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篯、向达之死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战斗檄文，竟成为引燃“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在校园大饭厅东墙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指责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彭佩云等三人对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16月1日，毛泽东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等人书写的这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司马洪涛《评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长篇文章，矛头直刺北京大学党委和时任北大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的翦伯赞。文章指斥道：“翦伯赞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极端仇视。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革命的史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组织起来，编写教材，重新改写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翦伯赞发表了《学习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精神》一文（《人民日报》，1961年6月18日），借司马光的幽灵，大肆攻击史学革命，诬蔑党领导下的集体编书是‘浮躁急迫’，是‘突击的方法’。他提出一条反党的组织路线，鼓吹‘要搞好集体编写历史的工作’，每一部书都‘要有一个司马光’，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像司马光那样既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又是所谓‘专家’的人来作‘主编’，自行邀请‘具有专门研究而又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才成。”又说：“为了贯彻他的反动史学理论，翦伯赞以司马光自命，邀请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兼所谓‘学者’，着手编写《中国史纲要》。”2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火药味呛人的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内中引用了毛泽东语录：“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而“地、富、反、坏、右，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三家村’之流的黑帮，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史学界里的反共知识分子，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同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紧急插播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的消息：“新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第二书记。”“决定撤销陆平、彭佩云的一切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出了工作组，到该校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并代行党委职权。”3
随之而来的是全国高校及中学陆续停课，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迅速兴起。北京大学的陆平、彭佩云被革职查办，号称马列主义史学“五大家”之一的翦伯赞被打翻在地。历史系教授汪篯在院系调整后，一度跟随翦伯赞与吴晗等，既是翦伯赞主持编写《中国史纲要》时所邀请的头号“志同道合的朋友”，又是所谓“三家村”之流的“黑帮”吴晗主持编写“中国历史常识”小丛书所邀请的主要撰稿人（南按：本丛书共八册，196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陆续出版）。由于汪篯与吴晗、翦伯赞二位大腕结成了一种学术同盟，当“文化大革命”风暴到来，吴晗与翦伯赞即将走进地狱之时，汪篯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汪篯与翦吴二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得以荣幸地参与编写《中国史纲要》和“中国历史常识”小丛书的同时，继续于北大历史系主讲中国古代史专业的隋唐史，且把陈寅恪所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列为研究生的必读之书，并要求写出读书报告，借此可见一介书生汪氏对自己的恩师仍是一往情深，学术观点也还有所保留。——或许陈寅恪的学术成果太庞大坚实了，已容不得汪氏不加以关注也未可知。但无论如何，此时已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了头脑的汪篯，继续在课堂上讲授陈氏学说确是不争的事实。据当时在北大历史系读书的学生胡戟回忆说：“业师汪篯先生（1916—1966）早年是陈寅恪先生的门生，因为曾常年住在先生家中，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入室弟子，又曾协助先生完成于1950年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所以先生在此书末的作者附记里提到：‘此稿得以写成实赖汪篯王永兴程曦三君之助。’后来有的书说到1947年在清华修改该书书稿时，只提‘时助先生工作者为研究生陈庆华、王永兴等’，甚至还提了一句‘原燕大毕业生程曦时亦在北平’。惟独汪篯先生的名字不见了，这自然是与那‘逐出师门’有关。”4
北师大学生在学习批斗三家村材料
胡戟所说的“后来有的书”，显指蒋天枢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蒋著除了1947年条下没提汪篯的名字，在著中编年“庚寅一九五〇年先生六十一岁”条下说道：“仍任教广州岭南大学。助教程曦。将前所著有关元白诗各篇，整理为《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初冬，由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作为该室丛书之一，印成直行线装本。后来又经助教黄萱协助修改，乃交上海中华书局改为直行平装普及本。”5也就是说，在蒋著中，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与汪篯没有一点儿关系。此点是否与“逐出师门”有关，或别有隐情，尚有待考证。但据胡戟说，他拜在汪篯门下读研究生时，“汪先生也谈到了1953年的那件事，说他是自告奋勇主动要去的，自以为有把握把先生请来北京，结果是苦笑着说没想到碰了壁。不过没有对我讲‘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的那句话。……对十五年的恩师下的逐客令，他甚至没有能力感受到痛苦。其实先生（南按：指陈寅恪）用严厉到不近人情的态度给上的这最后一课，实出自对这往日的学生的一片爱心，击这一猛掌是要汪篯回到与政治无涉，做一个纯粹的学术人的路上来。天真的汪先生还是不懂。于是，在1959年和所有‘为民鼓与呼’的党员干部一起被扣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6
