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子的黄疸虽然不很严重，但恢复得很慢，直到入梅后才开始好转。有一天，姐姐打电话来探问病情，顺便告诉了她一个意外的消息：这次姐夫升任东京丸之内支行行长，最近本家就会从上本町举家搬往东京。
“嗯，什么时候走呢？”
“你姐夫下个月就要在东京上班，必须让他先去东京，等找下住所我们随后再去。不过，孩子们要转学，最晚八月底以前也得走了……”姐姐说着说着呜咽起来，在电话中也听得很分明。
“早就有消息了吗？”
“哪里？真是突如其来的，连你姐夫也说从来没听说过。”
“下个月不是太急了吗？大阪的房子怎么处理呢？”
“怎么处理才好，压根儿还没考虑。我做梦也没想过要搬到东京去呀。”
一打电话就说个没完的这位姐姐，刚要挂断又说了起来，反复了几次，足足讲了三十分钟，絮絮不止地倾诉着：有生以来从未离开大阪的土地，到三十七岁这年却不得不离开，多么辛酸……
姐姐说，亲戚和丈夫的同事都异口同声祝贺荣升，无一人能理解她的心情。偶尔向谁吐露一言半语，人家听了只是一笑置之，说她时至今日还如此因循守旧，并不认真搭理她。的确如他们所说，这既非远赴异国外邦，也非投身交通闭塞之穷乡僻壤，而是去东京中心丸之内任职，有幸迁居天子膝下，还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呢？她自己也未尝不作如是想，并在心中自宽自解，但一想到要离开大阪这块住熟了的土地，就不由得悲伤起来，甚至流下眼泪，连孩子们都笑话她。
幸子听姐姐这么一说也觉得可笑，她也未尝不能体谅姐姐的心情。姐姐很早就代替母亲照料父亲和妹妹们，父亲去世，妹妹们渐渐长大成人的时候，她又招了女婿生了小孩，和丈夫一起尽力挽回日渐衰落的家运，在四姐妹中数她操劳最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接受的是最旧式的教育，至今还保有昔日那种不轻易抛头露面的大家闺秀的纯洁气质。现如今大阪的中产阶级太太们活到三十七岁还未去过东京，简直匪夷所思，而事实上姐姐一次也没去过。当然，大阪家庭里的女孩儿一般不像东京的姑娘那样外出旅游。幸子和两个妹妹也很少去过京都以东的地方。尽管如此，由于有学校组织的修学旅行等机会，三姐妹都曾去过东京一两次。然而，姐姐老早就承担起了家务，根本没有空闲去旅行，另一方面，她笃信天下没有比大阪更好的地方，看戏有雁治郎[41]，下饭馆有播半和鹤屋[42]，足以令她心满意足，从来不想去陌生的地方。所以，纵有外出的机会她也让给妹妹们，自己乐得留在家里。
姐姐现在上本町居住的也是一幢纯大阪式的古色古香的建筑。从高墙门进去便是有棂子格门窗的房屋，从大门的土间起到后门，中间穿过一个中庭，庭中栽有树木花草，光线微弱，使得室内哪怕是白昼也是昏昏暗暗的，只有擦得光滑锃亮的铁杉柱子在暗中熠熠发光。幸子她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年代修建的，大概是一两代以前的先祖所建，作为别第和隐居处所，有时又租借给分家和析居另住的族人使用。她们原来住在船场的店铺里面，到了父亲晚年，时兴住宅与店铺分开，她们才搬来这里。因此，她们住的时间也不长，不过在幼年时代，有些亲戚们住在这里时，也曾来过几次，加上父亲又是在这里咽气的，所以对这个家有特殊的记忆。幸子察觉到姐姐对大阪故乡的一片深情中，对这个家的执着恐怕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尽管幸子为姐姐的古板恋旧感到可笑，但当她在突然听见这个消息时，也不免大吃一惊，因为她想到今后再也不能去那个家了。平时，她老爱和雪子、妙子背地里说那幢房子如何不好，什么“再也没有那样光线差、不利于健康的房子了”，什么“真不懂住在那里的姐姐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我们住上三天一准会头痛”等。不过，从此以后，大阪的家就全然乌有了，也丧失了故乡的依托之处，幸子自然产生了一种难以言状的寂寞感。
说到底，自从姐夫放弃世代经营的祖业而充任银行职员以来，本就有转至地方支行任职的可能，姐姐说不定哪一天就要离开这个家。然而，不论姐姐还是幸子和妹妹们，都从没想到这种可能性，这便是她们的迂阔之处。不过，在八九年前，曾有一次上司要调辰雄去福冈支行，当时辰雄报告上司，因家庭关系实难离开大阪，宁可不加薪也希望留在现在的职位上，终于得到同意。此后，银行方面也考虑到了他是世家女婿的身份，好像默认了唯独他不再调任外地。尽管从未得到明确的认可，但她们却无形中认定了能够永远定居大阪。因此，这个消息对于她们不啻晴天霹雳。这次调动一是银行高层有人事变动，改变了方针，二是辰雄也希望能晋升，哪怕是离开大阪也成。因为在辰雄看来，和他同年辈的人都先后出人头地了，唯独自己是“吴下阿蒙”，未免窝囊；另一方面，这几年孩子也多了，生活费用也看涨，由于经济界的变动和其他原因，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依赖岳父的遗产过日子了。
