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二月，杜克转到了新英格兰的一个基地，从那里可以乘车往返剑桥。他很高兴。结婚以后，他和克拉丽莎就没有真正住在一起过。他们只有周末和假日才有机会相聚。有时候，他一个月都见不到她一次，尽管他工作非常忙，可一有空他就很想她。克拉丽莎是杜克热情的来源，像一团跳动的火苗，温暖着他麻木的手指。这种感觉并不只是性方面的，她精神上的热量也温暖着他。
可是，她进哈佛的这一年半以来，他感觉，好像她正在从他手中滑走，好像他再也无法完全抓住她了。他怪自己去越南待了九个月，怪她的朋友们影响她。他觉得哈佛被知识精英主义和激进主义渗透了，所以，他不仅怀着愉快的心情，而且带着一种目的感，去期待一种新的生活：他要重塑他们之间的关系。为此，他还买了一辆保时捷，停在克拉丽莎住处的门外。
克拉丽莎沉默不语，若有所思，她对别人意图的警惕性，令她流露出一种成熟老练的气场。可她柔和的脸庞，她害羞的样子以及毫无心机的举动，都令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她今年二十五岁。
克拉丽莎是她那个年代的花朵，是主流媒体、心理学家、教育者和父母都想培养的那一类女孩。她总会令女人们惊讶，因为她好像没有过任何困扰。她承认，除了肌腱撕裂，她没有遭遇过什么痛苦，且并无炫耀或羞愧之意。她出生在有教养的家庭里，她和她的姐姐从小在关爱中、在温和的训导和自由的教育中长大。她们一直受到人性化的对待，上幼儿园时可以在角落里玩洋娃娃。她们住在斯卡斯代尔一座漂亮的老房子里，但克拉丽莎身上不仅没有沾染那里的势利风气，更是居然不知道这种风气的存在。在学校里，姐妹俩学习好、体育好，而且还很受欢迎。她姐姐后来当了儿科医师，已经结婚且有了五个孩子，目前和丈夫一起住在南加州的一所大房子里。姐妹俩关系很好，近乎完美：没有竞争，也没有嫉妒，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有存在的理由。
这群女人刚见到她时，会安静地听她讲述她的过去，虽然她很少提起。她们常说，她的过去太不可思议了，简直太幸福了。她们就像听神话一样听着，最后还得回到自己那不幸的生活中去。此外，克拉丽莎对她们的故事也很着迷。她经常会问：那是什么感觉？她对痛苦情感的认识来源于书籍和她的想象。迈入青春期之后，她会一坐几个小时地阅读，认真体会安娜·卡列尼娜、伊万·卡拉马佐夫或艾玛·包法利的感受。尽管她出生在一个信教的家庭，而且很多个暑假都是在北达科他州的家庭农场里度过的——他们家族大多数信教的人都住在那里，但是，她也没遇到过信仰危机。她可以完全接受天主教教条，也可以单纯地信奉上帝，而自从她学习了几何、代数、三角学和微积分后，也可以轻易地意识到宗教中一些荒谬之处。这些都是她克服困难、提高理解能力的步骤之一。
她曾就读于拉德克利夫学院。她在父母朋友举办的一场派对上认识了杜克，并以最得当的方式谈起了恋爱。杜克的家族历史悠久而有名望，他的家人有从西点军校和常春藤名校毕业的，也有从政的：他们家出过一个纽约州长和一个州政府秘书长。双方家庭都很满意他们的婚姻。他们在一起，似乎注定会幸福终老。结婚四年了，克拉丽莎额头上没有一点儿皱纹，那安定的满足感说明了一切。
但有一个秘密克拉丽莎很少说起，大多数人也不知道。大学期间，她参与了附近罗克斯伯里拉丁学校的一项计划，帮助犹太区的孩子们识字读书。这种事通常都让人束手无策，她却表现得很好，不像有些人去那儿是向“愚蠢的穷人”展现白人的优雅和文化的，而是像另外一些人一样，是去那儿学习、了解他们的。她渐渐成为邻里之间“大家庭”的一分子。人们很信任她，她还介绍其他人进来。她参与的读书计划非常成功。大学毕业后，杜克去了国外，克拉丽莎和罗克斯伯里的一些人用联邦资助扩大了该计划，有两年，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罗克斯伯里。她在那儿生活，在那儿工作。杜克很不高兴，他坚持让她在剑桥租房子。他希望舒适的房子能诱惑她，让她晚上能待在家里。但是，克拉丽莎喜欢罗克斯伯里，她在那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气。她在那里见识到了太多的痛苦，弥补了她对痛苦的无知。每当她向我们提起那些年，她的眼神就很明亮，表情也很有活力。她在那里甚至还有情人，这一点，她也是很久之后才告诉我们的。
虽然计划很成功，但尼克松上台后，资助就断了——那是他上台后的第一个举措。克拉丽莎不得不离开。她去了哈佛的研究生院就读。比起其他英语专业的学生，她更加质疑自己去那儿的目的，但是，她并没有说出来。可是，有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又会扪心自问。
“人们觉得培养年轻的学者和老师，就能对社会产生影响，就能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可我真的很怀疑，是不是记住英国的那些国王、明白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关键——也就是我们主要所学习的内容——就能让你在这些方面的学识有所增长。这倒更像是在比赛‘如何更好地阅读一篇文章’。”
