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西：你怎么能写那本书？你怎么这么自私？你怎
么能只考虑你自己，而不顾被你毁掉的人？你把我
们的事全写出来了，所有的细节！你向我姐姐出卖
了我，马文也离开了我，他走了。
哈利：那只是大致上基于我们之间的事。
露西：别给我胡扯，你这个卑鄙小人！你以为你在跟
谁讲话？我可不是那些弱智的脱口秀主持人！我和你
一起经历了这些事情，我很清楚这有多“大致上”。
——《解构爱情狂》
史提格：你之前提到了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和英格玛·伯格曼，看《解构爱情狂》的时候我想到了《野草莓》，虽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但似乎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
伍迪：虽然我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我可以理解你这么说是情有可原的。我之所以拍《解构爱情狂》，是想用视觉化的形式表现一个作家的创作内容，通过他的写作可以了解他的性格。这并不是一部自传性质的电影，我只是想通过几个小故事来反映人物的性格。
史提格：你饰演的角色名叫哈利·布洛克，而他又恰好是一个正处于“瓶颈期”156的作家，所以说名字本身也反映了人物的状态。
伍迪：没错，正是如此。
史提格：《野草莓》中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饰演的主角叫伊萨克·博格，“伊萨克”（Isak）代表“冰块”，而“博格”（Borg）在瑞典语中的意思是“城堡”，于是这个人物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冷漠的封闭内心真实感受的人，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孤堡中。两部电影的主角都有一个符合其性格的名字。
伍迪：没错，哈利·布洛克就是一个处于瓶颈期的作家。
史提格：《解构爱情狂》是你最为复杂的电影之一，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内容的丰富性上，还包括内容的表现手法。整部电影的快节奏充满了活力，但同时又是对活力的消解，不仅在现实与虚构、真实与幻想之间快速跳切，剪辑方面也不按常理出牌。你是怎么想到电影开头的那些分切镜头的？
伍迪：就像我说过的，通过一系列故事来深入了解一个作家在我看来很有意思。我要赋予这个人物生命，使他符合那些故事呈现出来的形象。我从那些故事倒推，建构起人物的性格，因为他是通往那些故事的线索。
史提格：你怎么想到要在电影开头运用快速的跳切镜头？就是朱迪·戴维斯离开出租车的那场戏。
伍迪：我在《丈夫、太太与情人》中也用过这一招。在处理那些神经质的人物时，我偶尔也会用同样神经质的剪辑方法。我喜欢那种不协调的剪辑风格，所以在这部电影中我随心所欲地剪辑，保持这种快节奏的感觉，想什么时候跳切就什么时候跳切，因为这种节奏完全适用于神经质的角色。在拍摄那场戏之前我就知道会用到这种跳切的方式，所以拍摄的时候非常自由，因为我知道不需要做无缝剪辑。我想通过这种毫无逻辑的跳切营造出焦虑的感觉。
史提格：我在开头的演职人员名单里注意到你更换了一些工作人员，比如服装设计师杰弗里·科兰德不在名单上了。
伍迪：他搬去加利福尼亚了。他有了两个孩子，因此他们夫妻俩觉得应该去加利福尼亚生活和工作。我们还是会联系，我上周末去加利福尼亚时还和他见了面。
史提格：电影开始于一个虚构的人物，理查德·本杰明饰演的肯是哈利的另一个自我。这让我想到菲利普·罗斯创作的剧本《波特诺伊的抱怨》，理查德·本杰明同样也是那部电影的主角。罗斯的作品也涉及颇具自传性的犹太背景，同时还带有强烈的性暗示。这些相似之处仅仅只是一种巧合吗？
伍迪：让理查德·本杰明来主演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相识多年，他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演员，所以我认为让他饰演这个角色一定很有意思，事实也的确如此。至于菲利普·罗斯，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天才作家，他的深刻见解是我难以望其项背的，我对犹太文化的见地也远远没有他那么深刻和丰富。我只是一个喜剧演员，利用我的犹太背景来插科打诨，制造笑点，而他在那些问题上要深刻和严肃得多，就像索尔·贝娄，而我只是用几句时髦话逗人一乐罢了。
