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叶传情的故事
我还记得小时候，曾经在海边放过漂流瓶。
好像当时是受了一部外国影片的情节的影响，拿一个空酒瓶，里面塞了张纸条，就满怀希望把它扔进了大海里。
那时候比较懵懂无知，也比较幼稚，记得纸条上只写了一句话：“捡到这个瓶，记得要给我回信”。然后就什么都没写，没有姓名，没有地址，还好写的是汉语，捡到的人至少知道这应该是个中国人。
然后，好长一段时间，心里都满怀希望的等待。后来长大了，知道这很幼稚，也知道不可能真地会等到这样的一封回信。但我每一次站在河边，站在江边，站在海边，甚至只要是站在水边，就会在潜意识里产生一种冲动——希望真的可以捡回一个漂流瓶，里面有写给我的、不知是来自天涯海角的哪一个角落的回信。
所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有一种童年原型理论，是说童年的一些事情、一些想法，有时候会隐性地、或显性地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我大概就被这个漂流瓶情结给显性地影响了，所以一直到长大以后，我都特别喜欢写信。以前是用毛笔写那种蝇头小楷，觉得写的过程很惬意，很享受。现在都用电脑了，所以大多数时候用Email。但我即使接受了电子邮箱的写信方式，也一直难以接受QQ和MSN的那种信息传递方式，因为那实在太快了，太直接了，太没有等待与回味的余地了。或者因为那根本就不是写信，所以那只能叫聊天，要聊天的话，又不如面对面了，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会让你说的话得到无限的升华。所以我还是喜欢写信：在漫长的斟酌中，写下，寄出去；在漫长的等待后，收到，读出来。
但可惜，我当年从海上寄出的是一封再也不会有回信的信。
但也说不定呢！我总觉得这个世界是用“奇迹”这个词创造的。万一将来会有一封回信呢？万一会像唐代的于祐和韩翠萍那样，会在命运的驱使下发生一段真正的奇迹呢？
唐代于祐，是唐僖宗时期的人，并不是一个什么有名的诗人，只是一个屡试不中的读书人。但在大唐的国度里，只要是读书人基本上就都是诗人，只要是诗人就会有传奇。这于祐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的例子。
说于祐年轻的时候，每年都到京城来参加科举考试，但很不幸，他作为一个高考落榜生，是年年考，年年不中。这让他的人生一直都黯淡无光。所以他最后只能到河中府贵人韩泳家去做家教和文字秘书。相比之下，我觉得古代的读书人还算是幸运的，高考落榜了，还能去当个师爷、秘书什么的。可现在，大学考上了，甚至研究生毕业了，这种职业和职位往往是打破了头也谋不上。
说在于祐彻底灰心，告别科举考试之前，就在某年他进京赶考的过程中发生过一件类似于漂流瓶事件的小事。
说有一天，落榜生于祐在皇城的街道上散步，时值深秋，西风送落叶，斜阳照残影，顾影自怜的于祐徘徊在御沟边，望着漂浮的落叶，顺流而下，内心充满迷茫和怅惘，感到人生如落叶一样随水飘零。于是，他下意识地在蹲在御沟边，毫无目的地拨弄着河水。忽然，他看见顺水漂流过来一片红叶，上面隐隐约约，好像有墨迹。眼看着这片红叶就要从他眼前流走了，他急忙捞起来，仔细一看，哦，红叶上果然有字，还是一首诗，诗曰：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于祐反复吟诵这首诗，细细地品味，从字迹来看，工整秀丽，应该出自于一个女子的手笔；从诗的含义来看，写的是一个女子孤寂无聊的心情，“深宫尽日闲”嘛，从这句中可以知道，她生活在深宫中，能写出这么哀绝凄婉的字句来，一定是一位绝妙佳人。十之八九，可能是一位宫女。于祐不由地叹道：“唉，可惜了一个如此多情的女子！”
于祐晾干了红叶，把它揣在怀中，回到了客店。以后的许多天，总会坐在书桌前，手中拿着红叶，痴痴的发呆。我们常说睹物思人啊，为什么定情要有信物，为什么结婚要送戒指啊？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为什么不是一堆永流传啊？事实上，事物越小，越集中，越能引发人们对事物相关人的想念与思念，所以王维《红豆》诗才说“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啊。于祐虽然根本没见过那个红叶题诗的宫女，但他天天老看那个红叶，心中就不由自主想的全是那个素未谋面，却又神交已久的红颜知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许多日，竟然因为思虑过度，病倒在客店里。他的好友听说后，就赶到了于祐的住处来看他。在听完于祐说完自己得病的根由后，不由得哈哈大笑，说“你怎会如此愚钝，这个女子写这首诗，又不是有意于你，而你也是在偶然间得到的，何必如此痴情呢？而且，皇宫守备森严，你怎么可能找到这个女子呢？你的这种痴情真是好笑啊！”
