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6月末维特根斯坦回到了霍赫海特。他的计划是在那儿度过夏天的前一段时间,然后于8月末动身,携品生特度假两周,最后到英格兰探望老朋友(如埃克尔斯),再于秋天返回挪威,住进他的新房子写完他的书。
整个7月,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遭暗杀引起的危机在恶化,欧洲列强在为战争做准备,维特根斯坦则同品生特信来信往,讨论他俩计议中的度假。他们是照原计划去西班牙呢,还是去某个更偏僻的地方?最后他们同意8月24日在特拉法加广场的格兰德饭店碰头,到时再决定去哪里。6月28日(正是暗杀那天)埃克尔斯写信给维特根斯坦谈到自己的新房子和宝宝——“小陌生人”——他的妻子预计在8月生产;在维特根斯坦的回信里,我们看到他信心满满地保证,无论他和品生特决定去哪里,事后他将于9月10日左右到曼彻斯特看埃克尔斯。“我希望小陌生人顺顺当当,”维特根斯坦回答,“而且我希望是个男孩。”
埃克尔斯曾写信就一套卧室家具征询维特根斯坦的意见——包括衣柜、医药箱和梳妆台——那是埃克尔斯自己设计、打算付诸制作的。他非常信任维特根斯坦在这种事情上的判断;他的新客厅仿照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的屋子:蓝地毯,黑油漆,黄色的墙。“效果,”他告诉维特根斯坦,“每个人都大加赞赏。”
埃克尔斯在信里勾勒了自己对于好设计的标准:最大的效用、最容易的制作方式;他说绝对的简单是他考虑的唯一事情。这是维特根斯坦乐意赞同的标准。“极棒”是他给埃克尔斯设计的判词;只是出于纯粹功能性的考虑,他建议对衣柜作一点改动。“我看不到床的图样”,他又说:
……或者你想要家具制造商提供的床?若是这样,一定坚持要他们割掉一切小气的奇幻床脚。为什么床要立在滚轮上?你不会在房子里乘着床旅行的吧?!千万要照你的设计制造其他东西。
虽然维特根斯坦和埃克尔斯同样偏爱祛除了一切种类装饰的功能性设计,但我认为,可以设想这件事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具有某种在埃克尔斯那里不具有的文化的、甚至伦理的重要性。在“青年维也纳”的知识分子那里,对不必要装饰的憎恨位于一种更一般的反感——对他们眼里的空洞姿态的反感——的核心处,这种空洞姿态是哈布斯堡帝国正在腐烂的文化的标志。卡尔·克劳斯向报纸副刊[85]开战,阿道夫·鲁斯在米西勒广场建造那栋出了名不加装饰的建筑,不过是同一斗争的两个方面。维特根斯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此斗争;这一点是明显的,因为他赞赏这一斗争的两位主角的工作。
在挪威时维特根斯坦就请人寄来克劳斯的《火炬》,他曾看过克劳斯写路德维希·冯·费克尔的一篇文章;费克尔是克劳斯的一位仰慕者,自己编辑一本在因斯布鲁克出版的克劳斯式刊物,名为Der Brenner(“火炉”)。7月份维特根斯坦写信给费克尔,说自己愿转给他十万克朗,条件是把这笔钱分配给“缺乏生计的奥地利艺术家”。“我在这事情上求助于你,”他解释道,“因为我料想你认识不少我们最有天赋的人,知道他们当中谁最需要扶持。”
相当自然地,这封信令费克尔目瞪口呆。他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维特根斯坦;他觉得需要核实这个让自己处置这么一大笔钱(十万克朗在1914年等于四千英镑,因此约相当于今日的四万至五万英镑)的提议。他回信问,自己是否真能认为这提议完全严肃,而不是玩笑。“为了使你相信我的提议是真诚的”,维特根斯坦回答,“也许做什么都不如把这笔钱实际转给你更好;我下次去维也纳时将那样做。”他解释说,父亲去世后自己有了一大笔财富,“在这种情况下为慈善捐一笔钱是惯例。”他选择了费克尔,“因为克劳斯在《火炬》上写你和你的刊物的文章,也因为你写克劳斯的文章”。[86]
费克尔收到了这封信,商定于7月26—27日到新森林犁地人街见维特根斯坦;然后他尽力从自己的维也纳朋友那儿了解一点维特根斯坦。从画家马克斯·冯·埃斯特勒那儿,他得知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是帝国最富有的犹太富翁之一,也是一位视觉艺术的慷慨赞助人。费克尔确认维特根斯坦的提议是真诚的,到维也纳见了他本人,讨论钱的分配方案。费克尔在新森林犁地人街维特根斯坦的房子里住了两天。维特根斯坦(费克尔在1954年出版的回忆录里说)使他想起《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阿辽沙和《白痴》里的梅什金那样的人物:“第一眼瞥去,那模样是令人心悸的孤独。”
有点出乎费克尔的预料,他们一起度过的这个周末很少提及手头的事务。实际上直到此行的第二天才谈到钱的分配。起初维特根斯坦似乎更渴望对费克尔说说自己。他描述了他的逻辑工作,他的工作与弗雷格和罗素的工作的关系。他也说到他在挪威的小屋子,他现在是怎样生活在挪威农民中,他打算回挪威继续工作。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维特根斯坦向费克尔提出这笔资助,动机不只是做慈善,也是想跟奥地利的智性生活建立一些联系。毕竟,绝望于剑桥的朋友罗素和摩尔不能理解自己的理想和感受,他已切断了与之的交流。或许奥地利人能更好地理解他。
在维也纳时,费克尔把维特根斯坦引见给阿道夫·鲁斯。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费克尔的引见是他此行的亮点。“能见到他我非常高兴”,8月1日他写信对费克尔说。事实上,他们此时的关切和看法是如此接近,据说鲁斯本人见维特根斯坦时惊呼:“你就是我!”
