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鲁迅、顾颉刚的冲突
就在傅斯年欲返国而不知身归何处，心绪如焚，处于“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之际，曾致信已至清华园的陈寅恪求法问计，陈寅恪自是为之积极活动。1926年11月16日，当清华教务长梅贻琦主动到陈宅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时，陈寅恪感到机会来临了，他当即对傅斯年加以推荐。因当时没有留下陈、梅此次谈话的详细记录，梅的态度已不可知，但通过吴宓的日记可寻出一点线索。吴在当天的日记中云：“梅教务长来，向寅恪商请教授。校中必欲聘傅斯年等以授中国文史，而必不肯聘柳公（南按：即吴屡荐之柳诒徵，陈寅恪的私塾老师）。不得不为本校惜，且为世局哭也。”1内中可见，当时的梅贻琦对傅斯年是颇感兴趣且有可能“必欲聘”的，否则，吴宓不会满怀怨恨又无可奈何地为世局一哭。不过，无论此时梅贻琦做出何种决定，都已成为马后炮了。因为就在半个月之前，傅斯年踏上香港岛之时，在南国中山大学的朱家骅已经捷足先登，将傅氏这只学界大鳄紧紧地收入网中了。
自此，清华失去了傅斯年，傅斯年失去了与陈寅恪联袂登台的机缘，他们的相会与并肩协作，以及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创造划时代的辉煌，还要等到两年之后。
来到中山大学的傅斯年，与朱家骅一见如故，在学术见解与治校方略上，二人一拍即合。傅视朱家骅为难得的知己，以他过人的胆识、才气与霸气，主动帮助朱氏筹划校务，处理各类繁杂事宜。而朱也视傅为铁杆兄弟，放开手脚让傅在中大校园内由着性子，尽情地翻着跟头折腾。用朱家骅的话说，“孟真为人，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因此，有人目他为狂，也有说他是狷。狂也好，狷也好，正是他过人之处”2。很快增聘了如吴梅、丁山、罗常培、顾颉刚、杨振声、何思源、汪敬熙、商承祚、珂罗掘伦（南按：即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瑞典著名汉学家）、史禄国（南按：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俄国人类学家）等当时的学界名流与大牌“海龟”担任教授，中山大学由此声名鹊起，威望隆盛，令全国学界为之瞩目。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人事纷争而很快走向衰微。
激烈的纷争首先在鲁迅与顾颉刚、傅斯年三人之间展开。
傅斯年到中山大学后不久，鲁迅也到该校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
此前，鲁迅在北京经历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并与陈源（西滢）、徐志摩等现代评论派展开了一场混战，夹在其间的胡适也被鲁迅视为敌人而遭到一番唾骂，自此二人关系宣告破裂并逐渐恶化。直至女师大学生刘和珍等数名师生被枪杀的“三一八”惨案发生，鲁迅遭到北洋政府缉捕，不得不设法离开北京赴南方暂避。1926年8月2日，鲁迅最后一次前往女师大领取薪水，自此告别了这座浸染着他满腔激情与血泪的学府，悄然隐去。不久，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在女师大任教期间结识的学生加恋人许广平女士同车南下，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正是由于陈源、徐志摩以及后台老板胡适等英美派“海龟”与之交锋对垒，鲁迅对胡适等留学西洋的所谓“洋绅士”，以及胡氏的弟子顾颉刚之类热衷于在研究室内搞考据的学院派人物，连同一些跟随胡与顾的小字号“土学者”都没有好感。当鲁迅在厦门大学时，顾颉刚也受时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的林语堂之邀，辞别北大编辑员之职，阴错阳差地来到厦大任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兼国文系名誉讲师。短兵相接，鲁顾二人矛盾加深，终于演化成势不两立的寇仇。
“三一八”惨案前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的鲁迅
1927年1月18日，鲁迅为改变环境与其他一些政治原因，受邀到中大就职，出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上任后的鲁迅公开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风气作为标准要求中大师生。在一次教务会议上，他主张让学生有研究、活动和组织的自由，并特地举出北京大学的事例作为榜样，以让中大师生学习效仿。
但此时的中大不是北大，戴季陶、朱家骅等人，已经成了国民党的要人、官场上的重量级人物，自然不吃鲁迅那一套。朱家骅由最初的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他以强硬的姿态反击道：“这里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服从党国的决定……”3自此，鲁迅及其背后的支持者，与以朱家骅为代表的校方当局，围绕政治是非问题或明或暗地较起劲来，直至闹得不可收拾。
此时的傅斯年与鲁迅虽无师生之情、朋友之谊，但傅在北大办《新潮》时，曾得到过鲁迅的爱护与支持。1918年5月，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浪潮冲击下，一篇署名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于《新青年》月刊第四卷第五号发表，此为鲁迅这一伟大名字首次在沉闷的中国出现。八个月后，在1919年2月1日出版的《新潮》第一卷第二号上，出现了一篇署名记者的《书报介绍》，向广大读者推荐《新青年》杂志和登载的作品，称“《狂人日记》用写实笔法，达寄托的（Symboism）旨趣，诚然是中国第一篇好小说”。——这位记者就是傅斯年，他对《狂人日记》的推荐文字，无意间开启了现代小说的一扇评论之门，被后世学者“看作是中国鲁迅学史的发轫”。4后来，傅斯年又以北大学生兼《新潮》主编的身份写信与鲁，征求意见并请其指教。向来对青年人较爱护的鲁迅回信说了几句客气话，顺便提了几条小建议，内有“《新潮》里的《雪夜》，《这也是一个人》，《是爱情还是苦痛》（起首有点小毛病），都是好的。上海的小说家梦里也没有想到过。这样下去，创作很有点希望”5云云。傅把双方通信在《新潮》刊出，借此抬高《新潮》的身价与威望。同年，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到了《新潮》，认为“颇强人意”，所刊文章“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6正是因了这段旧故，鲁、傅之间开始时尚能面和心不和地相互忍让与和平共处，但随着顾颉刚的到来，二人的矛盾终于引爆，炸开的裂痕再也没有弥合。
傅斯年来中大后，顾氏在厦门大学任教，傅念及同窗之谊，又急于招揽人才，便请顾颉刚来中大任教，其主要任务是“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7。意在架空鲁迅，扫除障碍。尽管此时的鲁迅对中大校务已成为“一个大傀儡”（鲁迅自喻），但毕竟还是名义上的教务主任，必须与之打个招呼才算不失体统。按傅斯年的观点，本来打招呼已算是相当的抬举了，想不到鲁迅一听让顾颉刚来中大，顿时火冒三丈，疾言厉色地道：“鼻来，我就走！”（南按：“鼻”即指顾，相关典故见后。）此举令傅斯年深为尴尬与不快。
1913年，傅斯年与顾颉刚同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同住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工字楼，二人开始相识。这一年傅十七岁，顾二十岁。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本科，傅入国学门，顾入哲学门。次年秋，二人同住北大西斋丙字十二号宿舍。自此，“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的顾颉刚，开始与“大气磅礴”“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8的傅斯年成为好友。1917年9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年仅二十七岁的胡适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哲学门教授，主讲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三门课程。作为放洋七年，又是世界级哲学大师杜威高足的胡适，讲授洋学问自是得心应手，但讲授中国学问却有些不同。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国学根底深厚的年长者加名教授担任。在胡适登台之前，此门课程由号称“两足书柜”的陈汉章主讲。据说陈氏在台上引经据典，夸夸其谈，天上地下，云山雾罩地大谈伏羲、黄帝、神农、尧、舜、禹等史影里的人物与故事，一年下来，才讲到商朝的“洪范”。胡适接课后，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编写讲义，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远古历史和古代哲学家的遗著。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采用“截断众流”的方法，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在开篇《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一章中，用《诗经》做时代的说明材料，抛开三皇五帝、夏、商，直接从西周行将覆灭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周宣王之后讲起。