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我从未遇到过如此封闭内心感受的人。
埃米特：我的感受都在我的音乐里。
女孩：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流露自己的感情，也许
就能做出更好的音乐。
——《甜蜜与卑微》
史提格：在本书第一版快要结束的时候，你曾提到过一些打算在未来实现的拍摄计划，其中之一是你认为预算过高的《爵士宝贝》。《甜蜜与卑微》和那个计划有关系吗？
伍迪：有，《甜蜜与卑微》是修改后的《爵士宝贝》，原本打算由我饰演主角。
史提格：你打算表演吹单簧管吗？
伍迪：不，我原本准备去上吉他课的，但修改了剧本之后我把角色设定得更适合西恩·潘和萨曼莎·莫顿了。
史提格：你在修改剧本的时候是为西恩·潘量身打造这个角色的吗？
伍迪：不是。在我修改剧本之后，茱莉叶·泰勒和我探讨了合适的人选，当时想到的是约翰尼·德普，但他没档期，然后她就提到了西恩。西恩当然是一个极佳的人选，但我一直听说他很难相处，因此有些顾虑。他的演技当然毋庸置疑，于是我打电话问了一些导演：“和西恩合作怎么样？”他们告诉我：“他非常友好，在片场也非常专业。”于是我就和他见了面，我非常喜欢他，与他合作也很愉快。他非常友好，演技又棒，全身心地投入，为这部电影作出了贡献。最近他还问我是否愿意在他执导的作品中出演一个配角，只需要一周的时间，我非常愿意，因为我喜欢他这个人，我相信他会是一个好导演，因为他对待作品的态度是严肃的。
史提格：你看过他执导的电影吗？
伍迪：看过几部，他最新的作品《誓死追缉令》非常棒。
史提格：他会弹吉他吗？
伍迪：他之前没碰过吉他。我们雇了一个人在他旅行时教他弹吉他，电影中的吉他部分就是那个人弹的。
史提格：《甜蜜与卑微》是你第一次与摄影师赵非合作，怎么会想到请他担任摄影师？你看过他与张艺谋合作的作品吗？
伍迪：我看过《大红灯笼高高挂》和张艺谋的其他几部作品，都拍得很美。赵非是个很有潜力的摄影师，虽然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讲，必须要有个翻译陪同，但这一点对我没什么影响。至今我们已经合作了三部电影。
史提格：在《甜蜜与卑微》的片头字幕出现之前，有一段关于埃米特·雷的文字陈述（“埃米特·雷：一位曾经活跃于30年代的鲜为人知的爵士吉他手……”）。这段话似乎是为了让我们相信他是一个真实人物。然后你以一位爵士行家的身份出现，为我们讲述他的事业和人生。这种伪纪录片式的风格在结构上赋予了这个故事一种高度的自由空间。
伍迪：的确，我喜欢这种看似松散、实则紧凑的故事，它能够让我把焦点放在那些感兴趣的点上，而不用顾及传统的情节线索。
史提格：这种结构在最初的《爵士宝贝》中就已经确定了吗？还是在修改的过程中想到的？
伍迪：不，在最初的剧本中就已经确定了。
史提格：埃米特·雷是一个有偷盗癖的强迫症患者，因此并不是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角色。对于大众难以认可的角色，他的故事讲述起来是不是难度更大？
伍迪：的确，因为观众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物建立关系，如果他们认为这个角色不够可信的话，就很难真正关心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因此我更多地是依靠西恩的天才演技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因为他的表演力有某种独特的个性，他的说话方式和他的眼神让角色变得更复杂、也让人更有共鸣。
史提格：电影中有一个女人告诉埃米特，她从未见过如此封闭内心感受的人，而他的回答是“我的感受都在我的音乐里。”你觉得这是艺术家的一种典型状态吗？
伍迪：我并不这么认为。我只是写了一句顺口的台词而已，也许是整部电影中最糟的一句（笑）。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有的艺术家感情丰富，有的艺术家散漫无序，有的艺术家每天从九点工作到五点，有的艺术家是家庭主夫，比如勃拉姆斯，还有些艺术家风流不羁，比如高更和查理·帕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规律可循。
史提格：萨曼莎·莫顿饰演的年轻女孩哈蒂是你电影中极少见的哑角。你怎么会想到在电影中安排一个不说话的角色？
伍迪：我最初打算让她失去听觉，听不到埃米特弹奏的美妙音乐。但那样的话就太复杂了。我希望这个角色像哈勃·马克斯那样讨人喜欢，她身上有着埃米特所没有的一切特质。所以我决定让她有一点点残缺，你从头到尾都听不到她的声音。她是埃米特最需要的那种人，他可以不停地谈自己，而她就在一边倾听着，认为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史提格：你怎么会找到萨曼莎·莫顿的？
