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1
在一段政治风波不断的日子里，我梦见了阿维娃·格罗斯曼——她是佛罗里达版的莫妮卡·莱温斯基。
除了那些在世纪之交居住在佛罗里达的人以外，也许没人记得她。那则新闻曾在短时间内登上了全国头条，因为阿维娃·格罗斯曼竟然傻乎乎地写过一个匿名博客，在里面详细记述了那段婚外情的“精彩片段”。她从未提到过男方的姓名——可所有人都猜得到是谁！有人推测阿维娃早就想让人知道这件事，不然她干吗要写这个博客？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她只是年轻莽撞，而且人们当时对互联网尚不甚了解——话说回来，他们现在也不太了解。
好吧，说回阿维娃·格罗斯曼。阿维娃是个二十岁的实习生，与迈阿密的众议员亚伦·莱文有了私情。按照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吞吞吐吐的说法，他并不是阿维娃的“直属上司”。
“我从来都不是该女子的直属上司，”莱文议员说，“我固然要为自己造成的伤害向我深爱的人道歉，特别是我的妻子和儿子们，但我敢保证，我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该女子”！他甚至连直呼阿维娃·格罗斯曼名字的勇气都没有。那桩私情的细节通过当地每一个新闻频道、每一份报纸被公之于众，足足有几个月——其中的内容有多肉麻、多俗套、多展露人性，你尽可自行想象。有家电视台甚至开辟了个新版块，叫《阿维娃瞭望站》，仿佛她是一场飓风，又仿佛她是一头莫名其妙在沙滩上搁浅的虎鲸。十五年过去了，莱文仍然在国会任职，而阿维娃·格罗斯曼空有迈阿密大学政治学和西班牙语文学的双学士学位，拥有一个在谷歌无法删干抹净的博客，还有一段臭名昭著的实习经历，求职无门。人们没有在她胸前“戴”上红字，但他们根本不必那样做，因为互联网就可以替他们做到。
不过，我梦里的阿维娃·格罗斯曼早已摆脱了这件事的影响。在我的梦境中，她四十多岁，梳一头干练的短发，身穿中性色调的套装，戴一条样式抢眼的绿松石项链，参加国家级政治职务的竞选，不过我在梦里并不确定她竞争的是什么职务。我隐约觉得是国会，但那也巧得太有诗意了。不过这毕竟是我的梦，所以暂且当作是国会吧。总之，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位记者问起了那场私情。起初，阿维娃给出的回答是政治人物的标准答案——“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对于我给他人带来的痛苦，我感到很抱歉。”——她的答案与莱文议员不无相似。记者继续追问。“好吧，”阿维娃说，“如今处在这个年龄、这个职位，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绝不会与自己竞选团队里的实习生发生关系。但是当我回顾过去，反思自己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和行为，我只能说……只能说我当时太浪漫，也太年轻了。”
2
我叫简·扬，三十三岁，是一位活动策划人，不过我策划的活动主要是婚礼。我在南佛罗里达长大，但我现在住在缅因州的艾力森泉，离波特兰大约二十五分钟车程，这里在夏季是个著名的旅行结婚目的地，到秋天热度减退，入冬后则更显冷清，但我仍能维持生计。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喜欢我的工作，还有，不，我小的时候从没想过自己会做这一行。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最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能用在工作上，但我发现自己具备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天赋——人际沟通、心理学、政治、舞台表演、创新力等等，都是策划婚礼所需的才能。哦，我还有一个少年老成的八岁女儿，露比，她的父亲则不在我们母女生活之中。露比聪明过人，但她过早地与新娘们接触，这对她并无益处。上个星期露比告诉我：“我永远都不想做新娘。她们都很惨。”
“没那么夸张吧，”我说，“有些人看上去还是挺幸福的。”
“不，”她坚定地说，“有些人比看上去还要不幸。”
“不幸的新娘各有各的不幸。”我说。
“我猜你说得对，”露比皱着眉头说，“那是什么意思？”
我向她解释，我不过是挪用了托尔斯泰他老人家的名言而已，露比翻了个白眼，说：“拜托你认真一点。”
“这么说，你永远都不想结婚？”我说，“这对我的生意可没什么帮助。”
“我没那么说，”露比说，“我不确定我将来会不会结婚，我才八岁。但我知道我不想做新娘。”露比现在的年纪刚刚好，她能和你正常交谈，说话又不像个青春期的孩子。她有点书呆子气，身材圆滚滚，容貌可人。我真想把她一口吞掉，或者咬住她肉乎乎的胳膊。即便如此，我从不谈及她的体重，因为我不想给她种下心结。我在她这个年纪时也偏胖，而我母亲总是没完没了地讨论我的体重。没错，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如今的我自豪地拥有好几个心结。不过谁还没有几个心结呢？细想下来，人不就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创造出的个体吗？
3
我的店面位于镇上的繁华地带，被一家文具店和一家巧克力专卖店夹在当中。时值十一月，生意冷清，给几位春夏季的客户做完回访以后，我整个上午都在网购自己根本不需要的东西。一个女人究竟要有多少条黑色直筒连衣裙才够穿？假如你是我，答案是“非常多”，我最后一次清点数目时是十七条。婚礼策划人在婚礼上总是穿得像参加葬礼一样。我正在琢磨露比那番“每个新娘都很惨”的言论，弗兰妮和韦斯走进了我的店门。他们没有提前预约，不过在这个时节，他们也没必要预约。
弗兰妮全名叫弗兰西丝·林肯，二十六岁，却一副稚气未脱的样子。她容貌娇美，可是不知怎的，总给人一种面团没发酵好的感觉。她是名幼儿园老师——这还用说嘛！世上实在找不出比她长得更像幼儿园老师的人了——不过她说她现在休假。韦斯的全名是韦斯理·韦斯特——就凭他这个名字，我推断他的父母很不讨人喜欢，不禁想见识一下这两位是何方神圣。韦斯是名房地产经纪人，他告诉我，他的办公室离我的门店很近，不过我之前从没见过他。他说他有志于从政：“我只是觉得应该让你知道。”那语气像是在谋划一件大事，他似乎觉得我既然要为艾力森泉未来的大人物策划婚礼，就不应该对此毫不知情。他二十七岁，握手用力得过了头——兄弟，你装模作样给谁看呢？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客户，这两位也算不得与众不同。婚礼总能让人不知不觉就落入旧观念里丈夫和妻子的窠臼。
“我们本想雇个城里的策划人。”韦斯说。“城里”指的是波特兰，话里透着瞧不起人的意思。
“我就是城里长大的。”我面带微笑地说。
“但我转念一想，为什么不找个本地人呢？我是说，我每天都会路过你的办公室，这里装扮得很漂亮，你把一切都布置得非常整洁、雪白，我很喜欢。而且，因为我想参与市议会的竞选，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本地的生意，也就是我的选民，你懂的。这个季节你的生意恐怕有些冷清吧。”
我问他们有没有确定日期。
