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中旬，学期结束前的倒数第二天，薇安妮正站在黑板前列举着一个动词的变位，耳边传来了她如今已经耳熟能详的德国摩托车发出的突突突的声音。
“又是那群士兵。”吉尔·富尼耶怨恨地说。这个男孩最近总是狂躁易怒，可谁又能怪他呢？纳粹控制了他家的肉铺，把它让给了一个通敌者。
“留在屋子里。”她对学生们说道，自己则迈上了走廊。两个男人走了进来——一个是身穿黑色长外套的盖世太保军官，另一个则是当地宪兵保罗。在与纳粹合作之后，保罗长胖了不少，皮带紧紧地勒在肚皮上。不知多少次了，她总是能够看到他在维克多·雨果大街上闲逛，手里抱着他们一家吃都吃不完的食物，可她却只能站在冗长的队伍中，手里攥着换不来什么东西的定量配给卡。
薇安妮朝他走了过去，两只手紧紧地环抱在自己的腰上，为自己身上这件破破烂烂、领口和袖口都已经磨损了的连衣裙感到有些难为情。尽管她小心翼翼地在自己裸露的小腿后面画上了两条棕色的线，但这显然是一个诡计——她没有穿长筒袜，因而面对男子时莫名感到有些弱势。走廊另一边的教室门也打开了，老师们纷纷走出来查看军官们来这里做什么。大家互相交换着眼神，但谁也没有说话。
那个盖世太保的代表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了派瑞斯基先生位于走廊尽头的教室，肥胖的保罗费力地跟在后面，喘着粗气尾随着他。
几分钟之后，派瑞斯基先生被法国宪兵拽出了教室。
薇安妮在他们从自己身边经过时皱起了眉头。老派瑞斯基——他很久以前曾经教过她算数，妻子是学校里的花匠——给了她一个惊恐的眼神。“保罗，”薇安妮厉声喝道，“出了什么事情？”
宪兵停下了脚步，“他因为某些事情遭到了指控。”
“我什么也没有做错。”派瑞斯基尖叫着，试图挣脱保罗的手。
注意到这场骚动，那个盖世太保代表的精神一下子振作起来。他快步走到薇安妮面前，在地板上磕了一下脚踝。在他闪亮目光的注视下，她的心里产生了一丝恐惧。
“夫人，你有什么理由阻止我们？”
“他……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真的吗？”他拉长了话音，像是在提问，“所以你应该知道他在散播反德的宣传舆论咯？”
“那是报纸。”派瑞斯基说，“我只不过是把真相告诉法国人！薇安妮！告诉他们！”
薇安妮感觉注意力全都被转移到了她的身上。
“你的名字？”盖世太保质问她，同时打开了笔记本，还拿出一支铅笔。
她紧张地润了润嘴唇，“薇安妮·莫里亚克。”
他动笔把她的名字写了下来，“你是派瑞斯基先生的同事，和他一起发过传单？”
“不是的！”她喊了出来，“他是我学校里的同事，先生。我对其他的事情毫不知情。”
盖世太保合上了笔记本，“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你最好不要提问题吗？”
“我不是故意的。”她说着感觉自己的喉咙有些干涩。
他慢慢地笑了笑。那个笑容吓到了她，让她卸下了防备。她足足花了一分钟的时间才记住他接下来所说的话——“你被解雇了，夫人。”
她的心似乎停止了跳动，“你说……你说什么？”
“我说你的教师职位，你被解雇了。回家去吧，夫人。别再回来了，这里的学生不需要你这样的榜样。”
一天结束之后，薇安妮牵着女儿走在回家的路上。面对索菲无休止的提问，她偶尔想起时还是会应付两句，但她一路上都在思索：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该怎么办？
每天的这个时候，货摊和商铺早就关门了，罐子和箱子里也空空如也。到处都是写着“没有鸡蛋、没有黄油、没有食用油、没有柠檬、没有鞋子、没有线、没有纸袋”字样的标语。
