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打开电视正赶上某个鉴宝栏目，宝主带来一幅潘素的青绿山水画，买主砸价时颇为不屑：“潘素不过是借着名媛的名气，她那些东西我也画得出来！”评议席上一向宽容敦厚的老专家显出了难得的揶揄：“潘素的画，你肯定画不出。三份功夫在画里，七分在画外，哪是三两天的功夫。”
点评得买主一脸尴尬。
真正的名媛绝不会大喇喇地以名媛自居，不会全身布满Logo的名牌，更不会在微博认证上来一句“京城名媛”招致一片嘲讽。真名媛成竹在胸，见识过人生的瑰丽，却难得一颗平常心，进退自如，荣辱自知，背后还带着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就好像潘素。
她的经历当真如同一部章回小说，起承转合，气象万千。
她曾经是苏州名门千金，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原名潘白琴，也叫潘慧素。幼年时期，大家闺秀的母亲沈桂香聘请名师教她音乐和绘画，所以，她弹得一手好琵琶，绘画功底也扎实。
十三岁时母亲病逝，她被继母王氏卖到上海的妓院。
如此冰火两重天的际遇，她却拾掇起无端的愁绪，铺展出别样洞天。
苹果日报社长董桥在那篇《永远的潘慧素》中描写三十年代的她：亭亭然玉立在一瓶寒梅旁边，长长的黑旗袍和长长的耳坠子衬出温柔的民国风韵，流苏帐暖，春光宛转，几乎听得到她细声说着带点吴音的北京话。
如此旖旎的资质，放在古代是薛涛一流，摆在民国更是当红花魁。她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别号“潘妃”，但她不像别的交际花，接的多是官场客人，她的客人居然是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为主，这些人天天到她家酣畅淋漓地“摆谱儿”，吃“花酒”，她照样应接不暇地自顾自出“堂差”。
民国“黑社会”们大多文着文身，潘妃便在手臂上也刺了一朵香艳的花。
所以，每逢想到潘素，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手臂刺花的妍丽奇女子游刃草丛的场景，想着那俗世的欢腾和肆意的热闹，还有她置身其中却不沾染半分俗气的玲珑，虽然身世堪伤却和“红颜薄命”扯不上半分关系，甚至还带着违和的喜感，不禁抿嘴偷乐。
如果不是遇上张伯驹，潘素活色生香的名妓生涯未必结束那么早。这位著名的“民国四公子”之一（其他三位是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少帅张学良），其父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弟、北洋军阀元老、中国盐业银行创办人。张伯驹的奇异，似乎章回体才能尽兴：
伯驹出身豪门，玉树临风，面若旦角，眉如柳叶，天然一段风情，全蓄注在一双丹凤眼中。竟也是，贾宝玉的骨子，纳兰容若的脾性，不顾双亲反对，退出军界，厌倦功名。从此，读书、唱戏、写字、古玩、耽美在名士圈，名副其实一个京城大公子。
这么一对奇男异女，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张伯驹对潘素一见钟情，当场挥笔写了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片语解风韵，寥寥两行字把潘素的神态容貌与特长描摹得淋漓尽致，博得佳人倾心。两人的热恋激怒了已与潘素有婚约的国民党中将臧卓，臧卓把潘素软禁在西藏路与汉口路交口的一品香酒店。哪里料到，情痴张伯驹居然托朋友买通臧卓的卫兵，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孤身涉险，劫走潘素。
那是1935年，潘素二十岁，张伯驹三十七岁。
从此，两人一生沉浮，形影相随。
婚后，张伯驹发现了潘素的绘画天分，不仅大加赞赏，更是着力栽培。在他的引荐下，她二十一岁便正式拜名师朱德甫学习花鸟画，接着又请汪孟舒、陶心如、祁景西、张孟嘉等各教所长，同时还让她跟夏仁虎学古文，这位夏仁虎，便是著名作家林海音的公公。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潘素精进迅速。张伯驹带她游历名山大川，从自然的雄浑奇绝中寻找艺术灵感，此外，张家丰富的名家真迹，更是她学习的范本。中国现存最早的水墨画、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李白唯一的真迹《上阳台帖》，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蔡襄的自书诗册，黄庭坚的草书卷等等，这些听起来神话般的名字，随便哪一幅，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
潘素自述：“几十年来，时无冬夏，处无南北，总是手不离笔，案不空纸，不知疲倦，终日沉浸在写生创作之中。”张大千夸她的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著名文物鉴定家史树青曾为潘素的《溪山秋色图》题跋：“慧素生平所作山水，极似南朝张僧繇而恪守谢赫六法论，真没骨家法也，此幅白云红树，在当代画家中罕见作者。”新中国成立后，她的画曾被作为礼物送给来访的日本天皇、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老布什等。
她已然是现代首屈一指的青绿山水画家。
画如其人，潘素的画，像极了她自己的内心独白。
《云峰春江图》远山缥缈，近树绚丽，青山绿石错落有致；《松岭重峰》则是一色的绿，深浅不同的各种绿疏疏朗朗，映衬着云蒸霞蔚，参差出别样的风情；《远江帆影》中几叶扁舟，数座峻峰，浓淡得宜，自在空灵；《云峰秋色图》却是优雅和谐的调子，不见匠气刻板的布局。
没有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很难有这般跌宕淡远的笔触。潘素的画，有冰雪却不见寒冷，有空山却不露萧瑟，有孤帆却没有自怜，清雅的底子透出疏落的俏丽与温暖，活脱脱就是她自己的写照。
