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雷]
我走下那几级大理石台阶，才算可以放心地舒一口气。
高楼林立的商业区，什么时候起有种繁华的味道了？一定是我上大学离开家的那几年，不然我不会骤然间这样陌生。干净的路面，干净的人行道，干净的车流，我刚刚走出的那幢大厦干净的玻璃门，干净的楼群——恐怕这跟楼群的颜色有关。然后我看见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子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面容悠闲地从这大厦面无表情的警卫前边经过，我在这一瞬间放了心，知道这还是我认识的那座城市。
很有意思。这些年来，我找工作的时候多恶心的事儿都遇上过，从来也没觉得怎么不公平，还时不时自豪或者说自慰（不对，应该是自我安慰）一下，告诉自己这也是做异乡人的体验之一。反倒是今天，当我头一回这么顺地找到工作，而且工作环境和薪水都超乎我的想象的时候，我心里却有些不安，好像是发了笔不义之财。
该把这好消息第一个告诉谁呢？老爸老妈就算了吧，反正他们高兴不到哪去。我至今忘不了我终于鼓足勇气跟他们俩摊牌的那天。我说我根本就没打算考研，我回家只不过是因为被老板炒了。我爸的一张脸阴沉得像是台风过境，我妈先是以一种同情弱者的眼神瞧瞧我再偷眼看看爸——从我青春期开始叛逆起她就养成了这个习惯。在我们家我爸是主人，我身兼奴才和傻子二职，我妈就是那个“聪明人”。你不得不承认鲁迅就是伟大。天杨吗？这时候别吵她，她这几天上夜班，现在正在像小猪一样幸福地酣睡呢。我盯着手机看了半晌，不知道该摁下哪一个号码。不过谢天谢地，我的手机从现在起不用担心龙游浅水虎落平阳般地被停机了。
不仅不用担心被停机，而且它还在这时候生龙活虎地响了。好孩子，没白疼它。
“喂？你好。”我想我的声音非常阳光。
“我还以为你死了。”
老天，这是……
“托你的福，烂命一条，还在。”
“你猜我现在在哪儿，周雷？”
“不要告诉我你在我心里，因为那不是真的。”
“向左转，往马路对面看，对了，就这样，真乖。”
“怎么像是给手机做广告一样，冯大小姐，不对，现在该称呼你什么太太？”
她端起面前的紫砂壶斟满我的茶杯时，我有点不可思议地说：“果然结了婚就是成熟了，一举一动都这么‘贤淑’。”
她笑笑，“我这次是来出差的。昨天刚刚把事情办完。本来想晚上约你出来吃个饭，可巧就看见你了。”
“干吗‘晚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她大笑，“你真是一点没变。”
“冯湘兰。”我换上一副正经的神色，“你变漂亮了。”
“谢谢。”
“要谢你老公才对。”
她凝望了我半晌，开颜一笑，“离了。确切地说，正在办。”
我一口茶差点吐出来，“算你狠。”
她笑容可掬，“不过你千万别担心，我今天就是想跟你见个面，决不是为了勾引你。”
我突然间有些愤怒。要知道我是为了她那个鸟蛋婚姻才丢了工作的，要知道是她那个鸟蛋婚姻让我重又回到这儿，鬼使神差地把我推向天杨的，不只是天杨，是推向另一种生活。可是她大小姐——没错，现在的确又变成小姐了——倒是轻松，说离就离，她都不知道自己随随便便就左右了我的人生还好意思跟我坐这儿不咸不淡地喝茶，就像《旧约》里上帝有事没事就出来跟人物们聊上两句一样荒诞。
“为什么？才结了几个月，没准儿好些事儿可以磨合呢？”
“有些人可以，我不行。”
“早就看出来你不行。”我笑，“不是我说你，没事儿逞什么英雄？”
“失败一两回不是坏事。”她也笑，“至少我知道了自己不适合干什么。”
至少她知道了自己不适合结婚。我呢，我知道了为了一张结婚请柬得罪老板是豪爽，为了一张右下角印着“保质期两个月”的结婚请柬得罪老板是傻，挺好。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了苏云。为什么？因为我突然想起我自己有没有这样光荣的经历，在无意中影响了一个人的命运？迄今为止，如果有，就只能是她。
苏云是我同系的师妹，比我低两届。大三开学接新生的时候小丫头第一眼就看上了我，而且不是那种轻描淡写的“看上”，是山崩地裂的那种，虽然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刚开始她旁敲侧击地暗示的时候我可以装糊涂，到她明白无误地表白时我就只能很残忍地说“不”了。其实我并不是从没有和谈不上“来电”的女孩交往过，到最后虽说分手也是好聚好散。可是苏云不同，坦率地讲，我扮演了一回懦夫的角色，因为如果她只是“轻描淡写”地看上我的话，我不会拒绝她。她是个很可爱的女孩。问题在于我良知未泯，我看得出来她的温度。
那是段狼狈不堪的日子。我第一次发现只要我想我也可以足够心狠。她越是执著我就越是拒绝，乐此不疲。到最后我的拒绝已经与感情什么的无关，纯粹是为了较劲。我不信我会输给一个小丫头。我相信那些日子里见过她那张倔强又凄楚的小脸的人都会觉得我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这是一场类似猫捉老鼠的游戏。谁是猫谁是老鼠——用我说吗？
我们的僵持到白热化阶段的时候——用我们宿舍哥们儿的话说就是“比世界杯还过瘾”。那几天她整晚上整晚上地站在我们宿舍的楼下，一个电话打过来，“我等你。”然后就三四个小时地站在那儿，还一面跟来往的熟人打招呼——好像她是来乘凉的。我真惊讶，那么瘦小纤细的小姑娘的体内怎么能蕴含这么多的能量。那些夜晚我佯装平静，号召哥儿几个打升级。洗牌的时候经常手指发颤，牌落了一床一地。对面宿舍的一个哥们儿意味深长地说：“我觉得你——是不是在故意锻炼自己的意志力？”有几次全宿舍群起而攻之，我硬是被他们轰到了楼下去。我对她说：“对不起，我今天晚上有事儿。不，其实没事儿，但是请你回去吧。”她含着泪盯着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等着瞧。”那架势也早已与爱情无关。
有一个周末的晚上。学校放梁家辉演的那部《情人》，全宿舍倾巢而出，只剩我一个人。我知道她就在下面。然后下雨了，非常大的雨。我终于冲到楼下去把浑身湿透的她领进楼道里。她静静地看着我。她和《情人》里那个女孩一样穿了条白色的连衣裙。那场倾盆大雨洗去了她浑身的任性和乖张。就在我还差一秒钟就要把她搂在怀里时，她说：“周雷，我以后不会再来找你了。”
我笑笑，摸了摸她垂在脸上的一绺头发。
“周雷，”她说，“我再最后跟你说一遍：我很爱你。”
我说：“如果我没有伤害过你，你还会爱我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冒出这么一句混账话。但是她很惊讶地看着我。——那是种类似于醍醐灌顶的惊讶，已辜负了上天为了她投资一场倾盆大雨所营造的悲情氛围。
后来苏云的男朋友就是那个说我是“故意锻炼自己意志力”的家伙，再后来我们喝毕业酒的时候苏云笑盈盈地过来敬我。当时的氛围已经因为几个人的酩酊大醉由伤感变得混乱起来。在一片混乱之中苏云对我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答案。如果你没有伤害过我，我不会爱你。至少不会像我当初那么爱。但是——”她笑了，两年的大学生活让她身上多了一种女人味，“遗憾的是，没有‘如果’这回事。”
