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讲这两个女孩儿，还是得从我自己的一段本来并不足够特别说起的经历开始。
我读研期间的一个暑假，就是H小姐帮我找房子租住的那个暑假，我的导师帮我介绍了一个实习单位，要我留在北京实习两个月。那是一家和我自己的专业没太大关系的，学术性很强的文史类杂志。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进这个单位实习，与其说是锻炼自己的能力，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不如说是替导师还了一个顺水推舟的人情——导师的一位多年好友在这个杂志做资深编辑，他在这个夏天策划了一套丛书，所以需要几个免费的劳动力。
暑假的第一天，我顶着大太阳，骑着自行车来到了这家隐藏在西城区某个小胡同里的杂志社。编辑老师对我很好，给快要晒焦的我倒了凉茶，接着给我分配了一张办公桌，介绍了另外两个陌生的、分别来自不同高校的女孩儿。在接下来的一个暑假，我将要和她俩一起共事，给这位编辑老师做助手。
而这两个女孩儿，就是女主角J小姐和K小姐了。J小姐，来自西三环那所在全国都数得上的顶尖学府。她当时读研一，学的是文科的一个冷门专业，具体的专业名称我想不太起来了。她年纪比我小两岁。
K小姐，同样来自海淀，那所同样位于西三环上的外语类专业院校。她学西班牙语，和我一样读研二，还有一年就硕士毕业了。因为她考研之前上过一年班，所以她还比我大着一两岁。
去这家单位报到之前，我的导师特意对我交代过，这家杂志社是一家老编辑和老学者居多的单位，务必要穿得“稳重、得体、大方”，万不可像在学校里那样，经常穿着拖鞋、T恤和牛仔短裤就去上课了。想必这两位女孩儿也曾收到过来自各自导师的相同告诫，大家都穿得简单而朴素，没有化妆。
对了，第一次见到她俩时，不知怎么，我觉得她俩长得有点像。
两个人都是中等个头，挺瘦的。都长着一张带点可爱和孩子气的小圆脸，蛮秀气的五官。发型也都是披肩长发，带着点烫过的卷，长度也都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J小姐留着细碎的、自然的日式刘海，K小姐的长发则是中分的，有点几乎看不出来的野性。
也许是那种被要求的“稳重得体”的穿着风格实在具有迷惑性，我那时隐约觉得她俩应该有点本质上的不同，但一时又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
她们来单位报到的时间比我早一个多星期，所以我去的时候，她们的业务应该已经基本上手，一直在资料室的故纸堆里忙个不停。编辑老师说，让我先熟悉熟悉环境，看一下他们的杂志。他和其他的编辑们对我都很和蔼，但我总觉得有点紧张。
很快地，这种初来乍到的不知所措就被午饭时J小姐的热情给融化了。
“你是北师大的吧？好像你们学校的男女比例比我们学校还不均衡啊，真惨！好在你们旁边还有一个邮电大学，据说和邮电大学的男生联姻是你们学校的传统啊！对了！电影学院也离你们很近的，真好啊，有那么多帅哥美女可看……去西单和新街口逛街方便，离后海什么的也近，我们学校附近就什么都没有，也就挨着个中关村吧，土得掉渣，真讨厌啊。”
我们边寒暄着，边吃着比学校饭菜质量还一般的食堂份儿饭，而K小姐则和我们坐得很远，隔了好几个人，她应该听得到我们的对话，偶尔抬起来头笑笑，但始终不太吭气。
接着我和J又说起找工作的事儿。
我说我还一年才毕业呢，什么都稀里糊涂没有弄，简历也没怎么做。就想着先混完这个实习，然后搞好论文，工作的事儿，到了下半学年再说。
她有点惊讶：“那你研究生前两年都干吗了？”
“也没干吗，就帮导师写书做事，大把空余时间都看小说看电影了……”
“那你论文在核心期刊发表没？帮导师写的书署你名字没？”我一下子被问住了，然后实话实说地回答：
“我们毕业不要求发核心期刊的，帮导师写的书……他在后记的感谢栏里写我名字了，算吗？”
“啊……你这可不行啊，你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将来简历怎么写？跟你说，找工作得抓紧了，现在的就业形势你也知道吧，特别不好！竞争多激烈啊，如果不是北京户口的话，要再找不到一个能落户的工作，将来有你发愁的！”
