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娜·莫里斯（Susana Morris）是一名英文教授，目前在亚拉巴马州的奥本大学执教。她出生于1980年，在康涅狄格州和劳德代尔堡长大，后来进入到马萨诸塞州的曼荷莲女子文理学院读大学。在准备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她曾考虑过去波士顿、芝加哥，或者去圣母大学，但最终她还是选择了位于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她的理由很实际——埃默里大学的奖学金和补助更加丰厚——但是，学校的地理位置也是影响她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莫里斯非常怀念她在新英格兰乡村度过的大学时光，她在那儿头一次读到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诗，也十分钟爱那里生机盎然的秋天。然而，她说，在她20多岁，人生即将步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她会追求一些其他的东西。“我有意识地选择亚特兰大市，因为那里是一个黑人的城市。”莫里斯这样告诉我。
据她回忆，2012年，她到了亚特兰大，发现这座城市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完美无瑕，时常有阶级冲突，满是裂痕的房子旁边竟然坐落着高楼大厦。但同时，这个城市也经历了——按照莫里斯的说法——“黑人好莱坞的复兴”。一座又一座世人瞩目、雄伟辉煌的传统黑人院校，不断吸引着充满朝气、心怀大志的年轻学生们慕名前来；同时这个城市，毫无疑问，也是黑人企业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的集聚地。“到处都是黑人，”莫里斯说，“他们正做着了不起的事，而且没有人对此感到吃惊。”莫里斯的生活很快就被朋友、博物馆、剧院，以及那些允许女性在十一点之前免费进入的俱乐部占满了。据她回忆说，她的同学和朋友中，没有几个是结了婚的。“我们年轻、单身，享受着美好快乐的生活，”她又补充道，“在一个朝气蓬勃的、充满单身黑人女性的城市中生活，的确很特别。”
这让她想到了辛迪加电视台的一部名叫《欲望都市》的电视剧。在曼荷莲女子文理学院读书的时候，她曾经和一位来自多米尼加的女同性恋室友一起看过这部剧。虽然当时她们俩都觉得剧里的女性跟自己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但她们还是非常喜欢看。《欲望都市》里，不管是哪种性格的白人女性，她们身上都展现出了充沛的活力，这正是莫里斯在亚特兰大所感受到的。“就是那种特别的感觉，”谈到活力，莫里斯这样说道，“我们结交朋友，约着一起去市区，探索女性的交际圈，每天都很快活。”她短暂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一谈到我年轻时候的独立生活，还有我在亚特兰大度过的青春时光这些话题，我就停不下来。”
我回想起以前的一个场景，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或者说是认识到了——莫里斯口中所描述的世界：我当时30岁，有一天我和一个同事兼密友在曼哈顿的一个小餐馆里吃饭，一边互相倾诉着工作、男人、朋友和家庭上的琐事。这时候，坐在我们附近的一对异性夫妻突然激烈地吵起来——其中一个人还把盘子里的食物扣到了另一个人的身上——这阵骚乱让我们注意到四周的情形。我突然发现，除了这对正在打斗的夫妻，其他饭桌旁（一共有二十桌左右）坐的全都是女性。
在这些女性中，有二人同行的，有成群结队的，年龄从20多岁到40多岁不等；有白人，也有黑人，还有拉美裔和亚裔。有些人打扮得高贵雅致，有些人则像是刚从户外服装专卖店出来的；大多数人和我们一样穿着简单，像是普通的办公室职员。当我用眼光掠过每一张桌子时，我简直无法相信，周围竟然没有多少男人。但是在我因为那对吵架的夫妻观察四周之前，我没有觉察到什么怪异之处。这样似乎很正常，也没什么可看的；我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自己竟然在一块女性的领地用餐。
彼时我已经在纽约市住了差不多快十年了，那对异性夫妻着实是个特例，他们并不能代表这个城市的常态。在我周围，全都是女人们在喝酒说笑、相互闲聊的声音；她们会消费、聊天，还会和朋友一起商量着做决定：比如工作、家庭、生活、性与爱，再比如去哪里吃饭、喝酒或者跳舞，看什么电影，看什么书，等等。她们——实际上也是我们——从这个城市的每条人行道上汲取着一点一滴的能量，把自己的生活挥洒在城市街道、剧院、办公大楼和公寓的每个角落，并且赋予这座城市独特的个性和韵律，还有无与伦比的美丽与繁荣。
大都市中那些带有阳具意味的高楼大厦，是对男性战胜自然和自由市场取得胜利的赞美。它们天生就是男子气概的代名词。但是那些亮晶晶的玻璃尖塔和闪烁的证券代码却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城市中顽强坚韧的一面，都来自长居于此的女性。
更准确地说，是来自单身女性。城市为她们提供了更安全的庇护，反之她们也促进了城市的完善。
城市里到处都是单身的人，男性或女性，包括没结过婚的、离异的、丧偶的、分居的。总体来看，整个美国有超过25%的人过着单身生活，而在一些大都会，比如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匹兹堡、西雅图和丹佛，独居人口数量则占到其城市总人口的40%以上。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 苏珊娜所在的亚特兰大市单身者数量居于首位，其比例为44%；华盛顿以及周边郊区的单身比例也大抵相当。社会学家埃里克·克林伯格（Eric Klinenberg）在他的书《单身进行时》（Going Solo）中指出，曼哈顿独居人口的比例已经增至50%左右。[2]
2010年，从未结过婚的女性数量占到了纽约市所有女性人口数的41.7%，超过了2006年的38.7%。[3] 想象一下这意味着什么：在纽约市的五个区里，每十位女性中就有超过四位从未踏入过婚姻。在波士顿，一半以上的女性（数据显示为55%）都没有登记结婚，虽然在这座城市中，学生的数量很大，但这也不是造成单身女性比例高的原因。波士顿女性初婚的年龄中值约为30岁，高居全国榜首。[4]
城市里居住着大量的单身女性，这个现象由来已久，而且遍及世界各地。就像历史学家朱迪斯·贝内特（Judith Bennett）和艾米·弗洛德（Amy Froide）所写的那样，在15世纪初期的佛罗伦萨，单身女性已经占到所有女性数量的20%左右；而在15世纪晚期的苏黎世，“近乎一半的女性从未拥有过丈夫”。[5]
为什么从古至今，城市中就一直存在着这么多的单身者？这主要是因为，城市中长久以来都有着大量的工作机会。
在现代欧洲早期，一旦有非农业的工作机会出现，女性们就会立刻离开乡村，前往城镇。在那里她们可以找到像制作饰品或者纺纱之类的工作。在人口更稠密的地区，她们可以结交其他女性，赚取工资，也可能会邂逅未来的伴侣，当然也可以——即使是暂时的——远离丈夫和父亲的控制，独自生活。
就这样，女性的迁移使她们的婚姻年龄不断推后，不结婚的人数比例上升，生育率持续下降。女性的聚集不仅打破了性别比例的平衡，同时也让她们更难找到丈夫。但是另一方面，离开乡下老家，也就意味着离开父辈和当地牧师的监督与束缚，这的确让她们获得了一丝自由：哪怕只有短暂的一段时间，她们还是有机会推迟被设定好的未来——成为依赖男人生存的妻子和母亲。历史学家玛丽安娜·科瓦莱斯基（Maryanne Kowaleski）引用一些学者的研究并写道，在早期的现代欧洲，即使女性们只能做一些辛苦却不讨好的工作——比如在鹿特丹和伦敦这些城市里当服务生，她们还是“可能更愿意保持单身，因为这起码可以为她们提供有保障和独立的生活”。[6]
