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战时工作
战争的头两年,维特根斯坦谈话里反复出现的一个话题是无法在学术圈子外找到工作的沮丧。他发觉在战争时期教哲学是不可忍受的,他最想做的是对抗战作出贡献。通过和牛津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的友谊,他的机会来了。吉尔伯特的兄弟约翰·赖尔是剑桥的医学钦定教授(regius professor),1940年回到盖斯医院帮助预备“空袭”[231]。1941年9月,维特根斯坦写信给约翰·赖尔,要求去盖斯医院见他。赖尔请他吃午饭,他立刻给赖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写信给妻子,“他穿一件开领绿衬衫,面孔相当有吸引力。”
我对此很有兴趣:当了多年的三一学院教师,他远未染上别人那样的习气,相反那地方的死气压倒了他。他对我说:“我觉得如果留在剑桥我会慢慢死掉。我宁可找个快速死掉的机会。”所以他想到一家医院做某种卑微的体力劳动,当作他的战时工作;若有必要他愿辞去自己的教授席位,但他一点儿也不想别人议论这事。他想到一个空袭地区工作。工作部准备让他当杂活工,归那个干全院一切日常修理活的老工人管。我觉得,他明白自己的心智和大多数人很不同,如果从事任何运用智力的战时工作,将是愚蠢的选择。我今晚写信告诉了他这个职位的事,但没试图刻意说服他。
有一天我一定会带着他还有一两个加拿大人来见你。
维特根斯坦显然不需要刻意的说服,那封信之后大约一个星期他就开始去盖斯医院上班了。但不是当杂活工,而是药房勤务工。
维特根斯坦的职业从剑桥哲学教授变成盖斯医院的药房勤务工,这事他不想让人议论,约翰·赖尔也尊重他的这个愿望;看起来,赖尔没对盖斯医院的任何职员说过新来的勤务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有一件事印证了他的谨慎:直到1958年马尔科姆的回忆录出版后,赖尔的好朋友、战时内部刊物《盖斯报》的编辑(因此总在搜寻有趣的故事)汉弗莱·欧斯蒙德才知道维特根斯坦在盖斯医院呆过。很幸运赖尔保持了沉默,如果《盖斯报》刊出一篇“著名哲学家在盖斯医院”,无疑维特根斯坦会作出极度愤怒的反应。
在盖斯医院时维特根斯坦和医疗职工一起在纳菲尔德楼吃住。(这事就足以使他区别于医院的其他勤务工,因为非医疗职工通常住在医院地界之外,吃饭也是和医生分开的。)到纳菲尔德楼后不久,他在晚餐时受到了医院的血液病学者R.L.沃特菲尔德医生的热情欢迎。沃特菲尔德在剑桥呆过,出席过道德科学俱乐部的聚会。被认出来后维特根斯坦脸色刷白,说:“好上帝,别告诉任何人我是谁!”但是,不管是通过沃特菲尔德还是通过别的消息源——尽管《盖斯报》一直没抓到这个故事——许多盖斯医院的职员完全知道维特根斯坦是谁。知道他是谁的人都称他“维特根斯坦教授”。
维特根斯坦的勤务工工作是把药品从药房分送到病房里,据约翰·赖尔的妻子米丽亚姆说,他在病房里建议病人别吃那些药。他在药房的上司是S.F.伊泽德先生。后来有人问伊泽德是否记得维特根斯坦当过勤务工,他回答:“是的,记得很清楚。他来这儿工作,在这儿工作了三周之后,他就讲解起该如何运作这地方。你看,他是惯于思考的人。”很快他被调到制造实验室当制药技师,在实验室,他的一个职责是为皮肤病科准备拉萨尔软膏[232]。德鲁利到盖斯医院看维特根斯坦时一个职员告诉他,以前没人做出过品质那么高的拉萨尔软膏。
到盖斯医院时维特根斯坦需要一个朋友。弗朗西斯死了,柯克又去了博内茅斯,他正极其孤独。他需要某种情感触摸。“出自你心的一个词,”1941年8月20日他写信对罗兰德·赫特说,“比出自你头脑的三页纸对我更有意义!”11月27日:“我不能写弗朗西斯,你写的他虽然在一个意义上是真实的,但出于某种原因,与我对他的想法不合拍。”他对赫特讲自己在药房的工作,他一星期挣28先令,工作很艰苦。“我希望我的身体能顶住。我的灵魂非常疲倦,根本不在一个好状态;我是指,根本不是它应该是的样子。”“也许,”他加上,“如果我们再见到对方,会对我们有某种帮助。”
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一点是重要的:如果他和赫特真要见面,见的时间要足够长,这样的见面才有意义。在随后的信里他强调了在星期天见面的重要性,那是他唯一不在医院工作的一天:
不过,如果你不能在某个星期天来,就只好在工作日了。那样的话,来晚甚至半个小时都是不明智的;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把事情弄糟,这真是很不幸!