如此一改，原来号称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史迹，被拦腰截去了一半，令听讲者大为惊骇，正如时在哲学门就读的顾颉刚所说：“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9遭受了重大打击却仍自视甚高的学生们并没有就此服膺或向胡适屈从，他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胡说”，于是有几个激烈分子开始鼓动闹事，琢磨如何把这位“胡说”的年轻教授赶出北大校园，让其回安徽老家找他的那个小脚太太江冬秀去。顾颉刚有些与众不同，“觉得他讲的虽是哲学，不啻讲的史学，更不啻讲的是治史学的方法。他用实验主义的态度讲学问，处处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这个话是顾颉刚在几年之后说的，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恐怕他还不知所谓的“实验主义”为何物，只是后来胡适暴得大名，评论家们开始评头论足并与胡的洋老师对号入座之时，顾才晓得大洋彼岸有个叫杜威的哲学大师弄了一套号称“实验主义”的学说，于是也跟着谈起了所谓的实验主义。不过，顾颉刚当时对胡适的学说与做法感到新鲜，对其处境产生了同情之心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正当学生中间的激烈分子即将集众闹事，向胡适“反攻倒算”的关键时刻，满怀同情又焦急不安的顾颉刚，猛地想起了在学生中颇有领袖威望的同舍好友傅斯年，希望他能出面拉胡老师一把。于是在大体讲述了胡适讲课风格后，力劝傅氏前往听课，以挽狂澜于既倒。傅斯年开始以自己不是哲学系学生推托，但顾颉刚却咬住不放，并说道：“你虽不是哲学系学生，又何妨去听一听呢？”傅终于接受了顾的建议，专门听了胡适的几堂课。因是有备而来，傅在课堂上曾几次以请教为名向胡发难，胡一一作答，傅斯年则步步紧逼，最后逼得胡适额头上的汗珠都滴了下来。绝顶聪明的胡适知道自己遇到了行内高手，于是咬紧牙关，拼全力挺住，始终以他那特有的微笑予以应对。胡适毕竟不是等闲之辈，面对傅斯年与一班不怀好意者的围攻，一路过关斩将，突出重围，总算是渡过了难关。
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上站稳了脚跟并长吁一口气的同时，对台下这批学生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认为这批学生尽管“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人”。10几十年后，胡适在自传中谈到了这场关乎他人生命运的考验，并再次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北大中国哲学系的学生都感觉一个新的留学生叫做胡适之的，居然大胆地想纹断中国的哲学史；因为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之一来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断，从西周晚年东周说起。这一班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11
傅斯年不仅做了胡适的保护人，自此之后，同顾颉刚一样，对胡氏的治学路数与学术思想由认可渐渐变为倾慕佩服。未过一年，傅不惜背叛要传他衣钵的指导老师黄侃，毅然决然地转向了胡适，投入到新文化阵营中来，和胡适等人一起与黄侃等传统派展开了决战。如顾颉刚所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12
北大毕业后，傅斯年留学欧洲，顾颉刚则留在北大一边从胡适治学，一边在沈兼士把持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编辑员，同时开始了古史辨伪工作。这项工作很快取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傅斯年在来信中，有顾氏在古史研究领域“称王了”的赞誉。13几年后，由柏林归国并在中山大学得势的傅斯年，念及旧情，想拉同窗好友顾颉刚加入自己的圈子，本属人之常情，想不到中间猛地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式的重量级人物——鲁迅，横在二人的面前，使其进退不得，大感为难。14
五四运动之后，胡适因提倡白话文暴得大名，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顾颉刚又唯胡适马首是瞻，且甘愿鞍前马后地为之辅佐，为胡适考证《红楼梦》觅得许多文字资料，助长其气焰，自此引起了鲁迅的不快。当然，若事情仅限于此，仍不能成为恨之入骨的寇仇。鲁迅之所以对顾颉刚表现出极度强烈的憎恶，除了其跟随胡适等“洋绅士”鞍前马后地效劳外，还有一个致命的情结就是著名的“盐谷一案”。当鲁迅、胡适、顾颉刚等人皆在北京时，有人揭露说鲁迅著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顾颉刚亦持此观点，并与北大西语系教授陈源谈及此事。原本就与浙江派对立，对鲁迅不感冒的陈氏一听，立感奇货可居，正是攻击鲁迅的炮弹，于是迅速写就揭发信一封，由同一阵营的徐志摩编辑发表于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按学术界的规矩，若某人被公开指责“抄袭”或“剽窃”别人的学术成果，可谓奇耻大辱，比夜进民宅抢劫盗窃还要令人不屑与愤慨。假若事情成真，此人立马斯文扫地，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事业前途皆无希望。（南按：21世纪初，北大王铭铭“剽窃”事件即其一显例。）因而，疑心甚重又疾恶如仇的鲁迅看到陈源的公开信后，反应异常激烈，立即写了《不是信》的长文予以反驳。15围绕这一“疑案”，鲁、陈之间再度展开了一场论战。就在这场论战中，鲁迅对陈源、徐志摩，还有躲在背后撑腰的胡适（南按：鲁迅这样认为）怀恨在心，同时与他认为的“阴谋家”顾颉刚也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因顾颉刚的鼻头微红，鲁迅在书信中便以“鼻”相代称，内含讽谑蔑视之意。面对鲁迅的态度，同样尊胡适为导师并深受胡适喜爱的傅斯年，此时对鲁迅的看法也早已今非昔比了。就在傅斯年准备由柏林归国时，在与罗家伦的通信中，谈到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通伯与两个周实有共同处。盖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轻薄尖利），大周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无待言。启明亦刻，二人皆山中千家村之学究（吴学究之义），非你们damned绍兴人莫办也。仆虽不才，尚是中原人物，于此辈吴侬，实甚不敬之。他们有些才是不消说的。”16信中的大周指鲁迅，二周与启明皆指周作人，傅斯年明确表示了自己不再敬佩周氏兄弟并有些鄙视的意味。这个与《新潮》时代大不同的转变，说明鲁迅在他的眼中已不再是五四时期的鲁迅了。
因而，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傅斯年火气大发，索性将鲁迅晾在一边。同时傅斯年说服朱家骅和顾孟余并得到支持，于1927年3月不顾鲁迅的强烈反对，硬是把顾颉刚请进了中山大学校园。鲁迅一看这情形，顿觉失了面子，同时深感自己在中山大学真的是大势已去，于是立即向校方提出辞职并移居白云楼以示要挟。傅斯年一看鲁迅果真以大腕的姿态摆起谱来，甚为恼怒，心想人人言说江南多才子，但不要忘记天下所有的才子都是孔家老二的徒子徒孙，自己不但“尚是中原人物”，还是齐鲁人氏，当是正宗的圣人之后。面对江南才子或曰“绍兴师爷”如此撒娇施横，身为圣人之后的梁山好汉又何惧哉？于是，傅斯年也“以其人之道”当场向朱家骅提出撂挑子甩手走人，中大的事从此不再过问。顾颉刚面对这般险恶的局势，自然不能不有所表示，同样宣布辞职走人，不再于这堆烂泥里插杠子搅和。校方见事情纷乱，左右为难，索性来个和稀泥的办法，让学生开会自行选择，哪一位该走该留，全由学生决断。想不到学生们开会后认为三人均是不可多得的重量级学界大腕儿，一个都不能少。眼见和稀泥的策略落空，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只好硬着头皮出面调停并表示“挽留”，同时想出调和的办法，委派顾颉刚到江浙一带为学校图书馆购置图书以示让步。鲁迅仍然火气十足，不依不饶，声言鲁、顾决不两立，非此即彼，无半点调和的余地。在写给友人的信中，鲁迅愤愤地道：“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17
双方经过一番混战，鲁迅去意已决，1927年7月，鲁迅辞去中山大学的教职，在白云楼整理旧稿件，许广平也入住该楼，协助鲁迅工作。同年9月27日，鲁迅偕恋人身份的许广平离开广州，10月3日抵达上海，寓共和旅馆。10月8日，移入横滨路景云里二十三号，自此二人开始了公开的同居生活。
鲁迅满含悲愤地走了，顾颉刚最终留了下来。1927年10月，顾氏结束了出外购书的工作重返中山大学，出任历史系教授、主任，兼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主持整理他新近购回的12万册图书，一时大有虎啸山林、龙潜深渊之感。顾氏“念鲁迅攻击我时他们帮助的好意”18，与朱家骅、傅斯年配合默契，一面教学一面继续做自己的研究，同时开辟了民俗学研究等新领域。不久，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共同创建语言历史研究所，出版研究所周刊，购置图书资料，招收研究生，确定了研究宗旨。按傅斯年的说法，现代的历史学、语言学与传统的学术有根本的区别，如果使用新方法，研究新材料，就可以把语言历史学建设得如同生物学、地质学一样，成为一门新的学科。
1927年9月11日，中山大学任教的鲁迅与许广平（中）、中山大学图书管理员蒋径三（右）于广州艳芳照相馆留影
