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提格：“性”显然是你电影的主题之一。在你小时候，这多少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吧？
伍迪：是的，非但嘴上不说，甚至都会装出一副没做过的样子。
史提格：如此一来，为了能看到那些性场景，电影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伍迪：在美国，你不可能在电影院里看到那些场景。那时一直流传着关于外国电影的种种笑料，因为他们对性的接受程度与美国人不同，美国人对待性的态度是很可笑的。
史提格：关于性这个话题，你小时候最想了解又不敢问的是什么？
伍迪：我只想知道在哪儿做这件事以及持续时间这种具体问题。
史提格：你在片头指出电影是根据大卫·鲁本医生的一本书改编的，能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伍迪：当时我正为新片苦思冥想却毫无头绪。有一天我和黛安·基顿看完篮球比赛回家，临睡前看了会儿电视，正好看到有这么一位医生写了一本叫做《你想知道但又不敢问的性问题》的畅销书，是以问答的形式写的，预设读者对性一无所知。书中包括了“女性例假期间会怀孕吗？”“爱到底应该怎么做？”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当时就心想：“老天，这会是一部很搞笑的电影。”接下来就是这本书的版权问题了。我做成一组短故事，按照一个问题接着一段小品的形式，纯粹是出于好玩。我询问了联美电影公司，他们告诉我埃利奥特·古尔德已经买下了版权，但还没开始拍，于是我们联系上了他，他说：“好，如果你想拿它做点什么，我们就把版权卖给你，让你去做。”于是我就拍了这部电影。我知道这本书的作者讨厌这部电影，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也许他觉得拍成这样很愚蠢吧，但这本书本来就是如此，而且如果他真的在乎，就不该把电影版权卖给别人。搞不好落到别人手里拍得比我更糟糕。拍一部由多个短片构成的电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只是为了好玩而已。
史提格：你用到书中的内容了吗？
伍迪：我借用了书中的一些提问，仅仅是提问。比如“高潮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是书里提到的问题，我把它改成了“射精是怎么回事？”，我借用他的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
史提格：在第一部分“春药管用么？”中你启用了两名英国演员，琳恩·雷德格瑞夫和安东尼·奎尔，你似乎对英国演员有着独特的偏爱，之后也与一些英国演员合作过，比如夏洛特·兰普林、迈克尔·凯恩、丹霍姆·艾略特、伊安·霍姆和克莱尔·布鲁姆，还有我个人非常欣赏的澳大利亚女演员朱迪·戴维斯。
伍迪：是的，我也喜欢她，她是个天才女演员！英国的电影和剧团一直都很棒，英国演员相对来说戏路更广。当然，在这部电影中启用英国演员是希望达到某种莎士比亚式的效果，英国演员在这方面更有说服力。但总的来说，美国制造的是特定类型的男星，诸如枪手和硬汉之类的形象；而在英国你可以找到一个真实的男人，普通的男人，有血有肉的男人。很多时候我依赖英国演员，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美国演员来演我的角色。
史提格：那么女演员呢，比如夏洛特·兰普林和克莱尔·布鲁姆？
伍迪：夏洛特·兰普林一直是我相当欣赏的女演员，在《星尘往事》中我们终于有机会合作，尽管那个角色并不一定要找英国女演员，但我一直以来都欣赏她的才华。克莱尔·布鲁姆也是如此。我希望《罪与错》中的妻子是一位非常优雅的女士，在美国找合适的女演员要比男演员容易，所以我并不是非得找英国女演员。
史提格：像丹霍姆·艾略特这样有个性的男演员对《情怀九月天》这部电影来说举足轻重。
伍迪：很难找到像他这种气质的美国人。
史提格：除了英国演员，你合作过的其他外籍演员可谓屈指可数，如《汉娜姐妹》中的马克斯·冯·叙多和《星尘往事》中的玛丽-克里斯汀·巴洛特，你考虑过和英国以外的外籍演员合作吗？
伍迪：考虑过。只要合适就好，我也非常愿意和瑞典演员合作，有的欧洲演员不会说英语，但瑞典演员通常都会说英语。和法国演员合作更棘手一些，他们要么不会说英语，要么带着浓重的口音，所以不太容易。瑞典人往往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我会毫不犹豫地和他们合作。我只希望能找到合适的题材，因为当你的电影是关于一个家庭的，并且一半家庭成员是美国人的时候，很难让另一半人变成瑞典人或其他欧洲国家的人。