伍迪：茱莉叶·泰勒给我看了很多女演员的录像带，我在一部黑白的英国电影中看到萨曼莎，一下就认定“就是她了，我要见她”。于是她来了，见面的时候我对她说，我希望她来出演这个类似哈勃·马克斯的角色，她问我：“哈勃·马克斯是谁？”我这才意识到她有多么年轻，于是给她介绍了哈勃是谁，她非常认真，回去看了我说的那些电影。
史提格：萨曼莎与哈勃有着相同的纯真气质，她还让我想到艾德娜·珀薇安丝165。
伍迪：没错，她是那种卓别林式的女主角。萨曼莎天生具有那种气质，她在这部电影中饰演的哈蒂也的确像默片中的女主角。
史提格：西恩·潘和萨曼莎·莫顿都被提名了奥斯卡奖，就像你之前电影中的许多演员一样实至名归，比如黛安·基顿、黛安·韦斯特、米拉·索维诺、迈克尔·凯恩等等。作为导演，你的执导秘诀是什么？
伍迪：没有秘诀，只是因为我请来的这些演员都很优秀。西恩·潘获得奥斯卡奖提名并不是我的功劳，他每年都能被提名。我合作的其他演员也是如此，比如迈克尔·凯恩、黛安·韦斯特、杰拉丹·佩姬还有梅丽尔·斯特里普。我请到朱迪·戴维斯这样优秀的女演员来出演电影，她当然完全有资格被提名。如果你与优秀的演员合作，只要你不破坏他们的发挥，他们就会表现得非常出色。你随便挑一部我的作品，就拿《罪与错》来说吧。有哪些演员？马丁·兰道和安杰丽卡·休斯顿，要不就是米亚或是阿伦·阿尔达，他们之所以能够有完美的表现，那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很优秀。
史提格：埃米特在电影中总是提到强哥·莱恩哈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无法在听他的音乐时忍住不流泪。”有没有哪些导演的作品也让你忍不住落泪？
伍迪：有很多电影让我落泪，在某些点和某些结尾的部分。《偷自行车的人》《公民凯恩》还有《第七封印》的结局都令我忍不住落泪，看那些电影是一次情感的历炼。
史提格：你如何评价强哥·莱恩哈特和他的音乐？
伍迪：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我有他的全部唱片，他的音乐伴随了我的一生。他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西德尼·贝切特那些伟大而浪漫的早期爵士大师级独奏家在相同的高度上。
史提格：《甜蜜与卑微》的故事发生在芝加哥和加利福尼亚附近，拍摄也是在那些地方取景吗？
伍迪：不，全部都是在纽约拍的，就在离我家四十五分钟车程范围内，那场好莱坞片场的戏也是在这儿拍的。
史提格：影片的最后，乌玛·瑟曼饰演的布兰奇走进了埃米特的生活，这个被宠坏的富家女最终成了他的妻子。她渴望成为一名作家，像一个生活观察家一样永远在做笔记，研究埃米特，记录他的外表和习惯。你觉得导演是否也是一位生活观察者，或者说必须成为观察者？
伍迪：我认为对生活的感受是自然流露的。有些导演非常敏锐地捕捉着生活的细节，还有一些导演不依靠细节也能拍出伟大的电影，他们对生命也有着自己的见解，也许不是视觉上的观察，而是智性上的、对整个人生过程的洞察。我的确认同所有艺术家和导演都在表达自己的感受。当我谈论电影导演的时候，我仅仅只是特指那些严肃的导演，而不是美国每周上映的那些生拼硬凑的流水线作品。好莱坞电影唯利是图，我对这种电影嗤之以鼻，我不会去看，也不会认真对待这些作品。
史提格：你有没有通过观察他人或是偷听他人谈话来获得灵感？比如说，你会不会对餐厅里遇到的陌生人产生幻想？
伍迪：当然会。
史提格：能否举出某个具体的例子，有哪些灵感最后发展为电影中的场景？
伍迪：我一直都在观察，并非下意识的，但我喜欢观察大街上和饭店里的人，幻想他们的生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晨出去吃早餐的时候都会看见一个女人，大约七点左右。整个城市安静极了，我总是看到这个女人，从她一副盛装打扮的样子推测她一定是在回家路上。
史提格：她穿着晚装？
伍迪：没错。我曾经想过这会是一个绝佳的电影开头。她显然正在回家的路上，也许刚从男友家回来，然后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跟踪她。我曾在超市见过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当时我心想：“这真是一种有趣的相遇方式啊！”类似的观察发生过很多次，我就像今天这样在家里度过夏日的周末，每个人都出城了，整个纽约成了一座空城。我独自在家工作，想喝啤酒或是吃三明治的时候出门去商店，走过一个街区后我遇到一个人，一个女人，她也在买东西，仿佛我们是整个纽约城最后的两个人。我们的朋友全都不在。我注意到她，她很漂亮，我跟着她走了几个街区，看着她走进一栋房子。我快速地扫了一眼门铃，看到有五个不同的名字，于是我一个一个按门铃，直到找到她为止。我对她说：“我是刚才商店里在你后面买了烤牛肉的那个人，你愿意和我一起吃午餐吗？”她回答道：“我刚吃了三明治。”然后我说：“你吃得真快，那是刚刚才买的。你想不想看场电影什么的？”这段经历最后变成了《非强力春药》中的一场戏，我和海伦娜·伯翰·卡特在电影中就是这么相识的，我在这个场景中把所有的细节都拍了出来，包括门铃的响声，我喊她，整个场景都是基于经历——当然是幻想的经历。但是这个场景太长了，我后来不得不把它剪掉，因为不需要呈现海伦娜与我的过去。这只是一个例子，我还能想到一些别的。