“基本上,”他在另一封信里解释,“像我们这样的人,匆忙见面不是好方案。有可能的话我们应该悠闲地在一起。”当赫特对商议中的见面显出一点犹豫时,维特根斯坦告诉他,他们试图见面前要等三个月:
既然如你所写,你发觉自己很难说想见我,为什么你要见我?我想见想见我的人;如果有一天没人想见我(那一天也许很快就要来了),我觉得我什么人都不会见。
他害怕自己的身体不能应付药房勤务工的活,这是切实的。他现在52岁了,开始显(而且感觉)老了。“5点左右干完活,”他告诉赫特,“我非常累,常常几乎动不了。”不过,如果说他的身体是虚弱的,那么他的精神在弗朗西斯死后则几乎崩溃了。他和巴布鲁克一家一起过圣诞节——弗朗西斯公寓楼下的伊斯特路的杂货店是他们家的。那是个悲伤的场合。新年夜他写信给赫特:
总体上,我感觉孤独,害怕未来的岁月!……我希望你有一点快乐,希望你比我更珍惜自己的一切所有。
1942年新年,约翰·赖尔兑现了向妻子许下的承诺,把维特根斯坦带回苏塞克斯的家里见她。幸运地是,他们的儿子、当时14岁的安东尼在日记里记了那个周末。他的第一印象不是完全正面的:
7点30分,爸爸和又一个叫做Winkenstein[233](是这么拼的?)的奥地利(?)教授到了。爸爸很累。Wink极为生疏——他英语说得不太好,一直在说“我的意思是”,还一直在想说“不可容忍”时说“它的‘可容忍’”[234]。
第二天末,安东尼把维特根斯坦名字的拼得更对一点了,但父亲的新朋友仍远未赢得他的心:
早晨,爸爸、玛格丽特、山羊们、廷克和我一起散步。结霜了,但是个晴天。Witkinstein的早晨是和安置居民户[235]一起过的。他认为我们对他们极残酷。
下午我们在争论中度过——他是个十分讨厌的人,每次你说什么,他都说“不不,那不是要点。”那可能不是他的要点,但那是我们的要点。听他说话太累人。喝完茶,我带他四处看看,他恳求我友好地对待那些可怜的小孩——他走得太远了走到了另一极端——妈妈想要他们做好公民,他想要他们快乐。
赖尔家在苏塞克斯租了一个农场,“可怜的小孩”是安置户——两个来自朴茨茅斯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赖尔夫人接纳了他们,这是政治态度的体现。他们加入了她组织的一群为俄国红十字会织手套的孩子们。虽然她很好地照顾孩子们,但显然在他们中间施行严格的纪律。约翰·赖尔在家时,或家里有客人时,赖尔一家在一定程度上跟安置户保持着某种距离——例如在分开的房间吃饭。维特根斯坦在那儿的时候坚持和孩子一起吃饭,从而体现出他对他们的支持和同情。
很容易看出维特根斯坦为什么喜欢和尊敬约翰·赖尔。和维特根斯坦一样,赖尔不自在地应付着剑桥的学术生活,显然,他也和维特根斯坦一样更喜欢在一家遭空袭的医院里工作的危险而非剑桥的“死气”。在剑桥时他在政治上是活跃的,1940年选举时,他作为左翼独立候选人参选。1938年以后他积极地把犹太医生营救出奥地利和德国(大概因此安东尼·赖尔才说维特根斯坦是“又一个奥地利教授”)。
“空袭”期间供职盖斯医院的许多职员都带着温暖和感激之情回忆起赖尔的亲切。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年轻人,不像赖尔,他们没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战争的经验。汉弗莱·欧斯蒙德的记忆是典型的——猛烈轰炸时在盖斯医院工作的危险,赖尔在帮助职员应付那种危险时带给人的鼓舞:
数十发火弹朝医院扔下来,起码有一打爆炸或没爆炸的炸弹扔到了医院的房屋上……在轰炸和接收许多伤亡者的压力之下,留在盖斯医院的不多职员互相非常熟悉……我常常在盖斯医院的屋顶上警戒轰炸……我们花了许多时间闲谈喝茶……我们常在纳菲尔德楼的地下室宿营。赖尔是个智慧和聪明的人,对于和我一样讨厌遭到轰炸的人来说,他在第一次世纪大战的战壕里锻炼出的镇定是一种很大的支持。
4月份维特根斯坦在盖斯医院接受了一次手术,摘掉了困扰他多年的胆结石。出于对英国医生的不信任(他倾向于相信,若得到恰当的医治,拉姆塞和斯金纳的死都可避免),他坚持在手术时保持清醒。他拒绝全身麻醉,要了块镜子放在手术室里,这样就能看到发生了什么。为了帮助他度过这一场肯定很痛苦的折磨,手术时约翰·赖尔全程坐在他身旁,握着他的手。
除了赖尔,维特根斯坦在盖斯医院的新朋友更多是技师而非医生。其中一人是内奥米·威尔金森——她是个放射线技师,赖尔的堂表亲。威尔金森小姐经常在医院里组织唱机音乐会,维特根斯坦是音乐会的常客。他对唱片的选择深感兴趣,经常很不满意曲单。由于对音乐的共同兴趣,他和威尔金森小姐成了朋友;和他的许多朋友一样,她也被邀请到里昂咖啡馆喝茶。一次喝茶时她问,他觉得有多少人理解自己的哲学。对此他考虑了很久才回答:“两个——其中一个是吉尔伯特·赖尔。”不幸地是他没说第二个是谁。而且,也许选吉尔伯特·赖尔也只是说明了,五十多岁的他仍未完全丢掉童年的好礼貌——倾向于说他觉得能取悦别人的话。
在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梦里,内奥米·威尔金森的唱机音乐会也许是元素之一,在盖斯医院工作时他记下了这个梦:
今晚我梦见:我的姐姐格蕾特送给路易瑟·波丽策尔一样礼物:一个包。在梦里我看见那个包,或者不如说只看到它的钢锁,锁非常大,方形的,做工很好。它看上去像一把人们有时在博物馆里见到的那种复杂的老扣锁。在这把锁里,别的东西之外,有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钥匙眼里传出“你的格蕾特赠”这几个词或类似的话。我琢磨着,这装置的机制得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一种唱机,唱片能用哪种材料做,有没有可能是用钢做的。
维特根斯坦自己未给出对此梦的解释,但是,考虑到他那时很注意弗洛伊德的著作,他此前用过锁的隐喻来描述弗洛伊德的核心观念,以及格蕾特是他家人中跟弗洛伊德联系最密切的,我认为,可以说这个梦是关于梦的解析的。梦似乎说了点什么,对弗洛伊德著作的熟练运用将使我们能(仿佛是通过弗洛伊德理论的钥匙孔)听到梦说的东西,但梦说的东西背后的机制和梦的符号由以建构的材料(无意识)是错综复杂的:太复杂了,无法通过弗洛伊德相当粗糙的跟19世纪机械学的类比来理解。
无论如何,这是维特根斯坦1942年夏天跟里斯的谈话的中心论题。他到斯旺西和里斯在一起,部分是为了在胆结石手术后复原;他俩沿着南威尔士海岸线散步,维特根斯坦极喜爱这事。里斯是那时很少的一个还活着的维特根斯坦重视的哲学讨论伙伴,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他的哲学工作主要集中在数学哲学上,可他和里斯的谈话涉及的却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解释的性质。
