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经过长期密谋策划，终于开始了占领平津，继而征服整个华北和中国的侵略行动。是日夜，早已占领北平城郊宛平与长辛店一带的日本军队，突然向卢沟桥龙王庙中国守军发起进攻，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何基沣一一〇旅吉星文团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中国军民八年抗战的悲壮序幕随之拉开。
时在庐山的蒋介石，除接二连三地向宋哲元、秦德纯等二十九军将领拍发“固守勿退”的电令1，分别邀请各界人士火速赶往庐山牯岭，频频举行谈话会及国防参议会，共商救国图存大计。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教务长何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一大批学界要人也应邀参加会议。
此时，平津两地各高校正逢暑期，被邀请到庐山参加会议的各大学校长、院长与著名教授，以及部分在外地的教职员工，由于远离平津，对战事进展消息难辨真伪，而混乱的时局伴着恐怖的谣言，如同风中野火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流窜飞腾。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在庐山的蒋、梅、张等三校校长忧心如焚，坐卧不安，其情状正如梅贻琦所言：“实属肠一回而九折。”2为此，三校校长与学术界资深人士纷纷陈情，渴盼中央政府尽快做出决断，以挽救平津，挽救在水火中苦苦挣扎的高校和学界同人。
日军开进北平城
7月25日，日军已完成军事部署，大规模攻击平津的战争前奏——廊坊之战打响。二十九军所部爱国将士奋起反击，敌我双方伤亡惨重。
7月28日夜，秦德纯、冯治安等二十九军将领，以及北平城防司令张维藩等高官大员，率部仓皇南撤。身后，甩下了一座正在沦陷的千年古城和沉浸在惊恐迷惘中的芸芸众生。
7月29日，北平沦陷。
就在北平陷落的同时，天津守军张自忠部接到命令，开始退却，日军趁机展开全面进攻。地处城西的天津南开大学突遭日军炮火猛烈轰炸，校园内的木斋图书馆、秀山堂、思源堂和教师宿舍区均被日军炮弹击中，顿时楼塌屋倒，几十万册宝贵图书资料灰飞烟灭。紧接着，日军派大股骑兵和数辆汽车满载煤油闯入校园，四处投弹，纵火焚烧。这所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等人创办，靠各界人士赞助，经过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中国当时最杰出的私立大学，在战火中顷刻化为灰烬。时已转往南京的张伯苓闻讯，当场昏厥，而后老泪纵横，悲怆不能自制。
当天下午，张伯苓强忍剧痛，以悲壮的语调和不屈的精神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3
7月31日，也就是天津陷落，华北大部落入敌手之时，蒋介石约见张伯苓，以同样的悲壮与坚毅之情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4
蒋介石与张伯苓的谈话，给茫然四顾的平津教育界注入了一支强心剂，由此增添了一份慷慨悲歌之气。此时的日本人十分清楚，要彻底击垮一个民族，除动用武力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摧毁，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彻底征服。但“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5。因此，日本军国主义者决不会轻易放过平津高校和高校中的民族文化精英。事变前就把平津等地高校作为重要征服目标而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队，口口声声要打断中国人的脊梁骨，让中国人彻底以日本人的意志为意志。在这种骄横癫狂的意念中，日本军队终于将南开大学置于炮火之中，开始了精神上的征服。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在眉睫。由庐山转入南京继续参与国事讨论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及胡适、傅斯年等学界名流，日夜奔走呼号，与国民政府反复商讨如何安全撤出和安置各校师生。一时间，南京与平津高校间密电频传，共同为之出谋划策。
8月中旬，傅斯年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所长的身份，同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所大学校长及学界名流反复商讨、权衡后，力主将三校师生撤出平津，在相对安全的湖南长沙组建临时大学，这一决定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意。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宣布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三人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为筹委会主任秘书（代表教育部次长周炳琳），筹委会成员每校委派一人，北大胡适，清华顾毓琇，南开何廉，此外另有学界大腕傅斯年、湖南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等，筹委会主席由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亲自担任。