自从安托万走后，她在开销方面一直十分节省。不只是简朴——应该说是小气——即便那笔钱的数量起初似乎还比较可观。她只会把它们花在一些必需品上面——木头、电力、煤气、食物，却还是把它们花光了。在没有教书收入的情况下，她和索菲怎么活下去呢？
回到家，她变得有些茫然。她做了一锅白菜汤，切了些软得如同面条般的胡萝卜放在里面。刚做完晚饭，她就洗起了衣服。把洗好的衣服晾在晾衣绳上之后，她又开始动手缝补袜子，直到夜幕降临。这天晚上，她早早地就把满腹牢骚的索菲拖到了床上。
她孤独地（感觉自己的喉咙上正插着一把刀）坐在餐桌旁，面前摆放着一张官方的明信片和一支钢笔。
亲爱的安托万：
我们的手头没有钱了，而我又丢了工作。
我该怎么办？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冬天就要来了。
她从卡片上提起了笔尖，蓝色的字迹似乎要在白色的纸张上晕染开来。
没有钱了。——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竟然会想到把这种书信寄给身为战俘的丈夫？
她把明信片攒成一团，丢进了冰冷的、只剩下一堆烟灰的壁炉。雪白的纸团就这样孤零零地躺在了一堆灰色的灰烬之上。
不行。
它不能留在屋子里。要是索菲发现了它，读到了上面的字迹可怎么办？她把它从烟灰中捡了回来，拿到后院，丢进了花棚里。小鸡会把它踩烂、啄破的。
她在安托万最喜欢的那张室外椅上坐了下来，为自身环境的突变和内心陌生而又可怕的恐惧感到有些迷乱。要是她能够从头来过该有多好呀。她可以进一步节省开支……用更少的钱支撑更长的时间……她会沉默不语地任由他们带走派瑞斯基先生。
在她的身后，房门嘎吱一声打开了，然后又咔嗒一声关上了。
脚步声。喘息声。
她应该起身离开，可她实在是累得挪不动步子了。
贝克站到了她的身后。
“想不想来上一杯葡萄酒？是玛歌酒庄1928年出产的，那显然是个不错的丰年。”
葡萄酒。她想要说是的，谢谢（也许永远都不需要再多喝一杯），却怎么也张不开嘴。既然她无法拒绝，那就什么话也不用说。
她听到了瓶塞砰的一声打开的声音，紧接着便传来了倒酒的声音。他在她身旁的桌子上放了一整杯的葡萄酒，那香甜馥郁的气息简直令人陶醉。
他也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在她身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要走了。”长久的沉默之后，他开口说道。
她朝他转过身来。
“别露出那么渴望的表情，我只不过会离开一阵子，几个星期吧，我已经两年没有回过家了。”他咽下了一口酒，“我的妻子现在也许正坐在我们的花园里，猜想谁会回到她的身边。哎，我不是那个离开的男人……我目睹了一些事情……”他停顿了一下，“这场战争，不是我所期待的那样。事情在我离家这么久之后定会发生变数，你同意吗？”
“是的。”她回答。她自己也经常思考同样的事情。
在两人沉默的过程中，她听到了青蛙的呱呱叫声，感受到鼓动树叶的微风正夹杂着茉莉的香气从他们的头顶拂过。一只夜莺唱起了悲哀而又寂寥的歌曲。
“你看上去有些不太正常，夫人。”他说，“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
“我今天从教师岗位上被开除了。”这是她第一次大声地把这些话讲出来，双眼随即热泪盈眶，“我……出风头来着。”
“这可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我丈夫留给我的钱已经花光了，我又失业了，冬天眼看就要到了，我该怎么活下去？怎么喂饱索菲，让她穿得暖暖和和？”她把目光转向了他。
他们的眼神交汇在了一起，她想要移开却怎么也动不了。