随着农耕经济逐渐被工业经济取代，这种人口迁移方式和行为不断地循环、扩大。在19世纪的美国，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新兴的磨坊和工厂雇佣了大批的年轻女性，以满足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基础设施的完善，比如公路、隧道以及铁路的繁荣发展，也让女性离开乡下老家，到大城市工作——通常是做裁缝、女帽商、女家庭教师和洗衣工——变得更加容易。对于在贫困中挣扎的女性，包括那些黑人自由劳动力，也都被新兴的城市工业家们雇佣去做家庭女仆。
这些女性劳工们吃尽了苦头。且不说少得可怜的工钱和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她们的一举一动全都在老板、邻居、牧师以及私宅女主人的监管控制下。不过一旦进入了城市，她们就能够进入更广阔的社交圈子，能够结识更多的未婚男性和朋友，还能赚些工钱（虽然不太多），这些都标志着，在美国历史上，女性第一次在经济和公共领域内占有了一席之地。
需要女性做的通常都是些无报酬或者重体力的工作。在《女性之城：纽约的性与阶级（1789——1860）》（City of Women:Sex and Class in New York 1789——1860）这本书中，历史学家克丽丝汀·斯坦塞尔（Christine Stansell）回顾了1805年的纽约人口普查数据，她发现其中一些女性的工作是当杂货商、水果商、经营小酒馆和商店；还有更多的在做女裁缝。一些脏乱的城市，斯坦塞尔写道，最需要的是洗衣女工，这个工作通常由黑人女性担任，因为它不仅需要体力，还需要经常在高温热水和冰水中干活。[7]
尽管如此，19世纪中叶，依然不断有成百上千的未婚妇女和年轻女性们来到纽约市，[8] 她们从村镇甚至跨海而来。虽然白人与黑人女性都在城市中经历了工作的变化，但她们的处境并不相同。1925年，作家伊丽丝·麦克杜格尔（Elise McDougald）发表了一篇名为《双重使命：黑人女性寻求性别与种族解放的战役》（“The Double Task:The Struggle of Negro Women for Sex and Race Emancipation”）的文章，其中她重点关注了生活在纽约哈莱姆区的黑人女性们。因为她觉得，作为曼哈顿最重要的北方黑人社区，哈莱姆区中的黑人女性“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黑人女性，更能挣脱贫困的家庭生活镣铐，也更能冲破利用性别和种族压榨来牟利的行径。在这儿，她们更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价值，为这座大城市的工业领域和知识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些以前一直由白人男性稳固掌握着的职业领地，如今哈莱姆区的女性也参与进来了。麦克杜格尔描述道，她们会“成为缓刑官和审查员，或在图书馆和细菌学实验室工作，在服装工业和公共卫生系统分部工作”。但麦克杜格尔又补充道，“……即使是在纽约，主流意识和态度还是会让黑人女性陷入困境。黑人女性意识到所谓的骑士精神余绪与她们并无关系，她们知道那些艺术里勾勒的美好理想，已经基本把她们排除在外了。”[9]
聒噪与无礼
1959年，蕾蒂·科汀·波格莱宾（Letty Cottin Pogrebin）从布兰迪斯大学毕业后，前往曼哈顿谋求生路。她居住在一个小公寓里，街对面就是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Edward Albee）的住所。后来因为车子被偷，她买了一辆小摩托。有一任男友送了她一只鸭子做宠物——她把这只鸭子叫做“摩西”（Moses）——她一下子就爱上了它，后来她又多了一只兔子，名叫“桶桶”（Buckety）。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波格莱宾就一直在出版行业的宣传部以及附属部门积累经验，直到她最终得到了一份在年轻女性中“从未听闻”的正式带薪工作，那就是负责推广海伦·格利·布朗（Helen Gurley Brown）的作品《单身女孩与性》（Sex and the Single Girl），与其他畅销书竞争。
这个犹太裔女孩来自皇后区，她的母亲结束了第一段忍辱负重的婚姻后，曾在服装行业上过班，后来成了一位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再后来因为癌症去世了，那时波格莱宾只有十几岁。但是在曼哈顿，波格莱宾不会被贴上与出身和个人经历有关的标签。她可以重新开始她的人生，波格莱宾带着她的鸭子、兔子，开着摩托车转悠兜风，谈很多次恋爱，还为《玩偶之谷》（The Valley of the Dolls）这部书的新闻稿辛苦奋战。“我拥有了最不可思议的六十年，”波格莱宾回忆起那段时光，那时候她还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单身女性，“非常单纯，我只想和霍莉·戈莱特利[1] 一样，而且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如今的女性们，像以往一样，为了工作与金钱来到城市。但同时，她们也会因为寻找乐趣而来，并因此留下。
大都市里的女性，在爱情和性方面，可能会有更加深刻、多样的体验，同时她们可以隐匿姓名地去做一些事，不再受制于几个世纪以来社会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行为规范。从文化想象的角度来说，城市已经成为性、激情和权力的代言人了。它们吸引着女性，推动女性自由解放的进程，也让人们重新思考，对女性来讲，到底什么才是充实的人生。在多样化的城市景观中，不同阶级、性别、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群无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熔炉。19世纪末20世纪初，每一间拥挤的出租屋内都弥漫着疾病的恶臭——健康人难免也会生病——这臭味在人行街道上集聚，在窗户外面和门廊上飘荡，甚至弥漫在每一条大街小巷。那些年轻人，他们和各个年龄段的人一起蜷缩在单身公寓。为逃避令人窒息的屋子，他们成群结队地到鲍厄里区（Bowery）寻求慰藉。
凯西·佩斯曾写过一本关于20世纪初期纽约工人阶级日常娱乐和商贸活动的书。她在书里指出“在工人阶级社区里，街道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下东区街道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乐趣和低价的娱乐消遣：街头手风琴师和卖唱艺人演奏着动人的歌，流动的杂技演员表演着逗人把戏，还有随处可见的烤土豆的小商贩、卖热玉米的小摊、供顾客购买汽水的自动售卖机”。[10] 职业女性则要在每天的清晨和深夜，辗转几条街道到达工作地点。随着这样的场景愈加普遍，性别上的困境和陈旧的礼仪规范在逐渐消失，女性是城市一份子的观念正渐渐深入人心。