9月28日，开始启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校务由三校校长及主任秘书所组织的常务委员会负责。
在此之前，由教育部发出的撤退命令已在平津三校师生中用书信和电报秘密传达。早已心力交瘁、翘首以盼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们接到通知，纷纷设法夺路出城，尽快逃离沦于敌手的平津两地，辗转赶赴湖南长沙——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次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由于这一决定是在时局激变的紧急情况下仓促做出的，因而，此次撤退实际上是一次毫无组织和秩序可言的慌乱大逃亡。
被轰炸后的南开大学惨状
建校历史最为悠久的北大校园内，由于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等名流均赴庐山参加政府会议，各项善后工作落在了北大秘书长、中文系教授郑天挺身上。此时，一些骨气与民族气节都呈“五短身材”状的文人、学者纷纷“下水”，开始与日寇狼狈为奸，企图阻止师生南下，局势异常严峻。面对危局，郑天挺不顾夫人新丧，子女年幼，全部身心用于保护校产和组织师生安全转移中来。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常培、陈雪屏、罗膺中、魏建功、王霖之、周濯生、包尹辅等北大教授，最后一批离开沦陷的北平，向南方奔去。正如罗常培所说：“北大残局就这样暂时结束了！”6
在北大师生逃难的同时，清华、南开师生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流亡。南开师生直接自天津码头乘船南下，但清华、北大师生就没有如此幸运了。由于唯一的一条南下通道——津浦路被日军截断，必须乘火车由北平转天津再设法乘船沿海路南下。陈寅恪与大部分师生，正是沿这条线路开始了九年的流亡生活。
◎流亡途中
时为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的陈寅恪，仍兼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主任。在此之前的七八年间，陈氏在学术研究上著述颇丰，教学上业绩辉煌，深得中央研究院蔡元培、朱家骅、傅斯年以及清华大学梅贻琦、叶企孙、冯友兰、朱自清、刘文典等双方大大小小主事者的赞誉和尊敬，亦深受学生们尊崇与敬爱。由于陈寅恪的名声越来越大，不仅清华本校教授如朱自清、吴宓、刘文典与各系高年级的学生经常前来听课，远在城内的北大学生和年轻教员，也成群结队，走出古城，穿越西直门，跑到离城几十里的西北郊外清华园“偷听”陈寅恪讲课。据听过陈氏课的学生回忆，从北平城内到清华园，宛如一次短途旅行，颇费一番周折。沿途几十里全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秋天青纱帐起，尚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杀人越货。前往听课的师生曾几次遇到拦路劫财的强盗，多亏每次都靠人多势众，手里又各自拎着木棍铁器等防身家伙，使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如此，北大师生也愿冒险出城，亲自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从天幕传来的梵音绝唱。相对城内北大的遥远，近在燕京大学的学生与教员，则得天时地利之便，一溜小跑即可到达清华讲堂，先是喘着粗气，接下来屏息静气，美美地享受一顿免费大餐。人云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在陈寅恪这里却是例外。当然，这套大餐是文化的、学术的、思想的、精神的，并非由“孔方兄”为主体组成的一团物质混沌。据1930年入学清华，后留德十年，归国后由陈寅恪举荐于傅斯年而进入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任教，许多年后头戴“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7等三顶桂冠的季羡林回忆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施，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又说：“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8