幸子十分同情姐姐被迫离开故土的酸楚，自己也对那个家依依难舍，本想尽早去看望姐姐，但是老有事儿缠着，磨磨蹭蹭又过了两三天。姐姐又打电话来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大阪，已经决定便宜一些租给‘音爷爷’一家来住，顺带也请他们守着这个屋。眼看就到八月了，必须收拾好行装，我最近每天都趴在仓库里。父亲去世以后，家具、器物都堆积在仓库里，看着这七零八落、堆积如山的东西，我一直茫无头绪，不知从哪儿着手才好。这些东西中或许有我们不用而你看得上的，你还是来一趟吧。”
“音爷爷”叫金井音吉，是父亲以前在滨寺的别墅使唤的一个老爷子。如今他儿子娶了媳妇，在南海[43]的高岛屋百货店干活儿，他也过上了悠闲的日子，但是自那以后始终还有来往，所以托他们一家子看管家屋。
接到第二个电话的第二天下午，幸子回本家去了。一进门只见中庭那边的仓库门正开着，幸子在左右两扇分开的门口叫了声“姐姐”朝里走去，姐姐正在楼上蹲着，头上包着头巾，全神贯注地清理东西。正值梅雨季节，仓库里潮润润的，充满了霉味儿。姐姐的前后左右，都是码得五六层高的旧箱子，箱子皮上写着“红漆胡桃木腿食案二十只”“汤碗二十只”等字样，旁边有一个长方形衣箱，箱盖已经打开，里面装满了小盒子。姐姐小心翼翼地解开盒子的绦带，把志野窑[44]的点心碟、九谷[45]产的酒壶等等一一检查后放归原处，把要带走的、要留下的和要处置的东西一一分开。
“姐姐，这是不要的？”幸子问她。
“嗯、嗯。”姐姐心不在焉地答应着，一双手忙个不停。幸子忽然看见姐姐拿出来的箱子里有一方端砚，马上想起了当年父亲被蒙哄买下它时的情景。父亲这人对书画古玩毫无眼力，却有个毛病，认为无论什么东西只要价格高准不错，经常被人糊弄买下一些毫无价值的货色。这方砚石也是一个经常来往的古董商送来的，开口要价几百元，父亲二话没说就买下来了。幸子当时正好在场看见，幼稚的她心里在嘀咕：一块砚石值那么多钱吗？父亲既不是书法家也不是画家，买那玩意儿干什么？更糊涂的是和这方砚石一起，他还买了两块治印的鸡血石。父亲一位挚友，擅长写汉诗的医学博士，不久就到花甲寿辰，父亲准备选一些祝词刻在印石上赠以庆贺，谁知那篆刻家却把石头退回来了，说是非常抱歉，石头有杂质，不宜雕刻。但这又是花了大价钱买下来的，舍不得丢，就长期收藏在一个什么处所，后来幸子也见到过几次。
“姐姐，不是有两块叫鸡血石的石头吗？”
“嗯……”
“那东西还在吗？”
“……”
“喂，姐姐！”
“……”
姐姐正把一只写有“高台寺泥金画文卷箱”字样的小箱子搁在膝上，手指死劲插进关紧了的箱盖缝隙间，一心想把它掰开，幸子的话她像是一句也没听见。
幸子很少看见姐姐这个模样，争分夺秒、专心致志地干活，甚至连别人说话也充耳不闻。要是让知道的人瞅见，谁都会称赞她是一位能干、勤勉的主妇，但实际上姐姐并不能干。每逢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开始她就茫然不知所措，精神恍惚，过一阵子，就像今天这样鬼神附体似的干开了。因此，旁人见此情景，一定会认为她是一位舍死忘命干活的能干妻子，其实她只是陷入亢奋状态，昏头昏脑地瞎忙乎罢了。
“姐姐可真有意思，昨天她在电话里哭出了声，说什么‘哪怕我说得流泪也没人听，幸子你一定要来听我说一说’，但是，我今天去看她，她却一头钻在仓库里整理东西，我叫‘姐姐’她都不吭一声。”傍晚，幸子回来后和妹妹们谈着。
“姐姐不就是那么个人吗？”雪子也说道，“你们等着瞧，等她缓了这口气，一准又会哭鼻子的。”
隔一天，姐姐打电话叫雪子去一趟。雪子说“这次让我去看看她是个什么样子”便去了，住了一个星期才回来。
“行李似乎大致整理好了，不过姐姐还是那副鬼神附体的架势。”雪子说着笑了起来。据雪子说，姐姐叫她去看家，因为夫妻俩要回名古屋辰雄的老家辞行。她去后第二天即星期六的下午他俩动身，星期天深夜便回来了。可是，那以后的五六天中，姐姐每天伏在书案前练习写字。问她为什么练字，她说在名古屋还走访了辰雄的一些亲戚，受到了盛情款待，必须给每家写封致谢信，这对于姐姐来说无异于一项大工程。特别是辰雄的嫂子书法上乘，姐姐想写得毫不逊色，于是铆足了劲儿练字。平日给名古屋这位嫂子写信时，她案头总是摆着字典和《尺牍文范》，草书的写法也毫不含糊地查清，遣词造句反复斟酌，打几遍草稿，写一封信就要花一整天时间。何况这次要写五六封，光草稿就不容易完成，所以，她成天就鼓捣这事儿。而且，她还拿着草稿给雪子看，商量怎样修改：“雪妹，这样写行吗？还有什么写漏了的？”今天，直到雪子要回来时，好不容易才写了一封信。
“总之，姐姐每逢要去银行董事家里问候的时候，早两三天就暗暗背诵准备要说的话，甚至自言自语地念叨。”
“所以我说呀，这回去东京的事来得太突然，所以前些日子总是悲悲戚戚、哭哭啼啼的，不过，她现在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没事儿，既然这样，干脆尽早去东京，非让亲戚们大吃一惊不可。”
“真的，姐姐总是把这些事情看作人生的意义。”
你一言我一语，三位妹妹把姐姐笑话了好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