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爱尔兰的头两个星期,维特根斯坦住在都柏林的罗斯旅馆。只要医院里没事,德鲁利就陪维特根斯坦到都柏林城里或周边寻找可能的住处。没地方能提供他需要的孤独和平静,但德鲁利在圣帕特里克医院的朋友罗伯特·麦卡洛夫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麦卡洛夫常去维克洛郡瑞德克洛斯的一处农舍度假,房子属于理查德·金斯顿和詹妮·金斯顿,他们对他说过想招一个永久房客。这个信息传给了维特根斯坦,他立刻从都柏林动身去“勘察现场(case the point)”(这时候他的词汇里包含了从美国侦探小说里借来的一点新鲜用语)。维克洛郡迷住了他。“坐公车前往的路上,”回来后他告诉德鲁利,“我不停地对自己说,真是个真正美丽的国度。”
不过,搬进金斯顿夫妇的农舍后没多久,他就写信对里斯说自己在那儿感到“冷和不舒服”:“我也许会在几个月之内搬到西爱尔兰的某个隔绝得多的地方。”但几个星期后他适应多了,德鲁利第一次去瑞德克洛斯时,看起来一切都很好。维特根斯坦告诉他:“有时我的想法来得如此迅速,我觉得仿佛有什么在引导着我的笔。现在我清楚地看到,放弃教授职位是正确的。在剑桥我永远做不完这工作。”
远离剑桥代表的“瓦解和腐烂着的英格兰文明”,无疑是生活在爱尔兰的主要吸引力之一。冯·赖特写信给他谈自己对申请剑桥哲学教授席位的犹豫,维特根斯坦回信说,他完全理解,而且他实际上以为冯·赖特不会申请,因为:“在我看来,成为英格兰人,或成为英格兰的难民,这种前景在我们的时代绝不是有吸引力的。”
冯·赖特终于提出申请时,维特根斯坦的鼓励里掺杂了一种吓人的警告:
剑桥是个危险的地方。你会变得肤浅吗?圆滑?如果你不,那你不得不很遭罪——你信里使我感到尤其不自在的段落,是你因为想到要去剑桥教书而热血澎湃。我觉得:如果你到剑桥去,你就必须作为审慎的人而去。但愿我的担心没有根据,但愿你碰不上压倒你的力量的诱惑!
除了远离剑桥,住在瑞德克洛斯的主要吸引力是维克洛郡乡间的美景。冬季是温和的,维特根斯坦几乎每天都可散步。“这儿一点也不像威尔士海岸,”他写信给里斯,“但色彩是最美妙的,色彩弥补了一切不足。”他写给姐姐海伦娜:
如果色彩不是常常如此美妙,这儿的乡间不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认为这肯定与空气有关,因为不仅是草地,还有天空、海和甚至一切棕色的东西全都很棒——我在这儿比在剑桥感觉好多了。
在瑞德克洛斯散步时他随身带着笔记本,经常在室外工作。金斯顿家的一个邻居常看见维特根斯坦外出作钟爱的散步,他记道,一次自己路过,看见维特根斯坦坐在一道沟渠里发狂地写着,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这大概是维特根斯坦对德鲁利说过的那种情形中的一次:想法来得如此迅速,他感到仿佛有什么在引导着自己的笔。不过,他谨慎地不给予这种灵感情绪过多重要性:
在一封(我想是写给歌德的)信里,席勒写到一种“诗的情绪”。我觉得我知道他的意思,我相信我自己对之很熟悉。这是一种接纳自然的情绪,在这种情绪中,人的思想似乎和自然本身一样活跃。但奇怪的是席勒没有写出更好的东西(或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不是很确信我在这种情绪中写出的东西真有什么价值。也许是这样,在那种时候赋予我思想光泽的,是一道自上而来照耀它们的光。它们自身不发光。
他随身带了两份打字稿,一份是现在的《哲学研究》第一部分,一份是现在的《心理哲学评论》第一卷。他希望从这些打字稿和正在瑞德克洛斯写的论述里整理出他的书第一部分的最终版本。(可以认为此时他已放弃了处理数学哲学的第二部分的计划。)他向每个朋友报告,说这项工作进行得相当好。不过,有迹象表明他已倾向于把出版的任务留给他的遗稿保管人了。“老天知道我是否还会出版这一工作,”他写信给冯·赖特,“但如果你活得比我久,我愿在我死后由你看护它。那里面有一大堆艰苦的思考。”
由于不良的健康状况,维特根斯坦不能如自己所愿的那样刻苦工作。尽管1948年2月5日他对里斯声称,“我在身体上非常健康”,事实上他正承受着消化不良的痛苦侵袭。为了与之作战,工作时他在身边放一罐“斯克瑞格”炭烤饼干。他非常相信这种治疗法(金斯顿家的孩子毛德和肯记得他很少吃别的东西),结果常常得步行去阿克洛补充存货。但饼干似乎并未解决问题:“我的工作进行得不赖,”1月份他写信给马尔科姆,“我觉得,如果未遭受似乎没办法摆脱的消化不良之苦,我的工作甚至能进行得非常好。”
糟糕得多的(但也许与他糟糕的消化有某种联系)是他恶化的神经状况。2月3日他写道:
感觉不好。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害怕疯癫来袭。只有上帝知道我是否有危险。
如果过去一年在剑桥时本的邻近是他精神不稳定的原因,那么离开本并未令他的心智更健全。2月5日他向马尔科姆报告:“偶尔有古怪的神经不稳定的状态,对此我只想说,发作时糟糕透顶,唯一的缓解办法是祷告。”同一天他写信给里斯:
恐怕我的神经常常不守规矩。当然它们是疲惫和衰老的神经——我的工作大体上进行得相当好。它同样也是一个老人的工作:虽然我并不真的老,但我有某种衰老的灵魂。但愿能许给我这件事:我的身体不比我的灵魂活得久!