再看张伯驹，出身富贵却没有一丝俗气，才华横溢却不带半分狂态。
刘海粟赞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说他的可贵在于“所交前辈多遗老，而自身无酸腐暮气；友人殊多阔公子，而不沾染纨绔脂粉气；来往不乏名优伶，而无浮薄梨园习气，四周多古书古画，他仍是个现代人”。
就像他的自陈：“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这么两个人，似乎是天意的一对。
他成全了她锦心绣口、不染尘埃的慧根，她成全了他超逸脱俗、宠辱不惊的器宇。于是，张伯驹与潘素，成了难得的幸福夫妻。
原来，幸福的婚姻，不过是彼此的成全。
一对男女，相遇已属缘分，钟情更是不易，费尽周折地结为夫妻，那真是机缘的天时地利与情感的水到渠成。年轻时的爱情，蚕茧一般丝丝缠绕，蜜意绵绵；中年时的爱情却如飞蛾破蛹，懒洋洋、灰扑扑，化作蝴蝶的太少。
而太多的人，不到七年已痒，走到半路已成了陌路。
当年爱他飞扬的个性，现在眼热的却是闺蜜新换的豪宅，于是，他的不羁变成不负责任，需要几次三番地唠叨控诉；曾经钟情她质朴的善良，如今喜欢的却是回眸一笑百媚生的风情，于是，她的纯朴成了木讷，连抬眼打量都是多余。
多少夫妻，在漫长的岁月里，硬生生折断了彼此的优点，变成互不欣赏、互相打击的对手，在婚姻的竞技场上，用尽全力、耗尽一生地战斗。
稳定的婚姻各种各样，爱得你死我活并不稀奇，甚至未必重要，最难得的，是成全。
所以，每个甜蜜的女子背后，大多有一个宽厚男子的默默扶助；每个圆满男子的身边，也少不了一个宽容女子的无声支持。
张伯驹视金如土收藏文物的“败家”举动，潘素不仅赞赏，还变卖珠宝首饰鼎力相助，宁愿独自应对柴米油盐的琐碎，也要成全他的名士风流。
1946年，隋代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流于世面，张伯驹卖掉了弓弦胡同李莲英的老宅，购得了这件宝贝。一家人挟着《游春图》，美滋滋、乐呵呵地从弓弦胡同搬到了城外的承泽园。
1952年，《游春图》和唐寅的画一并捐给了北京故宫。1953年，承泽园也卖给了北京大学。张伯驹一家最后的居所，是后海边最普通的四合院。
1956年，两人又把用全副家当甚至生命换来的、珍藏多年的瑰宝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包括《平复帖》《张好好诗》《道服赞》等八件，至今，它们仍是故宫的镇院之宝。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说，这对夫妇相处，是完全以张伯驹为轴心的，潘素对张伯驹，是百分之一百二的好。
有一次，张伯驹看上了一幅古画，卖家要价不菲。而此时的他，早已不是当年贵气的“民国四公子”，没有实职，尽是闲差。画虽然好，可是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漫长的实际生活，潘素终究犹豫了。张伯驹见她没答应，便嚷嚷开了，最后索性躺倒在地上，任凭潘素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哭笑不得的潘素许诺：还是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吧。于是，大她十七岁的张伯驹才翻身爬起，拍拍沾在身上的灰尘，自己回屋睡觉去了。
如果章家请张伯驹夫妇吃饭，随意洒脱的张伯驹总是不说话，只顾吃，周到礼貌的潘素却不停地夸菜好，夫妻俩就像分工好了一样。章诒和的父亲章伯钧去世后，她的母亲搬了家，第一个前来看望的便是张伯驹与潘素。他们不知道章诒和母亲的新住址，到处打听，最后和一个古董商谎称要与章家核对账目才从农工党机关那里得到了章家的地址。
而此时的章伯钧，早已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现行反革命”。
1975年，两人在一起四十多年后，快八十岁的张伯驹小别潘素，到西安女儿家短居，分别短暂却深情款款，写了首《鹊桥仙》送给潘素：
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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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成全换来一生懂得与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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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素的画配上张伯驹的字是收藏界的珠联璧合，两人经常合作作画，或者她写花草，他题诗词，只见青山绿水，意象无穷，几行小字题识远看犹如一群暮色中的归燕，无论春风得意或是贫顿困厄，均相携而来。
1980年2月，两人最后一次合作，北海画舫展出了老夫妻的作品五十八幅。
画展之后当月，张伯驹去世。
十年后，潘素追随。
治愈你／
实际上，幸福女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本质不错的，智慧的，很替妻子着想的丈夫，这不是靠女人调教就能调教得成的，比如张伯驹之于潘素。
这样的男人，懂得欣赏女人的优点，包容女人的弱点，甚至，他们如同一支点石成金的妙笔，发觉女人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潜能与才华，把女人发掘成一座宝库。
当然，有慧心的女人懂得回应。是的，是回应而不是回报，回报带有太多的沉重和目的性，而回应，恰如春天里的一缕清风，撩拨得人心尖酥痒：我明白你对我的好，我将尽我所能给予你更多的好。
如此的婚姻关系，怎能不是良性循环呢？
婚姻是懂得，是珍惜，更是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