他强调,是有一个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梦中的意象当作符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一种梦的语言,即便做梦者不理解那些符号。我们和解梦者讨论梦、并接受其解释时,这一点可以显现出来。与此类似,当我们画了看上去无意义的涂鸦,然后一个分析者问我们问题、追索关联,我们可能达到一种自己为什么那么画的解释:“然后我们可以认为那涂鸦是一种写作、在使用一种语言,虽然没人理解它”。但是,划清这种解释和科学给出的解释之间的界限,对维特根斯坦是重要的。梦或涂鸦的解释并非通过应用法则来进行,“实际上没有任何这样的法则,这一点在我看来是重要的”。弗洛伊德的解释和神话学的共同之处比它和科学的共同之处更多;例如,弗洛伊德未给出这个观点——焦虑总是重复我们出生时感到的焦虑——的任何证据;不过“这是个具有显著吸引力的想法”:
它具有神话解释具有的那种吸引力,神话解释说,这一切都是在重复以前发生过的事。真的接受或采纳这说法时,人们觉得某种东西更清楚和更容易了。
于是,弗洛伊德的解释和维特根斯坦自己的工作给出的阐释是同一血统的。它们提供的不是因果的、机械的理论,而是:
……某种人们倾向于接受并使他们更容易照某些方式行事的东西:使他们觉得某些行为和思考的方式更为自然。他们放弃了一种思考方式,采纳了另一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时维特根斯坦对里斯说自己是弗洛伊德的一个“弟子”或“追随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注意力集中在数学哲学上。那时期他写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在尝试改进他在挪威的最后几个月里写的论述,从而改进《哲学研究》里基于那些论述的章节。在盖斯医院工作时他谈数学的论述写满了三本笔记本。这些论述和由之编辑出的稿子现已出版:构成了《数学基础评论》的第四、五、六、七部分。
就其一般要点而言,这些论述和他在此主题上的较早著述是一致的,但其中对数理逻辑的攻击使用了更挖苦的措辞。这也许是他最具攻击性的著述。
罗素在“数学和形而上学家”这篇文章里给出了维特根斯坦的攻击目标的最完美概括。“现代数学的首要胜利之一,”罗素写道,“在于发现了数学真正之所是。”
一切纯数学——算术、分析和几何——都是通过原始逻辑概念的组合而渐次构成的,其命题导出于一般逻辑公理,比如三段论和其他推导规则……因此,形式逻辑学科已表明自己和数学是同一的。
他进而讨论无穷小、无限和连续的问题:
在我们的时代,三个人——魏尔斯特拉斯、戴德金和康托尔——不只提出了这三个问题,还彻底解决了它们。对于熟悉数学的人来说,那些解答是如此清楚,再未留下丝毫的怀疑或困难。这可能是我们的时代值得夸耀的最伟大成就。
维特根斯坦的工作既攻击这儿勾勒出的对数学的观念,也攻击这儿显露出的对待数学的态度。“为什么我要费神找出数学是什么?”在一本盖斯医院时期记的笔记本上他问:
因为我们有一门数学,有一种对之的特别观念,仿佛是一种关于其地位和功能的理想,——而这需要清楚地找出来。
我的任务不是从内部攻击罗素的逻辑,而是从外部。
那就是说:不是在数学上攻击它——否则我就是在做数学了——而是攻击它的地位,它的职责(office)。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形式逻辑并未表明自己和数学同一;说它已然如此:“几乎像是有人说制作柜子在于黏合”。数理逻辑也没向我们最终表明数学是什么。而是“完全扭曲了数学家和哲学家的思考”。魏尔斯特拉斯、戴德金和康托尔的工作远不是我们时代的最伟大成就,就其与其他数学的关系而言,它们是“一种癌变,像是从正常人体中漫无目的和毫无意义地生长出来”。
为了表明逻辑和数学是不同的技术,为了表明数理逻辑的成果并无罗素归诸其上的重要性(在对无限、连续和无穷小这些概念的理解上),维特根斯坦试用了许多手法;例如,他努力表明,康托尔、戴德金和魏尔斯特拉斯给出的定义并未澄清数学和日常生活里实际使用的无限、连续和无穷小,而是歪曲了这些概念。
不过,他攻击的重点在于,努力表明数学里典型的证明方法和逻辑里用的证明方法并不类似。逻辑里的证明是一系列意在确立结论之真的命题。维特根斯坦想要表明的是,与此不同,数学里的证明是一系列意在确立某一技术之有用的图画(pictures)。
例如,他认为没有理由不把这幅图画:
视作乘法交换律——即:(a×b)=(b×a)——的一个证明。因为某人可以先如此再那般地看待这幅图画,从而看出(5×4)等于(4×5),从而再把交换原则应用到其他一切情况。
这儿丝毫未涉及命题或结论,因此不出现这个问题:若交换律为真,它是关于什么为真。如果把这种图画、而非逻辑公理系统当范例,那么,就根本没有理由认为数理逻辑学家已如罗素说的那样“发现了数学真正之所是”。在他们的“数学基础”工作里,他们不过是画了一种不同的图画,发明了一种不同的技术。
但是,强调图画在数学中的作用,意图不只在于摧毁对这一学科的某一具体观念。还在于用一种对数学推理的观念——一种强调“看出联系”的作用的观念——取而代之。为了从上述图画出发掌握交换律,我们需要把这个:
和这个看作一回事:
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联系”,这个证明就不使我们确信任何东西。于是,对这个证明的理解,是构成维特根斯坦世界观基础的那种理解的一个好例子(就算是个初步的例子)。和他自己的哲学论述一样,数学证明应当被视作“综观之呈现”,此种呈现的目的是生出“端赖于看出联系的那种理解”。
在这种意义上——虽然听上去挺古怪——纯数学里的证明类似于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给出的解释。维特根斯坦的关切从数学转向心理学,这件事的线索也许是:他发觉弗洛伊德的“模式(patterns)”比数学家的“图画”更有意思。
我们猜想,若能把自己的生活事件放进某种模式,那将是维特根斯坦的一种慰藉。
“对于我生活的未来,我不再感到任何希望,”他在1942年4月1日写道:
仿佛在我面前除了一段活着的死之外,什么也没有。我不能想像自己有任何未来,除了一种死寂的未来。没有朋友,没有快活。
几天后:
现在威胁着我的彻底孤立的恐惧令我很遭罪。我看不出自己怎么能忍受这生活。在我眼里它是这样的生活:每天我不得不恐惧那只带给我乏味悲哀的夜晚。
在盖斯医院他感到必须让自己忙碌着。“如果你不能在静止中找到快乐,”他告诉自己,“就在奔跑中找到它!”