在1896年一次和内莉·布莱的访谈中，苏珊·安东尼针对女性骑车的爱好表达了她的自豪之感。“我认为这能在最大程度上把女性从束缚中释放出来，”她说，“每当我看见女性骑车从我身旁经过时，我都感到异常愉悦。它能够带给女性自由和信心，让她们感受到独立。”[11]
就这样，女性开始外出兜风，不再以之为羞耻。她们参与社交活动，在承担工业城市绿化清新空气功能的公园中游逛。户外活动提供了突破社会和性别限制的机会，而年轻人，佩斯写道，“把街道作为邂逅异性的浪漫场所，他们寻觅着最初的性体验，锻炼着自己搭讪调情的本领，而这些都在父母的监控和告诫之外”[12] 。根据佩斯的调查报告，这种自由的城市生活让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WCA）颇感焦虑，她们担心“这种不符合传统的户外生活，极容易让年轻女孩们变得聒噪和无礼”。
贝琪·伊瑟列（Betsy Israel）在她的书《独身女子》（Bachelor Girl）中写道，在即将进入20世纪之时，“有那么多单身女孩都在外面——工作、吃饭、跳舞——还真挺难立刻给她们分类”[13] 。人们再也不能把顽固不化的阶级身份和行为规范强加到女性身上了，这意味着在这一新式人群之中，潜在的身份重塑和转换已经蓄势待发。
城市缺陷
1988年，艾莉森·特库斯（Alison Turkos）出生在佛蒙特州的昂德希尔——这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小镇，其居民不超过三千人。高中和大学时，她说，她并没有过多少感情经历；事实上，她一直在努力思考有关身份与性别的问题。后来她搬去了纽约，在一家生殖健康中心找到了工作。她说，“我这才发现，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地方，有这么多酷儿（queer），他们形成了一个酷儿群体。”这个发现让她大松了一口气，她说，她更有信心去面对真实的自己了，也让她勇于在家人面前，甚至在家乡人面前公开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当然，有着无穷魅力的城市生活也有缺点，就像艾莉森观察到的那样，尽管她很喜欢在纽约的独立生活，但是填不满的欲望总让她非常焦虑。“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更睿智，或者自己能认识收入更高、智商更高的人。人们总是盼望着更迷人、更有趣的人或物出现。”
城市里五花八门的人和事，有时疯狂得让人瞠目结舌。我采访了许多城市生活的人，他们不断地向我抱怨，说遇见让人心动的伴侣是多么困难，尤其是（对异性恋女性而言）在传统人口迁移模式下，城市中的女性人数已经远远大于男性的时候。
一般来说，在西部许多城市，也就是那些曾经是农庄而如今改造成了科技工业区的城市，单身男性的数量要大于单身女性的数量。而在东部的一些城市，包括波士顿和亚特兰大，女性的人数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纽约市单身女性的数量比单身男性的数量多了大约十五万，[14] 而与此同时，阿拉斯加州一直极为欠缺女性人口。这也使得奥普拉·温弗瑞[2] 在1990年代做了一些以阿拉斯加单身汉为主题的节目。
而人们常常认为，那些想要寻求伴侣的异性恋女性已经错过了享受都市乐趣的青春芳华。我22岁大学毕业，找到了人生第一份稳定的工作。那个时候我经常和一个40多岁、离异了的同事一起，在办公室吸烟，八卦男人们的事。这个同事每次都会逼我发誓，说如果我到28岁的时候还没有结婚，我就要离开这儿，去个离城市远点的地方。“你不会想要跟那些女人一样的，”她忧郁地说，“那些留在这里却不再享受乐趣的女人。”
十年后，我已经30多岁了，然而我还一直享受着生活的乐趣。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约着吃饭，她曾经在纽约生活，35岁的时候被派遣到了新奥尔良，在那里迅速坠入了情网。“一旦你穿过了哈得逊河，”她跟我说，“你就会遇着一个男人。”就在最近，当我和一小群女性谈论纽约的黑人女性（尤其是事业成功的黑人女性）找到一个中意的男人有多么困难的时候，微软全国有线广播公司（MSNBC）的主持人，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学者——梅丽莎·哈里斯–佩里（Melissa Harris-Perry）突然说道：“你只需要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商场随便一站。”哈里斯–佩里担心她的话听起来太过肤浅，于是更详细地阐述道：“我说如果你往商场里一站你就能拥有一个丈夫，并不意味着这个人是个好的丈夫或者他就是你想结婚的那个人。”她又更加严肃地补充道，“凭我的经验，对于南方的年轻男性和女性来说，婚姻是一种期盼和愿望。实际上，男人一直都渴望、期待婚姻的到来，因为他们把婚姻看做是成年男子气概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准确地说，如果大多数女性并不愿意站在商场里找丈夫，而是选择在大城市里一直单身下去（或者说尽情享乐），那么这就说明，也许这些女性根本不想依靠丈夫过生活，也不想把自己的成年生活牢牢拴在婚姻上。
记者珍·多尔（Jen Doll）在《乡村之声》（The Village Voic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在纽约做单身者的各种乐趣：“这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住在这里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想和一个有耐心的、可以信赖的、慢慢消磨时光的、脑袋不开窍的人结婚、生孩子，然后住在一个有三间卧室、带两个车位车库的房子里，过着每年夏天烧烤、冬天煮饭的平静生活，一直到我们死去。我们不想要规划好的生活，我们想要真正去体验生活。”
多尔的观点，正是一个世纪以前同为记者的朱丽叶·威尔伯·汤普金斯（Juliet Wilbor Tompkins）所嘲讽过的，在一篇名为《为什么女人不结婚》（“Why Women Don’t Marry”）的文章里，她这样描述单身女性：“她们很快乐……在呼喊着自由的战役里！她们不知道生活中有这么多美妙的出路。于是当看见摆在眼前的十几条小路时，她们对以前那些只知道一条无趣大路的女性们抱有轻蔑的同情。”
不论汤普金斯关于轻蔑的同情的说法是否正确，可以确定的是，今天那条无趣的大路不会是所有人的选择，尤其是在有着更多出路的当下。而要想偏离大路，除了自身的选择，还需要城市对她们一定程度上的接纳。对于那些想和其他类型的人一起工作、娱乐或者交媾的人，城市把他们从乡村的约会场所揽进自己的怀里。也许，这些乐于逍遥的、渴求爱情的人本来就不应该做出婚姻的承诺，他们宁愿去做一些别的事情，而城市，为这样的人群提供了一片生存和成长的乐土。
通常，当一个人不去选择缔结长久的婚姻关系时，这个人会被我们看做是失败的或者悲剧性的，这其实说明，我们已经在心里认定婚姻是每个人都需要、或者都必须遵守的规则。但是城市却允许了那些人——那些在婚姻里躁动不安的、不满足的、总是充满渴求的、会给伴侣带来不幸的人——退出婚姻的大路，转而踏上偏僻小路，从小路走向她们心仪的目的地。
总想要追求新鲜的事，想要结交更多的人，想要成就一番事业，想要赶上火车去远方，想要痛快喝酒，想要参与马拉松长跑，想要参加各类培训课程，其实这些都不是坏事。等到女性们寻觅到那个两情相悦的伴侣时，曾经浸淫在城市深处的她们，将会脱离这潭深渊（如果她们比较幸运的话）；而那些推迟结婚的人，因为体验过单身的生活，她们也会把婚姻看做是一种解脱，她们终于可以不用独自躺在冰冷的床单上了，这也许不是什么坏事。假如这些晚婚的女性迫于压力，提前结婚的话，当楼下的派对歌舞升平，而她们必须带着孩子早早睡觉时，她们心中的愤怒也就可想而知了。