“我常常相信,我正走在直通疯癫的路上,”一个月后他告诉冯·赖特,“难以想像我的大脑能很长时间地经受这种紧张。”
随后的两个星期他处于一种剧烈沮丧的状态中,无法工作,对自己的住处越来越不满。他最初满意他的主人。“他们很安静,”12月份他曾写信对冯·赖特说,“我在自己房间里用餐,很少受到打扰。”但是3月份,这一家最小的肯(当时11岁)的一个朋友住了过来。两人睡一张床,半夜起来说笑。维特根斯坦剧烈地砸墙,要他们安静,他们却视之为玩笑。维特根斯坦真的束手无策了。他发电报到都柏林,说情况紧急,要德鲁利在罗斯旅馆订一个房间并到旅馆看他。德鲁利回忆:“他一到旅馆我就过去看他。他看上去苦恼和激动”:
维特根斯坦:事情来了。
德鲁利: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维特根斯坦:我一直害怕的:我不再能工作。过去两星期我什么工作都没做。晚上我不能睡觉。我房间底下的人很晚的时候起来说话,持续的咕哝声快把我逼疯了。
德鲁利开了点药片帮助维特根斯坦睡眠,他告诉维特根斯坦,自己的兄弟在爱尔兰西海岸的农舍现在没人住,欢迎维特根斯坦利用之。在那儿他起码能找到平静和孤独。
松了口气之后,维特根斯坦回到瑞德克洛斯仔细考虑。他在金斯顿家过了复活节,但仍然无法工作,因此决心接受德鲁利的好意。不过他的心情颇有改观——和金斯顿一家的关系也一样——离开前不久,他送给孩子们一个大大的装满巧克力的亮绿色的复活节彩蛋;4月28日,动身去西海岸的那天,他在来访本上签下了这句话:“很愉快的时光,谢谢你们”。
没有理由从这句话里看出任何讽刺或不诚——这话无疑真实表达了对金斯顿一家的感激。但至少,很难把他住在瑞德克洛斯的最后两个月称作“很愉快的时光”,离开前一周写给里斯的信表明了这一点:
这些天我常想起你,虽然也许听起来可怕,但确实常常想起;感谢上帝我写了信要你复活节别来看我。因为过去6或8周对我来说是一段糟糕的日子。首先我经受着可怕的沮丧,然后得了场重感冒,而我一直都不知道要离开这儿到哪里去。现在我逐渐好点了,打算下星期离开这儿到西部的罗斯洛去。这么做很是不便(那儿和都柏林之间有10小时路程),但就我的目力所及,我只能这么做。所以,如果你来,你会发现我处于一种备受磨难的状态中。但愿我有一点力量,有一点勇气,还有运气!过去一个月,我已经能作一点思考了(我指哲学方面;我的大脑虽然迟钝,但并未停滞,我情愿它停滞了!)。
1934年维特根斯坦就见过康尼马拉的罗斯洛农舍,当时弗朗西斯·斯金纳和莫里斯·德鲁利陪他到那儿度假。罗斯洛位于基拉里港口,面对着海,周围环绕的主要是一段有着出奇尖角的名为“十二尖峰”的山峦。农舍建造时是为了当海岸看守站,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废弃不用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这屋子无人居住,唯一的用途是爱尔兰共和军隐藏囚徒之所;1927年莫里斯·德鲁利的兄弟迈尔斯把屋子买了下来当度假屋。罗斯洛附近还有几个农舍,但跟商店、邮局或别的村子或别的城镇设施都隔了好多英里。这种隔绝虽如维特根斯坦预计的那样“很是不便”,但却是必要的——如果他想享有那种他觉得自己的工作必不可少的免于干扰的自由。
维特根斯坦到那儿时托马斯·穆尔克里斯接了他(维特根斯坦后来学会了和基拉里的每个人一样叫他“托米”),穆尔克里斯是德鲁利家的雇员,住在离罗斯洛约半英里远的一个小屋子里,他照顾德鲁利家的度假屋,报酬是每周3英镑。(他捡煤、捕鲭鱼,作为这份微薄工资的补贴。)德鲁利对托米说过维特根斯坦经受着神经垮掉之苦,要求他尽其所能地帮忙。于是每天早晨他步行到罗斯洛送牛奶和煤,看看维特根斯坦情况如何。维特根斯坦发觉托米(他这样告诉马尔科姆):“很好,比起我在维克洛郡时周围的人,肯定是更好的伙伴。”
后来和里斯谈话时他则有更多的批评,他说穆尔克里斯全家都是不想干任何活的人。他震惊地看到,虽是个出色的女裁缝,托米的母亲却衣衫褴褛地晃悠,托米自己虽是个合格的木匠,但他们屋子里的每一张椅子都有一条断腿。他在日记里径直说托米——“我在这儿完全依赖于他”——是“不可靠的”。
无论可不可靠,托米是他有的一切。他最近的邻居莫蒂默一家认为他完全疯了,不愿跟他有任何关系。他们甚至禁止他走进他们的地界,理由是他会吓坏他们的羊。因此,如果他想到罗斯洛后面的山岗上走走,就不得不走一条长而迂回的路线。有一次他这样散步时,莫蒂默家的人看到他突然停住,用手杖当工具在路上的泥地里画一个轮廓图(一个兔-鸭图?),他站着,长时间全神贯注盯着这张图,然后又走了起来。这事印证了他们最初的看法。还有一件事也是如此:一天晚上,莫蒂默家的狗叫声打乱了维特根斯坦的专注,他猛烈爆发了。事实上,他留给莫蒂默家的印象,与他先前留给奥地利乡下村民的印象颇为雷同。
托米也觉得维特根斯坦有点怪。但部分因为对德鲁利家的忠诚(迈尔斯·德鲁利曾跳下船救出了溺水的托米),部分因为开始喜欢“教授”的相伴,他愿意竭尽所能使维特根斯坦在罗斯洛的居住尽量舒适和愉快。例如,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满足维特根斯坦严格的清洁和卫生标准。按维特根斯坦的建议,他每天早晨不只送去牛奶和煤,还送去自己用过的茶叶。每天早晨,茶叶洒在厨房地板上吸污垢,然后扫掉。维特根斯坦还叫托米弄掉屋子里的“甲壳动物”(土鳖虫)。托米的做法是,给整个屋子喷了多到令人窒息的消毒粉。毕生害怕每一种虫子的维特根斯坦对结果感到满意,他情愿面对窒息的威胁,也不愿意看见土鳖虫。
罗斯洛农舍有两个房间,一个卧室和一个厨房,维特根斯坦的大部分时间在厨房里度过。但没用厨房做饭。在罗斯洛时,他几乎完全依靠从戈尔韦的一家杂货店里订购的罐头食品。托米挺担忧他的饮食。“罐头食品会吃死你”,他有一次说。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阴森的:“反正人活得太久了”。维特根斯坦把厨房改作书房,托米早晨去时,常常发现他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往夹起来的散页上写着什么。几乎每天都有一堆丢掉的纸页,烧掉它们是托米的活。
一天早晨,托米到罗斯洛时听见维特根斯坦的说话声,进屋后惊讶地发现只有“教授”自个。“我以为你有个伴在这儿呢,”他说。“我是有,”维特根斯坦回答,“我在跟我的一个很亲爱的朋友——我自己——谈话。”在他这时期的一本笔记本里,这句话得到了呼应:
几乎我的所有写作都是跟我自己的私人谈话。我跟自己促膝而谈的话。