他看看她，她也看看他。“我们想一年后结婚，明年十二月，”她说，“这样时间够吗？”
我点点头：“足够了。”
“她觉得冬季婚礼很浪漫，”他说，“但我更看重它的性价比。我们可以随便挑地点，而且价格只有夏季的一半，我说得对吧？”
“不是一半，不过的确会便宜很多。”我说。
“冬季婚礼就是很浪漫，你不觉得吗？”她说。
“我同意。”我说。新娘和伴娘往往冻得半死，而且，要是遇上雪天，外地宾客有一半都不会来。我想这多少带些捉摸不定的浪漫色彩。不过，冬季婚礼的照片总是效果绝佳，而且我觉得照片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比婚礼本身更加深刻。总而言之，他们都是大人了，我可不会说错话，白白断送一单冬季的生意。
4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可能是他们去拜见过大城市里的婚礼策划人之后——他们约了第二次到店时间，跟我签合同，再付一笔定金。这次来的只有弗兰妮自己，这其实没什么不寻常的，不过他的缺席倒让弗兰妮十分尴尬。“这样古怪吗？”她问，“这看起来是不是不太好？我是说，他也应该来，对不对？”
“一点儿也不古怪，”她把支票递给我的时候，我说，“到头来我经常只跟夫妻中的一方沟通得比较多。毕竟谁也没有分身术。”
她点点头：“他在带客户看房子，”她说，“什么时候看房子不总是他说了算。”
“我完全能够理解，”我说，“他是怎么向你求婚的？我好像没问过你。”我把她的合同放进了文件柜。
“哦，那浪漫极了，”她说，“浪漫”是她的口头禅，“起码我觉得很浪漫。不过等我讲给你听，你也许会觉得很古怪。”“古怪”也是她的口头禅。
他是在她母亲的葬礼上向她求婚的。不是葬礼中途，而是葬礼刚刚结束后。我估计是在公墓的停车场，但我并不确定。她悲痛欲绝，哭个不停，鼻涕眼泪流了一脸，这时他单膝跪地，说了一番话，大致是“好了，这不该是你这辈子最悲伤的一天”。真让人反胃。不过，我猜他的本意可能是好的，但这目前仍然是让我对他印象最差的一件事。有没有搞错啊，有些日子就应该是你这辈子最悲伤的一天。再说，让她在母亲刚去世时就作出重大的人生决策真的好吗？我并不了解这两个人，但听上去他好像在她最脆弱的时候乘虚而入了。我不禁有点开始讨厌韦斯·韦斯特。只是稍微有点讨厌，而且才刚开始。合作到最后，我通常都会讨厌新郎，不过一般没这么快。
“哦，这太古怪了，”她说，“这很古怪，是不是？”
这不是古怪，而是糟透了。这件事糟透了，可它又是件寻常事。我并不了解她，何况这件事跟我没关系。半是为了填补这段时间，半是为了避免我的想法从脸上流露出来，我做了一个完全不像我的举动。我把手伸过桌子，握住了她的手：“关于你母亲的事，我非常抱歉。”
她的嘴唇颤抖起来，蓝色的大眼睛里泛起了泪光：“哦，天啊，哦，天啊。”
我递给她一张纸巾。
“我就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她说。
“不，你失去了亲人，”我说，“你一定感觉非常无所适从。”
“对，就是这种感觉，无所适从。你的母亲还健在吗？”她问。
“健在，但我们很少见面。”我说。
“那太糟了。”她说。
“我也有个女儿，”我说，“所以我能想象这样的——”
“那你母亲也不想见她吗？她的亲外孙女？我不敢相信！”
“也许她想见吧。我们的关系很复杂。”我说。
“没有那么复杂的关系，”弗兰妮对我微微一笑，“我管得太多了，”她说，“对不起。你对人很亲切随和，所以我忘了我们并不熟。”
她是个好人。“你们做作业了吗？”我之前让他们回去做个展示板，描绘他们梦想中的婚礼。
她从包里掏出平板电脑。他们拼贴出了穿牛仔靴的新娘和穿燕尾服、系阿斯特领巾的新郎；馅饼自助宴和七层的婚礼蛋糕；一个装满非洲菊的铁皮桶和一个百合、玫瑰组成的三尺高的花台；红色格子桌布和雪白的亚麻桌布；烧鸡和菲力牛排。这简直是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的婚礼。
“我们还没想太多，有些是他的想法，有些是我的想法。”
“看得出来。”我说。
“他希望氛围高雅一些，但我更想要乡村风格，”她说，“你能帮帮我们吗？还是我们彻底没救了？”
“你们彻底没救了。”我说。
弗兰妮大笑起来，脸也红了：“我们为此算是吵了一架。只是很小的一架。他说我的品位太寒酸，”她说，“但我想让宾客们放松、自在一点。我不希望办得——”她在脑海里搜寻了一阵词汇，最后作了决定，“商业气息太重。”
“优雅而质朴的风格，让我想想。可以在谷仓里装上大吊灯，铺上白色桌布，既然是在十二月，可以给广口玻璃瓶扎上红白相间的格子布彩带，装进满天星，配上松树枝条、粗麻布，布置成干净利落的舞会大厅的样式。在舞池上扯起闪烁发光的圣诞节小灯，宾客的座位卡则写在迷你小黑板上。天棚用薄纱覆盖，餐巾用白色的亚麻布，餐食是烧烤和馅饼，再生一丛熊熊燃烧的篝火。没错，那个场景几乎就在我眼前。”而我眼前的确出现过这样的场景，最近每个人都想要优雅质朴的风格。
“听起来很美。”她说。
门铃响了一声，露比走进店里，把书包扔在地上。“这是我的助手。”我告诉弗兰妮。
露比和弗兰妮握了握手。
“我叫弗兰妮，”弗兰妮说，“你这么年轻就当上助手了。”
“你太客气了，不过我已经五十三岁了。”露比说。
“她保养得非常好。弗兰妮想要一场既优雅又质朴的婚礼。”我告诉露比。
“你应该有一辆冰激凌车，”露比说，“妈妈策划过一场带冰激凌车的清新复古风格婚礼。所有人都喜欢冰激凌车。”
“在办公室里不能管我叫妈妈，”我说，“你应该叫我老板。”
“所有人都跑到停车场去了，”露比继续说，“他们想要什么冰激凌都可以免费挑选。这差不多是天下最大的好事。”
“的确很好，可是弗兰妮的婚礼在十二月。”我告诉露比。
“是的，”弗兰妮说，“不过这听上去太有意思了。我们能不能在十二月也这样做呢？反正也不是一到十二月就没人吃冰激凌了，在十二月找辆冰激凌车来反而更有趣。比方说，我们难道不应该拥抱寒冷吗？”
那天晚上，我接到了韦斯的电话，告诉我他对冰激凌车这件事“无法理解”。“我认为这种做法看上去很愚蠢，”他说，“我邀请的客人中有些人以后可能要为我投票，还有的可能要为我的竞选出资，我不希望我留给他们的印象是一个在冬季婚礼上安排冰激凌车的人。”
“好吧，”我说，“不要冰激凌车。”
“我不想扫大家的兴，但这种做法好像有点……不负责任。”
“不负责任，”我说，“这话说得有点重了。”
“就是不负责任，”他说，“考虑不周全，脑筋一团乱。我很爱弗兰妮，但她有时会冒出些想法来。”
没错，我心想，她长了个脑子，长了脑子就有产生想法的风险。“你明显反对这种安排，”我说，“说实话，我们目前只是在头脑风暴，韦斯，并没有真的租下冰激凌车。”
“好吧，问题是，”韦斯说，“你能不能告诉弗兰妮，就说你在冬天没法租到冰激凌车？因为她现在打定主意想要冰激凌车，她觉得这样很别出心裁，我也不知她是怎么想的。”
“如果你亲自告诉她你不喜欢，这样不是更简单吗？我是说，她的确很喜欢这个想法，但我觉得这对她来说并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她喜欢的事物很多，她是个开朗的人。”
“对，”他说，“对，我觉得应该你去说。如果是我说，我就成了那个在婚礼上扫兴的人。如果是你说，那就只是一个事实：婚礼策划人在十二月找不到冰激凌车。”
“但我很可能能把冰激凌车找来。”我说。
“好吧，那是自然，但是弗兰妮不必知道这一点。”韦斯说。
“说实话，向你的未婚妻撒谎，这样做我心里不太舒服，”我说，“我尽量从不向客户撒谎。而且在我看来，无论我们两个谁去说，都没必要为了冰激凌车这样无关紧要的事情撒谎。”
