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参加了许多政治团体，米拉有时会和她一起去开会。她不再有那种极度的孤独感，但她总是隐隐希望，能遇到一个有趣的男人。然而，这些小组里的男人要么太理想主义，要么太热情，要么很自负，要么性取向模糊。而且他们并没有对米拉表现出兴趣。尽管她下意识地希望男性采取主动，但内心深处，她其实对他们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他们让她想起了那些处于青春期的自大狂、童年的帖木儿[54]和爱德华二世[55]。
那些会议在剑桥简陋的公寓里召开，每个参会的人都捧着塑料杯子喝咖啡，杯子总被捏得噼啪作响。米拉经常帮他们端咖啡。
周四的会议上，政治学院的一个优等生安东·韦特和瓦尔争论起来。安东那漂亮的黝黑肤色和他对整个世界的全然藐视很引人注目。瓦尔正在感慨理想主义者的愚蠢——一九六八年的民主党大会后，左派拒绝投票给汉弗莱，一些左翼分子认为，尼克松的胜利会是革命的催化剂，最终会促成“尼克松最高法院”——她哀叹道，这会使国家倒退四十年。
“你说的那不是政治，是宗教。”安东说。尽管他和瓦尔都坐在地上，可他还是能俯视瓦尔。
瓦尔沉默了一阵。“老天，你说得对！”她说。
这时，一个坐在角落里，穿着挽起袖子的白衬衫、肤色黝黑的男人说话了：“没错，我们都应该有政治头脑。我觉得我们都算是理想主义者，不然，我们就会走出去，做一些更实际的事情了。或者说，宗教和政治是一码事，政治学和伦理学是一码事。政治只是道德实施的一个领域罢了。”
安东对说话人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他半转过头去看着他：“本，我们把道德问题留给女人和孩子吧，那是他们的强项。道德体系在利阿努运行得成功吗？”
本笑了笑。那是自然的、发自内心的笑，好像觉得自己很有趣似的。他叼起一支没有过滤嘴的香烟：“安东，我不得不承认，利阿努目前需要的并不是某种可实践的道德体系。它只关心生存，生存就意味着力量，当然那也正是你所谈论的东西。但我觉得，人类在行动之前必须明确终极目标，否则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对历史的犯罪。”
“图书馆里充斥着各种虔诚的戒律，但它们对政治现实一点儿影响都没有。”安东嘲讽地说。
“可基督教教义又怎么说？”米拉大声喊道。因为她知道如果不大声喊，他们是听不到她说话的。
安东转过身，香烟从他嘴里掉了出来。有人在笑，米拉脸红了。
“除了道德审判，它还有过什么作用？”
“不管怎么说，”米拉有些犹豫地说，“那是影响政治现实的一套伦理体系。”
安东嘲笑道：“那是局外人为了挤进政治圈而使用的迷信手段。”
“但至少基督教为我们留下了遗产，”瓦尔说，“至少，我们对作恶会感到愧疚。”
“去和纳粹分子说内疚吧。”
“英国人就是因为道德传统才没有谋杀甘地的，”本插话道，“想象一下甘地要是落到纳粹手里会如何。”
“没错！”安东强调道，“所谓的有道德的英国——暂且不论英国帝国主义的丑恶行径——和纳粹分子打仗，谁更可能会赢？”
“那与道德无关。那要取决于资源、战备、武器和人口等。”
“对啦！”安东总结道，“还是要看力量。好了，孩子们，我们还是说正经的吧。”
今天的议题还是老问题：小组应该用仅有的那点儿经费去印宣传册吗？如果要印，那是去广场或其他繁华地区分发，还是在剑桥挨家挨户地发？如果是后者，他们去哪里找那么多人手？
米拉坐在那儿煮咖啡。她想大声质问安东，美国有那么多财富和武器，却为什么没能赢得越战？为什么没能打赢朝鲜战争？从他说的那些实用主义的政治主张来看，他也不过是一个丑恶的政客：他罔顾他人的意见，压制他们，对他们毫不尊重，又怎么能让他们投票给自己？她想起古希腊的悲剧，领悟到：政治是从家里开始的。
