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当年阮玲玉的影迷，大多是学生或者文艺青年，而胡蝶的粉丝，则是生活优越的中产阶级。文青向来无法代表时代的主流，于是，1933年，胡蝶以21334票当选“电影皇后”，阮玲玉只得到第三名。
这种差异显然不是因为胡蝶更美。
单从外貌看，胡蝶珠圆玉润、高贵大方，大脸大眼长身量，虽然富贵逼人，却少了阮玲玉那种百转千回的妩媚，后者眉目间流转的哀愁与小清新似乎更能打动观众。
只是，“美人”到了一定段位，能出位的便不再是容貌的比拼，性情、处世、性格、教养、才华、气质这些综合因素，都会为一个女子加分或者减分。
熟女胡蝶，显然更胜一筹。
1924年，中华电影学校招生，一千多人应试。
一个叫胡瑞华的十六岁姑娘很忐忑，虽然家里最显赫的亲戚是父亲姐夫的哥哥——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唐绍仪，但血缘的迂回早已稀释了亲情的力度，怎样才能从千人之中脱颖而出？
她灵机一动，别出心裁地梳了一个横S发型，在左襟别了一朵大花，长长的耳坠古雅地从耳垂上流泻下来，身着长裙圆角短袄，很复古的打扮，在密密麻麻的时装新女性中卓然不群。
她如愿以偿地成为中华电影学校第一期也是唯一一期学生，系统学习影剧概论、电影行政、西洋近代戏剧史以及导演、化妆、舞蹈、唱歌等十多门课程，还有骑马、开车之类明星必杀技。从只有几个镜头的卖糖果的女孩到女一号，她积累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能量。
终于，《秋扇怨》让胡瑞华破茧变为胡蝶，成为邵逸夫哥哥邵醉翁创办的天一公司当家花旦。
纵然天资再高妙，也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
胡蝶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天一太过于从生意眼光出发，影片的娱乐性功能多于艺术性，且多数影片停留在宣扬旧道德，不合时尚潮流，虽拥有一定的观众，但却不能给观众回味的印象。”别的女明星为情事苦恼时，她已经在考虑电影商业价值与艺术成就的统一，境界云泥。
她颇有语言天赋，能说流利的粤语、闽南话、上海话，甚至为了学普通话专程到北京拜梅兰芳为师。1931年，有声电影取代默片成为主流，她主演了中国第一部蜡盘发音的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演戏配音时，在录音棚一待就是七个小时。
虽然她自谦“论演技，我是不如阿阮的”，但深陷情伤的阿阮付不出她这份功夫。
所以，她成为影坛无人能及的一姐。
她的头像变成最时髦的装饰；她穿的旗袍、戴的首饰一出街便被拷贝；八卦杂志关注着她的一举一动，把她的打扮从头到脚分析给读者，以她作为最美丽女子的模板，甚至，她的酒窝也成了美女的重要标志。
她是一个懂得入世的美人，竭尽所能地扮演好社交名媛、公众人物的各种角色，而不是做个“纯粹的演员”。张恨水评价她：“为人落落大方，一洗女儿之态。性格深沉，机警爽利，如与红楼人物相比拟，则十之五六若宝钗，十之二三若袭人，十之一二若晴雯。”
／一个熟女，懂进退、知分寸，温顺与坚韧兼有，理性与乖巧皆具，珍爱自己也不妨碍他人，有谁不愿力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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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那三十箱毕生积蓄的丢失，她这辈子可能就安稳地和丈夫潘有声一起经营“胡蝶牌暖水瓶”，在平等而尊重的婚姻中终老了。
三十个箱子把戴笠送进她的生活。
粉丝的热情有多可怕，看看刘德华就知道。
她的骨灰级粉丝戴笠，初到上海时，即使吃饭都成问题，也要买票去看胡蝶的电影。当了复兴社特务处长之后，依旧频繁出现在南京的白天鹅电影院，他乐呵呵地对人说，胡蝶的一举一动和一颦一笑都恰到好处，什么角色让她一演就活了，可真是中国特有的艺术之花。她的作品《歌女红牡丹》《火烧红莲寺》《啼笑因缘》《空谷幽兰》，他久已烂熟。
可想而知，当偶像胡蝶找上门来拜托寻找三十箱丢失的珠宝后，粉丝戴笠喜不自胜。一个普通的捉贼案，他殷勤地用上了军统特权，砰砰地拍着胸脯保证，绝对不能委屈了我们的大明星。
在戴笠的授意下，军统安排胡蝶一家到重庆，在朋友夫妇安排的盛大舞会上，戴笠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女神。
不过，高傲的梦中情人对他甚是冷淡，只跳了一支舞便离去。
戴笠怅然若失，接着锲而不舍。他在除夕夜把胡蝶一家请到自己的曾家岩公馆吃年夜饭。酒宴开始，戴笠一扫往日的冷峻严肃，满脸春色，谈笑风生，兴奋得像个大孩子；饭后，他陪胡蝶的孩子们玩纸牌，出牌时做出各种鬼脸，逗得他们哈哈大笑；之后，又带着孩子们到花园放烟花。
无论如何，我也形容不出飞扬跋扈的特务头子陪着心爱女子和别人生的孩子做游戏的情形，只能说，他用情不浅。
宝箱里的东西只追回了一小部分，戴笠却按照清单从国外买了同款回来补齐，带着这些宝物，他再次来见胡蝶。
宝箱被打开的那一刻，胡蝶百感交集——虽然这些物品与自己原有的相似，却是全新甚至贴着商标的，她瞬间明白了戴笠的用心。