即使婚姻从未降临，或者在婚姻姗姗来迟之前，一些女性还是想要留在城市里，享受乐趣。就像多尔所写下的，“我们不清楚我们要什么。我们想要探寻这世界的一点一滴，一直一直地探索下去。”多尔叙述道，“我们是单身的、独立的、经济自主的纽约女性……我们正坐在巅峰，俯身面对着前所未有的选择。这些选择让我们为之振奋。因此我们想尝试各种可能，不管是更大的、更好的、更快的、更闪亮的，还是更高的、更性感的、更强壮的或者更聪明的，还有那些非常与众不同的或者完全自我的选择。主宰自己选择的权利——何乐而不为呢？”
基础设施与社区
蕾蒂莎·马雷罗（Letisha Marrero）的父母都在纽约市长大。他们虽是波多黎各人，但是打定主意要让他们的孩子拥有美国公民身份；后来他们举家迁到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市郊。当蕾蒂莎有足够能力的时候，她立刻回到了纽约市，靠给明星杂志打工赚钱，后来在纽约的上西区给自己买了一间公寓。她一直都在约会，但是从来没有遇见让她觉得心动的人。35岁的时候，她怀孕了，却下决心和孩子父亲分手，独自抚养这个孩子。
顷刻之间，这个令她魂牵梦萦的城市，变得如此冷漠。为了缓解经济上的困境，她把她那个小公寓卖了，然后在布鲁克林一个正在改造的街区租了间便宜的房子。然而，当她生下了她的女儿后——她没有丈夫，而且她的工作也没法让她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照顾孩子——她发现自己住的地区并不发达，作为单身母亲，她必须要住在一个她喜爱的社区，并且要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我不想当这个地方的拓荒者，”蕾蒂莎说，“无论如何，我可不希望看到枪击案发生。我决定我们必须搬走。”
2009年，蕾蒂莎被解雇了，她意识到搬家迫在眉睫。她和她的女儿洛拉去了弗吉尼亚州，这里离她家人和洛拉的父亲都近些。离开纽约后，她觉得自己长舒了口气，感觉像是“从一段虐心的感情中解脱出来。我觉得‘哎！终于不再这么操心费力了！我再也不用拖着一大堆东西爬五层楼梯了！’”她还说，送她女儿去纽约的好学校上学，送她参加公共教育系统中的资优班，“每一步都像是在打仗一样。我没有钱，也不愿意花两万五千美元送我的孩子去读小学，在这里，我不用再为了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发愁挣扎”。蕾蒂莎目前和洛拉住在弗吉尼亚州的一幢公寓大楼里。蕾蒂莎现在发现自己对养殖和烧烤很感兴趣，而她的父母正是依靠这些在城郊落地生根。
但蕾蒂莎也很怀念纽约的生活，怀念这个城市在她还是个单身母亲的时候所给予她的一切，即使是当她被迫要离开的时候。“在纽约，每条街都有认识我的人，”她说，“哦，是那个带着孩子和狗的棕皮肤女人。”这种群居的意识令人安慰，而且让人安心，即便是在那些她并不觉得有多安全的社区里。她住过的一间公寓，蕾蒂莎回忆道，“旁边就是一家隐秘的酒店，但她从来没感到过不安全。”她还说，她从来没有在街上被人骚扰过，那些坐在街边的商店老板会用一种日常邻里间的目光来招呼她，她的纽约邻居们都非常贴心，常常会帮她把东西和婴儿车提上楼去。有时候，当她到街对面去拿洗好的衣服时，她还会把洛拉留在商店里请邻居们照顾。“他们的态度总是这样的：她是我们的一份子，我们照顾她就像在照顾我们自己一样，”她说，“我从没觉得我处在危险之中。但是你控制不了枪击案的发生，而且我也不愿意去那些街区参加聚会。”
在弗吉尼亚州的公寓大楼里，蕾蒂莎说，他们邻居们互相之间都不认识。
对于单身女性来说，不管有没有孩子，城市都为她们的家庭生活提供了完善的基础设施。城市变成了单身女性的另一半，给她们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而这些服务是世世代代女性提供给男性的。男性能够参与公共事业，离不开背后那些一直在家里煮饭、缝补衣物、洗衣服、打扫卫生的妻子们。而当男性单身的时候（或者不是），他身边还会有另外一群女性，她们给他当女仆、洗衣妇、裁缝、秘书以及妓女，以此换取微薄的薪水。
一直到现在，对于大多数单身女性而言，没有相关的一套服务是反过来提供给她们的。但至少，城市为了实现富裕的目标，还是做出了些弥补和改善。比如说，为居民们提供更小型的居住环境，这样就减轻了清洁和维护的工作量。在城市通常会有一个管理员专门负责维护工作。如果你的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话，那么你还会有一个门卫替你收包裹和杂货品，以及迎接你的访客。每个街角都会有商店和手推车，方便上班族购买早间咖啡和热乎乎的早餐。在城市里还常年流传着一个有关年轻成功女性的说法：她们用微波炉来储存毛衣。这一方面说明了女性衣柜的空间不够用，另一方面则证明了方便、快捷的食物外带开始广泛流行。多少年来，准备食物的工作一直都落在女性身上，而如今，这一呆板的传统有了可以置喙的余地。城市里还建起了自助洗衣店和裁缝店。此外，还有帮忙照看孩子的邻居、有分担房租和电费的室友。所有这些生活上的便利，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那个由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提出来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家庭主妇不再待在家里了，那么我们必须要问，‘她的工作将由谁来接替？’”[15]
除了以上提到的，大都市里还有其他的城建设施：街路纵横交错，连通着各式各样的娱乐场所，酒吧、俱乐部、电影院、体育馆、篮球场和公园。公共交通也十分发达，人们可以选择火车、地铁、公共汽车以及有轨电车等多种交通方式，既便宜又快速（通常情况下）地去上班、回家以及拜访亲朋好友。[16]
即使对于那些不太容易享受到这类便利的人，城市里密集的人口也能让她们感受到蕾蒂莎所提到的“邻里目光”：街道上那些爱管闲事的邻居，路边草坪椅子上的小区居民，他们注视着每一个经过的行人。在公寓楼里，人们之间互相了解，你可以随时把孩子交给邻居照看，也可以随时从他们那里借一杯糖。
在市中心，庞大的人口催生了大量的工作机会：通常来说，这些工作的薪酬确实很低，比如说给富人送外卖或者清洗健身房的毛巾之类的。但是，城市里的工作机会仍然比村镇的要多，在村镇，你也许得开几英里的车才能到达离你最近且愿意雇佣你的商店、游乐园或者医院。
事实上，城市确实存在一个问题，即这些一应俱全的福利设施和便捷服务，让人们不再需要来自伴侣的帮助了。长此以往，恐怕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单身者。
谈到不同地区的婚姻模式，梅丽莎·哈里斯–佩里向我讲述了她的亲身感受，她说那些和她一起在南方上大学的女孩子们结婚都比较早，而她在普林斯顿工作时所遇到的那些女性朋友们都还是单身。这让她觉得：“在南方，事业有成的黑人女性在20多岁就结婚了”。而在北方，她们结婚的年龄则要推后很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里斯–佩里又回想起她的一个朋友——“一个50岁的、典型的纽约单身汉”——这个朋友曾经解释过他这么多年仍然保持单身的原因，他说，“随便哪一天我都可以把衣服送去干洗，如果半夜饿了也会有食物送来，我可以去外面闲逛，去公园小坐，或者去看场演出；所有的便捷服务，艺术文化活动，再加上各式各样的约会对象，都让婚姻显得相形见绌。”