除了和托米在一起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在罗斯洛的孤独只被本·理查兹的一次短暂来访打断过;1948年夏天理查兹在那儿住了几个星期。他们一起进行了维特根斯坦钟爱的散步,爬到山上,沿着海岸,赞叹这一地区美妙的各式各样的植被和物种。
维特根斯坦对在基拉里见到的各种鸟尤感兴趣。(在西爱尔兰海岸的那一段,北方潜鸟、鸬鹚、杓鹬、蛎鹬、海鹦和燕鸥都相当常见。)起初他常要托米帮忙辨识鸟种。他描述自己见过的一只鸟,托米尽其所能地叫出名字,不过托米坦率承认:“也许我给他的并不总是正确的名字”。抓到托米的几次错之后,维特根斯坦改为倚仗德鲁利寄来的插图手册。
为了更好地观看海鸟,维特根斯坦想在基拉里海岸外的某个小岛上建一座棚屋。托米(建这个棚屋将是他的活)最终劝阻了他,理由是小木棚屋不够坚固,经受不住岛上的曝露环境。作为替代,托米带维特根斯坦乘划艇出海;托米划船,维特根斯坦或是注意着海鸟,或是默默坐着沉思。乘船出海时他们偶尔会聊天,维特根斯坦回忆自己在挪威的日子——那时他得划船穿过海湾补充给养——托米则回答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关于基拉里历史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对较为驯化的鸟也感兴趣:常到农舍找面包屑的知更鸟和苍头燕雀。他鼓励它们,在屋外留下食物;最终它们变得很驯服,到厨房的窗户那儿找他,在他的手里吃。离开罗斯洛时他给了托米一点钱买食物,供养已然指望每日喂养的鸟。不过,再去农舍时托米发现鸟的驯服害了它们。在窗边等待喂养时,它们成了本地猫的方便猎物。
罗斯洛的生活方式虽然艰辛,但看上去却提供了增进维特根斯坦的精神和身体福祉的必要条件。如我们所见,到那儿时他状态糟糕。“我最近的日子很糟:灵魂、心智和身体,”到那儿几天后的4月30日,他写信给马尔科姆,“许多星期我感到极其沮丧,然后觉得自己病了,现在我虚弱、完全呆滞。我有五六星期什么工作也没做了。”但一个月之内,农舍的孤独、海岸景色之美、鸟儿的陪伴和托米·穆尔克里斯的亲切支持(就算不完全可靠)已然造成了好的变化。维特根斯坦发觉自己又能工作了。
他对那儿的生活方式的最大抱怨是必须自己做一切家务活。他觉得这事麻烦得要死,但照他写给马尔科姆妻子李的话说,“无疑这事也是一大恩赐,因为它令我保持神智健全,强迫我过规律的生活,大体上这事对我有好处,虽然我每天都诅咒它”。
只是由于美国浆纸小说(Pulp fiction)的短缺,罗斯洛的偏远才是一个问题。最近的村子在10英里之外,那儿可供选择的书非常贫乏;诺尔曼·马尔康姆定期寄来“杂志”包裹的空档期里,维特根斯坦被迫读多萝西·赛耶斯。他告诉马尔科姆,那“差得要命,令我情绪低落”。马尔科姆供给的“真正的玩意”带来了解脱:“打开你的一本杂志时,就像从憋闷的房间里出来,走进了新鲜空气里”。
不过,偶然地,他倒在村商店里找着了他钟爱的侦探小说(诺伯特·戴维斯写的)《恐惧集结地》的平装本。上一年在剑桥时他读了戴维斯的书,喜欢得不得了,还借给摩尔和斯麦瑟斯两人读(后来也给了本·理查兹一本)。再次见到这书,他抵不住诱惑买下重读,结果对之的推崇甚至又增加了。“虽然如你知道的,”他写信给马尔科姆,“我读过成百本令我快活的、我爱读的书,但我认为我只读过两本我可能称之为好玩意的书,戴维斯的这本是其中之一。”他请马尔科姆去找出更多戴维斯的信息:
听起来也许疯狂,但最近重读这故事时,我又一次如此喜欢,我竟觉得自己真的想写信感谢作者。如果这是发疯请不要惊讶,因为我就是这样。
不幸的是,马尔科姆回报:“就我能想到的办法,我没能获得这位作者的任何信息。”这挺遗憾,因为1948年诺伯特·戴维斯实际上迫切需要鼓励。他是——还有达希尔·哈米特及其他《黑面具》的作者——美国“硬派(hard-boiled)”侦探小说的先锋之一。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放弃了律师职业去写侦探小说,享受了10年成功作家的日子。然而20世纪40年代晚期他陷入了困难。维特根斯坦写了给马尔科姆的那封信后不久,戴维斯写信对雷蒙德·钱德勒说,自己最近写的15个故事里的14个遭到退稿,请求钱德勒借他200美元。第二年他在贫困中死去,全然不知自己的一项罕见的(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荣耀:写了一本维特根斯坦喜欢得想写封感谢信给作者的书。
侦探小说在康尼马拉的短缺无疑部分解释了维特根斯坦的感谢之情。但为什么他把《恐惧集结地》排在他读过的(数量很大的)其他所有侦探故事之上呢?
答案也许在于这小说的幽默,事实上这是它最抓人的特点。故事中的侦探窦恩与山姆·斯贝德和菲利普·马洛这样的人物的区别之处,是相当喜剧化的不讨喜的外表:他是一个矮小、肥胖的人,到哪儿都领着一只体型巨大、训练有素的名叫卡斯代尔斯的大丹狗[270]。在戴维斯的风格里,尤其触动雷蒙德·钱德勒的特点是他杀死自己人物时的不经意方式,这一点在《恐惧集结地》里特别明显。例如,在描述了南美一家旅馆“阿兹特克”的游客,设置了场景之后,戴维斯引入了“加西亚”:
对那时叫加西亚的那个人来说那一切都很乏味。他坐着,喝着啤酒,啤酒颜色普通,浓度和温醋相当,他阴沉地看着。他的脸瘦削、微黄,零零落落的胡子是黑色的,他是斜眼。对于从阿兹特克旅馆来的游客,他真应该更有兴趣一些,因为其中一人很快就要射杀他。但他不知道,如果你告诉他,他会笑你。他是个坏人。
窦恩射杀另一个“坏人”包迪斯特·波诺法尔时,浪漫幼稚的女主角简关心地问:“他伤着了么?”“一点儿也没,”窦恩说,“他只是死了。”
“幽默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维特根斯坦在罗斯洛时写道,“所以,若说幽默在纳粹德国被扑灭了是正确的,那么这不是指人们情绪不佳或任何那一类事情,而是指深刻得多和更重要的东西。”为了理解那“东西”是什么,把幽默视为一种奇怪和不可理解的东西也许是有启发的:
两个人在一起笑,比如说因为一个笑话。其中一人用了某个有点不寻常的说法,现在他们两人都迸发出抽搐似的笑声。对于来自很不同环境的游客来说,这也许显得很反常。但我们觉得完全合理。(我最近在公共汽车上目击了一次这样的场景,而且,我能想像自己是个对此感到陌生的人。从那个角度看,我觉得那事完全不合理,像是怪异动物的行为。)
就像理解音乐一样,理解幽默为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理解的观念提供了一个比喻。在这儿,理解所需的东西不是发现事实,也不是从已接受的前提出发作出逻辑有效的推理——更不是建构理论——而是正确的视角(由之来“看”笑话,来听音乐的表现,或看到走出哲学迷雾的路径)。但我们如何解释或教授“正确的视角”所指的东西?