“文化大革命”期间报刊登载的批判“刘邓文艺黑线”的漫画
事实上，自“反右”斗争兴起，特别是郭沫若于1958年公开点名指斥陈寅恪之后，作为陈门弟子的汪篯在北大的地位随之一落千丈，立即遭到了来自同一阵营“革命战友”的批判和围攻。面对由“红”变“黑”、突如其来的巨变奇劫，不谙世事的汪篯如同挨了一记闷棍，精神受到极大刺激，大病一场，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差点倏忽中登了鬼录。待起死回生之后，汪篯面对前来探望的学生胡戟指着一张贴在证件上的照片让其辨认。据胡氏回忆说：“那是个大胖子，我认不出来，于是告诉我就是他。我只是感到难以置信。汪先生告诉我，经过1959年的批判，他从一个体重一百五六十斤的大胖子变成现在这样一身病。看他当时瘦得弱不禁风的样子，我猜大概不够一百斤了。一次运动掉五六十斤肉（陆键东的书中说二十多斤是不确的），使我好像明白了一点什么叫政治。最后汪先生以自杀结束了自己年仅五十岁的生命。”7
于“反右”运动之后从阎王爷掌控的阴曹地府门口重新返回阳间的汪篯，大病初愈后又重新登台讲授他的隋唐史课业，并鼓起勇气，以孱弱之身投入到当时兴行的“勤工俭学、开门办学”等等名堂甚多的教育革命中。当吴晗与翦伯赞被当局发出的锋镝射中之后，北京大学历史系部分经受“文化大革命”战斗风潮洗礼的师生，又弯弓搭箭对准了汪篯这只几乎被拔光了毛的落地凤凰。红卫兵特意在汪宅的房门上贴上了“封条状”的大字报，以示警告。翌日，当造反的“革命闯将”前来检查时，发现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在地上飘摇。关于这一变故有两种说法：一说大字报是被风自然吹掉的；另一种说法是汪要出入房门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报撕扯下来。愤怒的“闯将”见状，开始指责汪出于仇视“文化大革命”而故意破坏捣乱，事情很快被告发到中央“文化大革命”驻北大工作组。工作组主事者立即把汪氏找来，命令他当面向“闯将”们认错并回去把大字报贴好复原，而后等待研究后的惩罚措施。汪篯心中不服，但又不敢也无力抵抗，只得在“闯将”的看押下回到家中按工作组的要求一一照办，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革命者”对自己这位“党内专家”的羞辱，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彻底摧毁了他往日的理想与信念。或如他的学生胡戟所言：“汪先生太熟悉陈寅恪先生给王国维先生写的哀悼文字了……当‘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他心目中美好的新学术新文化之梦时，自命为那虚幻的新文化的托命之人，也便没有容身之地了。”8于是，在“义无再辱”的心灵呼唤中选择了死亡，以示抗争。
就在当天夜里，汪篯压抑了近十年的精神苦痛终于爆发，且如银瓶乍破不能自制，遂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未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氏痛苦不已，开始在家中号叫并且以头撞击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突然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惶恐中急忙招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显然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进入。当众人强行将门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年仅五十一岁。这正是王国维当年在昆明湖以身相殉的年龄。
汪氏一死，成为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中首例殉难者。对于他的死，后世评说不一。有人说他性格脆弱经不起打击，有人谓汪氏此前已对生活失去信心早有死志云云。但他的学生胡戟却做了这样的评价：他在人生的最后一刻，才对陈寅恪的教导大彻大悟，并以“软弱的坚强，表明他没有遗忘师教，便把最后的生命奉献给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祭坛上去了”。9胡氏之说略有牵强，但细加深思，亦有一些道理。
在“文化大革命”狂潮波滚浪涌、风雷激荡中，像汪篯这样的教授之死，只能被视为“自绝于人民”。继汪篯之死五个月后，与汪同在历史系任教的向达又命赴黄泉。
1944年，作为北大教授的向达（字觉明），受傅斯年、李济等学界大师聘请，离开昆明西南联大，携家赴四川南溪李庄，继之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合组的西北考察团，与夏鼐、闫文儒等人第二次远征西部大漠，赴敦煌等一带文明遗迹考察。他的妻子儿女在李庄板栗坳与史语所同人共同度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直到1945年底，考察任务告一段落，向达才回李庄携家眷重返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在这段时间，向达与傅斯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胜利复员后，向达继续担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向达一度受到重视，担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历史系教授，并接替南渡台湾的毛子水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1954年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此时的向达“已走向了历史学家最美好的年华”10。可惜好景过于短暂，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向达“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11。当时社会上正在播放一部反映云南大理人民生活的电影《五朵金花》，向达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南按：指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汉民族形成等五个热门问题）。不仅如此，向达曾公开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比如考据学和考古学，他形象地比喻：“怎么能说明考古发掘中，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那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12此语引起了当局和一些自誉为马列主义史学家的强烈不满，遂“聚而歼之”。向达出身湘西一个土家族家庭，但在当时的社会中对少数民族成分没有认识，向达认为自己是汉族。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与湖南老家有些联系，并请户籍警在“民族”一栏里由“汉族”改为“土家族”。按向氏的说法，他这样做是为了不“数典忘祖”。13根据这条线索，部分位高权重者无端认为向氏有攫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长职位，欲谋不轨的野心。于是，双箭齐发，向达被戴上了史学界四大“右派”之首的帽子（南按：据新华社1957年10月18日播发的电讯，四大“右派”依次是向达、雷海宗、荣孟源、陈梦家）。1959年国庆节前夕，向达的“右派”帽子被摘掉，总算得到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面对这一变数，北京学术界各色人等仍怀揣惊恐之心伸头缩头地悄然观望，无一人应声。第一个向他致书道贺，祝其躲过一劫的，竟是远在岭南双目失明的陈寅恪。