说着，她压低声音：“旁边那一位，就是本科毕业的时候没找着什么好工作，然后反过来又考研，这样多折腾多受罪啊，年龄也不小了，还在这儿和咱们一块做苦力呢！所以一定得抓紧时间规划好啊。好不容易上了这么多年学，总不能出去还干普通的工作吧？”
我当时对找工作这个事情确实是有些许的鸵鸟心态，被眼前这个比我小两岁的姑娘这么一说，我心里除了对未来多了层焦虑之外，还觉得自己一向稀里糊涂的模式被不留情面地否认了，实在是有点难堪。
她接着跟我说她的规划。她的专业是两年制的，所以打算一开学就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备考公务员，另一方面打算做一份精美的、内容丰富的简历，准备海投。
“当然能考上公务员是最好的，不过竞争比咱们考研还激烈，说不好啊。对于咱们女生来说，最重要的是稳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才能保证将来的家庭和谐，起码得有户口，否则将来孩子上学都成问题。我觉得寒假的时候至少得和一家单位达成就业意向，要不然到了春天再找，就真的晚了，好工作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不着急，别人就占了……”
听着这个长着可爱圆脸的姑娘在我面前滔滔不绝，我有点走神，眼前浮现出薛宝钗在大观园诗会里吟诵“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时的样子。和J小姐瞬间混熟以后，那天下午，我开始正式投入工作。我发现，编辑老师给我们分配的活儿真的不算少，内容主要包括整理资料、翻译外文等等琐碎事情。
J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加上她学的专业和我们要做的工作有一些相关，所以她与老师的互动能力是最强的，办事效率也最高。很快地，她成为我们三人小组的核心人物。每天要做什么任务，都由她去跟老师沟通，然后再迅速把工作条分缕析地讲给我和K小姐听。
因为K小姐的外语能力很强，所以翻译工作就理所应当地由她来承担；我的任务主要是找一些民国时期的资料和给文件编号；J除了和老师直接联络以外，还要在我们之间做总结和归纳，以及在繁杂的专业资料间穿针引线。
我们三人工作小组的合作模式看似完美，但效率应该没有达到最高。我们的短板是K。
工作了几天后，我发现她的外语能力确实很强，是个活字典，除了西语和英语以外，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法语和德语的资料，她都应付得来。
我有次问她，不是学西语的吗，为什么好像各种语言都懂的样子？
她轻描淡写：“很容易啊，欧洲的语言有不少相通的地方，学了一种就会另一种了，经常和老外多交流就学得很快了。”
但她的问题出在工作态度上。
她会经常地迟到和早退。有时候，编辑老师下的任务多，我们下班回家还要加班做事。我心里是有一些情绪的，但因为每天看到J小姐一副士气满满的样子，又不想耽误整体的进度，所以就算是熬夜也会完成。但K小姐总是拖拖拉拉不愿做，或是把本该一天完成的活儿拖到两天去做。
其实我也能理解K，因为毕竟事情本身很无聊，我们又完全是免费的劳动力，我们在学校帮老师写东西往往还能得到一些稿费，但这次真的是帮无关的人做无关的事，还得搭上路费，看在学校导师的面子上又不能退出，大家都不愿意的。甚至有的时候，我还会觉得K的故意磨蹭还能给我带来一些缓和的空间，让我也能在不负责任的情况下偷点小懒。
看得出，一向积极的J一直都在忍耐K。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了，于是当着我的面把K说了一顿：
“你以后别这样了行不行？既然咱们来实习了，就别带着情绪，再说咱们三个也算是一个团队，你一个人拖拖拉拉，影响的是我们两个的进度，老师那边的进度也受影响，万一暑假过完，咱们的任务都没完成，回学校怎么跟导师交差？”
K翻了个白眼，不解释，继续我行我素地磨蹭。