好吧。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没有如果这回事是怎么回事。这些年我常常想起苏云。尤其是在我不可一世自我膨胀志得意满的时候。那个雨天里她宁静的脸总像一把锥子一样刺破我的“成就感”这个氢气球。提醒着我的怯懦。我敢说，如果我们当初真的顺理成章地变成男女朋友，那今天她对我的意义就不会如此特殊。
我送冯湘兰回酒店的时候，天色已晚。
“明天几点的飞机？”我问。
“下午。”氛围变得暧昧起来。或者说我刚刚觉察出来。“对了。”她笑着说，“还没祝贺你呢。找到一份好工作。”
“算了，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只是钱多钱少的区别而已。”
“给你点儿阳光你就要灿烂。”她损我，“我还没看出来你这么超脱呢。”
“不过我告诉你，最近我正在做的一件事儿让我特别有成就感。”我说，“我在追我这辈子喜欢过的第一个女孩子。我是说重新追。挺有意思的，觉得自己是在重活一遍。”
“你说宋天杨？”
“你你你——你怎么知道她的名字的？”我一瞬间窘相毕露。
“你的事儿我那时候全都打听得一清二楚。宋天杨啦，苏云啦……”她瞟了我一眼，嘲弄地微笑着。
“我还是那句话：算你狠。”
“好了。”她停在酒店的门口，“上来坐坐吗？”
“不了。”我坦率地说，“我不是什么柳下惠，没必要有事没事考验自己。”
“怕对不起你心里纯洁的初恋情人？”
“她可不是什么纯情少女，她睡过的男人虽说没你多，但那数字也足够让居委会大妈气急败坏的。”
我们一起笑，引得过路行人侧目。
“好吧。”她说，“那就再见了，祝你幸福。”
“你也一样。婚可以不结，日子要好好过。”
“还是周雷对我最好。”
我凝视着她的背影。她穿套装和高跟鞋的样子很漂亮，她的头发也挽成了一个很白领的髻，不过我还是很怀念她那些苹果绿粉红天蓝鹅黄的吊带装。再见，阿兰。
夜晚来临，不过来临得不是那么彻底，霓虹还没有完全绽放。冯湘兰的酒店和我星期一就要在那里上班的写字楼恰成一条对角线，遥相呼应，两座璀璨的塔。我相信当我坐在那写字楼的第二十七层加班的时候，往下看，会发现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酒杯。葡萄美酒夜光杯。多少人痛骂城里的灯光呀。藏污纳垢，粉饰太平。让堕落的人合情合理地堕落，遮盖了“罪恶”龌龊肮脏的轮廓，让它变得邪美起来。而且还混淆人的视听，以为这世界变成了金钱权力香车美女的盛宴。凡此种种，证据确凿，让良知未泯的人给城里的灯光判死刑吧，或者终身监禁也行，让它身着囚服姿色全无从此不能妖言惑众。——但是，你能说它不美吗？
我今天为什么变得这么煽情？我还真是难伺候，没工作的时候难受找工作的时候难受找着了还难受。想想我刚毕业在北京住地下室的时候吧。我对自己说你终于有资格回忆了。每天在人才交流市场像古希腊奴隶一样等待贱卖。回到阴暗的斗室里起劲儿地听重金属，在“病孩子”的ＢＢＳ上留下无数愤怒得顾不上押韵的诗篇，顺便跟几个不太熟的女子做做爱——很朋克。
当我挤破了脑袋终于钻到一家不甚正规的房地产公司做部门经理——的助理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来，今儿晚上别再像鼹鼠一样在地底下闷着，出去看看北京的灯吧。我站在崇文门的霓虹里舒出胸中一口恶气的时候，我忘了就在前一天，我还在长途电话里跟一个哥们儿刻薄地说面试的时候我发现那里从老板到员工的水平居然都比我还低；我忘了现在轻松愉快的自己曾经就算是兜里只剩下一百块钱的时候心里也在思考我想做的工作是否对这个世界有意义；我想起我很装蛋地对一位在广告公司拿八千块钱一个月的学长讲：广告——无非是污染并强xx人们的精神，或者挑起人们的欲望让他们自慰；我想起其实房地产公司也好不到哪里去，它把房子变成人把人变成阴沟里的爬虫；我想起一个中学时的哥们儿的Ｅｍａｉｌ，他老爸是家证券公司的经理，所以他很幸运地一毕业就有机会跟着高层们兴致勃勃地包装那些亏得一塌糊涂的公司上市。他说：真是的，我学的是金融，又不是整形外科。
我在崇文门的霓虹里蹲下来，哭了。我知道我自己也在跟大家一样病菌似的污染这个世界。我知道我愤怒我朋克我重金属我叛逆不过是因为我没抢到一个污染的机会。但就是这个已经被我们变成个巨大的公共厕所的世界，我们除了爱它又能拿它怎么办呢？我告诉自己来吧你试着用日后成功了的你的眼睛来打量现在的生活，没什么，你是在完成一个赢家温暖而辛酸的回忆。我蹲在人行道上哭得像个傻瓜，当时看见我的背影的人准以为我是在呕吐。
现在我有了一个机会俯视城市的灯光。“其实没什么好工作与坏工作的区别，只不过是钱多钱少的区别而已。”要知道那是我几年前就设计好的台词。只是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今天的我，真的这么想。
后来我告诉天杨那个难忘的崇文门的夜晚。然后我问她：“我心里有事儿的时候跟你说。你心里有事儿的时候问谁呢？”她笑笑，“我去问加缪。别笑，真的。加缪的书里什么都有。”——真恐怖，加缪又不是邪教教主。
说曹操曹操就到，手机响了，天杨说：“周雷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敢说‘不’吗？”但她今天晚上没有跟我贫嘴的兴致，“周雷，我爷爷的病犯了。现在我们都还在医院忙活呢，你去幼儿园接一下不不行吗？我们都忘了他了。你顺便带他出去吃个饭，然后再带他回家睡觉。谢了。”
好吧。不不。你小子今儿晚上可别惹我。
[肖强]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六号晚上，方可寒死了。
我至今记得白得泛青的医院的灯光下她长长的，静静的睫毛。走到大街上的时候，我发现下雨了。雨雾中的路灯的光看上去比平时洁净些。我想要不要马上打电话告诉天杨和江东这件事，想想算了，他们明天一早还要模拟考。
所以在那个晚上，我只能独自承担这件事。独自回想——尽管我不愿这样——那灯光下，她的睫毛，她的嘴唇——淡粉色的，她的手指，她的长头发。我兜里还装着她的玫瑰红色的小呼机。她给我呼机号码的时候说：“从下次开始，一百块就行，优待你。”
我回到店里，看着两个顾客走出去，再赶走帮我看店的哥们儿。反锁上门，下意识地把我的蔡琴放进机子里。
“当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野花——”
我把灯关上。蔡琴既悠然又忧伤的声音在黑夜里如鱼得水。出了一身的冷汗。我还以为是刚才淋的雨。
我把钱递到方可寒的手里，有一次她说：“知不知道？其实我跟你上床，不收钱也可以，因为——”她诡秘地眨一下眼睛，“我喜欢你。”我笑笑，“我也喜欢你，不过还是收钱吧。你说呢？”她放声大笑，拍一下我的肩膀，很豪爽地说：“肖强，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方可寒，我想起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感觉到的温暖的红色的喧响，就像我第一次看见这个世界的感觉。想起我把自己曾经在黑暗中生活了六年的秘密告诉她的情形。
