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到了贝文家,听天由命地接受了这件事:自己不会再做工作了。挪威之行以来他什么也没写,既然已被迫放弃了在松恩峡湾边居住和工作的想法,他的唯一愿望是自己生命里最后的不事生产的几个月尽量短些。“眼下我连想一想工作都不行,”他写信给马尔科姆,“这无所谓,只要我别活太久!”
起初贝文夫人有点怕维特根斯坦,尤其在对她算是种折磨的首次见面后。维特根斯坦搬去之前,贝文医生曾邀请他到家里吃晚饭,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妻子。她丈夫提醒过,维特根斯坦不是喜欢闲聊的人,应当小心地别说任何欠考虑的话。她求稳了,那个晚上的大部分时候都保持沉默。但当维特根斯坦提到自己的伊萨卡之行时,她很有兴致地插话:“你能去美国是多么幸运!”她立即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维特根斯坦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幸运,你指什么?”
不过,维特根斯坦在那儿住了几天以后,她开始习惯有他在身边,最终他俩成了亲密的朋友。但并非因为他是个特别好相处的客人:
他的要求很高很严格,虽然他的喜好很简单。这是不必说的:他的洗澡水要准备好,他的食物要准时,每天的日程要照一个规律的模式来。
另一件不必说的事,是维特根斯坦住在那儿时不用为任何事付钱——连他留在桌上的购物单上面、要贝文夫人出门时采购的物品也不用他付钱。这些物品包括食物和书,当然还有每个月“史特里特和史密斯”的《侦探故事杂志》。
成了朋友后,维特根斯坦和贝文夫人每天傍晚6点散步至本地小酒馆,这是日常规律模式的一部分。贝文夫人回忆说:“我们总是要两杯波特葡萄酒,一杯我喝,另一杯他饶有兴味地泼到蜘蛛抱蛋盆栽里——这是我知道的他的唯一不老实行为。”尽管第一次见他时感觉不佳,但他们之间的谈话轻松得令她惊讶:“值得说的是,他从不跟我讨论或试图跟我讨论我不理解的话题,所以在我们的关系中我从未觉得自己次等或无知。”但这不等于说他所有言谈的意思总是明明白白;他最具格言气质的话也许是对伊丽莎白·安斯康姆的丈夫彼得·吉奇的评论。贝文夫人问维特根斯坦吉奇是怎么样的,他郑重地说:“他读萨默塞特·毛姆。”
2月份维特根斯坦写信给弗拉克:
我病了一段时间,约6星期,每天得躺在床上过一会儿。我不知道何时再去伦敦。如果没机会再去了,我会让你知道,你也许能在某个星期天到这儿来看我。
他没告诉弗拉克自己得了癌症,写完这封信后不久他的状况急剧恶化,不太可能再去伦敦见弗拉克了。但是,在这个阶段他竟提出这事,说明和这位盖斯医院前同事的见面对他已有多么重要。
2月末医生判定,延续维特根斯坦的雌激素和X射线治疗不再有意义。这事对他是一种巨大的解脱,即便随之而来的消息是他顶多只能指望再活几个月了。他告诉贝文夫人:“现在我要去工作,就如我以前从未工作过那样。”值得一提的是,他说对了。在生命余下的两个月里,维特根斯坦写出了现在的《论确实性》里一半以上的论述(即编号段落第300—676节),许多人认为,这次他写出的论述是他全部工作里能找到的最明白好懂的。
这一工作捡起了维特根斯坦此前对摩尔“对常理的一种辩护”的讨论的线头,但对问题的探究深入得多,思想表达的清晰和简洁程度也比以往的著作高得多。即便在责怪自己缺少专注力时,他也用了恰当有趣的比喻:“现在我做哲学就像总把东西放错地方、只好又去找的老女人:一会儿是她的眼镜,一会儿是她的钥匙。”尽管这样责怪自己,但他毫不怀疑正在写作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我相信能独立思考的哲学家会有兴趣读我的笔记。因为,即便我只是很少射中靶子,他也能辨认出我不停瞄准的目标是什么。”
他瞄准的目标是,怀疑在那儿变得无意义的地方——那个他认为摩尔射得不准的目标。我们不能怀疑一切,这是真的,但不是出于实际的理由,比如时间不充足或有更好的事情要做;这是真的,是出于内在的、逻辑的理由,即:“无止境的怀疑甚至连怀疑都不是。”但我们并非是靠着以“我知道……”起头的陈述到达那一止境的。那种陈述只在“生活之流”中才有使用;在生活之流以外,它们显得荒谬:
我和一个哲学家坐在花园里;他一次次地指着我们旁边的一棵树,说“我知道那是一棵树”。其他人来了,听到了这话,我告诉他们:“这家伙没有发疯。我们只是在做哲学。”
