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把这些都写出来以后，我才明白了一些之前不曾明白的东西。一切标志着米拉和本关系的迹象，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他们的关系仿佛是在一个模子里形成的。可就算知道了，我也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又有哪些关系不是在模子里形成的呢？在克拉丽莎与杜克离婚一年以后，杜克非常想复合，于是恳求她相信他已经改变了，变得更加体贴，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了。我还记得克拉丽莎说：“他说他已经变了，或许是吧。可在我心里，他还是原来的样子。我觉得，我永远会那样看待他。所以，即便我能忍受回到他身边，我也会把他变回原来的样子，因为我已经对他形成了那样的期望。更何况我是不会回去的，哪怕他真的改变了——但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没救了。”
人是无法改变、无法同步成长的，这是一种绝望的想法。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人们每隔五年左右就得重新结一次婚，就像签合同一样。去他的。别再有新的规则了，我们已经受够规则了。可如果各种关系都已经有固定模式，那人们如何在一起生活呢？如果时间能带来变化，那么，在一种模式里的变化，要么会彻底推翻模式本身，要么会伤害到两人之间的关系。
可人和人还是会生活在一起，男人和女人也好，女人和女人也好。古代那些家里挂着蕾丝边窗帘的女人，穿着人造丝印花裙子和高跟鞋去超市买半打鸡蛋、四升牛奶和两块羊肋排。这些女人，会像我所认识的那些人到中年的已婚女人一样，在黄昏到来时安静地坐着，对梅布尔或米妮咬牙切齿吗？
“女人之间通过相互中伤来发泄怒气。”这是瓦尔常说的一句话，她的声音犹在耳畔。梅布尔有许多讨厌的习惯，比如偷窥所有米妮信件的写信人、从不打扫沙发后面的灰尘和削土豆皮时不细心。除此之外，梅布尔洗完澡后，喜欢用很多爽身粉，弄得浴室的地板上满是粉尘，米妮的鼻子受不了这些粉尘——这些习惯就像一把把刀子向米妮掷过来，令她欲哭无泪、欲诉无门。当然，梅布尔声泪俱下地控诉道，米妮也没好到哪儿去。当有人给梅布尔打电话时（这可不常有），米妮总会问是谁打来的，真是爱管闲事。米妮动不动就拿出她的嗅盐，好像她很脆弱似的，其实她壮得像头牛。邻居家发情的狗在她们院子里的草坪上与一条流浪狗有过接触，这都能引起她的哮喘。可米妮都七十四岁了，她之前一定是见过这种事的！还有，米妮读完报纸后，从来，从来，从来不会放回原处，这点就足够把人逼疯了。
她俩只要听到虐待儿童的新闻就会啧啧批判；当电视上出现色情画面时，她们都会闭紧嘴巴扭过头去；她们每天吃罐头汤和鸡蛋，每隔三天吃一根羊排或汉堡，毫无怨言，因为她们的社保和退休金只够买这些；她俩都不赞成抽烟、喝酒和赌博，也不喜欢有这些习惯的女人；她们都喜欢薰衣草、柠檬油和刚洗好的床单的香味；她们都不想学那些年轻女孩那样，把头发烫卷，而是每周花一点儿零用钱，去把头发定型、染成暗色；她们都不会衣衫不整地出门，哪怕只是在家附近散散步；每天早上，那镣铐般的紧身褡和易破的长筒袜都会让她们那骨节粗大、饱受关节炎之苦的苍老手指挣扎一番；她俩都对曾经的邻居鲍姆一家记忆犹新。
这样的生活就够了吗？
街对面住的是格蕾丝和查理，他们也都七十多岁，结婚有五十多年了。他们也一样。只是，格蕾丝会因为查理每天要喝三罐啤酒、然后不停打嗝而生气，查理会因为格蕾丝不让他看他喜欢的电视节目、非要看那些愚蠢的游戏节目而生气。他们都为整洁的草坪而骄傲——“不像有些人家的草坪”，他们特意强调——然后，四个人一齐看向街头的马利根家。