天气越来越热，到了七月中旬，更是让人没法忍。我开始放弃自行车，每天坐地铁去单位。
有一次，我在地铁站碰到了J，我俩下了地铁一起往单位走。地铁站离单位还有一段距离，那天太阳很毒，路上又没有什么树，我们打着伞快步前行，出了一身汗。
一辆大众车经过我们停下来，开车的人摇下窗户，是K。她问我们要不要上车，可以载我们一段路。我正想忙不迭地钻进汽车，J却一副冷冷的样子：“不用了，你自己先走吧。”
K的车子走后，我埋怨：“热死了，干吗不上车？”
“干吗上她的车啊？车子又不是她的，还不是哪个洋鬼子的？”“啊？”
J小姐的脸上换了一副神秘莫测的表情：
“你不知道吗？我听说她只交外国男朋友，都换了好几个了！估计是中国男的没一个她能看上的吧！”
“你怎么知道的？”
“你也太迟钝了吧！我都好几次听到她用外语在电话里发嗲了，每次电话都用不同的语言，肉麻死了！”
前面说过，我第一次见她们俩，就觉得她俩长得有点像，但因为当时跟她俩毕竟有点生分，所以就没把这句话说出来。后来，她们的关系越来越僵，我真是太庆幸当初没讲过这句话了。
有一次，我们仨一块儿从编辑老师的办公室往资料室走，路上碰到一向心直口快的传达室大爷。大爷打量了我们一通，直接就说：“小J和小K，我发现你俩长得太像了，远远一看，简直就跟双胞胎似的！”
我站在她俩中间，简直觉得空气瞬间冷了五度以上。
其实，她俩那天确实格外地像，因为恰好都穿着黑连衣裙。只不过J的连衣裙带着些蕾丝，配着小细高跟鞋，整体更偏小女生的甜美；而K的则剪裁简约，穿着有点中性化的粗跟鞋子，显得要更硬朗一些。
但这种大家都用了心思的细微不同，应该只有女生自己才看得出来吧。
J小姐和小姐K的性格差得太远，她们确实有点不太对付，除了必要的交谈以外，她们基本上不怎么跟彼此讲话。但我倒觉得整体感觉还好。
第一，反正我们相处也只有短短两个月时间，咬牙混过去，也就可以继续回学校逍遥了。她们俩应该也这么想，所以就只有彼此忍耐，虽然也会各自发点牢骚，但并不爆发。第二，她俩虽然似乎有点看不顺眼对方，但两个人好像都对我还挺不错的。
J经常拉我一起吃饭，在编辑老师面前大说我的好话；K则经常独来独往，但她和我一样，也喜欢听摇滚乐，看演出，她还是一支在圈内有点名气的摇滚乐队的经纪人，所以我们俩私下里也颇有的聊。
一个周末，我和X先生到鼓楼附近的那家livehouse（展演空间）去看一个国外乐队的演出，在门口正准备买票进去，却意外碰到了K。她的风格和平时在单位的截然不同，穿着露背的连衣裙，化了浓妆，用英语和几个老外吸着烟谈笑风生。
年轻女孩儿化浓妆很少有特别好看的，但K不同。她在单位扎马尾辫的时候多，大多数时候都是素面朝天。这次，她把头发散开来，化了浓浓的、上挑的眼线和浓烈的口红，有种那几年还很时髦的复古女郎的样子。
她看到了我：“你也来看演出啊！别买票了，等下我带你进去！”我们站在门口聊了一小会儿，她接着就跟门口检票的小妹打了个招呼，我们就似乎顺理成章地免费进去了。
省了将近两百块钱的门票，X先生请她喝了啤酒，当天的音乐很吵，但很投我们的胃口，我们大声地聊了不少音乐圈的传说，还就着汗味和烟味挤到人群中间去叫嚷。这是一个令人沉醉的夜晚。
无聊且高效的忙碌中，这个暑假过得很快。八月底，天气有一些渐凉的时候，我们三个要结束这段实习，告别杂志社了。
在杂志社干活的最后一天，编辑老师把我们这个暑假的工作赞赏了一番，非要请我们到单位附近的一家江南口味的餐馆吃饭。
席间，老师问起我们未来的计划。一向善于规划和演说的J小姐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抢先推销着她的人生准则。她说她开学之后，马上就要开始准备论文和各种考试，“既然决定留北京，就一定要找一份有户口的工作，不能错过任何机会，一定要找一份最适合自己的工作。”
她说了好几分钟，停顿下来以后，眼睛看向老师，好像似乎要获得一些奖赏和肯定似的。
老师的反应似乎让她有点失望，因为他好像也并没有要肯定她的意思，反而转过头问一直沉默的K小姐：
“小K，我记得你说过你不想继续深造的，那么想找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其实我也没急着准备找工作……”“那你的打算是？”
“我就想先到处晃晃。趁现在有时间。”
