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豆叶回到镇上，听说妈妈决定收养我，倒不像我预料的那么高兴。她点点头表示满意，满意是当然的，但她没有笑。我问她是否事情不尽如人意。
“哦，不是的，螃蟹医生和延之间的竞价正如我所愿，”她对我说，“最后会是个很大的数目。我刚知道这事，就听说新田夫人要收养你。我实在没法更高兴了！”
这是她说的话。但后来几年我慢慢了解到，真相并不如此。首先，竞价根本不是在螃蟹医生和延之间展开的，而是螃蟹医生和男爵。我没法想象豆叶对此有何感受，但我想有段时间她突然对我特别冷淡，这肯定是个原因，因此她也没有把实情告诉我。
我的意思不是说延毫无涉足此事，他确实来势汹汹地竞争我的“水扬”，但几天后价格超过了八千，他就收手了。他退出也许不是因为价格太高。从一开始，豆叶就知道，如果延愿意的话，他可以击败任何人。问题是，豆叶没有料到，延对我的“水扬”兴趣并不大。只有一种男人会把时间和金钱花在追求“水扬”上，可偏巧延不是这种人。几个月前，如果你记得的话，豆叶曾说，如果不是意在“水扬”，没有一个男人会和一个十五岁的学徒发展关系。那次她还告诉我，“你别以为是你的谈吐吸引了他。”我不知道她这句关于我谈吐的断言是否正确，但我吸引延之处，也不是我的“水扬”。
至于螃蟹医生，如果让像延这种人把一次“水扬”从他手里夺走，他可能是会选择自杀这种古老方式的。当然，最初几天，他并非是在和延竞价，但他不知道这情况，而一力亭茶屋的女主人铁了心要把他瞒到底，想尽可能地抬高价格。因此在电话中，她是这样跟他说的，“哦，医生，大阪那边传来消息，叫价已经上到五千元了。”她也许是从大阪得到的消息，也可能是从她妹妹那里听到的，女主人倒不是个喜欢无中生有的人。但她一提到大阪和叫价，螃蟹医生就想当然地以为是延在叫价，其实那人却是男爵。
男爵却完全清楚他的对手是医生，但他并不在乎。他想要我的“水扬”，一想到他可能赢不了，就会像个小孩一样噘起嘴。后来，有个艺伎告诉我当时她和男爵的一段对话。“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男爵对她说，“我想安排一次‘水扬’，但半路杀出个可恶的医生。只有一个人能够开发这块处女地，我想成为这个人！但我该怎么做？这个蠢医生好像不明白他甩出去的数目都是真的钱！”
随着竞价的上升，男爵开始说要退出了。但数字已经接近新的纪录，一力亭茶屋女主人决定要把价格再抬一抬，她打定主意要像误导医生一样来误导男爵。她在电话里对他说，“一位先生”出了个大价钱，又说“不过很多人都相信他不会出更高的价了”。我想确实会有些人相信医生出不了更高的价，但女主人不是其中之一。她知道无论男爵最后的叫价是多少，医生都会盖过去的。
最后，螃蟹医生同意为我的“水扬”支付一万一千五百元。这在当时的祇园，是“水扬”有史以来的最高价，也许在日本的其他艺伎区也是最高的了。要知道那时候，一个艺伎每小时陪客只有四元，一件精致的和服大概是一千五百元。听起来似乎不多，但已经远远超过一个工人的全年收入。
我得承认我对钱没什么概念。大多数艺伎引为自豪的是她们从不用带现金，而是习惯于到处记账。即使现在在纽约，我也是这样。我去认识我的店里购物，店员就会很热心地为我记账。月底账单来了，我会让一个漂亮的助手去为我付账。所以你知道，我没法告诉你我用了多少钱，也说不出一瓶香水又比一本杂志贵多少。所以谈到钱的事，我可能是世上最茫然的人了。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那本是我的一个好友告诉我的。他在六十年代当过日本大藏省副大臣，他讲的事我不是太明白。他说，现金在逐年贬值，所以豆叶在一九二九年的“水扬”价实际上超过我一九三五年的价格，虽然我的是一万一千五百元，而她的是七千多或八千元。