女性（或者男性）从婚姻中所获取的东西，如今也许同样能从城市生活中获取到，这其实是一种对婚姻意义的积极思考。城市提供给我们的很多服务，都是在传统婚姻中不可或缺的，并且它们具有性别类化的性质；而城市的存在打破了这种性质，不仅让我们可以通过金钱的交易来获得这些服务，还让我们真正享受着这些服务，这也是我们花钱的目的。这种变化，同时也改变了女性看待、参与世界的方式——城市化身成了配偶，甚至有时候，变成了她们的真爱——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多黛·斯图尔特（Dodai Stewart）从小生活在纽约。她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比她的母亲大二十岁，在多黛十几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去世了，她的母亲一直都没有再婚。多黛交往过许多男性，每一个她都有过与之结婚的打算，但总是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使她从来没能踏进婚姻殿堂。多黛跟我谈话的时候刚过40岁，她说，“我和纽约谈了一场最长的恋爱，真的是这样。我给它拍照，记录着有关这个城市的一切，像‘曼哈顿女孩’[3] 一样”。
多黛跟我提起自己的一个旧金山前男友，他非常想和她结婚，还计划在院子里种一块草坪。但多黛并不喜欢打理草坪。而且多黛觉得他不知道老牌朋克夜总会CBGB[4] ，也分不清楚（不管是从文化意义上还是从地理位置上）住宅区和商业区。两人的共同话题少之又少。最后多黛没有接受他的求婚。“你不了解我生活的城市，”她说，“你也不会懂我。”她在纽约和男人之间，选择了纽约。她强烈地感觉到，这个城市才是一个更值得拥有的伴侣。“这个城市，无时无刻不在和你对话，”多黛说，“他会给你留言。当你走过涂鸦墙的时候，整个世界一瞬间都变了，因为你读到了他的话。纽约在我的生命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多黛的母亲没有改嫁——她的母亲在纽约生活了二十多年——独自把她抚养成人，所以多黛选择独身的话，她的母亲应该比较能理解她的决定。而那些成长于早婚地区的城市居民以及那些较早结婚的朋友们，恐怕会对这种颠覆传统的行为略有抵制。
都市神话
妮莎（Nisha）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内珀维尔小镇，现在在华盛顿工作。她向我描述了家乡和华盛顿之间的巨大鸿沟。妮莎今年24岁，在社交媒体界工作，她有个男朋友，还没有谈婚论嫁。她注意到，家乡的高中同学和朋友接二连三地结了婚，而在华盛顿和纽约（她也在纽约工作）社交圈里的人都还是单身。她说，城市的朋友们“更关注事业发展，享受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而家乡的伙伴们却在琢磨她们的男朋友什么时候求婚”。
妮莎告诉我，她在华盛顿认识的所有人，除正式的工作外，还会做各种兼职，社交日程安排得特别紧凑，所以她实在很难想象在这样的生活节奏下，她们会考虑老古董一般的婚姻大事。她认为，在未来五年内，自己的人生前景会很不一样。“30岁是一道无形的分割线，”她说，“尤其是女人，快到30岁时，周围人就开始关注你的婚姻问题。”她的父母是印度移民，他们曾对妮莎说不希望她拖太久。但是，她又补充道，他们同样也很理解她，在一种新经济的环境下，“女性继续在经济上依赖男性，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
当然，数不清的单身女性们从未离开过村镇，或者走相反的方向——从城市搬去市郊和村镇。虽然每个地方都开始流行晚婚，但在那些更倾向于早婚的地区，年龄稍大的独身者还是常被污名化。
35岁的克里斯蒂娜（Kristina）是一名考古研究领域的律师，她居住在北达科他州的俾斯麦。她在费城出生、长大，但由于工作和研究的需要，总是搬来搬去，因此她成年生活的足迹遍及各地：马萨诸塞州、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新墨西哥州的卡尔斯巴德、内华达州的里诺、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的费尔菲尔德、新墨西哥州的法明顿以及蒙大拿州的米苏拉。
去过这么多地方之后，克里斯蒂娜十分肯定地说，“在相对偏远的乡村，单身的确是个障碍。”当时，她准备从米苏拉搬去俾斯麦，许多人担心俾斯麦的城市化程度更高（犯罪率更高），在那里没有男人可以依靠很不安全。大家都这么说，弄得她很烦躁，“我从康涅狄格州搬到了新墨西哥州都没什么，你们反而担心俾斯麦的高犯罪率？”
在北达科他州，如果她跟当地人说自己还单身、从来没有结过婚的话，绝大部分人都会显得十分惊讶。还有不少人在听到她说“没有结婚”的回答之后，会跟她说“哦，我真抱歉”。但是，克里斯蒂娜告诉我，在这样一个早婚现象特别普遍的地方生活久了，即使是她，也会潜移默化地对那些单身的人表现出某些偏见和警觉。如果她遇见了个和她年龄相当、从来没结过婚的男性，“她的心中就会响起预警信号；‘你怎么回事？我知道我也单身，那是因为我来自不安分的东海岸。你得把你的情况解释给我听听’”。她觉得还是在大城市生活更安心，可以更舒服地享受和单身男人的约会，城市里单身的成年人越来越多，单身的状态也更……正常。
不可否认的晚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且不单单局限于城市范围。有意识地选择单身——或者至少对传统婚姻不再持有浪漫的看法，而是对其抱有一种客观的批判态度——已经不只是城市居民的专属了。2013年，来自德克萨斯州戈尔登的24岁女歌手凯茜·马斯格雷夫斯（Kacey Musgraves）在美国乡村音乐奖上获得了最佳女歌手的提名。她有一首歌叫做《旋转木马》（Merry Go’Round），这首歌的开头是这样的：“如果你在21岁的时候还没有两个孩子/你很可能会孤独终老/至少传统告诉我们是这样，”接下来她又向传统提出了质疑：“我们百无聊赖，因此，我们走进婚姻圣殿，仿若尘埃，在小镇上安然度日……我们自以为初恋很完美/于是我们坚守着高中时的爱情。”
她们自己的房间
对于贫穷的女性而言，不论她们的婚姻状态如何，一般都会选择群居生活。据历史学家克丽丝汀·斯坦塞尔（Christine Stansell）提供的1855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纽约市的四百名单身女性里，独自居住的只有十一个人。[17] 大多数住在城市的职业女性，都是和兄弟姐妹、表亲、父母和祖父母们一起挤在窄小的出租屋内，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至近代；其他地区的穷困家庭和移民家庭一般也是这样的居住情况。
即使单身女性很渴望打破多代人一起生活的居住方式，她们也很难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一方面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顾忌社会对性行为的限制和道德规范的束缚，许多有工资收入的女孩们都住在寄宿公寓里。1863年，社会活动家弗吉尼亚·佩妮（Virginia Penny）写道，“许多售货员女孩都是六个人挤在一间阁楼里”[18] 。那种阁楼的业主一般是年长的女人，她出于类似父母的“负责任的态度”，对这些年轻的租户们实行严格的宵禁，时刻监督她们的一举一动。
