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事情确实发生了，一切可能性刚刚打开，似乎一切皆有可能，接着，一切又都关闭了。膨胀，然后收紧。你终会明白的。可瓦尔也说过，为什么每种秩序非得永恒呢？正是这个问题让我来到了海边。我看到自己手里拿着的蒲公英嫩芽。它们是怎么来到我手上的，你知道吗？
如果有膨胀和收紧，那么，还会再有膨胀。不然接下来就是死亡。这是自然法则。就算现在不是，将来也会是。
瓦尔死了。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我们却浑然不知。只有需要找她倾诉的时候，米拉才会想起她。不，这么说不公平。瓦尔对她来说很重要，对她们所有人都是，只是没有她期望的以及她们期望的那般重要而已。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有一个年轻的黑人妇女，叫安妮塔·莫罗，她白天当用人，晚上去东北地区上夜校。她想当一名老师（审判的时候，公诉人还嘲笑她，说安妮塔几乎就是文盲）。一天晚上，安妮塔在上完课去车站的路上，一个男人袭击了她。他来到她身后，掐住她的咽喉，把她拖进一条巷子。他把她放倒，掀起她的裙子，但安妮塔是在黑人街区长大的，她的包里随时揣着一把刀。她猛踢他的下巴，迅速翻身起来。他又抓住了她，于是她开始用刀刺他。她不停地往他身上刺，血和恐惧在她耳中跳动，吵闹声和她的尖叫声引来了人们的注意。他们看见，他倒下了，她还在刺他，于是上前阻止。他们抓住她，叫来了警察。
她因为谋杀罪被起诉。那个男人来自一个体面的白人家庭，他有妻子和六个儿子。刀是安妮塔的。公诉人说她是个妓女，是她引诱他到了小巷，她想抢劫他，他要走，她就拿刀刺他。法庭上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安妮塔是否受过教育。如果她去学校只是为了揽生意，那她就是妓女，妓女是可以被强奸的。这些不言自明。
安妮塔接受了《波士顿凤凰报》的采访。据说，在采访中，从她说话的语法和句法可以看出，她还颇有文学功底。报纸上引用了她的话：“我想回到学校。他们也没办法，那里的老师们——也就是我们——很野蛮，我们不会听的。可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习过，你知道吗？不过，我觉得我可以和孩子们聊天，因为我了解他们，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且我能让他们明白我所明白的。正如布莱克的诗里所写：‘我的母亲呻吟，我的父亲流泪——我一头跳进这危险的世界……’你们都知道婴儿是不会跳的。布莱克是在告诉我们，生命就是这么来的——这样跳出来，哪怕跳进危险中，甚至跳进犹如我童年一般可怕的环境里，也在所不惜。那首诗后面写道：‘赤身裸体，无依无靠’——仿佛婴儿的哭声是某种音乐，就像在一条黑暗的街道上鸣笛。我知道那种感觉，所以我随身带刀。然后‘就像云中的恶魔大呼大叫’，哇哦！他把婴儿类比为魔鬼！哎，你我都知道，确实如此，是真的！”她笑了笑，然后继续讲诗歌。记者说，她当时的眼神很明亮。
他们让鉴定人来判断安妮塔的语法、句法和拼写是否合格。遗憾的是，他们觉得她不合格，而且，他们说，她永远不够格当一名英语老师。他们以她是文盲为由，判了她谋杀罪。一群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从头到尾参与了她的审判，瓦尔也在那里。她被判刑的那一天，法院周围拉起了警戒线。只有《波士顿凤凰报》报道了那件事，可是，报纸上是这群女权主义者一边呐喊一边挥舞标语的照片。安妮塔以一级谋杀罪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有一张她被带出法庭的照片，照片上，她的表情像孩子般无辜，满是困惑和恐惧。“他要强奸我，所以我才刺他的。”他们把她押送进警车之前，她对那群女人说。
