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杜甫《前出塞》
华为公司刚刚建立的时候，上海贝尔已经是一家大公司了。面对这个国内第一家合资公司且销售份额一直遥遥领先的“大哥大”，任正非仗剑而起，在国内电信的“擂台”上，他和贝尔这个“老师”级别的对手展开了一系列激烈的争斗，不久胜负已分……这时，任正非的脸上，是否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七国八制”，在本书中出现过不止一次，在这里又被重点地提出来，其目的是想让国人记住那段因为技术不如人而导致国内电信业被外国巨头随意宰割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国程控交换机市场基本上被七家国外电信巨头所垄断，他们分别是：日本的NEC和富士通、美国的朗讯、瑞典的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比利时的BTM公司和法国的阿尔卡特，七个国家，八种制式，将中国的电信市场瓜分掉了。当时国内有一副非常著名的广告：一副完整的中国地图上被漆上各种颜色，每一种颜色就代表一家外国电信巨头的势力范围。
装一部电话不仅需要5000元的初装费，而且还得排号。如果不肯请客送礼，等上三个月或者半年都是常有的事。电话装上后，因为那七个国家八种制式的程控交换机不相容，客户还得忍受打电话时通话不清、频繁掉线的问题。
直到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出面制订了统一标准，并在语音网上采取了7号信令，而在智能网上采取了“INAP”标准。这时，中国电信业的混乱状态才得到了控制。
当时的邮电部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便出面和比利时的贝尔公司成立了上海贝尔中外合资公司。
上海贝尔公司成立不久，在程控交换机行业风头正盛的日本富士通公司就曾放言，要把上海贝尔扼杀在摇篮里面。当时，日本厂商经销的程控交换机确实要比其他厂商便宜得多，北美厂商交换机每线卖300美元，但是日本厂商只要180美元就能搞定。
在满清的时候，八国联军曾经攻下了北京城，他们不仅烧杀掠夺，而且还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但不管洋枪洋炮多么犀利，还是有热血沸腾的“义和团”揭竿而起，和八国联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抗争。
面对世界电信巨头瓜分国内电信市场的事实，也有心怀民族情、报国志的企业家苦心研发，开拓市场，将被国外电信巨头们蚕食的国内电信市场一点点夺了回来。
任正非曾经在部队里扛过枪，虽然满腔热血，但他绝对不是“吞云吐火”的义和团。华为公司在他的带领下，华为人将“狼性”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他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从用户交换机开始，首先拿下乡镇的市场，接着又开发出数字万门机，开始占领县市电信运营商的市场。
市场是公平的，也是无情的。在任正非创业的同时，中国电信市场呈井喷之势，本土力量应运而生。其中有四家最具代表性的电信供应商，它们分别为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和华为技术。他们的创始人分别是：巨龙公司的创始人邬江兴、大唐电信的创立者周寰、中兴公司的创始人侯为贵、华为公司的任正非。
当时信息产业部部长是吴基传各取一家的首字，将这四家公司串联起来，恰好是朗朗上口的“巨大中华”。历史是会记住那四个中年男人的名字的。
90年代末期，信息产业部将中国电信一拆为四，他们分别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和中国联通。这4家公司分别负责固定网络、移动通信、无线寻呼和卫星通信这四种业务。
随着中国电信运营商开始步入大规模建网周期，电信基础设施水平也开始快速提升。“巨大中华”这四家公司随后乘着电信改革的春风，在国内飞速发展起来，并稳稳地在电信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有人说，当时国内的电信设备市场一开始就是货真价实的“国际市场”，列强环视，“七国八制”，想要生存，谈何容易？巨龙、大唐、中兴和华为四家公司，他们在和国际电信巨头斗智斗勇、刀光剑影的厮杀中逐渐成长了起来。当他们完成必要的自我修炼之后，便开始攻城略地，将失去的国内市场从列强的手中一点点夺了回来。
哪里有市场，哪里便有商战。不管是非洲的大草原，还是都市的钢铁丛林，优胜劣汰，强者为王，这才是永远的真理。“巨大中华”这四家公司，其中家底最厚的是巨龙通信。巨龙通信是一家国企，背后有政府撑腰，是国家教育部首批确定的“三高用人单位”，以及国家“863计划”的产业化基地。