他把酒杯放进她的手里，强迫她弯曲着手指握住酒杯。和她冰冷的双手相比，他的触碰是那样的炙热，让她不禁颤抖了一下。她突然想起了他的办公室——还有里面堆放的所有东西。“只不过是葡萄酒而已。”他又说了一遍。一股黑莓掺杂着肥沃黑土和一丝薰衣草的气息扑鼻而来，让她想起了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生活——她和安托万一起坐在外面喝着葡萄酒的那些夜晚。
她抿了一口，喘了一口气，她已经忘了如此简单的愉悦是种什么感觉。
“你很美，夫人。”他的声音和那葡萄酒一样甜美、醇厚，“也许你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这种话了。”
薇安妮飞快地站起身来，不小心撞到了桌子，害得杯子里的葡萄酒都飞溅了出来，“你不该说出这样的话来，上尉先生。”
“是的。”说罢他也起身站在了她的面前，呼吸间散发着红酒和绿薄荷的香味，“我不该这么说。”
“求你了。”她已经无法说完这句话了。
“你的女儿今年冬天是不会饿死的，夫人。”他说话的语气是那么的温和，仿佛这是他们之间的一段秘密对话，“这件事情是你可以肯定的。”
愿上天保佑薇安妮。她如释重负地嘟囔了几句——就连她也不确定自己说了些什么——回屋爬上了床，和索菲躺在了一起，过了好长的时间才沉沉睡去。
书店曾是诗人、作家、小说家和学者们聚集的地方，伊莎贝尔最美好的童年回忆都发生在这几间发霉的房间里。爸爸在里屋忙着印刷时，妈妈会给伊莎贝尔讲故事、读寓言，还会为她们编造一些戏剧来表演。曾几何时，他们曾快乐地生活在那里，直到妈妈病倒、爸爸开始酗酒。
我的伊莎来了，过来坐在爸爸的大腿上，看我给你妈妈写诗——也许这都是她按照自己的需求捏造出来、紧紧包裹在自己肩膀上的记忆。她早就分不清楚了。
眼下，书店里那些阴暗的角落和缝隙里聚集的全都是德国人。
自从伊莎贝尔六个星期前重新开放书店以来，消息显然已经在德国士兵之间流传开来，说书店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位漂亮的法国姑娘。
他们纷至沓来，身上穿着没有半点污渍的军装，一边推撞彼此一边大声喧哗。伊莎贝尔放肆地和他们卖弄风骚，但确保自己在店铺里的客人都走光之前绝不会离开。她总是会从后门出来，穿着炭黑色的斗篷，即便是炎炎夏日也会戴上兜帽。这些士兵们也许天性活泼，满脸堆笑——说真的，他们不过是一群谈论着家乡的未婚女子、来为自己的家人买上几本“可以接受的”作者创作的法国经典著作的男孩子——但她却从未忘记过他们是自己的敌人。
“小姐，你可真漂亮，却总是忽视我们，让我们怎么活呀？”一个年轻的德国军官朝着她伸出手来。
她露出了一个迷人的微笑，脚尖旋转着躲开了他的手，“好了，先生，你知道我是不能表现出任何偏爱的。”她侧身溜进了柜台后面，“我看到你拿的是一本诗歌集，想必你家乡的那个姑娘会很乐意收到你如此周到的礼物的。”
他的朋友们把他推到了前面，所有人都七嘴八舌地说起话来。
伊莎贝尔接过他手中的钱，听到前门的门铃欢快地响了起来。
伊莎贝尔抬起头，本以为自己会看到更多的德国士兵，不料出现在她眼前的却是阿努克。和往常一样，她总是喜欢根据自己的气质而不是季节来打扮自己，全身上下仍旧是一袭黑衣。一件合身的V领黑毛衣、一条筒裙、一顶黑色的贝雷帽和一双手套，亮红色的唇边还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高卢香烟。
她在敞开的门口停了一下，露出了身后空旷的小巷里夹杂着一抹红色天竺葵的绿意盎然的景象。
听到铃声，德国人纷纷转过头来。