他们终于谈起了钱的支出,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条件是一万克朗就给《火炉》;剩下则由费克尔自行分配。
费克尔已选定了三个主要受益人:赖内·马利亚·里尔克、格奥尔格·特拉克尔和卡尔·达拉戈。每人得到两万克朗。就我们所知,维特根斯坦欣赏的现代诗人只有很少几个,里尔克是其中之一;维特根斯坦欢迎费克尔的提议。他也乐意认可特拉克尔这个名字。对达拉戈他没说什么。达拉戈是个波西米亚式的人物,是当时知名的作家和哲学家。他是《火炉》的固定作者,拥护一种反唯物主义的、反科学的态度,这种态度里包含了东方神秘主义和一种对人性中情感的、“女性化”一面的称颂。
剩下的三万克朗,作家卡尔·豪尔(特拉克尔的一个朋友,从前给《火炬》供稿)和画家奥斯卡·柯柯什卡各得五千;埃尔瑟·拉斯克尔-许勒(一个诗人,《火炉》的固定作者)四千;阿道夫·鲁斯、作家特奥多尔·赫克尔、特奥多尔·多布勒、路德维希·埃里克·特萨、里查德·魏斯和弗兰茨·克哈勒维特各两千;赫尔曼·瓦格纳、约瑟夫·奥伯科夫勒、卡尔·海因里希和雨果-诺因格鲍尔各一千。
另一位《火炬》的作者表现主义作家阿尔伯特·埃亨斯泰因像是也受益于费克尔分配的钱。起码维特根斯坦这么认为。他告诉保尔·伊格尔曼,“我曾在金钱上帮过他,但其实不是有意为之”。出于感谢,埃亨斯泰因寄去两本自己的书《图布茨》(Tubutsch)和《人在尖叫》(Man Screams);维特根斯坦断定它们“就是垃圾,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他是否了解自己帮助的多数艺术家的作品,是很可怀疑的;更可怀疑的是若了解的话他是否欣赏。费克尔把致谢信转交给他,在他的回信里对多数艺术家完全没有赞赏的迹象;甚至他的反应揭示出对整件事情的某种不屑。他收到的第一封这种信是达拉戈的,维特根斯坦径直寄还给费克尔:“我不知道这信对你是否有一点用,但总之我还给你。”后来费克尔把一批这种信一块寄到他那里,他全部寄还了,说自己无需将其存档;他还说:“这些感谢信——老实说——绝大部分我很讨厌。某种低声下气的、几乎是行骗的语气——等等。”
他对自己资助的“穷困”艺术家的这种疏离,至少有一个受益人有所感觉,即特奥多尔·赫克尔;赫克尔把克尔凯郭尔译成德语发表在《火炬》上,对激起一战前奥地利知识分子对这位丹麦哲学家的兴趣起了很大作用。赫克尔起初想拒绝这笔钱。维特根斯坦向费克尔开出的条件是钱要给穷困的艺术家,赫克尔的论点是自己不满足这个条件。若是一个富人喜欢他翻译的克尔凯郭尔,希望给予报答,那就不同了:“但这是一项馈赠,出资者明确将其跟接受者的穷困绑定,我不能也不愿接受”。费克尔回信力劝,说这笔捐助中要有一份赠予赫克尔,是合适的,也符合捐助者的意愿。赫克尔打消了疑虑,接受了这笔钱;不过,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帮助赫克尔比帮助埃亨斯泰因更令维特根斯坦引以为傲。
只对三个受益人才能稍微确定地说维特根斯坦了解也赞赏其工作:鲁斯、里尔克和特拉克尔。甚至这儿我们还得附上一句:虽然赞赏特拉克尔作品的调子,但他坦言自己读不懂;后来他不喜欢里尔克的后期诗作;战后他斥责鲁斯是个混子。
尽管如此,他称里尔克的致谢信是“友善的”和“高贵的”:
[它]感动了我,也令我深感喜悦。在我生活的摇摆的平衡中,任何高贵之人的友爱都是一种支持。我完全配不上这份出色的礼物;我把它存在心中,当作这友爱的痕迹和记忆。如果你能,请向里尔克转达我对他最深的谢意和可靠的忠诚。
至于特拉克尔的诗,在费克尔寄来一个选集之前他大概一无所知。他回信:“我读不懂,但喜欢它们的调子。这调子属于真正的天才。”
维特根斯坦和费克尔讨论把钱分配给奥匈帝国的艺术家的那个周末,也正是帝国的命运成了定局的那个周末。7月23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接受条款的最后期限是7月25日星期六下午6点。他们未收到条款获得接受的消息,于是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
即便在这么晚的阶段——一周之内整个欧洲将开战——人们普遍仍未认识到这事将影响到奥匈帝国和英国的关系。英国的舆论——就其对此事的关注而言——同情哈布斯堡、反对塞尔维亚人。英国报纸几乎和奥地利报纸一样激昂地谴责对大公的刺杀。
那么,我们在一封落款日为7月29日的写给维特根斯坦的信里读到品生特蛮有把握地核实了他俩的安排(8月24日在格兰德饭店碰头)时,也许就不必惊讶了。他提出的唯一疑问是他们的目的地。是安道尔还是法罗群岛?或许别的什么地方?“我猜马德拉岛[87]不适合你,”他乐观地设想着。“当然,”他写道,没显出一点儿热衷,“在英国的岛屿上是有不为人知的好地方。”但:“我认为我们最好别去爱尔兰,那儿几乎肯定就要有叛乱和内战之类的事!”苏格兰或许可以(这明显是维特根斯坦提议的)——比如奥克尼或设得兰,或赫布里底。确实,从某方面来讲这可能是比在大陆上度假好。因为:
也许考虑到欧洲战争的这档子事,我们最好别去安道尔——可能不容易回来。
依照A.J.P.泰勒称为“按时刻表进行的战争”[88]的荒诞逻辑,维特根斯坦收到这封信没几天,“欧洲战争的这档子事”已然令他和品生特的国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敌对方。
维特根斯坦的第一反应似乎是设法离开奥地利,也许去英格兰或挪威。他没走成,而且得知自己不能离开;随后他作为志愿兵加入了奥地利军队——去年得的疝气已免去了他服兵役的义务。“我认为他入伍的行为是高尚的,”品生特在日记里写道,“但又是极度悲哀和不幸的。”
虽然维特根斯坦是个爱国者,但他入伍的动机不只想保卫祖国这么简单。他姐姐赫尔米勒认为,此举关乎的是“一种强烈的愿望:让自己经受一点困难的事,做一点跟纯粹的智力工作不同的事”。入伍关乎他一月份以来强烈感受到的一种愿望:“转变为一个不同的人”。
他当时常用来描述自己情绪的比喻,同样适用于描述1914年夏天在欧洲弥漫的感受——永恒的沸腾感,希望“来一次一劳永逸的喷发”。因此,每个交战国都出现了为宣战而欢喜庆祝的场面。仿佛整个世界都分享着维特根斯坦1914年的疯狂。罗素在自传里描述,穿过特拉法加广场欢呼的人群时,他吃惊地发觉“普通的男人女人因为要打仗而欢喜”。甚至某些他最好的朋友——如乔治·特里维谦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也陷入了狂热,变得“野人般好战”。
我们不应想像这样的画面:维特根斯坦带着摆脱枷锁的喜悦迎接向俄国开战的消息,或他陷身于那时掌控了欧洲民族的歇斯底里的仇外情绪。然而,他在某种意义上欢迎战争似乎不容置疑,即便主要原因是个人的、而非民族主义的。和许多同代人一样(其中包括——举例来说——他在剑桥的某些同辈,如鲁伯特·布鲁克、弗兰克·布利斯和弗伦克·贝克什),维特根斯坦觉得直面死亡的经验将以某种方式改进自己。可以说,他走向战场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他自己。
威廉·詹姆士在《宗教经验种种》里谈到过英勇直面死亡的精神价值——照维特根斯坦在1912年对罗素的说法,他觉得这本书也许令他在一条道路上改进了自己:正是在那条道路上,他想要非常多地改进。“无论一个人在其他方面如何脆弱”,詹姆士写道:
如果他愿意冒死亡的风险,更进一步,如果他在自己选择的事业上英勇地经受了死亡的风险,这一事实将永远祭奉他。
在维特根斯坦的战时日记里(其中的私人部分是用很简单的密码写的),有迹象表明他正是祈望这种祭奉。“现在我有机会做一个得体的人了,”第一次撞见敌人的时候他写道,“因为我站在这儿,盯着死亡的眼睛。”开战两年后他才真正前往火线,他立刻想到的是这件事的精神价值。“也许,”他写道,“接近死亡将把光带进生命。上帝照耀我。”那么,维特根斯坦在战争里要求的,就是他全部个性的转变,是将不可逆转地改变他生活的“某种宗教经验”。在这意义上战争对他来得正是时候:战争到来的那一刻,他的“转变为一个不同的人”的愿望甚至比解决逻辑根本问题的愿望更强烈。
他于8月7日——奥地利向俄国宣战的第二天——入伍;被编入正在东线克拉科夫效命的一个炮兵团。他立刻就因为维也纳军事机构的友好态度而鼓舞。“每天有千百人向他们征询意见,但他们却友好地、详细地作答,”他评论道。这是个好迹象,令他想起英国人做事的方式。8月9日他到了克拉科夫,兴奋地期待着:“我现在就可以工作了吗?!我急切想知道前头是什么。”