听完我的故事，她把烟从我的嘴上拿掉，深深地吸了一口，张狂地冲我笑了一下。我叹口气，说：“方可寒，还是戒烟吧。女孩子抽烟的话，过了三十岁，你脸上的皮肤会坏得很快。”她把烟放回我的手指间，“我活不到三十岁，真的，五台山有个高僧说我如果不出嫁的话，最多活到二十五，所以，”她停顿了一下，“你说的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你连高僧也不放过。”我笑着。“别胡说八道。”她非常认真地打断我，“怎么能拿宗教这种事儿开玩笑呢？”
我为什么会想起这些？当然，因为方可寒死了。
我的手臂贴在玻璃柜台上，凉凉的。我就这样睡了过去。是烟蒂把我烫醒的。蔡琴的声音在黑暗的纵深处蔓延着，“夜那么长，足够我把每一盏灯点亮，守在门旁，换上我最美丽的衣裳——”我把那张ＣＤ反反复复听了一夜。然后我看见了她，十七岁的她牵着六岁的我的手，我们有说有笑地在一条长长的街道上行走。那街道空无一人，两边全是路灯。她依旧美丽而嚣张，漆黑的眼睛里闪着飞蛾扑火般奇异的光芒。她说：“你看见了吗，这么多的灯，就像是过元宵节。”我说：“什么叫‘看见’？我是说，为什么咱们要把‘看见’这件事情起名叫‘看见’呢？为什么‘看见’是‘看见’不是‘听见’？‘看见’和‘听见’为什么不能换？要是咱们大家都管‘看见’叫‘听见’，‘听见’叫‘看见’的话，大家是不是就不会说‘肖强看不见’，而说‘肖强听不见’了呢？”她放荡地大笑着，她说你这个孩子还真是难对付。
然后我就醒来了。我看见了窗外的阳光。
三天后的一个中午，天杨和江东兴冲冲地进来。“嗨，肖强，好几天没见！”天杨快乐地嚷。我想他们是考完了。我淡淡地说：“跟你俩说件事儿，方可寒死了，十六号晚上的事儿。”
“你干吗现在才说？”天杨愣愣地问。
“你们不是要考试吗？”
“那你干吗不索性等我们考完了再说？”这次是江东的声音。
“这个，”我心里一阵烦躁，“你们怎么还他妈没考完？”
“下午是最后一门。”江东坐到了柜台前边的椅子上，慢慢地抬起头，“肖强，给我根烟。”
“对不起，我是想等你们考完了再说的。”我把烟扔给他。
“没什么，反正你已经说了。”他点上烟，打火机映亮了半边脸。
“还好，”天杨坐在小板凳上，托着腮，“下午要考的是英语。脑子稍微糊涂一点无所谓。要是考数学那可就完蛋了……”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像是在自言自语。
[天杨和江东]
我们随着拥挤的人流走出校门。他问我：“怎么样？”我说还行。我说：“你呢？”他笑笑摇摇头，“完形填空根本就是ＡＢＣＤ胡写一气，没时间了。”我说：“没什么，反正模拟考，不算数的。”他说：“就是，要是这是高考，我他妈非掐死肖强不可。”我们沿着惯常的路往河边走，一句话没说，远远地看见堤岸的影子，两个人几乎同时开了口：“绕路吧。”然后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他就在这时候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我们走了很久，终于从一条僻静的小街拐上了平时常走的大道，终于绕过堤岸了。我把头一偏，视线就避开了堤岸尽头处，那个叫做“雁丘”的公共汽车站。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真小。我说天杨咱们现在去哪儿？她说哪儿都好我就是不想回家。我们俩于是走到我们平时常去的那家蛋糕店。老板热情地招呼我们说：“快要高考了，很忙吧？”喝了Ｎ杯柠檬茶，直喝到不能再续杯为止。她突然对我笑笑，我想起我们俩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是来这间店喝柠檬茶，那时她也是这样笑笑，刚开始的时候她跟我说话还会脸红。我也是。
他问我：“笑什么？”我说：“知道她生病是三月份的事儿，到四月十六号。这一个月真够长的。”他也笑笑，说：“就是。”
“咱们也要高考了。”我说。
“别担心。”他说，“这两个月也会很长。”
我笑了，“这话让灭绝师太听见了，非气死不可。”
“怎么了？这是我心理素质好的表现，她该高兴才对，否则都像阳小姐那样——好吗？”
“阳小姐”是我们邻班一个女生的绰号，她叫“阳小洁”。她前些日子吃了三十多片安眠药，留下遗书说都是高考的错。不过没死，只是现在还没回来上学。我没接他的话，我现在一点也不愿想跟“死”这件事沾边儿的东西。
店里坐着另外一对儿，穿的是实验中学的校服。他俩在吵架。声音越来越高。我们只好佯装没听见。老板倒是气定神闲地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像是对类似场面已司空见惯。那个女孩说：“全是借口！你不过是因为那个——”男孩说：“等你明年该高考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说没说谎了！我现在压力特别大，根本什么都顾不上，眼看就要报志愿了——”“我不管！”那个女孩的声音骤然又高了一个八度。男孩站起来走了，把门摔得山响。江东的手掌盖到了我的手背上，我悄悄地冲他一笑。
“手这么凉。”他说，“今天降温，你穿太少了。”说着他就要去拉他的外衣的拉链，“穿我的。”
“别，江东。”我压低了声音，瞟了一眼仍旧一个人在那里呆坐的女孩，她眼圈红红的，使劲咬着可乐瓶里的吸管，“别在这儿，她看见心里会难过的。”
她说：“她看见心里会难过的。”我说：“你怎么这么好？”她笑笑，“因为我不认识她。因为这点小事是个顺水人情。因为——”我打断她，“你还真不浪漫。”“本来。”她仰起脸，“这种，只能算是‘小善良’，不算什么。真正的‘大善良’，太难做到了。”然后她像大人那样叹口气。我知道她想起什么了。
后来我们走出那间店，来到我们平时常来的公园的湖边。四月是草坪绿得最不做作的季节。她枕着我的腿，起风了。“天气预报说，明天沙尘暴就要来了。”她说。我突然紧紧地抱起她，她的身体很软很暖和。
“天杨。”我说，“天杨。”
“这下好了。”她的气息吹在我耳边，“这下再也没有人来跟我抢你了是吧？”
“是。”我答应着，“没有了，再也没有了，现在就剩下咱们两个人，咱们谁也不怕了。”
“我怕。”
“怕什么？没什么可怕的。”
“江东你爱我吗？”
“爱，爱得……有时候我自己都害怕。”
“我也一样，江东。”她深呼吸了一下，“所以我怕，可能有一天，咱俩都会死在这上头。”
“别说死。”
“我不是指那种‘死’，算了，江东你跟我说说话行吗？我是说，咱们说点别的。”
“对，我也想说点别的。”
于是我们那天说了很多“别的”。气氛慢慢变得平静，我们说了很多，渐渐地对彼此说了些从没跟人说过的话，我是说，有些事我们从没想过要把它们付诸语言。比如，我说起了我初中毕业那年，去过一次巴黎。