“既然是无关紧要的事，谁去说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这也不算真的撒谎，我付钱要你提供服务，你只是在按照雇主的意思行事，”韦斯说，“我对你有信心，简。”
我很想告诉这个窝囊废，他大可以到别处去寻求服务，但我没有那么做。我之前没说，不过我那个可爱的书呆子女儿露比在学校时常受人欺负。凡是孩子受人欺负的家长应该做的事情，我全都做过，我跟学校的管理人员见过面，跟其他的家长通过电话，留意她在网上的行为，还为露比报名参加了各种据说可以树立自信心的课外活动——体操！童子军！来者不善的对策，我全都跟露比讨论过，全都没用。我在考虑让她转学到私立学校去，但那需要很多钱。缺钱就意味着你没有资格挑三拣四，只跟自己喜欢的人共事。
“简，”他说，“就这样说定了？”
“好。”我嘴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我绝对不会给这个人投票，而且，但凡他参加某个职位的竞选，我还要奔走游说，拆他的台。这是一场注定会失败的婚姻。
我没有对弗兰妮撒谎。我说我又想了想，觉得在冬天伴随冰激凌车而来的后勤保障很麻烦。而且，说实话，的确是这样。仅仅是取大衣、还大衣这一件事就已经是一场噩梦了。
5
“可以，”弗兰妮说，“我也只是突发奇想。我还有一个想法，想跟你商量一下。我知道我们基本敲定了用广口玻璃瓶盛放百叶蔷薇，我也非常喜欢这种设计，不过我想问问你对兰花有什么看法。”
“兰花？”我说。
“是这样的，”她说，“我看见你的窗台上有一株兰花。我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永远都不会死。我每次到这里来，它看上去总是和原来一模一样。而且，我也说不清楚，它让人感觉很平和，很有家的感觉。”
我从没听过有人评价兰花有家的感觉。“它们也会死，”我说，“不过只要你坚持浇水，它最后总能起死回生。”
“哦，我喜欢这样，”她说，“我不知道它跟优雅质朴的主题是不是相配——”
“什么东西都能搭配这个主题。”我说。
“我在想，能不能用兰花盆栽做花台，这样人们就可以把花带回家。那样一定非常高雅，而且还很……怎么说呢？”
“质朴？”我接过她的话。
“我其实想说‘绿色’。这一点对韦斯和我都很重要。好吧，至少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也说不好，可能是因为它看上去比百叶蔷薇更有特点吧。”
我带弗兰妮去了席勒的花店。每当客户夫妇想要不同寻常的花卉，我总是去找埃略特·席勒。他是我见过最一丝不苟的花商。我不会用“花卉艺术家”形容他，因为这个词略带调侃的意味，不过，用“艺术作品”来形容席勒的花毫不为过。他是个完美主义者，略带点偏执，卖的花价格也不便宜。
席勒说：“冬季婚礼？唯一的难题是怎样把它们用卡车运到礼堂。兰花很怕冷。”
“那客人还能把它们带回家吗？”弗兰妮说。
“能，只要你告诉客人，不要在停车场磨磨蹭蹭就好。而且我可以打印一些养花指南做成小册子。你知道的，多长时间浇一次水，浇多少水，什么时候开始施肥，在哪里剪枝，怎样换盆，怎样选土，日照时间。弗兰妮，你知道吗？兰花喜欢让人摸它们的叶子。”
“真有灵性。”她说。
“我从来不摸我的兰花的叶子。”我说。
“那我敢打赌，你的兰花一定很郁闷，简。”席勒说。
“兰花都有哪些种类呢？”弗兰妮问，“简有一盆白色的，我很喜欢。”
“简那盆是新手养的蝴蝶兰，很普通，在路边摊就能买到。我没别的意思，简。我们可以用那种花，没问题。不过兰花有上千种，你不应该刚看见第一种就马上选定。”
“嘿，席勒，”我说，“你说的可是我养的兰花，我从大学时就开始养它了。”
“那盆兰花很不错，简，它非常适合刚开始养花的人。不过这可是婚礼，是年轻人开启新生活的时刻！我们应该更加用心才对。”他拿出了兰花的大文件夹。
她选了白拉索兰，看上去像一簇纤柔的马蹄莲。
“啊，”席勒说，“夜夫人。”
“它真的叫这个名字吗？”我问，“还是你自己给它起的古怪昵称？”
“它每到晚上就会散发出香气，”他说，“别担心，弗兰妮。它的味道很好闻。”
席勒说他会估个价。
过了几天，他把报价单送到了我的办公室，一起送来的还有一株兰花——花朵是紫色的，叶子有点像竹笋，还有一张便条：“我的名字叫迷你石斛兰。我想和你的路边摊蝴蝶兰交个朋友。他虽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是他很孤独，希望有人能跟他做个伴儿。”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我的蝴蝶兰是女孩。”
“我可不这么想，”他说，“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你这是性别偏见。并不是每一朵花都是女孩。”
“我也没那么说。我只是说我的花是女孩。花朵也分性别吗？”
“你高中没上生物课吗？”席勒说。
“我没认真听讲。”
“真可惜。有些花朵只有一种性别，有些则有两种，得一株株、一朵朵地观察才行。而且准确地说，绝大多数兰花都是雌雄同株的，包括你那一株，而且很多花都是双性的。”
“我还是保持我原来的观点，”我说，“不论我的蝴蝶兰外在性征和性取向是什么样，她都是个女孩子。你再争，就是混淆性别。”
“或许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喝杯咖啡，把这件事敲定一下？我可以帮你看看你那株兰花。”
“我不确定这样好不好。”
“兰花完全不会有感觉的。”
“不，我是说咖啡。我不喝咖啡。”我说。
“那就喝茶。”他说。
“席勒，”我说，“我要澄清一下，这可不是一次约会。”
“不，”他说，“当然不是。不过我们这些做婚庆行业的人团结起来对彼此都有好处，你不这么认为吗？而且，我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我知道你跟‘缅因州庆典花卉店’合作的次数比跟我多，而我想成为你的首选花卉供应商。”
“我并不是针对你。缅因州庆典花卉店更便宜。”我说。
“而且他们的名字还有个谐音，”他说，“这谁能比得过？”
“我希望我这么说不会显得先入为主，”在餐馆里，席勒说，“但我跟不少婚礼策划人合作过，而你给我的印象并不像是常见的婚礼策划人。”
我问他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那种从小就开始幻想自己的婚礼的女人，办完了自己的婚礼还觉得不过瘾，于是就做起了这一行。”他说。
“我觉得你这么说带有很强的性别偏见，或者别的什么偏见。”我说。
“抱歉，”他说，“我的意思是，你看上去很踏实，是说你的个性，而不是身材，不过你的身材看上去也很结实。我好像说错话了。”
“你的确说错话了。”我说。
“我得解释一下，我认为你很迷人。你让我想起了《埃及艳后》时期的伊丽莎白·泰勒。而我说的‘踏实’，是指头脑聪明、心思缜密——在做你这一行的人当中很少见。”
“你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我说。
“糟了。其实我是想说，你是怎么走进婚礼策划这个行业的？你在大学里学了什么？你读过大学吗？你小时候想做什么职业？总的来说，你是谁？简·扬是何方神圣？”
“你可以上谷歌搜一下。”我说。
“那还有什么乐趣？”他说，“再说，我已经搜过了。你的名字很普通，我搜出了大约一千个简·扬。”
“你的问题真多。”我说。
“我过去是老师，我相信苏格拉底反诘法。”
“我感觉自己像在参加工作面试，”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再教书了？”
“我也不知道。我想花更多的时间照料花草。”