史提格：你刚刚说电影中没有任何自传性的内容。我知道当你的其他作品遭遇相同的质疑时，你也是这样否认的，但肯定有一些内容是与你有关的吧？
伍迪：仅仅只有一些细节有关而已。有些先入为主的因素是与我有关的，比如电影中的人物都是犹太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或新教徒。我知道还是会有人把主角当成我本人，就因为他也是一个作家，但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已经否认过了，人们不愿相信也没关系。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瓶颈期，我也不会坐在家里喝酒，更不会邀请各种女人到家里来，也没有经历过混乱的婚姻。我的生活和我的角色根本是两码事，我不可能开着车到某个地方去接受荣誉，更没有想过要绑架自己的小孩。这根本不是我。
史提格：朱迪·戴维斯似乎是你最偏爱的气质型女演员，你经常让她饰演喜怒无常的角色。
伍迪：她是我最欣赏的女演员之一，非常擅于把握喜剧效果。她能胜任任何角色，很难找到像她这样的女演员。在我看来，朱迪最适合神经质的角色。
史提格：你和桑托·罗奎斯托总能把场景布置得很有真实感。开头你和朱迪·戴维斯在家中争吵的那场戏，你看起来对整个环境非常熟悉，比如你从柱子后面取出一瓶威士忌，这个动作并不起眼，但能让观众感觉到你真的住在这个公寓里——因为你知道有一瓶威士忌在那儿。当你在一个新的场地演戏的时候，你会在拍摄之前四处观察熟悉环境吗？
伍迪：会。开拍前准备机位的时候，我会四处观察熟悉环境。在这场戏中，观众很快就能知道是在一个典型的公寓里。我住过很多类似的公寓，也拜访过很多这样的公寓，我知道纽约人就是这么生活的。
史提格：其他演员也会像你这样事先熟悉环境吗？
伍迪：我让演员自己决定，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到处走走，看看能不能找到些感觉。如果不愿意的话就不必那么做，我无所谓。他们来现场的时候，我的镜头都已经到位了，于是我就对他们说：“进来，走到这儿，放下你的笔记本，再走到那儿，把桌上的书扔到地上。”如果他们有疑问，会向我提出来，如果没有就一切照常。
史提格：那场戏依旧延续着生硬的剪辑方式，这一秒我们看到你握着酒杯站在柱子边上，而下一秒镜头就直接切到朱迪·戴维斯站在相同的位置。这是十年或二十年前的传统剪辑方式根本无法容忍的。
伍迪：我在《丈夫、太太与情人》中也是这么做的，只要符合场景和人物的设定，就没关系。
史提格：这些年来你在技术层面越来越游刃有余。你有没有发现自己不仅在风格上日益成熟，同时在对待镜头设计和剪辑技术的态度方面也成长了不少？
伍迪：我一直以来都相信：内容决定形式。我是作者，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讲好一个故事。尽管我一直都在拍喜剧片，但最令我头疼的是我无法真正随心所欲地享受电影这门艺术的乐趣，而不得不遵从严谨和简洁的原则。我希望能突破这一点，所以我很高兴能拍出《解构爱情狂》这样的电影。虽然是一部喜剧，但有着严谨的结构，这一点给了我自由发挥的空间，因为我不必在每一个地方考虑笑点，可以按自己的设想拍电影。但是，一旦碰到那些有喜剧效果的桥段，就不能使用这种剪辑方式，否则会破坏喜感。我只能在拍摄人物现实生活的时候运用这种剪辑方式，如果在罗宾·威廉姆斯的那个故事里这么做的话，就会破坏喜剧效果。这种剪辑方式能够增强戏剧性，但会破坏喜感。
史提格：哈利的那些回忆故事，比如开头提到的死神敲响门德尔·伯恩鲍姆家门的那场戏，让我想到你早期在《扯平》和《副作用》里写的那些短篇小说。
伍迪：没错，那些小故事也可以写成散文式的东西。我希望哈利就是一个写短篇小说和散文的作家。
史提格：在“演员”这一节中，你是怎么想到让罗宾·威廉姆斯从头到尾都失焦的？
伍迪：我想这么做很久了，所以觉得这部电影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具体操作起来特别简单，我经常在片场听见摄影人员喊：“失焦了！”因此很多年前我就想到如果问题不在相机，而是演员本人失焦了，会怎么样？这个人的一生都是失焦的。