老师“唔”了一声，沉默了。J却急着抢白：
“是打算去旅游吗？不准备找工作？那你的旅费谁给出？不怕旅游回来找不到工作吗？”
“也不是去旅游，就是随便走走看看吧。工作随时都可以找，书读到咱们这个份儿上，还怕找不到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吗？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不出去走走，以后可能就再也没这个机会了。”
“那你准备去哪儿，想好了吗？”
“……没想好。可能先去东南亚那边吧，那边消费便宜些，签证也没太大问题。”
在不对的人面前，K一向不太喜欢把话题集中在自己身上。她回答这些的时候，语气一直有点冷淡和生硬。我看得出来，J其实对K很感兴趣，但问了几句后，也难免是有点自讨没趣了。大家都有点兴味索然时，老师笑着问我：
“你呢？你的打算是？”“我……我也没想好。”
这时我看到J张了张嘴，似乎要对我们这种“什么都没想好”的态度加以反驳似的。我知道，她接下来的台词一定是“想在北京落户的话，一定得趁着应届就得找”或者是“第一份工作如果不好，接下来就麻烦了”之类。但她似乎发现了老师的态度也不置可否，就不再说下去了。
回到学校的那天晚上，我有点失眠。
想来，自己也算是不错的准名校毕业生，但我无法想象“找工作”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没有任何的社会经验，也基本没有参加过什么社团活动。我所擅长和精通的，只有读书而已。那些年，我一直把自己埋在象牙塔里，而且埋得比谁都深。我的专业成绩一般，只能算是说得过去，小说倒是读了不少。大学四年加上研究生两年，我读了足有不下一两千本闲书，还看了好几百部电影。
我有自认为是先进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可这些都有什么用呢？这些，如果按照J小姐的理论来说，绝对是不值一钱的，无用的。我不否认，我的心底对她过于现实的态度确实有点鄙薄，但我也明白，这不过是“无用”的自己酸溜溜的小情绪，这情绪简直太无力了。我马上就要进入社会这个大市场，马上就要把自己当作商品一样，和别人比价、竞争，然后面临可能被淘汰的惨淡现实。我似乎只有把自己变强，勇敢地、硬着头皮把自己团成一团投进去，然后变得更适应社会的法则，似乎没有别的可选。太残酷了，可这完全由不得我。
我总认为，自己还是带着点孩子气和书生气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一定是更欣赏K小姐的，虽然我并不了解她，她也从来不跟我透露什么，但从她在饭桌上说那些话时的潇洒和淡然来看，我已经明白了她是和J和我都不一样的另一种人；是我羡慕的，并想让自己成为的那种人。可我当然知道自己做不到她那样。我想要好的生活，想住带落地窗的大房子，想在未来的某一天，毫不犹豫地买下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华服和包包，还想要衣锦还乡，让家人过上比他们现在更好的生活，并让他们在向别人提起我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以我为骄傲。
我突然觉得，J和K是自己的两面，这让我更加不知所措。黑夜里的一刹那，我开始怀疑，这个暑假的这段经历，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过，还是自己心底里关于过去和未来的一个隐喻般的幻梦。
到现在，当我想起那天晚上在黑夜里张大眼睛的自己，似乎还能清楚地感知那种想要破壳而出、却不知如何用力的心情。
那个夜晚之后的几年，生活替我找到了应有的答案。然后，像生活给我的又一个隐喻似的，我居然又在两个不同的场合遇到了J小姐和K小姐。
据说，当你不知如何选择的时候，生活会替你做出选择。我总觉得还是应该加一句话作为后缀：当然你必须得足够幸运。
