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格洛克尔纲领的追随者的改革热情并未触动维特根斯坦,但进入教师行业时他却带着一套更理想化的目标,而且,对于在乡村穷人中间生活和工作,他有一种相当浪漫的、托尔斯泰式的观念。
遵循着自己的一般伦理世界观,他寻求的不是改善他们的外部条件,而是“内在地”改进他们。他想教他们数学,发展他们的智力;想让他们见识德语里的伟大经典,拓展他们的文化意识;想和他们一起读《圣经》,提升他们的灵魂。使他们摆脱贫困不是他的目标;他也不把教育视为一种令他们凭之过上城里“更好”生活的方法。他想让智性成就的价值自身打动他们——就像日后他反过来让体力工作的内在价值打动剑桥本科生一样。
无论在奥地利乡下还是在剑桥大学,他的教学里浮现出的理想是罗斯金式[117]的诚实苦干理想,再加以精巧的智力、深刻的文化感受和虔诚的严肃;收入贫乏,但内在生活丰富。
在贫困的乡村地区工作对他有重要意义。然而,照师范学校毕业生的惯例,他被派往森梅岭附近马里亚-舒尔茨的一所学校履行一年的教学试用期;这是维也纳南部乡下的一个舒适和相对繁荣的小镇子,是有名的朝圣地。在简短察看了这地方后他认定不行。他对吃惊的校长说,他注意到镇子里有一个带喷泉的公园:“那不属于我,我要一个纯农村的岗位。”校长建议,那样的话他应当去特拉腾巴赫:镇子旁边的山的另一头的一个村子。维特根斯坦立刻动身步行了90分钟,很高兴地找到了正合他想像的那种地方。
特拉腾巴赫小而贫穷。有工作的村民要么受雇于当地的纺织厂,要么受雇于毗邻的农场。这些村民的生活是艰难的,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的贫困岁月里。但这地方(至少起初)迷住了维特根斯坦。到达后不久他写信给罗素;此时罗素在中国,刚刚开始在北京大学的一年访问讲学;维特根斯坦得意地把地址写成“特拉腾巴赫的LW老师”,陶醉于自己的新岗位之隐僻:
我要在一个名为特拉腾巴赫的小村子里当小学教师。它在山里,维也纳向南约四小时的路程。这一定是特拉腾巴赫的教师第一次和一个北京的教授通信。
一个月后他对伊格尔曼的说法甚至更热烈。他说特拉腾巴赫是“一个美丽的小地方”,报告自己“快乐地在学校工作”。但加上了暗暗的一笔,“我特别需要它,否则地狱的所有魔鬼将从我内部挣脱出来。”
最初几个月他写给亨泽尔的信带着相似的欢快情绪。他给学生读的书靠亨泽尔供应,他还写信要求订多册同一本书,如格林童话、《格利佛游记》、莱辛的寓言和托尔斯泰的传奇文学。亨泽尔周末定期来看他,阿尔费德·索格伦、莫里茨·勒厄(维特根斯坦家的摄影师)和米夏埃尔·德罗比尔也一样。不过,这些访客势必会突出维特根斯坦和村民(包括同事)之间已然明显的差别,没多久他就成了传闻和猜测的主角。一次,同事格奥尔格·贝尔格撞见维特根斯坦和亨泽尔在学校办公室坐着。维特根斯坦直接问他村子里在说自己什么。贝尔格踌躇着,但在逼迫之下告诉维特根斯坦:“村民当你是个有钱的男爵”。
贝尔格没有明说,但维特根斯坦肯定被视作一个古怪的贵族。“Fremd”(奇怪)是村民描述他时最常用的词。他们问,为什么这样一个有钱有文化的人要选择在穷人中生活,尤其是,他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表现出的认同这么少,而且显然更喜欢优雅的维也纳朋友的陪伴?为什么他要过这样贫乏的日子?
最初维特根斯坦寄宿在当地“棕鹿”旅馆的一间小屋子里,但很快发觉楼下传来的舞曲声太吵,便搬走了。他在学校厨房给自己弄出了一张床。据贝尔格说(贝尔格很可能是村民讲的维特根斯坦故事的一个主要源头),他在厨房窗户边看着星星一坐就是几小时。
他很快证明了自己是个精力充沛、热情但相当严格的学校教师。如他姐姐赫尔米勒所写,在许多方面他是天生的教师:
他自己对一切都感兴趣,他知道如何挑出任何事的最重要方面,并对别人讲清楚。我自己有机会看到路德维希多次的教学,他把某些下午的时间花在我的职业学校的男孩子身上。那对我们每个人都有非凡的助益。他不仅讲授,还试着用提问的方式把男孩们带向正确的解答。有一次他让他们发明一种蒸汽引擎,另一次是在黑板上设计一座塔楼,还有一次是画运动的人形。他唤起的兴趣是巨大的。甚至缺乏才能和通常不专心的男孩也拿出了好得惊人的答案,他们热切地良性地你争我夺,想得到回答或论证某个问题的机会。
尽管维特根斯坦对“学校改革运动”存有疑虑,但他的教师生涯里的最大鼓励和支持却来自改革者那里——如普特雷和地区学校检查官威廉·昆特。他的教学方法和改革运动具有某些相同的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不能仅仅用重复讲过的东西来教孩子,而是应该鼓励孩子自己对问题进行思考、得出结论。这种实践练习在他的教学里占很大分量。教孩子解剖学时,搭起一只猫的骨架;教天文学时,在夜晚注视天空;教植物学时,在乡间漫步辨认植物;教建筑学时,在去维也纳的远足途中辨认房屋的风格;诸如此类。不管教什么,维特根斯坦都努力在孩子身上唤起他自己投到一切兴趣上的那种好奇和提问精神。
自然地,某些孩子比其他孩子表现更好。维特根斯坦在他教的某些男孩身上取得了尤其好的效果;他把喜欢的学生——多数是男孩——编成优选班,给予课外的额外指导。对于这些孩子,他扮演起了父亲式的角色。
然而,对于没有天赋的孩子,或兴趣未被他的热情激起的孩子,他没成为父亲般和蔼的角色,而是成了暴君。因为他强调数学教育,每天早晨头两小时都讲数学。他相信学代数越早越好,他教的数学程度之高超出了对这个年龄组的要求。他的一些学生——特别是女孩——多年后回想一天的前两个钟头时都伴着惊骇。其中一人,安娜·布伦纳,回忆道:
在算术课上,我们学代数的要坐在第一排。一天,我朋友安娜·福尔克尔和我决定什么也不回答。维特根斯坦问:“你们的答案?”对三乘六这个问题安娜说:“我不知道。”他问我一公里有多少米。我什么也没说,挨了一耳光。后来维特根斯坦说:“如果你不知道,我就到学校最小的班里找一个知道的人来。”课后维特根斯坦带我去办公室,问:“你是不想[做算术],还是不会?”我说:“是的,我想做。”维特根斯坦对我说:“你是个好学生,但至于算术……或者你病了?你头疼吗?”然后我撒了谎:“是的!”“那么,”维特根斯坦说,“请你,布伦纳请你,请你原谅我行吗?”他说这话时伸出手祷告。我立刻感到自己撒谎很丢脸。
正如这叙述表明的,维特根斯坦的方法和格洛克尔改革推荐的方法之间的一个尖锐差别是他使用体罚。另一个数学差的女孩记得,有一天维特根斯坦拽她的头发拽得很厉害,事后梳头时头发掉了不少。在前学生的回忆中,有大量在他手上吃到“Ohrgeige”(耳光)和“Haareziehen”(拽头发)的故事。
这种暴行的消息传到孩子父母耳朵里,助长了一股反对他的情绪。并非村民不赞同体罚,也不是这种惩戒方法不常见——尽管格洛克尔建议不体罚。但村民认为,难以管教的男孩如果行为不端可以打他耳光,但不会代数的女孩不该受到同样的对待。实际上他们不觉得女孩应当学会代数。
无论如何,村民(包括他的一些同事)倾向于讨厌这个贵族气的、古怪的生客,他的怪异行为有时好玩,有时吓到他们。“古怪”轶事口耳相传,结果他成了村里的某种传奇人物。例如,一个故事说,有次他找来两个同事一起演奏莫扎特的一部三重奏——他自己吹单簧管,格奥尔格·贝尔格拉中提琴声部,校长鲁佩特·科尔纳弹钢琴声部。贝尔格回忆:
一次又一次,我们不得不从头开始,维特根斯坦完全不知疲倦。终于我们得到了一次休息!然后,校长鲁佩特·科尔纳和我无意中没动脑子地脱谱奏起了某个舞曲曲调。维特根斯坦的反应很愤怒:“瞎搅和!瞎搅和!”他叫道。然后他理理东西走了。
另一个故事讲的是他出席当地天主教会的一次教义问答会。他仔细地听了牧师向孩子们提的问题——地区主教也在场——他突然清楚地说:“胡话!”