那年父亲说这趟旅行是为了奖励我考上北明。那时候——即便是现在，对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来说，也是一个大奖。一个星期，我住在父亲的斗室里，算上卫生间十五平方米的小屋，只有一张单人床，被我占了，剩下的空间打个地铺都是勉勉强强的。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我忘了一出门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巴黎。抵达的那天晚上，水土的关系，我发了高烧，昏昏沉沉地睁开眼睛，满室局促的灯光。父亲轻轻地抚摸我的脸，我在他的瞳仁里看见有点胆怯的自己。男人的手指，温厚有力，是我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味道。次日黄昏，热度退了，父亲说：“带你去塞纳河坐船。”我们坐着哐啷哐啷的地铁，在一片黑暗中前进。我打量着幽暗的站台上污秽而鲜艳的涂鸦，需要自己开门的憨厚的地铁，人们的脸因为速度而模糊，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孤独的一部分。我轻轻握住了父亲的手，突然听见了音乐。卖艺的老人拉着手风琴，在一片钢铁、速度和性感的气息中，这音乐旁若无人。地铁口的风很大，沿着台阶走上来，看见雕像。父亲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左岸。然后我就知道，我爱上这个地方了。
我忘不了那个坐在协和广场的黄昏。大气的福克索斯方尖碑像棵胡杨一样挺立在夕阳下面。我看着它，知道现在该是塞纳河边的摊主们慢慢收拾起六十年代碧姬·巴铎的海报的时候。那时候我突然想：罗丹的思想者凝视着绽放在一九六八年五月的萨特，他们，这些伟大的灵魂，都为饥饿的人类夜不能寐。可是他们见过沙尘暴吗？一阵风吹来，父亲的大手覆在我的膝盖上，他说：“巴黎就是这样。七月份，风也凉凉的。”
我穿着一条在巴黎买的淡绿色的连衣裙。父亲说：“好看。”那些天我们的话很少。我要换衣服的时候他就进到那间只站得下一个人的浴室，像玩捉迷藏一样问一句：“好了没有？”我说：“好了。”门开了，父亲看着我，每天他都会说：“好看。”
然后我们一起，穿过这个城市每一个角落。拉丁区一间说是一八八几年就开张了的咖啡馆的老板问他：“先生，这个可爱的小姐是您的情人吗？”他笑着说：“是的。”明媚如水的阳光下，塞纳河风情万种，父亲操着熟稔的法语，他们一起望着莫名其妙的我大笑。那时候，没人知道我来自一个荒凉的地方。
回国的前夜，我在深夜里醒了。听见父亲均匀的呼吸声，我拧亮了床头灯，悄悄爬下来。那屋子真小，我得小心翼翼地踮着脚尖，才能跨过他的胳膊和腿，坐在他脸前的一小块空地上。背后是小冰箱“嗡嗡”的声音，这种公寓所谓厨房就是一个像件家具一样砌进墙里的电磁灶，一做饭，就算打开窗户也是烟熏火燎的。
我抱着膝盖坐在那儿，灯影里父亲沉睡的脸轮廓分明。我的指尖轻轻划过他高高的眉骨，他的脸颊，奶奶常说我和他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件事我这些天一直很想告诉他，可是我不好意思。六岁那年，他回来过年。晚上我硬是要他念书给我听，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听到他的声音。他说：“《小王子》？好吧。我随便挑一页，你闭上眼睛。”他的声音就这样猝不及防地传来：
小王子说：她的身体将我包围，照亮了我的生命。我不应该离她而去。我早该猜到，在她不高明的把戏背后隐藏着最深的温柔；花朵的心思总叫人猜不透。我太年轻了，不明白该如何爱她。
他的声音很厚，很重，有海浪的声音在里面喧响，又温柔得像一缕阳光。那是我找了好久的，专门用来念《小王子》的声音。我闭上眼睛，努力不让湿润的睫毛颤抖。那声音驯养了我。他以为我睡着了。他就停了下来，在我的面颊上，轻轻一吻。
现在他睡在我的面前。他的脸庞，他的呼吸。在我的指尖下面。他突然睁开眼睛，有些错愕地望着我。我微笑，“爸。”我很少这样叫他，“我睡不着。”
两个月后，我遇上了江东。新生入学，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做自我介绍。我听见一个声音说：“我叫江东。”那声音和六岁那年的一模一样，可以用来读《小王子》，可以让我的身体里开满繁花似锦的，温柔的欲望。后来，我就义无反顾地陷下去了。
她说：“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我从来就不知道这件事我有一天也会讲出来。”然后她羞涩地望着我。像猫一样，脸蹭着我的胳膊。
我也给她讲了一件我从来没有跟人说过，也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和人说的事儿。
我第一次做爱是初二那年暑假。
那个女孩是我的英语家教。是个大学生。她总是很肉麻地叫我“弟弟”。她很嗲地这么叫我的时候我看得出来，她的神态，她的表情，她的语气，都是在极力模仿那些漂亮女孩的娇气和挑逗。可是她很丑，就连那时候对“女人”这东西根本没开窍的我都觉得她很丑。但我不忍心揶揄她是丑八怪作怪，哪怕是在心里。因为我看得出来她这种模仿后面的努力和挣扎，我看得出来她自己也知道这努力和挣扎是徒劳的。
大学毕业的时候她本来应该顺理成章地留在这个她从小长大的地方，可是为了她的男朋友，她硬是跟家里闹翻，在他的家乡——一个更靠北，也更封闭的城市找了工作。她拿着聘书去找她男朋友的时候以为这会是一个最大的惊喜，结果那个鸟蛋男人说：你这是何苦？其实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那天她哭了，眼泪一直流，一直流，她的哭相很难看，可我还是把手放在她肩膀上。我是真的替她难过。我结结巴巴地说：“要不，我找我以前的哥们儿，去揍他一顿吧……”她一把抱紧了我，她哭着说：“弟弟，弟弟。”
后来，我们做了。
再后来，我和妈妈在国贸商厦里看见她。她推了一辆婴儿车，胖了些，好看了些。妈妈热情地跟她打招呼：“哎呀是小范老师。”她笑着，拍拍我的肩膀，“长这么高了。”那时候我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
我讲完了。天杨笑着，“真没看出来你是一肚子坏水。”然后她抱住我的脖子，我们接吻。凶猛地接吻，直到嘴唇出血。现在我们是亲人了。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我们就剩下了对方。我们只能相亲相爱，别无选择。
“天杨。”我告诉她，“我现在很幸福。”我是这么卑微，但是我很幸福。
风吹过来。夕阳鲜红。天色渐晚。
[周雷]
十点半，总算是把这个小混蛋弄上了床。
“现在给我睡觉。”我使用的是威胁的语气。
“不睡。”他倒是干脆利落。
“不睡揍你。”
“给我讲故事。”
“只讲一个，再不睡就真的揍你。”
“成交。”