历史学家乔安娜·米耶维茨（Joanne Meyeowitz）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在1891年的芝加哥，一名年轻女租户向自立妇女之家（Home for Self-Supporting Women）申请，想和一名年轻男性外出，妇女之家二话不说联系了伊利诺伊人道协会（Illinois Humane Society），该协会紧接着又联系了这名年轻女子的继母。身在南达科他州的继母非常感谢组织对她继女的保护，称让其远离了“城市里的众多陷阱和圈套”。[19]
但想必读过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文章的人都很了解，女性们其实非常强烈地想要开辟一块属于她们自己的空间。
19世纪的物理学家哈莉特·亨特（Harriot Hunt）和父母同住，后来她结了婚的妹妹也搬了进来，原本就不够用的房间更显拥挤，她说：“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真叫人备受打击”[20] 。甚至12岁的路易萨·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也带着奢望的语气描述过一个看似渺茫的心愿：“我一直很想拥有自己的小房间，虽然我知道根本没有办法实现，但我还是没有打消这种期待，我想在里边唱歌、思考。”奥尔科特后来成为了少数能负担得起单独房间的女性之一，而且她还把自己形容为蜘蛛，需要“独自吐丝”。[21]
贫穷的男人们，也像他们工薪阶层的姐妹们一样，和家人或者工友一起挤在有限的公寓空间内。而那些稍富裕的单身男性——比如能继承丰厚财产，赚取可观数目的租金的男性——他们相对其他人而言有更多选择。这些男性可以住在住宅楼或者俱乐部里，以金钱换取家庭方面的（大概是性方面的）需求。到19世纪末，曼哈顿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不到二分之一的15岁以上的男性是未婚状态了，其中多数人是独自居住。曾有一个住在男士俱乐部的单身汉这样描述他的住处：“成员们都像住在自己的城堡里一样无拘无束；这座建筑……就如私人住所一般干净、安全、舒适。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做主，不会有来自主人的‘关心’或烦扰。”[22]
这真让人羡慕！在很长一段的时间里，都没有女性平等这一说。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来到城市，她们不仅料理家事，还投身新兴的女性职业，这个时候，城市就必须给她们留出居住的位置了。
建于1903年的玛莎华盛顿酒店（Martha Washington Hotel）是最早的综合大楼之一，它共有十二层，专门为来纽约找工作的家庭妇女设计。[23] 2012年，这座大楼被定为纽约地标，《纽约时报》还发表了一篇报道，称：“那时候，单身的职业女性费尽心力，寻找那些不被怀疑做了有伤风化之事的住所。”玛莎华盛顿酒店的首批住户有五百人，其中包括速记员、编辑，还有一位律师（她后来成为了纽约第一位被任命的女法官），即使是在这样的酒店里，也有一些严格规定：男性不允许上楼，而且，刚一开始的时候，被要求拎所有重行李的是男服务生，但到了1904年，酒店聘请了十四位女服务生代替他们。
1906年，格林威治村建造了图马特酒店（Trowmart Inn），它不仅为单身女性们提供住宿，也为“收入微薄的劳动阶层，以及那些没法为父母在城里安家的人群”提供住处。图马特酒店没有宵禁，事实上，经过独具匠心的设计，它成了未婚女性通往婚姻殿堂的过路站。酒店的建立者告诉《纽约时报》，酒店原初被设计成一个允许男性追求女性的场所，如果不是独自居住的话，单身男女会在约会、恋爱以及性生活等方面碰到很多障碍。《纽约时报》上有篇文章曾形容：“温柔优雅的女孩们并不在乎对方在高速公路上还是在公园里公开求爱，不过假如有一个更合适的地方，求爱者可以在那里向姑娘们表达爱意，她们会成为快乐的、尽职尽责的妻子，以及更加幸福的母亲。这些姑娘们的数量正迅猛地增长。”《纽约时报》继续说，“如果女孩们都有了幸福的家庭，并且每年都会有人在图马特酒店缔结姻缘的话”，这家酒店的建造者也会感到非常高兴。
这些酒店让女性们独自居住成为可能，但是它们也逐步被那些更具有吸引力的住处所代替，比如说，1927年建立的巴比桑俱乐部（The Barbizon）——“为职业女性建造的俱乐部式公寓”，它不仅提供了简单的小房间，还提供了一些旧式男士住房所配备的服务。《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在形容巴比桑的建造特色时，称它是“专门为商业和职业女性设计的，它配有健身房、游泳池、工作室和其他一些男性俱乐部才有的便利设施，这种风格真是独一无二”。两年以后，《纽约时报》也对那些正在享受巴比桑俱乐部健身设施的“现代女战士们”进行了报道，并指出“据说，在她们的俱乐部里，女性比男性更为自由”。
20世纪中叶，女性不但能很便捷地找到心仪的公寓，还可以在报纸的广告页上挑选室友。但是能拥有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正如贝琪·伊瑟列（Betsy Israel）形容得那样——一直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即使是在1980年代，“房租稳定”一词，也“比‘嫁给我吧’更加让人心潮澎湃，它寓含着更多可能性，暗示着一种成年人的生活”。[24]
我和一位朋友在大学毕业前去了趟纽约，我已经计划好要在这里定居了。凑巧朋友的姐姐当时也在纽约，她比我们大很多岁，事业有成，独自在纽约的上西区租了一间小公寓。当我计划好去那里与她们见面的时候，朋友跟我道歉说她姐姐不想让我去她的公寓；她姐姐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即除了亲人和恋人之外，别人都不能进她的家。这间屋子是她姐姐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属于自己的空间，她保卫着它不被别人入侵，然而这条不成文的规定，在当时还很年轻的我看来，是残酷且没法理解的。
随着一大波女性寻找着能让她们立足的地方，城市的规划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2013年，纽约市立博物馆、公民住房与规划委员会、纽约建筑联盟合作，一起举办了一个名为“开辟空间”（Making Room）的展览，主要是展出一些房屋的设计方案，这些设计都是为了使住房“更好地适应纽约市急速变化的（有时是让人震惊的）人口数量，包括大量增长的单身人群”。这次展览特别展出了约为30平方米公寓的设计图，这种房型基本上就是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鲁姆伯格（Michael Bloomberg）推荐的专为单身者设计的新型“微型公寓”构想方案。
在华盛顿，一座位于杜邦环岛的大厦正改建为一座92户的公寓楼，公寓面积平均为32.5平方米；[25] 2012年，一条街巷里盖起了一片小户型住房，每户的面积约为14至23平方米，这个设计为将来的小型住房提供了借鉴模型。[26] 同时，西雅图也掀起了一股微型公寓的热潮，为适应人们高涨的住房需求，原先那些老旧的大房子都被拆除，改造成约18.5平方米的、带有公共厨房的单元楼。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造招来了不少抗议。一名居民告诉《西雅图时报》（The Seattle Times）记者，“我们不关心谁要租这些微型公寓，我们想知道有多少人住在这里。这里肯定会变得非常拥挤”[27] 。