那么我们如何向某人解释“理解音乐”意味着什么?指明某个理解了的人经验到的意象、动力感觉[271]等等?更可能的是,引起对他富于表现的动作的注意——我们真的应该问,解释在这儿有什么功能。还有这话是在讲什么:理解“‘理解音乐’意味着什么”。有人会说:理解“‘理解音乐’意味着什么”是指:理解音乐本身。而对此我们要问“唔,能教某人理解音乐吗”,因为那是唯一能称为“解释音乐”的教学。
在听或演奏音乐时,以及别的时候,有与欣赏音乐(appreciation of music)相配的特定表现。有时姿势构成了这表现的一部分,但有时,那只关乎某人如何演奏或哼那段音乐,有时则关乎他作出的对比和他仿佛为了图解那音乐而使用的意象。理解音乐的人和不理解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听(例如脸上带着不同的表情),以不同的方式谈。但是他之显出自己理解某一具体的主题,不只在于他听或演奏那主题时的伴随现象,而在于他对音乐的一般性理解。
欣赏音乐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现象。我们该如何对某人描述之?唔,我料想我们首先得描述音乐。然后我们可以描述人类如何对之作出反应。但那是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吗,或者我们还必须教他自己理解那音乐吗?唔,使他理解了音乐,和给他一种未使他理解音乐的解释,是两种意义上的“教他什么是理解”。还有,教他理解诗歌或绘画,可能有助于教给他“理解音乐”涉及的是什么。
对理解音乐的这些论述——和前面引用的对幽默的论述一样——已经出版了,那本书收集了“虽然散落在哲学文著里、但不直接属于他的哲学工作的”(《文化与价值》的编者前言)论述。但它们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工作的联系比这话暗示的更直接。在罗斯洛时,他的主要哲学关注点之一是“面相-观看”的问题。为了讨论这一问题,他常想像“面相-盲”(或照他有时的说法,“格式塔-盲”)的人——不能把某某看作某某的人。不能把他对“不能看出一个笑话或不能欣赏音乐是怎么回事”的论述与这一哲学关注分开;它们是其一部分。
“盲然不见这些面相的人缺少的是什么?”维特根斯坦自问自答:“这么回答并不荒谬:想像力。”但个人的想像虽必要却不充分。为了能见到“面相”(因此,为了幽默、音乐、诗歌和绘画能有所意谓),还需要一种文化。所以,维特根斯坦对“面相-观看”的哲学关切和他的文化关切之间的联系是简单、直接的。在下面这组论述中(写于罗斯洛,应当添加之、使之出现在维特根斯坦名副其实的哲学著作里)这一点说得挺清楚:
若一个人不理解这个问题:字母F朝向哪边?例如在哪边能画一个鼻子?或若他发现不了一个词在反复使用多次之后失去了什么(即其意义);或若发现不了那时它变得只是一记声音了——他缺少的是什么?
我们说:“首先这儿有某种类似意象(image)的东西。”
是不是这样的人不能像理解了的人那样领会一个句子、判断之?是不是对他来说那句子不是活的(就这说法的一切含义而言)?是不是那个词没有一种意义的氛围(aroma)?因此他经常对那个词作出与我们不同的反应?——可能是这样的。
但如果我带着理解听一个曲调,不是有某种特殊的事情在我之中发生着吗——那种如果我不带着理解听就不发生的事情?那是什么?——没有答案;或者,在我身上发生的任何事都是乏味的。我确实会说“现在我已经理解它了”,也许还谈论它,演奏它,拿它跟别的曲调比较,等等。理解的迹象可以伴随着聆听。
把理解称为一种伴随着聆听的过程,这是错误的。(当然,也不能把理解的表露、富于表现的演奏称为聆听的伴随现象。)
因为,如何能解释“富于表现的演奏”是什么?肯定不是通过任何伴随着演奏的东西——为了解释需要什么?可以说:一种文化——如果有人在一种具体的文化中长大——然后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对音乐作出反应,那么你就能把“富于表现的演奏”这个短语的用法教给他。
看见面相,理解音乐、诗歌、绘画和幽默,这些反应属于一种文化、一种生活形式,而且只能在一种文化、一种生活形式之中存活:
没有相同幽默感的人是怎样的?他们不对彼此作出恰当的反应。仿佛是,在某些人中间有一种习俗,一个人把一个球扔给另一个人,那人应该接住并扔还;但有人却不扔还,把球放进口袋里。
因此,如果幽默在纳粹德国真的被扑灭了,那么这意味的不只是人们情绪不佳,而是纳粹成功地摧毁了整个生活方式——一种看世界的方式和一套与此方式相伴的反应和习俗。(可以说,那意味着纳粹把球放进了口袋里。)
“面相-观看”的哲学困难是由这个表面上的、费解的事实引起的:虽然面相改变了,但所看的东西没变;同一幅图画一会儿是鸭子,一会儿是兔子。同样,同一个笑话、同一首诗、同一幅画或同一段音乐,一会儿只是反常和异域的行为、纸上的语词、画布上的色斑或无条理的声音,一会儿(得到理解时)又是好笑的、动人的、美丽的或富于奇妙表现力的:“不可理解的是,什么也没有改变,可一切又都改变了。”
人们常常引用维特根斯坦谈哲学的话——哲学“让一切如其所是”。但人们常常看不到,在力求什么也不改变,只改变我们看事物的方式时,维特根斯坦试图改变一切。他对自己工作的成效持悲观主义,与此相联系,他深信我们看事物的方式不是由我们的哲学信念决定的,而是由我们的文化、我们得到抚养的方式决定的。面对着这个,正如他曾对卡尔·布立吞说过的:“一个人自个能做什么?”
传统不是人能学习的东西;不是一根他觉得喜欢就能捡起的线;就像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祖先。
缺乏但想拥有一种传统的人,就像一个不快乐地爱着的人。
维特根斯坦拥有一种传统——一种他深爱着的传统:19世纪的德国/奥地利文学、艺术和(尤其是)音乐。但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一传统不再活着。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他不快乐地爱着,不如说他绝望地忍受着丧亲之痛。他觉得从事自己工作必需的住在康尼马拉的肉身隔绝,与遍布于他工作中的文化隔绝感正相吻合。
1948年夏天,从5月到8月维特根斯坦一直住在罗斯洛。这4个月里他写了很多。但生活方式的要求和无常的健康状况合起来使他觉得自己太脆弱、不能做完自己打算做成的事。他告诉冯·赖特,“我很容易就累了,身体上和精神上”。他在日记里写道,自己“太软弱,太脆弱,也太懒惰,做不成任何有意义的事”:
伟大人物的勤奋,不说别的,是他们的力量的一个标志,颇独立于他们的内在财富。
此外他还遭受着忧郁的侵袭之苦,他喜欢把这忧郁拟人化,仿佛受了一个鬼魂的纠缠。“不要让悲伤侵扰你”,6月29日他写道:
应当让它进入自己的心里。不应该害怕疯癫。它到你这儿来,也许是朋友不是敌人,唯一不好的事是你的抵抗。让悲伤进入自己的心里。不要把它锁在门外。站在门外面,在头脑[272]里,它是令人恐惧的,但在心里它不是。
稍后的7月11日,他认出了这位鬼魂:
想了很多最后一次和弗朗西斯在一起的时光,还有我对待他的可恨态度。那时候我很不快乐;但有着一颗邪恶的心。我看不出,终此一生我怎么还能摆脱这内疚。