史提格：饰演你第一任妻子的是柯尔斯蒂·艾利，我从未看过她如此精彩的表演。
伍迪：没错，她非常棒，能请到她非常幸运。我之前在电视上看到过她，既风趣又才华横溢。她对喜感的把握非常到位。我希望哈利虚构出来的前妻是一个更美艳的大众情人，所以小说中的第一任妻子是黛米·摩尔饰演的，她的感觉比柯尔斯蒂·艾利更浮夸，符合哈利的幻想，而柯尔斯蒂·艾利是现实中的人。
史提格：正如他虚构的自己是理查德·本杰明那样的人。
伍迪：没错，那是他理想中的自己。
史提格：黛米·摩尔饰演的角色说过这样一句话：“传统里存在价值。犹太教不仅存在着意义，还存在着真正的美。”整部电影都贯穿着对犹太传统的评论，哈利姐姐与姐夫之间的那些场景也是如此。你本人对于犹太教和犹太传统的态度是怎样的？
伍迪：我从小在犹太家庭长大，但我并不是一个宗教性的人。我对包括犹太教在内的任何宗教都没有兴趣。我认为所有的宗教都很愚蠢，无法令人信服。我也不认为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之间有什么区别。如果你在一座荒岛上，身边有两个来自不同宗教信仰的婴儿，你并不能因此区分他们。宗教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俱乐部，而我不是任何一个俱乐部的会员。传统在我看来并不都是沉重的，有许多令人愉快的传统，比如剧院中的传统、体育竞赛之类的传统就不是教条的。
史提格：就像哈利对他姐姐说的：“传统只是对于永恒的一种错觉。”
伍迪：没错。
史提格：之前我们简单地讨论过菲利普·罗斯，除了他以外还有哪些作家是你一直阅读的？
伍迪：从我这一辈来说的话，索尔·贝娄是最重要的作家，菲利普·罗斯也是。过去的作家中也有一些是我非常喜爱的，比如福楼拜、卡夫卡等等。但贝娄和罗斯是我最欣赏的当代作家。当然，和其他人一样，我也很喜欢塞林格，但他的作品很少。
史提格：索尔·贝娄和菲利普·罗斯在哪里吸引了你？
伍迪：他们才华横溢，同时又风趣幽默。他们的作品往往包含着深刻的见地，行文也妙语连珠。
史提格：你工作这么繁忙，有时间读小说吗？
伍迪：我读非虚构比较多，但也看了不少小说。没错，我有时间阅读，虽然没有我期望的那么多，但还是能挤出时间的。
史提格：《解构爱情狂》中有一个场景，你在这场戏里穿着一件汗衫，上面印着一个巨大的洞。这是你自己为角色搭配的衣服吗？
伍迪：没错，我喜欢在拍戏的时候穿自己的衣服，这样会比较放松。我饰演的角色在那场戏里穿着这件衣服等妓女上门，我想这件衣服能透露他的性格。
史提格：他看上去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那个名叫曲奇的妓女是你电影中少见的黑人女主演，为什么你电影中的黑人角色这么少？
伍迪：其实并不比别的电影少。老是有人质疑这一点，但只要去看看别的导演——我不想提任何一个名字——你会发现同样的结果。拍摄自己熟悉的东西是人之常情，而我所熟悉的是我的家庭和我的邻居，我周围的人是我写作的素材来源。我从来不考虑人种的问题，我只根据角色挑选演员，如果角色设定是黑人，我就找黑人演员。人们总是问我为什么《汉娜姐妹》中的女仆是黑人，但事实上百分之九十的那样的家庭都雇佣黑人女仆。这些年来总是有人对此抱有疑义，在那些不喜欢我的电影或是不喜欢我本人的人看来，这一点代表我瞧不起黑人，但根本不是这样，我从来没想过这样的问题。选角的时候我也不会考虑社会慈善或平等机遇的问题，我只选适合角色的演员。一旦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关于我电影的议论就没完没了。我不想提其他导演的名字，但从来没有人议论过他们的电影，却总有人问我为什么出演我电影的黑人演员这么少。我的回答永远是：“我只选我认为适合角色的演员。”如果我仅仅为了种族多样性而选黑人演员，那就意味着我还要选西班牙裔人、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这种愚蠢的观念是反艺术的。
史提格：的确就像你说的，有一些评论总是针对你。你会阅读关于你电影的评论吗？
伍迪：我从来不读任何评论。要知道，你面对的是各种不同的观点和立场。有些评论家非常倾向某个人，有些评论家的立场是中立的，还有些评论家极力抨击某个人。如果给一个讨厌我的人看我的电影，那么无论电影多好，他都能找到瑕疵。如果给喜欢我的人看，他们就会挑好的说。还有一些人不褒不贬，因为他们对我既无好感也不反感。我不读评论并不是出于对评论家的蔑视，而是不想受那些纷乱的声音干扰。