“你希望回到罗克斯伯里吗？”瓦尔笑着问。
“不，回去也没有意义。钱没了，人也散了，白人去那边更加危险了——没什么值得回去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但或许对有些白人来说不是。再说，那就像是一种寄生，我在那里时过得很愉快，但我也必须承认我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养料，我依附于他们生存，而忽视了我自己的生活。在哈佛就不会有那种感觉。”
她的各科成绩都很优异，而且似乎有望当上助教。哈佛的英语专业研究生有三种工作机会：当哈佛的助教、耶鲁的助教和普林斯顿的助教。自一九七〇年以来，人们很难想象哈佛会聘用女人，普林斯顿也不太可能让女人任教，所以，大家都希望克拉丽莎能被耶鲁聘用。别的都不成问题。用智慧和高尚办不到的事，她的家族关系能办到。
杜克调走后，克拉丽莎很少露面了。像我们一样，她也在准备口试。晚饭她得回家吃，因为她晚上想和杜克在一起，白天她要看书，抽不出时间。可是，四月初口试之前，某天下午她来到了伊索家。她看上去不像平常那样平静，但又说不出有什么具体的不同。米拉说她的表情有些忧郁。但克拉丽莎什么也没说。
她的口试很顺利地通过了，一群朋友出门庆祝。杜克回家后也加入了他们。他为她的成功而高兴，并且为她骄傲。不像凯拉和米拉，克拉丽莎通过考试后显得欣喜若狂。杜克有几天假，可以在家陪她，那些天，大家都没去找他们。不久之后，他们发现两个人都红光满面，尤其是克拉丽莎，她面色红润，一脸满足。伊索说，你老觉得他们才刚起床。之后杜克就回去了。克拉丽莎在图书馆里闲逛，寻找论文的选题，又和朋友们聚在了一起。不过这一次，她提到了困难。杜克遇到了难关。
“他被迫过着一种精神分裂般的生活。他回家来，脱掉制服，穿上牛仔裤和摩洛哥衬衫，还要包一条印度头巾——为了不让头发长长，他不得不那样做。我倒挺喜欢他那身打扮，但他不愿老包着头巾，宁愿把头发留长。他戴上念珠，我们去哈佛广场吃饭、看电影或者闲聊。可第二天，他又穿回他的制服了，专心地敬礼、立正，听他的同事讲印度乐队中的怪人和嬉皮士。我觉得他很讨厌这种不断的转换。”
“他表现出什么了吗？”伊索顽皮地眨着眼问，“他进门的时候叫你立正了吗？你每天要写一式三份的工作报告吗？”
大家都笑了，可克拉丽莎皱起了眉头：“差不多。是这样的，他想融入他们那群人的圈子，但又想融入我的世界。他觉得哈佛的学生太激进了。”
“那他应该听听我们常聊的那些。”凯拉干巴巴地说。
“别这么说，其实他说得对！”瓦尔抗议道。
其他人也大声嚷嚷起来。她们声称，除了瓦尔，其他人一点儿都不关心政治，她们简直政治冷漠得可耻。
“我同意，我同意，”瓦尔笑着说，“但我们还是对政治有兴趣的，只是不积极而已。我想，不积极的一个原因在于这里的政治问题太温和了，而且与我们自己的激进主义没什么现实上的联系，所以引不起我们的兴趣。”
“我们？你说我们激进？”四个人朝她嚷嚷起来。
“你们真是的！”她欢快地说，“我们因为什么聚在一起？因为什么成为朋友？我们几乎没什么共同点，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的兴趣大相径庭，我们的年龄和背景都各不相同。我们为什么如此讨厌哈佛？为什么大多数研究生不喜欢我们？”
“我们对哈佛的体制不满，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不满，就像‘新左派’一样。但我不是‘新左派’的成员，我参加了两次他们的会议就退出了。老天，那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啊！我讨厌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好战，而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反对的人的价值观是一样的！他们像天主教堂、哈佛、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政府一样高高在上！我们反抗所有已确立的秩序，因为我们反对男性霸权。我们想要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至于如何不同，我们也说不清楚，但它肯定不是现在这样——”
“一个我可以烤面包、种花，同时还能被当成一个聪明人看待的世界。”凯拉咬着唇，小声说道。
“是的。”
“或者，在那样的世界里，杜克无权让我每晚都做饭，不能说他做的就是工作，而我做的就不是。再说，他本来就喜欢做饭，而我讨厌做饭。”克拉丽莎有些严厉地说。
女人们都转过头看着她。她之前从没提过这一点。
“是的。我们都在反抗那个属于自大而又空洞的白人男性的世界，以及他们让这样的世界合理化的意图；我们同情每一种不正统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感觉自己是不正统的；我们都反对战争，反对已经确立的东西，反对资本主义——”