他觉得,自己经受不了多久在罗斯洛独居的心理和生理紧张了。他觉得几乎不能想像自己受得了在那儿过冬。“但是”,7月17日他写道,“我已决定试着那样做”:
我祈祷得很多。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抱着正确的态度祈祷——没有C和B[康·德鲁利和本][273]的祝福,我无法在这儿生活。
他问托米是否愿意考虑冬天收自己当房客。托米拒绝了。他狭小的只有两个房间的农舍已然过度拥挤——住着他、他母亲和他姐姐。维特根斯坦也接触了邻近的凯尔摩尔屋(现在的凯尔摩尔旅馆)的业主菲利普斯夫人,但得知她只在夏天收房客。如果要留在康尼马拉,唯一可能的选择是独自住在罗斯洛。
8月份他离开了康尼马拉,先是到都柏林看德鲁利,然后到阿克斯布里奇找本,住在本的家里。9月份他动身去维也纳看赫尔米勒,赫尔米勒患了癌症,病得厉害。
返程中,他在剑桥花了几个星期口述一份从他在爱尔兰写的东西里编辑出的打字稿。这份稿子现在已出版,即《心理学哲学评论》第二卷。但和第一卷一样,他没把这份打字稿设想为一本独立的著作;他为它设定的——也许是表面上的——目标,是以便利的形式提供一组用于修订《哲学研究》的论述。
10月16日这项工作完成了,维特根斯坦回到都柏林,原本打算再去罗斯洛。他曾从维也纳写信请托米整理农舍备他返回。然而,如我们所见,他对返回抱有严重的疑虑。作为维特根斯坦的医生,德鲁利也担心,在那样的地方过冬,如果病倒了没人照顾他,没法让他得到医疗看护。此外维特根斯坦发现,自己正住的那个都柏林旅馆顶层的房间温暖,舒适,(最重要的是)很安静,在那里他能很好地工作。结果他就作为房客在罗斯旅馆过冬了。
1948年的罗斯旅馆是个很大但不特别奢华的旅馆,位于帕克盖特街,靠近凤凰公园。(它仍在那儿,但现在作了大规模改造,更名为阿什林旅馆。)当地人称之为“新教”旅馆:许多永久房客是新教徒,而且新教教士来都柏林参加集会和会议时都用这个地方。“在都柏林看着这儿的教士的脸时,”维特根斯坦对德鲁利说,“我觉得新教牧师看上去比罗马神父较少沾沾自喜。我推测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这么小的少数派。”
不过,对他更重要的是,这儿离凤凰公园的动物园只有很短的步程。通过德鲁利,他成了皇家动物学会的会员,因此可以自由地进入动物园,有权在会员室里用餐。在都柏林时他差不多每天都见德鲁利:他们在午餐时会面,或者在动物园的会议室,或者在格拉夫顿街的比尤利咖啡馆,那儿的女招待很快适应了维特根斯坦一成不变的食谱,用不着点餐就给他上煎蛋和咖啡。德鲁利还向他推荐了格拉斯内文的植物园,那儿带供暖的帕姆屋提供了一个温暖和适意的冬季工作场所。
冬天的几个月里维特根斯坦在都柏林以很大的强度工作。“在太阳照耀着我的头脑的极短日子里,我急切地想趁热打铁”,11月6日他告诉马尔科姆。一次他和德鲁利说好一起吃午饭,德鲁利到旅馆后维特根斯坦对他说:“就等一分钟,等我弄完这个。”然后维特根斯坦连续写了两个小时,没说一句话。终于搞完时,他似乎完全没意识到现在早过了他们的午饭时间。
他在都柏林写的东西如今已经出版,书名是《心理哲学的最后写作》。许多人受了书名的误导,以为这是维特根斯坦最后的写作。它不是;比如,它先于《哲学研究》的第二部分、《论确定性》和《论颜色》。不过它是一系列始于1946年的手稿卷的最后一份,在这一系列手稿里,他试图提供一种比《哲学研究》第一部分给出的更好、更清晰的心理概念分析。它是他的这种尝试的延续:呈现出心理概念(如“恐惧”、“希望”、“信念”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曝露“哲学家对一般性的寻求”的贫瘠和混乱。这项工作里满是细致的区分,意图是阐明——不说别的——那种以为可把所有陈述语气的句子视作描述的危险:
我听见“我害怕”[274]这几个词。我问:“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话的?它是来自你心底的一声叹息吗,它是一次坦白吗,它是自我观察吗……?”
一次在凤凰公园散步时德鲁利提到黑格尔。“我感觉黑格尔总想说看上去不同的事物其实相同,”维特根斯坦对他说,“而我的兴趣是表明看上去相同的事物其实不同。”他考虑用《李尔王》(第一幕,第四场)里肯特伯爵的话当他的书的题铭:“我将教给你差异。”
他的关切在于强调生活的不可规约的多样性。动物园里的散步带给他的愉悦很大程度上在于欣赏花、灌木和树的极大多样性,以及鸟、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的众多不同种类。可以想见,他极讨厌想把单一图式强加于这一切差异性之上的理论。达尔文必须是错的:他的理论“没有必要的复杂性”。
维特根斯坦在这“最后写作”里尤其关心的概念是“思考”和“看”。更具体地说,他关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他的整个后期工作有着中心重要性的是这个想法:有一种看也是一种思考(或至少是一种理解):看见联系。我们在与看见一种面相或格式塔相同的意义上看见一种联系。把这种意义的“看”区别于看见物理对象的“看”,并描述这种意义的“看”与“思考”和“理解”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和差异,是他在罗斯旅馆做的工作的中心任务。
“现在你试着说说,把某某看作某某时涉及的是什么”,维特根斯坦给德鲁利出题;“这不容易。我正在思索的想法像花岗岩一样硬。”德鲁利回答时引用詹姆斯·沃德“Denken ist schwer”(“思考是困难的”),也许是这个回答引出了下面这则笔记:
“Denken ist schwer”(沃德)。这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是困难的?——这几乎就像说“看是困难的。”因为专心看是困难的。有可能专心看而什么也没看到,或有可能一直认为自己看见了某种东西,却没能看清楚。即便你什么也没看到,看也能使你疲倦。
同一天维特根斯坦对德鲁利说:“对于音乐在我生活中意味着的一切,我不可能在我的书里说一个字。那么,我怎么能指望被理解?”然而,他当时正写的东西里确实包含着一种对这一点的很强提示。提请人们注意“看”(或“听”)——我们在其中有所理解的那类事——的意义时,音乐这个范例从未远离他的思想:
我们说某人有“画家的眼睛”或“音乐家的耳朵”,但缺少这些品质的人极少是瞎子或聋子。
我们说某人没有“音乐耳朵”,(在某种意义上)“面相-盲”可与这种听之无能相比较。
理解音乐,这个例子对他是重要的,不仅因为音乐在他自己生活里的巨大重要性,还因为明显不能通过命名任何某段音乐“代表”的东西而描述其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一个句子和理解一个音乐主题的关系比人们以为的亲缘得多。”
“如果有一天你能够读我现在写的东西,我会高兴的”,维特根斯坦告诉德鲁利。但由于德鲁利在圣帕特里克医院的工作要求,由于德鲁利相对不熟悉维特根斯坦关切的特定哲学问题,他俩不能就维特根斯坦的工作进行任何细节上的讨论。事实上,德鲁利回忆,不和他讨论哲学是维特根斯坦明说了的决定:“我想,他觉得自己的思考比我成熟得多,从而有这样的危险:我被湮没,变得只是他的无力应声虫。”维特根斯坦也没有和本·理查兹一起细读自己眼下的工作——11月份本到罗斯旅馆和他一起过了一两个星期。