“那是自然。”我说。
“植物比人更容易对照顾和关注作出反应。我做老师的时候经常觉得自己让孩子们感到厌烦。为什么别人一提问你就紧张？”他说。
“我不紧张。”我说。
“你看上去很紧张。”他说。
“我向来坦荡无私，”我说，“你问吧，随便问。”
“你大学时学的什么专业？”他说。
“政治学和西班牙语文学。”我说。
他看看我，微微点点头：“这还有点意思。”
“很高兴能得到你的认可。不过我要解释一下，尽管我没料到自己会做这一行，但我的确很喜欢策划婚礼，”我说，“我喜欢那场仪式。而且人们邀请你参与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这是一项特权。”这是我固定的说辞。
“你知道每个人的秘密。”他说。
“知道一点。”我说。
“你可能是这镇上权力最大的人。”
“那是摩根夫人。”我说。
“你以前想做什么工作？”席勒问。
“我一度以为我会做公共服务、进政府部门、从政，”我说，“只有不长的一段时间。”
“但你后来没兴趣了？”
“我很喜欢做那一行，”我说，“但后来我有了露比，我必须彻底改变自己。你是学什么的？”
“植物学，”他说，“你很可能早就猜到了。为什么要学西班牙语文学？”
“因为在我长大的地方，要是你想从政，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会对你很有帮助，”我说，“我高中就学了西班牙语，所以我想，学文学可能会有更多收获。不过说实话，我这个决定作得很冲动，大概只花了两分钟时间。我那时已经在读大三，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必须得确定个专业。”
“给我讲讲西班牙语文学吧。”席勒说。
“我可以把我最喜欢的小说里的一句话告诉你：‘人不是从一出生起就一成不变的，生活会迫使他再三再四地自我脱胎换骨。’”
“我喜欢，”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
门铃响了，摩根夫人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餐馆，仿佛自己是这里的老板，不过说实话，她的确是这里的老板。作为一名富豪，她格外健谈。除了这家餐馆，她还坐拥半座城镇，以及当地的报业。我和摩根夫人正在商议组织一场募捐活动来修复集市广场上那座艾力森船长的雕像。
“简，”她在我们桌边停下脚步说，“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既然在这里遇见你，那我就直接问你吧，游艇俱乐部那边有消息吗？席勒先生，您那位可爱的太太米娅最近怎么样？”
摩根夫人在桌边坐下，示意服务生过来，点了一杯红酒。
“非常好。”席勒说。
“你认识席勒的太太吗？”摩根夫人问我。
“不认识。”我说。
“她是一名芭蕾舞演员。”摩根夫人说。
“她已经不跳舞了。”席勒说。
“好吧，即便如此，那还是难得的才能，”摩根夫人说，“不好意思，席勒先生，我得打扰您一下。你们是不是快谈完了？我有几件与募捐有关的小事想和简商量一下。”
席勒站起身。“没关系，”他说，“简，我再给你打电话。”
那天晚上，席勒的确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之前被打断了。”他说。
“不好意思，”我说，“摩根夫人不明白世界不是总围着她一个人转。你还有什么事吗？”
“这件事就是，我喜欢你。”他说。
“我也喜欢你，”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一丝不苟的花卉商。”
“别闹了，简。我是想说，我无法停止思念你，”他说，“你肯定也发现了。”
“唉，恐怕你必须得停下来，”我说，“我很少跟人约会，而且我绝不会跟有家室的男人约会。”
“我猜你觉得我是个浑蛋，”他说，“但你要知道，我那段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长时间以来都很糟糕。”
“你能看清这一点是件好事。人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认识到自己过得并不开心，”我说，“不过，你打电话过来我很高兴，弗兰妮想知道把花盆和兰花分开单买能不能打点折。”
“我会列出报价单，”他说，“我过几天能再给你打个电话吗？”
“给我发邮件就好，”我说，“再见，席勒。”
我的确喜欢他。不过，我曾学到过一点，就是即便一桩婚姻糟糕透顶，你也不应该掺和进去。
我外祖母的婚姻持续了五十二年，到我外祖父去世为止。她过去常说，糟糕的婚姻其实只是没来得及好转的婚姻。正巧席勒是一名花卉商，那我可以告诉你，我曾有好几次以为我那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兰花再也不会开花了，因为看它的样子根本就是死透了。记得有一次我和露比到旧金山度假，我把它忘在了暖气上，它叶子掉得一片也不剩。我给它浇了一年的水，它先是长出了一条根，然后是一片叶子，又过了大约两年，嚯！又开花了。这就是我对婚姻和兰花的看法，它们都比你想象的要顽强得多。也正因如此，我爱我的路边摊蝴蝶兰，并且不跟已婚的男人牵扯不清。
6
我陪弗兰妮四处选看宾馆宴会大厅，看到其中一间时她忽然说：“我有点看混了。我觉得这间比之前那间更好看，可我也拿不准。”
“主要看你的直观感受。这个宴会厅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我嘴里说着话，注意力却完全不在这上边。我心里想的是露比。我接到了露比的学校打来的电话，她把自己反锁在女厕所的隔间里不肯出来。等这边一完事，我把弗兰妮送回家，就要赶快到学校去，看看自己这次又要跟谁决一死战。
弗兰妮把目光从略显破旧的花卉图案地毯移到装有镜子的墙壁上。“我也不知道，”她说，“什么感觉也没有？感觉有点凄惨？你觉得它应该给我什么样的感觉？”
“好吧，你得想象它布置好以后的样子，”我说，“想象这里摆满兰花、圣诞节小彩灯和罩纱的样子。想象你的朋友、亲人和……”
小孩子一旦遇到跟自己不同或者比自己弱小的人，就会立刻对他们纠缠不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从资源匮乏的时代残留下来的求生本能？
“你说什么？”她说。
“没什么，就这些。”我说。
弗兰妮点点头：“我想，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还是想去看看其他地点。”
“说实话，我们可以继续参观，不过除非你想完全转变风格，比如压根儿不在宾馆宴会大厅办婚礼，否则这一带所有的宴会厅你已经基本看全了。这些只是空房间，弗兰妮。”我偷偷瞄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我想在午饭之前赶到露比的学校去。
“如果是你，你会选哪一间？”
“我们第一个参观的那间，艾力森泉乡间小屋。”我控制住自己，没有说“所以我才带你第一个去看它，前提是现在还订得到”。
“你说得对，”她说，“或许我的想法有点蠢，不过我以为，我走进迎宾室时会觉得‘在这里你会度过一生中最浪漫的一夜，弗兰妮’。可我当时并没有这种感觉。那个房间让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都是暗色的木头。”
“你要的就是质朴风格啊。”我说。
“可那个房间让人感觉，我也说不好，太男人了。”
“不会的，等你摆上兰花和……”