于祐回答说：“唉！兄台，你也不必讥笑我，假如你身处我的这种境地，定然也会如此。姻缘前生已经注定，能得此佳人为妻，什么功名利禄，都不过是过眼烟云罢了”。
注意，于祐这段话意思的关键在于他相信姻缘乃属前生注定，好像就是相信我们常说的宿命论，相信是命运把这片红叶送到了他的手里。所以，作为旁观者，他也知道寄希望于这段情感纯属是无稽之谈，但作为当事人，他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他心想，“佛祖高高在上，我若诚心抱定这段姻缘，佛祖必定会从我所愿的”。
于祐为什么会这么想呢？一般人会觉得他就是当局者迷，痴心妄想而已。但我觉得这和唐人的文化心理有关系。我们知道唐代是三教并行的，也就是儒、释、道都很流行。释家，也就是佛家是讲宿命论的，这不用说。儒道两家看似不同，但追根溯源，都本出于《易》，而魏晋南北朝以来，易学盛行，到了唐代的儒、道两家这时候都有丰常浓厚的易学色彩。易学也讲命运，但不是佛家宿命论，不只是简单的命中注定。据我的研究，我认为中国传统易学的命运观其实是种系统论与信息论，它认为我们每个人、每个群体，乃至整个社会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系统之中，系统中的信息变化多样，而有些信息的变化会引发整个系统的变化，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对于那些能引发整个系统变化的关键性信息，要研究，要重视，甚至要顶礼膜拜。所以易经中的卜筮，就是用极为神秘的形式去寻找这种信息，然后对它顶礼膜拜。后世易学流于民俗，发展成了相命之学，我认为那都是迷信，都是末流。但易学本身的这种命运观还是有着它独特的价值的。当然，这一块的内容相当艰深，也不适合在这里解释过多。但于祐把这件事当作是命运的安排，也就是他把这片红叶当作是他人生系统的关键信息、关键因素来看待的。认为这片红叶会带来他个人人生系统的一系列变化。这种命运观就不是佛家的宿命论了，宿命论本质是消极的，而这种命运观恰恰会催生出积极的人生态度。所以创造这种命运观的《易经》，在乾卦里就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作用下，于祐拖着病体，又来到御沟边，沿着水流找到了源头。原来御沟的水流只是经过皇宫，它的源头在皇宫外面。这时，他看着御沟中顺水漂流的落叶，心中一阵阵地激动，仿佛梦想因此就会成真。他拾起一片红叶，也在上面题了一首诗：
“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流水无情何太急，红叶有意两心知”。
写完后，他把这片红叶放入御沟的上游，看着它飘飘荡荡，流进了皇宫里。
我们来客观分析一下，于祐的这种行为到底有多荒唐。第一，你根本无法知道这红叶流进了皇宫能否被人注意到。它有可能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就像学生们听课，左耳进，右耳出，这叶子最大的可能就是上游进，下游出，流入皇宫不过是到此一游而已；第二，就算它进去了，也被人拾到了，谁又能保证那个人一定是当初叶上题诗的那一位呢？第三，就算过于幸运，拾到落叶的真便是在叶上题诗的那一位，但宫门一入深如海，她又怎么出得来又怎么与你相认呢？第四，就算她侥幸出宫了，又怎么知道你这首红叶诗是谁写的，人海茫茫，又到哪里去找你呢？所以我们不难发现，于祐这一做法确实荒唐，但不要忘了，你我这样想，那都是局外人，于祐他不这样想，他想到的只有千里姻缘一叶牵，一切自有命运的力量！这就像莱特兄弟相信他们能飞，于是他们最终飞起来了一样。果然，这片红叶开始发挥它在于祐人生中的关键性力量了。
经过这次落弟之后，于祐先是怀揣着那片红叶永远告别了科举的考场，以后他再也没参加科举，要是他还一如既往地考，说不定哪天考中了，就再也没有后来的故事了。然后他像我们开头说的来到了韩泳家做家教。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天下大旱，皇帝为了表示自己崇尚节俭，带头做个示范，于是遣散宫女三千人，以显其施政的仁厚。有一个宫女叫韩翠萍，被遣散后无家可归，于是寄住到她远房亲戚韩泳家中。