在此前的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隶属于中华民国大学院。其时蔡元培已从欧洲考察归国，正式辞去北大校长职，此后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在蔡氏和中央研究院筹备处总干事杨杏佛的筹划下，聘请了筹备委员30余人，傅斯年、顾颉刚均在其内。但这时的中央研究院只设了与国计民生有直接紧迫关系的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观象台等四个研究所。聘请的筹备委员有胡适（社科）、李济（地质）、傅斯年（心理学）等，当时既无历史学、语言学或考古学的研究所，更无“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立项打算。但霸气十足，“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经过一番权衡认为，既然是中央研究院，就应该有文史方面的学科加入，否则将有失偏颇，于是开始召集“一部分热心文史学的先进”，以“历史语言研究的特别重要”“现代的历史学与语言学科是科学”等说辞，凭着北大时代与蔡元培校长结下的良好关系，对蔡氏与杨杏佛等几位决策人物展开游说攻势，19声称可“借用在广州语言历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将建设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云云。20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以他特殊的魅力和超人的智能加霸气，终于迫使蔡元培与杨杏佛就范，“无中生有”21地又繁衍出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所。正如傅自己所言：“这一努力显然是很快地成功了。”22
1928年3月底，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一致通过，“因历史语言研究之重要，决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委任傅斯年与顾颉刚、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委员”23，以傅斯年为掌门人。如此顺利地取得成功，令神通广大的胡适都感到有些意外，因而戏称傅氏“狡兔二窟”。24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决定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成一独立学术机关，任命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杨杏佛任总干事。下设各研究所及首任所长如下：地质所李四光，天文所高鲁，气象所竺可桢，物理所丁燮林（后改名丁西林），化学所王进，工程所周仁，社会科学所杨端六。
蔡元培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特任状
1928年10月22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设在广州东山柏园。与此同时，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应聘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从此迎来了“开辟史学新天地”的伟大时代。
也就在这个时候，傅斯年与顾颉刚的缘分已尽，二人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由同窗到寇仇
傅顾二人的矛盾表面上没有特殊的标志性事件供后人评断，据顾颉刚的女儿顾潮说，主要原因是两人的性格、志向不同。顾与傅在北大同窗时，谈及各人的理想与志向，顾谓最强者乃知识欲，傅谓最强者乃政治欲。两人都有刚强的性格，傅斯年博学多才，极具办事才干，甚欲在学术界成为领袖人物，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他脾气暴躁，霸气十足，在各个方面想把顾氏压服，听命自己的调遣。而顾颉刚则倾心自己的学问，生性倔强，不吃傅斯年那一套，曾声言“只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不能听从任何人的指挥的”25。于是二人关系越来越僵，终于酿成了不能合作之局。按台湾学者杜正胜的说法，傅与顾的最终决裂，可能有个性因素，可能也有“瑜亮情结”，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两人对学术发展方向的歧异。26傅斯年之所以在柏林留学的最后阶段决定“弄史学”，就是深受顾颉刚搞《古史辨》并暴得大名的刺激。此前罗家伦、姚从吾曾对傅戏言道：“以他（南按：指顾颉刚）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27正是傅不愿向顾“称臣”，遂下决心要跳出“顾氏王国”的阴影，“动手动脚找材料”，以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开辟史学的新天地”。这个想法早在他乘船归国，于大洋中漂行时便形成了。对此，顾颉刚也有些察觉，并谓：“傅在欧日久，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且与之决胜，故其旨在提高。”28顾氏的感觉是符合傅斯年当时的内心和实际情形的。
当傅氏从欧洲归国时，他自许自己的学术境界已超越了顾颉刚，对于传统学术更不在话下。此时的傅斯年心中只有一个目标要克服和超越，那就是欧洲的“汉学”。正如1928年傅给胡适信中报告史语所“业已筹备”时所说：“实斯年等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而赴之。现在不吹，我等自信两年之后，必有可观。”29如此高远的理想与志向，自然就注定了傅斯年与顾颉刚的联合是暂时的，而决裂与开打才是二人不可避免的宿命。
1928年春，心情郁闷的顾颉刚正好收到了燕京大学的聘书，便以学问做不下去，想换个环境为由，向中山大学校方提出辞职，要到别处去寻找一个“把所有的时间供我从容地研究”30的地方。傅斯年一看这番阵势，认为顾颉刚不识抬举，故意拆自己的台，给自己难堪，盛怒之下竟扬起自己特有的“大炮”性格，责备顾颉刚“忘恩负义”31，放出了“你若脱离中大，我便到处毁坏你，使得你无处去”32之类失态和伤感情的话语炮弹。顾颉刚闻听，既愤怒又伤心，心想你傅斯年虽是一学界大鳄，具有呼风唤雨的超凡天才，但霸气再大，能力再强，毕竟不能一手遮天，傅氏不是如来佛，自己也不是孙悟空，你越叫喊着让我无处可去，我偏一个跟头跳出你的手掌心，找个去处给你看看。顾颉刚想到此处，遂坚定了离去的决心，并深信“如果能构成我理想中之作品，一定抵得过种种毁坏的损失”33。恰在此时，顾收到了中央研究院寄来的聘书，请他与傅斯年、杨振声共同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顾认为在研究所可做些自己乐意做的学问，乃辞掉燕大之聘，暂时留下以观后效。但这时的顾颉刚产生了一个错觉，他认为既然自己成为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三名委员之一，或许能控制该所的方向与命运，一旦自己掌控了这个研究所的前途，自然是不屑与傅斯年这个“二杆子”式人物共事的，但看在傅氏为此奔波忙碌，整日拖着肥胖的身子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分儿上，索性划分一块地盘让其独自经营，以示报答，而史语所的大本营则由自己，另外再拉上一个胡适共同掌控。
胡适自从1926年7月以英庚款咨询委员会委员的身份赴欧洲考察后，于第二年5月方从美国、日本转道回上海定居，直到三年半之后，即1930年11月28日才重返北伐成功后的北平，重执北大教鞭。
顾颉刚把自己心中的计划向时在上海的胡适做了透露，“最好，北伐成功，中央研究院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搬到北京，由先生和我经营其事，孟真则在广州设一研究分所，南北相呼应”34，等等。此信正如台北研究者杜正胜所说：顾颉刚“对傅斯年的规划似乎一无概念，对胡适在傅斯年的学术中的地位也相当模糊”35。不仅如此，无论从哪方面看，顾颉刚做如此构想都是一个大忌，或者说是点燃了一枚危险的炸弹，此事显然已背离了为人处世光明磊落的基本原则。顾颉刚没有明白，或曰糊涂中揣着明白，这个“无中生有”的研究所，主要是凭借傅斯年的霸气与才气加天才的办事能力，才迫使老校长蔡元培批准并鸣锣开张的，这里面更多包含着蔡元培对傅斯年而不是对顾颉刚的信任。确切地说，这块研究所的牌子是傅斯年从中央研究院费心尽力地扛到广州的。顾氏所为，假如让傅得知，其情形自可预料。顾颉刚当然也深知其中的利害得失，所以特地叮嘱胡适不要把信的内容透露给对方。但出乎意料的是，此时的胡适在感情与学术认同上，已由原来偏向于顾氏转向了傅斯年，并对顾公开说过“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36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顾颉刚虽感到“惊骇”，但没有想到胡适竟转变得如此之快和彻底。此时的胡适对顾出此策略内心是何种感受，外界不得而知，所知的是傅斯年借出差的机会到上海胡家拜访，向来以和稀泥、捣糨糊之法处理人际关系的胡老师，竟不顾当事人顾颉刚的再三叮嘱，径自把信的内容透露给了傅斯年。傅闻讯大怒，咬牙切齿地把顾颉刚视为寇仇，二人在感情上彻底决裂。接下来，带有火药味的肉搏也就不可避免了。
据顾颉刚女儿顾潮说，当傅、顾、杨三人在中山大学某室商量筹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时，“傅斯年与父亲两人各有一番设想：傅氏在欧洲7年，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争胜，故其旨在提高。父亲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积叠无数材料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两人意见不同，而傅氏脾气暴躁，不免有家长作风，父亲亦生性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两人始破口相骂，幸赖杨振声等人劝解而止”37。