史提格：英格玛·伯格曼也和外籍演员合作过，比如丽芙·乌曼就是挪威人。
伍迪：瑞典人在看《假面》或者《安娜的情欲》的时候能听出她的挪威口音吗？
史提格：能听出一点口音。她的瑞典语说得非常好，但还是有一点明显的口音。
伍迪：但她扮演的角色也可以被视为一个挪威人，是吧？
史提格：的确，但唯独在一部电影里显得有点奇怪，她在《秋日奏鸣曲》里饰演英格丽·褒曼的女儿，而那个角色理应说一口地道的瑞典语。
伍迪：但没有人会介意的，不是吗？我们和英国演员合作也是同样的情况，比如一个家庭中的父亲是詹姆斯·梅森，他讲英语带着英国口音，但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罪与错》中从来没有明确说明过克莱尔·布鲁姆是哪里人，《汉娜姐妹》中的迈克尔·凯恩也是如此，他可以是一个从伦敦来纽约的人，但如果是像父子这样亲近的关系可能就不行了，在美国会有人议论这个。
史提格：在《性爱宝典》的第一段中你饰演了一个宫廷小丑的角色，灵感显然是来自于你本身就是一名单口喜剧演员。
伍迪：当然，我希望达到那种效果。
史提格：多年以前你在让－吕克·戈达尔的《李尔王》中也饰演了一个小丑的角色，那是一次怎样的经历？
伍迪：非常特别的一次经历，因为我喜欢戈达尔的作品。他当时在纽约，就在这儿，他走进来，问我是否愿意出演他的《李尔王》。我愿意出演他的任何角色，因为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师。他说只需要一个早晨，几个小时就行，于是我就去了他们的拍摄场地。他穿着浴袍，抽着雪茄，执导他的电影。他的工作团队非常小，好像只有三个人：一名摄影师，一名录音师，还有一个负责其他工作的人，极其简单。他告诉我应该怎么演，我就怎么演。其实在演的时候我预感这会是一部非常荒唐的电影，但我想，这是为了戈达尔，我终于有机会见到了他。演完我就离开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听说过这部电影，也没有看过。
史提格：我去年看了这部电影，尽管我是戈达尔的忠实粉丝，还是不得不说《李尔王》是他最奇怪、最匪夷所思的电影之一。
伍迪：是的，这些年来他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理解，太实验了。
史提格：没错，但他最近的一些电影，比如《新浪潮》，还有他和埃迪·康斯坦丁在德国合作拍摄的《德国玖零》都很美，画面极美，充满诗意。
伍迪：太好了，那很好。
史提格：说到《性爱宝典》这部电影，我发现你在《致毕业生》这篇文章中有一段是这么写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太过宽容的社会，色情电影从未像现在这般猖獗，而且还拍得这么烂！”你是否认为美国人对性有着某种双重道德观？
伍迪：通常我们说双重标准的时候是指适用于男人而不是女人，但美国人的性观念是非常不成熟的。
史提格：清教徒式的态度。
伍迪：没错。
史提格：但你不觉得你这段话和你的电影其实也透露着同样的立场吗？
伍迪：确实，因为我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长大，尽管它很愚蠢，但我们都不免受到影响。
史提格：你认为这种观念有没有在这些年中发生过转变？虽然表面上明显更开放了，但本质上是不是仍然和从前一样保守？
伍迪：这个国家的性观念至今仍然是隔靴搔痒。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变，但总的来说，这个国家仍然秉持着一种愚蠢的性观念。比如你可以看到大多数民众是怎么选出领导人的，这些领导人不得不遵循过时的道德观念，否则很难获得选票。
史提格：在我们欧洲人看来，要求领导参选人必须接受家庭成员审查，如是否涉及婚外恋等等，是非常可笑的。
伍迪：美国是一个非常虚伪的国家。
史提格：《性爱宝典》的第二部分“什么是兽交”非常有趣，吉恩·怀尔德饰演的角色是整部电影中最有意思的。你是怎么想到让他出演这个角色的，你认为他是一个怎样的演员？
伍迪：他是很棒的喜剧演员。我不希望几个短片的主角都由我一人包揽，我只想出演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就试着找最好的演员来担任其他角色，吉恩·怀尔德就非常棒。
史提格：我也觉得他在这个疯狂的小故事里表现非常出色，我尤其注意到他喜欢在表演时运用意味深长的停顿，这是他的自由发挥还是你有意让他这么做的？