维特根斯坦的团编入了奥地利第一军,因此参与了战争头几个月最荒谬的低能战役中的一场。俄国和奥地利的司令部都在执行基于错觉的战略:俄国人认为奥地利的大部队将在伦贝格(现在的利沃夫)集结;奥地利人期待在再北一点的卢布林周围找到大批俄国军队。因此,奥地利军队在俄属波兰不费力地推进,俄国人则向奥地利加利西亚地区的最大城市伦贝格进军,两军都吃惊于自己面对的抵抗之少。等到奥地利司令官康拉德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伦贝格已经陷落,他的第一军面临被南面的俄军切断供给线的严重威胁。因此他被迫下令撤退。原本是深入俄国领土的一次大胆进攻,结果是可耻地退缩到奥匈帝国境内140英里处的防线。然而,若不撤退,奥地利军队可能要被人数更多的俄军歼灭。事实上,在混乱无果的加利西亚战役中,康拉德指挥的90万人中有35万阵亡。
这一战役的大部分时间,维特根斯坦呆在维斯瓦河上的一艘船里——此船名为哥普拉纳,是最初推进时从俄国人手里缴获的。即便在这头几个月里看到过任何真正的战斗,他的日记也未记录。我们读到的,则是他听说却没看到的战斗,还有“俄国人在后面追我们”的谣传。他实在太轻易地相信了俄国人占领伦贝格的传闻,却很快就不相信德国人占领巴黎的谣言:或许这是维特根斯坦悲观倾向的典型作风(这次是对了)。他从这两个传闻当中得出了同一个结论:“现在我知道我们战败了!”10月25日,有关巴黎的谣传还特别引得他悲观地思索起轴心国的局势:
这种不可信的消息总是一个坏兆头。如果真有我们的好事情发生,那会被通报,人们则不会热衷于此种谬论。因为这个,今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感觉到我们的——日耳曼种族的——局势的悲惨。英格兰——世上最好的种族——不可能失败。但我们能失败,而且将要失败,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我们的种族将被击败,想到这个我极其沮丧,因为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日耳曼人。
他倾向于从种族的角度看待这场战争,这一点也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发觉自己跟多数战友很难相处。欧洲的所有军队里,奥匈帝国的军队是种族最多样的。虽然多数军官是日耳曼人或马扎尔人,但大批普通士兵来自于帝国统辖的各斯拉夫民族。维特根斯坦觉得自己的长官们“友好、有时非常好”;但是一见到同伍士兵,就断言他们是“一伙罪犯”:“对任何事都没有热情、难以置信地粗鲁、愚蠢和恶毒。”他几乎不能把他们当作人类:
听到中国人说话时,我们往往以为他的话是不清不楚的咯咯声。懂汉语的人能从听到的声音里分辨出语言。类似地,我常常不能在一个人身上分辨出人性。
陌异的存在围绕着他——在他们眼里他也一样陌异——维特根斯坦发觉这很像自己在林茨学校的境况。8月10日,领到制服的第二天,他忽然看出了这种相似性;结果某种压抑着的焦虑突然浮出了水面:“今天醒来时我感觉自己仿佛身处那种梦境里:出乎意料地、荒谬地发现自己回到了学校。”而在哥普拉纳上,遭到船员的戏弄后他写道:“糟透了。如果我还搞清了什么,那就是这件事:全部船员中没有一个得体的人”:
前方是极艰难的一段日子,因为现在我被出卖和背叛,就像很久以前在林茨学校里一样。
这孤立的感觉圆满了:他明白,去林茨读书以来曾在生活里帮助他克服孤独感的人——罗素、凯恩斯、品生特——“属于敌对的一方”。“过去几天我经常想到罗素,”10月5日他写道,“他仍想着我吗?”他收到一封凯恩斯的信,但是封纯事务性的信,询问战后该如何处理他安排给约翰逊的钱。[89]“从一个过去信任的人那里收到一封事务性的信件,令人伤心,尤其在这种时候。”但他想念的主要是品生特:“没有大卫的消息。我被彻底遗弃了。我想到自杀。”
维特根斯坦向自己为数不多的德国和奥地利朋友寄去了问候的军用明信片,收到了鼓励和支持的回信。特别是柏林的约勒斯一家跟他频繁热情地通信。他们上了年纪、爱国,读到前线的“小维特根斯坦”的消息时,产生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愉快;整个战争期间,他们缠着要他更详细地说明自己的功绩。“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经常地、心中满是喜悦地想起你,”斯坦尼斯洛斯·约勒斯于10月25日写道,“愿经常听到你的消息,而且要尽快。”他们“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定期寄给他巧克力、面包和香烟包裹。
他也从弗雷格那儿收到了含着爱国热情的最好祝愿。“你作为志愿兵入伍”,10月11日弗雷格写道:
我得知了这件事,特别满意,我吃惊地听说你仍能投入科学工作。愿我能有福,看到你健康地从战场回来,再次和你讨论问题。毫无疑问,那时我们将终于能更亲近、更好地理解对方。
然而,把他从自杀的念头里拯救出来的不是约勒斯和弗雷格送来的鼓励,而就是他到战场上寻求的那种个人的转变和宗教的皈依。可以说,拯救他的是《圣经》。在加利西亚的头一个月他进了一家书店,在这家店里他只找出一本书: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这本书迷住了他。它像是成了他的护身符:无论去哪儿都带着,反复地读,整段整段记熟了。他在同伴中成了有名的“带着福音书的人”。他一度——战前罗素曾深感他比自己“更不待见基督徒”——不只成了一个信徒,还成了一个福音传教士,向每一个痛苦着的人推荐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如果你不熟悉它,”后来他告诉费克尔,“那你就不能想像它能在人身上产生什么效果。”
他的逻辑和他对自身的思考是“对自己的责任”的两个方面;这一热忱的信念必定要对他的工作发生影响。最终它发生了影响——使他的工作从弗雷格和罗素一脉的逻辑符号系统分析,转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奇特混血:把逻辑理论和宗教神秘主义如此这般地结合在一起。
但这一影响几年之后才明显起来。战争的头几个月里,阅读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获得的精神营养“养活了他”;这话的意思是——照他的说法——使他看起来快乐些了,“于是我的内部存在不受打扰了”。
也就是说,由于这一阅读,他把两年(或三年)前观看《画十字的人》(Die Kreuzelscheiber)时触动他的想法付诸实践了,即无论“外部”发生什么,什么事都不能加诸于他之上、加诸于他最内部的存在之上。于是我们在他的日记里看到,他再三恳求上帝帮助他别“失去自己”。这一点对他比活下去重要得多。加诸于他身体上的事情是——或他觉得应该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现在就要活到头了”,11月13 日(谣传俄国人正向他们进击的那段日子里的一天)他写道,“愿我好好地死,做我自己。愿我永不失去自己。”
对维特根斯坦而言身体只属于“外部世界”——他此时生活于其间的那帮“粗鲁、愚蠢和恶毒”的罪犯也属于这个世界。然而,他的灵魂必定栖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里。11月份他告诉自己:
不要依赖于外部世界,这样你就不恐惧那里发生的事……独立于事物要比独立于人容易无数倍。但必须同样能够做到。
他在船上的职责是夜里操控探照灯。由于执行这任务的孤独,做到独立于人容易得多;他觉得,为了忍受船上的条件这是必须做到的。“通过它”,他写道,“我成功地避开了同伴的邪恶。”或许,由于和外部环境隔开的强烈愿望,他也更容易再捡起逻辑工作。8月21日他怀疑自己是否还能再次工作:
我的工作中的所有概念对我已变得“陌异”。我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
但随后的两星期他写了许多——这期间他晚上干着探照灯的活,也正是在此期间他第一次捧起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并从中找到了慰藉。这两星期快过完时他说:“我正在通向一个伟大发现的路上。但我会触到它吗?”