面对这一恶劣情形，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抱怨道：“孟真对于我的裂痕已无法弥缝，差不多看我似叛党似的。”38到了这个时候，胡适只好以导师兼朋友的双重身份出面为二人调停，并劝顾颉刚不要因骄傲树敌。而顾氏可能已感觉到胡适此前并未践守为自己保守秘密的诺言，遂心生怨恨，不再听这位导师的啰唆，胡适的和稀泥调解宣告失败。顾颉刚在1928年8月20日给胡适的信中说道：“我自己觉得傲则有之，骄则未也。……所以这两年来树的敌虽多，但我自己心无愧怍，则亦听之而已。（我树的敌人可以分作两种，一种是妒忌我，一种是想征服我，这两种都是没法避免的。我不能求悦人而自暴自弃，迁就了别人的标准。我自己不愿压迫人家，也不愿人家来压迫我。如有人想要压迫，当然反抗。此其所以结怨而心无愧怍也。）”39此处所说的“征服”与“压迫”，自然是指傅斯年的所作所为。而傅斯年越想征服，顾颉刚越竭力反抗，并坚定地表示：“我决不愿把身子卖给任何人。我决不能为了同党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牺牲了。”40
到了此时，顾颉刚还未明白，由于他在太岁头上动土的轻举妄动，满身霸气的傅斯年不是“差不多”，而是确切地把他视作乱臣叛党了。顾氏提出的先培育一批人再由一二学者研究的主张，固然与傅斯年原有的设想不合，但敏感的傅斯年同时也有了顾氏想借此培植私人势力的警惕，言语相激中才有了双方开骂、几欲肉搏的场面。在傅斯年的心中，顾颉刚总在想方设法地把史语所变成他的独立地盘，以实现全权掌控、做山大王的野心。1928年10月6日，傅斯年在致清华大学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等三人的信中道：
金甫竟这样恼了吗？一去一字不来。如果是我骂的，不知“其词若有憾，其实乃心喜之”也！报上看见诸兄弘谟，不知清华何修得此？岭表孤臣，不尽倾慕！
我们（你们都在内，北平话‘咱们的’inclusive）的研究所，以我暑假在此之拼命，经费、设备、接洽工作等，俱有成就了。北平未去，实不敢去也。怕得自己未组织好，辛辛苦苦的为人吞了也。如果人是肯工作的，不把些不相干的大大小小满安着，奉送之不暇，何用此怕？此实为事业怕耳！幸元任、寅恪、半农，皆亟欲晤者，均于此快晤之矣！41
此时，杨振声因感到与傅的性格和顾颉刚的做学问理念有异，同时又觉得两姑之间难为妇，已弃广州到清华任教。傅信中“其词若有憾”，显然是有道歉之意，二人后来一直作为朋友相处。但后面所说的怕“为人吞了”，当是指顾颉刚无疑。所谓“满着”等语，自然包括顾给胡适密信中所说的要在北平办所之隐情，可见傅对顾的忌恨之情一直萦绕于心头。既然双方都有了如此之异心，只有分道扬镳的结局。顾决定退出史语所，把挑子扔给傅斯年。当中研院史语所正式宣告成立时，顾颉刚没有出席成立大会。这次事件，宣告了傅、顾之间同窗之谊与十几年密友关系的破裂。
顾颉刚在书房工作
1929年2月，顾颉刚趁戴季陶、朱家骅不在校之机，携眷悄然离开广州返回北平。同年7月28日，顾分别致信戴朱二人，正式辞却中山大学教职，谓：“在薪金上，在地位上，我在燕大所居都比中大为低，但是我本不计较这些，我所计较者只在生活上安定与学问进步。燕大既在北平乡间，甚为僻静，又一星期只有三小时功课，不担任事务，我可以依我六年前所定的计划，将应读的书读着，应研究的学问研究着。我无所爱于燕京大学，我所爱的是自己的学业。”42同年9月，顾终于应燕京大学之聘，出任历史系教授、国学研究所导师及学术会议委员。1930年10月13日，顾颉刚致书中山大学文史两系同学，表达其恋恋不舍之情。同时对广东人“有信仰、肯干、肯吃苦”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认为：“这是无论做什么事情的基本要件，而不幸长江、黄河两流域的人都缺少了它，使得具有这种精神的我在这敷衍因循的社会中成了一个特殊的人，旁人都笑我，而我则以之自傲。但到了广东以后，我就觉得此道不孤，我明白广东人的势力所以远被的缘故，我祝颂广东能成为将来的文化中心。”信中，顾颉刚对自己离开广东另择燕大做了诚挚的解释：“这个学校固然是教会立的，但因设在北平，吸着文化中心的空气，故思想比较自由。他们与哈佛大学合办的国学研究所，经费更为稳固。又有前辈先生主持，用不着我去担负事务的责任。”43自此，顾颉刚彻底脱离了中大，中大失去了顾颉刚。而傅顾二人天南地北，时聚时散，却是咫尺天涯，互不提携，终生再也没有一起共事。后来，傅斯年接替胡适在北大办文科研究所，曾想与顾颉刚重续旧缘，聘顾氏为北大研究所教授，但顾表示坚决不重做冯妇，再为傅氏驱使，以免遭到压迫与征服的耻辱。傅斯年因失了面子甚觉恼火，再度暴跳起来，并写信挖苦顾颉刚：“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颉刚阅信后则漠然置之，在日记上反讽曰：“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辩也。中国学校聘外国教员亦多，岂此外国教员亦为作亡国之准备乎？”44
顾颉刚出走后，作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开始以他的霸气与超人的办事才能，四处网罗人才，并把目光投向了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寅恪、赵元任两位导师身上。
◎陈寅恪进清华的背后隐秘
当傅斯年敏锐的目光投向北方的时候，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中的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正张罗着出国讲学，只有陈寅恪独木苦撑，研究院已成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势。
1925年6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讲师李济；
助教陆维钊（同年9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昭煌；
主任吴宓；
事务员卫士生，助理员周光午。
如此精简干练的教职员阵营，颇为校内外同人称赞，向来木讷寡言的王国维更感欣喜，谓正合他早年关于治校之论述：“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45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华乃至全国教育界被视为歪理邪说而无情地抛之于九霄云外，代之而起的是掌控校园的官僚与管理服务人员多于教授几倍的混乱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其教育质量与人才的培养也就可想而知了。或许这也就是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根本原因吧。
关于清华园横空出世的“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的称号最先由谁呼起，后来的研究者已难考证，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道：“上次刘寿民先生来还笑我说四大教授的名称，但是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如此称呼的，刘先生或忘了，或没听见过。其实正式的名称是四位导师，其余的都是讲师或助教……”46杨氏的回忆应当是可信的，她所说的张，即张仲述，也就是时任清华教务长的张彭春。“四大”的名称当是清华校内高层首先呼出，而后逐渐为社会所接纳默认的。
不过，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则是他到了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之后由美国耶鲁大学赠予的。尽管头上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放洋十六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来校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云云。后来有对大学制度不满者，总好拿此例说事儿，以此证明当年的清华领导人是何等伟大英明，高瞻远瞩。其实外界多有不知，陈寅恪进入清华的内情显然没有如此简单，真相比流传的美妙故事要曲折复杂和艰难得多。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教师合影，时陈寅恪尚未到校。前排左起：讲师李济，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左起：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摘自《清华年刊》，1925年第26期）
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陈寅恪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出任导师，首先得益于时为筹备处主任的吴宓推荐。在得到允许后，1925年2月16日，吴以曹云祥校长的名义致电柏林。陈寅恪接电后有过迟疑，后决定就聘，但言不能即刻到校。据《吴宓日记》4月27日载：“陈寅恪复信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为此，吴宓曾感慨道：“介绍陈来，费尽力气，而犹迟惑。难哉！”于是，吴再致电陈寅恪加以劝说。此后，吴、陈之间电报频传，往复协商。6月25日，吴在日记中又出现了“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之语。同年8月14日，吴宓再记道：“陈寅恪有函来，购书殊多且难。”47面对陈提出的种种困难，吴宓几次面谒校长曹云祥，请求设法予以资助，最后曹校长总算同意预支薪金数千元，兑成美金汇至柏林。陈寅恪得款并料理一切事务后，才于同年12月18日携俞大维的宝贝儿子俞扬和由马赛起程回国，直到次年7月8日方到清华园。