伍迪：那是他自己的发挥。有好几回，他说这部电影让他感到一种气息，比他通常扮演的那些角色更为微妙。时间上的节奏感纯粹是他的自然发挥。我既然请了吉恩·怀尔德这样优秀的演员，我就会让他自由发挥，除非出现某些明显与角色或剧本相悖的东西，我才会去干涉。如果你请来像吉恩·怀尔德或者吉恩·哈克曼这样出色的演员，却对他们指手画脚，扰乱他们的发挥，那还有什么意义？他们读懂了角色，对表演有独到的感悟，如果他们有问题，自然会来问我，但通常他们不需要提任何问题。他们心领神会，拿捏得非常到位，有时候我甚至一句话都不用说，只需要告诉他们在节奏上更快一点。比如《汉娜姐妹》中有一场马克斯·冯·叙多和芭芭拉·赫希的戏，那是一场激烈的争吵戏，他们已经事先排练过，但是演给我看的时候比最后电影中要慢两倍，实在太慢了，于是我就提醒他们：“你们得演得快一点儿，这场戏不能演这么久。”我只需要提醒这一点，至于怎么演由他们自己决定，因为他们是很棒的演员。
史提格：你是否考虑过这种慢节奏可能是由于马克斯是瑞典人的缘故？因为瑞典人在生活中的行动和反应相对来说节奏要慢一点。
伍迪：我一直有种感觉，那就是所有的男演员在节奏上都会慢一些，因为他们很享受自己的表演，而没有意识到看的人可能并不感到有趣，而且当你把它拍成电影的时候，实际上又慢了两倍。我认为他们很难明白这一点，他们太投入角色，以为观众也与他们一样。欧洲的节奏的确比美国慢一些，我们的节奏更富有紧张感，而欧洲电影的节奏都要慢得多，除了戈达尔早期的《筋疲力尽》《女人就是女人》以及其他一些电影。
史提格：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男演员有时是没有银幕时间概念的，尤其是那些主要在剧院里演出的男演员。
伍迪：是的，这对导演来说就已经很难体会了，对演员自然是难上加难。但是吉恩·怀尔德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他理解了角色，并且非常自如地演绎了角色，不需要我的提醒。对我来说，演员的自然反应是相当重要的。有天晚上我在电视上看到丽芙·乌曼的采访，她说那些从来不做功课的导演是多么讨厌，他们到了现场毫无准备，她是在谈到自己执导电影时这么说的。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我记得和保罗·马祖斯基合作的时候，我被他的大量准备工作完全惊呆了，他去每一个地点视察，带演员去取景地，让演员在开拍之前就熟悉场地，他知道摄影机放在哪里，做了无数功课，事无巨细对他来说很有趣。但我不会这么做，我和美术指导一起找场地，敲定之后就行了，开拍前一个月或几周的时候，摄影师到那儿后，我和他谈一会儿，决定就在这儿拍，之后我就不会再去想了。等我到达片场的那个早晨，我依然不知道要拍什么、怎么拍，我喜欢即时的自然反应。我和摄影师在片场走一圈，讨论各自的想法，然后决定演员该怎么走位。随后我们打光，直到这时候，我们才请演员来片场，告诉他们怎么走位，不是很具体的，只是大致说一下。然后就开拍了。通常我们最先拍的那一场戏是最好的，之后再也无法超越，有时候需要一些时间让演员适应，这样的话第三条或者第十条会是最好的，但从来都没有排练和准备。我写剧本的时候，会重写一遍，直到确定一切都可以为止。在开拍前我都不会再看剧本，我不会背台词，只在开拍前十分钟快速地浏览一遍剧本。更多情况下我甚至不用剧本，我把剧本发给演员，每人复印一本，但我自己没有。我接触剧本越少，它对我来说就越有生命力。
史提格：你平均一场戏拍几条？我想不同的电影可能不一样。
伍迪：我尽量不拍太多条，大概平均四条。如果只拍两条，我会非常高兴，第二遍是为了保险起见。但也有拍很多遍的情况，比如《丹尼玫瑰》中我一度拍过五十条，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
史提格：《性爱宝典》的第三部分是一个模仿意大利人的片段，你和路易丝·拉塞尔说着不标准的意大利语。
伍迪：是的，我们模仿意大利语的发音。
史提格：这个片段显然是在向意大利电影致敬，拍的时候你脑海里有没有想起某一部特定的电影或是某个特定的导演？
伍迪：没有，只带有一点点安东尼奥尼式的情绪。刚开始我们想把这个片段拍成农夫之类的故事，那种老套的早期费里尼或德·西卡的模式。但后来我们转念一想，为什么不能把那种故事套路里的主角换成精明的有钱人呢？于是就改成了电影中呈现的那个样子。
史提格：电影片头和片尾字幕部分的背景是一群兔子，这里你用了科尔·波特的一首名为《放纵一下》的歌曲。科尔·波特似乎是你很喜欢的作曲家，他的音乐在你很多作品里都有出现。
伍迪：其实他还负责了《丈夫、太太与情人》的片头曲和片尾曲。是的，你可以说我迷上了科尔·波特。在《丈夫、太太与情人》中我用的是《爱为何物》这首曲子，是巴伯·米莱演奏的非常非常老的版本，他是一名出色的黑人小号手，曾与艾灵顿公爵和杰利·罗尔·莫顿一起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