可身体和精神的分离并不彻底。怎么可能呢?能把自己跟环境隔开,甚至跟同伴隔开,但他不能分离自己和自己的身体。事实上,一种新续了元气的肉欲伴随着他做逻辑工作的新续了的能力。上面引用的那段几近欢呼的话的下文是:“我感觉比以前更有肉欲。今天我又自慰了。”两天前他记录,自己三周来第一次自慰,期间几乎完全没感觉有性欲。他记下自己的自慰之事——虽然明显不引以为傲——并无自诫之意;只是相当事务性地记录下来,就像记录健康状况一样。他的日记似乎揭示出,自慰的欲望和工作的能力是互补的迹象:他在完整的意义上活着。几乎可以说,肉欲和哲学思想在他身上难分难解——激情勃发在身体方面和精神方面上的显现。
九月的后半个月,即奥地利撤退的这段时间,维特根斯坦的笔记本里没有加密札记。不过,正是在这期间他作出了自己曾感到就在眼前的大发现。其中包括现在所称的“语言图像论”——即“命题是其描述的现实的图像”这个想法。维特根斯坦后来对朋友G.H.冯·赖特讲了一个此后许多人都传过的故事:那想法是怎样闪现在他头脑里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东线服役时维特根斯坦读到杂志上的一桩诉讼报道,这桩诉讼发生在巴黎,涉及一场汽车事故,法庭展示了一个事故模型。他忽然想到,模型之所以能表示事故,是因为模型各部分(微缩的房子、汽车、人)与真实事物(房子、汽车、人)之间的对应。他进而想到,照这个比喻,可以说,凭借其各部分和世界之间的类似对应,一个命题起到一个事态模型或图像的作用。命题各部分结合的方式——命题的结构——描画了现实中各元素的一种可能的结合、一种可能的事态。
我们可以从维特根斯坦的笔记本推断,图像论初创的日期是9月29日前后。那一天他写道:
在命题中,像是实验性地拼出了一个世界。(如同在巴黎的法庭上用玩偶等东西表示一场机动车事故。)
整个10月维特根斯坦都在发展这一想法的推论,他称之为“逻辑描画理论”。他想到,正如一幅图画或绘画以图像的方式描画,一个命题逻辑地描画。也就是说,在一个命题(“草地是绿的”)和一个事态(草地是绿的)之间,有——且必须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正是这结构之共同使语言能描述现实:
我们能立刻用“这命题表示如此这般的情形”这话替代“这命题有如此这般的意思”这话。命题逻辑地描画之。
只有这样,这命题才能是真的或假的:只有是一种事态的一幅图像,这命题才能与现实一致或不一致。
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想法是一个重大突破。可以说,若要征服逻辑,它就是一个必须夺取的重要堡垒。“工作了一整天”,10月31日他写道:
猛攻这问题,徒劳地!但我宁愿在这堡垒前抛洒热血,而非两手空空地走掉。最大的困难在于确保已攻克的诸堡垒的安全。只要整个城市还未陷落,就不能在它的某一工事里感到彻底安全。
不过,他自己发起攻势时,奥地利军队正混乱无序地撤退。哥普拉纳掉头向克拉科夫驶去,那里已深入奥地利领土,军队将在此驻扎过冬。抵达克拉科夫前维特根斯坦收到诗人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一封短笺,当时,特拉克尔是克拉科夫军队医院里的一个精神病人。此前费克尔曾对维特根斯坦说过特拉克尔的状况;费克尔去克拉科夫探望过特拉克尔,从那儿写信请维特根斯坦来看看这位诗人。费克尔写道,特拉克尔感到极度孤独,在克拉科夫不认识会去看自己的人。“我将非常感激,”特拉克尔自己写道,“如果有幸得到你的探望……再过几天我也许能出院返回战场。在有定论之前,我很愿意同你说说话。”维特根斯坦很高兴受到邀请,尤其是自己正置身于那样一帮同伴中间:“要结识他是多么愉快!等到了克拉科夫我希望和他见面!他可能是对我的一大激励。”哥普拉纳终于抵达克拉科夫的那一天(11月5日),他“怀着见到特拉克尔的期盼和希望而兴奋得发抖”:
我非常怀念有人和我交流的日子……那将大大鼓舞我……在克拉科夫。今天才去看特拉克尔已太晚了。
最后一句话里含有最可怕的、不知情的嘲弄。维特根斯坦第二天早晨赶到医院时确实已太晚了:特拉克尔已于1914年11月3日——就在维特根斯坦到达前两天——服用过量可卡因自杀。维特根斯坦大受震动:“Wie traurig,wie traurig!!!”(“多么悲惨,多么悲惨!!!”)是他对此能说的一切。
随后几天,维特根斯坦的日记里写的满是自己生活的困难、环境的野蛮,以及想找一个得体的人帮自己挺过去却屡遭失败。特拉克尔这样的一个人被夺走了,于是他转念想起品生特:“我是多么频繁地想起他!他想起我会不会有一半多。”他发现可经由瑞士同英格兰通信,便立即寄了一封信给“心爱的大卫”。随后的几星期他焦急地等待回信。 12月1日品生特的一封信终于寄到,这事带来了如此大的解脱,他亲吻了这封信。
品生特在信里告诉维特根斯坦,自己曾想加入英国军队,但没有通过士兵体检(“我太瘦了”),也没能被委任为军官。所以他并不情愿地仍在为法律考试而念书。“这场战争结束后,”他写道,“我们会再度见面。让我们盼望那很快到来!”“我认为你志愿加入军队是很棒的事,”他又说,“虽然必须这么做是极为可悲的。”
维特根斯坦立刻回了信,然后越发焦急地等待回信。如此反复再三。整个冬天,“Keine Nachricht von David”(“没有大卫的消息”)和“Lieben Brief von David”(“收到大卫可爱的信”)是他日记里一再出现的句子。
在克拉科夫过冬,维特根斯坦最烦恼的不是寒冷(虽然他频频抱怨此事),而是必须和其他人同宿于营房——他祷告“愿上帝免了我这件事”。结果他的祷告灵验了:他们答应给他一个自己的房间,他因此大为解脱。甚至还更好:12月他们给了他一个新岗位,于是他有机会从此彻底摆脱忍受了四个漫长月份的“那群恶棍”。他曾想加入一个气球分队,但他们发现他受过数学训练,改派他去一个炮兵工场工作。
实际上炮兵工场分派给维特根斯坦的任务是普通的文书工作,无需数学专长,内容是汇编军营里全部车辆的清单。有一阵子,他要在日记里记录的只是“Ganzer Tag Kanzlei”(“整天在办公室”);这话出现得太频繁了,他开始把它缩写成“G.T.K.”。但这活儿有其补偿,其中并非不重要的一条是,他有了一个自己的像样房间:“四个月来我第一次独自呆在一个真正的房间里!!一种我尽情享受的奢华。”更重要的是他身处他有可能喜欢、尊敬、与之交流的人中间。尤其是,他和顶头上司古尔特中尉建立了迄今他在军中经历过的最接近友谊的关系。
也许因为现在有说话的人了,这段时间他的日记条目变得较短和较程式化。除了“G.T.K.”,另一句常常重复的话是:“Nicht gearbeitet”(“未工作”)。吊诡的是(但想一想也许不奇怪),较之于在激烈战斗时操控探照灯直面死亡、生活在厌恶的人中间,在办公室合意的同事中间度过漫长的一天后他更难专心于逻辑工作。在工场里,他既无机会也不想获得专注于哲学问题所需的彻底孤独。