据云，除陈寅恪外，吴宓还向曹云祥荐介了柳诒徵、张尔田两位前辈和汤用彤、楼光来等几位哈佛同学，几人皆学界名流俊杰。但作为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并无人事决定权，因校长曹云祥这一关未能通过，其结果便皆成梦中之花，不了了之。
为什么荐陈寅恪来清华令吴氏深感“费尽力气”与“难哉”？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陈寅恪放洋十数载而未得到一顶硕士或博士帽子。正是缺少了这几顶象征学问层次阶梯的高帽，才让好友吴宓“费尽力气”。假如陈氏有一顶博士帽子戴在头上，清华聘请之事就顺利得多，至少无须举荐者多费口舌与力气。王国维与梁启超二人由于其本身的资历与在学术界光照日月的声名，另当别论。而与陈几乎同时就聘的导师赵元任和讲师李济都是极好的例子。由于赵李二人皆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且在国内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名声，故曹云祥很快拍板定案，荐举者仿佛是异乎寻常的轻松。为什么吴宓在“费尽力气”之后终于让陈寅恪走进了清华园，而同时荐举的其他几位学界大腕却名落孙山？这就涉及王国维与梁启超同心协力的相助了。
据清华研究院第三届学生蓝文徵回忆说，梁启超曾亲自向校长曹云祥面荐过陈寅恪，当时的情形是，“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48——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的入校经过。
这段妙趣横生的“梁曹对”，是蓝的再传弟子陈哲三记录的，内中是否添加了枝节不得而知，但蓝文徵本人曾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文中言及：“梁先生以陈寅恪先生于欧洲诸国语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满文等修养极深，提请校方聘为导师，时陈先生正在欧洲，明年五月始到校。”49结合吴宓的日记看，这话是大体不差的。
得益于陈寅恪家族在晚清社会的特殊背景与影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王、梁、赵等三大导师，都与陈家有着一段交往渊源。江苏阳湖的赵元任家族虽与陈家无直接瓜葛，但赵的夫人杨步伟家族却与陈家属于旧识；而王国维与梁启超皆陈家旧识并私谊甚笃。王国维与陈寅恪均受过晚清大学者沈曾植（1850—1922）的指导与影响。沈是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江西广信知府，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沈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清亡后为遗老，寓居上海。此人学识渊博，智知超群，早年通汉宋儒学、文字音韵，中年治刑律，治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研究佛学。同时又探研明心经世之学，提倡学习西欧科学知识，以利中国维新事业，曾有《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等学术著作几十种传世。1915年，王国维经古文字学家罗振玉引识沈曾植，后二人情谊甚笃。沈氏为陈寅恪父执，与陈三立酬唱密契，吟诗作赋，为儒林称道，二人共为“同光体”诗派领袖。作为晚辈的陈寅恪对沈氏学问、人格极为崇敬，在国内的几年，不时向其求教问难。陈寅恪后来从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古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果，与沈氏的影响颇有关系。正是通过一代大儒沈曾植的引荐，王国维与陈家父子两代相识相交并成为好友。陈寅恪游学巴黎时，曾专程拜访过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其引介之人就是王国维。50
梁启超不仅是陈家旧识，且与陈寅恪祖父宝箴、父亲三立、长兄衡恪祖孙三代交谊笃厚。前文已述，光绪二十年（1897），也就是戊戌（1898）变法的前一年，已有才名的梁启超受湖南巡抚陈宝箴与助手陈三立之聘，出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从此，梁氏与陈家结交，并有机会对祖籍义宁陈氏的家学有所了解并深为推崇。1924年，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去世，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东面小山，梁启超曾想让陈三立为之书写墓碑碑文，后因故作罢。
正因为陈寅恪与王梁二人有如此渊源和交情，才有了二人助陈寅恪来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的一段奇缘佳话。
梁启超丁酉（1897）赠陈宝箴扇面，题款“同客上海”。此为梁、陈友谊的见证（摘自陈小从《图说义宁陈氏》）
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怀（南按：陈衡恪次子）回忆说：“那时，我正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就读，他（南按：指寅恪）送了我一册原文本的《莎士比亚集》，据说是他以前在英国读过的。里面每个剧本后面都写有他的评语。在那时，我们叔侄二人经常谈论欧洲各国的历史及文学等。他在欧洲，特别是对英、德、法语言文字学术，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这三个国家得了三个学士学位。”51陈封怀此说恐怕不确，至今没有证据说明陈寅恪曾得到过三个学位。而梁启超所言当是不虚，陈寅恪留洋十几载，的确既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但著作等身的梁任公又凭什么说自己所有的著述加起来不如陈氏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呢？除了客套与自谦外，总要有一点凭证，否则就成为胡言乱语，曹云祥也不会轻易相信。那么梁启超说的这几百字到底是指什么呢？这便是陈寅恪于1923年在柏林求学期间，写给其妹的一封书信。信中云：
我前见中国报纸告白，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大藏经出售，其预约券价约四五百圆。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价亦更贵。不知何处能代我筹借一笔款，为购此书。因我现必需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因藏文数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写，其变迁源流，较中文为明显。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然此非我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经典，印度极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类，与佛教史有关者多。中国所译，又颇难解。我偶取《金刚经》对勘一过，其注解自晋唐起至俞曲园止，其间数十百家，误解不知其数。我以为除印度西域外国人外，中国人则晋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当能得正确之解，其余多是望文生义，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师天台宗之祖师，其解悉檀二字，错得可笑（见《法华玄义》）。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经正义二疏之体，说佛经，与禅宗之自成一派，与印度无关者相同，亦不要紧也。（禅宗自谓由迦叶传心，系据护法因缘传。现此书已证明为伪造，达摩之说我甚疑之。）旧藏文即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惟无可如何耳。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52
很显然，这封书信除了要求购书外，更多是在谈论学术，所涉内容之深奥广博，若不专门研习此项学问者，难知其所言与所以言。这封书信被当时主持《学衡》杂志的吴宓得知，于这年8月的第二十期以《与妹书》为题刊载，梁启超就是通过《学衡》看到了这封信，并为陈氏之博学倾倒，于是便有了一年之后清华园著名的“梁曹对”。正是由于这次对话，加之王国维从旁助力，没有片纸学位和一顶学历帽子的陈寅恪才以导师的资格踏进了风景秀丽的水木清华，开始了悠悠四十载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生涯。
没有博士帽子而以导师的身份从容登上清华讲坛的陈寅恪，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瞩目，坊间多有羡慕、赞颂、追捧者，不明就里的后辈学人也多有“以古观今”，论及大学门槛之难进，当权者只看学历证书而不观受聘者本人之学问如何者。据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南按：陈衡恪三子）说，抗日战争后期，已迁往成都的燕京大学请陈寅恪担任历史系教授，他护送六叔一家由重庆前往成都就职。到校后，叔侄二人谈起欧美教育来。封雄好奇又不解地问：“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提起此事，俞说：“他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53从俞大维的话中可以看出，陈寅恪放洋的目的真的是为知识而不为世俗名利，为学术而不为学位。或许，这就是鲁迅描写的藤野先生那“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的精神的具体实践吧。
