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据说，正是那句酒后之言居然让朱玲非常感动。
感动的结果是我没有料到的，过了几个月，一天夜里，我正在灯下硬着头皮翻看一本晦涩难懂的电影符号学方面的书，电话铃声响起，我接了电话，原来是朱玲，她正在我楼下，通过电话，我听到她对我说“生日快乐”，我这才想起，当天是我二十七岁生日，那天朱玲进来，送给我一瓶香槟酒，我们就在我屋内，一杯一杯地把那瓶香槟喝得一干二净，随后，我迷迷糊糊地睡去，朱玲坐到我的电脑前，一页页翻看我写的剧本小说，就那样一直看到天亮，我醒来后，朱玲果断地对我说：“你应该好好写，不该胡混。”
然后，根据她的建议，我收拾了一下换洗衣物，又从书架上拿了几本常看的书，然后把那些东西搬入朱玲的那辆日产马自达323型轿车，据朱玲介绍，那辆车已在停车场放了一年之久，如果她不开开，迟早会变一堆废铁，于是我便坐上她的汽车，来到她家，过起了所谓“干干净净的写作生活”，朱玲为我腾出一个书房，她整日忙着准备一顿又一顿的早餐午餐和晚餐，并轻手轻脚地端到我的桌上。
那一段时间，我过得可算是简单，除了写作，什么也不想，夜里闷的时候，我便与朱玲一起外出兜风，我与她往往一言不发，开着车，驶过一条条寂寞的街道。过了几个月，我写成一部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朱玲看过，十分满意，我便送到出版社，那是九五年的九月，然后，朱玲去了美国，她有一个老朋友在那里发迹，仍记挂着她，愿意娶她为妻。
临走时，她把门钥匙递给我，对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一趟回不回来，你要愿意，就住在这儿吧，电话费、水电费我已和物业管理算好，你不用操心。”
我把钥匙还给她，说：“我不用。”
我记得朱玲收回钥匙时，眼中竟露出一些伤感，她摸着我的头，对我说：“你长大了。”
朱玲在情感方面教会我很多东西，比如：不自我欺骗，敢于面对自己最无耻的念头，敢于行动，过后说实话。我与朱玲最好的女朋友偷情事发，她并没有对我大喊大叫，而是告诉我，说我以后还会有很多姑娘，但并不一定能碰到真正合适的。
有一天，她让我管她叫姐姐，她说，如果我叫了，那么以后就不再与我发生性关系，如果我叫了，她会真的像姐姐一样关心我。
我没有叫。
我当时喜欢与她发生性关系，我那时非常迷恋与岁数比我大的女人之间的性关系，她们往往动作下流大胆，忘乎所以，我喜欢看她们下床以后的正经样子，我还喜欢回想两者之间的差别，我认为那简直太棒了！
朱玲还教会我一些别的东西：做意大利面条，说下流话，用口红在镜子上写留言条，对人真诚，花钱大方，买合身的衣服穿，遇到倒霉事不抱怨等等。
还有，她始终要求我工作，写剧本，写小说，写诗，写一切可写的东西，不管那些东西能否换来金钱，她说：“你会写东西，就是在人世间有了一个像样的工作，千万别丢掉这个工作，不然，你在人世间就会变得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的来到世间，再一无所有的离去是不好的，像我一样。”
直到现在我也一直认为，她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女人。
12
出了朱玲家，我走下楼梯，上了出租车，一直开到一个医院，像医院那样的地方我不熟，因为不常来。我曲曲折折地挂了号，买了病历本，来到泌尿科，接待我的竟然是个女大夫，她问我：“怎么了？”
我却不知该怎么回答。
她又问：“你挂号条呢？”
我把挂号条交给她。
“你是——”
“我和一得性病的姑娘睡过觉——”
“没带——”
“没带。”
“她是什么病？”
“我也不知道。”
“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有。”
“什么时候——”
“昨天夜里。”
“这样吧，你把那个姑娘带来，我先问问她什么病，很多性病有潜伏期，现在我也不知道你得了什么病——先去做个化验吧，抽点血，然后——”