但最惊人的事——也是村民记得最牢的他的故事——是他在当地工厂修好蒸汽引擎的那回,他的做法看上去像是行了个神迹。这儿的讲述人是维特根斯坦一个同事的妻子比切迈尔太太,她就在那家工厂工作。
引擎死机时我在办公室,厂子不得不停产了。那时候我们全靠蒸汽。然后许多工程师来了,他们搞不定。回到家我告诉了丈夫厂里的事,我丈夫又在学校办公室说了这事,维特根斯坦老师对他说:“我能去看看吗,你能让他们允许我去看看吗?”然后我丈夫对厂长说了,厂长说行,他可以直接去……然后他和我丈夫就来了,他径直走进引擎房,到处走走,什么也没说,只是到处看看。他就说:“能找四个男人来吗?”厂长说:行,就来了四个人,两个锁匠,两个别的人。每个人都要拿个锤子,然后维特根斯坦给每个人分派一个序号和一个不同的位置。我记得,他们得依次敲打自己的那个点:1、4、3、2……
就这样他们修好了机器的毛病。
因为这个“奇迹”,他们送维特根斯坦一点亚麻布作酬劳;他起初拒绝,后来代表学校的穷孩子接受了。
但村民对这一奇迹的感激未胜过渐渐增长的对他的“古怪”的猜疑;整个秋季学期他和他们的关系一直在恶化。这一学期,他姐姐赫尔米勒一直留心地、像母亲似的注意着他新职业的进展。她得通过亨泽尔间接地做——维特根斯坦欢迎维也纳朋友的来访,却给他的家人严格的指令,不得去看他或给他任何帮助。食物包裹被原封不动地退回,信件则不予回复。
亨泽尔做到了让赫尔米勒放心:维特根斯坦的第一个学期虽有点压力,但过得相当好。12月13日她写信给他,带着明显的宽慰:
我真的很感激你友好的信。首先它令我放心,路德维希在特拉腾巴赫人和他们好奇的目光中间挺过来了;他那时候的信令人对他很有信心,加上他简洁的写法,这就双重可靠了。其次我非常欣赏你谈我弟弟的每句话,虽然实际上那跟我自己想的没什么不同。你说的当然是对的,虽然有一个圣人弟弟并不容易;英国有句话:“我情愿是活的狗,也不愿是死的哲学家”,我要在后面加上:我(常常)情愿我弟弟是个快乐的人,也不愿他是个不快乐的圣人。
讽刺的是,这封信之后仅仅几星期的1921年1月2日,维特根斯坦写信给伊格尔曼痛斥自己未选择天上的事业:
我很遗憾圣诞节没去看你。我忽然有一种相当可笑的想法——你想躲着我——理由是:我已在道德上死了一年以上!你可以由此自己判断我过得好不好。也许我是今日根本不稀奇的案例中的一个:我有一个任务,却没去做,如今这失败在毁坏我的生活。我本该用我的生活做点正面的事,本该成为天空中的一颗星。但我还是困在地面上,而现在我正渐渐消失。我的生活已真的变得没意义,只包含微不足道的情节。我周围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个,也不会理解;但我知道我有一种根本缺陷。就为我感到高兴吧,若你不理解我这儿写的话。
结果伊格尔曼不理解。他回信说,如果维特根斯坦感到自己有个未完成的任务要做,为什么现在不去做呢——或至少在未来准备好的时候去做呢?而且,他谈到一种根本缺陷,这肯定不对;如他们以前讨论过的,没人会如此迷失竟致处境不可挽回。但这次伊格尔曼的信敲错了琴键。“我此刻不能在一封信里分析自己的状态,”维特根斯坦写信给他,“我不认为——顺便说一句——你完全理解了我的话……对我来说,近期你不适宜来看我。眼下我们很难知道如何与对方相处。”
至少暂时,亨泽尔取代了伊格尔曼,成了维特根斯坦希望理解自己内在生活的人。亨泽尔在其维特根斯坦回忆录里写道:“当教师时,一天晚上他有种感觉:他被召唤了,但他拒绝了。”这也许解释了维特根斯坦对伊格尔曼提到的任务;履行这一任务将把他带到天空,但若忽略之,就要被判处仍困于地面。[118]
或更具体地说,困在特拉腾巴赫。1921年的春季和夏季学期,维特根斯坦起初对特拉腾巴赫的喜悦之情渐渐转为厌恶——他以超常的要求教育农村孩子的努力遭到父母、孩子自己(觉得自己达不到维特根斯坦高要求的孩子)和同事愈来愈多的误解和抵制。
3月份他收到罗素对他9月份写的热情的信的回复。“我惊讶你这么喜欢当小学教师,”罗素写道,“还有你和孩子们相处得这么好。”
这是个诚实的工作,也许就是真正的诚实;今日的每个人都参与某种形式的欺骗,你却得以避免。
罗素自己情绪不错;他喜爱北京,公开跟多拉·布莱克“有罪地”生活在一起,由于这事不时引发的对(英国)传统道德的冒犯,他颇感快活。“我喜欢中国和中国人”,他告诉维特根斯坦:
他们懒惰、脾气好、爱笑,很像好孩子——他们待我非常亲切友好——所有国家都攻击他们,说一定不能让他们按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他们被迫发展陆军和海军,挖煤,铸铁,但他们想做的是写诗画画(很美的画),还有弄奇怪的音乐,优雅但几乎听不见,用带绿流苏的多弦乐器演奏。布莱克小姐和我住在一间建在院子周围的中国房子里,寄给你一张我在研究室门口的照片。我的学生全是布尔什维克,因为那是风尚。他们吃惊地看到我本人不是那么布尔什维克。他们的程度不够学数理逻辑。我教给他们心理学、哲学、政治和爱因斯坦。我偶尔晚上带他们聚会,他们在院子里放爆竹。比起上课他们更喜欢这个。
维特根斯坦立刻告诉罗素,自己先前对特拉腾巴赫的着迷已让位于对其居民的厌恶。“很遗憾你发觉自己的邻居这样讨厌,”罗素回答,“我不认为任何地方的人性平均水平会高到哪里去,我敢说无论在哪里,你都会发觉你的邻居可憎。”不,维特根斯坦坚持,“这儿的人比任何别的地方的人都没用和不负责任得多。”罗素未被说服:
很遗憾你觉得特拉腾巴赫的人这样难相处。但我不肯相信他们比其余人类更糟:我的逻辑本能反对这想法。
“你是对的,”最后维特根斯坦让步了,“特拉腾巴赫的人并不唯独比其余人类更糟。”
但特拉腾巴赫是奥地利的一个格外不重要的地方,战争以来,奥地利人沉沦到可悲的低处,令人沮丧地没法说。就是这样的。
罗素告诉过维特根斯坦,他把《逻辑哲学论》的手稿留给了英格兰的一个朋友多萝西·瑞因齐,她是“一个好数学家和一个数理逻辑学生”,他交代她试着将书付印。“我决心要出版你的手稿,”他肯定地说,“我不在时若没做到,一回去我就着手处理。”
除了这个鼓舞人心的消息,1921年夏季学期期间维特根斯坦生活里的一个亮点是他和一名学生的关系;这个男孩来自村里一个最穷的人家,名叫卡尔·格鲁贝尔。格鲁贝尔是个有天赋的男孩,很适应维特根斯坦的方法。和维特根斯坦的许多学生一样,他起初觉得代数很难。“我不能领会,”他日后回忆,“怎么能用字母表的字母来计算。”不过,吃了维特根斯坦一记耳光后他开始发奋:“不久我是班上代数最好的。”夏季学期末,他该离开学校,去当地工厂干活了。维特根斯坦决心尽一切努力继续这男孩的教育。7月5日他写信向亨泽尔说明格鲁贝尔的情况,征询建议。他父母不能负担他上寄宿学校的费用,那该怎么办呢?能为他在维也纳的某个中学里找到一个免费或便宜的座位吗?“我的看法是,”他写道,“若他不能进一步发展自己,将是一大憾事。”亨泽尔在回信里建议考虑一下卡拉桑茨协会——维也纳的一个接受贫困学生的机构。但这时维特根斯坦已决定自己教这男孩,即便他退学了;亨泽尔则要当他的临时考官,测试他,看他是否满足了进入维也纳某家高级中学所需的标准。
暑假维特根斯坦和阿尔费德·索格伦去挪威旅行。这是1914年以来他首次去那儿,此行期间他终于见到了他不在时为他建造的房屋。他们带着很少的钱出发,途中不得不在汉堡的一家救世军宿舍过了一夜。如他在一封信里对亨泽尔说明的,这是一次工作度假:“我在一个木匠工场那样的地方从一大早干到傍晚,我和阿尔费德做板条箱。这样我给自己赚了一堆钱。”尽管如此,他在辛苦工作里寻求的报酬仍然是内心的平静。“我觉得这次旅行很好”,他告诉亨泽尔。
回到特拉腾巴赫不久,维特根斯坦从罗素那儿得知自己的书终于要出版。罗素和多拉·布莱克8月份从中国回来了,布莱克已怀有六个月的身孕;回到英格兰的头两个月里,罗素奔忙安排,确保自己的孩子是合法的。在中国他曾破釜沉舟,写信向三一学院辞去给他的讲师职位(“因为,”他后来说,“我正公开有罪地生活”),并着手和妻子艾丽斯离婚。但一位可能的伯爵继承人即将诞生时,他被迫走向体面。9月21日他从艾丽斯那儿拿到了离婚判决,6天后同多拉结婚;宝宝约翰·康拉德,即未来的罗素伯爵四世,出生于11月16日。
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儿子可继承自己的头衔之后,罗素能够把注意力转到安排出版维特根斯坦的书上来了。通过朋友C.K.奥格登,他敲定了,这本书将列在一套单行本丛书里用英语出版;这是“柯甘·保罗”[119]策划的一套书,名为“心理学、哲学和科学方法国际丛书”,奥格登最近当上了这套书的编辑。他们还是把此书视作一个财务负担,不过是个可以容忍的负担。“他们做这事扔掉的钱不会少于50镑,所以能让他们接下这书我很满意,”11月5日奥格登写信给罗素,“当然,如果很快发行第二版,印刷费用猛降,他们会赚回成本。”
罗素还在中国的时候,他朋友多萝西·瑞因齐已搞定了一家德语期刊,使他们接受了此书;这家期刊叫做《自然哲学年鉴》(Annalen Der Naturphilosophie),编辑是威廉·奥斯特瓦尔德;这件事独立于上述罗素和出版商的协商。罗素知道维特根斯坦对自己导言的德语译文的观感,所以他把导言留给瑞因齐小姐时,是要她找英语出版商。然而,在遭到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拒绝后,瑞因齐小姐——她(无疑正确地)认为这么做是唯一的成功机会——接触了三家德语期刊的编辑。只有奥斯特瓦尔德给了她肯定的答复,而且也只是因为有罗素的导言。“在别的情况下我都会拒收这篇文章”,2月21日奥斯特瓦尔德写信给她:
但我对伯特兰·罗素先生抱有极高的尊重,既因为他的研究,也因为他的为人,所以我很高兴在我的自然哲学年鉴上发表维特根斯坦先生的文章:尤其欢迎伯特兰·罗素先生的导言。
11月5日罗素已收到奥斯特瓦尔德的校样,也得到了奥格登的承诺——书在“柯甘·保罗”的丛书里出;他写信告诉维特根斯坦这些事。他说奥斯特瓦尔德会出版他的导言:“我很遗憾,恐怕你不喜欢这样,但从他的信里你会看到,这没法避免。”
罗素用一种可能吓到了维特根斯坦的措辞说:“至于我,我现在和布莱克小姐结婚了,若干天后会有一个孩子降生。”