当然，在我出售“水扬”的那阵子，这些都无关紧要。人人都知道是我刷新了纪录，而且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一九五一年才被胜美代打破，在我心里她是二十世纪最出色的艺伎之一。另外，据我的大藏省副大臣朋友说，豆叶的纪录是保持到了六十年代。但无论这个纪录是属于我的，胜美代的，还是豆叶的，甚至上溯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豆光，你都完全可以想象到，妈妈听到这笔闻所未闻的款子，肉乎乎的小手要发痒了。
不消说，这就是她要收养我的原因。我“水扬”的费用除了还清我在艺馆的债务外还有富余。如果妈妈不收养我，部分钱就会落到我手里，你能设想妈妈对此有何感受。我成为艺馆的女儿后，我的债务就一笔勾销了，但我所有的收入也归艺馆所有，不仅是我“水扬”的费用，也包括以后的一切收入。
下一周举行了收养仪式。我的名已经改成小百合了，现在我的姓也改了。在海崖上的醉屋里，我是坂本千代，现在我叫新田小百合。
在一个艺伎一生中的重要时刻里，“水扬”当然是最重大的。我的“水扬”发生在一九三五年的七月初，当时我十五岁。下午，螃蟹医生和我在仪式上共饮清酒，这就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了。这个仪式的缘由是，虽然“水扬”只持续很短的时间，但螃蟹医生今生今世都是我“水扬”的恩主，而不是拥有其他的特权，你懂吧。仪式在一力亭茶屋举行，妈妈、阿姨和豆叶都在。一力亭茶屋的女主人也参加仪式，还有我的穿衣师别宫先生。穿衣师总是参加这类仪式的，他们代表艺伎这一方的利益。我穿一套最正式的学徒装：带五个纹印的黑袍和红色的衬袍，这个色调代表新的开始。豆叶教导我要端庄严肃，要毫无幽默感。我走进一力亭的前厅，袍裾拖在脚边，因为心里紧张，要显得严肃倒是不难。
仪式后，我们去一家吉兆饭店用餐。这也是个庄重场合，我话少，吃得更少。席间，螃蟹医生可能已经开始想到后面的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烦躁的人。一顿饭，我都垂着眼睛，装出一副一无所知的样子，但每次我朝他偷偷一瞥，都发现他透过镜片的目光像是在谈公务。
饭终于吃完了，别宫先生陪我坐人力车到南禅寺附近一家漂亮的旅馆。那天他早先已经来过，安排好隔壁的换衣间。他帮我脱了和服，给我换上一件家常衣服，宽腰带上没有要系结的衬垫——衬垫对医生来说是个麻烦。他把结扣打得容易解开。穿好衣服后，我紧张得要命，别宫先生只好扶我回到屋里，让我在门边等候医生。他走开后，我有种万分恐惧的感觉，好像就要动手术切除一个肾脏或肝脏之类的东西。
螃蟹医生很快就来了，他吩咐我给他准备清酒，自己则去室内浴室洗澡。我想他大概希望我帮他脱衣服，因为他给了我一个奇怪的眼色。但我双手发冷，僵直，没法去帮他。几分钟后，他穿着浴袍出来了，拉开通往花园的门。我们坐在木结构小阳台上，啜着清酒，听着脚下的蟋蟀鸣声和小溪的潺潺流水。我把酒泼到了和服上，但医生没注意。说实话，他好像什么都没注意，除了附近池塘里溅出水花的一尾鱼，他还指给我看，好像我没见过一样。我们坐着的时候，来了一个女仆，把我们的床铺并排铺好。
终于医生进去了，把我独自留在阳台上。我微微侧身，恰好可以用眼角余光看到他的举动。他从包里拿出两块白毛巾放在桌子上，左右摆弄了一阵。他又同样在一个床铺上摆弄枕头，然后过来站在门口，直到我起身跟他进去。
我还站着的时候，他除下我的腰带，让我去舒舒服服地躺在其中一个床铺上。可是一切事物在我看来都是既奇怪又可怕，无论怎么都不可能做到舒服了。但我还是仰面躺下，脖子下枕了个塞满大豆的枕头。医生掀开我的袍子，又花了不少工夫一步步解开里面的衣服，摩擦着我的双腿，我想他是想帮我放松。这样过了很长时间，他终于拿来那两块先前取出的白毛巾。他让我抬起臀部，把它们铺在我下面。
“这是吸血的。”他对我说。
当然，“水扬”是要出一定量的血，但没有人准确地向我解释过原因。我原该默不作声，或者感谢医生如此为我着想，还铺了毛巾，可我脱口而出：“什么血？”说话时，我的声音发尖，因为喉咙太干燥了。螃蟹医生开始解释，“处女膜”——虽然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撕裂时总会流血……然后是这个，那个，另外……我想我听着听着就紧张了，我从床铺上微微抬起了身，医生把手按在我肩上，轻轻把我按下去。