我没有J小姐那么善于规划，也没有K小姐那么洒脱，但我好像一直都是幸运的。后来，我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一家大型媒体里供职，每天见不同的人和事，经常飞来飞去地出差。最关键的是，单位的人事环境相当不错，领导和前辈们都很开明，大家或多或少都带着点文学或文艺的腔调。我在这里找到了比我以前更高级的话语体系，而我之前看过的那些小说，那些电影，那些渐渐建立起来的、自以为是的人生观，总算是没有白费。
我和X先生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小房子，没有落地窗，但也是个足以提供温暖的小窝。曾经因为买不起而羡慕不已的东西，似乎很少再出现在我的欲望清单中，我甚至很少去想它们。家里人每次来京，我都会带着他们到国家大剧院和人民大会堂看演出，父亲的电脑上搜集了我所有文章的电子版，并经常在他的同事和学生中传阅。我心里不再有让他们一定要为我感到骄傲的执念。
有些东西，当你拥有的时候，它们便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有一次，我去某个地方出差，坐在飞机靠窗的位置上。飞机下降的时候刚好是落日时分，穿越的云层以及空气中的每一寸薄雾，都带着嫣红和橘红交织的颜色。
我望向窗外，突然想起了那个暑假的J和K。不知她们现在在哪儿？如今的生活是否如愿以偿？
是谁说的，好女孩儿上天堂，坏女孩儿走四方？而平常如我的女孩儿，能拥有当下的平淡而忙碌的生活，我已满足。
两三年前的一个秋冬之交，我结束了一段时间的忙碌后，和X先生一起到普吉岛去休年假。在热闹的芭东海滩过了几天后，我们转到了另一个叫The Racha（拉查）的离岛。
这座阳光普照的小岛相当投合我俩的胃口。整个小岛只有一家酒店，纯白色的小别墅散落在海滩边上。白天，会有不少别的岛来的游客过来浮潜，日落之前，大家就会乘船散去，只有本岛的住客留下，非常清静。
有天中午，我趁X先生午睡，自己偷偷溜出了房间，心里揣着一个“没准能碰到什么秘境”的愿望，沿着酒店后面的小路走着。
椰子树下有农庄和农田，树林里也被打理得整洁有序，并没有什么超乎寻常的景致。正当我准备往回走时，眼前突然豁然开朗，出现了一片没有人的海滩——沙子洁白远胜酒店前面的那片，海水从浅蓝到深蓝，形成一道完美的渐变色。
树荫下有躺椅，我躺在上面听海浪和微风的声音，不免沉醉其间。海浪的声音就像催眠似的，很快地，我便蒙着浴巾进入了梦境。
当我醒来的时候，旁边的躺椅上居然多了一个女孩儿，也在睡着。我惊跳起来。对方似乎也被我的声音吵醒，我俩对视了几秒钟，隐约觉得对方有点眼熟。她先认出了我，并自报家门。
她是那年暑假的K小姐。
我俩都被这个概率极低的巧遇惊住了。“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我和老公过来休假啊！你呢？”“我也是，和我老公一起来玩儿。”“啊 ?! 你都结婚了？”
“对啊，毕业以后没多久就遇到他了，现在都结婚一年了！”我忍不住问她，当时饭局上说的周游列国，后来去了吗？
她坐起来，伸了个懒腰：
“毕业后出去晃了不到一个月，觉得也不太是个事儿，就到广州去找了份工作，一直干到现在。”
“做什么行业呢？”
“做同声传译，一年工作几个月，休息几个月，也能到处走走。你呢？”
“我做记者，也是跑个不停，休年假的时候就出来玩儿。”
我们寒暄了一小会儿，她看了看表，说该回房间收拾东西了，这天是她在这个岛上的最后一天，下午四点钟就要坐船离开了。我说我到码头去送她，她欣然答应。
酒店的大堂离码头很近，我如约到了大堂，遇到了正在逗猫的她。
她头发是湿的，脸上泛起刚晒过的潮红。这么正式的送别，我一时有点尴尬。但既然专门地、郑重地来送她，总要说些什么的——但我实在不太好意思告诉她，她曾经代表了那段时间里我对于某种生活的向往。可现在我们是平等的，萍水相逢的，不算特别熟悉的。我并无须仰望她，那种属于过去的、本来就没有组织好语言的“告白”也不知从何说起。
我们匆匆留了电话号码，让侍者帮我们合了影。大堂外的一个东方面孔的男人用英语叫了她一声，她就拿着她的帆布袋子离开了。我们并没有像真正的朋友一样互道珍重，只是说了一些“来广州找我玩儿啊”和“常联络啊”之类的客套话。
她坐的快艇开走了，我一个人走到码头上，看着远处的快艇留下的白色浪花，觉得心里隐约有什么被带走了似的。