她打断了我：“罩纱，我知道。或许我们可以现在开车回去，让我再看一眼？我觉得要是能再看一次，我今天就能认定它。”
我深吸了一口气。“不行，”我说，“相信我，我也很想尽快解决这件事，但我必须到露比的学校去。她把自己反锁在卫生间里不肯出来，要是我不能在午饭以前赶到学校，其他孩子就会知道这件事，这件小事就有可能闹大，你知道孩子们是什么样，”我笑了笑，“很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不麻烦，”她说，“我们可以改天再选看宴会大厅。”
“你觉得她为什么会把自己反锁在卫生间里？”回到车上，弗兰妮问我。
“可能是为了躲开那所浑蛋学校里的浑蛋小孩。”
“真是糟糕。”弗兰妮说。
我恨透了露比所在的学校，那里的浑蛋百分比似乎格外高。我也烦透了那位自称“霸凌者沙皇”的副校长。“沙皇”，你能想象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容貌标致，可面相一点也不讨人喜欢，像色情影片里的男演员。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他之所以叫“霸凌者沙皇”，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曾是个欺凌弱小的人。这家伙说起反对校园暴力来头头是道（兼容并包，打造安全的校园环境，绝不姑息纵容，等等），不过我多少能感觉到他其实觉得这一切都是露比的错。要是露比行行好，别再这么好欺负，那么所有人的日子都会好过很多。
“我以前也常受欺负，”弗兰妮说，“不过我上高中以后就没再被欺负过。”
“发生了什么？”我问。
“哦，好吧——”她笑了，“我变漂亮了。希望这样说不会显得我很自傲。”
“你真幸运。”我说。
“我是说，你不要误会，变成这样我很开心。我很高兴不用每天上学之前都紧张到呕吐。但我知道这样不对，而且这也不代表别人接纳了我。我知道他们还是从前那群烂人，而且他们还像从前一样讨厌我，”弗兰妮说，“你也被人欺负过吗？”
我猛地踩了一脚刹车——险些冲过一个停车标志。我朝正在过马路的慢跑者挥挥手，做了个“不好意思”的口型。那女人朝我竖起了中指。
“是的。”我说。
“真不敢相信。你看上去那么坚强，”弗兰妮说，“就像一堵墙，不过不是贬义的那种。”
“一堵褒义的墙。每个人都喜欢墙。”
“无比坚强，”她说，“处变不惊。”
我大笑起来：“很久很久以前，我被轻易地摧毁过，遇事也很容易乱了阵脚。”
“发生了什么？”她说。
“我长大了。”我说。
我敲敲隔间的门：“露比，我是妈妈。”
门闩拉开了。我问她出什么事了，整件事愚蠢得让我不敢相信。
上体育课时，露比班上的一个男生“搞笑地”在女生腿上来回摸，看看谁刮了腿毛，谁没刮腿毛。露比没有刮腿毛。她确实从来没有刮过腿毛。她说她是唯一一个没刮的女生，而我觉得这让人难以置信。他们是一群八岁小孩，而此时此刻可是缅因州的隆冬，连我自己也有三个星期没刮过腿毛了。从什么时候起连八岁小孩也要刮腿毛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应该刮腿毛？”她问。
我在厕所的地上坐下：“一旦你开始刮腿毛，就没法停下来了，”我说，“只要你不刮，你的汗毛就是软乎乎的绒毛，而一旦你开始刮毛，它就会变得又粗又硬，而且还很痒。我想尽量拖得越晚越好。而且说实话，腿毛怎么了？它生来就长在那儿，谁会在乎这个？”
她看我的眼神仿佛她是一个大人，而我才是个小孩。“妈妈，”她严肃地说，“要是我想平安无事地度过这一年，你就必须告诉我应该怎样做。我不想给自己招来更多的麻烦。”
“你这么说我好伤心。”我说。
“我不想让你伤心，但是作为一种策略……”她看了我一眼，想确认我有没有在认真听。
“策略。”我重复道。
“我们只能这样。我觉得，我是个好人，而且我很聪明。但这些女孩——她们揪住一点小事就缠着我不放。我跟她们没的商量。”
“我明白。”我说。
回家的路上，我们在商店停了一下，买了剃刀。
7
我给弗兰妮打了个电话，为我唐突的离去道歉。
“哦，不。没事的。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因为宴会大厅而那样烦人。”她说。
“弗兰妮，你一点也不烦人。即便你烦人，你毕竟是新娘，也就是说你有资格去烦扰别人。”
“你知道这件事一定会很高兴的，我今天下午开车又去了那家乡间小屋，在那里转了转。太阳快落山了，从窗户可以看见湖泊，等到十二月，湖面结了冰，风景一定会更美！大厅里散发着雪松木的味道，我想象里面布置了蕾丝花边和兰花，还有韦斯系上格子花纹领结的样子——如果我们能说服他穿戴的话——我心想：‘弗兰妮，你这个傻瓜，简是对的！’我真要好好谢谢你，简。”弗兰妮说。
“你这么说真好。”我说。我感觉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在把这一天搞砸。
“其实，你电话来得正好，我有一个想法。你听说过斯泰因曼吗？”
“当然了。”我说。那是一家位于曼哈顿的大型婚纱礼服店。里面的婚纱标价虚高，样式做作，实际是个为游客准备的婚礼游乐场。那里的婚纱你在任何一家卖婚纱的正经商场都能找到。
“我知道我这么说有点俗气，不过我一直都想到那里去逛逛，”弗兰妮说，“我在想，你能不能陪我来，可以把露比也带来。当然了，你理应带她来，她是你的助手。我来出钱，我妈妈给我留了一些遗产。”
通常情况下我是不会同意的，不过当时的情况是，露比和我都需要换换环境。“谢谢你的邀请，”我对弗兰妮说，“不过，你难道不应该带你最好的朋友去吗？”
“我没有好朋友，”她说着，抱歉地笑了笑，“起码没有我想带去的朋友。我觉得自己很难跟女性结成好朋友。”
“可能是因为你以前总是受欺负。”我说。
“有可能。”她又笑了。
“你的伴娘呢？”她有四个伴娘，“你可以带她们去。”
“她们有三个是韦斯的姐妹，剩下一个是韦斯最好的朋友，而我对她不是很有好感。我可以带我阿姨一起去，但估计她会哭个不停。再说，我也希望有人能从专业的角度提些建议。”
然而她几乎不需要任何建议。在婚纱的问题上，弗兰妮果断得令人钦佩。只试穿了第一件婚纱她就选定了，于是我们三个把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观光。我怀疑她还没到商店时就已经选中了那件婚纱。
我们决定从婚纱商城步行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路程很长，不过跟缅因州的天气比起来，这里的天气更温暖，阳光也和煦。我们仨挽着手走，但每隔一会儿就要变成一路纵列，好让行人从我们身边过去。
露比说：“你知道吗，当你在街上朝一个人走去时，百分之九十的人，或者男人——我记不清了——是不会让开的。”
“你是从哪里知道的？”弗兰妮说。
“我的朋友摩根夫人，”露比说，“总之，我经常给别人让路，而且我发现你和妈妈也会这么做。不过我在想，要是我不让路会怎样呢？要是我直挺挺地朝他们走过去，他们最后会让开吗？”
“我要试一试，”弗兰妮说，“我不再让路了！”她把腰板挺得直直的，不到一分钟就有个穿西装的男人向她走来。在他离她的脸还有一尺远的时候，弗兰妮猛跨一步让开了路。
“你躲了！”露比说着，笑得直不起腰。
“我的确躲了，”她说，“讨厌！我以为自己可以做到的。”
弗兰妮皱起眉头，露比说：“别伤心，弗兰妮。也许我们正需要一些会给别人让路的人，不然这个世界就会陷入——那个词是什么来着，妈妈？”
“无政府状态。”我说。
“无政府状态，”露比说，“或许让路的人并不是弱者？或许他们只是不介意而已？”