“听好了。”我说，“你的弱智小熊维尼的故事——瑞比的耳朵。兔子瑞比一边拔卷心菜，一边自言自语：兔子是常常需要安静地思考的，也不是为了什么特别的原因，只不过是思考而已……”
“难听死了。”这小混蛋打断了我，“我姐姐讲得才好听呢。”
“本来就是这么弱智的故事怎么讲也好听不到哪儿去！”我恶狠狠地说，“而且你爷爷现在躺在医院里快死了，你姐姐现在也快累死了，你为了听个故事就要去麻烦他们你还真没同情心。”
“我没说要去找她。”他瞪着眼睛，“我就是说这个故事不好听。要不这样吧，”他笑着，“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给你讲个我最喜欢的故事怎么样？”
“好吧。”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不不拖长了声音，“分猎物。狼，狐狸，还有狮子大王去山上打猎，打了好多动物，然后狮子大王跟狼说：狼，你给我们大家分一下猎物。狼就把所有猎物分成一样多的三份。说：大王，分好了。狮子扑上去把狼咬死了，说：你还想跟我拿得一样多呀！然后狮子跟狐狸说：狐狸，现在你来分。狐狸从所有猎物里拿出一只青蛙，说：大王，这只青蛙是一份，剩下的是另外一份，大王您挑吧。狮子满意地问狐狸：是谁教你这么分的？狐狸说：是狼刚才教我的。”
小孩子家难免讲得颠三倒四，可是大致情节绝对是这样没错。我目瞪口呆，这小子。瞧瞧这个故事吧：强权、阴谋、狡诈、黑色幽默，全齐了。好吧，让小熊维尼去死，我将来要是能养这么个儿子可就太来情绪了。“这样吧，不不。”我顿时换了一套“自己人”的口吻，“我从现在起正视你的智商，给你讲个真正有意思的故事——”我想，要不给他讲讲《无间道》？
“你给我讲讲我姐姐吧。”小家伙的眼睛有点羞涩。
“你姐姐？”
“嗯。你不是她的男朋友吗？”
“这个——严格地讲，我现在还不是。”
“我觉得你已经是了。”
“那就借你吉言。”
“借什么？”小国际友人又开始犯糊涂，“我姐姐，她以前是什么样的？有没有现在漂亮？”
“没有。不过她很可爱。她十七岁的时候——”
“她现在几岁？”
“二十五。那时候她有一个男朋友。真正的男朋友。”
“那现在怎么变成你了？那个男朋友呢？”
“他们分开了。就像你爸爸妈妈一样，不也是分开了吗？”
“我爸爸妈妈是离婚。”
“结了婚的人分开叫离婚，没结婚的人分开——就只能叫分开。”
“他们为什么分开呀？”
“这个，谁也说不清。你爸爸妈妈能说清他们俩为什么分开吗？不好说。”
“我妈妈说，她不爱我爸爸了。那我姐姐一定是不喜欢那个人了是吧？”
“不对。你姐姐喜欢他，爱他。一直都在爱他。”
“那现在呢？”他的眼睛漆黑，漆黑地望着我。
这问题还真尖锐。现在呢？我也想知道。
“你姐姐和那个人，以前，很好来着。”我费劲儿地解释，“其实我也不大清楚。那个人好像看上了另外一个女孩。那个女孩她非常，非常漂亮。”
“比我姐姐漂亮？”
“比你姐姐漂亮！”
“那就没办法了。”这小东西充满同情地叹口气。
“最麻烦的是，那个人，他虽然看上了那个女孩，但他一样很爱你姐姐。”
“那我姐姐应该和那个女孩做好朋友，这就对了。”
“不，这不对。至少我觉得这不对，可你姐姐真的这么做了。因为那个女孩她生病了，是不能治的病，后来她死了。”
“死了？她几岁？”
“十八岁。”
“噢，那已经很大了。”
“可是十八岁无论如何不是该死的年龄。正常人都是老了以后才会死。”
“就是说，要是我爷爷今天晚上死了，那就很正常？”
“……可以这么说。”
“要是我明天死了，就不正常。”
“对，真聪明。”
“那我什么时候死呀？”
“这我可不知道。不出意外的话，还早着呢。”
“噢。”他满意了，“继续讲我姐姐吧。”
“好。你姐姐，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孩儿。那个女孩子生病的时候她去做她的好朋友，直到她死。要知道这是很多大人都做不到的事儿——不止是做不到，他们根本就不会想着要这么做。”
“我姐姐她老是那么凶。”
“但是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过去是，现在还是。”
“那后来呢？这个女孩死了以后呢？不就剩下我姐姐和那个人了？这不是正好吗？”
“不能这么说。”
“那后来到底是怎么样了？”
我也想知道后来到底是怎么样了，可是天杨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我相信，如果连我都不知道的话那就没有任何人能知道。我想和那件事有关。但那件事，怎么说也不能拿出来讲给小孩子听，再早熟的小孩子也不行。
“后来，我就不知道了。只有你姐姐自己才知道。不过你千万别去问她。”
“我知道。”小家伙笑了，“否则你就要遭殃了。你怕她。”
“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怕她。这没什么丢脸的。不过你要记住一点：你可以怕她，但是你不能忘了，你怕是因为你爱她。你爱她是因为你看得起她。她没有权利利用这一点让你顺从她。如果你发现她在利用这个，你就要毫不犹豫地离开她，懂我的意思吗？”
“不懂。”
“谅你也不懂。”
“我有个好主意，周雷！”这家伙从来都是这样称呼我，“你不是也不知道他们俩后来怎么样吗？又不能去问姐姐。咱们就给‘那个人’打个电话吧。现在就打。你说怎么样？咱们问问他，这不就可以知道了？”
“这这这，万万使不得。而且，那个人现在在加拿大，很远，我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
“我姐姐一定知道。”
“不会，你姐姐跟他早就没联络了。”
“她可以不给他打电话，但是她一定有他的电话号码，肯定。”这家伙激动得在被窝里翻个身，眼睛闪闪发亮。
我后来就睡着了，不不也是。在讲完这个乱七八糟的故事之后。
黎明，我醒来。发现自己以一个非常奇怪的姿势和衣窝在这小家伙身边，还发现天杨的手指轻轻滑过我的脸。我突然睁开眼睛让她吓了一跳。
“你爷爷还好？”
“好。”她说。
“你还挺乐观。”
“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还睡吗？我要去买早点，我奶奶也是刚刚才睡下。”
“我跟你一块儿去。”
“我去换衣服。”
她走出去，不不突然睁开眼睛，凑了过来。
“周雷。”他声音发颤，“她刚才亲你了你知道吗？我偷偷看见的。你睡着了，她就亲你了。”
“她亲哪儿了？”这才是重点。
“当然是嘴——”他眼睛发亮。我想我也是。
[天杨]
龙威找到了合适的骨髓。这些天病房里热闹得像是菜市场，又是北京上海来的专家会诊，又是电视台的来录像。叶主任陈大夫们于是一会儿一脸媚笑地向专家们讨教手术方案，一会儿又一脸谄笑地面对电视镜头。更可怕的是，即使没有专家也没有记者的时候他们也似乎习惯了将这种谄笑或媚笑粘在脸上，捏捏龙威的肩膀，“要是手术成功了，咱们医院还得感谢你呢。”
据袁亮亮说这话的潜台词是：小子争气点儿，别他妈丢人现眼地死在手术台上。用一向乐观的龙威自己的话说，就是：现在我是咱们科的形象代言人。
周雷现在来找我的时候总是西装革履的，一副滑稽的良民相。不过科里其他人——包括叶主任跟我的看法都不太一致，他们说：小伙子越来越帅了。