1949年以后，向达贴在工作证上的照片
陈寅恪与向达交往的渊源可追溯到抗战之前，而在西南联大时期更为友善并相互引为知己。当年在李庄时，因傅斯年对向达的学问人品极为推崇，从而引发了以向达为首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行，经过对敦煌洞窟、汉代烽燧、长城关隘、西域古国废墟、流沙坠简、草纱文书等文明遗迹、遗物的探寻考证，向达一跃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中西交通史专家，他对这一领域研究之深透广博，整个中国学术界无人能够匹敌。而历史上的中西交通史，实以汉代开端于唐代达到繁盛，而这一段历史与文化交流史也正是陈寅恪抗战期间研究的范围，于是陈向二人自然地交往日多，视为莫逆。当傅斯年在台湾不幸病逝后，陈寅恪那首仿傅青主诗而作的悼亡诗，首先由岭南秘密转到北京大学向达手中，向达又暗中传给郑天挺和汪篯等人，然后渐渐被北方学界小圈子中的同人所知。由这篇在当时看来需冒很大政治风险的诗作传递路径，可见陈寅恪与向达的交情之深，以及对向达人品的看重。1953年初冬，当汪篯代表中国科学院跑到中山大学，“不知天高地厚”地约请陈寅恪出任历史二所所长而引得对方大怒，直至被赶出师门，灰头土脸地返回北京时，陈寅恪对此仍心中耿耿，怒火未消，遂疾书一封寄往北大的汤用彤、邵循正、周一良、向达等诸友生，对汪篯的所作所为大加痛斥。在致向达与周一良的函中，陈寅恪特地提出将此中情形转告已调往南开大学任教的老友郑天挺。1953年12月6日，向达在致郑天挺的信中说道：
毅生先生左右：
上月科学院派汪篯去广州，邀请寅恪先生北上。不料汪君抵粤后语言不慎，以致寅恪先生大怒，血压增高。最近致书锡予（南按：指汤用彤）、心恒（南按：指邵循正）、（周）一良先生及弟，痛斥汪君，大发牢骚，其致弟及一良函末，并属（嘱）将情形特告先生，而陈师母另函又谓不必将函转陈。锡予先生亦同此意，谓如此可以不致广为宣扬，云云。其实陈先生致汤、邵、周及弟共二函，俱已原件交科学院矣。用陈梗概，尚祈察鉴，幸甚！幸甚！敬颂
道安！
弟向达谨上十二月六日14
当时陈寅恪除当面痛斥汪篯的冒失、莽撞与不懂事理，对第二所所长的人选问题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并以平和的口气对汪说过如下的话：“唐朝中西交通是中古史的一大特点，向达对此素有研究。”15意为让向达担当该所重任。后来由陈寅恪荐举的陈垣担任了二所所长，向达与侯外庐分别担任副所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两年，即1964年3月，向达专程赴广州中山大学拜谒陈寅恪，就他正在进行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涉及梵文的问题进行请教。懂四门外语的向达对这部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皇皇巨著中一些梵文描述无法尽懂，而深谙十几种文字的陈寅恪显然要比向达技高一筹。当时中科院的主事者不同意出资让向氏去拜见一个“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此次岭南之行，系向达憋着一股湖南人的“霸蛮”之劲儿，大着胆子自费而来。陈寅恪的名声光照日月，而向达的名气也是光芒四射，冠盖学界，两位大师级史学巨擘在岭南这块潮湿之地的会晤，自然成为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在整个中山大学引起了轰动。借这一难得的契机，中大历史系专门安排向达做了一场《敦煌学六十年》的学术报告，受到师生的广泛好评与激赏，陈寅恪与向达之间的友谊再度得到了升华。分别时，已很少作诗赠人的陈寅恪诗兴大发，特作《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三首绝句相赠。最后一首曰：
握手重逢庾岭南，失明膑足我何堪。
傥能八十身犹健，公案他年好共参。16
历史让后人看到的是，一厢情愿的陈寅恪这个“八十身犹健”的梦想似乎太遥远了，遥远得如同西天的彩虹，很快成为泡影。而向达也同样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当过“右派”分子的向达自是在劫难逃，属于北大最早登上“斗鬼台”的一批“黑鬼”。他所面临的是无情的批斗、折磨与侮辱。许多年后，历史系教授邹衡记下了向达惨遭批斗的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坐’（跪）就是几个小时，向先生像过去给我们上课一样老是不敢（实际上已不能）抬头……向先生已是六十六岁高龄。我看到有的教师吓得直哆嗦，我也感到他凶多吉少，躲在一边落泪。果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一代巨匠向达先生。”17
此时的向达已被关进了牛棚，但他还天真地对未来充满希望，认为“将来每一个人大约都要入八卦炉中一煅，经此一烧，然后可以凤凰涅槃，获得新生！”并暗中嘱咐友人“不必耿耿”，只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一定可以过去的”，18云云。无奈事与愿违，本已身患重病的他在“坐喷气式飞机”之后，身体已难支撑，但造反的革命者仍“勒令”其在烈日下收集全国到北大串联的红卫兵小将们扔得满校园的西瓜皮。向达在捡西瓜皮时因暴晒过度突然晕倒在地，昏迷不醒，因未得及时救治，肾严重衰竭。9月底，向达和历史系其他“牛鬼蛇神”又被押到昌平县太平庄农场劳动，晚上寝室门被锁住，包括夜间出门上厕所之类的活动一概不准。向达的肾病越发严重，全身浮肿，排不出尿，疼得满地打滚。在阵阵哀号声中，负责监工的红卫兵为图清净，来个耳不听心不烦，索性将其用车拉到北大校园内进行“劳改”，但仍不准送医院救治，此时向达已不能行动，尿更排不出。延至11月24日，一代史学巨匠在极度的痛苦中躺在地上被尿活活憋死，终年六十六岁。
“文革”期间北京大学召开的“反帝反修”大会现场
◎傅斯年家族的毁灭
处于“文化大革命”风暴中心的北京大学校园，并没有因为向达等几个教授的最新暴毙而停止“文攻武卫”的脚步，相反，血腥暴力与夺命的劫难愈演愈烈。一时间，被关、被斗、被惨遭蹂躏的“反动学术权威”达500多人，北大校园内多有跳楼和上吊自杀者，未出三个月，仅自杀的著名教授就达24名，有的教学楼因自杀人数过多，成为鬼气迷蒙的人间地狱，在校的女生晚上都不敢靠近。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掀起大规模高潮并处于失控状态的最为疯狂的日子，城里城外大街小巷，四处蹿动着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满脸汗水与血污混合的红卫兵的身影。这一天，孤身一人住在燕东园30号的北大西语系著名女教授俞大，被闯进的红卫兵三拳两脚打翻在地，然后被扒去上衣用扎腰的铜头皮带猛力抽打。俞大被打得满地乱滚，哀号不绝，直至被打得昏死过去，红卫兵才将其家中的财产查抄，装上卡车拉走了事。
俞大乃俞大维胞妹，曾国藩侄重孙曾昭抡夫人，时与其姊俞大缜皆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当1948年底南京国民党方面组织人力“抢救”北方学人时，俞大正随曾昭抡由英访学返国，因交通阻塞暂时滞留香港。其间，俞大缜及其家人属于理所当然地被“抢救”之列。为此，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在调度飞机时，特向傅斯年说明一定要想法把大缜“抢救”出来。傅斯年自是心领神会，拍发电报给北京大学负责“抢救”的郑天挺，特别说明俞大维对其妹的挂念，并有“乞兄务必问她一下，给她一个机会，至感！”19之语。
曾昭抡与夫人俞大1965年5月摄于北京大学燕园