我们到达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后直接去看了丹铎神庙，那里一直是我最喜欢的景点之一。弗兰妮往喷泉里扔硬币的时候，一对年过七旬、神采飞扬的老夫妇拦住了我。“我们是从佛罗里达到这里来度假的。”妻子说。
我早就猜到了。这些人就像迪士尼乐园和装饰草坪用的粉红色火烈鸟，浑身喷发着佛罗里达的气质。
“我们到这儿来是要看望儿子和儿媳。我永远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住在这么冷的地方。他们的公寓只有一个火柴盒那么大。”那个男人说。
“我们是想说——希望你不要觉得唐突，不过你长得很像那个女孩，”女人说道，“就是那个跟国会议员惹出了大麻烦的女孩。她叫什么来着？”
“阿维娃·格罗斯曼，”我说，“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在南佛罗里达长大，过去总是有人这样说。不过我现在住在缅因州，没有人知道那是谁，而且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们有说有笑，感慨长得像一桩陈年丑闻里鲜为人知的女主角是多么滑稽的一件事。
“我越看越觉得你不像她。”那女人说。
“我是说，你比她漂亮多了，”那男人说，“你更瘦。”
“那个莱文，”她皱起鼻子说，“他跟那个女孩做的事情可太不光彩了。”
“不过他是个优秀的议员，”她丈夫说，“这你得认可。”
“对于那个人，我什么也不会认可的，”妻子说，“那女孩固然行为不端，可那个男人，他做的事情——”她摇摇头，“不光彩。”
“那女孩明知道他有家室，她那是咎由自取。”丈夫说。
“你当然会这么想了。”妻子说。
“不过他那个老婆，”丈夫说，“她真不得了。冷漠得屁股都快结冰了。”
“不知道那个女孩后来怎么样了。”她说。
“手提包。”丈夫确定地说。
“手提包？”妻子问。
“她转行去做手提包了，”他说，“要么就是手工织的围巾。”
“我想那个是莫妮卡·莱温斯基，”我说完便告辞了，“一路顺风。”我说。
我走回露比和弗兰妮坐的地方。“谁是阿维娃·格罗斯曼？”露比说。
8
我们回到宾馆时，韦斯已经在大堂等候。“一个惊喜！”他说着吻了弗兰妮的面颊。
“哦，天啊，”弗兰妮说，“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韦斯，”我说，“见到你很高兴。这是我的女儿，露比。”
“露比，”韦斯说，“是个好名字。”
“谢谢，”露比说，“我从出生就有了。”
“说真的，”弗兰妮说，“你怎么来了？”
“我估摸着你们应该买完衣服了，我想带你出去吃晚饭。”他又吻了她一下。
“你飞这么远就是为了请我吃晚饭？”她说。
“当然了，”他说，“凭什么只允许你们玩得那么开心？”
“可这本该是个女生独享的周末。”弗兰妮说。
“我相信简不会介意的，”韦斯说，“你看起来不太高兴。”他压低声音说。
“高兴啊，”她说，“这是个惊喜。”
“好了，”我说，“我和露比就不打扰了。见到你很高兴，韦斯。”我跟他握了手，带着露比离开了。
我们坐电梯回到房间。“太尴尬了。”刚到我们那一层，露比便说。
“我也觉得。”我说。
“她可以找到更好的人，”露比说，“她看样子有些刻薄，可她其实很漂亮，人也善良。”
弗兰妮住在我们隔壁的房间，那天夜里，我们听见他们的争吵声穿墙而来。主要是男方的声音，他所在的位置似乎离墙或者通风管道更近，而且他的声音又正好是那种能传得很远的声音。
“我只不过想做点好事，你非要让我感觉像坨屎，谢谢你啊，”他说，“真是太谢谢你了。我正好需要这种感觉，弗兰西丝。”
他说了些什么，但我们听不清楚。
“你就是个疯子！”他大喊，“你知不知道？我说，你真的就是个疯子。”
……
“你知道奥德拉是怎么说的吗？奥德拉说，以你过去那些事，我真是疯了才会跟你结婚。我对我的生活可是有计划的，这些计划里可没有疯姑娘的份儿。”
……
“不，不，我不接受这样的说法。我告诉过她，你当时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可奥德拉说——”
“我不在乎奥德拉怎么说！”弗兰妮终于也大喊起来，声音穿透了墙壁。
“你想知道奥德拉还说了什么吗？奥德拉说你明明有四个伴娘，每一个都很乐意陪你买婚纱，可你偏要带婚礼策划人到纽约来，这件事看着就有鬼。”
“我喜欢那个婚礼策划人！”
“你根本不了解她。你其实想说你不喜欢我的姐妹吧？”他问。
“我根本不认识她们！”接着她又说了些我们没听清的话。
话音刚落，房门被摔上了。两个人中不知是谁离开了房间。
“我的老天啊。”露比低声说。
我们听过比这更糟的争吵。婚礼举办之前的几个月里，人们往往会展示出自己最糟糕的一面。不过，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人最糟糕的那一面也是他最真实的一面，而难就难在人们总在木已成舟之后才能认清自己的处境。“都是平常事。”我说。
“不幸的新娘各有各的不幸，”露比说，“他说弗兰妮‘过去那些事’是什么意思，妈妈？”
“那不关我们的事。”我说。
“我们可以问问她，”露比说，“我敢说她一定会告诉我们的。”
“我们可以问，”我说，“她也有可能会说，不过那还是不关我们的事。你唯一有权知道的过去，是你自己的过去。”
“还有你历史课要学的那些人的过去。你真没劲，”露比说，“我要上谷歌搜一下，”她拿起手机，“弗兰西丝——她姓什么来着？”
“林肯。”我说。
“这名字太普通了，”露比说，“弗兰妮是艾力森泉本地人，还是别的地方来的？”
“嘿，神探南希！别闹了，这不关我们的事，”我说，“我猜是别的地方的人。”
“我们可以去看她的脸书主页，”露比建议道，“看看她都认识什么人。”
“你这样像个网络跟踪狂，还像个犯罪分子。”
“好吧，”露比说着放下手机，“我敢打赌，她以前肯定有厌食症，被人送进了精神病院。”
“这么说别人可不好。”我说。
“我只不过在想象可能的情况，”露比说，“她太瘦了。”
“是吗？”我说，“我没注意。”我当然注意到了。婚纱店的店员用了好几个夹子才把那条当作样品的裙子固定住。弗兰妮的肩胛骨尖利得如同两把刀。每次我亲吻或拥抱她，都担心自己会把她弄散架。但弗兰妮也有可能天生就是这样，谁知道呢？盲目猜测别人的外表下面暗藏着什么经历，这种行为太愚蠢了。而且我想让女儿感觉，她母亲并不关注其他女性的身材，因为我不想让她关注其他女性的身材。我坚信一位母亲想让自己的女儿成长为什么样的女性，她自己就应该以身作则。
“你真的没注意？”露比说。
“我真的没注意，”我说，“我对其他女性的身材并不感兴趣。”
“你简直是瞎了，”露比叹了口气，“神探南希是谁？”
9
“他其实没那么糟，”弗兰妮在回程的飞机上对我说，我坐在中间，弗兰妮和露比分坐在我两侧，露比正戴着耳机做作业，“他有时候很善良，”弗兰妮说，“而且他对我们所在的社区充满关怀。比方说，镇上的动物救助站被迫要关门了，他就去拜见每一个跟他买卖过房子的人，最终筹到了足够的钱让救助站继续运营。正是他的这个特点吸引了我，他的公民精神，而且非常勤恳。”
“他还好，”我说，“策划婚礼的确会让人压力很大。”
“嗯，”她说，“可你还是不喜欢他。”
“我并没有不喜欢他，”我说，“毕竟我不是那个跟他结婚的人。”
“好吧，”她说，“那你会嫁给他吗？”
“不会，因为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说。
“我是说，假如你是我，你会嫁给他吗？”
说实话，我不会，可她不是我女儿，甚至连我的朋友也算不上。我很喜欢她，但她只是我的客户。“可以假设，但我并不能确定你的处境，”我说，“所以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我顿了一下，“你爱他吗？”