史提格：你会特别留意某些评论家的观点和看法吗？
伍迪：我会留意这些年来一直被论道的那些观点。虽然我不读评论，但还是经常能从别人口中听到。我知道有些人认为我电影中的黑人演员不够多，有些人认为我的电影太过于自恋。这些都是在谈话时听到的。大概有三十本左右的书是关于我的，但除了校对你这本书和埃里克·拉克斯的书之外，我从没读过别的。二十五年来我没有读过任何一篇关于我电影的评论或任何关于我的文章。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什么都读，那是在我刚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我常常去联美公司，他们那里有成叠的评论，我全部都读，大多数都是说好话的，但没过多久我就忍不住想：“真是疯了，堪萨斯州的评论和底特律的评论简直南辕北辙……”于是我明白最好还是不要读了。我在早年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你一心一意只关心如何把作品做好，而不被任何情绪和评论所左右，那么一切都会水到渠成。这些年积攒了这么多作品，想要说的话都在那里面了，但愿一直都能遇到有共鸣的人。永远都不要考虑钱的问题，这些年来我经常遇到为了争取五天或十天的拍摄时间而把全部薪水还给电影公司的情况，也遇到过工作一整年颗粒无收的情况。但我发现只要心无旁骛，专注于工作，最终还是会有钱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持续工作，与世隔绝地工作，不被任何其它事情打断。我一直活得像一只鸵鸟，这种方式固然有它的缺点，但也有好处，对于作家尤其如此。我喜欢独处，享受独自工作，我不喜欢参与其他活动。比如有的人拍电影，他们享受拍电影的过程，然后在首映会之后举行派对。有的导演喜欢读评论，享受参加奥斯卡典礼受人瞩目的感觉，他和工作人员都是真心享受这个过程，他们并不是肤浅的人。我怀念那种乐趣，但我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强烈。当我完成一个作品，就会马上继续创作下一个，其他的我都不在乎。能够不断地产出，而不被任何表扬或批评所影响，我就觉得很快乐。我并不明白，成为一个万人簇拥的大导演，其中的乐趣何在。当然，作为群体的一员享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美好的，但我不会和演员吃饭，不会说很多话，也不会社交，这就是我的处世方式。如果换作别人和海伦·亨特、查理兹·塞隆或是西恩·潘合作，也许会和他们吃饭，并成为朋友，频繁地社交等等，但我不是这样的人。我这么说并不是在批判那些人。我的社交方式并不比他们高明，这只是性格使然。如果有一笔钱能保证我每年拍一部电影，无论票房好坏都不会影响我下一部电影的资金……我就会随心所欲地拍电影——就像我现在拍的电影一样——我不会在乎有没有人看，事实上我也没时间关心这个，这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事情，除非我改变自己拍电影的初衷，我当然不会那么做。精神病院会让病人编竹篮或用手指画画，因为这些事情能帮助他们恢复健康，这也是我拍电影的目的。这些年来我发现各种奖项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成就感，真正快乐的是拍电影的过程。当我完成一部电影，在这个房间放给几个亲朋好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快乐。真正的快乐在于拍电影，在于创作，在于试探自己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过程。虽然这些年来我的确说过一些希望人们来看的虚伪的话，但事实是我根本不在乎。要不是出于与投资人的契约，我根本不会宣传我的电影。如果我拍完电影就说“再见”，会伤害到这些人的感受，所以我才做一些违心的事情——尽管不多，但我无法否认——去帮助他们。
史提格：为了表示诚意？
