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崎润一郎和《细雪》[1]
周逸之 文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日本著名唯美主义作家，出生于东京一个没落商人家庭，从小爱好文学，1908年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1910年与学友、著名戏剧家小山内薰等人创办第二次《新思潮》，发表短篇小说《文身》、《麒麟》等，受到唯美主义大家永井荷风的极力推崇，从此走上文坛。此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活动中，谷崎写下了不少作品，主要有：《异端者的悲哀》（1916）、《食蓼之虫》（1929）、《细雪》（1947）、《钥匙》（1956）、《疯癫老人日记》（1961）等长篇小说；《少年》（1911）、《小小王国》（1918）、《吉野葛》（1931）、《春琴传》（1933）等中短篇小说；他还写过剧本《法成寺物语》（1915）、《阿国和五年》（1922）和《正因为爱》（1921—1922）等。此外，他以自己富有文采的笔致将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译为现代语（1934—1941），于1949年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
在文学上，谷崎有继承日本古典文学传统的一面，也有接受西方王尔德、爱伦·坡和波德莱尔的影响的一面。他的“作品的基调始终贯穿着对生活和美的浪漫主义向往，缺少紧密地联系现实、探讨现实真相的真正写实主义的态度”（西乡信纲：《日本文学史》）。
谷崎的汉学造诣很深，十几岁即能赋汉诗，1918年到中国游历，回国后写了《苏州纪行》《西湖之月》等游记。1925年重访中国，结识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回国后写了《上海交游记》。他曾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
长篇小说《细雪》从执笔到全部出版历时八年，最初登载于《中央公论》1943年1月号、3月号上，准备采取连载方式发表。这年6月，编辑畑中繁雄被陆军报道部召去，以“战时不宜发表这类有闲文字”为名，禁止继续连载。但作者采取了抵制态度，私下里继续完成上卷并自费印刷二百本分送亲朋。战后，于1947年最后完成中、下卷并出版。
谷崎写《细雪》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制造了侵略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又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日本政府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了推行侵略战争的政策，日本反动政府在国内采取极其野蛮的法西斯统治，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战时体制。在精神方面，开展大规模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宣传教育，欺骗、蒙蔽人民群众，封闭进步报刊，逮捕和屠杀有反战反法西斯思想的进步人士。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有良知的作家除了沉默别无他法。被允许出版发表的只有煽动狂热情绪的战争小说。谷崎亲身体验到了“江户时代的作者触犯政要的忌讳而戴手铐、关禁闭的愤郁的心情”，为了回避对法西斯的支持，他写下了以关西风土人情为背景，反映没落商家莳冈家四姐妹婚姻家庭生活的长篇小说《细雪》。与法西斯统治下陷入水深火热的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相比，作者描写的关西中上流社会的生活，无疑是优裕而安闲的。但尽管如此，从书中的描写可以看出，这些人在衣着、医药等日常物质生活，以及精神享受如戏剧、舞蹈等方面同样受到战争的影响，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对战争表达了不满。作为资产阶级作家，谷崎没有描写反映社会底层人民困苦生活和日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的情景，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上流社会尚且如此，也就曲折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及人民的反战、厌战情绪。小说在1943年3月发表的上卷第十七章中，谷崎借书中人物贞之助之口说：“不管怎么说，日本和中国关系不好，我们难过。”在当时严酷的法西斯统治下，作者勇敢地表达了日本人民希望中日友好的意愿，更是难能可贵的。