就在季羡林听课的这一时期，根据清华大学规定，教授月薪最高以400元为限，对所在学科有特殊贡献者，可超过此限，其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教授总数的五分之一。作为两系合聘教授的陈寅恪，属当之无愧的“特殊贡献者”，因而得以连年加薪。到1937年上半年，月薪已达480元，为清华教授中薪水最高者。一家人生活稳定，无忧无虑。最令陈寅恪得意的是，他的父亲三立老人得以从南京迁到北平城内和儿孙辈家人经常见面，不再孤独。平时城内与清华园两面家务都有仆人打理，省心省力，大事小事均可通过家中电话随时联络。陈寅恪讲课、读书、会客、散步，皆感舒心惬意，如处桃花源中，真正过上了俗世中所说的“幸福像花儿一样”的美满生活。9想不到卢沟桥一声炮响，将世外桃源之梦击得粉碎。
据《吴宓日记》载，7月6日晚7时，陈吴二人来到校内西园散步，“坐体育馆后球场，观晚霞”10。觉大自然之美妙，人生之苦短。忽陈寅恪心中若有所失，默坐了一会儿，二人又谈起时局变化，感日本之汹汹，叹中国之落后，不禁黯然神伤。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夜里卢沟桥畔就响起了枪声。自此，西天的云霓霞光被腾起的炮火硝烟所笼罩。
7月28日，北平西部一带战事激烈，当晚，二十九军溃败后被迫撤退。此时清华园不断传出可怕的消息，风闻日军已进入清华园火车站，于是人心惶惶，众皆逃避。仍在清华园的陈寅恪与吴宓、叶企孙等紧急商量后，携家带口乘人力车急入北平城内西四牌楼姚家胡同三号寓所暂避。
正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古话，此时住在城内八十五岁高龄的陈三立老人已重病在身。当卢沟桥事变发生后，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日本军队咄咄逼人的凶妄气焰，三立老人忧愤不已，情绪低沉。无论家人如何劝慰，总是忧愤难平。卧床期间，每有亲朋故旧前来探视，老人则艰难撑起病体，以低沉沙哑的声调问道：“时局究竟如何，国军能胜否？”外传马厂国军大捷，老人特向来访亲友询问消息是否确凿。当中国军队败退，有悲观者言称中国非日本人之对手，必弃平津而亡全国时，三立老人于病榻上圆睁二目，怒斥曰：“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11言毕遂不再服药进食，欲以死明志。从来访者得知平津沦陷后，老人伤心欲绝，大放悲声，曰：“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耶！”延至9月14日，一代诗文宗师溘然长逝。
炮火连天中，老父的不幸弃世，对陈家可谓雪上加霜。时陈寅恪几个兄弟均在南方，因交通阻隔，一时难以赶赴北平奔丧，陈寅恪只得先行主办丧事。9月23日，吴宓自清华园至城内姚家胡同陈宅参加三立老人祭吊。此时，北平早已沦陷，日军已进清华园，清华师生多数已躲避逃亡。在陈宅，吴宓与陈寅恪商量逃难办法。吴宓不愿南下，欲留北平暂避读书，寅恪表示赞成，唯谓“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径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他适矣”12。也就是说，要想不当汉奸，做有辱人格与民族气节之事，就必须离开北平，远走他乡。国恨、家愁交叠而来，陈寅恪急火攻心，导致视力急剧下降，不得已到同仁医院检查，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叮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陈氏听罢，犹豫不决。据陈寅恪女儿流求回忆：“记得那天晚上祖父灵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13又说：“考虑到当时接受手术治疗，右眼视力恢复虽有希望，但需费时日长久。而更重要的是父亲绝不肯在沦陷区教书，若在已陷入敌手的北平久留，会遭到种种不测。当年，美延刚出生，流求八岁（南按：应为九岁）。侧听父母严肃交谈反复商量，从大人的语句中感觉出父母作出决定很慎重，也极艰难。父亲终于决定放弃手术治疗眼疾，准备迅速赶赴清华大学内迁之校址。此时父辈四兄弟均已抵达，共议祖父身后事，在祖父逝世后刚满‘七七’尚未出殡时，于11月3日父亲隐瞒了教授身份，携妻带女，离开北平，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14
陈寅恪常年漂泊海外求学，无心婚配，直到1928年三十九岁时才与唐筼结婚。唐筼，字晓莹，生于1898年（小陈寅恪八岁），广西灌阳人，其祖父为清廷台湾巡抚唐景崧。甲午海战一役，中国战败。1895年4月17日，清廷代表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台湾官吏与士绅闻讯，激昂悲愤，联合上书唐景崧，谓“万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宁先死于乱民之手，不愿死于倭人手”，力主唐氏抗日守台。同年5月23日，唐景崧发表《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宣称“台湾同胞誓不服倭，与其事敌宁愿战死”云云。5月25日，台湾民主国成立，唐景崧被推选为总统，年号“永清”，开始组织军队与招募义勇抗击日本侵台之敌。关于这段事实，从零星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一个大体轮廓。台湾淡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呈蓉主编的《台北县史料汇编·淡水篇》“独立纪”条，有如下记载：