阿努克任由店门在自己的身后关上，随意地点燃了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隔着半个店铺的距离，伊莎贝尔和阿努克的目光绕过三个漫无目的乱转的德国士兵交汇在了一起。在伊莎贝尔担任信使的那几个星期里（她去了布卢瓦、里昂、马赛、安布瓦斯和尼斯，就更别提近来在巴黎本地执行的十几次秘密投递任务了。而这些任务全都是利用她的新名字——朱丽叶特·杰维兹——和阿努克某天在德国人的眼皮底下夹带进小酒馆里塞给她的假文件完成的），阿努克一直都是与她接触最频繁的联络人。尽管两人的年纪相差甚远——至少有十岁，或是更多——作为两个过着平行生活的女人，她们竟然变成了朋友——无需用言语表达，感情真实得不亚于那份沉默。伊莎贝尔学会了看穿阿努克严厉的表情和扁平的嘴巴，也知道自己不必去理会她沉默寡言的作风。在这一切的背后，伊莎贝尔觉得自己看到了她的悲哀，很多很多的悲哀，还有愤怒。
阿努克带着帝王般藐视一切地向前走去，那气势简直能在一个男人开口之前就挫败他的锐气。德国人陷入了沉默，一边望着她，一边挪动到一旁给她让路。伊莎贝尔听到其中有人说了一句“男人婆”，另一个则念叨着“寡妇”。
阿努克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们。她在柜台前停住了脚步，长长地吸了一口手中的香烟。一时间，烟雾模糊了她的脸庞，只剩下她那对樱桃般鲜红的双唇还清晰可见。她把手伸进手包里，取出了一本棕色的小册子。作者的名字——波德莱尔——被蚀刻在皮子上。尽管册子的封皮满是划痕，破旧不堪，已然褪色，连书名都无法看清，伊莎贝尔还是能够看出它是哪一卷——《恶之花》——这本书通常会被他们用来召集会议。
“我想要寻找这个作者的其他作品。”阿努克边说边吐了一口烟。
“抱歉，夫人，我没有波德莱尔其他的作品了。魏尔伦如何？或是兰波？”
“那就不必了。”阿努克转身离开了书店。她的魔咒直到门铃再次响起时才被破除——德国士兵们又开始说话了。趁无人注意，伊莎贝尔把那本小小的诗集藏在手掌中，里面夹着需要她递送的信息，还有送信的时间。地点和往常一样：法国喜剧院门前的长椅。消息就藏在扉页里——它已经被掀起过不下几十回，又再度被粘上。
伊莎贝尔看着钟，希望时间能够走快一点，她还有下一个任务要去完成。
下午六点整，她把那群士兵哄出了书店，关门过夜。门外，她发现隔壁小酒馆的主厨和店主德帕尔德先生正在抽烟。这个可怜的男人看起来和她一样疲倦。有的时候，看到他在油锅边忙得大汗淋漓或是努力剥着牡蛎壳时，她都会不禁猜想他对喂饱德国人有什么看法。“晚上好，先生。”她说。
“晚上好，小姐。”
“又是漫长的一天？”她同情地问道。
“是啊。”
她递给他一本旧的小开本寓言书，让他带回家给自己的孩子看。“这是送给亚克斯和吉吉的。”她笑着说。
“等一下。”他冲进咖啡馆，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小小的、满是油渍的袋子。“炸薯条。”他说。
伊莎贝尔对自己心存感激的态度感到有些荒谬。这些日子里，她不仅要吃敌人剩下来的东西，还要对他们感恩戴德。“谢谢。”她说。
她把自行车丢在店里，决定走路回家，不去理睬既拥挤又安静得令人无比压抑的地铁，在路上享用油腻的咸味薯条。她四下张望，只见德国人正拥进咖啡厅、小酒馆和餐厅，而灰头土脸的巴黎人则赶着要在日落之前回家。一路上，她两次敏感地察觉到有人在跟踪自己，可转过身来时身后却一个人也没有。
她也不确定是什么致使她在公园附近的街角处停住了脚步，但她一下子就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在她的眼前，街道上挤满了互相按着喇叭的纳粹汽车，有人在某处尖叫起来。
伊莎贝尔感觉自己脖子后面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她飞快地回头望了望，没有人跟在她的身后。近来她总是感觉自己在被人跟踪，这大概是她的神经过度紧张造成的。荣军院的金色穹顶在太阳的余晖中闪烁着光芒，她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整个人吓得大汗淋漓，带着麝香味道的汗臭味和炸薯条的油腻味道混杂在一起，让她的胃不安地揪了起来。