我能肯定这类谈话足以让某些想成事的男人扫兴，但医生不是这种人。他解释完毕后，对我说：“这是我第二次有机会采集你的血样了。你想看看吗？”
我注意到他带来的不仅是过夜用的皮包，还有一个小木箱。医生从衣橱的裤子口袋里取出一串钥匙，打开了木箱的锁。他把箱子拿过来，从中间打开，原来是个独立式的陈列箱。两边都是盛放着玻璃小瓶的支架，瓶上带塞子，瓶身用带扣固定。支架底部有几件工具，什么剪子啦，镊子啦。除此以外，整个箱子里就塞满了这样的小玻璃瓶，大概有四五十个之多。除了最上层的架子上有几个是空的外，瓶子里都有东西，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医生把桌子上的台灯移过来，我这才看清了每个瓶子顶部都贴了白色的标签，上面是各个艺伎的名字。我看见豆叶的名字，还有著名的豆月的名字。我还看到其他许多熟悉的名字，包括初桃的朋友光琳。
“这个，”医生边说边取出一个小瓶，“是你的。”
他把我名字写错了，小百合的“合”他写了别字。瓶子里是一块缩成一团的东西，我觉得像块话梅，但它是褐色而不是紫色。医生拔出塞子，用镊子夹出来。
“这块棉签浸透了你的血，”他说，“你记得吧，是你弄伤腿那阵子。一般我不会保留病人的血样，但我……非常喜欢你。收集了这个样本后，我决定要成为你‘水扬’的恩主。我想你也认为这种样本会很特别，不仅取自你的‘水扬’，还取自几个月前你腿上的伤口。”
医生接着又向我展示其他几个瓶子，包括豆叶的，我强忍着厌恶。豆叶的瓶子里不是棉签，而是一团白色织物，上面染了铁锈色，十分僵硬。螃蟹医生似乎觉得这些藏品很有意思，但在我看来……唉，为了礼貌起见，我把脸对着它们，但医生一不注意，我就转开视线。
他终于关上盒子，放到一边，又摘下眼镜，折好了搁到一旁的桌子上。我担心的这一刻到来了，果然，医生分开我的双腿，然后跪在我腿间，摆正姿势。我想我的心跳已经和老鼠一样快了。医生解开睡袍的腰带，我闭上眼，想用手捂住嘴，但又一想这样难免会留下个坏印象，就把手放在头边了。
医生的两手挖掘了好一阵子，就像几周前那个年轻的银发医生所做的，让我很不舒服。接着他俯身悬在我上方。我竭尽全力想象有块金属隔板挡在我和医生之间，但我还是没法不感到医生的“鳗鱼”——照豆叶的说法——在我大腿根里撞击。台灯仍然亮着，我搜寻着天花板上的影子，想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现在医生用力推着，弄得我的头在枕头上摇来晃去。我不知道该拿自己的手怎么办，只好抓住枕头，紧闭双眼。很快我的身体上进行着一大堆的动作，我也能感觉到身体里面也有一大堆的动作。肯定出了大量的血，因为空气里有股不好闻的金属味。我不断提醒自己，医生为这个优先权付了多少钱，我记得有一刻我希望他比我享受到更大的乐趣。至于我的乐趣，不会比有人用一把锉刀在我腿间摩擦直到流血更大。
最后，我想，无家可归的鳗鱼在他的领地上作了标志，医生重重地压在我身上，汗流浃背。我很不喜欢挨他这么近，所以我假装自己呼吸困难，希望他能把身体移开。过了很长时间他没有动静，但突然他跪了起来，又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我没看他，但我从眼角瞥见他正用原来压在我身下的一块毛巾给自己擦拭。他扎好腰带，戴上眼镜，却没发现镜片一角染了一点鲜血。他开始用毛巾、棉签之类的东西在我腿间擦拭，好像我们又回到了医院的一个诊断室里。我最不舒服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得承认躺在那里我简直觉得好笑，虽然我还是两腿分开，暴露无遗。我看到他打开木盒子，取出剪子，在我身下染血的毛巾上剪下一块，团紧了，和一个他用过的棉球一起塞进那个写错我名字的瓶子里去。然后，他一本正经地向我鞠躬，说：“非常感谢。”我躺着，没法很好地还礼，但没关系，因为医生立刻站起来，又进浴室去了。