但其实到了会后表决的时候，本、瓦尔、米拉，还有其他大多数人，都投票给了安东的提案。
会议结束之后，米拉走到本的身边，自嘲地把刚才的想法告诉了他。他笑容可掬地，专注地凝视着她，真正像人与人之间交流那样凝视着她。“我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他笑着说，“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但现实中安东总是对的。再说，”他扮了个鬼脸，“我们都是理想主义者，无论安东怎么批评理想主义，他最后还得依靠它。”
“理想主义者似乎总处于劣势。你觉得有可能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实干家吗？”
“当然是可能的，毛泽东就是。”
“一代人一种特征呢？”
“不太可能。”
这时，在屋子另一头一群人中的布拉德叫本过去。那群人都是男的，正在活跃地讨论着什么。本于是跟米拉告辞，加入了他们，他边走边对米拉说：“我也说不清为什么。”
米拉和瓦尔离开了。大家基本都走了，只留下里面的那圈人和几个打扫的女人。
“我真讨厌那个叫安东的。”米拉说。
“是啊，你可不会乐意见到这样的人统治世界。”
“谁来统治世界我都不乐意，不过，我宁愿像本那样的人或其他实心眼的理想主义者来统治世界。”
“我不那么认为。像本那样实心眼的理想主义者总是会被精明的法西斯主义者击败。我想不通，为什么我们只能做出这样不愉快的选择。我觉得我们一直活在道德的矛盾分裂中：在家庭中，在城市里，在国家中，我们都有一定的行为方式，但一涉及政治问题，我们的行为就与平常判若两人。比如，如果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在家里被他用来对付世界的手段对待，他会崩溃的。这种道德分裂症全都是因为男女的分裂。男人让女人表现得仁慈得体，以便他们白天在外面为非作歹，晚上却能安然入睡。安东的确很聪明，如果他还能表现出一点点仁慈，如果他是女的，那……”
“不可能！”
“对了！正是社会规则使他不可能如此。”
“瓦尔，这么说就有点儿过分了。也有冷酷的女人，而且我相信世界上一定有男人是仁慈的。有这种可能。”
“当然。问题是我们在分析男女的性别模式。我敢打赌，如果你遇到一个仁慈的男人，他十有八九是同性恋者。”
“瓦尔！”
“想想看，假如列宁是女人。”
米拉禁不住咯咯笑起来，她们一路想象着一些不可能的事，一路欢声笑语地走回家——约翰·韦恩是女的，亨利·基辛格穿着裙子，加里·库珀和杰克·帕兰切是女的。走到门口时，米拉依依不舍，她问：“你认识这个叫本的男人吗？进来喝一杯，给我讲讲他的事吧。”
“好啊。我明天没课。如果尼克松是个女人会怎样？还有乔·纳马思[56]？”
她们一路傻笑着爬上楼梯，瓦尔将手臂搭在米拉的手臂上：“啊，做女人真好，可以享受这么多乐趣。”
“如果只有一辈子可活，”米拉唱道，“就像女人一样去活吧！”
进屋后，米拉倒上酒，急切地说：“给我讲讲，讲讲！”
一年前，本·福勒参加过几次会议，可后来他又申请到了研究经费，去了非洲利阿努，他在那里做了几年的研究。他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比大多数研究生的年龄都大，可能三十出头。他结过婚，但他的妻子无法忍受非洲的生活，于是他们离婚了。他这学期才刚回来，一边主持一门关于非洲的研讨课，一边写博士学位论文。他被认为是国内关于利阿努问题的专家。他说，在利阿努，白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非洲黑人是时候站起来了。
米拉不停地发问。那他的妻子呢，是个什么样的人？离婚后她都做了些什么？他们有孩子吗？他打算做什么，教书吗？他是真的有学识，还是只有专家的虚名而已？
“天哪，姑娘，你是打算嫁给他吗？”