不过他设法读了一点东西。十一月他开始读爱默生的《随笔集》。“也许,”他想,“它会对我产生好的影响。”是否的确如此,他没有说;他的日记里也没再提起爱默生。可以肯定的是,在他这一时期(实际上是任何时期)写的东西里并无受到爱默生影响的痕迹。
更触动他的是另一位作家,这位作家的观点跟维特根斯坦渐已信奉的托尔斯泰式的基督教精神对立到了极点:弗里德里希·尼采。维特根斯坦在克拉科夫买了八卷本的尼采文集,包括那本严酷抨击基督教的《反基督》。尼采在这本书里责骂基督信仰是一种堕落的、腐烂的宗教,是“与现实不共戴天之敌意的一种形式,尚未有别的形式胜过它”。据他说,基督教起源于人类心理最虚弱和最低劣的方面,根本上无非是懦弱地退缩出敌对的世界:
我们看到一种生理状况,触觉的病态敏感令得生物每一次触碰、每一次抓住一个坚实物体时都惊恐地缩回。将此生理体质转译为其终极逻辑,就是——本能地憎恨每一种现实,逃进“不可把握的东西”,逃进“不可想像的东西”,憎恶每一种形式、每一种空间和时间概念,憎恶任何坚实的东西……安逸地呆在一个不为任何种类的现实干扰的世界里,一个只是“内部的世界”,一个“真正的”世界,一个“永恒的”世界……“上帝的王国在你之内”……
按照尼采的观点,这种对现实的憎恨,以及此种憎恨引出的“需通过上帝的爱得到拯救”的观念,其来由如下:“对痛苦和刺激有极度的感受力,根本不想再‘碰’它们,因为对每一次触碰都感受得太深切……对疼痛——即便是无限小的疼痛——的恐惧不能终止,除非在爱的宗教里。”
虽然尼采对基督教的敌意“强烈触动”了维特根斯坦,虽然感到不得不承认尼采的分析里有一点真理,但他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基督教确实是通往快乐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但如果有人蔑视这种快乐呢?在和外部世界无望的斗争中不快乐地毁灭,会不会更好?但那种生活没有意义。但为什么不过一种没意义的生活呢?那是不值得的吗?
甚至在这里也能看出,尽管维特根斯坦有自己的信念,但他是多么接近于接受尼采的观点。他满足于用尼采的心理词汇讨论这问题;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基督教是否为真”,而在于基督教是否提供了一点帮助:帮助我们对付一种原本不可承受、无意义的存在。用威廉·詹姆士的话说,问题在于它是否有助于医治“患病的灵魂”。这儿的“它”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践行、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点尼采讲得很透:
想在一种“信仰”里、或说在靠上帝得救的信仰里看到基督教的独有特性,这错到了荒谬的地步:只有基督教的践行,只有死于十字架前的人过的生活,才是基督教的……甚至在今天这样的生活也是可能的,对特定的人甚至是必须的:纯正的、原初的基督教在一切时代都是可能的……不是信而是做,最重要的是不做许多事,一种不同的存在……意识状态、任何种类的信仰(例如坚持某些事为真)——每个心理学家都知道——这些东西跟本能的价值相比只是无关紧要的和等而下之的……把“是一个基督徒”(即基督徒性)简化为坚持某些事为真、简化为单纯的意识现象,意味着否定基督徒性(Christianness)。
我们能感觉到,这肯定是使维特根斯坦相信尼采著作中有一点真理的一个《反基督》里的段落。宗教的本质在于情感(或照尼采的说法,本能)和践行,而非信仰,这个观念在维特根斯坦此后对这问题的思考中一直是个恒常的主题。对(这个时候的)他来说,基督教是“通往快乐的唯一可靠的途径”——不是因为它应允了一种死后的生活,而是因为,在基督的言谈和形象里,给出了可供效仿的、使苦难可承受的一个范例、一种态度。
1914年至1915年冬天的几个月,我们在维特根斯坦的日记里没读到更多关乎他信仰的话。不再呼唤上帝给自己力量,不再有结束于“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日记。看上去,承受工场里的生活无需神的协助。除了只有很少做哲学的自己时间,生活几乎是愉快的,起码跟前四个月相比是这样。
无论如何这种生活比维也纳的生活更合意。圣诞节没有探亲假,但他一点儿也不为这事烦恼。圣诞夜那天他晋升为Militärbeamter(“军官”);圣诞节他受邀到军官食堂用餐;节礼日晚上,他同结识且喜欢的一个在伦贝格上大学的年轻人去了家咖啡馆。他的圣诞季就这么过去了——平静地,显然毫不渴望回家和家人共度。他从军事邮局收到了一些圣诞节问候,有约勒斯的(当然,含一个巧克力包裹),有挪威的柯林斯伯格家的,还有弗雷格的(“让我们祝愿”,弗雷格写道,“我们的勇士获胜、未来持久和平。”)
但在新年夜,维特根斯坦突然得知自己要陪上司古尔特中尉去一趟维也纳,古尔特在那儿有点公务要办。这一出乎意料之行自然使维特根斯坦的母亲欣喜。从维特根斯坦的日记里可以推测,他本人抱持着一份冷漠的疏离。对于家人团聚,他只是说,因为元旦整天都跟他们在一起,他什么工作也没法做。他冷淡地加上(明显是另起话题):“我希望指出我现在的道德等级比以前(比如复活节时)低得多。”他在维也纳住了十天,其中两天是和此时上了年纪的作曲家拉博一起过的,余下大部分时间则和古尔特在一起。回克拉科夫后他对此行的唯一评论是“和古尔特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
这种对家人的冷淡,似乎表明他决心不让他们侵犯他的内部生活,或许也表明,他害怕若是那样将可能丢掉自己从战争经历里获得的自我发现和自我主宰上的进步。但看上去,这也隶属于一种更一般性的懒散。这一时期他频繁地谈到自己的枯竭,特别在工作方面。例如,1月13日他说自己在工作上没什么大的能量:
我的思想累了。我没精神看透事物,而是呆板地、无生气地看。仿佛一簇火焰熄灭了,我只能等待,等它再自己烧起来。
他觉得自己依赖外来的激励:“只有依靠奇迹,我的工作才能成功。只有等我眼前的面纱从外头被掀开。我只能完全听任命运的摆布。这于我一直是定数,将来也一样。我在命运的手心里。”
他再次想起自己的英格兰朋友。他又给品生特写信,焦急地等待回信。“何时能听到大卫的消息?!”他在1月19日的日记里乞求道。他收到凯恩斯的一封信,但称这封信“不是很好”。事实上那是一封非常友好的短信,但或许语气太过轻浮,构不成真正的慰藉。“我希望此刻你已安全地当了俘虏”,凯恩斯写道:
罗素和我暂时放弃了哲学——我在财政方面供职于政府,他为了和平而游说。但摩尔和约翰逊一如既往。顺便说一句,罗素在快开战时写出了一本好书。
十月中旬时品生特还没加入军队,但后来我就没听过他的消息了。
你亲爱的朋友贝克什在你们的军队里,你非常亲爱的朋友布利斯是我们军队里的士兵。
参加战争一定比在挪威思考命题愉快得多。但我希望你很快停止这种自我放纵。
