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戏剧性的直觉，我本想就此停下，正式结束全书，就像拉下帷幕一样。这可能源自一些剧本和女性成长小说，在那些作品里，总是以女主角结婚告终。结婚意味着一次重大的改变、一种全新的生活。可是对米拉来说，与其说是新生活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旧生活的延续。尽管她生活的外部改变了，但其实内部还是老样子。
噢，米拉终于可以离开父母那充满紧张气氛的家，可以随身带走一些小物件，比如毛巾、小地毯和窗帘，将他们那配有家具的房间布置成她自己的“家”，而且乐在其中。她和诺姆在科堡附近租了一个配有家具的小房子，诺姆就在那里的医学院念书。她毫无留恋地离开了学校。她再也不想回到那里，不想再看见那些面孔。她想，在学校时，大多时候她也都是自己读书，在校外一样可以学习。为了让诺姆从医学院顺利毕业，度过实习期，她会出去工作养家。等他完成了这些，未来就有保障了。他们已经计划得很周全。
诺姆父母在新罕布什尔有一套小别墅，他们就在那儿度完了蜜月。回来之后，他继续学业，而她试着找一份工作。由于她不会开车，找工作有一些障碍，于是她让诺姆教她。他有些不情愿。首先，他每天都得用车；再者，她不擅长操作机械，所以不会是个好司机。他将她抱在怀里，说：“你要是出什么事，我该怎么办啊？”她有些困扰，可他的爱紧紧包围着她，她非常感激，所以便不再去探究为什么而困扰。她只好坐公交车，或是求母亲载着她到处奔走。最后她找到了一个打字员的职位，周薪三十五美元。这点儿薪水可以勉强维持生活，但不会很宽裕，所以她决定去纽约找一份工作，在纽约和新泽西之间往返。诺姆知道后很惊恐。那可是纽约啊！那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地方。往返车费就得花掉她三分之一的薪水。她得早出晚归。还有，男人们可能会……
米拉从没和诺姆提起过在“凯利之家”的那个晚上。诺姆也没有提起过，要么是他自己不愿提起，要么是他感觉到了她的恐惧，但在之后的岁月中，他总会含沙射影地提及此事，戳米拉的痛处，直到米拉对此麻木。如果他不这样做，米拉可能早已学会了克服自己的恐惧。有了“太太”（它代表某个男人的财产）这个头衔，把自己武装起来，她感觉在这个世界上强大多了。如果他们知道她在某个男人的庇护之下，就不敢再进攻她了。
她放弃了去纽约的想法，接受了打字员的工作。诺姆也找了一份兼职，此外，他花了很长时间提前预习秋季将要学习的课本。他们的生活安顿下来。
她蜜月过得很愉快。能够毫无顾虑地亲吻和拥抱，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快乐。诺姆一直在用避孕套。不过，结了婚，这件事也就没那么可怕了。裸露身体时，她很害羞。诺姆也是如此。两人在共同的羞怯和欢愉中咯咯笑着。唯一的问题是，米拉并没有达到高潮。
一个月后，米拉以为自己性冷淡。诺姆说她胡说，只是没有经验而已。他有一些已婚的朋友，他知道时间久了就会好的。她不好意思地问他，能不能忍一下，她觉得她就快到高潮了，可是他就这样射了，然后一软到底。他说，任何一个健康的男人都不能也不应该忍着。于是，她更加不好意思地问，他们是否可以再来一次。他说，那样对他的身体不好，而且他可能不行了。他是学医的，所以她相信他。于是，她只好躺回去，享受所能享受到的快乐。等他睡熟之后，她就自己手淫到高潮。做爱之后，他总是很快就睡着了。
他们的生活就这样继续着。他们偶尔招待朋友，她学会了做饭。他经常帮她分担家务。周五她发了工资后，晚上他会带她去杂货店采购。如果她执意要求，他还会在周六帮她打扫房间。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比如递给客人一杯饮料时，或者化好妆、戴上首饰，准备和丈夫一起出门的时候。可是，大多数时候，她都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跌跌撞撞、笨手笨脚走错了家门的孩子。她的工作枯燥无味。公共汽车上那些面色灰暗、身体疲惫的人，让她感觉到肮脏与贫穷。晚上，诺姆打开电视（那是他们用结婚礼金买的一个大件），因为这房子只有厨房和卧室兼客厅，她别无选择，只能听着。她试着读书，注意力却总被打断。电视机的声音太大了。生活空虚得可怕。但她对自己说，这只是因为女人都认为婚姻是治疗一切空虚的灵丹妙药。尽管她不认同这种观念，但无疑还是受到了影响。她对自己说，怪就怪自己，她要是真的想学习或是思考，是可以做到的。可是，她又为自己辩解道，在办公室工作八小时，再坐两个小时车，然后准备晚饭，洗碗——这是诺姆碰也不会碰的事，做完这些，她就已经非常累了。再说，诺姆老是在晚上看电视。好吧，她又反驳道，他开学后就会好些了，他晚上就得学习了。转眼间，她二十岁生日快到了。她的另一个自我说，瞧瞧济慈二十岁的时候都干了些什么。最终她的整个自我会占上风，把这些都推翻。噢，别用它来烦我！我已经尽力了！
她隐隐觉得自己只是在勉强生存，而她别无选择。生活日复一日、百无聊赖，她游走于各种责任间，朝着自己无法看清的某个目标前行。自由，这个词已从她的词汇表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熟。她隐约觉得成熟就是懂得如何生存。她的孤独不减从前，除了有时候她和诺姆相拥在一起，认真说说话的晚上。有天晚上，她说起了自己的想法：她想回学校，考个博士学位，然后去教书。诺姆大吃一惊。他提到了一大堆问题：资金困难，还有她精力有限——她除了做这些，仍然要做饭、打扫，因为他一回到学校，就没时间帮她了。她说他们应该共同分担。他提醒她，归根结底，也该他赚钱养家。不过他并没有坚持，他不专横，也不苛求。他只是把问题摆出来，问她是不是这样。她困惑地皱着眉，不知怎么办才好，最终不情愿地同意了。这就是她曾经想要的啊。诺姆很有责任心，不像兰尼那样。当她在照看哭泣的婴儿或是在厨房里跪着擦地板时，他永远不会丢下她出去和男孩们喝酒。他又补充道，学医很难，要求很高。她坚持说自己能做到。她可以做到他做不到的事情，可以边上医学院，边料理家事。于是，他使出了撒手锏——那里有很多男孩子，他们会为难她，男教授不会轻易让她拿到学位。这次他的潜台词太明显了。她仔细想了想，说：“诺姆，有时候我觉得你想把我锁在一个修道院里，而且只有你能来看我。”
“说真的，我真的会那么做的。”他严肃地说。
她背过脸去不理他，而他很快睡着了。才三个月，她的保护伞已经让她感到压抑。那也曾是她想要的，不是吗？要不是因为内心如此悲苦，她真想大笑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