“瓦尔，他是我到这儿以来，第一个感兴趣的男人。”
瓦尔叹了口气，往后坐了坐，温柔地看着米拉：“可我只知道这些了。”
“那就给我讲讲格兰特吧，我还不太了解他呢。”
“谈起他就难受。格兰特就是痛苦本身。我受够他了。”
“为什么？”
“你也见过他了。他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太自我了，他满腹牢骚，他……他就是一个普通男人，只想着他自己，自己，自己，他那宝贵的自我太脆弱了。”
“那你为什么喜欢他？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哦，几年前，我在一个致力于剑桥改革的组织里做事。我们试图改变校方对待黑人的方式，虽然我们没有明确那么说。比如，他们专门设立了一个外国学生班。听起来倒没什么，但那些学生都是黑人，大多来自法属殖民地。学校把他们安排在这个班，让那些不受待见的老师来教他们——通常是前一年偏袒过黑人学生的新老师。这些老师只会说英语，而学生们不会说英语。有人提议将这些学生转到法语班，但被校方否决了。但他们的意见总有一天会受到正视的，这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可问题是这些无辜的学生也将为此受苦。我们只是观察着，看看能做些什么，试图让黑人孩子的父母参与进来。出于某种原因，格兰特也来参加会议了。他走到我面前，眼神闪闪发亮，他说：‘我只是想告诉你，你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聊了一会儿。我不觉得他多有趣——当时要是听从这种第一印象就好了——但我觉得他很聪明，有高尚的价值观。他说他不喜欢现在住的地方，想找一个公社去住。当时，我住在萨默维尔的一个公社里，共有六个人。那地方需要八个人才能维持运转。于是我和他说了。有天晚上他来看了房子，后来就搬进来了。
“很久以后的一天夜里，我去了他的房间，上了他的床。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他的情人。尽管从我搬出来后，我们就没那么亲密了。他现在还住在那儿。”
“你为什么会跟他上床？”
瓦尔想了想：“是因为蚂蚁。”
“蚂蚁？”
“一天晚上，我们一群人正坐在桌边吃饭，不知怎的，我们就谈到了蚂蚁。很显然，格兰特是花了一些时间来研究蚂蚁的，他为它们着迷。就蚂蚁的话题，他谈了很久，说到它们的种类、特征、社会组织和共同原则——道德。他越讲越入迷，浑然忘我，他并不经常这样的。那时候的他看起来很帅。那是在他留胡子以前。他容光焕发，眼睛也闪着光，他侃侃而谈，兴高采烈，激情澎湃。他只是希望我们认识，了解，喜爱蚂蚁这种昆虫！我就这样爱上了那样的他，爱上了那个晚上的他。”最后她说，“不幸的是，他只有在谈论蚂蚁时才会忘记自我。”
米拉又问起了瓦尔的前夫尼尔，瓦尔则问起了诺姆。然后米拉跟瓦尔讲了兰尼的事，瓦尔说起了她的其他几个情人。她们之间的谈话越来越亲密，越来越真诚。她们喝酒，聊天，放声大笑，笑得汗湿了衣襟。她们沉浸在这美好的发泄、放纵的自由当中，对彼此说了不曾说给别人听的话。
一直聊到了凌晨三点。米拉说：“你听听我们都在说什么？就跟两个十几岁的姑娘在一起议论喜欢过的男孩子似的。”
“是啊。尽管我们如此痛骂他们，可他们还是我们话题的中心。”
“不过，瓦尔，那是自然的。你的工作是你的重心，但如果你和我聊工作，我估计会睡着。我要是跟你聊工作也一样。”
四点时，瓦尔疲倦地站起来：“今晚真的很棒，米拉美人儿。”
她们互道晚安后，又偎依了一会儿，好像彼此是这世间唯一坚不可摧的事物。然后瓦尔就走了。晨光倾泻进屋里，米拉拉上遮光帘，抱怨了一番外面叽叽喳喳的鸟儿，就上床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