青年时代的唐筼
清光绪廿年（甲午）
八月，（略）；提督李本清统七营驻沪尾，嗣以廖得胜代之；（略）。
清光绪廿一年（乙未）
二十一年（日本睦仁天皇明治廿八年）春正月，景崧奏曰：“（略）。而基隆、沪尾尤为台北之门户。臣与提臣杨岐珍每事会商，鼓舞士气，固结人心，以整防务。伏思台北港口纷岐，防营虽多，分布尚弱。又以财力有限，不能远图。（略）”（略）。
当是时，全台之兵，土、客、新、旧为数三百数十营，每营三十六十人。（略），总兵陈永隆驻沪尾，（略）。以同知黎景嵩为台湾知府，（略），凌汝曾知淡水，（略）。然自军兴以来，糈饷浩大，旋奉部拨五十万两，南洋大臣张之洞奏请续拨壹百万两，划交驻沪援台转运局，以资接济。（略）。
烟台换约之后，日廷以海军大将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而清廷亦以李经芳为委员，至台授受。闻独立，不敢登。（略）。当是时，日廷以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率师伐台，次中城湾；以少将东乡平八郎为海军司令官，大佐福岛安正为陆军参谋，率浪速、高千穗两舰赴淡水，就英舰询台事。炮台击之，乃驶去，游弋基隆。
唐景崧
清光绪二十一年
十三日，日军以一大队迫狮球岭，台人请景崧驻八堵，为死守计。不从。营官李文魁驰入署，大呼曰：“狮球岭亡在旦夕，非大帅督战，诸将不用命。”景崧见其来，悚然立，举案上令架掷地曰：“军令俱在，好自为之。”文魁侧其首以拾，则景崧已不见矣。景崧既入，携巡抚印，奔沪尾，乘德商轮船逃；将出口，炮台开炮击之。适德兵舰泊附近，以其击己船也，亦开炮击。（略）。十五日，川村景明入台北，以骑兵略淡水。15
日本随军画家所绘，台湾抗日军藏在竹林内以长矛刺杀日军，日军则放火烧村（徐宗懋《日本统治台湾之始》，来源《20世纪台湾》，2013年3月）
唐景崧率一帮亲信悄然乘船逃往厦门后，台籍士绅、新上任的义勇统领丘逢甲亦不再抗日，于混乱中携带公款十万元逃往广东嘉应州。此后，整个台岛人心惶惶，溃兵散勇与当地流氓四处抢掠，台北藩库存银被抢劫一空，继之仓库失火，秩序大乱，总统府亦遭捣毁焚烧。延至6月7日，强悍的日军占领台北，昙花一现的台湾民主国宣告覆亡。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逃到大陆的唐景崧被清廷以抗命罢黜，1903年卒于家中，有《请缨日记》等传世。16
台湾布政使司衙门原为台湾巡抚唐景崧办公处所，在遭日军占领之后，成为日军临时最高指挥所（徐宗懋《日本统治台湾之始》，来源《20世纪台湾》，2013年3月）
在唐氏出任台湾巡抚之时，陈寅恪的舅公，即俞大维的伯父俞明震曾入台襄助唐氏策划防务并出任民主国内务大臣。而胡适的父亲胡传（字铁花）曾以台湾直隶州知州兼（军事）统领的职务，助唐景崧、刘永福守台，后于1895年退出台湾病死于厦门。17胡适五岁之前曾在台湾随父居住。许多年后，胡适赴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曾专门寻找过儿时的旧居。因了这一历史的渊源，唐氏家族与俞家、胡家、陈家皆有交情。陈寅恪在海外学成归国并出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期间，不愿独住工字厅单身宿舍，时赵元任夫妇住清华南院一、二号两栋中西合璧的连体小洋房，经协商，赵元任将二号让一半给陈寅恪居住，陈吃饭也在赵家搭伙。1927年秋，清华教员郝更生与高仰乔恋爱，高有义姊唐女士尚待字闺中，赵夫人听说，力促陈寅恪至高处探个究竟。据陈寅恪晚年回忆：“同事中偶语及：见一女教师壁悬一诗幅，末署‘南注生’。寅恪惊曰：‘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崧之孙女也。’盖寅恪曾读唐公《请缨日记》。又亲友当马关中日和约割台湾予日本时，多在台佐唐公独立，故其家世，知之尤谂。因冒昧造访。未几，遂定偕老之约。”18
作为灌阳名门望族的唐家，至唐景崧由台内渡后已开始衰败，儿女辈更显其速。作为唐公景崧孙女的唐筼从小丧父，随母移居天津，读书于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其母在另一女校任教。后唐筼由女师保送上海体专进修，毕业后又回到母校任体育老师。未久，转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体育教师。因了这段家世渊源与风云际会，陈寅恪遇到唐筼犹如干柴烈火，二人越谈越投机，很快订了终身。
1928年夏，陈寅恪与唐筼喜结连理，7月15日中午借赵元任宅设喜筵招待好友。吴宓特易新衣往贺，并作诗一首，以红笺写赠陈寅恪：
贺陈寅恪新婚
廿载行踪遍五洲，今朝箫史到琼楼。
斯文自有千秋业，韵事能消万种愁。
横海雄图传裔女，望门耆德媲前修。
蓬莱合住神仙眷，胜绝人间第一流。19
席间众人饮酒颇多，陈寅恪以吴宓贺诗传示来宾，众皆欢喜，意趣浓浓。以后的若干岁月，陈氏夫妇相濡以沫，荣辱与共，手拉肩扶地走过了悲欣交集的人生旅程。