巨龙公司这样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因为经营不善、研发宕误、售后脱节等原因，首先被无情的市场淘汰出局。
大唐电信1998年才成立。它是这四家电信企业中成立最晚的一家。大唐的前身是一家有着四十多年历史的国家电信研究院。大唐与其他三家企业比，其优势是人才、技术；劣势是由于长期吃国家科研经费，市场意识不足！
2001年，华为的销售额、利润分别达到255亿元和20亿元，中兴分别为140亿元和5.7亿元时，大唐的销售额为20.51亿元，利润总额5649万元。很显然，大唐想要赶上华为和中兴，非得苦练内功，并奋力直追不可。
国外的电信巨头瓜分了国内的电信市场，其目的不是为了发展我国的电信事业，他们是为了赚取金钱而来。由于当时中国的电信企业还不能生产高质量的局用交换机，所以他们的产品可以从国内的电信运营商手中赚取丰厚的利润。
省城市县的各级电信运营商需要的大型局用交换机，可以让国外的电信巨头大赚特赚，而农村乡镇使用的用户交换机却利润微薄，国外电信巨头自然没有将用户交换机瞧到眼里。
华为和中兴同处深圳，他们看到了农村市场的商机，先后研制出用户交换机，投放到了农村的乡镇市场，赚取了第一桶金。他们用户交换机的技术成熟后，华为的C&C08万门数字交换机首先上市。在1995年11月，中兴通讯也推出了ZXJ10大容量局用数字交换机，华为、中兴这两款交换机与巨龙公司的HJD04(简称04机)万门数字交换机一起，作为当时国内自行研制的三大主力机型冲上市场，以质优价廉、服务到位为竞争亮点，开始和国外电信巨头的交换机展开了枪来刀往的“厮杀”。
比价格，拼服务，比质量，一场厮杀，很快出了结果，因为数字交换机的利润越来越低，那些曾经在国内跑马圈地的国外电信巨头们，因为赚取的利润还不够给员工薪水，便纷纷“收摊关门”退出了国内市场。
这时候，国内最大的外资交换机生产商，就只剩下上海贝尔一家了。
上海贝尔1984年成立的时候，面对“七国八制”的垄断状态，经营状态并不理想，1987年还亏损1500多万美元，直到1989年才扭亏为盈。上海贝尔1990年销量达到43万线左右，而当时该厂的年产量只有30万线。到了1991年，该厂的订单就已经达到70万线，1992年订单总量剧增至126万线，1993年更是达到了270万线，就算是员工们不吃不睡，三班不停地生产，也来不及交货。
原上海贝尔公司的副总裁回忆说，当时上海贝尔的销售部门坐在家里，就签单签得手软，该企业的销售部门连司机加在一起，也不过29个人。1994年所有价值4亿美元的合同上，签的都是销售经理一个人的名字。
这就是当时国内有些局用交换机用户想买上海贝尔交换机，可是订单却排到了明年，实在等不及了，这才“饥不择食”最后选择了华为的原因。
虽然华为公司借着上海贝尔无法快速交货的机会，将自己的C&C08万门交换机卖了出去，但是，谁会想到，起点如此低的华为公司，完成了资金和技术的积累后，他们便开始准备，精心准备打一场漂亮的“超越贝尔之战”……
上海贝尔横扫国内数字交换机市场的品牌是S1240，而华为的C&C08万门机当时不管是从外形、质量还是稳定性上，都不是上海贝尔的对手。
1984年，上海贝尔成立伊始，安徽省合肥市就准备引进万门程控交换机以及500路的长途电话交换机。这个任务最后就落在了上海贝尔公司的肩上。上海贝尔组织精干力量，努力研发，精心调试。1986年，上海贝尔的第一个局用交换机在合肥市开局成功。
华为真正进入局用交换机市场却是在1995年。电信市场瞬息万变，相差一天，便可决定胜败。十年的差距，相差的距离岂是一点半点？在国内电信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华为用“二流产品卖出一流市场”。
华为的产品在一开始的时候，技术确实是不太成熟。可是当华为的设备一旦出了问题，华为的技术人员往往会星夜兼程赶到现场日夜守护，哪里出问题，立马维修更换。
很多电信运营商都曾经这样说过：就算人家产品有问题，人家给你成天守着，你还要怎么样？
良好的客户关系，竟然淡化了华为公司早期产品这样那样的瑕疵。
华为刚研制出不太成功的C&C08万门机的时候，上海贝尔已经是国内电信供应商的老大，雄霸着国内大部分局用交换机的市场。C&C08万门机当时虽然被专家们评定为“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但两家产品比较起来，上海贝尔绝对是迫击炮，而华为的C&C08万门机也就是一门“土炮”而已。
土炮和迫击炮比起来，威力小，射程近，还经常打不响。任正非觉得，如果和上海贝尔这样的强手正面交锋，取胜的机会实在渺茫。他立刻制定出了一个避实就虚的计划，首先进攻东北、西北、西南的落后省市。
毛主席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兵法，绝对是以弱胜强，百用百灵的绝招。华为主管市场销售的这群“土狼”们，用通信电源销售的丰厚盈利，对C&C08万门机的销售进行补贴，只要当地的电信运营商有购买的意向，华为人就敢以超低的价格将C&C08万门机卖出去。
一场争夺市场的围歼战的序幕正在悄悄地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