在主观上，谷崎润一郎是以唯美主义、艺术至上主义作家的形象走上文坛的。他定居京都，原是为了一时避难，但是关西的町人文化（上方文化）中保持的“旧日本的异国情调”深深吸引了他，使他迷上了关西生活。渐渐地，他从前期的“西洋生活”式的思想方式、艺术创作方式中脱胎出来，从具有悠久历史的关西町人文化中发现了自己，继而发现了日本古典美，并执着地追求它。这在作者是创作道路上的一大转折，对写作《细雪》有决定性的影响。
作者耗时七年将《源氏物语》译为现代语，可见对其喜爱和受其影响之深。作者自己也承认：“我从小爱读《源氏物语》，特别是长年将其译为现代语后，书写这本小说（指《细雪》）时，它也确实在我的头脑中。”因此，即使不说作者特意模仿它的风格，也不得不说他深受了它的影响。
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日本传统长篇小说在结构上都是并列式的。书中主人公的追求者多是出现以后又消失了，很少看到现代小说中出现的三角甚至四角关系。这并不是小说技巧的优劣问题，而是社会构造的反映，如果像交际社会即文艺复兴后的西欧社会那样，男女都在社交圈内结识、了解、比较和选择异性，然后产生爱情，那么，这些人物应该是彼此了解的。然而在大体保持了家族之间各自封闭的古老传统的当时日本社会中，正如《细雪》的女主人公雪子相亲的情况一样，男人们互不相识，出现之后旋即一一消逝，所以作者以她五次相亲为纲，并列为五大段故事，以此展开小说的情节，《细雪》的结构在这一点上与《源氏物语》相似。不过，在《细雪》中也先后出现了妙子—奥畑—板仓以及妙子—奥畑—三好的三角恋爱关系，但这只是陪衬主线的副线。这种复杂的恋爱关系的出现，正是那种古老传统的封闭社会结构发生的嬗变在小说中的反映。
小说的选材也受了《源氏物语》的影响，作者在主观上想回避残酷的现实（尽管仍然回避不了）而去描写莳冈家四姐妹的婚姻生活，力图再现古典的世界，用古典的方法构筑美。谷崎如实地写下了神户大水灾、东京大风暴以及许多关西的风土人情，对此，作者颇引以为豪。他说，要把《细雪》写成一本逐年逐月的回忆录，记录下小说那个年代的事件。但他所忠实的只是细节，正如作者所说，他要追究这样的问题：“即使是坐一辆出租车，当时在那里能叫到汽车吗？即使能叫上，得花多少钱？”（《〈细雪〉回顾》，1948年11月《作品》）在宏观上，他却回避了当时现实生活的大环境，即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法西斯战争，给日本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这是当时的客观环境使然，但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有意追求《源氏物语》所代表的那种超然的古典美。小说中出现的赏花、捕萤、赏月、舞蹈等风流韵事，便是《源氏物语》那个时代以来，王朝文化所津津乐道的主要题材。
《细雪》不同于《源氏物语》，后者是以男女恋情为主题，而《细雪》的主题是“同胞爱”。小说以住在芦屋分家的二姐幸子及其丈夫贞之助组成的一个中流以上家庭的生活为中心展开。莳冈家是从旧幕时代以来就颇有名望的世家。到大正末期，由于父亲的奢侈放纵，家道衰落，双亲相继去世。长姐鹤子招赘的女婿辰雄，转让了船场的旧店铺，住在上本町，出任银行职员。未婚的三女雪子和四女妙子因和辰雄关系龃龉，多半住在二姐所在的分家。雪子是位腼腆、内向的日本古典式美人，小说以她的五次相亲作为中心事件展开。四女妙子是位活泼而又多才多艺的现代女子，与雪子恰成对照，颇像一名职业女性，其恋爱过程也几经波折。
《细雪》尽管是部规模宏大的作品，但是并没有一般读者期待的小说的高潮，无论是主人公的思想感情还是故事情节，都没有发生特别戏剧性的变化。毋宁说，这倒是该小说的特色之一。
小说的女主人公雪子，并不像西方近现代小说中的女性那样，做出惊世骇俗的行动，具有不同凡响的思想，似乎也不具备积极掌握自己命运的意志。可是，她虽然采取这种沉默被动的生活方式，却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判断力，也没使自己的生活走向崩溃。她免不了被周围的事物推着向前走，却也没有任何人能左右她的命运。