但要是我太累了跑不动了呢?“在垮掉之前不要说崩溃。”
像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一样,为了不倒下我不停地踩着踏板向前。
“我的不快乐很复杂”,他在5月份写道,“难以描述。但主要的东西很可能还是孤独。”
斯金纳死后柯克回博内茅斯了,就像对待斯金纳那样,维特根斯坦开始为了收不到柯克的信而焦急。5月27日他记下:
虽然一周前我向他要消息,但十天都没再听到K的事情了。我觉得他也许已跟我断交了。一个悲剧性的念头!
事实上,柯克在博内茅斯结了婚,从事着一份成功的机械工程职业,而且他再没见过维特根斯坦。但就柯克而言,没有什么要“断”的。他从未想过维特根斯坦在任何意义上是同性恋,或他们的关系有任何超出师生关系的东西。
在同一则日记里——仿佛是承认了这一点——维特根斯坦写道:“我遭了许多罪,但明显我没有能力从我的生活中学习。我仍然就像许多年前那样遭罪。我并未更强或更明智。”
盖斯医院药房的年轻同事罗伊·弗拉克的友谊给了他一点安慰——这绝望的孤独的某种缓和。我们可以推想,维特根斯坦喜爱弗拉克主要是因为他的热诚和快活的好脾气。维特根斯坦告诉德鲁利,自己有时着急或躁动,罗伊就对他说,“稳住,教授。”这一点他喜欢。
弗拉克造访维特根斯坦在纳菲尔德楼三楼的房间。和他在剑桥的屋子一样,那个屋子完全无装饰;弗拉克吃惊地没看见任何哲学书,只看见一堆堆整齐的侦探杂志。当时弗拉克在学一门函授课程:现代语言;他经常坐在维特根斯坦的房间里阅读,维特根斯坦则十分安静地坐着。那种时候,维特根斯坦为自己每隔一个周末在剑桥作的讲座做准备。其他的周末维特根斯坦和弗拉克外出散步,或到动物园,或到哈克尼的维多利亚公园,他们在公园的湖上划船。
和许多很了解维特根斯坦的人一样,弗拉克记得维特根斯坦高超的口哨功夫。他回忆,维特根斯坦能用口哨吹交响乐的整段乐章,保留节目是勃拉姆斯的“圣安东尼变奏曲”,若别人吹错了维特根斯坦就制止他们,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药房同事并不喜欢这种事。
弗拉克的背景和斯金纳太不同了。斯金纳在莱奇沃思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长大,在公立学校和剑桥接受教育;弗拉克则住在东伦敦哈克尼路的救济房里,15岁就开始工作。但他们的个人品质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法妮亚·帕斯卡尔对斯金纳的描述同样可以用到弗拉克身上:
他常常是欢快的,喜欢别人的陪伴。他没有任何种类的狡诈,而且无法把任何人想成是邪恶的。他能也确实学着更实际点,可是啊,他总是太无私,太不肯出风头。
和斯金纳一样,弗拉克比维特根斯坦年轻得多——他20出头,维特根斯坦52岁。不能说和弗拉克的友谊是对斯金纳的爱的某种替代,但这是真的:一起工作的18个月里,弗拉克在维特根斯坦的生活里起到的作用类似于斯金纳在剑桥起到的作用。即他给了维特根斯坦某种人的接触:和弗朗西斯一样,他也是那种只要在场就有安抚效果的人。
在后来写给弗拉克的许多信里,维特根斯坦对盖斯医院的提及带着暖意,也许还带着某种伤感的元素:
我很遗憾地听到盖斯医院的氛围正在变糟。很难想像。[1949年6月8日]
我想知道你写的是什么工作新闻。我料想你说的不是他们正在纳菲尔德楼前竖起一座我的巨大雕像。是吗?当然,石头的纪念物不可能真正显出我是个多么出色的人。[1950年12月15日]
弗拉克告诉维特根斯坦,盖斯医院为他建的一切雕像都被推倒了,显然是在回应维特根斯坦信里的后一个说法。“听到[这个]我很高兴,”维特根斯坦在下一封信里写道,“只要不是以无礼的方式推倒的!”