我一直没有察觉到，但我确实因为紧张而呼吸急促。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稳住了呼吸，看起来还像正在进行一次外科手术，但觉得一阵轻松，我微微笑了一下。整个经历中有些成分使我感觉如此荒谬，我越想越觉得可笑，最后竟笑了出来。我应该保持安静，因为医生还在隔壁房间。但是一想到我的整个未来都因此改变，那又如何呢？我想象着竞价期间一力亭茶屋的女主人给延和男爵打电话，想象着所有花掉的钱和一切麻烦。如果是和延发生这事，该有多么奇怪啊，我现在已经开始把他当作我的朋友了。我更不愿去想和男爵之间的情况了。
医生还在浴室里，我敲了敲别宫先生的房门，一个女仆冲进来换被单，别宫先生帮我穿好睡衣。后来，医生睡着后，我起来悄悄地洗澡。豆叶告诉过我要整夜不合眼，以防医生醒来需要什么。但无论我怎样努力不睡，仍然禁不住瞌睡过去了。我只是做到早晨及时醒来，医生睁眼看到我时，我已准备停当。
早饭后，我看到螃蟹医生走到旅馆前门，就去帮他穿鞋。他走之前，为昨夜的事向我道谢，还给了我一个小包。我猜不出里面是什么，是和延一样送我一件珠宝，还是从昨晚染血的毛巾上剪下的几个小块？我回到屋里，鼓起勇气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中药。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问了别宫先生，他说我应该每天用它泡茶喝，这样能降低怀孕的可能。“小心点，这是很贵的。”他说，“但也不用太小心。比做流产总要便宜。”
说不清，道不明，但是“水扬”之后，这个世界对我来说确实不一样了。南瓜还没有经历过“水扬”，虽然她比我大，我不知怎么就觉得她不懂事、孩子气。妈妈和阿姨，还有初桃和豆叶当然都是过来人，不过在这件特别的事情上，我可能比她们更能认识到这点共同之处。“水扬”后，学徒要换新发式，束在针插型发髻底端的是一条红绸带，而不是印图案的发带了。有段时间，我走在街上，或在小学校的过道里时，除了留心哪些学徒用红发带哪些用图案发带外，我很少注意别的。对于那些经历过“水扬”的人，我有种新的敬意，对于没有经历过的，我自觉比她们更见多识广。
我相信，每个经历过“水扬”的学徒，都和我差不多感到有了变化。但是在我而言，还不仅仅是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了。我的日常生活也随之改变，因为妈妈对我的看法不同了。我知道你看得出，她是这样一种人，只注意那些上面有价格标签的东西。她走在街上时，脑子八成像算盘一样运作：“唔，那个是小幸子，她的愚蠢让她可怜的姐姐去年支付了一百元！这边来的是一松，她的新旦那花费的钱肯定让她很满意。”如果在一个和煦的春日走在白川溪边，你几乎肯定能看到一种美丽的东西顺着樱树的嫩枝滴入水面，妈妈却大概什么也不会看到，除非……我不知道……她心里正计划着把树拿去卖钱，或者诸如此类的念头。
在我“水扬”之前，我想妈妈根本不关心初桃是否在祇园给我惹麻烦，但如今我有了高价标签，我没向她提出要求，她就让初桃别再给我找麻烦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的。可能她只是说：“初桃，如果你的行为给小百合造成问题，让艺馆花了钱，你是要赔偿的！”自从我妈妈病后，我的生活一直很艰难，但眼下这段时间，什么事情都顺顺当当的。我不是说我从不感到疲倦感到失望，事实上，我经常觉得累。女人在祇园讨生活不是件轻松事。但脱离了初桃的威胁，总是轻松多了。同样在艺馆里，生活也几乎充满乐趣。作为养女，我可以想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饭。原先是南瓜挑好和服才能轮到我挑，现在是我先挑，挑定以后，阿姨就会把缝口缝到合适的宽度，再把领子缝到我的衬袍上，之后她才会去缝初桃的。我不在乎初桃因为我享受特殊待遇而拿愤恨的目光来看我，但南瓜在艺馆里经过我身旁眼中带着忧伤，我们面对面时她也不看我，这让我非常痛苦。我以前觉得，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挡在我们之间，我们的友情是可以发展下去的。现在，我却没有这种感觉了。