伍迪：没错，因为他们一直对我很好，我也希望能为此做点什么。但我真的不在乎，明天《玉蝎子的魔咒》就要上映了，但对我来说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不再重要了。我已经拍完下一部电影，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已经很遥远了。但我记得在我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马歇尔和我在《傻瓜大闹科学城》首映的时候开着车去看那些在纽约的电影院门口排起长龙的观众，我们既自豪又惊喜：“我的老天，看啊，现在是星期六晚上十点，队伍居然排到了街角。太棒了！”后来我们忍不住想：“那么然后呢？”我们还是得找个地方吃饭，然后回家洗澡睡觉。你的生活并不会因为电影的上映而改变，我的意思是，它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能为你的人生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史提格：但你是幸运的，你已经拍完了另一部电影，还创作了一出戏剧，同时还在计划着一些新的东西。有些导演在拍完一部电影之后并没有接到新的合约，因此对他们来说出席电影的开幕式、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是很重要的。
伍迪：我在刚开始时也经历过这个阶段，你必须努力熬过这个时期。如果我的头几部电影失败的话，我的电影生涯肯定就完了。
史提格：你的态度似乎非常理性。
伍迪：没错……我记得有一次在波士顿宣传《呆头鹅》的舞台剧，我们不停地排练，然后迎来了首演夜，观众看起来都很喜欢这出戏，每个人都很高兴。结束后大家都去参加派对了，而我回到旅馆房间，开始为《纽约客》写文章。因为那出戏对我来说已经是过去时了，我只想马上开始做下一件事，对我来说过程才是愉快的。我和伯格曼也探讨过这个话题，我们有过相同的经历——电影首映之后，制作公司的人打电话来说：“第一场戏的票已经卖光了，我们预计票房可以达到九千万美元。”但过了两天他们又说要继续观望两天，因为观众不够多。电影公司永远在问我：“你这个周末在哪儿？”因为大多数的首映式都安排在周五。“能不能告诉我们你家的电话号码？我们会把票房情况通知你。”但我根本不在乎票房，我不想每隔几小时接一通电话。他们总是坚持这种伪科学，打电话告诉你：“《业余小偷》赚了两百万，这是七月份的周末，其他的电影票房是四百万，同一天另外一部电影又赚了多少。”他们把所有这些数据放在一块儿计算，但数据对我毫无意义。讽刺的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间房间里说：“电影上映了，大多数评论都不错，观众笑声不断，剧院老板也说这出戏棒极了，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人看这电影。”
史提格：“解构爱情狂”是你早就想好的题目吗？
伍迪：是的，这个名字我很早就确定了。
史提格：《解构爱情狂》和后来《名人百态》中的对白似乎比你之前的电影更粗俗一些，你认为这是整个社会习俗和用语习惯的变化所导致的一种必然趋势，还是仅仅出于情节需要？
伍迪：只是出于情节需要。如果你去看《名人百态》之后的《业余小偷》《玉蝎子的魔咒》还有《好莱坞结局》，就知道这种情况只是出于电影的情节需要。《非强力春药》《解构爱情狂》还有《名人百态》需要这些粗俗的对白，也有可能是我当时处于某种创作模式中所以对这种说话方式感兴趣，但这之后的三部电影并没有延续这种风格。
史提格：你是否认为人们的日常语言习惯大体正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伍迪：如果的确存在这种趋势的话，一定有它的理由。我对任何语言都没有偏见，对我来说不存在“粗俗”的语言，有些人好好说话，有些人不好好说话，仅此而已。有一对黑人兄弟拍过一部有趣的纪录片，叫《美国皮条客》，他们采访了很多黑人皮条客，里面的语言太美妙了，虽然是街头语言，但从组词到发音都美妙极了。这是过去那种愚蠢的审查制度永远无法企及的美感，但现在你可以这么说了。另一方面，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喜剧演员都是所谓“粗俗”的，对他们来说使用禁用的语言变成一种制造笑点的工具，这是很愚蠢的。然而恰当地使用任何语言、任何词语都可以产生美妙的语感，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而不是衰退的趋势，所以我认为是一个好现象。
史提格：说唱和嘻哈音乐显然对我们的语言产生了影响，日常语言变得越来越粗俗，也更有想象力。