由于陈寅恪在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声，其学位问题波及后来者既深且众。1948年曾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著名人文学者萧公权，于许多年后谈到学位与学问时曾放言：“其实学位只能表示一个学生按部就班修完了‘最高学府’规定的某种课程，而未必表示他的真实学问。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对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的）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校、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数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由某大学授予某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54
萧氏之言不能说没有道理，打着“克莱登大学”毕业生的牌子混迹于社会各界者不乏其人，陈寅恪的确为学术界人士做出了不读博士拿学位，一心读书向学的成功范例。但此事正如胡适的“收山小门生”唐德刚教授所言：这个世界上许多事是“阎王可做，小鬼不能做，也不必做”55。也就是说，专为读书而读书，为学问而学问，不求硕士博士帽子，名门出身、具有强大人脉背景和人际交往资源的陈寅恪做得，一般的人特别是偏远地区贫苦劳动人民的孩子（当然是很少留洋）就做不得了。1935年，当清华毕业的夏鼐考取公费留学生准备出国时，就前往国度、学校、专业、学位等问题，请教老一辈留学生，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时已名满天下的李济。李济表示：“学位不关重要，可有可无。惟社会上做事，有学位者似稍占便宜耳。”56这里说的稍占便宜，当然包括像陈寅恪迈进清华门槛之类的事。李氏是哈佛博士，从后来他入清华研究院看，显然比陈寅恪轻松和自然得多。
1940年，夏鼐于伦敦大学考古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埃及开罗博物馆工作时留影
从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推荐陈寅恪之际，同时推荐当时在学术界已是名流俊杰的柳诒徵、汤用彤等人情形看，决定谁进门谁出局命运的终裁权，是捏在校长曹云祥一人手中的。曹氏毕竟也算个知识分子或读书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获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归国后任北洋政府外交部参事，1922年任清华学校校长，几年后有了与陈寅恪相遇的机会。只是，在陈寅恪能否迈入清华大门的问题上，曹一开始还不明就里，甚至有些傻乎乎地向吴宓、梁启超等问这问那，关注被荐者的学位与学问之高低大小。但随着事态的进展，曹氏才幡然醒悟，发现此事已与这些身外之物没有多大关系了，真正的“关系”是“以人为本”，是一种人际利害关系。正是这种人际关系令陈寅恪较为顺利地跨进了清华园的大门。事实告诉世人的是，就陈、柳、汤三人而言，其学问各有所长，柳乃陈寅恪启蒙时代的老师，汤在哈佛时与陈吴二人不相上下，并称“哈佛三杰”。以此经历，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从三人中选其任何一人都是合情又合理的，但人们看到的却是陈寅恪这位当时在国内学术界和主事者眼中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健步走入清华园时那挺起的胸膛，柳、汤从朦胧的荷塘月色中黯然消失的背影。
需要继续补充的是，吴宓尽管号称“哈佛三杰”之一，但他当时在清华校长曹云祥眼中的地位并不足道，而王梁二人的赫赫声名却有点“功高盖主”的意味，令曹不得不小心伺候。从梁在曹面前所说的那句“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来看，当时的梁任公一定是绷紧了面容，甚至是声色俱厉的。在梁、王可能还有赵元任的合力围攻夹击下，已不是这位曹校长是否答应陈寅恪进清华的问题，而是转变成——假如曹云祥“牙丁半个说不字”，他自己能否在清华校长那把椅子上坐稳的问题了。在这样一种“夹道跑马不能回马”的严迫情形中，曹云祥最明智也是唯一的选择就是无条件地请陈寅恪入主清华园——尽管可能心中还有点不太情愿，以至让具体张罗的吴宓“费尽力气”。
当然，此时的曹云祥可能没有想到，吴宓与梁、陈等人，竟成为他的掘墓人，并在短短的一年之后就合力为他敲响了前途的丧钟。在以梁、陈为首的反对声浪中，曹云祥只得宣布辞职，卷起铺盖灰头土脸地离开了清华园。这是后话了。57
◎独为神州惜大儒
在清华研究院成立至曹云祥辞职溜走的这个短暂的黄金时期，事实证明吴宓、梁启超在举荐陈寅恪时，对曹云祥所说的那些话并非妄言。陈氏一到清华园，很快就展示了作为一代史学大师的盖世风采。
按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规定，每期学员满一年即可毕业，发给学历证明。若有想留校继续研究者，可提出申请留校继续学习、研究。当陈寅恪到清华园时，第一期学员已经毕业，但仍有刘盼遂、吴其昌、姚名达等7人留校继续攻读。1926年9月8日，陈寅恪参加了第二学年，又称为第二期的开学典礼。此届招生如谢国桢、刘节、陆侃如、戴家祥、吴金鼎、卫聚贤、王力、姜亮夫等29名，加上第一届留下的7人，共有学员36名。在开学典礼上，各位导师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然，最为慷慨激昂，令听者为之热血沸腾，几欲挥拳仰天大吼者乃梁任公——这项特殊本领与才华是其他几位导师特别是王国维所不能匹敌的。
这一学年，诸位导师均使出看家本领为学生开课，陈寅恪亮出的绝活是主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与“梵文-《金刚经》之研究”两门。指导学生专题研究的学科为：
一、年历学（中国古代闰朔日月食之类），二、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三、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四、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亚细亚文诸文字译本与中文译本之比较研究），五、蒙古、满洲之书籍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这一连串的列目，足令人为之眩晕，也可看出陈寅恪在古文字学的造诣已经到了何种广博精深的程度。
由于陈寅恪学问如渊似海，外人根本无法得知内在详情。加之陈氏一生对自己的品学极为谦虚慎重，从未炫耀于他人，他到底懂多少种语言文字，直到他去世后都未有定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即使他的师友、家属与弟子也莫不如此。
据陈寅恪晚年弟子、中山大学教授胡守为回忆，陈氏在任教中山大学期间，“在他填写的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写着‘德语’二字”58。显然，这是他的自谦。陈氏的受业弟子、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王永兴言其“具备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59。据陈寅恪侄子陈封雄回忆说：“寅恪叔学习外国文字的惊人能力并不是由于他有异于常人的头脑，而是凭他坚韧不拔的求知毅力。例如，1919年他在哈佛大学开始学习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维同时也选修这门课，但是学了半年便畏难而退了（这是俞大维亲口对我说的），先叔却一直继续学了二十多年，当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授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精通梵文的德国教授钢和泰求教。我幼时见过他在书房内朗诵梵文经典拓片。使我亲聆了‘梵音’，并问他在念什么咒语，引起他大笑。”60有一次，陈寅恪随便翻了一下陈封雄中学所用的世界史教科书，此书是根据当时美国出版的教科书编译的，图文并茂，而图片尤为精致。其中一张图片的注释是“刻有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陈寅恪见到后立即来了精神，待仔细一看摇头道：“这不是巴比伦文，是突厥文。写书的人用错了图片。”61对于此次指出的错误，陈封雄多少年后还能清晰地忆起这位六叔当时那哭笑不得的表情。
尽管陈寅恪的子侄辈受这位六叔教诲多多，但对其学问仍有窥无涯沧海，无边无沿之感。陈封雄曾对问过他的研究者说：“寅恪叔到底学了多少种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说来，他能读懂十四种文字，能说四五国语言，能听懂七八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在他三十六岁以前取得的。”62