陈寅恪、唐筼夫妇共育三女：长女流求，其名为台湾古称；次女小彭，意指澎湖列岛，两个名字皆是陈寅恪夫妇为纪念唐景崧与台海列岛所取。三女取名美延。
苍昊沉沉忽霁颜，春光依旧媚湖山。
补天万手忙如许，莲荡楼台镇日间。
盈箱缣素偶然开，任手涂鸦负麝煤。
一管书生无用笔，旧曾投去又收回。
（为人作书，口占二绝。冬阴已久，立春忽晴，亦快事也。南注生。20）
此为光绪二十一年，台湾陷落日寇之手，曾任台湾民主国总统的唐景崧内渡后，于戊戌变法前夕所作，亦即唐筼为纪念先祖在京租赁房屋悬壁之诗幅。近四十个春秋匆匆过去，日本吞亡中国的野心越来越大，直至在沈阳搞出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四省沦陷，几千万人民流离失所。出于对时局和当权者的义愤，陈寅恪于事变的第二天请胡适为唐景崧此诗题词，借古论今，以浇心中之块垒。胡适以《题唐景崧先生遗墨》为题回赠诗一首：
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
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
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
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21
陈寅恪对胡适题诗心领神会，专致谢函一封：
适之先生讲席：
昨归自清华。读赐题唐公墨迹诗，感谢感谢！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日仅赢得“不抵抗主义”，诵尊作现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
专敬叩
著安
弟寅恪顿首九月二十三日22
1930年陈寅恪夫妇与长女流求于清华园
更令陈寅恪和胡适没有想到的是，离“九一八”事变仅是几年的时间，卢沟桥枪声再起，继之平津沦陷，上海、南京摇晃，整个华北、华东大部燃起了熊熊战火，而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将别无选择地根据国民政府的指示，离开平津，踏上流亡西南的旅程。此时，陈寅恪四十八岁，流求九岁，小彭七岁，美延出生仅四个多月。
陈寅恪将父亲灵柩暂奉某处之事委托从外地陆续赶来的几个兄弟料理，自己于1937年11月3日携全家连同用人忠良与照顾美延的王妈妈，踏上了奔赴长沙的逃亡之旅。此时日军已在平津地区稳住了阵脚，整个局面已完全被日伪政权控制，对出逃的中国人而言，平津局势更加严峻凶恶。为防止平津文化、教育界人士逃走南下与抗日力量会合，日伪军在车站、码头及沿途重要关口设卡堵截。在出逃之前，陈家就听说清华教授高崇熙逃出北平后，在天津火车站一下车，即被日伪军识破身份，当场按倒在地一顿拳脚揍了个鼻青脸肿，然后一根绳子拴住手脚倒吊着扣押起来。为防不测，陈寅恪扮成生意人，又叫孩子们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关地址及人名，以便在走失后设法寻找亲人或故旧。
这个时候，深秋已降临中国北方辽阔大地，在寒风的肆虐中，树叶凋零，草木枯萎，天地萧瑟。清晨，北平城内霜气阵阵，冷风袭人，越发令人感到凄苦悲凉。陈寅恪一家与北大毛子水等几位教授结伴，在凄冷、惨淡的星光映照下，于微明的夜色中踏着晨霜，悄然告别北平相依相恋的家园，由前门乘火车向天津进发。所幸的是，由于逃难人潮如黄河之水奔腾四溢，无论是火车之内还是沿途停靠的车站，如同一锅煮烂的饺子，人声鼎沸，身影幢幢，混乱不堪，使日伪军的辨别能力受到限制。陈寅恪等几名教授趁着混乱，引领家人小孩在慌乱的人群中穿行。孩子们则一个接一个牵着父母的衣角，越过了日军和伪警察设置的盘查关卡，提心吊胆走出了天津火车站，在租界暂时躲了起来。次日，陈家又与毛子水等转道塘沽，登上“济南”号英国邮轮向青岛驶去。跟随陈氏一家服务十年之久的用人忠良，因家事不能前行，把陈家老小送上轮船后，含泪作别，依依不舍地离去。
轮船在大海中一路颠簸动荡总算到了青岛，乘客登岸时已过午夜，陈家与毛子水等不敢停留，急忙购好长沙联票，连夜挤上去济南的火车。行至济南，火车停开，班次皆无。此处风声更紧，人争相传说日军即到，逃难者如同被火烧着屁股的蚂蚁，挤成一堆，滚成一团，又各自向心中的目标挣扎冲撞。火车站每有火车南开，人潮如江海巨涛，轰然而上。陈寅恪一家被裹挟在涌动的大潮中，于茫茫人海不知身归何处。幸亏苍天有情，一班列车停在车站未动，被挤撞得热汗淋漓的毛子水突然从一个窗口中发现清华教授刘清扬眷属已先在车内。这一发现，如同大海迷途的航船突然看到了暗夜的灯火，众人拼尽力气挤上前来求援。刘清扬等见车门已不能通行，索性把陈寅恪家人连拖带拉从窗口一一拽进车厢，毛子水等也借机钻了进去。车厢内如同一个被封了盖的热锅，拥挤不堪的人群如同热锅上爆炒的蚂蚁，在一片大呼小叫、哭爹喊娘中四处冲撞游动，难以找到尺寸落脚之地。不懂世事的美延突见如此混乱情景，连惊带吓大哭不停，弄得陈氏一家情绪低落，叫苦不迭。此时，北风呼啸，阴雨连绵，敌机不断在沿线轰炸，济南车站时闻炸弹在附近爆炸的声音，并有炸起的碎石尘土落入站台之上，车内车外惊恐凄苦之状令人心碎。所幸的是，陈家乘坐的火车没有遭炸弹掀翻，未久即驶出济南站，一路狂奔向南疾驶。至徐州后下车，转陇海线至郑州，旋又转车抵汉口。在汉口旅店休息半日，即搭粤汉车于11月20日夜终至长沙。同来的大小知识分子各寻住处，陈氏一家无处觅房，暂时在一位亲戚家借住。自北平至长沙，整个行程5000余里，历时18天，一家人备尝乱离迭苦，总算擦干汗水，落下脚来。23