盖斯医院的医疗职员里,除了约翰·赖尔,唯一赢得维特根斯坦信任和友谊的人似乎是巴兹尔·里弗——一个对哲学感兴趣的年轻医生(当时30岁出头)。他从雷吉·沃特菲尔德那儿听说饭桌上的新成员(里弗此前觉得此人在医院医师中间显得有趣且很突兀)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便决定试着去结识。于是他开始在吃饭时靠维特根斯坦坐,最终两人生出了友谊。不过他们的话题几乎很少转到哲学上,而是集中在艺术、建筑或音乐上,或者是维特根斯坦认识的人,甚或是对饭桌上的某些医学谈话的弗洛伊德式解释。后来,话题逐渐集中到里弗自己的工作上,维特根斯坦对之产生了浓厚兴趣。
里弗和同事格兰特医生一起在盖斯医院医学研究会的临床研究部工作。“空袭”早期,轰炸摧毁了这个部的实验室,格兰特和里弗没法从事原来的研究,便开始研究当时盖斯医院接收的大量空袭伤亡人员。他们的目标是熟悉“创伤性休克(wound shock)”——这种病不仅会在战争伤亡人员中出现,在任何剧烈外伤的情况下也会出现。
格兰特和里弗的最初问题是:尽管对科学文献作了详细研究,似乎并没找到在临床上确定“创伤性休克”的满意方法。有些作者根据血浓稠[236](血液中的红细胞浓度高得反常,人们认为原因是血浆从血液漏到了组织里)的出现识别这种病,另一些作者视之为一种低血压、白斑病(skin pallor)和高脉搏的综合症。因此,在研究的很早期格兰特就建议应当摒弃“创伤性休克”这个概念,不用这一术语,更详细地观察受害人。1941年1月——维特根斯坦到盖斯医院前10个月——格兰特在一份创伤性休克所需观察的备忘录里勾勒了他对这一概念的异议:
近来的空袭伤亡经验表明,尽管做过那么多工作,尤其上次战争时做过很多工作,但对外伤性或创伤性休克的治疗我们知道得还很少。首先,在实践中“休克”的诊断方法有很大差异。我们还不能预知情况,我们常常对治疗有怀疑。此外,由于缺乏诊断的共同基础,我们不可能评估实际采用的各种治疗方法的疗效。
因此,有很好的根据认为:最好避免诊断“休克”,而代之以一种对病人的状态,进展,以及所施治疗的精确和完全的记录。
我觉得,维特根斯坦之所以认为这种处理此问题的极端进路有趣和重要,其原因是很清楚的。格兰特处理“休克”问题的方式明显类似于海因里希·赫兹处理物理学里“力”的问题的方式。赫兹在《力学原理》里提出,不应直接给出“力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应这样处理这问题:不用“力”当基本概念,重述牛顿物理学。终其一生,维特根斯坦把赫兹对此问题的解答视作应如何驱除哲学混乱的完美模型,并频繁引用——视之为他自己在哲学上的目标——赫兹《力学原理》序言中的这句话:
祛除这些棘手的矛盾之后,就不用回答力之本质的问题;我们的心智不再苦恼,停止问非法的问题。
有意呼应这句话,维特根斯坦写道:
在我做哲学的方式中,哲学的全部目标是给出某种形式的表达,从而使特定的不安消失。(赫兹)。
可以说,格兰特提出避免诊断“休克”,其全部目标也是:“给出某种形式的表达,从而使特定的不安消失”。
但格兰特的进路未受到普遍的——尤其是军队的——欢迎。军队输血部的惠特白上校在一封写给医学研究会的信里如此回应格兰特的报告:
相当多的导言,其中的一些讨论专为抨击“休克”这个词。我并未觉得这一点需要如此重的强调。
抛弃上次战争中的发现,这么做并无根据。那些人不是傻瓜……他们至少确立了这个基本事实:血压的降低是观察到的一个很稳定的症状。格兰特抛弃了上次战争时全部宝贵的医学研究会文献,因为他们的记录没达到他的细节标准。
正如维特根斯坦在和里弗讨论这一项目时意识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构想出的创伤性休克理论,其主要问题不是细节标准不够,而是用一个不可用的概念运作。他最感兴趣的正是“对‘休克’这个词的抨击”。(里弗记得,他们写一份年度报告时,维特根斯坦建议把“休克”这个词颠倒过来印,以强调其不可用。)
鉴于维特根斯坦对这项目表现出的兴趣,里弗把他介绍给了格兰特医生,格兰特立即注意到他对这项研究提出的许多问题和建议的敏锐和切题。1942年对伦敦的猛烈轰炸渐渐停止,这一轰炸曾为格兰特的小组供给了稳定的研究材料。因此,这个部门开始到别的地方寻觅适合他们观察的受害人。有两次他们去了轰炸机指挥部,观察了许多例在空袭中受伤的机上人员。但推进研究需要更稳定的伤员来源,于是部门准备搬去纽卡斯尔的皇家维多利亚诊所,那家医院的病房接收了大量危重伤员。部门正计划这次搬迁时,维特根斯坦告诉里弗他愿意跟着部门到纽卡斯尔去。
1942年11月部门搬到了纽卡斯尔。但格兰特的技术员拒绝前往,格兰特想起了维特根斯坦对这个项目的兴趣,提出把这个职位给他。1943年春天弗拉克已离开盖斯医院加入了军队,那儿大概没什么别的东西令维特根斯坦留恋了。1943年4月,格兰特写信对伦敦医学研究会办公室的赫拉尔德医生说:
我跟你说过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教授于4月29日加入部门当实验助理,试用期一个月。如我和你商量过的,付给他4镑的周薪。
当药房勤杂工时他每周只挣28先令,所以收入大大提高了。一个月的试用期结束后,格兰特再次写信给赫拉尔德肯定了这一安排,说“他证明自己很有用。”