好不容易等来的星期天，下午杨佩请我们几个去钱柜唱歌，算是告别。没请周雷，因为她说这是纯粹的女人聚会，一面说一面对大堂里几个衣着光鲜暗香浮动的男人大胆地抛了个媚眼。
台湾超人气组合：Ｓ．Ｈ．Ｅ，三个最红的小姑娘。我已经不大了解现在的流行音乐了。杨佩和小郑在热情奔放或者歇斯底里地合唱她们的歌。其他几个女孩子也跟着她们起哄，包厢里的气氛很Ｈｉｇｈ。我盯着屏幕，这歌词倒是写得挺有意思。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你主宰，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好像看得见一个第一次让男人冲昏了头的小姑娘狂乱的眼神。杨佩转过脸，拿着我的手机挥来挥去，当荧光棒使。我这才看清楚上面绿光一闪一闪，是来电的标记。
“喂。”走到走廊上，寂静一瞬间给了我当头一棒。
“喂。天杨。”电话的线路好像效果不大好。
是不是真的？
“天杨，听得出来我是谁吗？”
当然听得出来。别说是七年没见，就是七十年，我也听得出来你是谁。
“你好，江东。”
“天杨，你好吗？”
“好。”大脑一片空白。
“刚才我先打到你家去。还好你家的号码没变。是一个小孩儿给我你的手机号的。”
我慢慢地跟他寒暄，说的全是些废话。本来想问问他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一想还是算了，这种问题颇有点调情的性质在里面。坦白说我不大记得我自己说过什么，只记得他说他下个月休年假会回国来，剩下的，好像还说起了他曾在多伦多的大马路上戏剧性地碰到了吴莉——我们的班长吴莉现在变成空姐吴莉了。江东说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强悍”。他语气不紧不慢，毫无暧昧，好像他是每个礼拜都会这么给我打一个电话。道别时他说：“没什么。就是想问个好。”没什么是吧。那是你没什么。
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出现在卫生间里。我把冷水撩在脸上，抬起头，镜子里那张宋天杨的脸熟悉得让我不敢认。
我已经二十五岁。还年轻，非常年轻。除了年轻之外似乎没什么可炫耀的。我的人生一直都很平淡。七年来，爱过其他人，堕过胎，上过大学，上过班，似乎做了很多事情。总之早就不再是那个高中女生宋天杨。我已经忘了你了。尽管在你的声音蛮不讲理地从天而降之时我依旧不能“没什么”。
我背靠着墙壁。墙壁很凉。这时杨佩走了进来，笑嘻嘻地把脸凑过来，“怎么，痛经呀？”
黄昏降临在我从小长大的这个城市。夕阳西下，光影浮动而已。没什么景致。就像很多发展得不够彻底的地方一样，摩天大楼的隔壁就有可能是几间低矮破旧的廉价酒馆。麦当劳的背后伸出一个老式的锅炉房的大烟囱。行走在这繁华与荒凉的奇异组合之间的人们也是如此，嘴唇上穿着银环的同性恋和像是从八十年代的电影里走下来的中年妇女擦肩而过，脸上同时浮起一模一样的鄙夷。省政府对面的星巴克里几个刚刚下班的公务员旁若无人地喧哗，把薯条往“科罗娜”里蘸，让旁边几个ＯｆｆｉｃｅＬａｄｙ花容失色然后爆出一阵浅笑。街头走过几个北明中学的女孩子，即使没有那身校服我也看得出来她们是北明的学生。因为她们身上有种跟这个城市不搭调的东西。
曾经。据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师们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北明的学生可不像我们一样。他们成绩优秀之外勤奋朴素，待人有礼，男女同学之间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但决不越界，浑身散发着老人家们认为年轻人应该散发的气息。到了我们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时候每月在全班女孩子里流传，老师们屡禁不绝的《ＥＬＬＥ》、《ＨＯＷ》、《ＦＡＳＨＩＯＮ》、《瑞丽》，都是些成绩非常好的同学，老师们的宝贝儿带来的。女生们围成一圈赞叹巴黎伦敦东京的最新时尚的时候，或者说，惊叹那些豪华的铜版纸本身传达出的庸常生活之外的气息的时候，她们也跟着赞叹，但脸上有种微妙的矜持。对于她们，这些最有可能离开这里的女孩子们，那不是惊叹一下就算了的梦想，而是稍微伸出手臂就够得到的人生——至少她们自己这样认为。老师们对此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办法，因为他们对这个时代没有感情。
有一回，好脾气的数学老师没收了一本过期的《ＥＬＬＥ》，看了一眼定价，只说了一句：“昨天我们开会，碰到一个中学的老师，你们知道的，那是钢铁厂的子弟中学，很多人的父母都下岗了，那个老师跟我说：‘为了准备高考，你们在考虑给学生选什么样的辅导材料最好，可是我们必须考虑那些辅导材料我们的学生能不能买得起。’”现在想起这句话，算是听出了个中辛酸，可是那时候谁听得进去这个啊。那种连辅导材料都买不起的生活跟我们，跟花岗岩的北明有什么关系？就算我们当中有来自那种生活的，进了北明的门槛也就注定要跟那种日子永别了。
十七岁的我们，就是这么不知天高地厚。在那段不知天高地厚的日子里，仰望着这座城市污染指数排全国第三名的天空，忘了自己其实是这个脏得令人难堪的天空的一部分。好像这个天空不配理解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悲伤，当然还有我们的爱情。看看我们谈情说爱的地方吧，比如北明中学的音乐教室，那是这个城市最正点的音乐教室了，连大学的琴房都远没有这个气派。三角钢琴悠然地立着，柚木地板空荡荡地幽香着，没人上课的时候，再难听的嗓音也会被这里的共鸣修改得说出圆润动人的情话。除了北明的学生，这个城市十七岁的孩子谁能这样谈恋爱？
就是在这个音乐教室里，江东攥紧我的手腕，一路把我拖到敞亮的落地窗前面。在柚木的幽香中他使尽全身力气冲我大声地喊：“要是你再逼我，咱俩就一块儿从这儿跳下去谁都别活！你看我敢不敢！”
我吓傻了，完完全全地吓傻了，他的表情让我觉得他可以说到做到。钢琴上的贝多芬胸像悲悯地望着我们，这个没有礼貌的聋子。我的眼光怯生生地扫到了老贝的身上：你或者你的音乐能救救我们吗？我们就要死了，我们的爱情也是。江东就在这时候突然紧紧搂住了我，我都不能呼吸了。他说：“天杨，天杨对不起。我该死，天杨。”谢了，老贝。一种转瞬即逝的优越感像流星一样不和谐地划过了我痛彻心肺的夜空。我和江东之间或者快要完蛋了，但那老贝带来的优越感又是怎么回事？“文明”这东西，有时候可以像硫酸一样腐蚀人的心。
手机振动了，是周雷的短信：我想见你。
[周雷]
天杨还不知道我会做饭，而且是非常会。今天晚上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好机会，让她见识见识什么叫二十一世纪的新好男人。这时代，高级餐厅里的烛光晚餐已经Ｏｕｔ了，男人下厨才是时尚的精髓所在。
门铃一响，真不愧是我的天杨。她永远知道我想看她穿什么。——可能这话应该这样说：她穿什么都是我想看的。