出乎俞大维和傅斯年意料的是，此前在香港的俞大与胞姐通信，劝其坚决不跟国民党去台湾，继续留在北大教书。俞大缜同意了妹妹的劝说，对找上门来的郑天挺表示不愿南飞，继续留在北平等待共产党解放。万般无奈中，俞大维与傅斯年只好放弃。1950年，俞大由香港返回北平，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任英国文学教授。1952年随着全国教育界院系调整进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与其姊俞大缜同台教授英国文学，其夫曾昭抡已由北大教务长调任全国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可谓福禄双全了。但是“文化大革命”中，俞大与曾昭抡终于未能跨过这道鬼门关。1966年8月这个炎热的夏日，被红卫兵毒打得昏死过去的俞大，从阎王爷与小鬼的怀抱中重新回到阳间时，夜幕已降临大地，她想起经受的殴打与人身侮辱，悲不自胜，当天晚上在家中服药自杀——这是北京大学自杀的第一位女教授。时已被打成“右派”分子，撤销了高教部副部长职务的曾昭抡已被赶出京城，正在武汉大学任教，不久也被折磨而死。而此前的1964年12月22日，曾昭抡的胞妹、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因不堪政治运动的压力，于南京郊外灵谷寺跳塔身亡。至此，兴盛百年的曾氏家族连同其他世家的文化遗存，在精神层面上已香消玉殒，消散殆尽，于日后的神州故国不复见矣。
据后世研究者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知识分子自杀方式，除了上吊、服毒、用尖物割腕等自残手段，跳湖、跳河亦成为一大流行特色。而早在这股投湖自杀风潮之前，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早已跳湖自尽，算是这一自杀方式的“开先湖者”。
傅乐焕是傅斯年的堂侄，其外祖父是济南著名的豪绅张英麟（1837—1925）。自傅氏家族于晚清趋于没落后，傅乐焕的父亲携家离开聊城，到济南投靠岳父张家谋生。随着军阀混战、刀兵四起的社会大环境形成，靠生意致富的张家也一步步走向衰落。乐焕的父亲虽在先人的余荫下跻身于绅士阶层，然而随着家庭破败，生活拮据，再也没有绅士的风采与派头了。当时在济南的傅家可谓上有老下有小，不仅乐焕有胞弟乐炘、妹妹乐淑，另外还有孀居的婶娘与堂妹一家的生活需要照料。按当时社会风俗，那些所谓的衣冠中人，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也不肯把困难透露给外人，只有悄悄变卖家中的衣物维持生活，更不肯厚颜向亲友借贷求援。而像傅乐焕家族，更是多了一层顾虑，怕出面借贷会有失傅家和乐焕的外祖父张氏家族的体面。在两难处境夹击下，乐焕的父亲既不能尽当家人的责任，又无法周旋于亲朋好友之间以引桥补路渡过难关，于长期穷困潦倒而看不见希望的境遇中，乐焕之父终于忍受不住物质与精神双重的挤压与煎熬，对人生彻底绝望，遂于1929年年关即将到来之夜，冒着零零星星的雪花，独自来到济南火车站旁的一个小卖店，用兜里仅有的三元钱打了二两白酒，买了一袋平时最爱吃的盐煮花生米，三下五除二灌进肚中。而后借着酒劲，迎着刺骨的寒风与凉爽的雪花，踉踉跄跄爬上了碎石铺就的路基，卧轨自杀。
噩耗传来，傅家老小悲恸不已。时年十六岁、正在初中读书的傅乐焕突遭如此惨痛打击，心情更感苦痛，待坚持读完初中，已无力继续升学。此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已迁入北平北海静心斋，傅斯年得知此情，顾及同族之情，于1930年把傅乐焕叫到北平，以勤工俭学的性质让其做自己的管家兼史语所抄写员（时傅尚未与俞大綵结婚）。与此同时，为了弟弟妹妹能够继续读书和维持一家老少的生活，傅乐焕主持把济南泺源门外好一点儿的住宅卖掉，全家迁居城里历山顶街南头大湾街一个小巷的贫民窟中艰难度日。
身兼管家和抄写员的傅乐焕在北平的日子并不轻松，对于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学生而言，置身于性情急躁、遇事常暴跳如雷的傅斯年以及他的用人和同事、朋友之间，就须头脑灵活，事事加倍小心谨慎，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否则饭碗不保，未来的生活、前途更是不堪设想。好在傅乐焕是个聪明伶俐又有志气的青年，除了把工作与人事关系处理得井井有条，还挤时间刻苦自学，终于得到了族叔傅斯年的赏识和信任。1932年寒假后，在傅斯年支持下，傅乐焕得以到北平私立立达学校高三班就读，并于暑假前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不久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其时，傅乐焕在济南时一个叫严薇青的初中同学也考入北大历史系，两个人被分到同一宿舍。除星期天外，平时傅乐焕还要经常返回傅斯年家照料家务，以便取得经济上的资助。据严薇青回忆：“从一些生活细节上可以看出他（傅斯年）的脾气可能不小。比如有一个初冬下午，我和乐焕约好，跟他到西铁匠营看看傅斯年的寓所和乐焕原来住的房间。那天恰好傅斯年不在家，我在乐焕屋里头坐了一会，他带我去看傅的书斋兼客厅。那是三大间北房（乐焕住的就是最西头的一间耳房），房内虽是旧式的方砖铺地，没有地毯，但是打扫得非常干净，写字台上也是一尘不染。书橱里绝大部分是外文书，而且是物理方面的。据乐焕介绍，傅斯年出国最初学的是物理。等我看过出屋的时候，乐焕小心翼翼地又仔细检查一遍，唯恐留下有人进屋的痕迹，而后才把门关好。傅斯年的卫生间在院内西南角上一座小屋里，也是抽水马桶。由于没有暖气设备，屋里生着炉子。在我用过并冲洗之后，乐焕又重新冲洗、检查一遍。从乐焕这些细心检查的活动来看，傅斯年对生活上的要求大概很高，很可能过去为这些琐事发过脾气，所以乐焕才不厌其烦地一再查看。同时也说明过去乐焕住在他家，大概总是提心吊胆，看来这家主人并不是好伺候的。”严薇青还说：“有一次，一个家在北平市的初中同学来看我们，当我谈到想家、想济南时，他说：‘你不过是想家，乐焕却是“挂家”，挂着家里如何生活！’”这一说法在严薇青看来“是十分中肯的”。20
1932年，傅乐焕考入北大后留影并自题（傅乐铜提供）
1936年，傅乐焕于北大历史系毕业，在傅斯年的关照下，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工作，直接受陈寅恪领导和栽培。抗战爆发后，乐焕陪伴傅斯年的母亲先入安徽避难，而后转长沙。前文所述傅斯年因母亲没有逃出来，在暴跳如雷的同时，当场扇了两个侄子耳光事，其中一个就是傅乐焕（另一个是傅乐成）。后来史语所迁昆明，乐焕随往，并在昆明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与杨志玖、张政烺、邓广铭等友善。当史语所迁李庄后，傅乐焕以副研究员的身份在板栗坳主要从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仍受陈寅恪直接指导。1942年傅乐焕发表了著名的《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21以辽帝春山、秋水等行迹为主线，对有关地名进行了全面考察，此文对了解辽代的疆域和地理状况具有重大价值。由于这项研究成果在历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和贡献，傅乐焕荣获中央研究院颁发的杨铨奖金。
傅乐焕在李庄时，他的老母仍在济南，妹妹傅乐淑则在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读书。乐焕挣的薪水要拿出大部分分别寄往昆明与济南，以尽家中长子之责。时济南已沦陷，连寄款的线路都已成了问题。据乐焕的同窗好友、北大毕业后在济南刘鲁中学高中部任教的严薇青说：“这时乐焕的母亲来找我，说是乐焕来信，让商量一个从后方寄钱来济南的办法。以后通过我父亲的朋友柳老先生在西安的亲戚，让乐焕设法把钱交给家在西安的友人，由友人如数送钱给柳老亲戚家，柳老在济南接信后再如数把钱给我，我再转交乐焕家里。这个拨款的办法大概一直用到抗战胜利。”22
由于困在李庄，医疗条件极差，加之长期焚膏继晷攻读著述，傅乐焕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以致到了抗战胜利返京复员之日，由于病情极其严重而不能随复员南京的史语所众人同行。乐焕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道，“事实上必不可能”，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只有暂留”李庄，23一个人孤独地等待病情好转。身在重庆的傅斯年读罢此信，念侄子早年丧父，命运多舛，流徙西南而只能翘首北望，家有老母而不能即行相见，想到此处，不禁潸然泪下。