按照女大夫开的小条，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做了一些必要的检查，其过程让人难于启齿，终于混过那段时间，我从医院出来，钻进一辆出租车里，不知自己该怎么办。
女大夫告诉我，一个星期以后取化验结果。
13
我回到家，辛虹已经醒了，正在看电视。
我坐到她身边，把大麻掏出来，扔到桌上。
辛虹看了我一眼：“干嘛去了？”
“出去弄点大麻。”
“是给我弄的吗？”
“你想抽就抽吧。”
辛虹开始制作大麻烟卷，她打开信封，取出塑料袋，从里面取出大麻，用水果刀切下一小块，然后拿出一支烟，把里面的烟丝倒出来，和大麻掺和在一起，重又塞进烟纸里，她点燃，抽了一口，递给我。
“你先抽吧，我呆会儿。”
“你吃饭了吗？”
“没有。”
“你冰箱空了。”
“我知道。”
“我瘦了，一天没吃东西了。”
“一会儿出去吃。”
辛虹看看我，又把头扭过去看电视。
一会儿，她又扭过来。
“你怎么了？”
“没事呀——”
“你昨天可不是这样的。”
“有点累。”
“我想起一件事——”
“什么？”
“今天我姐们儿过生日，咱们不用吃饭了，我一会儿呼她一下，看她有什么动静。”
“行。”
我点上一支烟，看着辛虹的脖子，她的脖子又细又白又长，非常漂亮，这是她身上最漂亮的部位。
辛虹回过头来，“我跟你说过吗？”
“什么？”
“你这儿真舒服。”
“没说过。”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直到完全漆黑一片。
我和辛虹一直在看电视，新闻联播，电视剧，广告片，专题节目，平均每隔五分钟换一下台——快八点半时，辛虹站起来，抓起电话，呼了一个号，刚放下电话，不到片刻，电话铃就响了。
辛虹拿起电话：“阿梅吗？今天生日吧——想怎么过？——大ＰＡＲＴＹ，太好了，在哪儿？还没定呀，那我就等着——行，到时候叫我一声，我就在这个电话边上——对，和他在一起——没乱搞，看电视呢——”她忽然扭头，“你去吗？”
“无所谓。”
“去吧，去看看。”
“行。”
她又转向电话：“他去，行，我等你电话，别忘了我啊——”
她放下电话，长长出了口气：“晚上总算有事了。”
“你不去歌厅了？”
“你没看见吗，今天有事儿，我姐们儿过生日——”
14
我们坐上出租车，那辆车一上去，司机就说快没油了，于是先到东单加油站加满了油，然后转回长安街，向西一直扎下去，辛虹坐在我旁边，出租司机不断地一盘接一盘地换着磁带听，没有一首歌能听完，最后总算找到一个拼盘听了起来，是老狼唱的《同桌的你》。
我一言不发地坐在辛虹旁边。
“你是不是不高兴？”
“没有啊——”
“那你干嘛不理我？”
“没有啊——我看外面。”
“以前你可不这样——是不是跟你睡完觉就烦我了，要烦我，说一声，我自己走。”
我突然说：“你自己走吧——”
“怎么了？”
“我不舒服。”
“哪儿不舒服？”
“我想回家。”
辛虹突然喊了声停车，车未停稳，她便拉开门走了出去，又“咣”地把门关上：“神经病。”
司机一脚油门，我回头张望，转眼间，辛虹就从后风挡玻璃中消失了。
15
又是无数的美丽的人头从天上飘落，她们是一些未知人事的少女的头部，眨着漂亮的眼睛，然后掉到地上，有长发的，有短发的，有系着发带的，有戴着发卡的，全都那么可爱，我低下头，看到那些人头在地上四处滚动，我听到叹息声，听到尖叫，听到歌声，还看到泪水——我从梦中惊醒，抬起头，看到床头柜上的时钟，正是深夜十二点整。
朱玲对我说过，不要与三陪混，万不得已也不要去，她们太脏不说，还麻烦。
朱玲说得很对，但我并不总是听朱玲的，因为她是她，我是我。
我不怕脏，也不怕麻烦，但我怕独自一人，怕没有地方去。
深夜十二点醒来这件事对我来讲，简直无法忍受，因为我独自一人，因为无处可去。
我想再次睡去，但又怕做同样的梦，我感到头痛，恶心，身上还出汗，我睁开眼睛，一会儿，我又闭上眼睛，再一会儿，我又睁开眼睛，不久，又闭上，反反复复，直到天明。
天明以后，我下床洗澡，然后煮热咖啡喝，喝完咖啡，再次洗澡，然后回来再次喝热咖啡，这样做的原因想让自己清醒，但清醒之后，我又感到无聊，人在无聊时很容易疲倦，而要想从疲倦中摆脱出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睡觉，于是，我拉上窗帘，爬上床去，盖上被子，安然睡去。
16