我们买下了这所房子[伦敦悉尼街31号],从剑桥把你的家具搬了过来,我们非常喜欢它们。孩子可能会出生在你的床上。
他催促维特根斯坦来英格兰,他提出,作为对家具的再次补偿,由他来支付路费:“你的东西比我付的更值钱,随便什么时候你想要,我会付你更多。我买它们的时候不知道我得到的值这么多。”在后来的一封信里,他算出自己还欠维特根斯坦200镑:“我不认为,乔利低估了你的物品的价值我就有理由坑你。”
11月28日维特根斯坦回信:“我必须承认,看到我的东西就要付印我感到高兴”,“即便奥斯特瓦尔德是个纯混子”。
只要他不加篡改!你会读校样吗?若是,请看好他,照我写的一字不差地印刷。他完全有可能为了适应自己的口味而改动这作品——例如,混进他的愚蠢拼写。我最高兴的是全部东西都在英格兰出版。
罗素显然没什么时间细读校样;无论如何,在他收到校样之前书已经开印了。因此校样未加校正。奥斯特瓦尔德倒完全谈不上为适应自己的口味而改动作品——显然他对自己正出版的作品的意义毫无兴趣也毫不关心——他就按打字稿一字不差地印刷了。于是人们发现,例如——在许多较普通的误印之外——本该是罗素逻辑的符号的地方,现在是打字机上的符号:“!”代表谢费尔竖线[120];“/”代表否定符号(偶尔也代表谢费尔竖线);大写字母C代表实质蕴涵。
在出版的每一个阶段奥斯特瓦尔德都没咨询过维特根斯坦,也没寄给他任何印本。罗素告诉他书终于印出来了时,他不得不写信请亨泽尔到维也纳书店搜觅一本《自然哲学年鉴》。亨泽尔没找到;要等到第二年4月奥格登寄来一本时,维特根斯坦才终于看到自己的作品是如何印刷的。他吓呆了。他告诉伊格尔曼自己视之为一个“盗版”;直到1922年英语本发行后他才认为自己的作品真正出版了。
12月6日罗素再次写信给奥格登,把维特根斯坦11月28日的信转寄给他,于是出版英语本的工程启动了:
附上的维特根斯坦的信给出了进行此事所需的所有授权,这样,你就可以告诉出版商没问题了……W.理智地处理了整件事情,我大松了口气。
1921年—1922年的冬季月份,照着奥斯特瓦尔德版的一个抽印本,弗兰克·拉姆塞把此书译成了英语;当时拉姆塞18岁,是国王学院的本科生、奥格登的朋友,人们已认为他是大有前途的数学家。
3月末维特根斯坦收到了拉姆塞的译文和一张疑问表,疑问表里就奥格登和拉姆塞两人都不解的几处地方询问他的意见。在某些地方,他们的疑惑是奥斯特瓦尔德德文本草率的印刷造成的;其他地方则是由于他们没有很好地理解维特根斯坦想说的意思。因为尚未看到奥斯特瓦尔德的本子,维特根斯坦不可能弄得清哪个是哪个。事实上,他现在疑心奥斯特瓦尔德根本没印出——或不会印出——自己的书。
因此校正译文的任务漫长而困难,但到4月23日,维特根斯坦已弄完了一份详细的评注和意见表,并寄给了奥格登。大体上,他的意见的出发点是想把英语尽量弄得自然,令拉姆塞译文的直译风格松弛下来。他被迫要做的不只是定义具体的德语词和词组;还不得不解释他想用它们说什么意思,然后找一种抓到相同意思和语气的英语表达。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英语版不仅是德语版的翻译,还是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一次重新阐述。
奥格登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谈的是标题。奥斯特瓦尔德出版时用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德语标题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若逐字翻译,结果是相当别扭的“Logico-Philosophical Treatise”[121]。罗素提出“Philosophical Logic”[122]待选,摩尔——有意仿效斯宾诺莎的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123]——提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24]”,觉得这译法“明显而且理想”。当然这标题不会令公众觉得容易进入此书,奥格登对此有点担忧。“若说什么标题更好卖,”他告诉罗素,“Philosophical Logic更好,只要它给人的印象符合书的内容。”
这事是维特根斯坦敲定的。“我认为拉丁语标题比现在的标题更好”,他告诉奥格登:
虽然“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还不理想,但有点接近正确的意思了,而“Philosophic logic”是错的。事实上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没有Philosophic logic这种东西。(除非你说,既然整本书是无意义的,标题也一样可以是无意义的。)
奥格登仔细考虑了维特根斯坦给出的意见和评注(他和维特根斯坦的通信体现出他是作者能期望的最细致和宽厚的编辑),据此修订了文本。5月份英语版的工作差不多完成了。
仍有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准备打印稿时写了一系列增补论述,除了一处例外,这些论述未收进最终文本。维特根斯坦为增补论述编了号,例外的是第72条,维特根斯坦想让它当命题4.0141;它是对前一条论述的细化,谈的是两种关系的比较:语言和世界之间的描绘关系,以及音乐主题、留声机唱片和乐谱之间的关系。但是,奥斯特瓦尔德版的命题4.0141读上去相当古怪:“(Siehe Ergänzung Nr.72)[125]”。显然,他要么弄丢了增补表,要么从未拿到;而且他大概觉得这一句不比书中的其他命题更不可解。于是就要留待奥格登质询拉姆塞的译文了:“(见增补第72条)”。“这是什么?”奥格登问,“大概有什么错误吧。”
维特根斯坦在回信里解释了增补的事,并把自己打算放进书里的那一条的译文给了奥格登。奥格登由此想到了一种颇具诱惑的可能性:也许还有更多的增补来阐释和扩充这本毕竟相当困难——和简短——的书。
维特根斯坦拒绝再寄。“想都别想印出它们,”他告诉奥格登,“增补恰恰是绝不可印出的东西。此外它们真的完全不包含任何阐释,它们比我的其余命题更加不清晰。”
至于这书的简短,我对此极为遗憾;但我能做什么?如果你像挤柠檬一样挤我,你不会从我这儿得到任何别的东西。让你印出增补不会有任何助益。这就像是你去找工匠订一张桌子,他把桌子做得太短了,现在要拿刨花和锯屑和其他垃圾跟桌子一起卖给你,以补偿桌子之短。(与其印出增补使书更肥厚,不如留一打白纸给读者,他买了书却读不懂时,就有地方咒骂了。)
6月份书准备付印了,奥格登寄给维特根斯坦一份要他签署的声明,把这本书的所有出版权授予“柯甘·保罗”,“作为对此的酬谢:他们以‘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的标题将其列入‘心理学和哲学国际丛书’,用德语和英语出版”。按这份合同的条款,他们不为这书的版权付给维特根斯坦一分钱,维特根斯坦也无权得到销售版税。1933年他们打算重印时,维特根斯坦试图劝说“柯甘·保罗”付给自己版税,但他们未予回应,因此他把自己以后的作品给了其他出版商。但这时候,他更关心的不是报酬,而是确保大卫的母亲埃伦·品生特拿到一个赠本。出版的最后阶段他在写给奥格登的每一封信里都请对方留心品生特夫人,保证她拿到一本。
7月份校样好了,维特根斯坦作了适当修订,8月的第一个星期寄了回去。看来,出版商想印出维特根斯坦的一点生平细节,写这书时的罕见环境,他们提到卡西诺修道院的战俘营,诸如此类。维特根斯坦对此的回应带着尖利的轻蔑,“至于你提到的意大利修道院等事,”8月4日他写信给奥格登,“你高兴怎样就怎样。”
……只是我一辈子也看不出这有什么意思。为什么一般评论者要知道我的年龄?这就像是说:你不能从一个年轻小伙子那里期待更多,尤其他写书时身处奥地利前线想必有的那种噪音中间?如果我知道一般评论者相信占星术,我将建议把我的出生日期和时间印在书封面上,以便他画出我的天宫图。(1889年4月26日下午6点。)
书出版时维特根斯坦已离开了特拉腾巴赫。早在10月23日,他就暗示罗素这是他在那儿的最后一年,“因为我在这儿连跟其他教师都处不好”;自那以来,他在特拉腾巴赫的生活一天比一天难。他决心,至少要拓宽较有能力的学生的眼界;他给卡尔·格鲁贝尔开的小班规模增加了,收进了新班级里的某些较好的学生。包括恩默里希·科德霍尔德和奥斯卡·福克斯。三人的父母都抵制他。他想带福克斯到维也纳看场戏剧时,遭到了拒绝,福克斯的母亲不希望把她的男孩交给“那个疯狂的家伙”。他向科德霍尔德的父亲提出,科德霍尔德有能力上维也纳的语法学校也应该去上,得到的回答是想都不要想;他们需要这男孩帮忙照料农田。但他最大的失望是最有天赋的学生卡尔·格鲁贝尔。每天放学后,从4点到7点半,维特根斯坦带领格鲁贝尔进行高强度的学习,主要学拉丁语、数学、地理和历史。亨泽尔不时过来测试格鲁贝尔的长进,特别测试拉丁语——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最没资格教的一门课。他们的计划是支持格鲁贝尔在维也纳读完语法学校。上学时格鲁贝尔将和赫尔米勒住,但这里有一个困难:“我会觉得那是种羞辱”,格鲁贝尔日后解释道:
我不想乞求施舍,否则我会觉得自己在接受救济。我去那儿时将是个“穷孩子”,将不得不为每一片面包说谢谢您。
也许因为这个,或者,也许仅仅因为疲惫不堪——在当地工厂干活的同时还每天努力学习三个半小时,得到的却只是家人的阻拦——格鲁贝尔告诉维特根斯坦自己不想继续上课。1921年2月16日维特根斯坦写信给亨泽尔:“今天格鲁贝尔到我这儿拿点书回去,我和他谈了。结果他没有热情继续他的学习……当然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处,即,他不知道自己正迈出的这一步是多么糟。但他要怎么才知道。可怜!可怜!”
