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中旬的星期六、星期天，贞之助和三姐妹以及悦子共五人依照惯例去京都赏樱，归途在电车中，悦子忽然发高烧。本来，在一周以前，她就说过觉得身体疲乏，在京都时也是萎靡不振的样子。那天晚上回家后一量体温将近四十度，急忙请来栉田医生出诊。他怀疑是猩红热，说明天还要进一步诊察，便回去了。第二天，除了口周外，悦子满面潮红，栉田医生说，已经毫无疑问，除嘴周围外整个脸像猴子一样全红了，这正是猩红热的特征。栉田医生建议到有隔离病房的医院去住院，但悦子很讨厌住院。虽说猩红热是传染病却很少传染成人，并且一家人接二连三得这个病的也罕见。所以，家中只要隔离出一间房来，尽量不让家中人出入，在家中治疗也行。幸好，贞之助的书房是单独一栋，虽然贞之助有点不满，说书房被占了不方便，但幸子勉强说服了他，暂时把书房迁到正屋去，腾出来权当病室。四五年前，幸子患重型流感时也曾用来做病室，从正屋可以穿木屐到这栋房子去，房子是六铺席间带一个三铺席间的套间，煤气、电热设备一应俱全。更方便的是，在幸子患病时连自来水管也铺设了，还可以煮点简单的东西。贞之助把桌子、小型文卷箱和一部分书架，搬到二楼八铺席间两夫妇的寝室里，一些碍事的东西收到仓库和壁橱中。之后，悦子带着护士搬进去了，暂时和正屋的断绝了来往，但这也不是完全隔绝，病人和护士的饮食品，都必须一一由正屋送去，需要一人担任联络。做这种工作，收拾洗涤餐具的勤杂女工是危险的，眼下只有阿春最适合，她不怕传染病，比谁都勇敢，她很乐意接受这个任务。可是让她干了两三天后，她自己毫无恐惧固然是好，但她出入病室从不消毒，接触过病人的手什么都去摸。这样，雪子第一个抱怨说这样做无异于四处传播病菌。结果，换下了阿春由雪子接任。雪子熟悉护理工作，特别细心谨慎，但她也不会无谓的恐惧，护理工作确实做得相当周到。凡是病室里的餐具，她决不让女佣接触，从做饭、送饭到洗涤全由自己一手承担。在悦子连续发高烧的一个星期内，她和护士轮流每隔两小时换一次冰袋，几乎没睡什么觉。
悦子病情逐渐好转，一周后开始退烧。但这种病，要等全身的小红疹隐退，疮痂脱落，浑身上下脱了一层皮才算痊愈，这样还得四五十天。因此，原来打算在京都赏花后不久就回东京的雪子，不得不继续待一段时间。她写信向东京说明了原因，并要大姐寄来换洗衣物，一门心思看护悦子。尽管她揽下了这种苦差事，对她来说，在芦屋生活也比回东京要快乐些。她严格禁止其他人接近病室，她还说二姐容易被感染，连幸子也要离得远远的。因此，幸子虽说女儿生病了，可一点也没累着，成天百无聊赖地打发着光阴。雪子劝她说：“小悦已经不用担心了，你上歌舞伎剧院去看看戏吧。”这是因为菊五郎这个月来大阪演出《道成寺》。在菊五郎所演的剧目中，幸子最喜欢看他的女装舞蹈，尤其是他在《道成寺》中的表演。她本打算这个月无论如何也不错过这个机会，不凑巧遇上悦子生病，对看戏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雪子这句话正好道破了她的心事。可是，作为母亲这种时候去看戏，也显得太无忧无虑了，所以，只得借助于听听和风[106]的《道成寺》的唱片，稍许解解馋，以寄托对舞台上的第六代菊五郎的向往。幸子说：“我不去了，小妹你去吧。”这样，似乎只有妙子一个人悄悄地去看了。
在病室里，悦子随着病情向愈，也渐觉无聊，便成天放留声机听。有一天，新搬到原舒尔茨家的那个瑞士人托人来提意见了。这位瑞士人看来不好相处。一个月前，说是被狗叫得不能睡觉也来提过意见，要求想法儿解决。这种时候，他并不直接来说，而是要他家的房东佐藤家来传话，佐藤家与幸子家是只隔一栋的邻居。每次都是佐藤家的女佣送来瑞士人写的便条，上面写着两三行英文。
上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佐藤先生：
实在对不起，为邻居犬吠一事，想麻烦您一下，我每天因那犬吠而彻夜不眠。请您向邻家转告以引起他们注意。
这一次便条写的是：
亲爱的佐藤先生：
实在对不起，为邻居放留声机一事，想麻烦您一下。近来邻居每天从早到晚都放留声机，吵得我们不胜其烦。如果您能向邻家传达我的意思，劝告他们采取措施，则不胜感激。