从体力劳动到协助研究部的更关乎脑力的工作,这种变化无疑是维特根斯坦欢迎的,不只是因为他发觉自己有点对付不了勤杂工工作对体力的要求。就在离开盖斯医院前,5月17日他写信对赫特谈到思考的价值。“我猜想,”他写道,“多思考一点,比你现在可能的思考多一点,对你有益处——我希望你的家庭没妨碍你思考?!如果有人妨碍你,那他那样做很愚蠢。”赫特此时已离开了沃尔沃斯[237]加入了军队。他写信跟维特根斯坦说过自己和上级的一些问题。“我猜想,”维特根斯坦回复,“那部分是外在的,部分是内在的。”
我是指,他们也许未给予你应得的体面对待——但你有一种不可靠的倾向。即,你往往是忽冷忽热忽温;如果人们有时忽视你的热情期,把你当作一个仿佛只是冷淡和温吞的人对待,那你不必吃惊。
动身去纽卡斯尔前,维特根斯坦在斯旺西和洛什·里斯一起呆了一阵。在那儿他又拾起了上一个夏天关于弗洛伊德的谈话。又一次,他感兴趣的是“梦的符号构成了一种语言”这个想法——即这个事实:我们自然地认为梦意谓着某事,即便我们不知道意味着什么。与此类似,他跟里斯谈起莫斯科大教堂的5个尖顶:“每一个尖顶上有一种不同的弧形。人们强烈感觉到,这些不同的形状和排列必定意味着某事。”他正讨论的问题是弗洛伊德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能解释梦。他强调,人们想要的不是解析而是阐释[238]。因此,一种梦的科学理论,也许使(比如说)我们能预测,在对我们描述了梦之后,做梦者将被引得回忆起特定的事——但这种理论甚至都没触及问题。弗洛伊德的工作是有意思的,恰是因为它没有给出这样一种科学处理。令我们对梦感到困惑的,不是梦的因果,而是梦的意义。我们想要这样一种阐释:它“改变了面相”,改变了我们由之看待梦的意象的面相,从而使梦的意象变得有意义。弗洛伊德“梦是愿望的满足”的说法是重要的,因为它“指向了人们想要的那类解释”,但这说法太一般化了。有些梦明显是愿望的满足——“例如成人的春梦”。但奇怪的是,那却正是弗洛伊德忽视的一种梦:
弗洛伊德很一般化地给出了我们所称的性的解释。但有趣的是,在他给出的所有梦的记录里,直接的性梦例子一个也没有。可这种梦就像下雨一样常见。
这一点又联系到弗洛伊德为所有梦提供一个单一模式的决心:对他来说,梦必须全都是欲念的表达,而不是(例如)恐惧的表达。和哲学理论家一样,弗洛伊德受到科学方法和“对一般性的渴求”的引诱。不只有一种梦的类型,也不只有一种解释梦中符号的方式。梦的符号确实意味着某事——“显然和语言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是为了理解它们,需要的不是某种梦的一般理论,而是一种多方面的技巧,类似于(比如说)理解一段音乐时牵扯到的技巧。
4月份,维特根斯坦离开斯旺西到纽卡斯尔加入格兰特的研究部。部门成员——巴兹尔·里弗、格兰特医生和格兰特的秘书海伦·安德鲁斯小姐——都寄宿在布兰德林公园的同一栋房子里,从那一带到医院走路即可。那栋房子属于某个莫法特夫人。安德鲁斯小姐回忆维特根斯坦的到来:
莫法特夫人那儿有一个空房间,所以他过来加入我们。那时候我们已住定,适应了不寻常的环境,但W教授并未轻松地融入。我们合看一份《曼彻斯特卫报》,不太说话时,他带着欢快和聊天的情绪下楼吃早饭来了。晚上我们放松时,他不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而是喜欢在卧室吃。莫法特夫人嘟嘟囔囔地把他的饭放在一个盘子里,他下楼来取。(我觉得这做法对格兰特医生是无礼的。)
我们有一个煤炉火很旺的起居室,他从没在那儿和我们共度过一个夜晚。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去电影院,但是第二天问起时,他从不记得电影里的任何事情。他只是去放松。
维特根斯坦来了不久,由于莫法特夫人身体不佳,部门成员不得不离开布兰德林公园的房子。他们都找了各自的住处,但安德鲁斯小姐回忆,“W教授很难找到住的地方,因为他有外国口音,看上去有点衣衫破旧,而且说他是个教授,多数女房东很自然地起了疑心。”
维特根斯坦每天晚上去看一场电影,说明他在纽卡斯尔的工作多么艰苦,以及他多么严肃地对待这工作。这令人回想起他对德鲁利说的话:
你觉得哲学够难了,但我可以告诉你,跟当一个好建筑师的困难相比这算不了什么。在维也纳为我姐姐造房子时,每天收工时我是如此精疲力竭,每天晚上唯一能做的是看一部“片子”。
这一点上的另一迹象是,在盖斯医院时他的数学哲学评论写满了三本笔记本,但在纽卡斯尔他完全没写哲学。他并未让自己只限于担负技术员的职责,而是抱着强烈和积极的兴趣思考这项研究背后的东西。虽然格兰特和里弗两人都和维特根斯坦讨论自己的想法并受益,而且鼓励他对他们工作的兴趣,但他们有时发觉,他对研究的投入有点太强烈了。安德鲁斯小姐记得,因为部门的工作太艰苦,格兰特有时提议他们都休息一天,一起沿着哈德良墙[239]散步。她注意到维特根斯坦从未受邀参加这种集体散步,她问格兰特为什么把他漏掉了。她得知,若他一起来的话,将毁掉散步的宗旨,因为他“总是在谈工作”。
虽然他未受邀请参加“休息日”散步,但格兰特和里弗都记得曾多次陪维特根斯坦沿着罗马墙散步。通常谈的是他们的研究,但特别地,维特根斯坦和里弗常常谈更多个人事务。例如,他和里弗谈自己的幼年,提到自己直到4岁才开口说话。他对里弗说了一则童年记忆,这则记忆他也跟德鲁利说过,显然对他有很大的意义。他说,他家盥洗室里的一些墙粉从墙上掉下来了,他总是在那图案里看到一只鸭子,但那吓坏他了:他觉得那看上去是波希在《圣安东尼的诱惑》里画的怪物。
