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当其他人都在担心冷战和在建的防空洞时，米拉和诺姆则在担心他们的首付。他们打算在梅耶斯维尔买一套小房子。诺姆实习完了，在一个老朋友的诊所里当助理医生。他想继续进修，成为医科专家，可他无法忍受再和孩子们一起挤在那小小的公寓里了。于是，在父母的资助下，他们在郊区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小房子。尽管没有家具，米拉仍然很兴奋。亲戚们把阁楼上闲置的家具送给了他们，年轻的夫妻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家。
梅耶斯维尔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它由许多块小小的飞地组成，那些飞地将各阶层、肤色和年龄的人相互隔开。那里有大量完全相同的小房子，每家都有各自的冰箱、炉子、洗衣机和篱笆院。搬到这里来的，大多是带着小孩的年轻夫妇，他们在公寓里住着不方便，需要自己的院子和洗衣机。那些人以前在自己的家乡租个小房子，而现在那种房子已经快绝迹了，所以他们就来梅耶斯维尔买房，享受首付五百美元、利率为4.5%的退伍军人房贷政策。在梅耶斯维尔，有三种差异：宗教、年龄和教育——种族还不算是问题。这里有许多天主教徒、数不清的新教徒，以及少数犹太教徒。只有极少能够忍受整天都是满大街小孩子吵闹声的退休老人住在这里。上过大学的男人和没上过大学的男人各占一半。在一九五五年，大学文凭还是很有分量的。它标志的不是知识或文化，而是一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尽管在米拉和诺姆那些年在这里认识的所有人中，只有两个真正富起来的人，而他们都是没上过大学的。其中一个开了一家二手车行，最终当上雪佛兰经销商，变成了百万富翁；另一个是房地产经纪人，靠几桩地产买卖发了财。不过，凭着医学博士学位，诺姆在这里不会觉得不舒服。当然，那里还有其他年轻的医生、律师、会计和老师，这些都是诺姆认为值得尊敬的人。还有他们的妻子，有护士、老师或私人秘书，这些都是米拉能说上话的人，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她们的境况都一样。她们都不富裕，都在努力奋斗，都有小孩，都带着渴望。她们一点一点地从各个街区聚集起来，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来。毫无疑问，对她们来说，唯一的区分标准就是钱，没有什么能与之等价。这些年轻人，开着破旧的车，车上挤满了孩子，她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渴望。她们想在客厅新添一个沙发，想在餐厅加一套桌椅，想买一辆车。像欧洲游、皮大衣和游泳池之类的东西，她们只能在梦里想想。无论她们想要什么，她们脑中所充斥着的都只有五彩缤纷的物质。
同时，在很多情况下，很长时间里，她们只能忍受着物质的匮乏，怀揣着希望，一天天地过下去，竟没有意识到她们的生命正在流逝，而且永不复返。男人们胸怀抱负地工作，欲望使他们的斗志昂扬有某种竞争的味道。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朋友。女人们则在家里带孩子，看着天，想想是不是该在下雨前把衣服收了；如果看起来不会下雨，她们就想着是不是该浇浇草坪。像这样的小镇上，主街道两旁本就不多的老建筑被夷为平地，街道被拓宽，两旁新开了卖园艺工具设备的商店、二手车行、旧家具店和电器商店，以及地毯经销店。有人说，美国就是从那时开始变丑的。可是在那之前，许多主街道就已经很丑了。也许只是材料变了。铬合金、玻璃、霓虹灯和塑料取代了木板和砖石。由于人越来越多，所以城市也越来越丑陋了。好像在“二战”中死去的人没有新出生的人多似的。世界爆发了，人口也大爆发。因为《退伍军人安置法案》，那些本来不会去上学的男人也上了大学。每个人都满怀希望，每个人都想过好的生活。但大家都知道，好的生活是以无霜冰箱、带两个扬声器的高保真音响、铺满整个地板的地毯和烘干机为标志的。
如今，这一观点看起来滑稽可笑，因为生活并不是这样的。“甜蜜的生活”并不只是塞满洗衣剂的新洗衣机。可是，尤其是对女人来说，洗衣机、烘干机或冰箱都是小小的解脱。若没有它们，没有避孕药，也不会有现在的女性革命了。事实，太太，我只看事实。肮脏的英镑和便士确实重要。伍尔夫知道这一点，即便她不认为它们属于文学的范畴。毕竟，她曾经发问：为什么女人没有钱？过去，难道她们不曾像男人一样努力干活，不曾在葡萄园和厨房、在地里和家中劳作？为什么到最后所有的英镑和便士都到了男人手里？为什么女人甚至没有自己的房间？而在她那个年代，至少每位先生都有自己的书房。
世界爆炸了，几乎没人有自己的房间。他们不得不凑合着适应洗衣机和后院烧烤。工薪阶级正式进入了人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