我们总会和一些人遇见，这些人在某段时间里让我们仰视或俯视，然而当你经过了那段时间，你会发现，这个人只是你对于自己某一面的一种映射。
K小姐曾作为理想主义的映射投向了我的心里——那时我未经世事的年轻的心里。当我真正地和生活融为一体，以最放松的姿态面对自己的时候，我在世界尽头遇见了她，她悄无声息地离开，奔向和我一样又不一样的生活。
我看向脚下平静的海浪，突然觉得她，以及她们，对于此刻的我来说，已经不再重要。我不再简单地认为随心所欲地到处走就是实现了理想，我也不再会认为过于精明的算计是一种令人鄙视的行为，那些，都不过是别人的某种对待生活的方式而已。
至于我，我已经在人群里站定。好像是一开始就应该这样，从未迷茫过似的。
和J小姐的重逢，则又是一年多以后的事情了。是在去年年底的跨年演唱会上，五棵松体育馆的二层包厢里。
因为过于严重地估计了跨年夜的交通状况，我和X先生比平常早到了半个多小时。包厢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正百无聊赖地扒着栏杆看观众们呈不规则点状分布填满体育馆，包厢的门开了，进来两个女孩儿。
其中一位就是J小姐。
她依然有种“自来熟”的风范，好像几年的时间对她来说并不算什么似的，坐在我旁边絮絮拉起家常。她比几年前漂亮了许多，以前的小辫子变成了一个盘在脑后的髻，人丰腴了些，反而增加了些端正典雅的美，而这正是她身上最有优势的气质。她的穿着，她时时挺直的腰背，以及她白皙的肤色和讲究的淡妆，都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种美。
我向她介绍了X先生。她说，她也已经订婚了，过完年一开春就要结婚。
“结婚戒指都买好了，早知道要见你，我就拿来给你看看了，专门去香港买的。还有，你看这个包好看吗？婆婆送我的。”
她急急拨开放在桌子上的羊毛大衣，给我看她的包，桃红色菱格的Lady Dior（迪奥女士）。如果是在店里见到这款包，或是一般的路人拎着，我会觉得着实有点艳俗了，但由她拿着，配上她的气场，却有种独特的和谐，这是某种大多数中国人追求的、正统的贵气。
我毫不违心地称赞说真好看，她于是大大咧咧地、满足地笑：“也就是来看演唱会能背一下，在单位根本就没法背。一堆老领导看着呢。”
离演出开场还有半个小时，足够她熟练地讲述一遍这几年的经历了。
她用大半年的时间备考公务员，并自信地选报了一个当年非常热门的职位，几千人中只有几个人会雀屏中选那种。足够优秀的她以笔试第一、总成绩第二的成绩顺利进入了那个听名字就够气派的部委。
刚进单位的工作很忙，底层公务员的生活一点都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轻松。她也得加班，而且是加那种没人给加班费的班，她必须看领导脸色小心翼翼地做事，做那些天底下最琐碎的事。
直到这一两年，科室来了新人，她才有了一定程度的解脱：
“也不能说是媳妇熬成婆，起码不用那么紧张了，特别烦的工作可以推给那些小孩儿干了。”
面前的她琐碎地抱怨着，但表情带着些甜蜜和优越，也有一些烟火气十足的可爱。
可以想象，她一贯的勤恳敬业的态度，加上活泼的个性，在单位里，她一定是最讨人喜欢的那一个。而她的这种情况，简直就是相亲市场上的上佳人选——稳定又非常拿得出手的工作，人长得好看又不过分招摇，而且又有着那种“会过日子”的性格，这一切加起来，就是一个完美媳妇的标准了。
她的未婚夫确实就是通过相亲认识的。他是一家垄断国企的核心技术人员，父母都是本市的退休领导，房子车子自然不缺，而她现在要考虑的大事就是婚后该买辆怎样的新车，她想开好车，想买辆高级配置的mini cooper（迷你库珀），但又怕开着上班太高调了，这是唯一令最近的她苦恼的事。
如果还有一件苦恼的事，那就是未婚夫的忙碌：
“说好听点就是敬业，但他忙起来就没时间跟我在一起了，我们科室老有演唱会的赠票，就想让他过来放松放松，但他每次不是出差就是加班，元旦节也得在外地过……”
她问起我来，我告诉她，我一直都在做记者，文娱方面的，这次也是拿赠票来看演唱会。
“啊？不会要去偷拍明星吧？”她一脸天真。