有一天，韩泳突发奇想，就跟于祐做媒，说这个韩翠萍原本也是良家女子，刚刚三十岁，比你小一岁，眉清目秀，才貌出众。而你也老大不小了，我来撮合一下，让她嫁给你，你看怎么样？要知道于祐这时候已经三十一岁了，在现在也算是大龄青年了，在古代那要算是老龄青年了，实在不能再等下去了。于祐听到这话，立刻叩谢允诺。于是，韩泳请人做媒，帮助于祐送了彩礼。一切都按照礼仪妥办，成就了这件婚事。
成亲之后，说这个韩翠萍有一天偶然在于祐的书箱里见到了那片红叶，不由得大吃一惊，说：“这是我所作的诗句，这是我亲手放于御沟中的红叶，相公你是怎样得到的？”于祐就把捡到红叶的始末告诉了韩翠萍。韩翠萍马上说：“这真是巧了，我从御沟中也捡到一枚红叶，不知道又是什么人作的呢！”于是开箱取出红叶，于祐一看，正是自己的那片红叶，当时是热泪盈眶，心里说“my god！我滴个神啊！这真是一切自有天定，不可不信缘啊。”当年在心中发下的宏愿竟真的实现了，谁能说这不是命运的力量呢？两个人拿着题诗放流的红叶，惊叹不已，感慨不已。
后来，韩泳设宴招待于祐和韩翠萍。韩泳说：“你们二人怎么答谢我这个媒人了”！韩翠萍笑道，说：“我和夫君天作之合，媒人却不只是你呢！”韩泳说：“这从何说起呢？”韩翠萍要来纸和笔，作了一首诗：
“一联佳句题流水，十载幽思满素怀。今日成却鸾凤友，方知红叶是良媒”。
有的读者朋友可能会问：“传说吧？要不就是小说吧？真得有这么神的事儿？”还别不信，还就真有这事儿，而且还不只一件。
于祐和韩翠萍红叶传情的故事最早见于北宋文人张实的《流红记》，其中还记载了唐昭宗时，宰相张濬曾作诗记述了这段传奇故事：“长安百万户，御水向东流。水中有红叶，惟君得佳句。子复题脱叶，送入宫中去。深宫千万人，叶归韩氏处。出宫三千人，韩氏籍中数。回首谢君恩，泪洒胭脂雨。寄寓贵人家，方与子相遇。佳聘六礼具，百年为夫妇。儿女满眼前，青紫盈门户。兹事自古无，可以传千古”。 可见此事不虚。
唐人孟棨所作的《本事诗》中也曾记载过与此类似的另一个故事：在唐肃宗时，诗人顾况一次与友人游园，于流水中得到一张大梧叶，上面有诗一首：“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个性洒脱的顾况见诗后，也取一片树叶，题诗在上：“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里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让其泛于波中，随水漂流进宫。十多天后，友人在东苑游春时，又得一红叶题诗，当即带回送给顾况。诗是这样写的：“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寻春次第行”。遗憾的是，这一段缘分终究没能成为类似于祐夫妇的佳话。
另外，于祐题红叶诗的时候曾有一句叫“曾闻叶上题红怨”，也就是在他之前他就应该听说过这种红叶题诗的事儿。那在他和韩翠萍之前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事儿呢？还有！明人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里就记载了唐德宗时，这比于韩恋要早了将近一百年，奉恩院王才人养女凤儿，就曾在红叶上题诗，放在御沟中随水流出。进士贾全虚得到了此叶，认真起来，怀恋题诗的人，以至于经常思念泣下。德宗皇帝知道了，查问其事，最后将题诗的凤儿赐给了贾全虚为妻。你看，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一看才知道，奇妙还不少。这么多红叶题诗、缘定今生的事儿，难道还能说此事只是读书人善意创作和加工的吗？
我曾经在自己上课的班上做过一个小小的调查，结果是在听过红叶传情这个故事之后，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肯定地认为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故事，也就是不认为这是实有其事的。这还只是年青的大学生们的想法，等到他们在社会上再摸爬滚打几年，就会有更多的人不会相信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因为在我们成长乃至成熟的过程中，我们会越来越老于世故，越来越现实，越来越不相信有奇迹会发生。我们把这种心态美其名曰叫“理性”。事实上我觉得这反倒是成长的悲哀。这至少反映出这种心态的三种不良的方面来：