推辞吗？乱世中自己一家老小寄人篱下，处境的艰辛容不得她撂出掷地有声的拒绝。接受吗？见惯风云的她不会不清楚接下来的代价。一点儿都不动心吗？恐怕没有女子能够在这样感情与物质的双重夹击下纹丝不动。
她是个多么玲珑的女子，当着戴笠下属的面，她微微低首，轻声说：是的。
或许，只有成熟的稻谷才懂得弯腰吧。
接下来便顺理成章了。
形同虚设的丈夫被打发到滇缅经商，即使明知把妻子一人留在重庆是羊入虎口，可是看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和白发苍苍的岳母，想到传说中戴笠的冷酷乖张，潘有声只能忍痛泪别。
他是真的爱老婆。
姑娘们，其实一个真正爱你的男子，无论如何也不忍让你去死，他宁愿守着有缺憾的你平静终老，也不舍得让你去舍生取义。
终于和偶像走到了一起，粉丝的狂喜亟需宣泄。
她想吃南方的水果，他立即派飞机从印度空运；她说拖鞋不舒服，他一个电话让人弄来各式各样的鞋子给她挑；她随口说窗户小光线暗，他急忙命令在公馆前方，专门为她再建一幢花园洋房；他还选了地名吉利、环境优美的神仙洞另修居所，为了汽车可以直达门口省却她的爬坡之苦，他亲手测地形、修车道，所经之处人畜撤离，房屋拆迁；他还亲自设计在斜坡上用石块镶成“喜”和“寿”两个大字，栽种各种奇花异草。
甚至，他遣散了所有相好过的女子。
而她，已经三十六岁，最好的年华早已逝去，还拖着两个孩子，离过一次婚。如果他愿意，比她年轻美貌的女子很多。
她爱他吗？
不用拿迫不得已来替她遮掩，也不用揣测她是否移情，一个三十六岁的熟女太明白爱情是什么，太清楚生活的起承转合，太了解人生的悲欣与不得已。犹如她自己在《在重庆的日子》里所说：“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说胡蝶也未吃亏，她的丈夫潘有声因此在当时唯一对外通道的滇缅公路来回走单帮，有戴笠主管的货运稽查处免检放行，确也捞了一笔横财，成了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
她还说：“我并不大在乎，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我和张学良跳舞的事情，闹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不都澄清了吗？”
很聪明的回答。没有急切地辩白，没有锱铢必较地抠字眼，没有摆事实讲道理试图把一切交代清楚，更没有人言可畏的寻死觅活。
明白却不点破，你设扣，我入扣，欲语还休，这就是熟女的火候。
1946年3月17日，筹备着和蝴蝶结婚的戴笠死于空难。
随着飞机的爆炸声，一段是非莫辨的情感化为尘埃。
第一时间，她回到丈夫潘有声身边，两人迁居香港。
她重登心爱的银幕，但她很清楚，年过四十的自己不再是舞台上的主角，既然老去就要演适合年龄身份的角色，于是，她改演中老年配角，虽然戏不多，但她依旧认真。
平常心为她重新铸就了另一段辉煌，片约不断，和李翰祥合作的《后门》让五十二岁的她成为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
她和丈夫继续经营“蝴蝶牌暖水瓶”，他真是个宽厚而深爱她的男子，无论是在外的生意，还是在家的生活，包括一双儿女的教育，他都安排得妥帖周到，直到1959年，他因肝癌躺在了病床上。
那是她最痛苦的日子，她瞒着他病情，轻松地劝慰他，和他一起计划病愈后去欧洲疗养，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1959年初秋的一个清晨，她开了一罐他爱吃的草莓罐头，他像有预感一般拉过她的手，抱歉地说：“瑞华，我实在有些对不起你呀，今后的日子还很长，两个儿女，就靠着你一个人啦。”
这次，她演惯了别人的悲喜，却哭不尽自己的哀伤。
晚年，她改名“潘宝娟”，“潘”是对亡夫的纪念，“宝娟”则是她儿时的乳名，人生渐行渐短，她越发返璞归真。
她把家安在温哥华一座靠海的二十五层的公寓里。每天，阳光掠过太平洋的波涛照进她的阳台，她和老姐妹们打麻将，学英语，逛唐人街，还结伴去参观了好莱坞。
1989年4月23日，她说：“蝴蝶要飞走了。”
这是她人生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八十一岁的古稀老妇依旧有着诗意情怀。
前些日子，和做娱记的闺蜜聚会，聊起娱乐八卦和坊间传言，她一边用搅拌棒旋转着杯子里的星冰乐，一边若有所思地说，其实，女明星们会红很久的，都对人很温暖、很和善，一个人想红，最重要的其实是拎得清和不骄傲。
听她说着，我竟不觉想到了遥远的胡蝶。
治愈你／
成熟的标志不是会说大道理，而是开始去理解身边的小事情，去体谅周遭的不得已。
或许，胡蝶这样的熟女才是深谙人生最好年华的女子。
她们虽然不是最年轻水灵，却是蜜桃成熟时，心境平和愉悦，不会对现实和感情有太多的条件反射，不会太敏感，太凛冽，太反骨。
她们像秋天午后的阳光，剥离了春天的青涩，夏天的热烈，以及，冬天的寒酷，有着熔化一切的温暖、静谧和性感。
熟女们再也不会拧巴，她们明白与世界握手言和，不再为难自己和别人。
最重要的是，她们懂得弯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