“我爱你。”弗兰妮说。
“不，”我说，“我不信。”
“这里太晒了，我感觉我快被晒伤了。透过玻璃也能被晒伤吗？”弗兰妮拉下遮阳板，“我是说，我像爱朋友一样爱你。我喜欢你对待事物的坦诚。”弗兰妮说。
10
弗兰妮婚礼前夕，我又梦见了阿维娃·格罗斯曼。阿维娃依然很年轻，二十岁上下，而我是她的婚礼策划人。“要是特地给头发做个造型，”她说，“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撒谎。”
“你喜欢什么样子，就照什么样子做。”我说。
“亚伦不喜欢我留卷发。”她说。
“无论你作什么决定，都是正确的。”我说。
“人们只有在没认真听或者不想承担责任的时候才会那么说。你能帮我把拉链拉上吗？”她说。她转过身，我看见她婚纱拉链中间裸露着一大片皮肤。
“怎么了？”她说，“不会是太紧了吧？”
“等一下。”我扯住婚纱两边，使出全身的力气，居然真的把拉链给拉上了。
“你还能坐下吗？”我问，“还能呼吸吗？”
“谁需要呼吸啊？”她慢慢地坐下，我听见婚纱龙骨发出的咯吱声，暗地里为婚纱被撑破做好了心理准备。“活在现实中的女孩才要呼吸呢，”她微笑着抬头看着我，“我从没想过你会成为婚礼策划人。”
我醒来时浑身是汗。我看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有百分之六十六的可能会下雪。
但是并没有下雪。天气寒冷而澄澈，路面没有结冰，航班都没有延误，说好出席的人也都来了。尽管连天气也给了这对新人祝福，可前一夜的梦境整天在我心头萦绕不散，我对这一天觉得非常不安。
韦斯的姐妹们还算随和，不过她们彼此亲密得让人难以置信，那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亲密。韦斯那位不受待见的好朋友奥德拉则让人印象深刻，不过我一眼就看出——也许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她其实暗恋他。这一天对她来说是场悲剧，所以我对她格外体恤，尽量和善地对待她。我知道爱上一个并不爱你的人是什么感觉。
席勒把花摆好后跟我打了个招呼：“所有兰花都准备妥当了，太太。你想不想趁我离开前再去看一眼？”
我跟随席勒走进宴会大厅。映入眼帘的兰花模样有些奇怪——花朵孤零零的，透着几分可怖，仿佛是某种外星生物，而且花盆和根须看上去很不协调。不过这未必不是件好事，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婚礼和别人的一模一样，而且以我对她的了解，兰花十分符合弗兰妮的气质。
“你觉得怎么样？”席勒自豪地说。
“你干得不错。”我说。
“真希望每个新娘都想要兰花。我觉得这样有意思多了，”席勒说，“这可能是所有我筹备过的婚礼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席勒掏出手机开始拍照，“等你拍完专业照片以后，能不能发给我几张？你觉得弗兰妮会介意吗？”
“我想她会很开心的。”我说。
“弗兰妮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
“对。”我说。
“怎么？你不同意。”
“我说‘对’。”
“可你的语气好像带些别的意思。”他说。
我并不认为我的语气有什么不对头，不过我还是四下看了看，以确认除了我们两个以外没有别人。“这并不是针对弗兰妮，”我说，“而是我保持了许多年的一个想法。所有这些细节——花卉、婚纱、宴会大厅——这些看上去好像都很重要。我的工作就是要让人相信这些细节都很重要。不过归根结底，无论他们选什么，最终不过是几朵花、一条裙子和一个房间。”
“关键是什么花！”席勒说，“什么样的房间！”
“有时候我觉得婚礼就像一只特洛伊木马。我向人们兜售美丽的梦境，好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婚姻本身引开。他们选择这些东西是为了彰显自己与众不同，为了自我感觉没那么平庸，可是有什么事情比选择结婚更加平庸呢？”
“你这个人想法太可怕了。”席勒说。
“可能是吧。”
“天啊，你心情不好。”席勒说。
“兰花好像让我格外伤感。”我说。
“我不确定这个发型好不好看，”仪式开始前，弗兰妮说，“看上去过于复杂，而且那个人盘得太紧，我感觉快被勒晕过去了。”她的发型是两条粗壮的发辫在头顶编成一顶王冠。她本想要年轻姑娘参加室外音乐节时那种随性的发型，可如今，两条辫子像长了毛的蛇，要把弗兰妮从头顶生吞下去。
“把它拆开。”我说。
“那能行吗？”
“优雅质朴的风格，”我说，“你婚礼的主题就美在这里。你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
她拆开头发：“要是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啊？”
“你可能会雇用另一个我，”我说，“可能是个来自波特兰的我。”
“我真希望你没有听见那句话。我们第一次见面韦斯就那样说，实在难听了，”她说，“他想让大家都喜欢他……他以为这样会让你印象深刻。”
“他的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说。
她大笑起来，马上又掩住了嘴。“哦，天啊，”她说，“我马上就要嫁给他了，你肯定觉得我这个人也很差劲，”她顿了一下，“你可能会想：‘她怎么能爱上那样的男人？’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
“我真喜欢你。”我说。我把弗兰妮的服装袋拉上，又把鞋和衣服装进她的运动提包。
“哦，这些事不用麻烦你了！”她说。
“我很乐意做，”我说，“这是我的工作。”
“好吧，简。谢谢你。你可能已经被我说烦了，但要是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母亲……”弗兰妮的眼睛湿润起来，但我并不想让她哭，因为化妆师已经走了，便递给她一张纸巾。
“沾一沾，”我说，“不要抹。深呼吸。”
她沾了沾眼睛，深呼吸。
“我读到过一个女人的故事，她在加利福尼亚，”我说，“她假扮成伴娘，趁参加婚礼的人不注意时把婚宴上的财物洗劫一空。我记得她偷过大约五十场婚礼。”
“但她最终还是被抓住了。”弗兰妮说。
“最后被抓了，但是拖了很长一段时间。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是最天衣无缝的犯罪方式。婚礼上每个人的注意力都在别的地方。”
“除了你以外的每个人。”她说。
“而且有一半的客人互相都不认识。”
“你这是在转移话题。”弗兰妮说。
“我一点也不认为你是个差劲的人，而且你应该知道，人们会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结婚，爱情只是其中一个——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冷酷无情——但几百场婚礼策划下来，我甚至不能确定爱情是不是你嫁给一个人的最重要的原因。”
“哦，简，这是唯一的原因啊。”
“好吧。”我说。
“可假如我看错了韦斯，这可是终身大事。”她说。
“并不是，”我说，“假如你发现自己看走了眼，也没人会判石刑把你砸死。没有人会在你胸口戴上一个红色的‘D’。你活在二十一世纪。雇个律师，你结婚时带来了什么，可以尽数带走——基本尽数带走——改回自己的姓氏，到别的地方去，重新开始。”
“你说得真轻松。要是我有了孩子呢？”
“那样确实会更加复杂。”
