手。一部《廿四史》放在你面前，你也没法找。现在全国各民族既有平等发展的自由，他们便不会不想知道自己的历史，可是他们自己的历史里糅杂神话太多，远不及我们正史里记载得正确。例如西藏人，他们自己说他们的种族的由来，是一个在观音菩萨处修道的猕猴和一个魔女结合了而生出来的，其统治阶级则是一个印度的太子为避难而逃出来，为藏民所拥戴的。其实，《新唐书·吐蕃传》里明明说他们是发羌的后裔，发羌是由青海迁去的。照他们的传说，是他们和印度亲而距中国远，看我们的历史，是他们和中国亲而距印度远，我们难道让他们尊重了神话而舍弃了历史事实吗？为我们国家联合各民族计，为指导各民族得着其自己民族的正确历史计，为将来的著作家会合了各民族的史实以写成一部真正的《中国通史》计，这基本的工作是不能少的。我自从跑了几次边地，久蓄整理民族史料的意志，可是这件事情实有相当的困难：第一，应确定各民族的人名、地名，这在近代蒙、藏史固有他们用自己文字记载的典籍，可以根据着整理，至于匈奴、鲜卑、突厥之类，他们的文字或未发现，或虽有发现而材料极少，不够解释一切，需待慢慢地寻找和研究。第二，从前各民族向无地图，现在不能不替他们补出历史地图来，但古代地名当今日何地，其幅员广狭如何，其交通路线如何，在在是问题，这也必有待于考证。第三，我们做这项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要了解古代各民族的组织状况。民族和国家向来可以不一致，或一民族而分为数国，或一国而含有数个民族，或一国的国民是一个民族而统治者则来自别一民族，或开头是一个单纯的民族而后来则化为复杂的民族，此中千头万绪，而记载则或简或无或误，总不能适合我们的需要。这只有用极度的耐心去研究，使得分散的材料可以集合，失去的材料可以找回来，文字上没有的材料可以从夹缝里看出；还该把归纳出来的事实送给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审查，请他们用地下的材料来证明或推翻。所以这一工作，我虽是愿意干，但我绝不敢包揽，我只想把《廿四史》细细地读，抄出材料，做初步的整理，编出一部民族名、地名、人名、器物名的《民族史辞典》，或者更把整理的结果作成一部不完全的《中国民族史》，待将来学者的改造。
把《廿四史》细细读一过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一部3243卷的大书，以日平均读两卷计，即需时4年半；再加上编辑和研究的工作，不是又需10年吗？
⋙1973年，顾颉刚与整理《廿四史》的同仁在中华书局。
这三项工作——研究古史、整理古史、整理民族史——的具体计划开了出来，总计已需时30年，而且这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如果实做起来一定还不够，难道我能活到90岁以上吗？难道我能工作到九十以上吗？但是想到文化建设不远来临，到那时我要请求政府，派几位编辑、几位书记一同工作想是做得到的，那么我个人的工作时间或者可以缩短十余年，确实完成这志愿。否则，便干一点是一点。
现在，我极想摆脱了商人和教授两种职务，专力在写作上。不知上面开的三项工作，政府要我做哪一项。政府如要试一试我的工作能力，我想不妨先从小的做起。“《尚书》今译”和“《国语》与《左传》”两种工作，估计每种速则一年，迟则二年，平均数则共计三年。如果给我的稿费够我的开销，我一定能如期完成。
至于工作的地点，我想仍在上海。一来，现在搬家不易；我的残余书籍3万余册已于前年由北平运至上海，再要搬走已无此力量。二则，上海有几家图书馆，我需要的书，凡自己所没有的，大概都能得到。其三，则因上海是个工商业都会，社会活动自有工商界领袖人物出来担负，我既不把交际圈放宽，人家便想不到我，因此颇能做我的学术工作。不像北京，我住了二十多年，熟人多了，多出许多牵缠；而且北京是以知识分子做中心的社会，一去之后人家就不会放我的。像我的年龄，已不容许我再浪费时间，所以我觉得住在“莫我知”的上海最为适宜。
⋙顾颉刚和学生谭其骧等人在青岛海滨。
新中国成立前，山东大学聘顾颉刚为文学院长，他没接受。接受普通教授的聘请后，又没有成行。他想，他的工作倘能附属在山大（当时在青岛），每年到青岛两次，与那里的教授讨论，那是很高兴的事。
去夏，山东大学聘我为文学院长，我不敢接受，但普通的教授是愿意接受的。不料9月前往时，适逢胶济路水淹，退了回来。山大里有几位研究新史学的教授，我十分愿意请教。我想，我的工作倘能附属在山大，我每年到青岛二次，使得我所写的东西因有他们的讨论而赶得上时代，那是最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