在我“水扬”之后，螃蟹医生几乎完全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说“几乎”是指，虽然豆叶和我不再去白井茶屋给他陪酒，但我偶尔也会在祇园的宴会上碰到他。男爵我却再也没有见过。我仍然不知道他在我“水扬”升价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但回想起来，就能理解为什么豆叶会希望我们分开了。我在男爵身边也许会浑身不自在，正如豆叶留我在他身边也会浑身不自在。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怀念这两个男人。
但有一个人，我热切渴望能与他再次相见，相信我不必说出他是会长。他在豆叶的计划里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因此我也不认为我和他的关系会因我“水扬”的结束而改变或终结。不过，我得承认，几周后我听说岩村电器公司打电话来邀我去陪宴，我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到的那天傍晚，会长和延都在。要在以前，我当然是去坐到延身边，但如今妈妈已经收养了我，我就不必再把他当成我的救星了。恰好会长身边有个空位，我就过去坐了下来，心里一阵激动。我给会长斟酒时，他很是亲切友好，喝酒前还举了举杯，以示谢意，但整个晚上他都没有看我一眼。而延，每当我向他看时，他都盯着我，好像我是这屋里他唯一看到的一个人。我当然知道对某人心有所待是何等滋味，所以宴会结束前，我借机过去陪了他一会。此后我就小心翼翼地不再忽视他了。
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天傍晚在宴会上，我偶尔向延提起，豆叶已经安排我去参加广岛的一个节日。我都不确定他是否听到了我的话，但第二天我课后回到艺馆，在屋里发现一只新的木质旅游箱，是他送给我的。这箱子甚至比我向阿姨借去参加男爵箱根宴会的那只还好得多。我原以为既然延已经不再是豆叶任何计划的重点了，我就可以把他甩开，如今我为这种想法感到羞愧难当。我给他写了封谢柬，告诉他我非常希望能在下周见到他时当面道谢。那是岩村电器公司筹备了好几个月的大型宴会。
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宴会开始前不久，我收到通知说已经不需要我出席了。洋子，就是我们艺馆专管接电话的那位，认为宴会被取消了。正巧当晚我要去一力亭茶屋参加另一场宴会。正当我跪在门厅准备进去时，我看见最里面的一间宴会大厅的门拉开了，一个年轻的艺伎走出来，她叫克江。她关门前，我确信自己听到会长的笑声从里面传出来。我大惑不解，所以我站起身来，还没等克江走出茶屋就追上她。
“很抱歉给您添麻烦，”我说，“您是刚从岩村电器公司的宴会上出来吗？”
“是啊，很热闹呢。那里肯定有二十五个艺伎，将近五十位客人……”
“那么……岩村会长和延先生都在吗？”我问她。
“延不在。今天早上他身体不适回去了。错过这个宴会，他会很遗憾的。会长倒是在。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自己也不记得说了句什么，她就走了。
在此刻之前，我一直以为会长和延一样乐意我的陪伴，但现在我不得不考虑这是否只是幻想，在乎我的只有延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