雪子温文尔雅，谦和有礼，腼腆羞怯，勤劳坚韧，富于献身精神。无疑地，作者在她身上倾注了自己全部美学的理想，是把她当作典型的传统日本女性来描写的。
日本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历代统治阶级以传统的封建道德麻痹和统治人民，女性更是处在被奴役、被玩弄的悲惨处境。历来的统治阶级都认为妇女是以忍让温顺为最大美德，安于命运，逆来顺受。《源氏物语》里源氏的正妻紫姫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雪子尽管在一般小事上温顺随和，但在婚姻问题上却很有主见，并不一味顺从。她曾借故拒绝了大姐夫辰雄为之选择的一门亲事。诚然，其中包含有对辰雄挟嫌使性的成分，但毕竟是因为雪子受过比较系统的西方教育（她是女校英语专科的高材生），多少有些自由思想，由于受阶级地位以及门第观念的束缚，她只能在相同、相近阶级地位的男子中物色对象，但她毕竟不唯姐夫之命是从。当然，她的婚姻观是陈旧落后的，她甚至比幸子更强烈地反对妙子和原奥畑商店学徒、摄影师板仓结合，宁愿让妙子嫁给不能自食其力的纨绔子弟奥畑。
由此看来，作者虽想使雪子成为传统的日本女性的典型，实际上却在最主要一点上，使他描写的典型人物并不是任人摆布，而是与妇女传统的“忍从美德”大相径庭了。
作者创造这个不完美的典型是有其原因的。19世纪中期开始的明治维新的结果，成立了以天皇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统一国家、实现了文明开化。以明治市民社会的启蒙家福泽谕吉（1834—1901）为代表的新思潮，批判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要求文化和政治上的解放，吸收英法的自由思想。福泽谕吉极其重视妇女社会地位的问题，提出“万人皆同位”的口号。从那以后，中上层社会的，特别是接受了西方思想教育的女子，多少有了一些独立自由的思想。然而，明治维新是一次从上而下进行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改革以后，封建势力在社会中仍然很强大。时代就这样被卷进了保守与革新、现实与理想、旧事物与新事物对立的旋涡中。尽管从明治维新到《细雪》所描写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七十年，妇女的社会地位却并无根本好转。《细雪》中雪子这个典型的出现，正是植根于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中。一方面，她在婚姻问题上违背了以忍从为美德的道德标准，并不俯首听命于姐夫，另一方面，她又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未来的丈夫身上，仍是依附、从属于丈夫。姐夫姐姐们为她择婿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生活上要有保障。当阵场夫人介绍年纪大得多的野村时，姐夫们甚至考虑到了雪子将来可能成为寡妇，得有一笔生活保证金。因为没有得到这种保证（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这门婚事告吹了。由此可见，雪子的婚姻并不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只考虑门第、社会地位、教育状况，最重要的是财产状况。之所以造成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原因在于雪子没有赖以自立的技能和独立的经济地位。
雪子作为传统的女性是不典型的。但是，这个形象作为日本20世纪30年代的阪神地区中流社会的妇女，又确实是颇具典型意义的。
雪子婚后的命运怎样？作者没有交代，只是以雪子乘火车赴京结婚结束了小说。但是，作者寓意深长地安排了这样的结尾：
自从决定了由贞之助夫妇陪送，乘坐二十六号夜车去东京以后，雪子也为时光的一天天流逝而感到悲伤。不知什么原因，几天前她就开始拉肚子，一天拉五六次……
……
委托小槌屋准备的婚礼后穿的便服也在这天送来了。雪子看到这些东西不禁想嘟哝：“这要不是婚礼的衣裳该多好！”她不由得回忆起了昔日幸子要嫁给贞之助时，也是一点也不高兴的样子，妹妹们问起她来，她说道“没什么可高兴的”，并且写下一首和歌给她们看：
不待晚风催，
忽忽今挑新嫁衣，
不觉暗生悲。
这一天，雪子腹泻始终没有好，上火车以后还在继续拉肚子。