伍迪：没错，更有创造力，这是件好事。很多流行音乐，当代流行音乐——不仅仅是当代的，也包括过去三十年的流行音乐——被误以为是有诗意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只是垃圾。缺乏判断力的人认为那是纯粹的艺术，但其实并不是，那是对语言的滥用。在这一代年轻人当中这种现象并不罕见，我成长的那个时代也有很可怕的流行音乐，就好像我们想象电影的“黄金时代”一样，如果你真的回头去看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会发现大部分作品都是差强人意的，就像糟糕的肥皂剧一样，都是工业制造的垃圾，庸俗而愚昧。多亏了那些始终坚持自己的导演，多亏种种巧合，才诞生出一部好电影。但放在成千上万的电影中，这只是凤毛麟角。所以我并不认为那是电影的黄金时代，反而是“黄金时代”之后的那批演员，比如白兰度、德尼罗、霍夫曼、尼科尔斯和帕西诺，比那个时代的演员要更出色。马丁·斯科塞斯、弗朗西斯·科波拉还有罗伯特·奥尔特曼也丝毫不比威廉·惠勒、乔治·史蒂文斯和约翰·福特差。三四十年代是非常浪漫主义的一个时期，我很欣赏这一点，如今明星与大众之间的那种联系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也永远无法再现克拉克·盖博、亨弗莱·鲍嘉饰演的那些传奇角色。但是像加里·格兰特这样的个性演员并不比今天的布拉德·皮特、爱德华·诺顿或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更出色。加里·格兰特和亨弗莱·鲍嘉的演技固然出色，但如今的演员丝毫不逊色于他们。
史提格：说回《解构爱情狂》，我注意到有些批评的声音是关于女性的，有人在哈利对待女性的态度中发现了厌女倾向。你有注意到这一点吗？
伍迪：没有，我并不认为他厌恶女性。哈利在对待男人时也存在同样的神经质问题。电影中描写的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一样滑稽可笑。即便我搞错了，他的确得了厌女症，那又何妨？这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而厌女症也许就是哈利·布洛克性格中的特点之一。也许他对女人有意见，或是害怕女人，或是内心讨厌女人，那又如何？对我来说这个人物是有趣的，我并不觉得他厌恶女性，因为他在对待男性的问题上也一样窘态百出。
史提格：这部电影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你讲故事的方式是完全自由的。比如哈利与他虚构的人物相遇的那一场戏，你是怎么想到让虚构的人物和现实的人物相遇的？
伍迪：虚实交错一直是我的保留节目，在《开罗紫玫瑰》和我的短篇《库格尔马斯轶事》中都曾出现过这种桥段。我觉得虚与实的互动非常有意思，所以偶尔会在故事中安排这样的情节，尤其是像哈利这样具有创造性的人物。
史提格：影片中的“地狱”是在哪里拍摄的？片场又是如何布置的？
伍迪：我告诉桑托·罗奎斯托，我希望呈现的地狱是贝里尼157和乔托158那种为《神曲》配图的画家笔下的那种样子，但桑托和制片人问我能不能换成另一种更现代的“地狱”，因为我理想中的地狱代价太昂贵，但我坚持要那种燃着硫火、人们被吊在墙上的地狱，于是桑托就依样造了一个。我们去了新泽西州的一个军械库，他在那儿费了一番功夫。
史提格：这场戏的拍摄过程是不是很有意思？拍摄花了多久？
伍迪：布置场景花了很长的时间，拍摄并没有花很久。我从来没有真的花很长时间在实际拍摄上，因为我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如果换作斯坦利·库布里克的话可能会花上两个月的时间拍摄，但我几天就拍完了，我没有那种强迫症。只要喜剧效果达到了，我就满足了。我不会追求其余的东西，但库布里克或是维斯康蒂159会精确到每一个细节。我想这可能是他们的性格使然，他们希望通过细节来打动人，但我相对来说比较随性，只追求喜剧效果，仅此而已。
史提格：哈利在电影的结尾处遇到了所有他虚构的人物，这场戏非常感人。哈利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爱你们每一个人，真的。我生命中最幸福的那些时刻是你们赋予的，甚至有好几次是你们拯救了我的生命。事实上你们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我真心诚意地感激你们。”你是否也认为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一个人的救命稻草？