◎再别长沙
就在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师生向长沙逃亡之时，傅斯年已随一批党国大员回到南京，整日大汗淋漓地主持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日常工作。
史语所自北平迁入上海后，未久即转迁南京北极阁史语所大厦，与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驻在一处，算是落地生根，安顿下来。
1936年春，继杨杏佛之后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因煤气中毒不幸在长沙去世，蔡元培与傅斯年共同邀请朱家骅接任总干事。是年冬，朱家骅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浙江省主席，成为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即有进攻上海、迫近南京之势，华东陷入全面危急，朱家骅已无法继续兼顾中研院事务，只好请傅斯年出面代理。而这个时候，中央研究院已由最初的几个所，发展到十个研究所，开始步入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从庐山回到南京的傅斯年，开始以事实上的总干事身份处理中央研究院各项事务，史语所只是他掌控大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在傅斯年上下奔波，忙得焦头烂额之时，淞沪抗战爆发。
1937年8月13日，驻上海日军与中国张治中部第九集团军因虹口机场的“大山勇夫事件”发生摩擦并交火，日军乘势向江湾、闸北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举世瞩目的淞沪抗战拉开了序幕。
日军占领上海
8月15日，日本政府紧急动员两个师团开往中国，并拟成立作战大本营，中日战争机器全面开动，就此踏上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分胜负决不罢兵的不归路。
8月17日，国防最高会议国防参议会在南京召开，胡适、傅斯年、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学界要人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傅斯年力主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以及平津重点大学，内迁长沙与南昌一带城市暂避。这个请求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响应与支持，并很快形成了政府决议。蒋介石受全民抗日激情的影响，下定决心与日本一战，同时又希望在外交上能得到英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当天的会议决定派胡适出使美国，蒋百里出使德国，孙科出使苏联，争取国际援助，压制日本的嚣张气焰。此时的胡适已完全抛弃了过去坚持与日本和谈的梦想，发出了“和比战难百倍”清醒而符合时代大势的呼声。未久，胡适从香港乘飞机抵达旧金山，开始了被他自己誉为“过河卒子”的外交生涯。
8月23日，日军将领松井石根率领第三、第十一师团在吴淞登陆，日军实力大增。9月11日，日军第九、第十三、第一〇一等三个精锐师团抵达上海，与先前部队兵合一处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攻击，中国守军拼死抵抗。蕰藻浜、苏州河之战，双方死亡惨重，成堆的死尸阻断了航道，血流成河，浜水皆赤。
上海战事正酣，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设法动用运输力量，把国家珍宝、工业设施、战略物资和科研设备，经长江、陇海铁路和各条公路悄悄运往内地，以保存实力，准备长期抗战。与此同时，根据国民政府命令，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也开始向长沙与南昌一带迁徙。
决策既定，傅斯年立即指示中央研究院各所捆扎物资仪器，打点行装，准备起程。同时满怀豪情地写下了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诗，以此鞭策自己，激励同事：“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军屯在轮台北。……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早在淞沪战事爆发之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已根据战争形势，在富有远见和责任心的李济指挥下，开始对历次发掘器物和各种器材进行打包装箱，准备内迁。据史语所《大事记》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条载：“本所随本院西迁，先选装最珍贵中西文图书、杂志及善本书共六十箱，首批运往南昌农学院，其余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运长沙。但部分殷墟出土的人骨、兽骨及陶片等，限于运输工具，暂留原址。”八月条：“本院组织长沙工作站筹备委员会，本所迁入长沙圣经学院，所长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为筹备会常务委员。”24