根据陈寅恪一生治史之“无证不立”的严慎态度，仅凭家属、亲友、弟子的回忆是靠不住的，必须有确实的证据才能令人信服。尽管此类证据难寻，但也绝非一点线索没有。一个直接的证据是，“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抄走的陈寅恪当年在国外学习时期的一批珍贵资料，在陈氏去世后被陆续归还，其中就有当年的学习笔记若干册。透过那早已发黄的粗劣纸张和纸张上密密麻麻的记载，可以窥知笔记主人在学术征途上历尽的艰难困苦与丰硕收获。曾毕业于清华大学、留学德国十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在广州一次会上说：“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一类。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学钻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门学科的文献目录，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这些目录是十分齐备的。”63季羡林同时讲道，东方古代语言的掌握，主要以比较语言学方法，即用一种文字之佛教经本与其译本相比照，进而探究不同语言之规律与变化。陈寅恪之语言学习与文献阅读是相关联的。例如学梵文，寅恪就专听过梵文《金刚经》研究课程。正是有了如此渊博的学识，他才敢于在大师如林的清华园开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与“梵文-《金刚经》之研究”两门大课。据说，俄国人在蒙古发掘到三个突厥石碑，但对碑文一直搞不清楚，学者们莫衷一是，后来请陈寅恪翻译解释，各国学者竟毫无异词，同声赞同。
陈寅恪尝谓自己是“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64。到底是咸同（咸丰、同治）还是光宣（光绪、宣统），是自谦还是自贬，世人有不同的看法。但他放洋十六载，依旧是乡音未改，装扮如故，与大多数归国留学生如罗家伦等辈一派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如戏台上女扮男装的小生打扮大相径庭。陈氏夏秋总是一身长衫布履，冬春则棉袍加马褂。数九寒冬，就在脖间缠一条五尺围巾，头戴厚绒帽（“三块瓦”皮帽），裤脚扎一根布带，脚穿厚棉鞋。戴上近视镜，一副土老儿模样。1934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教授印象记》中，曾有一段对陈寅恪的描写：
1934年，季羡林于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
清华国学院时代的陈寅恪冬季装束，帽子俗称三块瓦
清华园内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行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65
仅从外观上很难令人想到此人乃学贯中西、开一代学术风气的大师，因而在生活中经常闹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
陈寅恪初至清华园任教，他的侄子陈封怀已二十六岁，正在清华读书，得以经常与这位做了导师的叔父见面，星期天叔侄二人常到城中的商铺、书铺等地转转。陈寅恪由于长期伏案工作，极度缺少运动，因而体质很弱，其薪金一多半用来购书，一部分买药。陈氏只相信西医，常到药房买各国治疗肠胃病和心脏病的药物。据陈封怀说：一次到西单一家药店去买胃药，“当时西药店的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几种胃药，其中有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没有中文说明书。他把每个药瓶上的说明书以及盒内的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以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边连忙解释说‘他懂各国洋文’，使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66
日常生活如此，登上讲堂也颇有点“怪招”。在清华园内的课堂上，陈寅恪一上课即提出所讲之专题，然后逐层展开，每至入神之处，便闭目而谈，滔滔不绝，有时下课铃响起，依然沉浸在学海之中尽情地讲解。每堂课均以新资料印证旧闻，或于平常人人所见的史籍中发现新见解，以示后学。对于西洋学者之卓见，亦逐次引证。有时引用外文语种众多，学生不易弄懂辨明，陈氏便在黑板上把引证材料一一写出，读其音，释其义，堂下弟子方知何为梵文，何为俄文等语言文字。因陈氏每次讲课不落俗套，每次必有新阐发，故学生听得津津有味，陈寅恪的名声越来越大，一些大学教授与外校师生也专程前来听讲。据陈寅恪的受业弟子蓝文徵对台湾学者，即陈氏的再传弟子陈哲三说：“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古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吴宓、朱自清都常来听讲。他的书房中各国各类书都有，处处是书，我们进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又说：“（陈寅恪）平日讲书，字字是精金美玉，听讲之际，自恨自己语文修养太差，不配当他的学生。每到他家，身上总带几本小册子，佣人送上茶果，有时先生也教我们喝葡萄酒，我们便问其来历，他于是把葡萄原产何处，原名什么，最早出现何处，何时又传到何处，一变成为何名，如此这般，从各国文字演变之迹，看它传播之路径。这些话我们都记在小册子里，日久之后，积了不少小册，可惜九一八之变起，我只身入关，那些小册和藏书便全部沦陷了，至今想起都感到无限痛惜。”67
“读书必先识字”是陈寅恪的至理名言，也是经验之谈。自在家塾念书起，到第一次由德、法留学回国止，在这一段时间内，陈氏除研究一般欧洲文字外，关于国学方面，幼年即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都曾下过一番苦功。研究的重点是历史，但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其目的是“在史中求史识”，也就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在陈寅恪看来，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历史上的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可在历史中找到脉络。正是陈氏所下的硬功夫，才成就了他的名山大业。与陈寅恪同时代的学子，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但陈氏却技高一筹，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流利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就成为其经常诵读之书。68据陈氏弟子蒋天枢说，陈寅恪在国外时，曾携有两部《经解》石印小字本，其中一部《续经解》直到陈氏去世后尚存于遗物中。69另据俞大维透露，陈寅恪对于史书读得格外用力，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的《天文志》《刑法志》，《隋书》的《天文志》《经籍志》，《新唐书·地理志》，等等，同时也相当重视各种会要，还有三通（南按：《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并大量阅读其他杂史。因为注重史实，他很钦佩刘知几与章学诚，尤其推崇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见解。对于诸子，陈寅恪很喜欢庄子的文章，也很重视荀子，认荀子是儒家正统。对于古文，最推崇韩愈、欧阳修、王安石、归有光、姚鼐、曾国藩诸大家。而对于古代诗词，陈氏佩服陶渊明、杜甫，虽好李白及李商隐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除几首宋人词外，他对于清代词人经常提及龚自珍、朱祖谋及王国维三大家。陈氏本人作诗不多，但都很精美，吴宓颇为叹服，并经常向其请益。而陈氏一生的诗文中，当属吊王国维的长诗与纪念碑文最被世人推重。70
清华国学院教学办公楼（作者摄）
陈寅恪到清华时，吴宓因受张彭春和国学研究院学生吴其昌等辈的挤压、胁迫，已辞去研究院主任之职，调至外文系任教。因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中，与陈氏最能谈得来且引为知己者首推王国维，其次才是梁启超，而王国维与陈寅恪在心灵上的沟通要远比梁更为深刻悠远。与陈氏七载同学的俞大维在晚年回忆时曾这样说过：“到了中、晚年，对他（陈寅恪）早年的观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两位大学者的影响：（1）瑞典汉学大家高本汉先生。高氏对古人入声字的说法，与假借字的用法，给他极大的影响：（2）是海宁王国维先生。王氏对寅恪先生的影响，是相得益彰的；对于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响；对梵文及西域文字，则王氏也受他的影响。”71
当时王国维居住在清华西院，陈寅恪经常到王氏住处论古话旧，说到伤心动情处相对而泣，几不能语。当王国维自沉后，陈氏的挽诗“回思寒夜话明昌，相对南冠泣数行”72，即指此段情谊。
当然，陈、王相对话旧或陈氏独处，并不是整日没完没了地哭哭啼啼，也有阳光灿烂的日子。陈氏的清华弟子蓝文徵曾说过一个颇似笑话的故事——陈寅恪极其幽默，有天几位学生在他家问学，陈兴致上来，对众弟子说我有个对联送给你们：“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73众人闻听，先是一愣，待解其意，哄堂大笑。南海圣人特指出身南海的康有为，梁启超自称是康氏的弟子。王国维当过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因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便成了“再传弟子”与“同学少年”。只是，随着王国维的沉湖，这些大清皇帝的“同学少年”们再也不能向这位誉满神州的一代大儒请教了。
◎王国维沉湖