可是，这样的生活就够了吗？
是什么让人与人在一起？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讨厌彼此？我这么问，不是想要你虔诚地摇着头说，我们当然不应该仇恨自己的同胞。确实如此。但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因为这是生存所必需的，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好吧，这个理由我可以接受。而在内心深处，我们真正的困惑是：我们为什么要爱和恨？我们究竟要怎样一起生活？我不知道。我已经告诉过你，我独居。
要因为男人对待女人的恶劣行为而责怪他们很容易，但这让我有些不舒服。这和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那些书里所说的太相近了，那些书里说，一个人生活中的所有毛病都是他母亲的错——所有的。母亲成了新的恶魔。可怜的母亲们，如果她们知道自己有这能耐就好了！她们是“阉割者”和“扼杀者”，仿佛是自愿成为恶魔的奴仆的。无论如何，女人生活中的许多痛苦都跟男人有关，这倒不假。无论个人空间还是社会阶层，他们都将女人排除在外，将她们置于从属地位。
可只是这样吗？
如果说，有谁有幸过上美好的同居生活，那非米拉和本莫属。他们有足够的智慧、经验、声誉，以及生存空间——你也可以管这叫机会或特权——去考虑他们想要什么，并争取实现它。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典范。至少在那时看来确实如此。这种关系看起来如此理想。维持它的奥秘在于，既亲密，又自然，既可靠，又自由。而且，他们能够将这种关系维持下去。
米拉和本是在四月成为恋人的。那是米拉在剑桥度过的第一个四月，她的心情与周围的景色极为相称：树上冒出小绿芽、院墙里覆盖着连翘和紫丁香。阳光渐暖，绿芽逐渐绽放，在高低不平的红砖墙上投下绿色的影子。山茱萸和紫丁香的幽香沿着布拉特尔街飘下来，沿着花园街和康科德飘散开来，甚至覆盖了人山人海的哈佛广场。人们敞开夹克，走在街上，捧着一束从布拉特尔街的花店买来的水仙，拿着一张从库普商店买的海报，或握着一个从“妮妮家”买的漂亮苹果，每个人都笑脸盈盈，悠然自得。
米拉在为综合课复习，同时准备毕业论文；本则在整理他从利阿努带回来的十箱笔记。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一起在法式蛋糕店、皮罗施卡餐厅或格伦德尔餐厅吃午饭或喝咖啡。有些餐厅设有户外餐桌。手头拮据时，他们就在教职工餐厅见面，喝一杯——本和另一个助教可以在那里记账。他们总是把身上最后一毛钱都花出去。
米拉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她和本的关系让她有了一种家的感觉，使她心中释然。她可以专注工作几个小时不觉疲惫，不会像以前那样，工作一会儿就要起身在房间里走走，或去怀德纳图书馆的顶楼透透气。她可以像以往那样有条不紊，同时不会觉得自己空有秩序却没有生活。
这对情侣每周末都腻在一起，像在度长期蜜月。每周六晚上，他们都会出去吃晚饭，他们尝遍了剑桥每家美味的餐馆。他们吃过鳄梨沙拉酱、四川炒虾球、蔬菜咖喱、加了洋蓟的希腊羔羊肉和鸡蛋柠檬沙司；吃过各种各样的意大利面、茄子酱、酸辣汤、醋焖牛肉、乳蛋饼和煨兔肉；某天晚上还品尝了法式鸡肉炖蘑菇。他们还在教职工餐厅吃过水牛肉。他们尝遍了各国美食，走遍了周围的每个角落。他们觉得一切都很美好，简直妙极了。