这结尾为雪子未来的婚姻生活抹上了哀愁、凄凉、不祥的气氛，预示了女主人公雪子的不幸命运，我们不可把它当闲笔看过。
作为对比而描写的妙子，与雪子大不相同，是一个热情、明朗、大胆泼辣、富有进取心、好胜心强、多才多艺的现代女子。她是在家道衰颓父亲去世后成长的，极少受到那陈旧的门第观念的羁绊，公开宣称自己在婚姻问题上实行“功利主义”，提出选择丈夫的三个标准：必须要有强健的身体，有技能、职业，真心热爱自己，有愿为自己献出生命的热情。
刚刚二十岁，妙子就和当地的富商子弟奥畑启三郎自由恋爱，为了达到抢在三姐雪子之前结婚的目的，甚至采取为双方家长所不容的私奔的手段，因而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
后来，在神户大水灾时，她被困厄在玉置德子的裁剪学院，几遭灭顶之灾。她被原奥畑商店学徒、摄影师板仓拼死救出来后，与不愿为寻找、营救自己而弄湿裤子的纨绔子弟奥畑相较，她很快爱上了板仓，不顾将来社会舆论的谴责和压力以及家庭的阻挠，明确主动表示要和社会地位低下的板仓结婚。她在奥畑的金钱物质引诱下也曾彷徨、软弱，在板仓与奥畑之间游移周旋，并未彻底和奥畑决裂，并且在板仓患坏疽死去后，一度又和奥畑交往极密切。这说明了中产阶级妇女的两面性和软弱性。但是，最终她还是爱上了一个酒吧招待三好，并有计划地以怀孕来造成既成事实，一箭双雕，一方面迫使家庭承认他们的婚姻，另一方面使奥畑不得不和她分手。这表现了她为了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颇有心计又极为大胆。一个热烈而执着、极为丰满的叛逆的女性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
妙子之所以能主动地驾驭自己的命运，全在于她有技能——制作偶人、擅长裁剪和缝纫，有赖以独立生活的能力。她蔑视、嘲笑那种视职业女性为下贱的世俗偏见，不顾辰雄等人反对，竭力争取到了成为职业女性的权利，掌握了技能，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和一个发誓能使她得到幸福的下层社会的男子结合了。她不像雪子那样举行盛大的婚宴，亲朋们也没送“堆积如山”的礼物。她只是悄悄地来到芦屋的分家，“从存放在这里的行李中，悄悄地收拾了一些眼下要用的，用一个蔓草花纹的包袱皮拢在一起，和大家聊了半小时左右就回兵库的自家去了”。但无疑地，她的婚后生活是充实、和谐、幸福的，因为她从自己那个中等社会的象牙塔里走了下来，和丈夫处在同一地位，平等地共同组织了一个家庭。
妙子的典型至今还极有现实意义。从妙子的那个时代至今又过去了四十多年，尽管1946年日本宣布了妇女行使参政权，但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迄今没有多大改变。日本妇女逐渐认识到，只有走入社会，参加工作，开阔眼界，减少对丈夫的依赖程度，才能在家庭和社会上取得平等地位，有更多的发言权。
由此可知，为什么《细雪》出版已近四十年，仍获广大读者特别是女性读者的喜爱。1950年、1959年、1983年《细雪》曾三次被拍成电影，五次拍成电视连续剧，这在日本文学史上可以说是罕有其匹的。
《细雪》这部长篇小说，在日本文学史上具有颇为重要的地位，有人认为它是日本古典文学名著《源氏物语》的现代版，有人评论说它与法国大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相比毫不逊色。它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评价，除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日本社会作了真实的描写之外，还因为它在艺术上很有特色。
首先，是作品风格的典雅细致。谷崎受了《源氏物语》婉约多姿、缠绵悱恻、典雅艳丽的文章风格的影响。他运用日本古典文学传统的四季观，在四姐妹的招婿和恋爱生活中，穿插了舞蹈、赏花、赏月、捕萤等场面描写。如岚山一日赏樱那一章，描摹细腻，把盼望樱花早开的急不可耐、欣赏樱花的满足和欢愉、担心樱花匆匆凋落的哀愁和怅惘，都写得精细入微，笔墨酣畅，淋漓尽致，可算得一篇绝妙的赏樱赋。随后，又让贞之助和幸子为赏花写下和歌，更为作品增加了无限的和声，一咏三叹，余音袅然，有极强的感染力，这些场面描写和在文中出现的和歌、俳句，把人物的感情糅合在自然环境中，用暗示的手法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与描写人物的复杂隐微的心理活动相适应，形成了这部作品典雅细致的独特的文章风格。