一切都很正常，没有人在跟踪他，她只不过是在犯傻。
她转身走上了格勒纳勒大街。
什么东西吸引了她的视线，让她停下了脚步。
前方，她在一个不该有阴影的地方看到了一处阴影。本该安安静静的地方竟然有什么东西在移动。
她皱着眉头穿过马路，小心地穿过缓慢移动的车流。在街道的另一边，她飞快地经过一群正在小酒馆里畅饮的德国人身边，朝着隔壁街角处的一座公寓楼走去。
在那里，她看到一个男人正躲藏在一对富有光泽的华丽的黑色大门旁浓密的灌木丛中，蜷伏在树后的一个巨大的铜瓮里。
她打开大门，走进了庭院，听到那个男人仓促地后退了几步，靴子下的石头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
紧接着，他愣住了。
伊莎贝尔听到街边咖啡厅里的德国人哄笑了起来，嘴里还对着那个劳累过度的可怜女服务生喊着“请过来！”。
现在正是晚餐时间。一天中只有这一个小时，敌人们在乎的只有娱乐，一心想着用本属于法国人的食物和酒水填饱自己的肚子。她匍匐着爬向那棵盆栽的柠檬树。
蹲在那里的那个男人正试图尽可能地缩小自己的身体。他的脸上满是泥土，一只肿胀的眼睛紧紧闭着，但别人绝不会把他误认为法国人，因为他的身上正穿着一件英国的飞行服。
“我的天哪。”她嘟囔了一句，“英国人？”
他默不作声。
“皇家空军？”她用英语问道。
他睁开了双眼。她能够看出对方正在试图判断自己是否可信，他十分缓慢地点了点头。
“你躲在这里多久了？”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才开口答道：“一整天了。”
“你会被抓住的。”她说，“这是迟早的事。”伊莎贝尔知道自己需要进一步审问他，但时间已经不多了。她和他站在一起的每一秒钟都会增加两人面临的危险，这个英国人还没被抓住已经够令人惊奇的了。
她要不就该对他伸出援手，要不就该趁别人注意到自己之前溜之大吉，离开无疑是个聪明的举动。“拉布尔多内大道57号。”她用英语低声说道，“那里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一个小时之后，我会出门抽支烟，你要趁那个时候到门口去。如果你能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赶到那里，我就会帮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怎么知道自己该不该信任你。”
她笑了。“我要做的是一件愚蠢的事情。而我刚刚才向别人承诺过不能鲁莽行事。啊，就这样吧。”她转身离开花园，用力拉上了身后的大门，快步沿着街边走去。回家的路上，她的心一直都在狂跳，这才斟酌起了自己的决定。可现在一切已经于事无补了。她没有回头，即便是到了自家的公寓楼门口。在那里，她停下脚步，面对着橡木门中央巨大的黄铜把手，感到有点晕眩和头痛。她实在是太害怕了。
她笨手笨脚地用钥匙捅开门锁，转动把手，快步钻进了漆黑朦胧的室内。狭窄的大堂里摆满了自行车和手推车，她走到了旋转楼梯的底部，坐在最下面的一层台阶上，静静地等待着。
她看了自己的腕表不下一千次，每一次都告诫自己不要这么做，但到了约定的时间，她还是回到了室外。夜幕已经降临了，在百叶窗紧闭、街灯也没有点亮的情况下，街上漆黑得如同山洞一般。汽车隆隆地驶过，若是没有打开车灯，别人根本看不清它们的轮廓，只能听到发动机的声音、闻到汽油的味道，仅在一缕月光的照耀下才能看到它们。她点了一根棕色的卷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又缓缓地呼了出来，试图让自己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