“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怎么走到了这一步。”她说。
“听我说，要是你真的认为这是个错误，我现在就可以出去，让所有人都回家。”
11
度完蜜月，韦斯到店里付给我剩余的钱。“弗兰妮说她要来，我告诉她没必要。简的办公室离我只有大约一百五十米。”
我接过支票，放在抽屉里。“真的只有一百五十米远吗？”我问。我的工作特点让我很少斤斤计较，但韦斯身上的某种特质让我总想反其道而行之。度完蜜月回来，他晒黑了不少，待人也比从前更加傲慢，来结算欠款还以为我会对他感恩戴德。
“可能有八百米吧。”他说。
“即便是这样，那也比一百五十米远。”我说。
“随你怎么说，简。”他一副懒得和我一般见识的样子，“这是弗兰妮给露比买的。”他把一个塑料水晶球摆在我桌上，里面只有水和几个塑料零件：一只鼻子、一顶礼帽、一根胡萝卜、三块木炭。“这是佛罗里达的雪人。”他说。
“她考虑得真周到。”我说。
“谢谢你做的一切，”韦斯说，“婚礼很美，而且我知道你的友谊对弗兰妮来说意义非凡。”
“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我说。
他转身要走，又转了回来：“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喜欢你啊。”我说。
“我可不这么想。奥德拉听见了你和弗兰妮的谈话。她说你差点就劝服她不和我结婚了。”韦斯说。
“我觉得奥德拉其实暗恋你。我猜她只听到了对话的一部分，想搅起事端，”我说，“因为事情并不是那样的。”
韦斯点点头：“是因为我让你想起了他吗？”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我说。
“你尽可以装傻，不过我在雇用你之前调查了你的背景。我只是想确认你没有犯罪前科。你的确没有——算是没有吧。但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的真名。”
露比走进门来。“你好，韦斯特先生。”她说。
“嘿，小露比。很高兴见到你。”他笑着跟她握了握手。
“我正要送韦斯出去呢。”我说。
“替我跟弗兰妮打个招呼！”露比说。
“没问题，”他说，我把他送到门口，他即将迈出门槛时压低声音说，“你不用担心，简。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就连我妻子也不会说。这件事跟谁都没有关系，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过去的事永远不会真的过去。只有白痴才会相信。我走到门外，在身后带上了门：“我不知道你以为自己知道些什么，但你其实一无所知。”
“别装了，”他说，“连照片都有——”
我打断了他：“即便这件事是真的，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我并不是在威胁你，简。不过我可以想象一下，”他说，“要是大家知道你是性丑闻里的明星主角，恐怕对婚礼策划的生意没多少好处。”
“有意思，”我说，“你观察事物的角度真有意思。你还年轻，可能不记得——那时候连我都还没出生——不过在1962年，约翰·肯尼迪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作过一番演讲，提出了共同毁灭原则。你记得吗？”
“当然了，”韦斯说，“就是说，只要你手里的炸弹比对手更多，你就可以高枕无忧。”
“你这么说过于简单了，”我说，“不过既然你想从政，知道这个原则对你有好处。”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你自认为有我的把柄。而我千真万确有你的把柄，”我说，“我知道弗兰妮的事，她的过去。”
“她不会告诉你的。”他看了我一眼，又移开了目光。
“镇子这么小，如果你参加竞选，那你这个未来的艾力森泉大人物的前景可有点渺茫，有个那样的妻子……”
“闭嘴。”他说。
“即便你把对我的猜测告诉别人，又能把我怎样呢？人们或许会感兴趣，也有可能不感兴趣。我不过是个普通人，不需要其他人为我投票，明白吗？再不济，我总是可以到别的地方去给人策划婚礼。”我耸耸肩膀。
“你真是个贱人。”他说。
“可能吧。我猜你看见的是这么回事，而我之所以这么猜，是因为事实就是这样。阿维娃·格罗斯曼是我在迈阿密大学的室友，我们过去关系很好，但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她，也没有她的消息。告诉你吧，韦斯，我有时还会梦见她。这多少让人有些难为情，不过更让人难为情的是你竟然犯下这样的错误。但我不怪你，谁知道你在网上花低价能买到什么破背景调查？你没有把这件事查清楚情有可原。你是个大忙人，我向你保证，我不会用这件事要挟你。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这就是道德沦丧的标志。”
“谢谢。”他说。
“你看，我还是喜欢你的，”我向他伸出手，“跟我握握手，”我告诉他，他照做了，“跟你合作很愉快。希望我们可以保持联系。”
我望着那个窝囊废离去的背影，虽然算不上一溜小跑，但他脚下很麻利，迫不及待地想离我远一点。我心想，韦斯·韦斯特，你跟亚伦·莱文根本没法比。
不过，这么说可能有失公允。很难说今天的我遇见莱文会对他作何感想。也许他跟韦斯·韦斯特的确有几分相像——他们都是自大的野心家。在莱文身上，这些特点被其他气质中和了，比如他的聪慧，比如他对身边人强烈而真挚的同情心。话虽如此，我还是得说……抛开这一切不谈，我对莱文的评价更好，也许是因为与他相识时我还处在更容易被打动的年纪，因为与他相识时我还年轻。
12
五月，露比快过十岁生日的时候，我碰巧看见韦斯·韦斯特从办公室走出来。他正往集市广场的方向走，我与他相对而行，要去席勒的花店——我在那里约见了一对即将结婚的新人，爱德华·里德和爱德华·安第维洛，大家叫他们里德和艾迪。里德是一位园林景观设计师——他婚礼上的花卉绝不可掉以轻心；他想要的是“建筑学园艺”风格，只有席勒能胜任。艾迪在弗兰妮工作的学校做老师，里德和艾迪都参加了林肯、韦斯特夫妇的冬季婚礼，他们很喜欢我的策划。我想他们看中我的一个原因是我没有为他们重名这件事而大惊小怪。“大家的反应让人很厌烦。没错，我们两个重名，”我们讨论婚礼邀请函时艾迪说，“我们是两个重名的男人。这种事时有发生。没什么稀奇，也没什么好笑的。”婚礼日期定在八月，主题是“精英派对”。
顺便说一句，缅因州在去年十二月通过了同性婚姻的法案，最直接的成效是同性婚礼让我的客户数量比翻了一番还多。我甚至在考虑雇用几位全职员工。
回到正题，韦斯·韦斯特正在打电话，他一边通话一边指点江山，仿佛是戏台上的演员，又仿佛世界之大，只容得下他自己，其他人都不存在似的。又或者我们也存在，只不过我们生来就要做他的观众，瞻仰这通电话大戏，为这位精明强干的房产中介而折服，如此种种。他朝我迎面走来，我也迎着他走去。我知道他并没看见我，但即便看见我，他也不会为我让路的。他没有为那位绳子乱成一团的遛狗者让路，没有为那个推着婴儿车带孩子的女人让路，没有为走出邮局的老人让路，也没有为牵着手的少年情侣让路，他凭什么要为我让路呢？
那天下午我只觉得洒脱利落，决定试试露比提出的假设——假如一个人向你迎面走来，而你坚决不让路，会发生什么事。那天阳光和煦，街上没有积冰，我甩开手臂大步向前。我径直向他走去，眼看就要撞在一起了。
我的鼻尖离他只有大约二十厘米远了，我依然勇往直前。
他让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