《大事记》所说的殷墟出土物，为史语所三组人员在安阳小屯发掘的古物。早在史语所正式成立之前，富有学术远见和办事才干的傅斯年就指派时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史语所通信员的董作宾，悄悄赶往安阳殷墟，对甲骨出土地进行调查并收集甲骨了。此时距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甲骨文被时任国子监祭酒的山东烟台福山人王懿荣发现，已有三十多年。傅斯年决定派三十四岁的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前往甲骨文出土地——安阳调查的时候，曾遭到不少学者的反对，以罗振玉为首的大部分金石学家和古器物学家认为安阳之地“宝藏一空矣”，没有发掘的价值。但董作宾到达安阳后，通过实地调查得知，小屯地下埋藏的有字甲骨，并不像罗振玉等人所说的那样已被挖尽，他从当地农民盗掘甲骨留下的坑痕做出判断，殷墟规模庞大，地下遗物十分丰富，且遗址破坏严重，有组织的科学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董作宾在向傅斯年报告中颇为焦虑地宣称：“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25
傅斯年得知安阳殷墟情形，惊喜交加，马上筹措经费，购置设备，调配人员，在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的大力支持下，组成了由李济、董作宾等为首的殷墟科学发掘团，开赴安阳进行发掘，从此揭开了殷墟发掘的序幕。这是史语所继内阁档案之后，找到的又一丰富的研究资源，通过对殷墟的科学考古发掘，湮没了3000多年的殷商历史大门轰然洞开，传说中的古代灿烂王朝终于露出了它的真容。
1930年殷墟发掘现场（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1934年秋到1935年秋，由史语所三组考古学家、梁启超之子梁思永主持的第10、11、12次殷墟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此时，参加发掘的专业人员达到了鼎盛之势，除总指挥梁思永外，另有董作宾、石璋如、刘燿（尹达）、祁延霈、李光宇、王湘、胡福林、尹焕章、马元材、徐中舒、滕固、黄文弼、李景聃、高去寻、潘悫、王建勋、李春岩、丁维汾、刘守忠、王献唐、富占魁、夏鼐（实习）、吴金鼎（访问）、傅斯年、李济（视察），以及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访问），河南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师生。一时间，在几十平方公里的殷墟发掘工地上，大师云集，将星闪耀，气势如虹。胸有成竹的梁思永充分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周密，指挥若定，每天用工达到500人以上，遗址得以大面积发现，连续发掘了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1200多座小墓和祭祀坑。所发现的商代墓葬规模巨大，雄伟壮观，虽经盗掘，成千上万件的精美铜器、玉器、骨器等出土文物仍令举世震惊。
1936年春、夏，继郭宝钧主持的第13次发掘，在寻求甲骨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第13次发掘中，在著名的编号为YH127号商代灰坑，一次发现带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块是未破损的整版甲骨且刻有卜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甲骨出于同一坑中，说明相互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比之零星出土的传世甲骨残片，其学术价值更高一筹。这一重大发现令学者们欣喜若狂。同年秋冬，由梁思永主持的第14次发掘，于小屯村北部两区开掘探方60个，面积3950平方米，发现版筑基址26处，灰坑122个，墓葬132座以及多条水沟等，一批精致的青铜礼器、玉石器及大量陶器、青铜武器随之出土。而其间由高去寻主持发掘的大司空村，开挖探坑63个，面积达1100平方米，发现殷代窖穴29个，殷代与战国墓葬91座，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于抗战前发掘安阳殷墟大墓（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1937年春，由石璋如主持的第15次更大规模的殷墟发掘再度展开。此次发掘从3月16日开始，一直延续至6月。此时，华北已是战云密布，局势一日紧似一日，日本人磨刀霍霍，即将血溅中原。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大战，为防不测，殷墟发掘不得不于6月19日匆匆结束——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最后一次发掘。