不过,12月维特根斯坦有机会详谈自己的工作,先是伊丽莎白·安斯康姆到旅馆见他,再是洛什·里斯;安斯康姆刚到,里斯也来了都柏林,来和维特根斯坦一起过圣诞。维特根斯坦已经决定,里斯将是他的遗嘱执行人,还有,也许安斯康姆和里斯将是他的遗稿保管人。无论如何,他和这两个人一起细读了自己过去两个月写的文稿,讨论了自己修订《哲学研究》的努力——使用这一新材料和他前两年准备好的两份打字稿里的一些论述。
新一年的第一天,里斯离开了都柏林,维特根斯坦留在罗斯旅馆,指望延续自己工作的好势头。但1月初他病倒了,病症同去年缠住他的相似。他对马尔科姆说是“某种肠感染”。“它当然对我的工作没好处,”他补充说,“我不得不完全中断工作一星期,在那之后我的工作只是徐徐行进,就像这些天我散步时的模样。”
他觉得累了、病了和老了。他疑心这是自己的临终之病。他也感到孤立。“我觉得德鲁利正变得愈来愈不忠诚,”1月29日他写道,“他找到了更容易相处的朋友。”医生诊断,他的病不会比肠胃炎更严重,但他倾向于不相信这位医生,弃开出的医药于不顾。2月11日他说到“很厉害的虚弱和疼”。他已经听说曼宁快死了——“对我和每个人都是重大的损失”。他说她具有多种多样的才能,但并未恰如其分地显露出来,而是隐藏着:“就像人的内脏应当是的那样”。
整个2月份他都还能工作,但强度和勤奋与圣诞节之前做到的不可同日而语。3月末甚至这一有限的工作能力都抛弃了他,其后的几个月里他什么也没写。这段休耕期里他读得颇多。德鲁利是皇家都柏林学会图书馆的会员,经常代维特根斯坦在那儿借书。他回忆,维特根斯坦通常想读的是历史——麦考利的《批评和历史文集》,李维对第二次迦太基战争的记述,莫利的《克伦威尔生平》,赛居尔的《拿破仑史》,俾斯麦的《思考与回忆》。它们多半是维特根斯坦以前读过的书。例如,1937年他写到过麦考利的《文集》:
[它们]包含了许多出色的东西;但他对人物的价值判断是无聊和多余的。你会想对他说:别打手势!就讲你必须讲的。
1942年他曾写信对里斯说,自己在读李维记述的汉尼拔入侵意大利:“我极感兴趣”。他最喜欢的一个段落(他对德鲁利的说法)讲的是这一事件:坎尼战役后汉尼拔在战场上搜寻两位执政官的尸体,以便展示自己对他们的尊重。
他在日记里写道,在目前的状态下,除非自然而然不会试图工作:“否则,即便勉力而为我也写不出任何东西”。3月初本再次来旅馆与他相会,本逗留了10天:“美好的日子。总是见到爱。”但即便享受和本在一起的乐趣时,他也明白自己的不适。他的睡眠很糟,想到未来也令他烦心:“不知道会怎样。”本走了几天后他写道:“经常像是我的灵魂死了。”
他和德鲁利的谈话愈加频繁地转到宗教话题上。他把德鲁利的“希腊”宗教观念与他自己的想法对照,说自己的想法是“百分百希伯来的”。德鲁利欣赏奥利金的所见:万物的最终复原,甚至撒旦和堕落天使也恢复过去的荣耀;对于它之被定为异端,德鲁利表示悲叹。“它当然要被拒斥,”维特根斯坦坚持:
它会使所有别的东西都毫无意义。如果我们现在的作为最终不造成任何差别,那么生活的所有严肃性就都被废除了。
德鲁利提出,维特根斯坦对宗教的“希伯来”观念基于人们在《圣经》里通篇体验到的敬畏感。为了说明此点他引用玛拉基:“他来的日子,谁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日子,谁能立得住呢?”(玛拉基书 3∶2)。这话打断了维特根斯坦的思路:“我认为你刚说了很重要的东西,比你意识到的重要得多。”
维特根斯坦在宗教上的“希伯来”观念的核心(就像他最喜欢的英语诗人布莱克的宗教观念)是严格分离哲学和宗教:“如果基督教是真理,那么对之所写的所有哲学都是虚假的。”和德鲁利谈话时,他把更哲学化的圣约翰福音书从其他福音书中截然划出:“我不能理解第四福音。读那些冗长的论道时,我觉得仿佛这里的说话人和对观福音书(Synoptic Gospels)里的说话人不一样。”
但圣保罗呢?1937年他写过:“福音书里轻柔清澈地流动着的泉水,似乎在保罗的使徒书里泛起了泡沫。”那时他在圣保罗那里看到了与其他福音书的谦卑相对立的“像骄傲或愤怒的东西”。你在福音书里找到的是茅舍,在保罗那里是教堂:“在那儿所有人是平等的,上帝自己是一个人;在保罗那里已经有了类似教士等级的东西,荣誉和官方地位。”但现在他告诉德鲁利,他看出自己以前是错的:“福音书和使徒书里都是同一个宗教。”
可是,由于他对宗教信仰的观念根本上是伦理性的,他仍然觉得很难敞怀欢迎保罗的宿命学说。和奥利金的教义一样,保罗的宿命学说似乎有着这样的后果:“我们现在的作为最终不造成任何差别”。如果是这样,如何能坚执生活的严肃性呢?
1937年,维特根斯坦曾说保罗的学说是一种只可能出自最可怕的苦难的学说:“与其说它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声叹息,或一声哭喊。”在他自己的“虔诚级别”里,它只能显得是“讨厌的胡话,非宗教性的”:
就算它是一幅好的和神圣的图画,也是对身处完全不同级别的人而言;那人在生活中运用它的方式,与我可能做的任何事完全不同。
1949年他不再能说它是“非宗教性的”。但他也不太看得出如何能把它当作一幅“好的和神圣的图画”:
设想教某人:如果你如此这般作为、或如此这般生活,一种存在[275]将在你死后把你带进一个永恒痛苦之地;大多数人的归宿是那里,少许人去了一个永恒幸福之地——这种存在已预先选定了去好地方的人,而且,既然只有过某种生活的人才去痛苦之地,他也已预先安排好其余的人如此那般生活。
这样一种学说的效果是什么?唔,它没有提到惩罚,而是提到一种自然的必然性。如果你照此向人呈现事物,他对此学说作出的反应只能是绝望或置疑。
教这种学说不能建立起一种伦理教养。如果你想在伦理上教育某人,却教给他这样的学说,那么你就得在已然教给他伦理之后才教给他这学说,并把它说成一种不可理解的神秘之物。
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的死期快到了,虽然尚未有这么想的医学根据。马尔科姆写信问他的经济状况时,他回答自己的钱足够再过两年:“那之后会发生什么我还不知道。也许我反正活不了那么久。”
4月份他动身到维也纳曼宁临终的床边看她。他逗留了三四个星期,5月16日回都柏林。他从那儿写信给马尔科姆,说曼宁还活着,但无望恢复:“在维也纳时我几乎完全不能写作。我感到自己如此腐烂。”
回都柏林后不久,在德鲁利的建议之下他见了三一学院的医学教授,诊断年初以来缠着他的肠病和整体的疲惫感。医生怀疑他的胃里在长什么东西,但住院作了全面检查后,他得知X射线没有照出那种东西,唯一的发现是他患有一种非典型的、解释不清的贫血症。医生给他用补铁和肝精的疗法,他仍然觉得自己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哲学上,但状况逐渐好转了。
他急切地想快速战胜自己的贫血症,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他最终决定接受诺尔曼·马尔科姆长久以来的邀请,前往马尔科姆在美国伊萨卡的家过夏天(起初他开玩笑地开出条件,若他去,马尔科姆就得把他最喜欢的电影明星贝蒂·哈顿介绍给他)。他已订了一张7月21日启航的“玛丽皇后”号的船票。第二个原因是,动身前往美国之前,他想在剑桥花几个星期准备一份1946年以来所做工作的最终的、精良的打字稿。