终于,2月6日维特根斯坦能够宣布:“收到大卫可爱的信!”信是1月14日写的;品生特在信里说他没什么要说的,“除了向上帝祈愿我们在战后再次见面”。跟凯恩斯信里亲热却疏离的“机智”相对照,这种对友情的直抒胸臆正是维特根斯坦渴望和需要的。
更合维特根斯坦口味的大概还有舒登的农民寄来的短信:哈瓦德·德拉格尼,阿尔纳·伯斯塔德和柯林斯伯格一家。“谢谢你的卡片。我们都健康。常提起你”,一张典型的德瑞格尼卡片这样写。维特根斯坦的回复显然和他收到的一样简单和亲切。挪威方面的新闻是他的小屋已建成了。“我们都希望,”柯林斯伯格写道,“你很快回来,回到你的新房子,现在它完工了。”维特根斯坦通过德瑞格尼把钱付给了工人,德瑞格尼很吃惊收到钱;他写道,他以为维特根斯坦回去之后才付钱。德瑞格尼为价钱致歉:“如果想如你那样把房子造得那么棒,”他解释说,“价钱总是会比最初估计的贵。”
2月初维特根斯坦受命主管工场的锻造间,新添的责任令他更难专心于哲学。除了得花更多时间在锻造间,他的管理身份逼得他和同事之间有了更多麻烦。选择他承担这一任务大概是因为他有出众的工程技能,但即便如此他也难以担任工头之职。他记录了许多自己和手下之间的麻烦。有一次几乎要同一个年轻军官决斗:想必那人不喜欢军衔比自己低的人告诉自己该做什么。他努力把自己的意志加于一群不妥协的劳动力上——这些人既不尊重他的军衔,也不打算认可他出众知识的权威;这种努力耗尽了他的所有精力,他的神经紧张得几乎要断了。仅仅干了一个月后——这个月他几乎没做一点哲学——维特根斯坦对自己还能不能再工作感到绝望,他想到了自杀。
“不能继续这样下去”,2月17日他写道。很清楚,必须作出某种改变:要么晋升,要么换到别的岗位。他开始恳求古尔特改变他的境况;但由于低效或疏漏,很长一段时间什么也没发生。这段时间他的日记里除了反复出现的“Nicht gearbeitet”(“未工作”),又新添了一句话:“lage unverändert”(“境况照旧”)。谈到维特根斯坦的战争经历时,赫尔米勒写到他一再努力前往前线,写到那“源于以下事实的可笑误解:他必须与之打交道的军事机构总以为他想得到一个更轻松的岗位,而实际上他想得到一个更危险的岗位”;赫尔米勒写下这些话时想的一定是这一时期。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与其说他们误解了维特根斯坦加入步兵的请求,不如说他们没有理睬;他们觉得,他当主管修理库的熟练工程师比当普通步兵对军队更有用处。整个三月份,尽管他再三向古尔特请求,境况照旧。
哲学方面,1915年的前三个月几乎完全荒芜。在其他方面维特根斯坦同样感到死寂,反应迟钝。(但令他困惑的是,在对任何别的东西都没感觉的时候他却能感觉到性欲、想自慰。)2月份费克尔寄来了特拉克尔死后出版的作品集,他作出的唯一评论惊人地呆滞:“大概很好”。他感谢费克尔的惠赠,解释说自己正处在一个贫瘠的时期,“没有吸取外来思想的欲望”。不过,甚至在这种反应迟钝里也有可寄予希望的东西:
我这个样子,只是生产力的一次下滑,而不是彻底终止了。然而——不幸的是我现在觉得自己彻底燃尽了。只能保持耐心。
他觉得,他只能等待上帝,等待神灵帮助和启示自己。
同时,因为无话可说他陷入了沉默。他收到一封阿德乐·约勒斯的信,含蓄地斥责他传回的战地消息太简略。她告诉他,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做不了好的战地记者或电报通讯员。他就不能好好写一次信,让大家知道他在哪里、过得怎样、在做什么?他怎么看意大利人?他们是不是一群无赖,就那样背弃了三国同盟?“如果让我来写对他们的看法,”她说,“我的信极可能通不过审查。”她继续供应面包、巧克力和水果蛋糕,显然为她的“小维特根斯坦”在交战中起到的作用而骄傲。“你志愿入伍,”她告诉他,“这一点恒久如新地使我高兴。”
她的丈夫则为维特根斯坦终于去了一个可运用其技术知识的岗位而感到骄傲。“无论如何,”他写道,“你的技能有用武之地,以加利西亚糟糕的路况,必定有极多的车辆要修理!”维特根斯坦显然回信说,自己宁愿到前线当步兵,而不是在后方修车。约勒斯挺吃惊:“难道你不认为在工场里更能运用自己的技术才能?”他妻子——尽管怀有炽热的爱国热情——对此也很担忧:“但愿你前往前线的愿望不会实现,”她怀着母亲式的焦急写道,“在那儿你是许多人中的一个,也不是最强壮的一个,在这儿你能更安全地发挥作用。”
这些关心无疑是他乐见的,也许甚至是必需的,但还不够。直到收到品生特的一封信后维特根斯坦才能够挣脱懒散。3月16日他又能在日记里写:“收到大卫可爱的信。”“给大卫回了信。很有性欲。”一份回信的草稿保存了下来。如下:
我亲爱的大卫[90],
今天收到你1月27日写的信。极限到了。此刻我正又肥沃起来。
维特根斯坦曾请品生特带话给摩尔,说明如何把信寄过来。品生特照做了,说“我希望他写信给你”。这是一个无望的希望。“如果摩尔的行为不像一个基督徒,那我感到非常遗憾,”四月份品生特写道,“事实上他从未表示收到了我的信。”
摩尔并不能完全不想维特根斯坦。1915年10月12日他在日记里记道:“梦见维特根斯坦”:
……他看着我,仿佛在问我还好吗,我禁不住笑了仿佛我还好,虽然我知道我不太好;然后他在海里游泳;最后他是个正努力逃脱追捕的外国敌人。
4月22日维特根斯坦受命主管整个工场;按照他的记录,这只是带给他更多的要应付的不快之事。为了帮他缓解局势,古尔特允许他穿上工程师制服,并暂时给了他这一军衔。[91]
4月30日维特根斯坦记下了又一封“大卫的可爱来信”,其中讲到一则可能令人惊讶的消息。“我在写一篇哲学论文”,品生特告诉他,“也许是彻底的胡闹!”他说自己试着解释“逻辑作为整体是关于什么的,‘真理’和‘知识’是什么”。虽然这论文的主题和维特根斯坦的一样,但其成果(至今尚存)跟《逻辑哲学论》或较早的《逻辑学笔记》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品生特用“一致性”而非“重言式”定义逻辑,其思想的大体要旨更多参照的是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特别是摩尔和罗素)而非维特根斯坦。不过,品生特自己明显认为他是在研究维特根斯坦关心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在我这里,和我详细地讨论,”他写道。信的结尾是:
我祈愿上帝终止这一恐怖的悲剧,我渴望再次见到你。
无论是不是由于受到品生特的信的触动,值得注意的是,在克拉科夫的最后几个月——那时他正为了不能换岗位而感到极为不快和强烈受挫——维特根斯坦发觉自己又能以焕然一新的活力工作了。5月份和6月份他都很多产。后来出版的《战时笔记:1914—1916》里的很大一部分(约三分之一)论述是这时写下的。
这一时期他主要关心的问题是语言如何描画世界——语言和世界的哪些特征使得这一描画之进行成为可能:
我写的一切都围绕一个大问题,即:世界里有一种先验的(apriori)秩序吗;如果有,这秩序在于什么?