我说不用，日常工作就是去跑跑发布会，约约采访而已。“那岂不是能见到很多明星？就面对面采访吗？”
“是啊。”
“你知道好多明星八卦吧，快说说，×× 和 ×× 是不是真的在一起了？”
“这个……我也不知道，见面采访都是说得比较空泛，好多八卦也是看网站才知道。”
“喔……那你的工资很高吧。”
“也没有很高啊，就和一般的白领差不多吧。”
“不都说记者吃青春饭吗？你可得好好干，那时候我就觉得你文笔不错。”
“嗯，其实我已经决定辞职了，年后就离开这家单位了。”
“啊？那你去哪儿？知道稳定的好处了？准备收心坐办公室了？”“不是啊，就准备在家当主妇，顺便开淘宝店，然后写点东西。”话题到这儿戛然而止，她的表情几乎和那年散伙饭上的表情一模一样，带着些不理解，以及若有似无的怜悯，还有一种“这背后一定有隐情，既然你不方便说我也就不方便评论了”的心领神会。
我也不愿意把话题继续集中在自己身上，就跟她说，我有一次在海滩碰到K小姐了。
“真的这么巧？她现在干吗呢？去周游世界了吗？”她带着点嘲讽。
“她现在在广州一个公司做同传，一年工作几个月，休息几个月就出来玩，也挺好的。”
她好像不太感兴趣地“哦”了一声，接着问我们是在什么海滩遇到的。
我说是在普吉岛，她好像有点不甘示弱：
“我准备蜜月去马尔代夫，你说好不好？明天放假在家，我就开始选岛了，你去过吗？听说有的岛都是中国人，跟下饺子差不多，我不想去那样的。”
“没去过，但我的一个好朋友去过一个叫W宁静岛的马尔代夫岛，说是挺好的，人特别少，很适合蜜月。好像就是有点贵。你可以看看啊。”
她当即用手机查了查，说还好，价格没有在预算之外。
演唱会开始了。我们在包厢里俯视着舞台。歌者放肆地用高音和舞技取悦着观众，观众也享受着这份被取悦的快感，尖叫着，在新年到来之前尽情放纵。
她前倾着，看得很投入，都没有注意到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稍微有点散开了。她随着观众一起鼓掌，还和与她一样明艳又得体的同伴不断地评论着台上的表演者。
属于她的安稳如歌的生活已经拉开了序幕，应该和她当年对自己未来的设想不差分厘。
回去的路上，车上广播里一直放着关于新年的颂歌。我和X先生又说起她来。我问他：
“你说，她这样的性格到底是好是坏？咱们看过的小说里，这种非常善于规划自己的人，最后的结局不是都不会特别好吗？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未必如此，其实善于经营自己的人还是最受宠的，对吧？”
我们总是喜欢闲扯一些像这样的无关紧要的问题。但我没有一次能争论过他，就像我下五子棋总是败给他一样。
“你总是会以文学或道德水准的角度去解释一个人的命运，但这是不科学的。其实可以试着用经济学的角度解释看看。在外人看来，J可能是步步为营的，但实际上，她活得最有效率。她限定了她的目的，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明确，加上本身的资源又适合她的环境，在一定时间内，她当然过得最好，因为她不会轻易偏离她的航道。话说回来，命运无须解释，它只能就单独的个体而言，你从中总结规律的话，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那如果非要解释一下呢？按你的经济学解释方法，那我呢？”“你本身也有一定的资源，但你不限定你的目的。你想要自由，也想要成就感，也不放弃物质，所以在一定时间里会比别人多一些困惑也是必然。”
他不紧不慢地说着，做出一副自己说的话都很有道理的样子。我当然也不甘示弱：
“那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幸运的嘛。”
“对啊，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你有我吧，哈哈。”
他开着车，含笑看我一眼。这是我喜欢X先生的一点，他某些时候有种跳脱当事人的严谨和理智，但又总是恰到好处地把他的理智给收回来。
新年的音乐继续响着，我们飞驰在长安街上，左右的车子都在各行其道。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