辛虹走后的一个星期我心绪不宁，我接的一个描写电脑的情景喜剧也因我写作态度不端正而作废，制片人换了别人来写，本来因为剧本讨论、开会、吃饭，写提纲等琐事还能叫我有一种忙忙乱乱的感觉，然而，然而——就像电影中的换场，仿佛只用了一秒钟，一切就从天而降，当我清醒以后，我突然发现自己正独坐家中，口干舌燥，窗帘外面是闪亮的阳光，地板上堆满了唱片、录相带、烟灰缸和吃剩的薯片空筒，此外是围绕着我的是一片寂静，没有声响，没有人，没有电话，没有事情，没有现在，也没有明天。真讨厌。
我打开写字台边上的抽屉，里面还有大约两百元，这是我现在所有的钱，我把那两百元放进空空的钱包，然后打电话给电视台的一个制片人，催他快些结账，他支支吾吾，于是我就不断地打出电话，不厌其烦地找到各个与结账有关的人，终于，两个小时后，我可以去台里领取我的最后一笔五千元稿酬，我带上身份证，来到电视台，开了进门条，经过一系列周折，领到酬金，然后给大庆打了一个电话，大庆此时正在家里睡觉，通过电话，我听到他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咕噜了一声“过来吧”，我挂断电话，出了电视台，坐上一辆出租车，来到位于航天桥附近的大庆家，他打开门，然后钻回被窝，继续蒙头大睡，我听着他的呼噜声，坐在他的双人沙发上，看着他的闹钟一秒一秒地走动，看了几圈，便进入了梦乡。
17
我喜欢找大庆，有事的时候找他，没事的时候也找他，大庆也不喜欢一个人呆着，宁可整夜夜不归宿，与我、还有其它一些朋友呆在一起，他管那叫“耗着”。
于是，在我们都无所事事的时候，就聚在一起耗着。起初，我们聚在一起谈论电影，谈论施隆多夫，谈论马丁。史高西斯，谈论伯格曼、费里尼或塔尔科夫斯基，然后我们谈论海德格尔，谈论波尔，谈论尼采，谈论利奥塔，谈论所有那些时髦的作家，谈论他们的作品及人生，当发现一切都是纸上谈兵，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改成谈贝多芬，谈梅西安，谈贝里尼，然后话题转到毕沙罗、达利或是米开朗基罗身上，当然，他们与我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因此，最终，我们谈无可谈，就围坐在一起干耗。
一干人中，只有大庆有一个固定女朋友，她在公司上班，叫吴莉。吴莉工作很忙，而且与大庆的生活习性刚好相反，大庆睡觉的时候，她上班，当她回家睡觉时，大庆却要出门了。
然而，在大庆的情感生活里面，吴莉却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大庆的天性里，喜欢各种各样的姑娘，但他无法离开吴莉，他的头脑在想到与吴莉的关系时最多想到分手，但再往下想，分手以后的吴莉会再有新男友，这个念头简直就能要大庆的命。因此，在外面混的大庆往往在姑娘方面无所作为。
我个人认为，大庆的生活方式值得羡慕，简直可以用贝克特《等待戈多》里的一个人名来称呼他——幸运儿，没错，他是个出污泥而不染的幸运儿。
18
顺便提一句贝克特，此人是我私人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家，他是一个爱尔兰人，世人对他的认可可用196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来概括，在他最悲惨的几年中，他曾靠他的情人做苦工挣来的钱生活，为了摆脱乔伊斯对他的影响，他竟用法语写作他主要的作品，包括《莫洛伊》，《马洛纳之死》，《无名的人》和《怎么回事》四篇，这些作品千篇一律，枯燥乏味，充满独白与呓语，主人公一律完全无可救药，如同他自己。据说他总是在大醉中奋笔疾书。世人开始对他真正关注始于他的一部前面提到的话剧《等待戈多》，因为这部话剧，贝克特的生活得以改善，并以话剧的形式把自己的小说重复了一遍，然而不幸的是，世人仅仅对他的话剧感兴趣，而把他的小说扔到一边，实际上，他的话剧比起他的小说来，可以说是拙劣透顶。
贝克特说过：没有什么比不幸更可笑。
贝克特还说过：人生的惟一内容就是沮丧。