在多洛莉丝·海登（Dolores Hayden）的经典著作《家庭大变革》（The 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里，作者回顾了城市家庭房屋建筑的变迁，描写女性们如何逐步独自居住、拥有个人专属空间。女性乌托邦小说《她乡》（Herland）的作者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曾设想过，女性可以雇佣专职人员为她们做饭，因此她们的房子不需要厨房。而19世纪的改革家、女权主义者梅露西娜·费伊·皮尔斯（Melusina Fay Peirce）则发起一项房屋合用的运动，她认为把那些既要做饭又要照顾孩子的女性们分散在各自的住处，会阻碍争取平等的进程。[28]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当代女性逃离了先人那种整日囿于厨房和婴儿室的生活。碰巧，她们还实现了先锋前辈们的幻想——厨房与娱乐空间可以共享，独立的成年人把家庭生活与公共活动融为一体，她们并不需要配偶。
危险警钟
风险伴随自由而来。隐匿真实身份和放飞自我也许是个美好解脱，但是这些也滋生了危险：具有安全隐患的性行为，更高的暴力犯罪率，以及更多的非法活动。在早期社会，对于独自（或者和其他女性一起）住在城市里的女性们来说，她们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有可能会被带去当妓女。或者说，被贫穷和物欲横流的都市生活所迫，不得已去做妓女。
1832年，纽约妓女收容协会刊登了一则（也许是错误的）警示——“我们已经十分仔细地统计过了，这个城市里堕落为妓女的女性数量，已经超过了一万人！！！！”[29] 在芝加哥，那些居住在市镇里最廉价和最落后区域——所谓“带家具的公寓区”——的女性们，更可能通过卖身来增加收入。在20世纪早期，有调查显示，“在这里的漂亮女人如果不去‘赚外快’，那么她很可能会被街坊邻居们认为是个傻瓜”[30] 。
但是多元化的思想观念，让城市以宽宥之心包容了这些女性们，并且向她们提供救赎与改过自新的庇护所，这些都是小村镇和市郊无法给予的。克丽丝汀·斯坦塞尔（Christine Stansell）强调，正是因为城市对女性的宽恕，给她们提供多种选择和自我改正的空间，才让城市在拓展女性的潜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城市里面的公寓楼、血汗工厂、长街小路，都在美国女性的历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31]
在我们讨论女性气质与都市生活时，难免会落入俗套，讨论究竟是城市使女性误入歧途，还是女性自身对城市而言就是个魅惑之物。随着城市被越来越多单身的、掌握权力的女性所填满，我们会时不时地在新闻中读到有关这些女性的典型悲惨故事。而且，在这些报道里，我们总能轻而易举地得到这样的暗示：那些敢于独自生活的自信女性们，已经走得太远太远了。
19世纪90年代，一个以贴海报为生的年轻孩子艾达·贝克（Ada Baeker），从德克萨斯州来到纽约投奔一个女性亲戚，但在这座冷酷的大都市里，她没法融入身边的人群，以至于她曾两次尝试自杀。当时，各种小报上铺天盖地全是关于她的故事，人们拿她的经历警示那些执意要改变人生航线的女性们，如果坚持要驶入这孤独无助的城市深水之中，命运会带给她们什么样的结局。[32]
大约一百年后，一名在中心公园慢跑的女性被强奸和攻击，差点致命。后来查明，受害者的名字叫特丽莎·梅里（Trisha Meili），是一名28岁的单身白人投资银行家。她以优等生的荣誉称号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后来又在耶鲁大学修了艺术与商业学位。她近乎完美地代表了那些接受昂贵教育、拥有高薪职业的独立女性群体，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这些女性在纽约愈加常见。她一直在这个公园锻炼——它原本是让城市变得生机勃勃的基础设施：当她受到侵犯的时候，作为单身女性的梅里正积极地与这个城市相处共生。这件案子（有五名无辜的黑人男性为此入狱），在当年算是最广泛的报道故事之一了。
肯德拉·韦布戴尔（Kendra Webdale）来自纽约北部，她一直很喜欢逛这里的“公园和博物馆，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也充满着各种未知的可能性”，而就在其中一个人群混杂的地方，1999年，32岁的韦布戴尔被一名有攻击女性案底的精神病人从地铁的正前方推下。[33]
2006年，刑事法庭上又多了一个谋杀犯，他因为谋杀了一名女性而被捕。这名女性叫伊美特·圣吉伦（Imette St.Guillen），她曾以前5%的优秀成绩从学校毕业。一天晚上，她和闺蜜一起在外喝酒到很晚，后来她坚持要自己一个人待在外面，深夜她被一名酒吧保镖强奸并且杀害。
这些犯罪新闻报道——比那些降临在贫穷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身上的悲剧事件（这并不经常发生），总是更加让人胆战心惊——说明的问题已经非常显而易见了。城市赋予了女性们不断扩大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同时也把她们置于大都市的危险中。这些威胁女性安全的危险因素，正是吸引她们来到城市的诱惑：乐趣、自由、性、载她们去上班的火车、她们聚集的街道和她们跑步锻炼的公园；这些赋予女性独立与自由的地方，也让她们变得不堪一击。女性们的高学历和高薪酬不能保护她们免于野蛮暴力的侵害，她们的性别特征，以及她们的独行——让她们成为了罪犯的猎物。
唯一挚爱
1997年，我搬来纽约，因为负担不起在曼哈顿区生活的费用，所以勉为其难地住在了不是很繁荣的布鲁克林区。那时已经当了三年市长的鲁道夫·朱利亚尼（Rudolph Giuliani），非常强势地整治了纽约的色情电影院、流浪乞丐以及那些用擦刷器清洗汽车玻璃的人。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鲁道夫·朱利亚尼在任期间，纽约警力增长了35%。警察们在打击罪犯、尤其在打击黑人犯罪方面广受称赞。在朱利亚尼政策带动下，整个国家的城市犯罪率下降了，华尔街的管制也不断放松，科技工业也蓬勃兴旺地发展起来，纽约出现了更为富裕的群体。价格低廉的左倾同性恋聚集区被重新铺建成了投资银行家的操场；先前的肉类加工区（在它之前是那个曾为单身女性提供住处的图马特酒店），以及不久前的卖淫中心，都被改造成了巨穴般的俱乐部，里面提供价格高昂的酒水。我得承认我只能负担得起布鲁克林的生活。
也就在那几年，我读到了琼·迪迪翁（Joan Didion）写给这个城市的分手信，“再见，所有的一切”，我非常认同她所写的感受。迪迪翁说她“可以整夜狂欢，犯各种错误，不必为之付出代价”，她对纽约的爱，并不是什么流于表面的感情，而是真正爱上了这座城市，就像你爱上了第一个让你动心的人那样，而且再也不会有什么人可以让你献出同样的爱。
相比于她，我可不敢自信地说，我一点也不担心犯错误。我在大学毕业后来到纽约，一直提心吊胆、小心翼翼，感觉自己可能会无家可归，害怕一不小心就会被赶出去。即使我早年间把纽约看做是一个伴侣，那它也是个令人胆寒的、还有点嚣张的伴侣。我和我的室友，同时也是我的好友——她违抗了父母的意愿，一人身无分文地从田纳西州来到纽约这个大城市——我们每天在一起吃两美元的辣汤团，窝在沙发里喝啤酒，看《X档案》（The X-Files）的旧剧集，然后互相问彼此以前是怎么交到朋友的，就这样，我们度过了来纽约后的第一年。