佐藤家的女佣总是有些过意不去的样子说：“博格施先生要我来说这件事，好歹我拿来请您看看。”她笑着说罢，放下便条就走了。上一次，约翰尼整夜地叫，只不过是一两晚的事，没理睬它也就过去了，但是这次可不能置之不理。因为悦子那个病室也就是贞之助做书房的那栋房子，篱笆墙不是用铁丝网而是用板壁与邻相隔，虽然邻家完全看不见，但离邻家最近，以前舒尔茨一家居住时，贞之助经常被佩特和罗斯玛丽吵得苦不堪言。因此在那里放留声机，当然会使这位喜欢吹毛求疵的瑞士佬大动肝火。在这里还要顺便补充说说博格施氏的事。前面也说了，此人好像在名古屋工作，但从他屡屡提意见来看，他有时也回来住住。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莳冈家还没有人瞻仰过他的真容。舒尔茨家住在这里时，他本人以及夫人和孩子们经常在阳台和院子里露面。但是，自博格施家搬来后，除了夫人身影时不时晃过外，博格施本人从未露过面。虽然，他似乎偶尔也搬椅子到阳台上，悄悄地坐在那里。但是如今那阳台的铁栏杆里面围上了板壁，正好与坐在那里的人的头部一样高。总之，博格施这个人肯定害怕被人看见。不管怎样，他是个相当古怪的人。据佐藤家女佣说，他身体多病，颇为神经质，每夜为失眠万分苦恼。
不知是不是有什么情况，有一天，一个刑警到莳冈家来了。他说，那个外国人虽然自称是瑞士人，但是否属实仍未查明，他的行动可疑，所以希望你们注意他，万一有可疑的举动，请立刻报告警察，交代一番就走了。既然做丈夫的国籍不明，又常年外出旅行，他那位妻子又像中国人的混血儿，令人怀疑也难以避免。另外，据那刑警说，那个像中国人混血儿模样的妇女并非他正式的妻子，像是苟且同居的光景，而且她的国籍也不太清楚。在日本人看来，她的容貌最像中国人，但她本人却否认在中国出生，说是在南洋出生的，究竟在南洋的何处她也不肯讲明。幸子曾应邀去过她家一次，走进她房间一看，一色中国式紫檀木家具，也许她就是中国人而有意隐瞒这一点。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她是兼有东洋的魅力和西洋的匀称的妖艳女子。从前有位美国电影女明星叫安娜·梅伊·沃恩，是法国人和中国人的混血儿，感觉和她有点相像，是个具有某种为欧洲人所欣赏的异国情调的美人。因为丈夫总是外出旅行，她生活颇为寂寞，她有时打发阿妈请幸子去玩玩，有时在路上相遇也当面邀请过，一心想和幸子交往。但幸子自从听过刑警的警告后，恐怕受到牵连，尽量避免接近她。
“小姐生病的时候放放留声机都不行吗？难道那个西洋人连怎样做邻居都不知道吗？”阿春愤愤不平地说。“好了，好了，博格施先生是个怪人，没有办法，而且，这年头从早到晚放留声机也不太好。”贞之助制止了她们。因此，从那以后悦子就每天玩扑克牌。可是，雪子对玩扑克牌也有意见，她说猩红热进入恢复期大量脱痂时，最容易传染。悦子正处在这个时期，必须特别注意，玩扑克牌有传染给对方的危险。平常总是护士“水户小姐”和阿春做她的玩伴儿。因为这护士长得很像松竹电影公司大船制片厂的女演员水户光子，所以悦子这样称呼她。这位护士曾患过猩红热，有免疫力。阿春说她即使被传染上了也不怕，病人吃剩的鲷鱼生鱼片，别的女佣弃之唯恐不及，她却认为是天赐良机，吃得津津有味。最初，由于雪子一再严厉训斥，阿春才没敢接近悦子，但是悦子感到寂寞时频频让人去叫她。“水户小姐”也说用不着那样担心，不是那么容易传染上的，于是，雪子的训诫马上失效了，最近，阿春整天都猫在病室里。只是玩玩扑克倒也罢了，有时她竟和“水户小姐”两人捉住悦子的手脚，兴致勃勃地剥那些疮痂。“小姐，你看！这样有多少都能剥掉呢！”她一边嚷着一边捏着疮痂的边缘撕下来，就这样，悦子身上的疮皮都让她们剥干净了。她还把这些疮痂拈起来放在手中，返回正屋的厨房，在那些粗使女佣面前炫耀：“嘿！从小姐身上剥下来这么多皮！”恶心得她们直起鸡皮疙瘩，但是，后来大家司空见惯，也就不怕了。