第一，旁观者姿态。我们有一句话叫“旁观者清”，本来是说旁观者容易把事情看得清楚，但事实上，我们成人化之后，往往看重的是旁观者的清闲、轻松和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奉行一条生活准则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这种姿态成为习惯之后，很多人是“事若关己”，也同样会“高高挂起”，所以在工作与生活里会有很多事儿，很多细节，我们只要能糊过去就行，而不是借此来求新局面，新境界，事实上我们常说没有机会，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已经不会把一片顺水流来的红叶当成改变人生的机会而已。所以我认为这种旁观者姿态决定了大多数人生活中的平庸与碌碌无为。
第二，不相信奇迹。我们小时候听故事，会把自己想象成不是孙悟空，就是二郎神，于是我们那时相信是有筋斗云，是有七十二变的，只是自己还没有机会学会而已。但我们长大后再不会把自己置身于故事里，所以也就不会再相信那些腾云驾雾的奇迹。所以要不是有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我们有可能到今天也无缘与那些天空的鸟儿们一起比翼飞翔。
第三，就是对命运的消极理解。我是相信有命运的，但不是我们传统理解的那种宿命的观点。人一生的这个生存系统里，除这你自身，有很多未知的因素，有很多变化的信息。这些因素、这些信息总会在某些特殊的时候里露出些蛛丝马迹，观察它，揣摩它，引导它，控制它，这就是易学所倡导的一种主动的命运观，所以音乐巨匠贝多芬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潜台词就是首先是有命运的，其次，我要成为那个驾驭自身命运的人。而宿命论则把命运当作是纯粹的不可知不可控的因素，所以我们习惯了任人宰割，对于细微的变化向来麻木不仁。
当然，这些只是红叶传情这个真实的故事带给我个人的思索，它带给后人更大的财富是一种独特的情感传递形式。自唐以后，用红叶，或红叶题诗来表达爱意，几乎成了一个奇特的东方文化现象。以至于北有北京的香山红叶，南有南京的栖霞红叶，都成了这种红叶文化的典型代表。
也就是在八十多年前，在北京的香山脚下，与张爱玲、萧红、庐隐一起合称为“民国四大才女的”石评梅收到了高君宇的一片红叶，高君宇是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姻他就是介绍人。石评梅只见红叶上写着两行字：
“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
石评梅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她心里很喜欢高君宇，但高君宇在乡下有一个父母包办婚姻的妻子，她表示：“宁愿牺牲个人的幸福，而不愿侵犯别人的利益，更不愿拿别人的幸福当作自己的幸福。”而且，石评梅自己也有一段痛苦的感情经历。所以高君宇的红叶传情，遭到了石评梅的拒绝，她在红叶背面写了一句：“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然后退还给高君宇。不久，高君宇劳累过度病逝京华，葬在了陶然亭。石评梅整理他的遗物时又看到了那枚红叶，此时红叶依然，但却物是人非，只有那份感情还依然鲜艳、炽烈。她悲痛欲绝，心如刀割，怀揣着那片红叶亲笔在墓碑上写了一句话：“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评梅。”后来，石评梅不久也去逝了，她的坟就挨着高君宇，一起葬在了陶然亭。虽然，他们没能像于祐、韩翠萍那样结为连理，但因为那鲜艳的红叶，他们的命运同样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这不就是生命的奇迹吗？
所以，我现在有时还会伫立在水边，等着一封或许是永远也不会等到的信。
如果说红叶因为替人传情，从而获得了独特的文化价值；那么柳毅因为替人传书，同样获得了令人羡慕的爱情。可见人勤快一点儿，多替别人跑跑腿，还是物有所值的。
请看下回：柳毅传书的故事——“一个邮递员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