到了周日，剑桥的大多数餐馆都歇业，他们就在家里做饭。有时候，这会变成一个大工程，比如本坚持要做惠灵顿牛柳，他会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去准备，最后还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更多时候，他们做的饭很简单：奶油烤菜、法式薄饼、意大利面，或者沙拉。他们要么邀请朋友到家里来，要么用米拉以前买的立体声组合音响放音乐，独自享用。
每个周末他们都照例要做爱。他们一做就是几个小时，尝试了各种姿势：站着、坐着、趴在床边上，或者本站着抱着米拉。他们的多次试验都以失败告终，两人就哧哧傻笑。他们还会玩角色扮演游戏，扮成老电影里的人物。她当凯瑟琳大帝，他就当奴隶；他当酋长，她就当女奴。他们兴致盎然地扮演着，根据自己的受虐幻想来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就好像重回童年时代，玩过家家，扮演牛仔和印第安人。这解放了他们的想象，让他们可以自由地过曾经不敢想的私密生活，他们仿佛在化装舞会上穿上了曾封存在潜意识深处的服装。
他们长时间地散步，从查尔斯路走到清新池，再一路走到自由大道，最后在北端的某个意大利咖啡馆或冰激凌店门口停下来。他们无所不谈，从诗歌、政治、心理学理论，到做煎蛋饼和养育孩子的最佳方法。他们在大多数问题上意见相同或价值观相符，这使得他们的争论内容丰富而令人兴奋。而且，到了这个年纪，两个人都知道，存在小分歧才能使讨论更加有趣。
五月，有人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学生反战游行，活动组织者比瓦尔和本所在的和平小组更加激进。哈佛园里挤满了学生，抗议者们围着大学楼，拿着扬声器朝人群喊话，鼓动学生罢课。他们的声音在哈佛园里回荡：用暴力的手段阻止战争是道德的，因为战争是不道德的，这就是他们的主要观点。米拉一边听着，一边观察着人群。人们站在那里，有人若有所思，有人和讲话人争辩起来，讲话人试着公允地做出回应。可他们的论据本身就是不合逻辑的：他们说，他们占领大学楼是违法的，违法就是违背道德；可当法律支持不道德的战争时，不违法就更加不道德了。
米拉对这次行动不以为然。这就是一场智力游戏，是有欺骗性的——说话人坚称自己的行为合理，但它并不真的合理。真正的冲突在于政府与军队的权力和年轻人脆弱的血肉之间，而这种冲突，在她看来并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在勇气中，在强烈的愤怒、持久的忍耐和对自我的极度泯灭之中发生的，只有这样，才会有彻底的反叛。阿尔及利亚、中国和古巴的领导者们，或许曾坐在一起，想办法证明推翻政府是符合道德的、明智的，但他们的革命冲动植根于他们的现实生活、他们所耳闻目睹的一切——多年来看着人民所受的压迫，为了反抗这种压迫，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些站在台阶上，手持麦克风拼命鼓动别人的年轻人固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他们也在全力以赴，哪怕声音已经嘶哑也要继续高喊，希望把自己的理念传达给更多的人。但他们的观众并没有忍饥挨饿，并没有生活在恐惧当中；他们的家人依然在斯卡斯代尔平平安安地活着，没有死于枪下，没有被折磨致残，也没有被囚禁起来。本说，美帝国主义很聪明，他们用几辆车、几台电视和性压抑就征服了人民。瓦尔和他就“马尔库塞理论[1]”争论了一番。米拉就坐在一边看着。事件并未真正发酵。没有足够多的人参与，人们也没有足够的热情。之后的某天晚上，校长给警察打了电话，他们把大学楼里的学生驱逐了出去，其间发生了暴力行为。有人受伤了，很多人被关进了监狱。第二天，校园里一片恐慌。一夜之间，事情激化了。
