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27日
俄勒冈海岸
我像只烤鸡一样被束缚了起来。我知道这些现代化的座椅安全带是好东西，但它们让我感觉自己患上了幽闭恐惧症。我们那一代人并不指望能够免受所有危险的伤害。
我还记得曾经那个需要一个人做出聪明选择的年代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知道风险何在，却还是会铤而走险。我记得坐在自己那辆陈旧的雪佛兰轿车里开得飞快，一只脚狠狠踩在油门上，一边抽烟一边听着普莱斯通过小巧的黑色扩音器唱着“上帝，克劳迪小姐”，任由孩子们像保龄球瓶一样在后座上滚来滚去。
我猜，我的儿子害怕我会冲出去，而他的恐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的整个人生都陷入了混乱之中。在前院里插上“出售”的标志之后，我离开了家。
“这条车道很漂亮，你不觉得吗？”我的儿子问道。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懂得用言语来填补空白，还知道如何审慎地措辞。这正是促使他成为一位优秀外科医生的原因：严谨细致。
“是的。”
他掉转车头，驶进了停车场。和车道上一样，这里也种植着一排花树。坠落在地上的小巧白色花朵就像裁缝店地板上的蕾丝碎片，和黑色的沥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停车时，我笨拙地摸索着座椅安全带。这些日子以来，我的双手已经有些不听使唤了，无以言表的沮丧不禁让我大声地咒骂起来。
“我来吧。”我的儿子边说边把手伸到我的身旁，解开了我的安全带。
还没等我拿好自己的手包，他就下车走到了我的门边。
车门打开了。他扶住我的一只手，搀扶着我下了车。在停车场和入口的这段不远的距离中，为了喘气，我不得不两次停下脚步。
“这些树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是最美的。”和我一起步行穿过停车场时，他开口说道。
“没错。”那是一棵棵盛放着灿烂粉花的李子树，让我猛然想起了香榭丽舍大道上花团锦簇的栗子树。
我的儿子紧紧握住我的手，这暗示着他能够理解我离家的痛苦。在过去将近五十年的时间里，那里一直都是我的庇护所。不过现在是时候向前看了，不能只是回顾。
海峰退休社区和养老院。
说句公道话，这里看上去并不是什么糟糕的地方。也许一板一眼的笔直窗户、院前维护得十分完好的草坪和门上飘扬的美国国旗略显工业化。这是一座长条形的低矮建筑，我猜它应该建于70年代，也就是那个一切都很丑陋的年代。两个侧翼围绕着中央庭院伸展开来，在我的想象中，那里就是坐着轮椅的老人们仰起头望着太阳、静静等待的地方。感谢上帝，我不用住进建筑的东侧——也就是养老院所在的地方，起码现在还不需要。谢谢你，我还能照料自己的生活、照看我自己的公寓。
于连为我打开了门。我走进去，第一眼看到的是一片装饰得如同海滨旅馆前台似的宽敞接待区，墙上还挂着满是贝壳的渔网。我想象着他们会在圣诞节期间把装饰物挂在这些渔网上，还要在前台的边缘点缀上几只长袜。感恩节之后的那一天，墙上说不定还会钉上“HO-HO-HO”的牌子呢。
“走吧，妈妈。”
哦，对。不能虚度光阴。
这地方闻起来是种什么味道？西米露布丁和鸡肉面汤。
易消化的食物。
不知为何，我继续走着。如果有什么事情是我从未做过的，那就是停下脚步。
“我们到了。”我的儿子说罢打开了317A房间的门。
老实说，这地方不错。一间小小的一居室公寓，站在藏在门边角落中的厨房里，目光越过福米加塑料贴面的台面，可以看到围绕着四只椅子的餐桌，以及摆放着一张咖啡桌、一张沙发和两只围绕着燃气壁炉的座椅的客厅。
角落里的电视是全新的，还内置了录像机播放器。有人——也许是我的儿子——在书柜里堆叠了一大堆我最喜欢的电影：《恋恋山城》《筋疲力尽》《飘》……
我看到了自己的东西：我织的阿富汗毛毯被人披在了沙发的靠背上，我的书则被摆放在了书柜里。不大不小的卧室中，我睡觉的那半边床铺旁，床头柜上摆放的一排处方药药罐组成了一座小小的橘黄色塑料瓶雨林——我睡觉的那半边床铺，真有趣。——有些事情在我们的伴侣死去之后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其中的一件。床铺的左半边是属于我的，即便床上只有我一个人。床脚下摆放着我的旅行箱，正如我所要求的那样。
“你还是可以改变心意的。”他小声说道，“和我回家去。”
“我们已经谈过了，于连。你的日子已经够忙的了，不需要时时刻刻都为我担忧。”
“你觉得住在这里就能让我少担忧一些吗？”
我看着自己深爱的这个孩子，知道我的死会让他不知所措。我不想让他看着我逐渐死去，也不想让他的女儿们目睹这一切。我知道那是一幅怎样的场景——有些画面一旦看过就再也忘不掉。我希望他们能够记住我现在的样子，而不是癌症在我的身体里大行其道时的样子。
他领着我走进小小的客厅，扶着我坐在沙发上。在我等待的时候，他给我们倒了点红酒，然后坐在了我的身旁。
我一直都在思考他离开后自己心里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而我相信同样的问题也正占据着他的心头。叹了一口气，他把手伸进了自己的公文包，拿出了一叠信封。叹息声代替言语成为一种过渡，一瞬间，我从中听到了自己从一种生活迈入另一种生活的脚步声。在我人生的这个崭新的、简化的版本中，我应该要照顾自己的儿子，而不是让他来照顾我。我们两个都不是很自在。“我付了这个月的账单，这些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信，大部分都是些没用的东西吧，我猜。”
我从他的手中接过那叠信封，翻看了起来——特殊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寄来的一封“个性化”书信……遮阳棚免费估价邀请……还有我的牙医寄来的一份通知，提醒我距离上一次前去就诊已经过去六个月的时间了。
一封来自巴黎的信。
信封上加盖着红色的邮戳，仿佛邮局曾把它来回地转送，或是递去了错误的地方。
“妈妈，”于连问道。他是如此善于观察，任何蛛丝马迹都不会放过，“那是什么？”
看到他把手伸向了信封，我本打算抓住它不放，手指却不听使唤，心跳一下子加速起来。
于连打开信封，抽出一张淡褐色的卡片。那是一张邀请函。“是用法语写的。”他说，“和什么英勇十字勋章有关，所以上面说的是二战时候的事情咯？是给爸爸的吗？”
当然了，男人们总是认为战争只与他们有关。
“角落里还有几行手写的字。上面写的是什么？”
战争。这个词在我的身边扩张开来，展开了黑乌鸦般的双翅，大到我无法移开自己的眼神。不得已，我接过了邀请函，上面提到了“过路人们”在巴黎的一场聚会。
他们想要我去参加。
我怎么能在忘记了一切的情况下赴约呢——我做过的那些可怕事情，我隐藏的那个秘密，我杀害的那个男人……我应该拥有的那个人？
“妈妈，什么是过路人？”
我几乎说不出话来了，“就是曾在战争中帮助过别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