五月上旬，悦子的病况逐日向愈。不知妙子如何想的，她突然提出最近要到东京去一次。她说：“无论如何我也要去和大姐夫直接谈一次，那笔钱的问题不解决我是不甘心的。我决定不出国了，如今也不急着结婚，只是有个小小的计划，如果能要得到钱的话，我想早点到手，如果大姐夫死活不肯给，我只好另作打算。不用说，这件事我不能使二姐和雪姐为难，所以，我打算单独地、心平气和地交涉，请你们放心。再就是，本来不一定要这个月去，只是考虑到雪姐住在这里的时候，我住在他们那里也方便些，所以忽然想到这个月去一趟。我并不想在那样狭窄的、孩子们吵吵闹闹的地方待多久，事情办完了马上就回来。我也就想看看戏，但是前不久在这里刚看过《道成寺》，这个月看不看都无所谓了。”幸子问她去交涉是和谁交涉，所说的计划是什么样的计划。近来动辄遭到两位姐姐的反对，妙子也不轻易对幸子讲真心话了。她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幸子，只是透露了她准备先找鹤子谈，如果问题解决不了，哪怕直接向姐夫把话挑明也在所不辞。至于“计划”是何物，她仍然不愿明说。幸子一再追问，才从她支支吾吾的话语中听出一点端倪：她好像是得到玉置女士的支持，想开一个小规模的女式西装店，需要一笔资金。幸子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妙子虽是煞费苦心，但她的要求恐怕姐夫不能接受。姐夫至今没改变初衷，除非是经他认可的正式结婚，否则不肯拿出那笔钱来。况且他那样强烈地反对妙子成为职业女性，他会说这样的计划简直是荒腔走板。但是，也不见得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这里还有一线希望，这微弱的可能性在于妙子直接去同姐夫交涉。因为姐夫生性胆小怕事，从年轻时起就一直被幸子她们几个妻妹欺负。尽管他背地里嘴硬，可当着面腰杆子就直不起来了。只要对他稍微强硬一点，他就会让步的。所以，如果妙子吓唬他一下，也不一定没有结果。妙子肯定是看准了他这个弱点，才抱着一线希望到东京去的。姐夫也许会东藏西躲不让她逮着，而妙子也不好糊弄，说不定她会横下心来守着，直到逮着他为止。
幸子推测，妙子突然在这时提出要到东京去，莫不是算定了幸子和雪子眼下都不可能跟她一块儿去。这样想来，幸子又担心了，妙子口头上虽说要心平气和地去交涉，但是，她内心可能抱有不惜与本家断绝关系的决心去和姐夫谈判，正因如此，她才不愿意幸子和雪子跟她一起去吧。即使如此，估计妙子未必会做出那样偏激的事来，但也不排除情急之下说出什么过头的话。如果事情闹成那样，说不定姐夫会产生误解：幸子是想为难自己才让妙子一个人到东京来的。妙子到东京要钱，而幸子不跟她一起去，只是尽力表明自己与此无关，不过也可以看作是幸子存心让姐夫陷入困境，她自己好作壁上观。姐夫这样误解还可勉强忍受，万一连姐姐也误以为幸子不仅不劝阻小妹去东京，反而纵容她来胡言乱语，势必会怨恨自己，那幸子真是无地自容了。如果将计就计，暂时将悦子托雪子照料，自己也跟着妙子去东京，那就必然会卷入兄妹之间这场围绕金钱的纷争中去。而且更令她为难的是，在这种场合下该支持哪一方呢？她自己也拿不定主意。据雪子推测，小妹经营西装店的计划，背后显然有板仓在插手。往坏里猜测，这不过是向本家要钱的借口，只要钱到手了，也不见得不会改变计划。别看小妹那样子，她也有善良可欺的一面，恐怕已经是对板仓言听计从，为他所用了。因此，只要小妹不和板仓分手，还是不把钱给她为妙。这固然也是一种看法。可是，在幸子看来，妙子那样兴致勃勃地筹划着，如果自己横加阻挠而使她失败了也于心不忍。她虽然不满妙子不听忠告而执意要与板仓结合，但是一想起一个青年女子，不想依靠任何人，一心想独立自主生活的那种勇气，她也不愿站在姐夫一边欺凌一个弱者。幸子认为，不管妙子怎样用那笔钱，总之她是用来作独立谋生的资金，而且她实际上有运用那笔资金的能力；既然姐夫手中保管着这笔钱，幸子还是希望拿出来给妙子。可是，如果和妙子一同去东京，不管幸子愿意与否，势必会夹在本家与妙子之间，陷于尴尬的处境。说不定幸子还会被姐姐说服，不得不违心地站在本家一边。幸子不愿意这样做，但是，实话实说，她更没有勇气断然站在妙子一边和姐姐姐夫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