瓦尔所在的群体很小，没多少社会资源，但她们还是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因为她们中渗入了一个联邦调查局的线人。因为有她，他们才能得到消息。安妮塔的事激怒了那群人，她们计划营救她。她们还精心安排了营救之后的事宜。她们打算让各个同情女性的社会组织轮流接待她，直到这个案子完全平息，然后把她送往古巴或墨西哥，再找人帮她伪造身份，让她可以在某个地方教书。那是一个在绝望中产生的疯狂计划。也许，她们并不指望这个计划能奏效。也许，她们已经预见到会发生什么事，并且希望它发生，以引起公众的注意。
在安妮塔被押送至州监狱的那一天（因为她可能会对社会产生危害，所以没有等她上诉），女人们从四面八方聚过来。她们像普通女人一样穿着裙子和牛仔裤，在街上闲逛，直到安妮塔被带出来，准备被送走。她们突然聚拢成一圈，从裙子底下和外套里掏出枪来。
可是，当局已经有所防范。砖墙的后面藏着警察，一个，两个，三个，他们拿着机关枪走出来——女人们只有手枪——对着她们扫射。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越来越多的警察拿着机关枪冲出来。有两个行人受伤，那六个女人全都死了。安妮塔被推进车里，车子开走了。事情就是这样。不过，那些警察往其中两个人身上射了太多发子弹，结果尸体爆炸了，伤到了附近的警察。后来，据说那两个女人拿了手榴弹，说也奇怪，那些手榴弹之前一直没有爆炸。其中一具爆炸的尸体就是瓦尔的。有一个警察死了，有人为他举行了葬礼，就连市长都亲自参加了。另外一个活了下来，可他的脸和大腿上都留下了伤疤。
有很多人来参加瓦尔的葬礼。伊索说，也许有一半是联邦调查局的线人，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瓦尔有很多秘密的朋友，她可能只和他们说过一次话，但说的都是很真实的东西。我敢打赌，那个有强奸犯潜质的牧师也去了。霍沃德·珀金斯也来了，还有瓦尔的前夫尼尔·特鲁瓦克斯也来了，是克丽丝带他来的，她还介绍他给我们认识。克丽丝脸色苍白，一副茫然无助的样子。她的父亲帅气、优雅，有着恰到好处的灰白鬓角、健康的肤色和紧实的小腹（应该是经常打网球或壁球的缘故）。他和我们握手时不住地摇头。他看着克丽丝，摸了摸她的头，冲她笑着，拨乱她的发丝。克丽丝看着他，面无表情。
“不负责任，简直不负责任！她还有女儿要照顾……她总是这么不负责任……”他看着远处的云，我们看着他。他转向克丽丝，揽住她的肩：“亲爱的，走吧，跟爸爸回家。”他笑着说，然后优雅地和我们道别。
克丽丝用茫然的眼神看了我们一眼。米拉回过神来，伸出手去，可他们已经转过身，走远了。克丽丝被肩上那只大手压着，看起来又瘦小又无助。
霍沃德·珀金斯眨着眼朝我们走过来：“她很了不起，真的很了不起。我觉得，她是因为更年期失去了理智。女人都这样，不是吗？她老了，对男人不再有吸引力了，她对他们的敌意被……”
“霍沃德，滚蛋。”米拉说。大家纷纷转头看她。霍沃德愤愤地看了她一眼，消失在人群里。
这群朋友一直等待着，直到人群渐渐散去。本也在那儿，他揽着米拉的肩。还有哈利、伊索、克拉丽莎、凯拉、塔德、格兰特和巴特。塔德看上去笨拙而又迷茫；格兰特凶巴巴的；巴特目送克丽丝和她父亲走远，转身面向米拉，耸了耸肩，摊开双手：“其实什么也没有改变。”他大声说。她握住他的手说：“是啊，是啊。或许到我们的下一代，会改变吧。”