其次，表现在对女性心理的细腻刻画上。作者笔下的幸子，是一位心地善良、品德高尚、多愁善感的女子。她承担了弃世过早的母亲的责任，照顾、监督、庇护着雪子和妙子。她以中产阶级的择婿标准不辞烦劳、殚精竭虑地为雪子寻求美满姻缘。幸子比两位妹妹更为着急，为她们老大不嫁而忧虑伤感。在岚山赏樱时，她触景生情，一方面担心落花匆匆，叹息雪子、妙子的青春已逝，一方面又恐惧雪子出嫁后明年赏樱又少一人的寂寞，最后又想宁可忍受孤寂，也唯愿她早日出嫁。这样一波三折、细腻地描写了她多愁善感的善良性格。作者还善于从矛盾冲突中揭示复杂的人物性格。在妙子和板仓的恋爱事件中，幸子出于落后的门第观念，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当她听说板仓因患坏疽死去而这事件“自然解决了”时，不禁对这位救过自己妹妹性命的恩人的突然死去感到高兴，虽然她自己也认识到这是一种卑劣的念头。这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与她平常那种善良性格似乎截然相反，却细腻、真实地刻画了这个人物，使人物性格丰满，具有说服力。
作者在描写人物时，极力赋予每人以鲜明的性格特征。四姐妹中，鹤子敦厚木讷，幸子温柔敏感，雪子冷静羞怯，妙子活泼老练。所有这些性格特征，都写得鲜明可信，都是与她们各自不同的年龄、经历和教育状况相吻合的。不仅主要人物如是，哪怕是与雪子相亲过的五个男子（三枝、濑越、野村、泽崎、桥寺）虽然结局同为亲事有始无终，却因他们的经历不同、性格有别，亲事破局的方式也各各不同。就连那位只出过一次场的与兵寿司店老板，作者也把他写得生动传神，呼之欲出。如：
有时遇上老板不称心，给食客放很多山萮菜，辣得那客人“嗳呀”一声跳起来，要么眼泪直流，他在旁边看着窃窃地嗤笑。
寥寥几笔，就像一位高明的漫画家，勾勒出了这位老板单纯、稚气、喜爱恶作剧的性格。
作品另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在于利用环境的描写来渲染所需要的气氛。在描写转送板仓去铃木医院做手术的情景时，作者借妙子的回忆烘托了那所医院阴森怪异的气氛，为板仓之死作了铺垫。在幸子回忆母亲逝世的情景时，作者极力渲染了那种凄清、怅惋、悲凉的气氛：
已经连续几天的绵绵秋雨毫无止意，潇潇秋雨打在病室缘廊的玻璃窗上，一片烟雨迷离，拉窗外是个小巧的庭院，从庭院顺着一条缓缓的下坡路可以走到小溪畔。从庭院到溪畔山崖的胡枝子花快凋谢了，在秋雨中瑟缩着。那天早晨，因担心溪水上涨会引起山洪暴发，村里的人们都骚动不安。远比雨声更猛烈的激流声震耳欲聋，河床的巨石时不时互相撞击，发出咚咚的巨响，震得屋子直摇晃。幸子她们一边担心溪水上涨、惶惶不知所措，一边守候在母亲枕前。就在这样的氛围中，看着像露珠消逝一般死去的母亲十分安详、毫无杂念的遗容时，她们忘记了恐惧，沉浸于一种清静的、净化了的感情之中。这无疑是一种悲哀，然而是惋惜一个美好事物离别了人间的悲哀，也可以说是超脱了个人关系、伴有音乐的美感的悲哀。
根据以上描写，可见作者是颇为擅长使用情景交融的手法来渲染气氛的，这种抒情的主调，始终贯穿于整个作品，形成一种特色。
当然，这部作品的艺术特点还远不止此。例如，该书都是使用关西方言对话，富于浓郁的地方色彩。鉴于关西京阪神地区原属日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中心，相当于中国的北京地区，译者试用一些北京方言翻译书中对话，目的是多保留一些原作的韵味。当然，这也只是没有把握的一种尝试。
毋庸讳言，该小说由于各种原因，存有一些落后的、不恰当的内容，希望读者持批判的眼光去看它。如德国侨民舒尔茨夫人和幸子的通信中，有个别吹捧、美化德日法西斯的字句，如舒尔茨夫人信中自诩日耳曼民族和大和民族是“致力于进步的朝气蓬勃的民族”，要“处于强国地位”。这就是希特勒等德日法西斯头目鼓吹的极端反动的种族主义谬论，是他们疯狂侵略其他国家，奴役各族人民的理论根据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日两国人民也是轴心国法西斯统治下的牺牲品，中产阶级家庭一方面因受战争影响而生活拮据，比较艰辛，另一方面这些家庭的妇女（当然还有男人和小孩）又受到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熏陶，愚昧地崇拜法西斯反动头目。细心的读者自可从中看出法西斯思想毒害之广之深，危害之烈。
译者限于水平，对原著理解欠深，译文的错误自然难免。译者诚恳希望广大读者和翻译界前辈、同仁不吝赐教，如有再版机会，以裨匡正。
译者
于长沙梨子山畔楝花书屋
198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