他被迫得出结论——几乎违背着自己的意愿——存在一种这样的秩序:如他对罗素坚持过的,世界由事实而非事物组成——即世界由处于某种相互关系中的事物(对象)组成。命题中诸符号间的关系反映和描画了这些事实——存在于对象之间的关系。但若能把语言分析为原子命题(如他先前坚持过的),那么看来必须存在跟原子命题对应的原子事实。而且,正如原子命题是不能再进一步分析的命题,原子事实是简单对象(simple)之间的关系,而非复合对象(complex objects)之间的关系。维特根斯坦给不出原子命题或原子事实的例子,也说不出“简单对象”是什么;但他觉得,单单分析之为可能,就要求得有那样的东西:它们给出语言和世界的结构,从而让语言的结构能反映世界的结构。
我们至今不能把命题分析到可以指名道姓地谈元素的程度,这一点并不违反我们的感觉:不,我们感到世界必须由元素组成。而看上去这似乎等价于这一命题:世界必须是其所是,世界必须是确定的。
我们可以是不确定的和靠不住的,但世界一定不行:“世界有一个固定的结构。”这一点使得语言之有明确的意义成为可能:“要求有简单的东西,就是要求意义之确定。”
在这一哲学多产时期,维特根斯坦收到过一封罗素的信;信是5月10日用德语写的。罗素告诉维特根斯坦,自己看过了维特根斯坦在挪威向摩尔口述的笔记,但发觉很难理解它们。“我衷心希望,”他写道,“战后你当面把一切讲给我听。”“开战后,”他又说,“我已不可能考虑哲学。”
“你不能理解摩尔的笔记,我极为遗憾”,维特根斯坦回信说:
我感到,没有进一步的解释是很难理解它们的,但我认为它们本质上是明确的。现在我担心我近来写的东西还更不好懂,如果我不能活着看到这场战争结束,我一定得为我的所有工作付诸东流作好准备——假如是那样,你一定要刊印我的手稿,无论有没有人理解它。
“问题正变得愈来愈质朴和一般,”他告诉罗素,“而方法变化得很厉害。”随后两年他的书将经历一种厉害得多的变化;够奇怪的是,在品生特论文的进展里竟预示了其变化的方式。在一封4月6日的信里(维特根斯坦可能是五月份收到的),品生特说自己的哲学论文已经从逻辑拓展至“伦理学和一般哲学”。下一年,维特根斯坦自己的工作将有类似的趋向。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工作重获新生的同时,轴心国的东线局势也取得了戏剧性的改善。3月份奥匈军队的处境看上去毫无希望。俄国人逼迫他们更深地退入喀尔巴阡山脉,锋芒直指匈牙利本土。3月22日普热梅西尔要塞陷落;很显然,若要避免灾难,奥地利人需要德国盟友给予强力和高效的援助。于是,整个四月德国和奥地利都在为加利西亚地区的一次联合攻击作准备;5月1日发起了攻击,指挥官是德国将军冯·马肯森。发动进攻的地点选在了哥利斯和塔罗夫的中间地带。连计划的制定者都惊讶于攻击之成功,他们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突破。1915年的夏季月份,德国和奥地利军队异常轻易地扫清了俄国的抵抗,最后阵地推进了300英里。他们收复了普热梅西尔和伦贝格,夺取了华沙和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
就算维特根斯坦为哥利斯-塔罗夫的突破而高兴过,他的日记也未曾提到。进军期间他始终留在克拉科夫的工场里,而且日益愤恨这一现实。但他有一个总是准时为军事成功而欢呼的通信者——约勒斯。3月25日约勒斯写信悲叹普热梅西尔的陷落(“在勇敢的抵抗之后”),希望春季时能从俄国人手里解救可怜的加利西亚。战役期间,约勒斯的信始终就像东线消息的爱国解说词。“看样子俄国在喀尔巴阡山脉的进攻已陷于停顿,”他于4月16日写道;“也许加利西亚的沦陷区现在能成功解放了!”5月4日他写道,听说有望把马肯森的胜利打成一场大胜仗,“愿很快就从俄国人手里救出可怜的加利西亚!”
鉴于马肯森取得了突破,5月17日他写信说自己太能理解维特根斯坦前往前线的迫切心情了。他妻子则更关心维特根斯坦的安全以及食物是否充足。“我很少写信,”4月8日她解释道,“因为你自己写得很少,一成不变,总是写同样的几个字——使人觉得你对自己要写的东西几乎没有兴趣。”“你不去前线,留在原地”,她又说,“我为这事而高兴。”她在每封信里都问,食物短缺吗?维特根斯坦需要什么吗?维特根斯坦在回信里含糊地提到自己必须面对的“不愉快”。“哪一种不愉快?”阿德乐·约勒斯问,“听到你要对付这么多事情,我们很遗憾;但你如此无畏地承受了下来,这很棒,为此我感到最真挚的喜悦。”
7月份他收到一封费克尔的信,此时费克尔自己也在奥地利军队里,服役于一个驻扎在布里克森的阿尔卑斯团。费克尔抱怨自己的生活条件极糟:一个房间36个人,白天晚上都毫无独处的机会——而且这状况很可能要持续到9月份。他抱怨失眠和精神枯竭;他太疲惫了,几乎不能读或写。“有时候,亲爱的朋友,仿佛我的整个存在都耗尽了……这环境已如此彻底地破坏了我的抵抗力。”
这语气似曾相识。在回信里,维特根斯坦根据自己相似的绝望经验给出了一条建议。“我十分理解你报告的糟糕消息”,他写道:
你仿佛活在黑暗中,听不见得救的诺言。而如果我——我本质上和你非常不同——竟想给你一点建议,那可能令我像一头蠢驴。不过总之我斗胆一试。你熟悉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吗?这本书当时真正救了我的命。你愿买这书并且读吗?!如果你不熟悉它,你就不能想像它能对人产生什么影响。
也许出乎意料,这建议被热情地采纳了。“上帝保佑你!”费克尔回答。是的,维特根斯坦是对的,他是活在黑暗里:“因为没人给我诺言”。而维特根斯坦不只给了他诺言,其给予的做法也是他永远忘不了的:“上帝保佑你!”