里弗不时向维特根斯坦讨教哲学,但维特根斯坦很典型地劝阻他这方面的兴趣。他对里弗强调,和里弗自己的医学专业不同,哲学是绝对无用的,除非你被驱使着去做,否则从事哲学毫无意义。“你在医学中做着得体的工作,”他告诉里弗,“满足于此吧。”“反正,”他又调侃一句,“你太笨了。”不过,有趣的是40年后里弗说维特根斯坦在两个重要的方面影响了他的思考:首先,谨记事物是它们之所是;其次,寻找启发性的对比,从而理解它们如何是其所是。
这两个想法都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中心要点。事实上,维特根斯坦想过用巴特勒主教[240]的话“一切东西都是其所是,而不是别的。”当《哲学研究》的题句。启发性的对比的重要性,不仅位于维特根斯坦的核心概念“端赖于看出联系的理解”的心脏之处,也被维特根斯坦视为刻画了自己对哲学的全部贡献。和他帮格兰特和里弗澄清“休克”观念时做的工作一样,维特根斯坦和里弗的谈话表明,在讨论哲学之外还有更多的施加某种哲学影响的方式。维特根斯坦对思考和理解方式的传授,不是说出其特色是什么,而是显出如何能用之澄清观念。
格兰特和里弗都回忆说,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对体现在部门最终报告导言里的思考起到了重要作用;那份报告颇有意味地未在主标题里用“休克”这个词,而是以《创伤对人的一般效应之观察》为题。论证的主要思路与格兰特在1941年1月的最初备忘录相同,但用了更加强烈的措辞表达“对‘休克’这个词的抨击”:
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对休克的诊断似乎更依赖于作出诊断的具体人的个人看法,而非依赖于一般接受的标准。除非熟悉那些看法,否则,被叫到病床边时,我们不知道会看到什么。单凭这个名词并未说明,病人显出了什么体征和症状,病得如何,或需要何种治疗。我们能找到的诊断的唯一共同基础是病人似乎病了。因此,我们被引着丢弃了“休克”这个词,丢弃了其各种各样的定义。此后,我们未发觉这个词在创伤研究中有任何价值;它倒是阻碍了无偏见的观察,引起了误解。
无论这段话是不是维特根斯坦写的,它都产生了一种他希望自己的哲学工作产生的效果——结束掉许多误导性的研究思路。医学研究会的1939—1945年报告说,这项工作是在格兰特领导下做的:
[它]对于以下做法的价值提出了重大怀疑:如此这般地解决“休克”问题,仿佛创伤性“休克”是一个临床和病理上的单一实体。结果,战争初委员会启动的几条研究路线被放弃了。
事实上,它的影响是维特根斯坦在自己的后期数学哲学工作中希求的影响——阳光对于土豆芽之生长的影响。
格兰特和里弗的研究目标主要不是反对在诊断创伤效应时使用“休克”这个词,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研究发展出的诊断和治疗之外找出别的更富成效的诊断和治疗。为此,他们需要详细地观察创伤的效应。在工作的这个实践方面,维特根斯坦的角色是切割冷冻的组织切片、染色,以便检测出比如说脂肪的存在。他显然做得很好。
组织学工作以外,格兰特还请维特根斯坦协助自己研究奇脉[241],即经常出现在创伤严重的病人身上的随着呼吸变化的脉压。看上去,在这方面他引入了一种技术创新——发明了一种比他们现有的更好的记录脉压的仪器。格兰特和里弗都记得这种仪器是一种创新,但都不记得其细节。因此,我们找得到的对这仪器的唯一描述是德鲁利给出的,当时他在谈自己趁军中休假到纽卡斯尔看维特根斯坦的日子:
北非战役结束后,我被调回英格兰准备参加诺曼底登陆。我有一次离队休假,到纽卡斯尔和维特根斯坦呆了几天……他带我到他在研究部的屋子,给我看他为研究设计的仪器。格兰特医生请他研究呼吸(深度和频率)和脉搏(强度和频率)之间的关系。维特根斯坦的设计使他能自己当自己的观测对象,获得对一个转鼓的必要追踪。他对原来的仪器作了几处改进,结果格兰特医生竟说他情愿维特根斯坦是生理学家而非哲学家。在向我描述自己迄今得到的成果时,他作了一个典型的评论:“它比你第一眼的感觉复杂许多。”
德鲁利的纽卡斯尔之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段有揭示性的谈话,显出维特根斯坦对性的态度的一个有趣变化。看上去,到1943年,维特根斯坦远不再接受魏宁格的“性和精神不相容”的观点,而是同情对性行为的这种看法:把性行为视作宗教敬畏的对象。德鲁利讲到,在纽卡斯尔和维特根斯坦在一起时,两人赶一班去达勒姆的火车,沿着那儿的河走了走。散步时德鲁利对维特根斯坦说起自己在埃及的经历,尤其是在卢克索见到庙宇的事。他告诉维特根斯坦,虽然看见庙宇是很棒的体验,但他震惊地发现,一座庙宇的墙上有霍露斯神的浮雕,那神阴茎勃起,正在射精,拿一个碗采集精液。维特根斯坦对这故事的反应有点儿鼓舞人心,他驳斥了德鲁利暗含的不赞许:
为什么在世界里他们不应该抱着敬畏看待人类种族由之得以延续的行为呢?不是每一种宗教都得有圣奥古斯丁对性的态度。
刚搬到纽卡斯尔时,维特根斯坦对德鲁利另一议论的回应甚至含有更轻蔑的坦率。德鲁利写信祝他在新工作上好运,又说希望维特根斯坦交到许多朋友。维特根斯坦回答:
我觉得很明显你正在变得缺乏思考和愚蠢。你怎么能想像我可能有“许多朋友”?