“我希望你不用在小学教学上干得这样辛苦,”2月7日罗素写信给他,“那一定很乏味。”维特根斯坦回信说,自己近来确实感觉很沮丧,但不是因为觉得自己讨厌小学教学:“相反!”
但这片国土上的人如此全然彻底地不可救药,在这儿当教师是艰难的。在这地方,没有一个我可与之交流一个有意义的词的灵魂。上帝知道我怎样才能更长地经受这个!
罗素曾写过自己如何“喜欢中国胜过欧洲甚多”:“人们更文明——我一直希望回到那儿”。是的,维特根斯坦回复,“我很可以相信你觉得中国比英格兰更舒适,虽然英格兰无疑比这里好一千倍。”
在他和奥格登的通信里也有一点迹象:为了至少能跟几个聊得来的人在一起,他已经开始期待到英格兰去。他的信里频繁地问起剑桥的老朋友,请奥格登转达他的问候——特别是对约翰逊和凯恩斯。
整个夏季学期,他都带着很大的期待和乐趣盼望着计议中的和罗素的见面;罗素打算来欧洲大陆,跟兄弟和妻子住在他们在瑞士的家里。最初的计划是维特根斯坦到那儿加入罗素一家,但又改成在因斯布鲁克见面过一夜。安排此事的通信,语气是温暖友善的,丝毫未显出即将曝露的两人的分歧。他们交换对欧洲的险恶形势的看法,说多么盼望见到对方,维特根斯坦热情地问起罗素的妻子和宝宝(“小男孩很可爱,”罗素回答,“起初他看上去和康德一模一样,但现在看着更像个宝宝了。”)
然而,结果两人对这次见面都大为失望,事实上这是他俩最后一次作为朋友相见。据多拉·罗素说,是“那时的环境”造就了这次“麻烦的见面”。那时奥地利的通货膨胀达到了顶点,还有:“整个地方满是盗尸鬼和秃鹫,得益于廉价货币的旅游者享受着奥地利人买单的大好时光”。
我们全都晃在街上想找到入住的房间;由于他国家的状态,还有他无法施予好客之礼,维特根斯坦痛感骄傲被刺伤了。
最后他们要了个单间,罗素一家睡床,维特根斯坦睡在沙发上。“但旅馆有一个坐着挺舒服的阳台,伯蒂谈怎么把维特根斯坦弄到英格兰。”她极力否认他俩这回吵架了:“维特根斯坦永远不容易相处,但我觉得分歧肯定都是关于他们的哲学思想。”
不过罗素本人记得分歧是宗教上的。他说,维特根斯坦“为了我不是基督教徒而非常难受”,而且那时维特根斯坦“处于他神秘热情的顶点”。他“极热诚地要我相信,善比聪明更好”,但却(罗素似乎在这儿看出一个有趣的悖论)“惧怕黄蜂,而且,因为虫子他不能在我们找到的因斯布鲁克寓所再过一夜”。
后来的日子里罗素留给人的印象是,他俩在因斯布鲁克见面过后,维特根斯坦认为他太过邪恶,不可与之来往,于是断绝了一切联系。罗素喜欢人们认为他是邪恶的,这也无疑是这次会面在他记忆里留下的最鲜活一面。维特根斯坦确实不赞成他的性观念,在因斯布鲁克见面之前曾建议罗素读读莱辛的《神学文选》(罗素没有听从这建议),试图把罗素往宗教默想的方向领。但在因斯布鲁克的见面之后维特根斯坦并未故意不和罗素有任何联系;见面后的几个月里他至少写了两封信给罗素,两封信的开头都是:“我很长时间没听到你的消息了。”
那么,这就暗示了,断绝通讯的是罗素。也许真相是,他觉得维特根斯坦的宗教热诚太烦人,受不了。因为,如果维特根斯坦处于“他神秘热情的顶点”是真实的,那么同样真实的是,罗素正处于他的无神论者的刻薄的顶点。奥特琳激起的“宗教本质”和“神秘主义和逻辑”式的超验主义已离他而去;取而代之的是对基督教的猛烈反对,而他——以他现在的著名公共演说家和流行作家的身份——从不错过一次表达这种反对立场的机会。
还有一个相关的、也许更深的差别(伊格尔曼甚为注重这种差别):想改善世界和只求改善自己之间的差别。又一次,不仅维特根斯坦变得更内省和更个人主义了,罗素也变得更非如此了。战争把他变成了社会主义者,令他相信急需改变统治世界的方式;相比于把世界建成一个更安全所在的公共关切,他把个人道德的问题列为次要的。伊格尔曼说过一个故事,说明这一差别在其最赤裸裸的形式里是怎样的;故事说的肯定是因斯布鲁克的那次见面:
当20世纪20年代罗素想建立或加入一个“世界和平自由组织”或类似的组织时,维特根斯坦严厉地斥责他,结果罗素对他说:“唔,我猜想你宁可建立一个世界战争奴役组织”。对此,维特根斯坦激烈地表示同意:“是的,宁可那样,宁可那样!”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很有可能是罗素认为维特根斯坦太邪恶,不可与之交往。因为,对于他的余生作为奠基其上的伦理观点,不会有比这更彻底的批判了。
无论如何,罗素没有再尝试联系维特根斯坦,也没有再尝试劝说他来英格兰。若维特根斯坦想摆脱奥地利农民的“可憎和低等”,那不会是通过他过去在剑桥的老师。
维特根斯坦在特拉腾巴赫当小学教师的那段日子不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这一差事的投入。他的高期望和他强制学生的严厉方式为难和惊吓了每个人,除了少数学生;他激起了父母们的敌意,甚至未能和自己的同事处好。而且,正如罗素迫使他承认的,特拉腾巴赫的人并无独特的邪恶之处——在别的地方他遇到的反应很可能是一样的。
有一些迹象表明,如果能找到某种更好的事做,他本会彻底放弃学校教学。他既跟罗素谈到回英格兰的事,也跟伊格尔曼讨论“逃去俄国”的可能性。在这两个地方他会做什么,他不知道。一定不是哲学——他在自己的书里说了他对那个要说的一切。
结果,1922年9月他进了一所和特拉腾巴赫同属一个地区的新学校,这次是一所中学,位于一个名为哈斯巴赫的村子里。他这样做时不抱什么大希望。在那儿开始工作前他对伊格尔曼说,自己已经“对那儿的新环境(教师、教区牧师等等)有了很不如意的印象”。他说,这些人“根本不是人类,而是可恶的虫豸”。也许他曾想过中学教师较容易相处,但事实上发现自己根本受不了他们对“专门学问”的自诩,不久就希望回到某所小学。他呆了一个月不到。
11月他进了普希贝格的一所小学;这是席尼山区里的一个舒适的村子,现在是热门的滑雪胜地。又一次,他发觉很难从四周的人身上辨出一点点人性;他告诉罗素,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是真正的人,而是四分之一的动物和四分之三的人。
到普希贝格不久,他终于收到了印好了的《逻辑哲学论》。11月15日他写信给奥格登:“它们看上去很棒。我希望其内容有其外表一半好。”他想知道约翰逊——约翰逊论逻辑的三卷本作品中的前两卷最近也出版了——会不会买它:“我愿意知道他对之的想法。如果你见到他,请转达我的爱。”
自然,在普希贝格没有他能与之讨论哲学的人,但他至少找到了能与之分享他的音乐热情的人:鲁道尔夫·科德尔,一个在学校教钢琴的很有才能的钢琴家。听到科德尔弹奏“月光”奏鸣曲,维特根斯坦走进音乐室介绍了自己。自那以后他俩几乎每天下午都见面,一起演奏单簧管和钢琴二重奏——勃拉姆斯和拉博的单簧管奏鸣曲,以及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单簧管五重奏的改编曲。
后来,当地的煤矿工人、村唱诗班成员海因里希·波斯特尔加入了他们的音乐会。波斯特尔成了维特根斯坦的好朋友,也算得上是受他照顾;后来维特根斯坦家雇波斯特尔当门房和看管人。维特根斯坦送给他几本自己钟爱的书——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概要》和赫伯尔的《百宝箱》——并试图用自己的道德教训打动他。一次波斯特尔讲到自己希望改善世界,维特根斯坦回答:“改善你自己,那是你为改善世界能做的唯一的事。”
科德尔和波斯特尔之外,在普希贝格的职工和村民里维特根斯坦几乎没交什么朋友。和在特拉腾巴赫时一样,他的教学既把几个学生引向了他们原本到不了的高度,也因为令他们家里的活计受损而引起了父母的对抗。
维特根斯坦艰难地教着小学生的同时,在学术圈子里《逻辑哲学论》正引起许多目光的关注。1922年数学家汉斯·哈恩在维也纳大学开了个讨论班讨论这本书,稍后这本书也引起了莫里茨·石里克领头的一群哲学家的注意——这群人将演变成著名的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小组。在剑桥,《逻辑哲学论》也成了一群人数不多但有影响力的教师和学生的讨论焦点。剑桥对此书的第一次公开讨论大概是:1923年1月,理查德·布雷斯韦特在道德科学俱乐部作了题为“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里阐述的逻辑”的演讲。
暂时,剑桥唯一与维特根斯坦有联系的仍是奥格登;3月份他把自己新出版的书寄给维特根斯坦,书名是《意义的意义》,是他和诗人、文学批评家I.A.理查兹合写的。奥格登认为这书是对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里处理的意义问题的一种因果式解决。维特根斯坦认为它并不相干。“我认为我应该坦白地对你说,”他写道,“我相信你没有抓到问题——例如——我在我书里处理的问题(无论我有没有给出正确的解决)。”在4月7日写给罗素的信里他进一步说:
前不久我收到了《意义的意义》。这书一定也寄给你了。它不是一本糟透了的书吗?!哲学不是那样简单的!由此看出写一本厚书是多么容易。最糟的是小D.F.B.A.波斯盖特(Postgate Litt.D.F.B.A.…)教授写的导言。我没怎么读到过这么傻的东西。
这是他俩在因斯布鲁克的不愉快会面以来维特根斯坦写给罗素的第二封信,他急切地等待回信。“有时间写信给我,”他恳求,“你一切还好吗,你的孩子如何了,他是否已在顺利地学习逻辑了?”