“真了不起。”她伸长了脖子看着餐桌。还是十四岁时候的表情。
“你吃东西的样子让人觉得你特别幸福。”我说。
“以前江东也这么说过。”
我不会接茬儿。我可不喜欢她在这个时候说起那个杂种。但聪明的男人知道什么时候该大度，或者假装大度。
杯盘狼藉的时候她心满意足地卧在沙发上寻找电视遥控器，一副没把自己当外人的架势，“周雷，你就好人做到底去洗碗吧。待会儿还要送我回家呢。”
我从后面抱住了她。
“我今天晚上不会送你回家，当然也不可能让你一个人回家。你自己看着办。”
“想非礼我？”
“是又怎么样？”
我的嘴唇划过她的肩膀，锁骨，还有脖颈。发明吊带装的这个人是多么聪明啊。然后我吻她。她并没有拒绝，不紧不慢地把自己的舌头送了过来，但是没有一点贪婪。天杨，你自己算算，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
我终于松开她。电影里是该两个人深情凝望的时候了。她幽深地看着我，“周雷。下个月，江东要回来了。”
在大脑一片空白的停顿中，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对自己说：这真让人不能忍受。
“你开什么玩笑？”我居然这样说，“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伟大？你就算是一辈子想着他也他妈没人来给你颁奖。你现在对我说这种话又是什么意思？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你要是真有本事，你就追到加拿大去把他从他老婆手里抢回来！——你又不是做不出来。你不过是拿着他当幌子，不过是利用他把我推得远远的。天杨，”突然间我非常伤心，“你没权利这么做。如果你再这样对我我会走得远远的再也不让你见到我！到那个时候你会后悔，我警告你天杨。”
她静静地看着我。我的愤怒，我的不得体，我的羞耻被她清澈地一览无余。然后她轻轻地微笑了，“我不过是说，我们的一个老同学要回来，你至于这么激动吗？”
妈的，这女人。你永远拿她没辙。在她面前我永远像个超级傻。我盯着她，重重地喘着粗气。她的胳膊柔柔地伸过来，抱住我的脖子，在我耳边说：“我出门的时候就知道，我今天晚上是回不去了。咱们认识这么多年，哪能连这点默契都没有？”
神哪，救救我吧。
[天杨]
他来临的时候，窗外划过了一道闪电，我在这种天人合一的震颤中闭上了眼睛。
关上灯的时候他轻轻叹了口气，平日里所有的嬉皮笑脸都飞走了。我在暴风雨中昏昏欲睡，我听见他在我耳边说：我早就等着今天。
黎明。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已经起来了。穿戴整齐地坐在床头。
“一会儿吃完早饭你就走吧。天杨。”
我笑，“什么语气？当我是三陪小姐？”
他轻轻拨开我脸上的头发，“我的意思是，天杨，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我知道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这些话你可以留着说给小女孩们听。”我打断他，“你以为我会哭着喊着要你负责？太小看我了吧？”
“就是因为不敢小看你，所以我们才不能这么继续下去。”
“果然。”我点头，“男人们早上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说的话都差不多。”
“天杨你让我很失望。”
“你也一样。”
他紧紧地盯着我，“我只是想听你说你爱我。否则我不会再见你，不会再去找你，我可以和任何人只‘做’不‘爱’，除了你，天杨你明白吗？”
他突然低下头，贪婪而战栗地亲吻我裸露在被子外面的肩膀。
这真是一个糟糕的日子。从一大早就是。打车去医院的时候差点跟前面的车追了尾，一上班我们全体都被看上去心情不好的护士长骂，中午又死了一个病人……总之就是狼狈不堪。站在卫生间肮脏的镜子前面深呼吸的时候，我对忘了化妆的自己媚笑一下，“美女，从什么时候起，你也变得这么没种？这么害怕人家拿你当人看？”
一声尖厉的咒骂划破了病房里午后的寂静。然后是什么东西掉在地上的巨响。接着是一阵粗重的骚乱。我跑到病房里才看见，龙威和袁亮亮扭打在一起，滚到地上，袁亮亮骑到龙威身上，细瘦的手指掐着他的脖子，眼睛里全是杀气。
把他们拉开以后，他们像两只小动物一样野蛮地对望着，喘着粗气。病房里的一个家长说：“你们俩平时不是最好的朋友吗？”这时候龙威冲着袁亮亮的脸大吼了一句：“妈的我也不想！你听清了吗我也不想这样！”袁亮亮掉头跑了出去。龙威一个人呆坐了一会儿，看着窗外的阳光，然后哭了。
我在花园里找到了袁亮亮。他坐在葡萄架下面，那些叶子把他日益惨白的脸变成了一抹茶绿色。
“亮亮。”我叫他。
“美女，坐。”他指指身边的石凳。
我们谁都没说话，就这么坐着，最终我开了口。
“亮亮，你知道。”我停顿了一下，“你和他不一样，对你来说，骨髓移植就不是最好的治疗办法。”
“我知道。”他说，“其实再怎么说，也不是他的错。他可以治好了，至少是有希望了，我应该为他高兴。”
“不对，换了我是你的话我也会去揍他，为他高兴，是我们这些健康人该做的事情，没有人有权利要求你去为他高兴。”
“真的？”
“当然。”
“有时候吧，”他的眼睛不知道是在看着什么地方，“我就觉得我的身体和我是两个人。我经常跟它吵架：怎么你他妈就这么不争气。我天天骂它，把知道的脏话都用完了。可是，我拿它没办法。除了它我其实谁也没有，你懂吗？”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个好朋友，她也是——这个病。”
“所以你才来这儿工作的？”他问我。
“不，”我笑，“当然不是，巧合而已。我是想说，我的那个朋友，她跟我说过类似的话。”
他笑笑，“那我倒真想跟她聊聊。她叫什么名字？”
“方可寒，可爱的可，寒冷的寒，他们老家的方言里，‘可寒’就是耐寒的意思。”
“挺漂亮的名字。”
“人也漂亮，你在现实生活中很难碰上她那么漂亮的女孩儿。”我戏谑地望着他。
“那更好。”
“那时候我为了她去图书馆查书，我想知道这种病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有一天，我听人家说，二十世纪初，咱们这儿，这个城市回来两个‘庚款’留学生，带回来几个矿物标本。其中就有‘铀’矿石。你知道，‘铀’是放射性的东西，很危险。后来连年战乱，好多人都忘了博物馆里还有‘铀’这东西。再后来，五十年代，人们想起来的时候，那间博物馆早就是乱七八糟了。有人说，那些‘铀’被国民党带到了台湾；有人说，被人偷出去卖了；有人说，一定还在这个城市里——这是最可怕的猜想，但是很多人找了，都没找到，也就忘了。可是后来，一九九四年，全国的统计数据说，我们这座城市，血液病的发病率比全国的平均水平要高很多，那个时候才又有人提起很多年前的‘铀’来，可惜这已经变成了跟八卦新闻差不多的猜想了，没人能证明到底是不是跟它们有关系。”
“跟探险小说一样。”他笑。