虽然说得很刺耳,但这话无疑是真的。维特根斯坦在纽卡斯尔的唯一朋友似乎是巴兹尔·里弗。他也和格兰特处得不错,他俩都对音乐感兴趣(格兰特记得,有一次自己提到不喜欢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的开场,维特根斯坦热情地表示赞同),但很少有那种感情的温暖——简单的人的接触——维特根斯坦在盖斯医院和罗伊·弗拉克分享的那种温暖。格兰特过于投入自己的工作,因此做不到这一点。维特根斯坦曾向弗拉克抱怨,剑桥的哲学工作令自己缺乏人与人的接触;但在纽卡斯尔,正如他写给诺尔曼·马尔科姆的信里流露的,他开始想念自己的剑桥朋友:
我好几个月份没有斯麦瑟斯的消息了。我知道他在牛津,但他不写信给我。——[凯什米·]路易还在剑桥……里斯还在斯旺西讲课……我希望你去看摩尔,希望他身体很健康。[1943年9月11日]
我在这儿感到相当孤独,也许会想办法到某个有人和我说话的地方去。比如斯旺西,里斯在那儿做哲学教师。[1943年12月7日]
也许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怀念从事他自己工作的环境。投进格兰特和里弗的工作里已然不够了:
我也惋惜,由于外在和内在的原因我不能做哲学,那是唯一给我真正满足的工作。没有别的工作真正令我振奋。我现在极忙,全部时间我的心智都被占据着,但一天结束时我只感到疲劳和难过。
“内在原因”是,维特根斯坦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在哲学中做出好的工作。他常常——反复地——对里弗说:“我的脑子已经没了。”他经常抱着缅怀的渴望谈起1913年在挪威的日子:“那时我的心智正火着……但现在它没了。”“外在原因”是,他在纽卡斯尔所做工作的要求,以及很不如意的住所。他还发觉越来越难以接受跟医院的低级医师、医师持续照面,他们口无遮拦,常常粗鄙地议论病人;为了谅解年轻医生对职业压力的反应,他也越来越需要里弗的帮助。
也许是因为这些挫折——再加上里弗的妻子和小宝宝到了纽卡斯尔、里弗的时间更加有限了——甚至维特根斯坦和里弗的关系也开始恶化。维特根斯坦从来都是个占有欲强的朋友,他开始要求里弗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可工作和家庭生活对里弗的要求限制了他能给的量。他们最终不愉快地分开了。维特根斯坦给里弗的临别赠语是:“你并没有我曾以为的那么美好。”里弗则觉得松了口气,不必再给予维特根斯坦要求的情感支持了。
鉴于回到哲学工作的受挫的渴念,以及和里弗恶化的关系,听到格兰特和里弗要离开纽卡斯尔时维特根斯坦很可能感觉松了口气。此时,他们的研究更强调进一步检视失血和组织损伤效应的需要,于是有必要接触比平民生活中可能碰到的更严重创伤。因此他们需要到战场上去进行研究,1943年末,人们准备把他们送去意大利。
格兰特的继任者是E.G.拜沃特斯医生,和格兰特和里弗一样,他此前在伦敦对空袭受害人进行观察。离开前,格兰特写信告诉伦敦医学研究会总部的A.兰兹巴罗·汤姆森医生:
维特根斯坦同意在此期间继续做实验室助理,但能呆多久取决于他和拜沃特斯相处得如何。
格兰特力劝汤姆森,即便维特根斯坦决定离开纽卡斯尔,仍要让他继续做研究会的职员:
维特根斯坦把实验室工作当作对抗战的贡献,我告诉过你,他是剑桥的哲学教授。如果他决定在里弗和我走了以后不能继续干下去,那么若不另行用他,似乎令人遗憾……他有第一流的头脑,他的生理学知识量令人吃惊。讨论问题时他是个极棒的人。在实践方面,他是我们很好的实验室助理;此外,他还自己设计了仪器和实验,对人的血压随呼吸的变化作出了新的观测。他不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但若有合适的条件,他可以是有益和有激励作用的同事。我猜战后他将重返剑桥的教授席位。
1944年1月底,格兰特和里弗终于动身去意大利了。如我们所见,拜沃特斯到来之前,维特根斯坦正感觉孤独和沮丧,虽然继续细心地履行技师职责,但并不打算交际。拜沃特斯回忆:
他拘谨,相当离群:喝咖啡或喝茶谈到哲学话题时,他拒绝被拖入。我对此感到失望,但他一丝不苟和尽职尽责地处理为我准备的肺或其他器官的冷冻切片,对此我感到满意。在我记忆里他是个谜一般的、不爱交流的、也许相当消沉的人,他喜欢自己房间里的折叠躺椅胜于一切应酬。
只呆了3个星期,拜沃特斯就不得不写信请总部帮忙找个新技术员:
维特根斯坦教授在这儿为格兰特医生做组织学工作……他现在收到一封剑桥的信,请他用未来3个月或更长的时间写一篇他自己专业(哲学)的论文。
一周后,2月16日,他写道:
维特根斯坦教授今天离开了我们:他们请他回到剑桥教授席写一篇哲学论文,过去一两年风闻有这篇论文,现在他们希望它落实在纸上。
于是,1944年2月16日维特根斯坦离开纽卡斯尔回到剑桥。拜沃特斯信里提到一篇“过去一两年风闻有的”、“现在他们希望它落实在纸上”的论文,由此我们有理由假定,“他们”指的不是剑桥大学,而是剑桥大学出版社。
1943年9月维特根斯坦接洽过剑桥大学出版社,建议他们把他的新书《哲学研究》和老书《逻辑哲学论》并排着出版。他是在那年初和尼古拉斯·巴赫金一起读《逻辑哲学论》时产生这个想法的。他也对里弗提过这想法,说自己喜欢这个主意:把对《逻辑哲学论》观点的驳斥和《逻辑哲学论》并排着出版。1944年1月14日,剑桥大学出版社确定接受这一提议,这事和拜沃特斯第一封信里的话是一致的:“他现在收到一封剑桥的信……”然而,和剑桥大学出版社1938年接受的那个较早计划一样,这个计划从未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