这群人慢慢地朝他们的车走去，一路上沉默不语。然后，本、塔德和格兰特上了哈利的车，伊索、凯拉和克拉丽莎上了米拉的车，两辆车相继驶离，送他们回去。每个人都独自回到了家。
米拉拿出白兰地，坐在电话旁，把脸埋进掌心。电话并没有响。葬礼上，本揽住她肩膀的手唤回了一切：温暖的爱情，以及这爱情对可怕生活的慰藉。她拿起听筒，拨了本的电话号码。电话响了又响，最后，她挂了。她觉得自己有些发狂。她努力地回忆他们之间的所有争吵，回忆她搬出来解释他们分手的每个理由，那些话，那些她说给自己听的话，那些她想用来解释，想彻底说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分手的话。如今看来，这一切显得很可笑。那团炸开的血肉被塞进坟墓里，然后坟前被写上“瓦尔”这个名字——那个穿大喜吉装、高举酒杯的瓦尔，那个朗声大笑、扬起眉头的瓦尔，那个不可能被镇压、如今却被镇压了的瓦尔。米拉和本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本是那么耀眼，他结实的手臂上覆盖着细细的汗毛，头发像青草一样蓬松茂密，他那充满生气的棕色眼睛，他的笑声……她又拿起电话拨了一遍号码。还是没人接。生命太过短暂，太过残酷，令人无法放弃爱情，哪怕拥有爱情就意味着失去其他的一切。她又倒了一杯白兰地，又打了一次电话。仍然没人接。
假如他们的爱情像她第一段婚姻那样结束怎么办？假如她在四十一二岁的时候生了孩子，没有写成论文，或者写了论文并拿到了学位，可后来还是去了非洲，一边纳凉，一边看着她的孩子蹲在院子里观察一株奇异的花朵。那也可能不会结束。他们的爱情还是那么重要，那么温暖，他们也许会永远为彼此兴奋，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他们也许会一直保有对对方肉体的欲望；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他们也许会带着不变的兴趣和渴望每天相见……
真可笑，可笑。正因为现实不会如此发展，所以这才成为理想，然后又从理想演变为一种永远无法达到的标准。
她感到无比孤独，于是站起来，穿上外套，拿上酒瓶，开车去了伊索家。凯拉和克拉丽莎已经在那儿了。她们都一言不发地坐着。她把酒瓶递过去。她们斟上酒，举起酒杯：“敬瓦尔。”她们说着，啜了口酒。
“没什么可说的，无话可说。”有人说了一句。
沉默如同寿衣一般包裹住她的身体，就像消过毒的白色绷带，缠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她变得干净、雪白、清洁、纯净，直到她的血流干了，炸开的血肉被盖住，直到尸臭味退去，直到她干净、得体，能被公众接受。一架干尸躺在桌子上参加葬礼，它的出现就是一种承诺，一种保证，保证她不再产生威胁，不再怒发冲冠地站起来，手里拿着刀，大叫着：“不！不！在你接受现实之前，杀啊！”
“是啊，可是她接受了。她接受了自己的灭亡，正如她曾经是斯特拉·达拉斯那样的女人。”
“可是，不那么做又能怎么办，是吧？不管斗争还是屈服，不管爬上峭壁还是钻入岩洞，那都是你的命，是你创造了你的命运，所以就得负责到底，是吧？”
“可是，呸，我们不必那么做，不必给她贴标签，不必去定义她，帮着把她送进那个冷库，她这样，她那样，她——像讣告一样简洁。”
流言吸干了她的汁液，就像鱼贩用牛皮纸来包一条被取了内脏、割了头、去了鳞的鱼。
“但也别忘了她。你知道吗，希腊语中的‘真相’，并不是‘谎言’的反义词，而是‘遗忘’的反义词。真相是被记住的东西。”
“没错。那我们就说，她是为真相而死，是因真相而死的。只是，有些真相，是致命的疾病。”
“所有的真相都是致命的疾病。”
她们又一次碰杯，然后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