除了被迫住在布鲁克林的公寓里，在我刚到纽约的头些年，我的内心里还翻滚着对《欲望都市》的埋怨。它那时刚刚开始在HBO播出，广播公司会定期把它的广告单页——上面是那个穿着芭蕾舞裙的古怪女主角——贴满整个城市，路上的积水经常飞溅在广告页的女主角身上。但我谈不上讨厌这部剧，因为我本来就觉得它不怎么样，所以说实话，我几乎没怎么看过。我并不反对它所传达的观念；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它不完全地象征了一个潜在的女性新时代。
我不喜欢《欲望都市》，是因为它很快成为了一种工具，每个在城市居住的单身女性都会被朋友和家人用这部剧来衡量，并且还带有些贬低的意味。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人跟我说过，我的生活“就像《欲望都市》一样”。
相比电视剧，我在20多岁的大部分时间里基本没有性生活。更别说那些巨大衣橱和“恨天高”。电视剧《欲望都市》还耐人寻味地将衣橱和高跟鞋视作空间和高度的隐喻——当然，当代女性们已经拥有了上述的空间与高度——而我有好几年几乎都要破产（注意，不是穷……是破产）。事实上，我几乎不看《欲望都市》的原因，是我根本付不起有线电视。
即使我的收入稍微多了一些，有了几双漂亮鞋子，性经验也多了些的时候，我还是十分讨厌这种现实与电视剧之间的比较。一部分原因，是我知道这部剧关于现代女性特质的看法是极为有限的——里面有那么多那么富裕的白人女性——但更多的是因为我怀疑，人们说我的生活就像电视剧一样时，他们的本意可能并不是夸赞。
《欲望都市》播出时，电视评论家艾米莉·努斯鲍姆（Emily Nussbaum）同样也是个纽约单身女性，她告诉我说她“听到人们对她说‘你的生活就像《欲望都市》一样’时，会感到十分兴奋”。因为在这之前，她回忆道，人们对她说的是，“你生活得像《凯西》（Cathy）漫画一样’”。《凯西》是凯西·吉斯怀特（Cathy Guisewhite）创作的在报纸上连载的漫画，从1976年一直连载到2010年，其中记录了主人公的日常饮食、无聊的男朋友以及没价值的工作。《凯西》向人们展示了女性的单身生活可能会包含的内容。很长一段时间里，《凯西》都是这个国家有关单身女性主题的仅有的流行模本。在我们谈话之后没多久，努斯鲍姆就在《纽约客》（New Yorker）发表了一篇关于《欲望都市》的文章，她这样写道，“人们把你的人生看做是富于魅力的威胁，总要好过他们认为你过着悲伤和孤独的生活”[34] 。
同时，努斯鲍姆也惊喜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欲望都市》让人们受到了心理上的冲击。“我真的很高兴，人们对它感到了恐慌。”她告诉我。相比于早期那些把单身女性描述为坚强可爱，或者悲伤绝望的陈词滥调，剧中性欲旺盛的凯莉和萨曼莎着实让男性们吓了一跳。努斯鲍姆又继续说，“这部剧很清楚地把凯莉塑造成了一个生活乱糟糟的、有很多缺点的女性，她不是某些甜蜜可人、勇敢地喊出‘为什么她不能寻找到爱情？’的人物的替身。这部剧令人眼前一亮，因为它为那些不完美的、易怒、怪异、贫困或者并不惹人喜爱的女性们搭建了一个表现的舞台”。
《欲望都市》中女性的复杂性格，让她们和这个城市产生了共鸣，这是我渐渐开始欣赏它的原因之一。因为我知道，纽约也是一座不完美的、易怒、怪异或者并不惹人喜爱的城市，在展示完魅力之后，纽约的缺点和不足就开始接踵而至。
在我搬来纽约的五年后，我有能力离开室友，独自承担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壁龛式小公寓。我和纽约的感情继而发生了急转弯式的变化。在自己的公寓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房子虽然很小，也不算精美，但我爱它的每一寸每一角。我还做过突然失去这间公寓的噩梦。在梦里，我正透过它的大窗户，眼巴巴地向里面望去，渴望能重新回到它的怀抱。
在拥有我自己公寓的同时，我的交际圈也扩大了，工作方面也更加得心应手。当我清晨第一次在这间公寓中醒来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成熟、独立和舒服。如果《欲望都市》用鞋子、衣橱和鸡尾酒来象征自由，那么这个42平方米的简陋出租公寓也可以是我所拥有的“奢华世界”的一个隐喻。
然而，当我为这本书进行采访的时候，记者杰西卡·贝内特（Jessica Bennet）向我回忆了她那绝望的城市单身生活，这份记忆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那是在她和交往了很久的男朋友分手之后，当她使劲拖着一台空调上四段台阶，回到她的公寓时，涌上来的筋疲力竭、挫败感和孤独感。她生动形象地向我描述了这段回忆：
我那时正站在劳氏五金商店的外面，这里和我最近才搬进去的新公寓——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公寓，我特别爱它——隔了四个街区。那是个初夏，彼时我来纽约已经五年半了，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如此开心和能干。但是天气非常非常热，超过了37度。空调特别重，我没办法把它抬起来，更别说运回家了。我鼓励自己说，我很开心，我很棒。但是我实在太累了，而且感到特别无助和孤独。
谁会帮我？起码这座城市不会——这座繁华的城市，这座独立友好的大都市——让我陷入了现在的困境。它不会给我汽车，只留下酷热难耐的街道、又陡又高的门阶以及一大批和我一样的单身朋友。那些朋友人都很好，但是她们也一样买不起车，同时也都在这突然来袭的热浪里，一边挣扎着把自己的空调搬进屋子里面去，一边和她们那混杂着热气、汗味的孤独感一起轻轻啜泣。
在那一刻，我唯一想要的，就是一个伴侣：不是让他来为我做这些事，而是，陪我一起做这些事。我27岁了，我真的需要一个丈夫。
在我这么想时，也许我还可能小声嘟囔了出来，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女性，这在现在的纽约也还是很少见——停了下来，一个来劳氏商店购物的乘客下了车。我迫不及待地向车里看去，司机摇下了车窗，问我是不是想坐车。我身上没带着现金。你家里有现金吗？她问道。有。这个女司机从出租车里下来，帮我把空调抬进了后备箱。当她把我载到我的公寓门口时，我看到我的新房东正坐在门廊上抽烟。他帮我把空调搬上了公寓。
接着我跑回来把钱付给出租车司机，然后向她道谢。“你看起来像是遇到生活的瓶颈了，”她操着东欧口音说道，“有时候，你只是需要别人帮你一下。”
在HBO的独播结束之后，《欲望都市》便开始在辛迪加电视台播出，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搬进了自己的公寓。我从未完整地看过这部剧，只是在随便换台的时候，换到这个剧就看几集。有一段时间，我好像总是看到同一集，就是关于“舰队周”的那一集。在三十分钟的结尾处，凯莉回应了琼·迪迪翁说，如果“人一生只有一个挚爱，那纽约大概就是我的那一个”。
我喜欢这句台词。等到我在这座大都市里开辟出自己的一方天地时，它已经是我的真实写照了。
注释
[1] 霍莉·戈莱特利（Holly Golightly），小说《蒂凡尼的早餐》中的女主人公。
[2] 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美国著名女脱口秀主持人。
[3] 《曼哈顿女孩》（Girlhattan），一档讨论女孩和城市的真人秀节目。
[4] CBGB，1973年在纽约成立的一家摇滚俱乐部，包括雷蒙斯乐队（Ramones），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在内的众多朋克先锋都曾在此登台演出。它被视为美国朋克运动的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