那些天的感觉很容易就被忘记了，因为那被点燃的激情来自道义，而非生存，因而很容易消散。我还记得坐在雷曼餐厅，感受到空气中的脆弱；周围飘浮着各种声音，宛如碎玻璃；我感觉，轻轻地触碰，就可以让整栋建筑支离破碎。有些人——大都是年纪较大的男研究生——他们冷酷、残忍、高谈阔论，不断重复着那些关于革命的耸人听闻的论调，企图营造出像去年秋天那样恐慌的氛围，他们躲在角落里，端着脏兮兮的咖啡杯，小声地谈论着枪支和坦克。年轻一点儿的学生胆子小，几近歇斯底里。他们总是一脸惊恐，发传单，传阅请愿书时，手都在颤抖。有传言说——后来被证实了——在档案里发现了一些材料，它们燃烧起来，像沙漠风一样席卷过每栋建筑，沙沙作响，打破了等级组织所必需的微妙平衡。许多年龄大一点儿的人都知道，可他们隐藏了太久，安稳地藏在享有特权的屋墙内，以至于那些年，他们一直没明白，权力不是你所拥有的，而是你享有权力的那些事物所赋予你的。那些和蔼地、文质彬彬地默默管理着大学的白人男性，原来是不愿认错的性别歧视者和种族歧视者，他们对自己的权力抱有误解，以为他们的权力就等同于国家的利益。别人也不可能指控他们阴谋勾结，因为他们的勾结是潜意识层面上的。米拉想，就如同她之前对诺姆的困惑一样：即便你指出来，他也不会去反思自己究竟做了什么；即便这件事侮辱了你，让你感到烦恼，他也不觉得他是错的，还说那是“自然的”。对于这样的人，你能怪他吗？
对米拉而言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对那些年轻的学生来说并不是。从小他们就被教导，美国是一个民主、平等的地方，机会均等。尽管他们知道体制内有缺陷，也觉得会有好心人去修复。他们的上级、老师、院长和父母，都表现出善良的样子。可私下里，在他们自己的办公室里，他们却会写检举信。他们不曾知道，不曾看见，震惊之余，他们才发现，都怪自己无知，轻易地被愚弄了。于是他们尖叫着、哭喊着四处奔走，颤抖不已。他们突然意识到，这正是他们被教育的所谓完美理想的丑陋阴暗面，正是他们继承而来的所谓抱负，这其实一直显而易见，只不过他们没有深想过。这种精英主义思维非常接近希特勒的理念，他们的奢侈生活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被构建、被满足的。安逸的代价原来是另一种奴役。这真是令人难堪。
他们试图解决这一困境。他们坚持着理想和抱负，试着放弃奢侈的生活。可是，他们不可能完全做到。有些人离开了学校，去流浪，住进公社里，放弃了他们优越的家世。这种做法引发了争议，人们议论纷纷，对此褒贬不一。他们说，如果你想改变什么，就需要权力，贫穷无法作为权力的基础。有人加入了激进群体，这些群体注定徒劳无功，它们不断地分裂，彻底被联邦调查局渗透，以至于最终只有几个人是真正的非政府成员。他们中那些敏感的人无法忍受自己失去了纯真，无法忍受负罪感和责任感——这就是得知“自己有的吃是因为别人在挨饿”这一事实的代价。对于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解决办法，也没有任何可供慰藉的东西。圣人可能会选择让自己挨饿，这样别人就有吃的，可就算这样也改变不了现状。
但瓦尔认为那纯粹是瞎说。她说，天真地想减少世界上的权力联盟，就等于将一个政治问题转变成形而上学的问题，好像默认了人口越多食物供给越不足似的。但其实这不是必然的，还有别的选择。假如人们不浪费粮食，假如他们肯放弃自己的三辆摩托雪橇和两辆轿车的话——她曾遇到过一家四口有四辆轿车、四辆摩托雪橇。克拉丽莎同她争辩道，除了靠专制的命令，你又如何能强迫他们放弃那些呢？社会主义总是在理念上说得好听，但实践起来很糟糕。瓦尔说，不是这样！我们之所以这样想，只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如果没有社会主义，人民就会饿死，但看上去好像会压制主动性、创造性和个性。在瑞典就不是这样。争论变得激烈起来。这个话题在争论中开始，也在争论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