给费克尔的信是维特根斯坦在医院写的。由于工场的一次爆炸,他的神经遭到了冲击,身上也受了几处轻伤。在医院里住了约一星期后他前往维也纳休假三周,这是他很需要的。“三周的假期,”阿德乐·约勒斯啧啧赞叹,“在一年多的服役之后,在受伤和病痛之后,实在很短。”不过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三周可能太多了。
他销假时修理部已搬离了克拉科夫。哥利斯-塔罗夫突破后修理部迁往伦贝格北边的索卡尔,安置在当地火车站的一列炮兵工场火车里。
索卡尔的这段时期未留下维特根斯坦的笔记本,但有理由认为这是他的一个相对快乐的时期。他至少有一个相当亲密的朋友:马克斯·比勒尔医生;此人主管停在工场火车边上的一列红十字医院火车。比勒尔受邀和工场的军官共同进餐,那时他第一次见到维特根斯坦。他回忆:
第一顿饭时,我就在全是军官的在席者中间注意到一个削瘦敏捷的人,他没有军衔、约二十五岁。他吃得很少,喝得很少,不抽烟,同桌的其他人狼吞虎咽非常聒噪。我向邻座询问,得知他的名字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我很高兴在很年轻的、没头脑的职业军官中间发现一个有大学文化的人,还是一个如此称心的人。我有一种印象:他不属于这一氛围;他不得已才在那儿。我觉得称心是相互的,因为饭后他邀请我去他在火车上的隔间。于是我们的友谊开始了,持续了好几个月(几乎一年);我们每天成小时地交谈,既不喝威士忌也不抽烟。几天后他提出我称他“你”[92]。
1915年秋天及随后的整个冬天,几乎每样东西的供应都短缺,前线条件极端艰苦,比勒尔和维特根斯坦的友谊对两人都是巨大的慰藉。他们就哲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进行长而活泼的交谈,虽然——也许不意外——谈话中两人的地位并不对等。维特根斯坦曾说,比勒尔会是个好信徒,但不是先知。“我能说他的是,”比勒尔写道,“他具有先知的一切特征,但没有信徒的一点儿特征。”
军事上这是个平静的时期,俄国人在上个夏天的灾难后需要重新集结,轴心国则专注于西线,满足于维持东线的局势。显然对修理部而言这也是个平静的时期。维特根斯坦满意自己近来的逻辑工作成果,现在能初步试着写一本书。这是《逻辑哲学论》的第一个版本,但不幸未保留下来。只是从一封写给罗素的落款日为1915年10月22日的信里我们才知道它的存在;他在信里告诉罗素,自己正在把工作成果写成文章。“无论发生什么,”他告诉罗素,“你没有看过之前我什么也不会出版。”而这事当然只在战后才可能发生:
但谁知道我能不能活到那时候?如果我没活下来,我就让我的人把我的手稿寄给你;你会在里面看到用铅笔写在散页上的最后概要。要全部理解它,你或许有一点麻烦,但请你不要因此而却步。
罗素回信的落款日是11月25日。“我甚是欢喜,”他写道,“你正在写一篇打算出版的文章。”他急切地想看,并告诉维特根斯坦,没啥必要等战争结束。维特根斯坦可以把文章寄到美国,寄给哈佛的拉尔夫·佩里;通过罗素,佩里已知晓了维特根斯坦较早的逻辑理论。然后佩里会把文章寄给罗素,而罗素会出版它。“我们终于再次见到对方,那将多么棒啊!”罗素最后写道。
弗雷格也听说了维特根斯坦的文章。11月28日他写了信,口气与罗素相仿:“你仍有余下的时间和精力做科学工作,我很高兴。”若是维特根斯坦听从罗素的建议,那么这本在1916年出版的著作将在许多方面跟我们现在所知的《逻辑哲学论》相似。也就是说,这本著作将包含:意义的图像论、“逻辑原子主义”的形而上学、用“重言式”和“矛盾”这对概念作出的逻辑分析、在说出和显示之间的区分(以便使类型论成为多余)和真值表方法(用以表明逻辑命题要么是重言式要么是矛盾式)。换句话说,这本著作将包含《逻辑哲学论》现在包含的几乎所有内容——除了结尾处对伦理、美、灵魂和生活意义的论述。
因此,在一个意义上,它将是一本完全不同的著作。
此书经历其最终——也是最重要——转变的几年,是维特根斯坦和罗素没有联系的那几年。1915年10月22日的那封信后罗素再没听到过维特根斯坦的消息——直到意大利人俘虏维特根斯坦之后的1919年2月。罗素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写了《数理逻辑导论》(由于被控危害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当时他正在监狱里服刑);他在此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应该如何定义“重言式”;他添进了如下脚注:
我过去的学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向我指出“重言式”对定义数学的重要性,当时他正研究这问题。我不知道他是否解决了这问题,甚至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战争的最后两年,和品生特的通信也中止了。1915年9月2日品生特写信说,自己已“放弃了该死的法律学业”,正为政府工作。1916年,品生特设法寄来了三封信——都是用德语写的——其中第一封强调“战争不能改变我们的个人关系,战争与之毫不相干”。品生特在这些信里告诉维特根斯坦,自己现在接受了一点机械方面的训练,受聘当了工程师。维特根斯坦收到的品生特的最后一封信,落款日为1916年9月14日。
那么,此书在观念上的变化——以及同时出现的维特根斯坦自身的转变——是在他和他的英格兰朋友相互隔绝之时发生的。因此也就不奇怪,战后他会怀疑他的英格兰朋友是否能理解自己。对于催生出他之变化的环境,他们了解多少?——他们又能了解多少?
从他在索卡尔和比勒尔的谈话里,或许能看出这一变化的性质的一点预兆——比勒尔说谈话“有时令我们完全沉浸其中,忘了时空”:
我记得一件好笑的事。那是1915年的新年夜。当地司令官邀请所有人到军官餐厅庆祝新年。晚餐结束时快十点了,我们俩回到维特根斯坦的房间继续讨论昨天的话题。大约十一点,火车上的军官提醒我们,要赶上聚会就该出发了。维特根斯坦对他们说,他们先走好了,我们随后就到。我们很快忘记了邀请这回事,也忘记了时间,继续讨论问题,直到听见外面有喧哗声。凌晨四点我们的同事快活地回来了——我们觉得还没到午夜呢。第二天我们不得不请求当地司令官原谅,向他致以迟到的新年问候。
这种讨论强度意味着维特根斯坦全力投入其中了。可讨论的主题却不是逻辑:维特根斯坦没像先前对品生特那样,试着把自己的工作成果教给比勒尔。他们谈的是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概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后一本书维特根斯坦读得如此频繁,竟整段整段地记熟了;特别是佐西玛长老的言谈,对维特根斯坦而言,佐西玛长老是强有力的基督教徒的一个理想形象,一个能“直接看透别人灵魂”的圣人。
维特根斯坦和比勒尔在一起时,东线处于一个最平静的时期。这是维特根斯坦相对舒适的一段时间。他不是军官,但在许多方面被待以军官之礼。他甚至有了一个佣人——来自附近战俘营的名叫康斯坦丁的年轻俄国男孩。比勒尔回忆道:“康斯坦丁是个好男孩,很热心地照顾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待他非常好,没多久,就把这个消瘦、虚弱、脏兮兮的战俘改造成了整个驻地最肉乎乎、最干净的士兵。”
1916年5月这一相对宁静的时期结束了,此时,为了缓解法国的压力,俄国人在波罗的海一翼发动了进攻。同时,奥地利官方在一年多之后就维特根斯坦的身份问题作出了裁决。裁决是:维特根斯坦不能保留“工程师(Ingenieur)”的军衔或制服,但可以满足他调到前线当普通士兵的长久愿望。比勒尔说,这裁决“对我们两人都是沉重一击”。维特根斯坦和他道别时,就像一个不指望活着回来的人:
他只带上了绝对必需品,其他一切都留下了,请我在部队里分送。这时他告诉我,他在挪威的一个海湾边上建了所房子,以便不时躲起来安静地工作。现在他要把这栋房子当礼物送给我。我拒绝了,而是收下了一支沃特曼牌的钢笔。
维特根斯坦打包的少数几件个人财物里有一套《卡拉马佐夫兄弟》。
假使他都觉得自己不会活着从前线回来,那么他就更确信自己不能毫无改变地回来。在这个意义上,对他来说战争在1916年3月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