傅斯年最后一次回到李庄时，察看了傅乐焕的病情，确认在短时间内无法回京，万般无奈中，只好托李庄乡绅罗南陔在镇内找了个稍好一点儿的房子，为其日后养病之居所，慢慢等待病情好转。1946年秋，史语所人员全部复员回归南京，傅乐焕因心脏病持续恶化而不能长途行动，只好一人滞留在李庄休养。这年的10月31日，他在答傅斯年的问询时说道：“侄病近月来一般情形，略有进步，唯心脏趋弱，听之而已。早日回家事，非今日体力所能支。”24直到次年春，傅乐焕的病情有所好转，才告别了生活六年之久的李庄，乘船返回南京任史语所副研究员。
1947年，傅乐焕获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向史语所请假，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深造，从事藏文、波斯文、政治经济思想史、欧洲中古经济史及欧洲中古近代史大纲等的学习和研究，后获博士学位。在英国期间，傅乐焕思想发生了巨变。1948年4月3日，他以教训的口吻致信正在美国治病疗养的傅斯年说：“昨间接闻人言，我叔近在美常做演讲，协助政府。在美部分左倾学生，颇为失望。今日政府之颓局，完全他们自己造成，不值得为之过分分神也。”25
在以往的叔侄通信中，傅斯年总是以长辈的口气居高临下地对这位侄子发号施令，而傅乐焕也都是小心谨慎、唯唯诺诺地点头奉命行事。乐焕每有致傅斯年的书信，也只是谈些读书做学问，甚或家务之类的琐事，从不涉及政治。想不到出洋没一年，这位侄子竟开始涉及政治，且在国民政府尚未倒台，自己正为蒋家王朝四处奔波，企图挽狂澜于既倒之时，教训起自己来了。此举在心高气傲、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看来，真如太岁头上动土，佛头抹粪，犯上作乱。于是勃然大怒，恨不得立即把这位侄子拉出来像抗战初期一样当场扇几个响亮的耳光，再给他来个“下马威”。无奈远隔大洋，力不能及，只好把满腔怒火化作凌厉的文字予以反击，来了一顿真真切切的臭骂。也就从这时起，叔侄二人在政治上已呈分道扬镳之势。
尽管如此，傅斯年到了台湾之后，念及旧情以及乐焕的才学，曾多次致信致电召其在英学成后直接赴台就事，并云另一位与乐焕经常在一起的本家弟弟傅乐成已赴台岛，出任台大助教，等等。但傅乐焕此时如同一只出巢的雄鹰，面对海阔天空的大千世界，再也不想回到国民党政府与叔叔掌控的机构中做事谋职了，他要寻求一种天地清新的新社会，要投奔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大陆，并将自己的余生贡献给新中国的学术事业。傅乐焕拒绝来自傅斯年的劝说与各方面的利诱，排除种种干扰，于1951年毅然返回中国大陆，初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授、副主任，兼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其间，与学术大师、史学界“二陈”之一的陈垣侄女结婚，并陆续有了三个女儿。在相对安静舒心的生活环境中，傅乐焕埋头治史，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发表了《关于达斡尔的民族成分和识别问题》等研究成果，主编了《满族简史》《金史》，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图集》，点校“二十四史”，参与编纂《辞海》《中国地震史料辑录》，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等，对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事业做出了划时代贡献，并以此跻身于国内外最有影响的辽金史学专家之列。
六十年代初，陈垣（后排中）与傅乐焕夫妇及女儿合影（傅乐铜提供）
1963年秋冬，傅乐焕被借调到中华书局，与顾颉刚、邓广铭、阴法鲁、杨伯峻、陈述、邵循正、郑天挺、张政烺、王永兴、罗继祖等专家进行“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这一“点校工程”是根据毛泽东拟议与部署，由周恩来批准，中宣部牵头调集人员，中华书局组织全国数十名一流专家学者，由顾颉刚领衔，历时20年完成的学术工作，是中国目前“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根据专家分工，作为辽金史专家的傅乐焕负责点校《金史》，与甲骨学家罗振玉之孙、来自吉林大学的辽史专家罗继祖教授在同一组。当时参加点校工作的专家在北京西郊公主坟附近中华书局大院内，傅乐焕因离家较远，为集中精力，在工作后期便搬入中华书局招待所与罗继祖联床而居。以此，罗傅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当“文化大革命”风暴到来之际，因傅乐焕是傅斯年的侄子，以及傅氏家庭成员的“历史问题”与复杂的社会关系，运动一开始，中央民族学院的掌权者便盯上了他，派人到中华书局要求停止傅的工作，回校做检查并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
生性内向、不苟言笑的傅乐焕，面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运动，想到与傅斯年的关系及整个家族背景，深知自己此次是在劫难逃，遂神情紧张，惶惶不可终日。当学院第三次派人强行要把他揪回去批判时，傅乐焕紧张的神经几近崩溃，直至一脚踏上了黄泉之路。
据中华书局实际主持“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赵守俨说，傅乐焕于1966年5月22日下午黄昏时分独自走出招待所，离开翠微路大院时，赵氏还与其打过招呼，当时并未发现有何异常，不料第二天就传来傅乐焕在陶然亭公园湖中自杀的消息。
中央民族学院派人赶到陶然亭公园湖边时，面对傅的尸体还不太理解，说是院里还没有把这家伙揪回去发动群众展开批斗，怎么人就死了！似有可惜、遗憾与不甘心之意。同时来人还怀疑，究竟傅氏是自杀还是他杀？初步检查的结果是，傅乐焕手腕上的手表一直在走动，衣袋里还有一些钱，如果是他杀，不会不把手表和钱拿走。再者傅的脸上、身上并无伤痕，从而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支持自杀的另一个证据是，傅乐焕的尸体漂出湖面时，看到的群众说，尸体是面朝下，是趴着的。当时在北京流传着一种说法，凡投水自杀的人，当尸体浮起时，女的仰着，男的趴着。傅乐焕的案例符合这一说法，因而断定是投水自杀。
至于傅氏为何在劫难还没有切实降临到自己头顶之时就投湖自尽，此一问题为社会上一般学者和傅氏的亲朋好友不能理解。或许正如同样存有许多迷惑的陈述弟子、契丹民族史研究专家刘凤翥所言：“也许他看得远，虽未触动，但从批‘三家村’，知道不会有好结果，故先走一步。”26
就在傅乐焕投湖自杀之前，他的堂弟傅乐成随傅斯年赴台，任教于台湾大学，未及婚娶即病逝孤岛；其妹傅乐淑则远走美国。因了傅斯年与乐成、乐焕、乐淑的亲属关系，整个傅氏家族开始了一场劫难。傅斯年族叔傅昕安，在国民党撤退台湾时正在重庆政府部门工作，已买了赴台的飞机票，但傅斯年来信说“先别动，我还要回来，到时候再决定行止”云云，结果未能走成。其结果是被新政权先当作旧人员改造，后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发配到中科院北碚柑橘研究实验基地劳动改造。傅斯年族弟傅斯彇原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职员，没有随傅斯年迁台。新中国成立后，于改造旧人员运动中被发配到安徽蚌埠治淮委员会工作，“反右”运动开始，因与傅斯年的关系被打成“右派分子”，强迫退职，遣返原籍聊城。其时傅氏家族故宅“相府”早已被当地政府没收并改为汽车运输公司，傅斯彇家人租住别人一间小屋栖身。因政治与经济双重压力，其于返乡的第二年去世，死时年仅五十四岁，撇下五个孩子，大的十三岁，小的仅一岁。这五个孩子长大成人后，皆受到挤压和迫害，老二傅乐铜1968年到济南军区当兵，两个月后被退回，后又差点儿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傅斯年族侄、南开大学毕业后随东北招聘团进入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工作的教授级高工傅乐昕，因与傅斯年的关系，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戴帽下放灵山农场劳动改造，历尽苦难。“文化大革命”中傅斯年母亲在重庆歌乐山的坟墓被炸开，傅家的祖宅被推倒砸掉，庞大的院落成为瓦砾遍地的废墟。至于傅氏家族受清朝皇封在聊城占地120亩的墓地—傅家坟，也毁于一旦。大清开国状元傅以渐作为“地主阶级的头子”与“台湾特务、反动文人傅斯年的祖师爷”，其墓被红卫兵用铁镐、镔铁扎油锤、绳索等物撬开，劈棺抛尸，惨不忍睹。未久，整个傅家坟近百座墓葬全部被刨开，在抛棺扬尸的同时，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最后连牌坊、石碑、神道及道边的石像、皇帝御赐碑文等全部被推倒捣碎，傅家人甚至与其沾亲带故者，自此作为臭名昭著的“五类分子”，披枷戴帽，或拿入大牢，或被镇压，或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