至此，从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共进行了九年15次，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头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器物出土。其发掘规模之大，牵涉人员之多，收获之丰，前所未有，世所罕见。这一创世纪的伟大成就，正如后来著名考古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张光直所言：“在规模上与重要性上只有周口店的研究可以与之相比。但殷墟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是无匹的。”26
殷墟出土的甲骨（龟甲）
发掘人员于匆忙中将出土器物整理装箱，风尘仆仆押运到南京钦天山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厦，喘息未定，额头的汗水尚未抹去，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与淞沪会战相继爆发，史语所人员被迫对这些发掘物进行处理和转运。
此次行动，按照史语所研究人员石璋如的说法，首先选择重要的文物装箱，“像骨头就选人骨，其他部分就留下，这也是一种决定”。27根据不同的情况，傅斯年与李济、梁思永商定，已捆装完毕的60箱最珍贵中西文图书及善本书等，由李济亲自负责押运到南昌农学院保存，其他1300多箱出土器物，陆续运到南京下关码头装船，分批运往长沙，由梁思永总负其责，组织雇用船只、运输和安置。经过一个多月的忙碌，史语所物资、人员陆续抵达长沙圣经学院。
殷墟出土的甲骨（牛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日军攻陷南京中山门时情形
就在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和中央研究院下属的几个研究所，在长沙圣经学院空旷的校区安顿下来之时，从后方退出的大批机关单位、知识分子、工人、商人、难民、乞丐、流氓无产者等各色人物，潮水一样纷纷向长沙涌来，整座城市已呈人满为患、混乱不堪之势。而每一股难民潮的涌入，都标志着前线战场国军溃退以及大片国土的丧失。
11月12日，远东最大的海港城市上海失陷，日军转而围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紧要关口。
12月5日，日军开始围攻南京，中国10万守军在司令官唐生智的总指挥下拼死抵抗，伤亡惨重但未能阻止日军的凌厉攻势。
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南京，这座散发着浓重的脂粉与墨香气味的六朝古都，顿时淹没在鲜血、呻吟与绝望的哀号之中。放下武器的中国官兵被集体屠杀，30余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市民遭到杀戮，日本天皇的军队像出笼的野兽一样在大街小巷疯狂强暴泪尽滴血的中国妇女。连续40余日的屠城，横七竖八的尸骨满目皆是，扬子江成为一条流动的血河，整个南京笼罩在“天雨粟，鬼夜哭”的阴霾恐怖之中。消息传出，举世震动。大海那边的日本国民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纷纷叫喊着拥上东京街头，燃放焰火，提灯游行，欢呼着“战争就要结束，中国已被无往不胜的大日本皇军全面征服”等口号。整个日本四岛大街小巷灯火闪耀，人潮涌动，许多人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此时，全世界每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人，都感受到了1937年隆冬那来自远东地区强烈的震撼与滴血的呼喊。
紧接着，杭州、济南等重量级省会城市于12月下旬陷落。
由于平汉铁路沿线的保定、石家庄、新乡等军事重镇相继失守，长江沿岸的上海、南京、芜湖等地区陷落，骄狂的日军开始集结精锐部队，沿长江一线大规模向西南方向推进，地处两条干线交会处的军事要道武汉三镇，立即成为中日双方注目的焦点和即将进行生死一搏的主战场。
12月14日，蒋介石由江西抵达武昌，紧急布置军事防务。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加紧了武汉大会战的策划和兵力集结。
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公里之距，一旦武汉失守，长沙势难独撑。面对危局，无论是刚组建不久的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在长沙的几个研究所，又一次面临迁徙流亡的历史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