罗素像是没有回信。维特根斯坦对奥格登作品的断然驳斥可能惹到了他,他自己在那本书里没看出什么可批评的。在许多方面那只是重述了他自己在《心的分析》里说过的话。不久后维特根斯坦吃惊地在《国家》(the Nation)上读到一篇罗素对此书的正面书评,罗素说它“毫无疑问地重要”。他从弗兰克·拉姆塞那儿得知,罗素“并不真的认为《意义的意义》是重要的,想通过推进其销路来帮助奥格登”——这种解释肯定加深了维特根斯坦的不满,而且印证了他愈来愈牢固的看法:罗素不再严肃。20世纪30年代,曾有一两次维特根斯坦想引起罗素对自己那时做的哲学工作的兴趣(并不成功),但再也没有如朋友般热情地对待罗素。
维特根斯坦愈来愈孤立了(“我很惭愧的是,”他写信给伊格尔曼,“我必须坦然承认,我能与之交谈的人在不断减少。”),这样的他需要朋友。通过奥格登,凯恩斯把“欧洲的重建”寄给维特根斯坦——此文以《曼彻斯特卫报》增刊的形式发表——他试图直接写信向凯恩斯表示感谢。“我更愿意私下得到你的消息,”他告诉凯恩斯,“谈谈你过得如何,等等。”
或者,你太忙了没空写信?我想你不见得那样。你见得到约翰逊吗?若你见到他,请转达我的爱。我也很愿意听他说话(不是谈我的书,而是谈他自己)。
所以有时间就写信给我,如果你愿屈尊那样做。
过了一年多凯恩斯才回信。“凯恩斯写信给我了吗?”1921年3月27日维特根斯坦问奥格登,“如果有,请告诉他信没寄到。”他甚至再次把自己的普希贝格地址给了奥格登——尽管先前已给过两次——以防凯恩斯的信寄错了地方。
能够把维特根斯坦劝回英格兰(最终也做到了)的是凯恩斯。同时,维系着维特根斯坦和剑桥之间的联络的是凯恩斯的一个朋友,一个“使徒”成员和国王学院中人:弗兰克·拉姆塞。
《逻辑哲学论》出版的头一年,拉姆塞无疑是研究它的剑桥人中感觉最敏锐的。他仍是一个本科生(1923年还只有19岁),但受命为哲学刊物《心智》写一篇维特根斯坦著作的书评。直到今天这篇书评仍是对此书的最可靠讲解之一,也是最透彻的批评之一。书评的开头带有罗素的气息:
这是一本最重要的书,包含范围广泛的题目上的原创思想,形成了一个连贯的系统;无论这系统是否如作者声称的那样对于解决所处理的问题是必须的,它都格外重要,值得所有哲学家予以注意。
但拉姆塞接着对罗素“导言”包含的一些误解提出了异议——例如,罗素错误地认为,维特根斯坦谈的是一种“逻辑上完美的语言”的可能性——并就书的主线给出了一个更完整和更可靠的讲解。
维特根斯坦从奥格登那儿听说拉姆塞打算1923年暑假去维也纳,于是写信给拉姆塞本人,邀请他来普希贝格。拉姆塞怀着谢意接受了,并于9月17日抵达;他不太知道此行会怎样。他呆了约两星期,维特根斯坦每天花5个小时——从下午2点教完书到晚上7点——和拉姆塞一起一行行地细读《逻辑哲学论》。“这极富启发,”拉姆塞写信给奥格登,“他像是享受这事,我们一小时前进约一页。”
他很有兴趣,虽然他说他的心智已不再灵巧,再也不能写另一本书。他从8点到12点或1点在村学校教书。他非常穷,似乎过着沉闷的日子,在这儿只有一个朋友,他的多数同事认为他有点疯。
如此细致地细读此书时,维特根斯坦对原文作了一点纠正和改变,它们体现在后来的版本里。维特根斯坦和拉姆塞都觉得这是重要的:拉姆塞要在每一个细节上彻底理解此书。维特根斯坦唯恐拉姆塞回英格兰后把什么都忘了——就像1914年摩尔去挪威时似乎发生的那样。“那很可怕,”拉姆塞写信给他母亲,“当他说‘那个清楚了吗’,我说‘没有’,他说‘该死,重来一次很恐怖’。”
拉姆塞打算把维特根斯坦的著述当作一种关于更高等数学的理论的基础。他俩搞完全书时他写道,“我要从他那儿榨出更多的想法,用于我将来进一步发展此书的努力”:
他说他自己什么也不会再做,不是因为他烦了,而是因为他的心智不再灵巧了。他说没人能在哲学上做多过5年或10年的工作。(他的书花了7年。)而他肯定罗素再也做不出任何更重要的东西。
维特根斯坦似乎支持拉姆塞的计划,至少赞同要有某种东西占据罗素《数学原理》的位置。他留给拉姆塞的印象是,他觉得罗素正筹划《数学原理》新版本的事“有一点讨厌”:“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向罗[126]表明了,那么做是错的,一个新版本是没用的。必须得彻底重起炉灶。”
拉姆塞有点担心维特根斯坦此时的生活条件:
他非常穷,起码他过得很节约。他有一个石灰粉刷的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床,脸盆架,小桌子和一张硬椅子,也就放得下这些东西了。我昨晚和他一起吃晚餐,那是相当难吃的粗面包、黄油和可可。
不过维特根斯坦的年轻外表和强健活力打动了他。“解释自己的哲学时他很兴奋,作出有力的手势,但又迷人地一笑,从而减缓了紧张气氛。”他倾向于认为维特根斯坦“夸大了自己的言辞之神启[127]”,但他毫不怀疑维特根斯坦的天才:
他极棒。我过去认为摩尔是个极棒的人,但跟W比比!