聊城郊外傅家坟“文化大革命”破坏惨状至今历历在目（作者摄）
聊城郊外新修建的傅以渐墓，站立者为傅斯年侄子、山东聊城傅斯年研究会副秘书长傅乐铜（作者摄）
然而，傅氏家族的悲剧并没有结束。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去世后没有一片入土之地。傅斯年夫妇生前颇为喜爱并期望甚殷的儿子傅仁轨，因国内战乱和台湾动荡不安，自赴美后再也没有返回故国，只身在美国求学与工作，其间受美国兴起的“嬉皮士”风气影响，不幸染上恶习，学业荒废，穷困潦倒，一生未婚，令人扼腕。
傅氏家族后辈中还有一位特别值得一提的优秀女性，这便是傅斯年侄女、傅乐焕之妹，与傅仁轨同年赴美的傅乐淑。傅乐淑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抗战爆发后入西南联大化学系，后转历史系。1943年在昆明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1947年6月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同年考取山东省公费留美就读斯坦福大学。1949年山东省国共政权更迭，经费中断，获芝加哥大学资助后转芝加哥大学就读，1952年获得该校历史学博士学位后旅居美国，先后任教于南加州大学、中密歇根大学、匹兹堡都昆大学。
晚年傅乐淑（傅乐铜提供）
自1978年至1986年，傅乐淑曾几次回国探亲并到北大、中央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等高校访问故旧，做学术交流。虽终身未婚，独处异域50余年，傅乐淑依然心向故土，挂怀祖国的教育事业，除了像傅斯年一样想方设法资助亲属中的子侄辈及其子女到海外留学或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还于1999年从微薄的积蓄中捐献四万美元，在中央民族大学设立“春晖”“花萼”奖学金，每年资助蒙、藏、满、回四个少数民族各两名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学子。另把自己花费多年心血与金钱购置的藏书先后捐赠国内高校（1999年捐赠《清实录》一套53册；2000年、2005年分两批捐赠给内蒙古大学共1300余册中外文图书）。
傅乐淑初治元史，后兼治清史，并曾专注于清初中西关系史，在海内外有影响的著述达十几种之多。1995年，傅乐淑自费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过她的一部旧作《元宫词百章笺注》，并列入“清慎堂丛书·射集·初集”。对这部集子的命名，傅乐淑在后序中曾这样做过叙述：“清慎堂者，聊城傅氏之书屋也。三百年前傅氏盛时有一府邸，中有书屋，名清慎堂焉。堂有宝焉，右军之常侍帖也，凡四十五字，有开元年间牛仙客等题跋。清慎堂久已圯矣，傅氏子孙离乡背井百余年矣，仍用清慎堂三字为傅姓人著述之名者，师周公谨自称齐人之意。”又说：“《清慎堂丛书》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集。礼集乃傅姓人所撰之书；乐集乃傅姓人所译之书；射集乃傅姓人所注之书；御集乃傅姓人所编之书；书集乃傅姓人所辑之书；数集乃傅姓人所述之书；各有数种。《元宫词百章笺注》乃射集之第一卷，暂称初集。”这段叙述除了印证傅氏家族自大清到民国“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的辉煌，还表明这个家族延续到傅乐淑一代，诗书之家优美的家风尚未荡尽，文化香火并未灭绝，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艰难延续。
关于这部著作的写作和出版经过，傅乐淑做了如下叙述：“这本笺注是我在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硕士论文时写的，我的论文题目是《元代斡耳朶生活考》，宫词笺注是论文的附录，但因在报端陆陆续续地印了（南按：曾在《禹贡》周刊和《经世日报》发表过一部分），交论文时便把附录略去。我的论文一共抄写了三份，全交给了考试委员会了。考试及格后，我便匆匆出国了。四十年后重回母校，希望能找到我的论文，准备整理一下，予以发表。不幸我因流落异国，功不成，名不就，万分潦倒，学业荒疏久矣，岩穴寒士之旧业，不为母校重视，竟将当日所呈之三份论文皆当作废纸弃之久矣。我回北大三次，交涉良久，始终未能找到自己的心血。言之心痛！论文亡矣，论文之附录因曾已发表于报端，尚可收回一部分（此稿仅印过一部分，我因出国，便停止投稿了），现在勉强把四十年前的文章补全，此乃敝帚自珍，留此以纪念抗日期间断齑画粥时代的一点读书成绩。”
从论文研究课题和附录内容可以看出，傅乐淑与其兄傅乐焕研究领域几乎相同。傅乐焕的《辽代四时捺钵考》论文和《捺钵与斡鲁朶》一书，曾名重一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至今无人超越。傅乐淑在这个领域是下过一番苦功的，而兄妹二人研究道路的相同绝非偶然，当与傅斯年的指导或指令有关。事实上，假如不是傅乐焕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投湖自尽，傅乐淑流落异邦而难以施展更大抱负，这对兄妹的学术成就当比现在人们看到的大得多。但仅所见成就，亦从另一个侧面显出傅斯年学术眼光的独特和深邃。只是傅乐焕兄妹生不逢时，最后落了个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所云“今日吾侪皆苟活”的悲怆结局。悲夫！27
◎陈寅恪之死
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死了，“论交三世”的俞大絪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钻入了湖底。躺在南国的病床上，在“文化大革命”狂潮洗礼与巨大冲击中奄奄一息的史学大师陈寅恪自是难逃厄运。1966年初，当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风潮遍及神州之时，目盲足膑但心灵极其敏感的陈寅恪就预感到自己将大难临头，难逃罗网。这年3月，他在《丙午春分作》一诗中，道出了自己末日来临的心境：
洋菊有情含泪重，木棉无力斗身轻。
雨晴多变朝昏异，昼夜均分岁序更。
白日黄鸡思往梦，青天碧海负来生。
鄣羞茹苦成何事，怅望千秋意未平。28
后世对于此诗的解释多有不同，按余英时的释读：“这首诗写于‘文革’风暴的前夕，总结了他……十七年的心路历程，悔恨之情溢于言表。……第七句则回顾十七年来的生活，以‘鄣羞茹苦’四字概括之，尤凄惋沉痛之至。这四个字，是典型的遗民语言，其中‘鄣羞’两字最能表现他坚决不与新朝合作的志节。”29余氏之解，是耶？非耶？或似是而非？陈诗的真实寓意与个中况味究竟如何？或许只有“留赠来者”做出明确的判断了。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有云：“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30
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心路历程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隐语。