我喜欢《无名的人》，整部小说是由一个莫名其妙的生物叙述，他被命名为马胡德，叙述者双手放在膝上，坐在一个水缸里，没有行动的能力，他的脑袋是一个大而平滑的球体，没有面部特征，他的眼睛又像是含着泪又像是充着血，他没有鼻子，看不出是男是女，没有毛发。
像贝克特笔下所有的人物一样，马胡德的需要和痛苦来源于一点，那就是说话，他必须不停说下去，他是为解脱说话带来的苦难而说话。他叙述的内容有零零星星的知识和信息比如他的出生地，比如关于上帝，关于罪与赎罪，关于母亲等等。还讲些断断续续的故事，比如关于他生活在某饭馆门外的一口缸里的故事等等，小说最后一个句子长达一百二十页。
贝克特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的一生用尽全力所做的事情便是把他的悲观情绪讲给别人听。他毫无希望地讲着，他想象中的听众自然也是毫无希望地听着，一切都毫无希望，在他不着边际的叙述中，你无法确定任何东西，主人公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没有时间，也没有地点，更没有所谓的主要事件、人物关系，主人公似乎在做着什么，又似乎没做，总之，一切都混乱不堪，叙述就在这种混乱不堪中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总体看来，他在小说中要表达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没有事情发生，什么也没有发生，既然没有发生什么，当然，事情也就无从谈起。
我喜欢贝克特的胡言乱语，是的，只有胡言乱语是对的，除此以外，别的简直就是不知所云，不着边际。贝克特喜欢在静止中存在，像我现在一样，倒在大庆的沙发里沉沉睡去，我的身体与我的感觉静止于某一刻，徒劳而又悲观地静止在那里，任凭夜幕席卷而至。
是的，贝克特是对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而且是接二连三，以至无数次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妈的，这是绝望啊。
19
我和大庆是让吴莉叫起来的，其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吴莉穿一身上班族的套装，肩上还挎着一个小包，她拉亮电灯，叫醒我们，然后踢掉高跟鞋，把脚搭在茶几上，点上一支烟说：“忙了一天，我还没吃饭，咱们到哪儿去吃？”
大庆此时便从床上一跃而起，挥动白胖的手臂：“随便，随便，都行，都行，你说，周文，去哪儿？火锅？川锅？湖北菜？还是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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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与大庆和吴莉在一起，无论是吃饭，还是逛书店，还是在专卖店等吴莉试衣服，还是站在街头四下张望，我们三人出行的特点是，三个人都不怎么说话，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
在吃饭时，大庆和吴莉不怎么说话是有原因的，因为两人都特能吃，吴莉吃起东西来速度极慢，但很匀，从头吃到尾，中间不停顿，大庆是猛吃一会儿，停一会儿，哼哼几声，接着猛吃，我则是东吃几口，西吃几口，抽一支烟，再抽一支，见他们两人不停，就拿起筷子，再吃。
如此这般。
可以想见，我们三人来到位于美术馆东面的“随缘”坐下以后是一个什么情景。
蚂蚁上树吃完了，尖椒腊肉吃完了，剁椒鱼头吃完了，炸小鱼吃完了，腊肥肠吃完了，最后什么都吃完了，十碗米饭也吃完了，吴莉使劲睁开惺忪的睡眼，对我们说：“累死了，天天加班，明天还得早起，我先回去睡了，你们呆着吧。”
说罢，像推开某种障碍似的，顺手推开大庆佯装关心而伸过去的手，打着哈欠离去了，我和大庆面对一桌脏得可以的杯盘碗碟，一时竟无语凝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