我们在实践中到达怀疑的止境:“孩子学的不是书存在、扶手椅存在,等等——他们学的是拿书、坐在扶手椅上,等等。”怀疑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实践,只有学会了许多不抱怀疑的行为之后才能学这种实践:“怀疑的和不抱怀疑的行为。有了第二种行为才有第一种行为。”维特根斯坦的论述的着力之处,是使哲学家的注意力从语词、句子上移开,放到我们使用它们的场合中去,放到赋予它们意义的语境中去:
我是不是越来越接近于说,最终不能描述逻辑?你必须察看语言的实践,然后你就会看到逻辑。
歌德《浮士德》里的一句诗概况了他的态度:“Im Anfang war die Tat”(“太初有为”),维特根斯坦赞赏地引用了这话,而且也有理由把这话视为《论确实性》的题铭——实际上也可把它视为全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题铭。
《论确实性》的最后一段论述写于4月27日——维特根斯坦最后失去意识的前一天。4月27日的前一天是他的62岁生日。他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一次过生日。贝文夫人送一条电热毯当礼物,给他时说:“愿快乐来日复返”,他死盯着她,回答:“不会有‘复返’了。”第二天晚上,结束和贝文夫人每晚的小酒馆之行后,他病得极厉害。从贝文医生那儿得知自己只有几天可活时,他叫道“很好!”28日晚贝文夫人陪着他,告诉他,他在英格兰的好友第二天过来。失去意识前他对她说:“告诉他们我过了极好的一生。[301]”
第二天,本、安斯康姆、斯麦瑟斯和德鲁利聚在贝文家里陪伴维特根斯坦,直到他去世。斯麦瑟斯带着康拉德神父来了,但没人能决定康拉德该不该说出通常对临终之人说的言辞,并给予他“有条件赦免”[302],直到德鲁利想起,维特根斯坦曾说希望信奉天主教的朋友为他祷告。事情由此得以决定,他们全都去维特根斯坦的房间,康拉德背诵教仪祈祷文时,他们全都跪下。之后不久贝文医生宣布他死了。
第二天在剑桥的圣贾尔斯教堂为他举行了天主教葬礼。之所以决定这么做,仍然是凭借德鲁利的一段记忆。他告诉其他人:
我记得维特根斯坦告诉过我托尔斯泰生活中的一件事。托尔斯泰的一个兄弟去世时,当时是俄国东正教会严厉批评者的托尔斯泰叫人请来了教区神父,把他的兄弟照东正教仪式安葬了。“那么,”维特根斯坦说,“这正是在类似的情况下我要做的。”
德鲁利提起这事时,每个人都赞成由一位神父在墓地旁说出每一句通常的罗马天主教祈祷词,但德鲁利承认:“自那以来我一直为那时我们那么做是否正确而困扰。”德鲁利没有细讲,但他的困扰也许源于这一疑虑:那个托尔斯泰的故事是不是完全适合维特根斯坦的情况。那故事的要点在于,虽然托尔斯泰自己不是东正教会的拥护者,但具有尊重自己兄弟信仰的感情。但在维特根斯坦这里情况反过来了:拥护天主教信仰的是安斯康姆和斯麦瑟斯,而非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不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在许多场合说过,在谈话和写作里都说过,他不能使自己相信天主教徒相信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也不践行天主教仪式。可是,在他的葬礼上举行一种宗教仪式,这里面似乎有某种恰当的东西。因为,以一种具有核心重要性、但又难以定义的方式,他过了虔诚的宗教性的一生。
维特根斯坦去世前几天德鲁利到剑桥探望过他,他对德鲁利说:“这不是古怪的吗:虽然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但从未发觉自己思索一种‘来生’”。但是,就算维特根斯坦没思索过来生,他确实想过自己将如何受到审判。死前不久他写道:
上帝会对我说:“我用你自己的嘴审判你。你自己的行为——当你看到别人做那种行为时——已然令你嫌恶而战栗。”
维特根斯坦寻觅的与上帝的和解,不是被接回天主教会的臂弯;那是一种伦理上的严肃和忠实的状态,那种状态甚至将经受住那位最严厉的法官的详尽审查,那位法官便是他自己的良心:“那住在我胸中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