“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的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31这是陈寅恪心中“大师”的经典性标志，也是一个大师对另一个大师的敬仰感佩之语。只有开一代风气和示来者以规则，才堪当大师之任与大师之名号。此点在陈氏《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说得更加清楚明了：“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32“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名言，不仅是龚自珍的自白，也是陈寅恪的志趣和自道，他没有在任何场合自命为大师，更未在任何时候端过大师的架子。在他生命的晚年，大师与非大师，都不重要了，唯让他引以为荣和自豪的，就是平生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这是他的自尊自重之处，也是垂范千古的警世名言和不朽碑铭。至于陈氏谓求学数万里而终无所成，除了他的自谦，更多的是对生平未能尽其所有精力，实现远大的治史抱负的遗憾，以及汾水之曲、先哲遗范，皆成为方丈蓬莱，邈不可寻的无奈以及内心迸发的愤懑和哀鸣。
事实上，《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的写作，只是陈氏晚年精神的寄托，并未能代替和了却一个伟大史学家的雄心大愿与辉煌梦想。与陈氏“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的俞大维曾云：“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兹以《元史》为例略做说明。大家都知道我国旧有《元史》是仓促修成，不实不尽的地方很多，为后来学者所诟病。因此有志重修元史的学者，先后辈出……王国维先生为我们这一代的第一流学者，其考据之精，可与乾嘉大师并美，即关于《蒙古史》著作亦极精确。惟王氏只通日文，未能用直接史料也。”而第三代代表人物陈寅恪“有关系的文字他都懂，工具完备；可惜他生于‘齐州之乱何时歇，吾侪今日皆苟活’的时候。他既无安定的生活，又无足够的时间，未能完成他的心愿，留给我们一部他的《新蒙古史》。……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如上所说，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33
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侮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原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文化大革命”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在一份红卫兵撰写的“战报”中宣称：“像中大历史系教授陈寅恪，简直是革命阵营中一枝大毒草，陶铸却偏偏要格外照顾他，优待他……这样浪费人民的血汗，去照顾一个‘反动文人’，他究竟安的什么心？”34
“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到了中山大学南区康乐园一号楼陈宅的床侧，锐利的锋镝正呼呼生风向陈寅恪残朽的身躯射来。面对来势凶猛的征讨攻伐和加在自己头上的一连串罪名，有一天，陈寅恪突然问助手黄萱“反动”二字如何解释，黄无以回答。对此，黄萱回忆说：“可见当时所谓的‘革命行动’，连博通今古的陈先生，也莫名其妙，何况他人？！这怎能不使国内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之一哭！”35只是，对陈寅恪来说，能“为之一哭”已是极大的幸运，很快，他将连一哭的机会和能力都不具备了。
在神州鼎沸，子夜唯闻唱鬼歌的阵阵呼啸声中，跟随陈寅恪多年的助手黄萱被造反派赶走，不许她再与这个“反动文人”见面，否则同样以“反动分子”视之。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个人一点儿存款被冻结，并以中山大学“特号反动权威”之罪被批斗。陈家三个女儿中的老大、原在医院工作的陈流求，被从四川发配到西昌一个干校劳动改造；老二小彭、老三美延均被发配到广东一个叫英德的茶场干校劳改，家中只有陈寅恪夫妇相依为命。一个目盲足髌，一个体弱多病，两位老人相濡以沫，艰难图存。因工资停发、存款被封，陈氏夫妇生活无着，只得写“申请书”上呈学校党委，请求恩赐。这份被保留下来的“申请书”大意有二：一是陈寅恪心脏病加重，为维持残弱的病体，在粗食已经难进，只能进流食的情况下，请求用自己被冻结的一点儿积蓄，每日购买四支牛奶喝，“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是请求保留一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筼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人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资廿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筼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死了也无人知道”。36
意想不到的是，尽管陈氏夫妇欲用自己的一点儿存款支付费用维持残生，且表示“不胜感激之至”，但还是没能得到批准，以致因不能提取存蓄偿付工友薪水，在陈氏夫妇死去之后，劫后余存的家具被人抬去抵了工资。悲夫！
尽管“申请书”未得到批准，但陈氏夫妇还是没有上吊、投湖或像他们的晚辈人物汪篯一样抱着带有骷髅头的毒药瓶当烈酒痛饮一番，然后以头撞墙，了结此生。陈寅恪作为历史文化的承载者和“托命之人”，自然知道自己的分量和生存的意义，他还要继续顽强地活下去。据中山大学留存的有关“密级”材料显示，早在1959年，陈寅恪就与校方有过数次严重冲突，在致校方的抗议信中有“走或死皆不甘心”之语。371963年，陈寅恪更向家人表示：他死后要把骨灰撒到珠江黄埔港外，以免别人利用他的死开追悼会。38“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山大学编写的一份“形势报告”称：“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共产党是不甘心的’（原文如此——引者注）。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样灭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大海里，不留在大陆’。……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39陈寅恪是否真的说过这些话，在什么状况和心境下向谁说过，“形势报告”没有表明，后人难以确切地得知。许多年后，据中山大学前历史系教授何肇发回忆说：“幸亏当年‘造反派’根本读不懂陈寅恪的诗，不然陈寅恪极有可能当场被打死。”40何氏所言当符合历史实情。或许，这一切，也正是陈寅恪《广州赠别蒋秉南》诗“骨化成灰恨未休”的一个惨痛隐喻吧。
陈氏侥幸没有被当场打死，但造反派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决心已经下定，气数已尽的史学大师末日已经来临。造反派按既定方针加大了对陈寅恪的折磨与攻伐力度，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很快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黑白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惧惊悚。面对如此场面，陈氏夫妇预感到死神已逼近门前，悲愤交织中，唐筼将房门和阳台上的小门关闭。造反派们见状，认为是“负隅顽抗”，盛怒中立即组织力量向棺材状的“反动堡垒”展开猛攻。在一阵乱石飞舞、刀棍作响中，楼前楼后已搭成数道人梯，几名身穿绿军装的“勇士”迅速攀上阳台，踹开门窗。少顷，人群蜂拥而入，控制了整个局面。据说当年陈寅恪在这个楼道里讲授白居易《琵琶行》时，只一句“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就讲了两个课时，且绘声绘色，眼前似真的出现了刀响马鸣之场景，令同学们听得入神着迷。假如陈氏闻见眼前造反派们强闯入室这一幕，再开讲白诗此句，或许更有真切体会吧。
1965年，垂垂老矣的陈寅恪于中山大学寓所，时骨折已三年