在维特根斯坦这方面,和拉姆塞的讨论给他的常规日程带来的是一种刺激和愉快——虽说很累人——的变化,也是一种同剑桥的可喜联系。他告诉拉姆塞自己有可能在学年末离开普希贝格,但还没想好之后做什么——也许找个园艺工的活儿,也许到英格兰找工作。他请拉姆塞查一查,战前他和罗素一起度过的6学期能否使他有资格拿到学士学位:也许《逻辑哲学论》可以当学士论文。
米迦勒节学期快到了,因此拉姆塞回了剑桥;他和维特根斯坦开始热情友好地通信。在最初的一封信里拉姆塞解释说(他从凯恩斯那儿得知),剑桥学位资格的管理规定已经变了。在那儿住6学期并递交一篇论文不再可能获得学士学位。如果维特根斯坦想要学位,就得回剑桥至少再呆一年,然后递交一篇论文。这样他有希望获得博士学位。
凯恩斯想通过拉姆塞给维特根斯坦50镑的路费,以此诱使他来英格兰。凯恩斯起初想匿名地给这笔钱,但维特根斯坦直接问拉姆塞时,拉姆塞不得不承认:“50镑是凯恩斯的”:
他要我别立刻说出来,因为他担心,相比于一个不知名的来源,你或许较不愿意拿他的钱,因为他从未写信给你。我不理解为什么他没写信,他也没能解释,他说自己一定对之有某种“纠结”。他谈起你时带着温暖的感情,非常想再次见到你。
拉姆塞甚至写信对维特根斯坦的外甥托马斯·斯通巴罗(他是在剑桥结识托马斯的)证明同一件事:“凯恩斯非常想再次见到L.W.,他没能回信似乎是个相反的证据,但与之相比,他给的50镑是更好的证据。他谈到L.W.时很有感情。”
这事标志着一场劝说维特根斯坦的持久战打响了:先是劝他去英格兰过一个暑假,然后是劝他放弃教书,到剑桥继续做哲学工作。拉姆塞尽力消除维特根斯坦对重回离开很久的剑桥社会的恐惧——不在时他大大改变了,而且他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一切社会。12月20日拉姆塞写信说自己完全能理解这恐惧,“但你绝不可给它任何分量”:
我能在剑桥找到寓所,你无须见更多的人,除了你喜欢或觉得能见的人。我能明白跟人一起住很困难,因为你不可避免地要常常和他们在一起,但如果你独居,你可以逐渐地融入社会。
我不希望你把我这话理解为我认可你的这种恐惧——你会招人厌烦或讨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极想见到你;但我只想说,如果你有这种恐惧,那你完全可以不跟任何人一起住而先单独过。
拉姆塞后来明白这一路的进击是无用的——维特根斯坦最不想要的就是在英格兰单独生活。但无论如何,1924年2月他放弃了劝维特根斯坦到英格兰过夏天的努力,而是说了自己前往维也纳的计划。
拉姆塞希望自己接受精神分析,这种兴趣已有了一段时间。最初是因为他对一个已婚女人的“不快乐的激情”引发的情感骚乱。1924年的四旬斋学期,在经受了消沉之苦后他又有了这个想法。因为这个,再加上想在按计划跨进自己的学院生涯前暂别剑桥,最终他决定到维也纳住6个月。他选择维也纳,不是只取决于接受精神分析的愿望,也受到这事的影响:在那儿能定期见到维特根斯坦,讨论自己的工作。
与自己的工作相关,拉姆塞近来在见罗素,帮助罗素写新版的《数学原理》。罗素把自己想加到新版里的修订的手稿交给拉姆塞,请其作评。拉姆塞的批评并未记录下来。新的导言只是说,“作者们”(指罗素和怀特海,但事实上为修改负责的是罗素一个人)“很大地受惠”于拉姆塞。
然而,对着维特根斯坦,拉姆塞严厉批评了那项工作:
你说那毫不重要是完全正确的;它真正做到的不过是,不使用还原公理[128]而聪明地证明数学归纳法。没有根本上的改变,跟以前是一回事。我感到他太老了:看上去他对每件单独的事都理解,并说“是的”,但却对之没留下印象,3分钟后又谈起他的老路子了。你的所有工作到现在他似乎只接受这个:在该出现名词的地方放一个形容词是无意义的,这一点对他的类型论有益。
事实上似乎没人喜欢新版本。维特根斯坦和拉姆塞认为它对维特根斯坦的批评注意得太少;怀特海认为它太维特根斯坦化了,发表了一篇文章对罗素加进的新想法提出了异议。
3月份拉姆塞去了维也纳。他和托马斯·斯通巴罗同行,路上托马斯向他介绍了维特根斯坦家的主要情况——维特根斯坦的三个哥哥自杀了,还剩三个姐姐和第四个哥哥,都住在维也纳。遇到托马斯·斯通巴罗后,拉姆塞一定明白了,自己的维特根斯坦“非常穷”的判断要作些许修正。在巴黎,托马斯把父亲杰罗姆·斯通巴罗引荐给他;他告诉母亲,杰罗姆“就是一个富足的美国人的模样”。
在维也纳拉姆塞结识了当时住在舍伯恩宫的玛格丽特,这时他亲眼见到了维特根斯坦家族财富的规模:“她必定是个巨富。”他受邀于下星期六到府邸参加晚餐聚会:“就我能了解的,出席聚会的有维特根斯坦家的人,大部分是女性;有教授们、儿子汤米[129]的朋友,多数是男性。这样男性占大多数。”演奏音乐的是一组职业的弦乐四重奏,他们先演奏海顿,然后是贝多芬。拉姆塞更喜欢对海顿的演奏,但得知这就让自己暴露了——“我倒不在乎,因为迟早我都免不了露馅”。晚餐后他和保尔·维特根斯坦交谈——“一个哥哥,是著名的钢琴家,在战争里失去了一条手臂,现在用一只手演奏。莱昂内尔曾听过他的演奏,但不知道他和路德维希有关系”——保尔和赫尔米勒又邀请他外出吃午饭。
见到这一家后,拉姆塞更好地理解到维特根斯坦的境遇实属自找。拉姆塞写信向凯恩斯说明,“努力让他过更舒适的生活,或让他停止对自己精力和大脑的荒谬浪费”可能没用:
我现在看清了这一点,只是因为我结识了他的一个姐姐,见到了他的其余家人。他们非常富有,极其渴望给他钱,或以任何方式为他做任何事,而他推掉了他们的一切亲近;甚至圣诞礼物或他生病时送去的病号餐都送回。而他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们不和睦,而是因为他不愿得到任何不是自己挣的钱,除非是为了某些非常特定的目的,比如再去见你。我认为他教书是要挣钱,只有找到了其他更好的挣钱办法,他才会停止教书。而那得是真的挣钱,他不愿接受任何有一点点像是混事的工作。这甚是可惜。
他甚至提出一种心理学解释的根据:“这似乎是一种极为严格的抚养的结果。他的三个哥哥自杀了——他们的父亲造就了辛勤工作的他们:曾有一时8个孩子有26个私人教师;而他们的母亲对他们没什么兴趣。”
在维也纳的第一周末尾,拉姆塞前往普希贝格同维特根斯坦过了一天。他的心思主要在自己的精神分析上,没打算跟维特根斯坦讨论自己的数学基础工作。不过他像是试着讨论了一下,但发现维特根斯坦的反应令人失望。“我觉得维特根斯坦累了,”他写信给母亲,“虽然没生病;但跟他谈工作真的没用,他听不进去。如果你提出一个问题,他不会听你的回答,而是去想一个他自己的问题。而那对他是很艰难的事,像是把过重的东西推上山。”
普希贝格之行后,拉姆塞写信向凯恩斯强调把维特根斯坦弄出那个恶劣环境——如今他自己体验过了——的重要性:
……如果他能摆脱他的环境,而且不那么累,再加上我对他的激励,他也许能再做一点非常好的工作;他若看出这一点,大概早就去英格兰了。但我认为,只要他还在这儿教书,他就什么也做不了,他的思考明显极费力,仿佛他已消耗殆尽。等他放暑假时,如果我在这儿,我会试着激励他。
看上去,维特根斯坦相信自己无法充分地用英语讲清情况,而若用德语写信凯恩斯又看不懂,于是请拉姆塞写信向凯恩斯说明自己对于去英格兰的态度。拉姆塞解释说,维特根斯坦对去英格兰重见老熟人抱有严重的疑虑。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跟罗素说话,而且跟摩尔的反目尚未和解;只剩下凯恩斯和哈代了。他非常想再去了解凯恩斯,但要能重续他们过去的亲密才行;他不想这样:到英格兰去,只是偶尔见见凯恩斯,只维持一种表面的相识。他觉得,战争以来自己改变了太多,除非花很多时间和凯恩斯在一起,否则凯恩斯永远不会理解他。
因此,如果凯恩斯准备请他到乡下家里做客,并愿意花很多时间再次了解他,他才愿意去英格兰。
拉姆塞的解释结束于一句告诫:
不得不说,我认为那会让你很难应付和筋疲力尽。虽然我很喜欢他,但我怀疑自己乐于跟他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一天或两天,除非我对他的工作有极大的兴趣,他的工作是我们谈话的主体。
他又补充,不过,“如果你要他去看你,我将很高兴,那很可能把他带出这种死板。”
凯恩斯暂时没有答复这个提议:由他邀请维特根斯坦去乡间一起过夏天;他大概觉得这事的要求太费事了。不过,他最终——于3月29日、明显在读到拉姆塞的信之前——回复了维特根斯坦上一年的信。他解释说,长久的耽搁是因为自己想在写信之前理解《逻辑哲学论》:“可如今我的心思远不在基础问题上面,我不可能弄清这种事情”:
我还是不知道该对你的书说什么,除了感到它肯定是一项格外重要和天才的工作。自写出以来,它在剑桥的一切基础性讨论里都占有主导地位,无论这种事是好是坏。
他寄给维特根斯坦几本自己近来写的书,包括《和平的经济后果》;他催促维特根斯坦来英格兰,强调:“我将尽力做一切能使你更容易地做进一步工作的事。”
至少在此刻,这最后一句话敲错了琴键。维特根斯坦想要的不是再做哲学工作,而是重建过去的友谊。他到7月份才回信,信一半用英语写,一半用德语写;他坚称什么也不能使自己回到哲学:
……因为对那类活动,我自己不再有任何强烈的内在驱动。我已经说了我确实得说的一切,所以泉水枯竭了。这听上去古怪,但事情就是这样。
他告诉凯恩斯,另一方面,若在英格兰有工作可做,即便是扫大街或擦鞋,“我将很愉快地前往”。如果没有这样的工作,那么唯一令他值得前往的事,是凯恩斯准备(不止是偶尔地)见他。他说再次见到凯恩斯是好的,但“呆在房间里,隔一两天和你喝杯茶,那还不够好”。出于拉姆塞已略述过的理由,他俩必须努力建立一种亲密关系:
我们11年没见了。我不知道这期间你有没有变化,但我肯定大大改变了。很遗憾我得说我并不比过去更好,但我不一样了。因此,如果我们见面,你会发现来见你的人并不真是你想邀请的那个人。毫无疑问,即便我们能设法互相理解,一两次交谈也不足以达到这目的,而我们见面的结果对你将是失望和恶心,对我将是恶心和绝望。
事实上并未出现这样错综的状况,因为并未发出这样的邀请。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度过了夏天。
虽然此时显得相对愉快,但他已经决定,1924年的夏季学期是他在普希贝格的最后一学期。拉姆塞5月份去看他时对母亲说,维特根斯坦看上去高兴了一点,“他花了几周时间为孩子们准备一副猫的骨架,像是乐在其中”。“但是,”他写道,“他对我的工作没有用处。”
拉姆塞对维特根斯坦的尊重丝毫未减。后来他写道:
就思考而言,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和维特根斯坦都活着(还都住在德国或奥地利——文明的敌国!)。
不过,虽然整个夏天都呆在奥地利,他却没怎么想办法多见见维特根斯坦。奥格登写信给他,索取他和维特根斯坦在上一年的讨论时对《逻辑哲学论》原文作的修订,他回信说自己要到9月份、就要回英格兰时才会再见到维特根斯坦。奥格登要这材料,明显是为了预备新版本的出版,但此时看来不太可能有那种机会。拉姆塞在信的结尾写道:“很遗憾卖了这么少。”
这年夏天拉姆塞完成了自己的精神分析疗程,并且在写自己的学位论文。还在维也纳时他就得到消息,回英格兰后他将在格外年轻的21岁成为国王学院的理事。动身之前他只去看了一次维特根斯坦。他事先说明:“我不很想讨论数学,我最近没怎么在做。”
这十有八九是在礼貌地说:只要维特根斯坦继续“这种对自己精力和大脑的荒谬浪费”,就可能仍然对拉姆塞的工作“没有用处”。
1924年9月维特根斯坦进了又一所乡村小学,这回是到特拉腾巴赫旁边的村子奥特塔尔去;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努力——拓宽奥地利乡村孩子的眼界,并承受他们的父母和自己的同事的敌对。
考虑到特拉腾巴赫的经历,他选择回到魏克舍尔山区或许有点令人惊讶。但还存留着一点希望:他和同事能处得更好。起码赫尔米勒这样觉得。维特根斯坦搬到奥特塔尔后,她几乎立刻就写信问亨泽尔是否打算去看她弟弟。“自然地,”她说,“我将非常高兴,如果有人告诉我路德维希在那儿过得如何,我指和学校的关系如何”:
我认为不可能没有摩擦,因为他的教学纲领和别的教师如此不同,但至少我们可以希望,摩擦的结果不是他被碾为尘土。
奥特塔尔的校长是约瑟夫·普特雷,维特根斯坦在特拉腾巴赫时曾待之如友。普特雷是个社会主义者,是格洛克尔的学校改革运动的热情倡导者,在头两年的教学中维特根斯坦经常向他征询建议。
当然普特雷和他也有观点上的差异,特别是关于宗教在教育里的角色。普特雷不赞成在学校祈祷,而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学生每天都祈祷。一次普特雷说,他反对天主教信仰的嘴上仪式,认为那毫无意义;维特根斯坦回答:“人们互相亲吻;那也是用嘴做的。”
尽管和普特雷有交情,但不到一个月维特根斯坦就明白了,在奥特塔尔不比在特拉腾巴赫更容易。“在这儿过得不太好”,10月份他写信给亨泽尔,“现在我的教学生涯也许要结束了。”
这对我太难了。不是一股而是一打力量在反对我,而我算什么?
不过,正是在奥特塔尔的时候,维特根斯坦作出了一个贡献;有理由认为,这是他对奥地利教育改革作出的最持久贡献——而且这一贡献也完全符合格洛克尔纲领的原则。这就是他的《民校学生词典》(Wörterbuch für Volksschulen),一本小学用的拼写词典。出版这么一本书的愿望似乎源于这件事:他请亨泽尔打听学校用的词典的价格。在前述那封写给亨泽尔的信里他说:
我从没想过词典贵得如此吓人。我觉得,如果我活得够长,我会编一本小学用的小词典。我觉得这是个急迫的需求。
官方很明白对这样一本词典的需求。当时只有两种词典可用,都是为教学生拼写而设计的。一本太大太贵,不适合维特根斯坦任教的那种乡村学校里的孩子用。另一本太小,编得很糟,收进了孩子很可能从来不用的许多外国词,又忽略了孩子常会拼错的许多词。在普希贝格,维特根斯坦带领学生编出自己的词典,从而克服了这一困难。在德语课上,还有天气不允许出门的体育课上,维特根斯坦在黑板上写单词,学生抄在自己的单词纸上。然后把单词纸缝在一起,订上纸板封面,就得到了做成的词典。
在待出版的词典的序言里,维特根斯坦在谈到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时说:
在实践层面工作的人能理解这项工作的困难。因为,结果应该是每个学生收获一本干净的——和(若竟可能的话)正确的——词典;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教师不得不控制学生写下的几乎每一个词。(举例是不够的。我甚至不想谈纪律上的要求。)
虽然谈到这种方法取得的惊人的拼写进步(“正确拼写的良心被唤醒了!”),但他显然不希望反复做这种明显劳心劳力的差事。在他看来,对于他,也对于其他处境相同的教师,《词典》是一种更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和《逻辑哲学论》形成对照的是,词典的出版很快就成了,没一点大的问题。1924年11月,维特根斯坦联系了自己以前在师范学院的校长拉茨克博士,告知他这个计划。拉茨克联系了维也纳的霍尔德-皮希纳-滕普斯基出版社,出版社于11月13日写信对维特根斯坦说愿意出版词典。1924年圣诞节假期期间手稿交给了出版社,第二年2月维特根斯坦收到了校样。
维特根斯坦所写序言的落款日是1925年4月22日。在序言里,他说明了对这样一本词典的需求,以及他对选词和编排的考虑。他说明,这些考虑依据他自己的教师经验。“没有什么词是太普通而不用选进的,”他说,“我曾见过,写wo时多加了一个表示长元音的‘h’,写was时写成‘ss’。”从序言里清楚地看出,维特根斯坦想让自己的词典专门满足奥地利乡村小学的需要。于是他略去了一些完全没问题的德语词,因为在奥地利不用这些词;他又收入了一些奥地利的方言用语。维特根斯坦也用方言解释(他的经验表明的)经常被混淆的分别,如das和dass的分别,宾格ihn和与格ihm的分别[130]。
在进一步印刷此书之前,出版商需要确保,它将被推荐给目标学校使用。因此,他们把它呈给下奥地利的省教育委员会报批。委员会的报告是地区学校检查官爱德华·布克斯鲍姆写的。在落款日为5月15日的报告里,布克斯鲍姆赞同维特根斯坦:是需要这样一本词典;他甚至说这一需求是“目前最紧迫的问题”。维特根斯坦强调属于“普通的日常词汇”的词,布克斯鲍姆对此也赞同。但他挑剔维特根斯坦的选词,批评维特根斯坦省略了如Bibliothek(图书馆)、Brücke(桥)、Buche(山毛榉树)等等这样普通的词,他也对维特根斯坦写的序言提出异议。布克斯鲍姆评论道,要学生听写一本词典是控制学生拼写的一种奇怪方法。他觉得这样更好:只在孩子自己用过了之后,才要他们听写词的正确拼法。他还挑剔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德语用法:“写‘eine mehrmonatliche Arbeit’,而不是‘eine Arbeit von viele Monaten’[‘几个月的工作’][131],这种错误绝不该混进德语,即便混进序言也不行。”
布克斯鲍姆总结道:
我们可以表达这一观点,在消除了上述缺点之后,对于小学和市民学校(Bürgerschulen)的高年级,这本词典是一种有点用处的教育工具。签名者的观点是,就其目前的形式而言,教育委员会不认为可以推荐这本词典。
拿掉维特根斯坦的序言并收进布克斯鲍姆提到的词之后,这本书获得了所需的官方批准。11月维特根斯坦和出版商拟定了一份合同;按照合同条款,每卖出一本书,维特根斯坦得到其批发价的10%,他还免费得到十本。此书于1926年出版,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不过,直到1977年它才得以重印,而那时对之的兴趣限于维特根斯坦学。)
如我们所见,到奥特塔尔后维特根斯坦很快就相信,那种——在一个敌对环境下努力教书的——压力自己承受不了太久了。1925年2月他写信给伊格尔曼:
从我与之一起生活的人——或者宁可说非人[132]——那里,我受了很多苦——简而言之,一切照常!