“没错。那个时候我就想，真是不得了，人总得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代价。不管以什么方式。”
“可是为什么不是别人就是我呢？我也想能像你一样，轻轻松松地说一句‘人总得为自己做的事情付代价’。为什么我就得当一个‘代价’呢？”
“你怎么知道我很轻松？”我转过脸，看着他，“我们谁也体会不了你受的苦，可是正因为体会不了才不可能轻松。我不是那种使用同情心像使用一次性塑料袋一样的人。方可寒以前跟我说过：什么‘同情’，什么‘设身处地’，什么‘沟通’，这些词儿都是很重的——根本不该被用得这么滥。而且，刚才那句话其实不是我说的。是方可寒说的。我给她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她就跟我说：看来人总得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代价。还有一句我没告诉你，她说：总要有人来还，不能大家都只想着逃避。那时候我真惊讶她会这样想。可是现在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还，时间，方式，程度不同而已。当然我们谁也不愿意跟你互换位置——可是这并不表示我们都可以置身事外——那些自认为自己置身事外的人不够聪明，你大可不必跟他们认真，他们不配伤害你。”
“真奇怪。”他眼睛亮闪闪的，“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的话，拆开听好像很难懂，可是连起来听，我就知道你是在说什么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不能给它定义，我没那个本事，我只是描述它而已。”
“那你告诉我一件事。”
“说。”
“你的朋友，那个方可寒，她是已经死了对不对？别骗我，我早就猜出来了。”
他苍白的微笑里，灾难的涟漪约略地一闪，蜻蜓点水。碧绿的藤蔓之外，艳阳高照。夏日的空气传过来一阵清新的泥土香，还有这香气中隐隐骚动的欲念。
昨天夜里下了场大雨，所以今天不太热。黄昏就在一片凉爽之中降临。悠长的走廊里此时突然给人一种安静下来的错觉。错觉而已，黄昏是个奇妙的时刻，把平庸的生活变成舞台剧的场景。很多事情就在这暧昧不明的庄严里发生。
“阿姨。”那个小男孩站在楼梯的拐角，一双看上去很敏感的大眼睛。
“你叫我？”我疑惑地打量他，穿的是实验小学的夏季校服，白色的短袖衫下面两条小胳膊细细的。
“阿姨，请问，张雯纹住这儿吗？”
“你是——”那孩子脸上居然泛起一阵红，黑黑的眼睛轻轻一闪，就像是深深地流淌了一下，那里面有种食草动物的，即使戒备过也遮不住的善意。
“我是她们班的同学，她已经好些日子没有来学校了，我们还以为她要转学。昨天我听见老师们在办公室里说她其实是病了，就住这儿。”
“那你们老师没跟你们说——”
“说什么？”
“没什么。”我看着他小鹿一样的眼睛，笑了，“你是不是叫罗小皓？”
他愣了一下，恍然大悟，“她跟你提过我？”
她跟你提过我。她，她是谁。罗小皓，跟你比我毕竟是个大人，你藏不住的。
“你今天来得不巧。”我对他说，“专家们正在给她会诊呢。你还是先回去吧，你妈妈要着急了，我会转告张雯纹你来过了。”
“你——你能让她给我们家打个电话吗？”他脸红了。
“当然。”
“谢谢你了阿姨。还有就是——”他递给我一张折叠式的樱桃小丸子的卡片，“你能帮我把这个给她吗？”
“没问题。”
“阿姨你——”夕阳下，罗小皓透明地凝视着我，鼻尖上凝着小小的汗粒。
“放心，我不会打开看里面的。”我说。
他显然有些不好意思，“那——阿姨再见。”
再见，罗小皓。我还以为你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他小小的背影消失于楼梯的尽头，周围的嘈杂声一瞬间灌进我的耳膜。黄昏，我早就觉得这是个诡异的时刻。我还是打开了那张卡片——对不起了罗小皓。我看见一个孩子稚嫩的笔体：雯纹，我想你。
我想起他敏感的，小鹿一样的眼睛。张雯纹身上的任性和大胆该是他梦寐以求的吧。我想象着他们在一起的场景，两个孩子，两个性格可以说是两极的孩子，在这陌生的人世间发现彼此，然后怯怯地拉住了小手。
公元前我们太小，公元后我们又太老。没有人可以见得到，那一次真正美丽的微笑。那么海子，我最爱的你，当你从容不迫地躺在铁轨上倾听遥远的汽笛声的那一刻，是公元前，还是公元后呢？那一次真正美丽的微笑，你见着了吗？我只知道，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诗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火车这东西，因为它撞死了你。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是一脸的泪了，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拦住一辆出租车了，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站在周雷家的楼下了，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在手机上按下他家的号码了。那么好吧，你没有退路了，你别再给自己留退路了，接通了，响了一声，两声，三声——你不许给自己找借口，他会接电话，他一定——“喂？”
“周雷。我在你家楼下。我得告诉你一件事。”对了，就这样，说吧，快点，不要让我瞧不起你，“周雷，我爱你。”
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居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拜托，这么关键的时候你就不能配合一下吗？他眼睛里居然闪过一丝羞涩，昨天晚上他也是这样，整张脸被欲望点亮的时候，表情像只小豹子，可是眼神里，居然是这种羞涩，看得让人心里发疼。
他紧紧地抱住了我。我们接吻。
我要再爱一次。我说什么也得再爱一次。像我十年前爱江东那样再爱一次。你抱紧我，抱紧我吧，在公元以后，在我还没有太老之前。就算我还是会粉身碎骨，就算我还是会一败涂地，就算我们终究依然会彼此厌倦，就算我们的肉身凡胎永远成就不了一个传奇，就算所有的壮丽都会最终变得丢人现眼。——我不管，我全都不管。我已经等了整整七年。我不是为了奉献，不是为了牺牲，我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绽放。再不爱一次的话我就真的老了，我就真的再浴火也不能涅槃了。但愿你我是棋逢对手势均力敌，但愿我们可以厮杀得足够热闹，但愿我们可以在这场血肉横飞的厮杀中达成最刻骨的理解和原谅，但愿我们可以在硝烟散尽之后抚摸着彼此身上拜对方所赐的累累伤痕相依为命，像张雯纹和罗小皓那样相依为命。但愿，周雷，我也需要有一样东西来提醒自己，我不是靠活着的惯性活着的。现在开始，你来提醒我吧，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