在皮带飞扬、棍棒森森与阵阵口号声中，一张张大字报很快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直至糊到陈寅恪的衣服和头上。陈氏的躯体霎时被白纸黑墨所包裹，难辨人形。对此，唐筼以无限的感伤之情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41的哀怨。
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活着，为做到名副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凡屋内可拿之物，大至落地收音机，小至茶杯瓷瓶，无所不拿，无所不夺，拿不走的盆盆罐罐便摔碎砸烂。不到一天工夫，家中完整的日用品荡然无存。有几个造反头目在翻箱倒柜中发现了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儿纪念性首饰，开始哄抢起来。陈夫人见状，想到此为先祖遗留之物，意义重大，不可轻失，遂以孱弱之躯冲上前去制止。造反的头目们转过身来，一顿乱拳将唐筼打倒在地，将饰物抢劫一空。尽管此前陈寅恪以悲愤决绝的态度告诉回家探望双亲的女儿小彭“我将来死后，一本书也不送给中大”42，但他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被造反派查封，手稿被掠。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经过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20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最后的结局是，陈氏所有藏书全部落入中山大学与中大造反派某些人之手，甚至连当年陈寅恪为撰写《柳如是别传》向蒋天枢借阅的珍贵抄本《有学外集》12册，亦被劫去，而蒋氏后来数次函索竟不得。
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造反者们眼见已无油水可捞，而陈寅恪还躺在床上哼哼唧唧地喘着气息，为达到尽快让其“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目标，造反派头目心生一计，命人把陈氏抬到学校大礼堂“斗鬼台”让革命群众揭发批斗。唐筼见状上前阻止，复被打倒在地。多亏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中山大学前历史系主任刘节教授及时赶到并冒死劝阻，以自己代替老师挨斗的条件换得陈寅恪没有被强行抬走。而站在“斗鬼台”上的刘节，被造反派用最新发明的“喷气式”批斗方法羞辱折磨一番后，问其有何感想，刘慨然答道：“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43这句足够“有种”的话语给造反派们意想不到的震慑，对方只是给刘氏一顿耳光外加拳脚作为教训了事，未再坚持把陈寅恪抬到“斗鬼台”当众批斗。
免登“斗鬼台”的陈寅恪，并未免掉坠入死亡之谷的悲惨命运，因为他的史学大师称号和赫赫声名，陈氏将经受不同于其他“牛鬼蛇神”的特殊羞辱与迫害。为验证在中大校园空气中流动不息的“陈寅恪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渊博学识”的真伪，造反派进入陈宅将其拖下床来，强迫其下跪背诵《毛主席语录》，倘若不肯背诵或有一句背错，便遭到一顿“徒有虚名”“装神弄鬼”“连一个文盲老大娘都不如的骗子”的辱骂，外加一顿铜头腰带和棍棒敲头的频繁点击，让已成为老朽的陈寅恪增长“记性”。未过几天，造反派们又心生奇计，先是把几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伟大领袖的谆谆教导和革命群众对“反动分子”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在耳边吱吱作响、嗷叫不止，当即抱着脑袋在床上打起滚来。造反派见陈寅恪听到革命的声音好像很兴奋的样子，再度前来点名让其背诵《毛主席语录》某一篇某一段，以验其效。若不能背出，便群起攻之，三拳两脚将其打瘫在床上不得动弹。
造反分子见以如此方法对陈氏的“洗脑”收效不大，乃加大力度与强度，索性将高音喇叭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身不起，世间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了……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原居住的一号楼成为造反派的指挥部。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进一点儿汤水之类的“流食”都已困难，偶有亲友躲过造反派监视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说不出话，也哭不出声，只是眼角不断有浑浊的泪水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面对几次被登门让其“交代问题”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夫人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困厄，天道不还，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44
1969年5月5日下午6点三刻，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做“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45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因伤感太甚，刺激太深，加之环境极度恶劣，遂于病中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关于陈寅恪在生命旅程中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创伤而死去，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了。”46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陈寅恪先生遗容。1969年10月17日于广州殡仪馆摄（引自《陈寅恪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
“元亮虚留命，灵均久失魂。人生终有死，遗恨塞乾坤。”47此为陈寅恪在自己生命历程和学术生涯中，“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48的内心独白，也是一位旷代学术大师人格风范的真实写照。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为沉湖而死的王国维撰写的纪念碑文，更是自己一生追求和坚守的永恒信念。只是当年王国维沉湖而去时，陈寅恪尚能以诗文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而到了陈氏本人凄苦地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华夏大地已没有人再顾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警世名言，更没有人敢为在孤苦中死去的他撰写挽联和碑文了。尽管在海外孤独行步的赵元任得此噩耗，用英文撰写了悼念性文章，但作为当年清华“四大导师”中唯一一位健在者，面对20世纪中国大陆赤县神州最为疯狂的年代和残酷的政治环境，于惨死的老友陈寅恪夫妇，赵氏不敢，也无力对那些迫害者给予道义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除了望洋兴叹，也只能是“而已”而已。
2004年5月—2006年1月一稿
2008年2月21日晚校改毕
2009年12月15日—2010年2月18日修订
2014年3月再次增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