和过去一样,维特根斯坦在一小群男孩那里收获了热情的反应,他们成了他最喜欢的学生。这些孩子组成了一个特别小组,放学后留下来接受额外指导,维特根斯坦叫他们的教名。维特根斯坦带他们去维也纳远足,在乡间散步,把他们教得远远超出这种乡村小学要求的水准。也和过去一样,他们对自己教育的投入,以及维特根斯坦对他们的投入,引起了父母们的敌意;维特根斯坦提出应该把他们的孩子送去语法学校继续学习,父母们拒绝。又一次,女孩对维特根斯坦的方法表现出更多抵触,她们憎恨被拽头发和打耳光——受此待遇的原因只是自己不能或不愿满足维特根斯坦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尤其在数学上。
简而言之,确实,一切照常。
伊格尔曼也觉得战后欧洲的生活很艰难。和维特根斯坦相同的是,他觉得自己属于一个早先的时代;但和维特根斯坦不同的是,他认为那个时代在本质上是犹太的。他在回忆录里谈到自己和维特根斯坦都继承了的遗产:“奥地利-犹太精神”和“维也纳-犹太文化”。如我们将看到的,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欧洲的反犹主义风潮变得更恶毒时,他俩对自己的犹太性的意识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增强了。对伊格尔曼来说,他因此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指望建立以色列作为新的祖国,代替一战摧毁的那个祖国。虽然犹太复国主义从未吸引过维特根斯坦(他觉得巴勒斯坦的宗教组织需要更多面对的始终是新约,而非旧约),但是,他在伊格尔曼想去圣地定居的愿望里发现了某种振奋人心的东西。“你想去巴勒斯坦,”他写道,“因为这个消息,你的信振奋人心,给我希望。”
这也许是正确的做法,也许有一种精神效果。我也许想与你同行。你会带我一起吗?[133]
写了这封给伊格尔曼的信之后不久,维特根斯坦完全出乎意料地收到一封埃克尔斯的信;战争以来,他从这位曼彻斯特的朋友那儿没听到任何消息(与品生特、罗素和凯恩斯不同,埃克尔斯不愿跟一个敌军成员友好通信)。埃克尔斯的信提供了劝维特根斯坦去英格兰所需的催化剂。3月10日他带着明显的重建联系的喜悦回信:
亲爱的埃克尔斯:
听到你的消息我不止是高兴而已;出于这样那样的理由,我相信你要么在战争中死了,要么活着,但你太恨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不会再跟我交往。
……我希望很快能再次见到你,但何时和何地我们能见面,上帝知道。也许我们可以设法在暑假时见面,但我没有很多时间,也没有钱去英格兰,大约6年前我送掉了我所有的钱。去年夏天我原要去英格兰看剑桥的朋友凯恩斯先生(你也许知道他的名字)。他本会负担我的费用,但我决定不去了,因为我很担心,横在我俩之间的长久岁月和(外部的和内部的)大事件会使我俩理解不了对方。不过现在——或者起码今天我感到,我似乎还能使我的老朋友理解自己,如果我有了机会,我将——w.w.p.[134]去曼彻斯特看你。
埃克尔斯请他到曼彻斯特自己的家里暂住,他在稍后一封写于5月7日的信里接受了埃克尔斯的邀请;他同时强调去年夏天自己没去成凯恩斯那儿的原因(实际上凯恩斯没邀请他,但维特根斯坦似乎认为这不相干,并未提及):
1913年以来英格兰或许没有改变,但我改变了。不过,我无法向你说明这一改变的确切性质(虽然我完全理解它),因而写信跟你谈论它是没用的。等我到了那儿你就会自己看到它。我希望8月底左右去。
7月份维特根斯坦写信对凯恩斯谈自己计划的英格兰之行;他说自己尚未下定决心去,暗示最后怎么决定得看凯恩斯:“我很愿意,如果可以的话,在此行中也见到你(约8月中旬)。现在请坦率地让我知道,你是否有一点点见我的愿望。”凯恩斯的回答明显是鼓励的,甚至寄给维特根斯坦10镑盘缠。动身前维特根斯坦写道:“我极想知道我们会相处得如何。那就像是一场梦。”
8月18日维特根斯坦到了英格兰,去曼彻斯特看埃克尔斯前,住在凯恩斯位于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的乡下家里。尽管先前向罗素坚称善比聪明更好,但他觉得这种体验——陪伴自己的人从乡下农民换成一些欧洲最精巧的头脑——是愉快的。他从刘易斯写信给伊格尔曼:
我知道那种光彩——精神的丰富——不是终极的善,但现在我却希望自己能死在一个光彩的瞬间里。
他去曼彻斯特时,埃克尔斯夫妇都惊讶于他的变化之大。他们到火车站接他;他们在战前认识的那个衣着整洁的年轻人,“女士最青睐的人”,出现时却是一副衣衫相当不整的模样,在他们眼里他穿的像是童子军制服。除了古怪的外表,维特根斯坦还留给埃克尔斯一个(错误的)印象:他自己尚未读过《逻辑哲学论》的印本。他请埃克尔斯夫人去搞一本;她到曼彻斯特的书店买却无功而返,然后埃克尔斯到大学图书馆借了一本。“正是在这个时候,”埃克尔斯在回忆录里自信但却错误地说,“他第一次拿到了《逻辑哲学论》的英语版印本。”显然维特根斯坦非常想让埃克尔斯看看这本书,但不好意思承认那是他们不懈搜寻的原因。
在英格兰的日子快结束时,维特根斯坦去了剑桥,在那儿他终于和约翰逊重聚。“告诉维特根斯坦,”8月24日约翰逊写信给凯恩斯,“我很高兴再见到他;但我必须提个条件,我们不谈逻辑基础,因为我不再适合对自己刨根问底。”他还见了拉姆塞,不过他俩似乎吵得很厉害,两年后才恢复联系。
尽管与拉姆塞有争论,但维特根斯坦此行是成功的。和老朋友重建联系这个有用的目标达成了——如果奥特塔尔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这是很可能的),他打算利用这种联系。照他对伊格尔曼的说法,“若需要的话我有可能去英格兰”。9月份新学期开学时,在写给伊格尔曼和埃克尔斯的信里他都说到再试一次他的“老工作”,仿佛下一年就是他在乡村学校教书的最后努力。“不过,”他告诉埃克尔斯,“我现在不觉得有那么惨了,因为我已经决定,如果事情每况愈下——无疑迟早要发生——就去你那儿。”10月份他用类似的口吻写信给凯恩斯,说自己会继续当教师,“只要我还觉得,那样做陷入的麻烦对自己尚有一点好处”:
如果你牙疼,把热水瓶贴在脸上有好处,但只有瓶的热量给你一点疼痛,那才有效。一旦我发现它不再给我那种特定的疼痛,那种有助于我的人格的疼痛,我就会丢掉瓶子。我的意思是,如果这儿的人没在那之前把我扫地出门。
“假如我不教书,”他又说,“我可能去英格兰,到那儿找个工作,因为我相信在这个国家根本不可能找到。那样的话我需要你的帮助。”
结果事情的确每况愈下,甚至,维特根斯坦不得不丢掉热水瓶,比他预想的也许还更早。1926年4月他非常突然地离开了奥特塔尔,彻底放弃了教书。当时人们议论纷纷令他骤然行动的那件事;奥特塔尔和周围地区的村民称之为“Der Vorfall Haidbauer”(“海德鲍尔事件”)。
11岁的约瑟夫·海德鲍尔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父亲去世了,母亲在名叫皮里鲍尔的当地农民那里做住家女佣。海德鲍尔是个苍白多病的孩子,后来在14岁时死于白血病。他不是那种不听话的孩子,但可能在课上回答问题时相当迟钝和寡言。一天维特根斯坦的不耐烦失控了,在海德鲍尔的头上揍了两三下,这男孩就昏倒了。维特根斯坦打这男孩时是否用力过猛?——他是否虐待了这孩子?——一个名叫奥古斯特·里格勒的同学(用可疑的逻辑)评论道:
不能说维特根斯坦虐待了那孩子。如果海德鲍尔得到的惩罚算是虐待,那么八成维特根斯坦的惩罚都是虐待。
见男孩昏倒维特根斯坦大为恐慌。他让班里的学生回家,把男孩送到校长室,等当地医生来看(医生驻在邻近的科希贝格),然后匆忙离开了学校。
出门时他倒霉地撞上了皮里鲍尔先生,皮里鲍尔大概是被某个孩子叫来的。在村民的记忆里,皮里鲍尔是一个爱吵架的人,对维特根斯坦怀有根深蒂固的忌恨。他自己的女儿赫尔米勒常常受到维特根斯坦脾气之累,有一次被打得耳朵后面流血。皮里鲍尔回忆,在走廊上撞见维特根斯坦时他的怒火猛地蹿起:“我对他把天底下的难听话都骂遍了。我告诉他,他不是个教师,他是个驯兽师!我要马上叫警察来!”皮里鲍尔赶往警察局要求逮捕维特根斯坦,但泄气地发现警察局里唯一的警官不在。第二天他又试了一次,但校长告诉他维特根斯坦夜里不见了。
1926年4月28日,维特根斯坦把辞职信交给了地区学校检察官威廉·昆特。昆特自己已听说了“海德鲍尔事件”,但向维特根斯坦保证不会有严重的后果。昆特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教学能力很有价值,不想失去他。他建议维特根斯坦休个假,放松一下神经,然后再决定自己是否真的希望放弃教书。但维特根斯坦很坚决。什么也不能说服他留下。在随后的听证会上,正如昆特所料,对他行为不端的指控未获成立。但那时他已绝望了,不再指望自己在奥地利乡村当教师还能做成任何事。
当然,海德鲍尔事件不是这绝望的原因,而只是它之不可避免的高潮——维特根斯坦的辞职——的最后导火索。绝望本身有着更深的根源。这一事件前不久,维特根斯坦见过奥特塔尔校长岗位的一个申请者奥古斯特·沃尔夫,维特根斯坦告诉他:
我只能给你一个建议,撤销你的申请。这儿的人眼光如此狭隘,在这儿什么也做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