“但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凯拉说。她转身对克拉丽莎说：“我们都是可耻的政治冷漠者。”
“我的天哪，对我们来说，共产主义有什么？从现实层面来说，它只是同一种意识形态的又一种变体而已。”
“嗯，”克拉丽莎若有所思地说，“但我觉得，我们大多数人大体上是接受社会主义的。”
她们面面相觑，然后所有人都点了点头。
“这真是太神奇了！”凯拉跳起来，“我们之前从没讨论过这点，从没谈起过信仰！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信仰什么，我只知道，我们对某种深层的东西有着共同的看法……”
“但我们所信仰的也是每个人都信仰的啊。”米拉不解地说。
她们起哄道：“那你跟我们讲的去沃德家过圣诞节的情形，又怎么说？”
她笑了：“我在这儿待得太久了，别的世界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了。”
“杜克的信仰就和我们的不一样。我在想，男人们的信仰是否都和我们的不一样。”克拉丽莎痛苦地皱着眉头说。
瓦尔同情地看着她：“我知道，所以事情才那么困难。当然，我们的这种激进主义，是最具威胁性的。不仅因为我们有枪有钱。他们试图让我们在他们的嘲笑中灭绝，试图让我们在他们定义的形象中灭绝——就像他们对黑人所做的那样，我想，他们做得不是很成功——他们完全不把我们当回事，就是他们的某种可怕手段。”
凯拉僵硬地坐着，看着瓦尔。她手拿两支烟轮流抽，自己却还没意识到。
“因为我们威胁到的是男权正统化。假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出生在WASP[12]家庭，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都有钱——换句话说，都有能被称为‘正统’的身份标志。那个男人会被看重，女人却不会被看重，无论她有何作为。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埃莉诺·罗斯福的。男人一旦失去了正统感，就等于失去了优越感。他就得从其他人身上寻找自己生存必需的优越感。不正统的男人，比如黑人和奇卡诺人，也遵循着这样的模式，但他们只能从女人身上找优越感。男人一旦失去了优越感，就等于失去了权势。我们所谈论的‘被阉割的女性[13]’也就是这么来的吧。‘被阉割的女性’拒绝假装认为男人比真实的他们更优秀，比女人更优秀，于是被阉割了。这一简单的事实——人人平等，对于摧毁一种文化，比原子弹的威力还大。所谓的破坏，就是说出事实。”
女人们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
“啊，天哪。”凯拉轻声咕哝着。
“有些男人不是那样的。”米拉坚持说。
“也许只是暂时的吧。作为个体，有的男人能独善其身。但这种社会结构把我们逼到了死角，没人能逃离。”瓦尔冷酷地说。
“我不相信！”米拉眼角湿润了。
瓦尔转身对她说：“总有一天，你会相信的。”
米拉转过身去，不看瓦尔。
这时，克拉丽莎慢悠悠地说：“比如说，杜克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感受到了敌意。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可他就是不承认，于是就埋怨剑桥和哈佛。他很沮丧，因为他曾经举枪杀敌，可他现在却找不到一个明确的敌人。他觉得，那种敌意就像雾霭，包围着他，他不停地移动，想抓住什么坚实的东西，可什么也抓不住。”
“但他的情绪一直都很低落。”
“是啊。所以，一旦报纸、杂志或电视上出了什么事，他就开始宣讲，吓唬我说草率的自由主义多么万恶。可有时候他的想法也非常草率，我不得不给他指出来，而这总会引发争吵。”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但我还是得说：‘和价值观不同的人，能一起生活吗？’”伊索身体前倾，死死地盯着凯拉说。
瓦尔看了看克拉丽莎：“你觉得呢？杜克一辈子都会待在军队里。”
克拉丽莎表情一僵。她抿着嘴唇，不安地说：“我觉得爱情能让人改变。”大家都心知肚明，她在转移话题。酒仍然传来传去，可除了伊索，没人再喝了。那天晚上，除了伊索，其他人都不喜欢瓦尔，奇怪的是，她们对彼此也没什么好感。她们不希望在瓦尔描述的世界里，通过别人的生活看到自己的妥协，看到自己的被同化。她们开始微妙地、几乎不露痕迹地和瓦尔、和彼此之间保持距离。但情绪的变化是可以捕捉到的，她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了。心中的空缺需要填补，最终她们又都和伊索这个天真的、不会伤害别人的人走得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