伍迪：是的，我认为艺术能够成为一个人的救命稻草。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艺术是无用的，它的价值仅仅在于娱乐性，因为艺术家比不上革命家，无法变成社会改革的推动者，至多只做一些小小的贡献，但都是微不足道的。而革命家把生命作为筹码，勇敢地战斗，在这方面的贡献更大。
史提格：哈利是一个无神论者，你呢？
伍迪：我是不可知论者。我相信一个正直的人的确有可能会遇到一些他无法解释的时刻，在那些时刻他感到宇宙是有某种意义的，或是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存在，那是一种真正的宗教体验，而非神父和牧师口中泛滥的那种。对此我表示尊重。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艺术领域，我能够从一首曲子或一本书中获得特别的意义，帮助我度过一段艰难的时光。或许有的人会说：“我的童年非常糟糕，要不是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歌，我根本活不下去。”因此我认为艺术是有益于人的。就像我之前说的，编竹篮、做手工也能成为一个人的救命稻草，因为工作能帮助你。但从整个社会的层面来说，我认为艺术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所有探讨种族关系和种族团结的戏剧和电影都不及一群黑人的实际行动，当他们说完“我们不会再忍受下去了，我们要联合抵制你的商店，把你的店砸了”这句话，马上就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想法。
史提格：整部电影是在积极的格调中结束的，哈利在打字机上打出这样一段话：“关于一部小说的笔记。一种可能的开场：里夫金过着支离破碎、混乱无序的生活，他很久以前就得出了如下结论：所有人都知道同一个真相，而生活取决于我们如何扭曲这一真相。只有写作能使他平静，他的写作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拯救了他的生活。”这样的结尾可以和《曼哈顿》相提并论，在那部电影的结尾你饰演的角色正在考虑生活的可能性与乐趣之所在，这两个故事里的艺术家仍然继续着他们的创作……
伍迪：《解构爱情狂》比《曼哈顿》更严肃。《曼哈顿》的结尾是饱含情感的，而这里并没有，所以更绝望。哈利最后说的那一段话，讲的是每个人都知道同一个真相，但“生活取决于我们如何扭曲这一真相”。这句话是非常悲观的。我们都面临着相同的现实，也都知道同一个真相，但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扭曲了真相，并说服自己相信这种扭曲是合理的。通过以某种方式扭曲了现实，我们才得以适应现实，因为我们心里都很清楚现实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美好，而这一点是《曼哈顿》里没有的。
史提格：相比你的其他后期作品，《解构爱情狂》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伍迪：它和《丈夫、太太与情人》具有同等的分量。我欣赏的电影类型很多，滑稽但包含一些严肃内容的喜剧，还有歌舞片、《曼哈顿谋杀疑案》以及《业余小偷》那样的电影都是我喜欢的。我喜欢尝试不同类型的电影，有时也会连续几年钟情于其中某一种。《解构爱情狂》对我来说属于更严肃的那种喜剧电影。
156 Block除了作为人名“布洛克”，也有“阻塞、停滞”的意思。
157 贝里尼（Giovanni Bellini，1430—1516）：威尼斯绘画派的创立人。
158 乔托（Giotto，约1266—1337）：佛罗伦萨画派的创始人， 也是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之一。
159 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1906—1976）：意大利导演，代表作《大地在波动》《豹》《洛可兄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