“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执教的两年中，尽管生活趋于平静，学问越发精进，但仍“时时以津园为念”，每年春节都要去天津觐见“皇上”，还常为“有君无臣”而忧虑。1927年5月间，听说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党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将北渡黄河，扫荡华北，入主京师。又听说湖南的叶德辉、湖北的王葆心等一代名儒被北伐军抓起来砍了头，王氏甚为恐惧，常与吴宓、陈寅恪等人议论应变之事。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过后，下午举行“师生叙别会”。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各入一席，李济、梅贻琦等在座，师生畅谈别情。据当时在场的研究生柏生回忆：“座中（王国维）先生为吾侪言蒙古杂事甚畅，其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宴席将散，梁启超起立致辞，历述同学们之研究成绩，而谓：“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众皆聆听，王国维亦点头表示同意此论。席散，王国维与众师生作别如平时，而后随陈寅恪至南院陈宅，二人畅谈至傍晚。74是日晚，王氏在自家宅中会见谢国桢等同学，依旧是谈笑和怡。送走谢国桢等人后，又回到书房批阅完试卷（第三届研究生招考），乃写遗书一封藏于怀中，像平常一样安睡了。
清华西院32号，王国维先生故居（作者摄）
6月2日晨，王国维餐毕，八时至研究院办公，料理事务如常，并与同人谈及下学期招生事宜。随后王离奇地向事务员侯厚培借了五元钱，独自悄无声息地走出清华园，在校门雇一辆洋车径赴只有几里地的颐和园，花六角钱买了一张门票，让车夫在原地等候，约十时步入园内，徘徊于长廊之间，后踱步至园内鱼藻轩前的昆明湖畔独立沉思，尽纸烟一支，约十一时左右，怀揣剩余的四元四角和一纸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等字样的简短遗书，纵身一跃，沉入湖底。虽有园丁“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但王的头颅已插入淤泥，前后不过两分钟即气绝身亡。75一代国学大师由此告别了凡尘滚滚，充满血腥、苦痛与悲伤的世界，时年五十一岁。
王国维沉湖而死，引起了清华师生的巨大悲痛，全国学界为之哗然。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怀着极度的悲伤与哀痛，以他深厚的学术造诣与犀利的洞世眼光，挥毫写下了哀婉凄绝的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76
陈寅恪诗文向以隐晦难解著称，此联算是较为浅白的一个例外，但对个别字词的理解也曾引起学界不休的争论。王国维在遗书中曾有“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77之语，陈诗中所谓“谬承遗命”当指王氏遗书所言。显然，王国维是把陈寅恪、吴宓视作他的知己的。面对知己，陈氏于“倍伤神”中又发出了“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78“风义生平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79的深切悲鸣。
王国维的死之所以引起陈寅恪如此悲伤，自是与二人过往岁月结下的深厚友谊，及对天命人事在心灵深处产生共鸣有极大的关联。
面对王氏离奇的跳湖自尽，学术界产生强烈震动的同时，坊间对其死因也产生了种种猜测议论，致使有多种说法流传于世，如“殉清”说，“殉文化”说，“悲观哀时”说，罗振玉“逼债致死”说，王国维“妻妾出轨受辱”说，等等，一时甚嚣尘上，莫衷一是。王氏之死遂成为一个言人人殊的谜团。80
王国维的遗体入葬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对其死因做了解释和评价，其说成为众说纷纭中最有说服力的论断，为天下士林广为瞩目和重视。在陈寅恪的眼中，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可以引为知己者，王的自杀绝非世人所说的起于个人恩怨，或后来溥仪所说是经济方面的索债等，而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剧结局，也是对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之抗争。陈寅恪以他对师友的深切理解与同情，在挽词中云：“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81
此挽词一出，时人纷纷赞之，王国维的好友兼亲家、著名甲骨文学者罗振玉更是赞誉有加，谓：“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美；忠悫（南按：逊帝溥仪赐给王氏的谥号）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82
显然，陈氏之说较之世人流传或溥仪道听途说，更接近事情本质和王氏内心之痛楚。作为死者的知己，陈寅恪对其深剖追思至此，王国维九泉之下自当颔首，并深为此而庆幸吧。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这是1922年，王国维的知己，也是陈寅恪的师辈人物，清末著名诗人与学者沈曾植去世时，王国维为其撰写的挽联，其悲恸之情溢于言表。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后，陈寅恪再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与深邃的思想，为其书写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83
陈寅恪借碑文而抒发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喷，再次展现了内在的文化精髓与人性光辉，于苍茫的天地间扬波激浪，振聋发聩。此文一出，世人莫不为之动容。只是数十年后，当陈寅恪自己在残酷的政治桎梏中含恨告别纷乱的世界时，赤县神州再也没有人为其撰写悼念文章了，只有远在美国的赵元任闻讯，写了一篇小文，但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又不能直抒心中悲愤感伤之情，也只能是“而已”而已。
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地离去，在给世界留下一串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崩坍，这便是学界中号称泰山北斗，被陈寅恪誉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84的梁启超。而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也渐显颓势，大有唇亡齿寒、风雨飘摇之势。
早在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并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那个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事后，梁的友人、著名医学家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据伍氏的诊断，“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医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协和“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85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而手术主要操刀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刘的副手则是纯种的美国人，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为了维护西医的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一“以人命为儿戏”的医疗事故，身为受害者，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反而在他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之语通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仍把西医看作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中，梁启超对做了错事的协和医院“带半辩护的性质”。86文章的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87
梁启超默默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与苦痛，维护着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是他的整个生命。与其说梁启超“白丢腰子”是被他所“笃信的科学”所害，不如说是他为科学所做出的牺牲更具理性和人道。
1928年5月底，梁任公将学生论文评阅完毕，身体不支，即辞职回天津养病。6月8日，北伐军击溃奉系军阀，攻占京师，北洋政府宣告覆灭，旋改北京为北平。清华学校由梅贻琦“暂代校务”，听候接管。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曾留学欧美的“海龟”罗家伦为校长，清华学校由此进入了大学时代。
9月底，梁启超无意中得《信州府志》等书，不胜狂喜，遂在天津家中扶病连续笔耕七日。此时死神已开始嘭嘭地叩击梁府大门上那个怪兽状的铜环，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尽，回天乏术，只能听从死神的召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