复原期间他留在都柏林,大概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弄好了一份不错的手稿副本,即现在的《哲学研究》第二部分。德鲁利提出给他一部唱机,依他的选择给他一些唱片,作为这项工作之余的休息消遣。维特根斯坦拒绝了。他说那永远不会有用;那就像给他一盒巧克力:“吃起来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另一方面,他说德鲁利自己在工作完感到疲倦的时候应该听听音乐。于是第二天早晨他叫人把一台收音机送到德鲁利的屋子。之后不久德鲁利谈到,从收音机放的唱片里明显看出,录音技术有了很大改进。这引出了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典型的斯宾格勒式的反思:
这个特点如此显著:就在复制机械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时,知道该如何演奏音乐的人越来越少了。
6月13日,德鲁利和维特根斯坦一起听了一次电台讨论:A.J.艾耶尔和柯普勒斯顿神父谈“上帝的存在”。维特根斯坦说,艾耶尔“说得有点内容,但难以置信地浅薄”。另一方面,柯普勒斯顿“对讨论毫无贡献”。试图用哲学论证来证成基督教信仰,这完全错失了要点。
一周后他离开了都柏林。感觉上,当他打包自己的大堆笔记本、手稿和打字稿时,他不只在了结都柏林的事务,也在结束自己对哲学的全部贡献。他向德鲁利提起,他收到一封路德维希·亨泽尔的信,信里祝愿:维特根斯坦的工作顺利,若那是天意。“现在这是我想要的全部了,”他说,“若那是天意。”
巴赫在《管风琴集》(Orgelbüchlein)的扉页上写:“献给最高的上帝的荣耀,我的邻人也许会因此而受益。”那是我本愿就我的工作说的话。
这儿用的过去时[276]是有所说的;它提示了,他现在认为自己的工作还未结束,但也就这样了。
美国之行前的一个月,他轮流到剑桥和冯·赖特在一起,或到阿克斯布里奇和本·理查兹在一起。冯·赖特刚刚结束了当剑桥哲学教授——维特根斯坦继任者——的第一年,住在拉迪玛格丽特路的一间出租屋(“斯特拉尔德屋”)里。维特根斯坦住在那儿时,占用了一个独立的有两个房间的套间,而且和这一家(冯·赖特夫妇和两个孩子)一起用餐。“我担心一件事,”去之前他写信给冯·赖特,“我可能无法讨论哲学。当然有可能那时情况变了,但目前我连想一想哲学问题都完全没办法。我的头脑彻底钝了。”
住在剑桥的这几周里,他关心的主要是对打字员口述一份手稿,这份手稿包含了从过去三年的写作里最终甄选出的论述,现在则构成了《哲学研究》的第二部分。这是人们所知的维特根斯坦整理的最后一份打字稿;因此,它代表了他的这种努力的终点:把自己对心理概念的论述整理成一种可出版的模样。
不过,这份打字稿不代表那一任务的完成:照他在都柏林对伊丽莎白·安斯康姆的说法,他把这一新文选视为用于修订《哲学研究》第一部分的材料。他自己从未进行这一修订工作,所以我们现在手头的这本书就有了相当令人不满意的两部分结构,而第二“部分”不过是用于修订第一部分的材料。此外,维特根斯坦原本设想的“第二部分”工作——对数学概念的分析——根本没在书里出现。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书的结构煞费苦心,一丝不苟,结果却偏是弄人,他的著作出版时的形式距离他原本的设想非常之远。
这份新打字稿里的最长一节谈的是“面相-观看”问题,这是从(我们已谈过的)过去三年他在这题目上做的工作里抽出的精华。这一节占据了整份打字稿的约一半篇幅(在印刷版里占36页)。然而,他告诉里斯,他特别满意的一节是谈“摩尔悖论”的一节(第10节)。他说,很高兴能把自己对此悖论的许多论述浓缩为这么一个相对短的章节(印刷出来有3页)。
“摩尔悖论”是维特根斯坦起的名字,指这种悖谬:陈述一个命题,然后说自己不相信它——例如:“这房间里有一团火,我不相信有。”“摩尔悖论”这个名号也许是个错误的名称:维特根斯坦——很可能错误地——相信摩尔发现了这种悖谬。(事实上,他曾对马尔科姆说,发现这悖论是摩尔唯一令他印象深刻的工作。)维特根斯坦对此悖论的兴趣源于这一点:虽然平常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自相矛盾,但它在形式上不是个矛盾。即,“这房间里有一团火”和“瑞·蒙克[277]不相信这房间里有一团火”这两句陈述并不彼此矛盾。
维特根斯坦最初是在摩尔1944年10月递交给道德科学俱乐部的一篇论文里遇到这个悖论的。他立即写信催促摩尔发表其“发现”,并解释为什么自己认为它如此重要:
你说了一点关于断言之逻辑的东西。即:“假定p是实际情况,而我不相信p是实际情况”这话是有意义的,而断言“(我说)p是实际情况,而我不相信p是实际情况[278]”是无意义的。得拒斥这个断言,而拒斥它的是“常理”[279],正如拒斥矛盾的也是常理。这就表明逻辑不是逻辑学家以为的那么简单。具体来说:矛盾不是人们以为的那么独一无二的东西。矛盾不是唯一在逻辑上不可接受的形式,而且在特定的情形下是可接受的。在我看来,说明了这一点是你的论文的主要优点。
摩尔本人不这么看。他倾向于说,既然这个悖论不在于形式矛盾,那么它之所以是一个悖谬,是出于心理的、而非逻辑的理由。维特根斯坦强烈否定摩尔的说法:
如果我问某人“下一个房间里有没有一团火?”,而他回答“我相信有”,那么我不能说“别文不对题。我问的是火,不是你的心理状态!”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任何对“断言什么是或不是有意义的”的考察都是逻辑的一部分,而且,他自己的考察的主要关切之一就是指出在这个意义上“逻辑不是逻辑学家以为的那么简单”。这是伯特兰·罗素早先谈到过的维特根斯坦后期工作的一个方面;1930年罗素在写给三一学院委员会的报告里评论说,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是“新颖的、非常原创性的、毋庸置疑的重要”。但是,“它们是否是为真,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喜欢简单性的逻辑学家,我更愿意说它们不是。”
维特根斯坦对“摩尔悖论”感兴趣,因为它例示了——与逻辑学家对简单性的欲求相悖——不能不加扭曲地把我们语言的形式塞进形式逻辑的范畴为之造的鸽子洞里。“我相信下一个房间里有一团火”这个陈述是用来——虽说有点犹豫——断言下一个房间里有一团火;它不是用于断言一种心理状态。(“不要把一个犹犹豫豫的断言当作一个关于犹豫的断言。”)因此它就区别于这种陈述:“我那时相信下一个房间里有一团火”和“他相信下一个房间里有一团火”[280]——通常认为,这两句谈的都是人之所信[281],而不是谈火。我们语言的逻辑的这个特点不容许我们构造“x believes/believed p”[282]这样省力的形式,不容许我们认为无论给x和p赋什么值这形式都保持不变:“我相信下一个房间里有一团火”与“我曾相信下一个房间里有一团火”[283]不是同一类型的断言:
“但‘我曾相信’就过去所说的和‘我(现在)相信’就目前所说的必定是同一回事情!”——当然,对-1所意味的,必定就是对1所意味的!根本什么也没说。
如果我们认为,无论x的值是什么,这个形式都有单一的意义,那么考虑时我们就陷入了无望的纠结。给定通常的乘法规则,-1的平方根既不能是一个正数,也不能是一个负数,在“实数”域里没有它存在的余地。可是有一个用法:它在许多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的重要分支里是个根本概念。但人们发现,为了给予它意义,有必要构造“乘法”、“平方根”,乃至“数”的另外的意义,于是我们不说-1的平方根是一个实数,而说它是i、一个“虚数”(或有时称之为“算子”)。给定了这个修正过的框架,i2=-1和-1平方根的概念不只不成问题,而且被当作整个“复数”理论的基础。维特根斯坦对-1 平方根的兴趣和他对“摩尔悖论”的兴趣出自于完全相同的原因:它例示了,形式上的表面相似能够掩盖非常重要的意义上的差异。
这一思想是这本书的首要主题之一,表明了维特根斯坦对德鲁利提过的一个设想——他也许用肯特伯爵的话“我将教给你差异”当题铭——是正当的;这在《哲学研究》第二部分的心理概念分析里尤为明显。正如他希望表明逻辑不是逻辑学家想的那么简单,他也希望表明,心理概念和用到心理概念的句子并非如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希望它们所是的那么整齐划一。在两种情况下,他的目标都是劝阻“对一般性的渴求”——都是劝勉人们在想之前先看。
例如,对于“句子‘我害怕’(I am afraid)意谓什么?”这个问题,并无足以覆盖所有用到这个句子的情况的单一答案。就像1和-1的平方根的例子说明的,各种用法的差异可能正与其相似之处同样重要:
这里我们可以想像出千差万别的东西,例如:“不,不!我害怕!”
“我害怕。很遗憾我必须承认。”
“我还是有点儿害怕,但不像从前怕得那么厉害了。”
“其实我还是害怕,尽管我不愿对自己承认。”
“我用各种让人害怕的念头折磨自己。”
“我害怕——偏偏这时候我不该害怕的!”
这些句子每一个都带有一个特殊的语调,不同的语境。
可以想像有一种人,他们思考起来就好像比我们要确切得多,我们用同一个词的地方,他们用好几个不同的词。
为了理解“我害怕”在某一具体情况下的意思,人们可能得考虑说这话时的语调和语境。没有理由认为一种一般性的“恐惧”理论能在这儿帮上多少忙(一种一般性的语言理论能帮上的忙就更少了)。远为切近要旨的是对人们的脸、声音和处境的小心和细察的敏感。这种敏感只能通过经验获得——通过留意地看和听我们周围的人。一次,维特根斯坦和德鲁利在爱尔兰西部散步时经过一个坐在农舍外的五岁女孩。“德鲁利,快看那孩子脸上的表情,”维特根斯坦恳求德鲁利,又说,“你对人们的脸不够注意;这是你应该努力改正的一个缺点。”这一声忠告暗含在他的心理哲学里:“一个内在的过程需要外在的标准。”但外部标准则需要认真地注意。
“内在的”东西并未对我们隐藏。观察某人的外在行为——如果我们理解他们——就是观察他们的心理状态。所需的理解的精细程度可以或多或少。在一个基本的层次上:“我看见一个人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疼得蜷起身体,我不会想:可这个人的感觉对我隐蔽着。”但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有些人,甚至整个文化将始终对我们是个谜:
对于我们看待事物,这是重要的:有人会觉得,某些人的内在生活将始终对他是神秘的。他永远不会理解他们。(欧洲人眼里的英格兰女人。)
这是因为,缺少为了理解“精微莫测的证据”、“眼光、姿态和声调的各种精微之处”所需的共同经验。这一思想凝结在维特根斯坦的一条最惊人的格言里:“即使狮子会说话,我们也理解不了它。”
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理论化导致的抽象性和一般性、法则和原则,只是阻挠了我们达到对那“精微莫测的证据”的更好理解的努力。但没有理论,如何改善我们的理解、深化我们的洞见呢?
例如,有关我们对人的理解,要作出的最困难和最重要的区分之一是:区分真正的和佯装的感情表达:
对感情表达是否真确有没有“行家”判断?——即使在这里也有些人具有“较佳的”判断力,有些人的判断则“较差”。
正确的预测一般出自那些对人的认识较佳的人所作的判断。
我们能学习怎样认识人吗?是的;有些人能。但不是通过课程,而是通过“经验”。——另一个人在这事上可以做他的老师吗?当然。他时不时给他正确的提示——在这里,“学”和“教”看起来就是这样——这里习得的不是一种技术,而是在学习正确地判断。这里也有规则,但这些规则不构成系统,唯富有经验的人能够正确运用它们而已。不像计算规则。
这种教师的一个例子也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人物佐西玛神父:
许多人说,佐西玛长老准许每个人到他那儿袒露心灵,求请忠告和治疗的言辞,这事有了如此多的年头,他的灵魂吸纳了如此多的秘密、伤心事和坦白,结果他获得了如此精细的洞察力,只要看一眼陌生人的脸,就知道他来是为了什么,他想要什么,是何种痛苦折磨着他的良心。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佐西玛神父时,正是在描写维特根斯坦在心理洞见上的理想。维特根斯坦劝德鲁利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后来德鲁利说他觉得佐西玛这个人物令人印象深刻,维特根斯坦回答:“是的,真有那样的人,他能直接看进别人的灵魂并给他们忠告。”
维特根斯坦暗示,就理解我们自己和别人而言,那样的人比现代心理学科学的实验方法给我们更多教益。不是因为这门科学不成熟,而是因为它采用的方法不适于它的目标:
不能用心理学是一门“年轻科学”来解释心理学的混乱与贫瘠;心理学的状态无法与物理学等等的早期状态相比。(倒不如与数学的某个分支相比:集合论。)就是说,在心理学中实验方法和概念混乱并存。(就像在集合论中概念混乱和证明方法并存。)实验方法的存在使我们以为我们具备解决困扰我们的问题的手段;虽然问题和方法各行其是。
《哲学研究》第二部分的结尾暗示了维特根斯坦的书的第二卷可能包含什么内容:
有可能对数学进行某种探索,它同我们对心理学的探索完全类似。它不是数学探索,正如我们的探索不是心理学探索。在这种探索中没有计算,所以它不是逻辑斯蒂之类。它也许有资格称作“数学基础”的探索。
7月12日口述这份打字稿的工作完成了,维特根斯坦离开剑桥,到阿克斯布里奇和本·理查兹一起度过美国之行前的一周。在生命余下的两年里,虽然继续写哲学,但他没有进一步尝试照他曾经的打算重新组织他的书。因此,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哲学研究》就是1949年夏天他放下时的模样——带有一点暂且如此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