史提格：你经常会剪掉很多素材吗？
伍迪：没错。粗剪的版本通常在两小时左右，而最终的版本接近一个半小时、一小时三十五分钟，最多一小时四十五分钟。我的确会剪掉很多东西，而不是仅仅修饰，因为你剪着剪着就会剪掉一分半钟左右的素材。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大段的内容被剪掉，当然最明智的举动应该是在拍之前就料到这一点，这样就不用在那些场景上浪费钱了，但很难提前料到这种情况。
史提格：这正是我接下去要问的，你的制片人有没有对你说过：“既然你总要剪掉几场戏，难道不能在写剧本的时候就删掉吗？”
伍迪：没有，从来没有人这样要求过我。他们的确给过我类似的建议，因为那样也能为我自己省点麻烦。但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因为那些场景在剧本上看起来很不错，或者在拍摄的时候、甚至拍完之后都觉得很不错，然而一旦当你把电影视为一个整体来看的时候，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很难把握整体的感觉，因为很多时候那些看起来离题的场景本身并没有问题，于是保留了下来。制片人需要了解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真相，那就是电影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不管你拍过一部还是三十部，它仍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我在剪辑方面丝毫不会迟疑，我不是那种与素材难舍难分的导演，我可以非常轻松地去掉细枝末节。
史提格：《甜蜜与卑微》中最后一场加油站的戏非常有意思，你呈现了三种可能的事故起因，并与其他两位爵士行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部伪纪录片风格的电影在结构上赋予你一定的叙述自由，我想你肯定也喜欢这种虚实结合的叙事方式吧。
伍迪：这种叙事方式对于这个故事而言是行得通的，因为爵士音乐家的传奇故事太多了，你能听到各种传言，有的是这个版本，有的是另一个版本。我想在电影中呈现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因为这种现象在爵士音乐史上屡见不鲜，爵士史就是一部口述的历史。
史提格：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埃米特最后一次与哈蒂相见，这一幕非常美好。他吹嘘着自己的事业，谈到他们应该重新在一起，在他滔滔不绝地说这些话的时候，你的镜头始终都在他一个人身上，但我们仍然能强烈地感觉到哈蒂的存在。你有没有拍下她倾听的样子以备用于交叉剪辑？
伍迪：原本打算先拍一条埃米特的镜头，再拍一条哈蒂的，之后再决定取舍。但是西恩太棒了，整个场景只拍了一次，拍完我就说：“没有必要再重来一次了，不可能比这一条更好了。”于是我开始犹豫要不要拍哈蒂的镜头，我想最好还是拍吧，因为光线太棒了，但我还不确定之后会不会用上她的镜头，因为西恩太令人叹服了。于是我还是拍了，在剪辑的时候也尝试过插入她的镜头，但我发现影片的结尾并不需要她的镜头，因为西恩的表演完全还原了当时的整个情景。
史提格：当你对某个场景非常有把握的时候会冒险一次通过吗？还是会出于保险起见拍一些备用镜头？
伍迪：不会补拍。极少数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如果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会说：“以防万一让我们再拍一次那个电话机或是别的道具。”但如果非常顺利的话我不会有任何疑虑，我从来不会做保守的选择。
史提格：《甜蜜与卑微》是你第一次与剪辑师艾丽莎·勒普瑟尔特合作，之前苏珊·A·莫尔斯已经和你合作超过二十年，为什么突然换人？
伍迪：桑迪·莫尔斯是个非常优秀的剪辑师，人也很好，但斯威特兰电影公司作为制作公司接手后定下很多经济限制，桑迪感到不太适应，合作了几部电影后她心有不甘，于是决定不再留在团队里了，但我们的关系依然密切。
165 艾德娜·珀薇安丝（Edna Purviance，1895—1958），在查理·卓别林早期默片时期出演多部影片，包括《从军记》《流浪汉》《有闲阶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