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那段时间里我的压抑，还另有原因。所有人都知道，我晚上到过在骑士广场上弗朗科的房间，我和他单独去了巴黎，去了维西利亚，大家觉得我是一个轻浮的女生。我是接受了性解放思想，但我为此付出的代价真是一言难尽。弗朗科是性解放的热烈拥护者，我极力掩藏自己的传统，想在他面前表现得很开放，对他没有成见。我不能到处宣扬他像福音书一样传递给我的思想——他说那些假正经的女人是最糟糕的，那些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姑娘，宁可把屁股奉献出去，也不愿意做该做的事情；我也不能跟他们说，我在那不勒斯有一个朋友，她在十六岁就已经结婚了，在十八岁有了一个情人，怀上情人的孩子，后来回到了丈夫身边，谁知道她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总之，我觉得我和弗朗科上床，这和莉拉动荡的生活相比，简直不算什么事儿。我不得不忍受女生们含沙射影的话，还有那些男生让人作呕的调戏，以及他们停留在我丰满的胸脯上的目光，我不得不义正词严地推开那些站在我面前，公然说要取代我前男友的人，遭到我拒绝之后，那些男生会用非常粗俗的话攻击我，我不得不忍气吞声。我咬着牙向前走，我告诉自己：这一切都会结束！
一天下午，在圣弗莱蒂阿诺路上的一家咖啡馆，我和两个女生正要从咖啡馆出去，一个曾被我拒绝的男生，当着很多学生的面，一脸严肃地对我喊：“那不勒斯！别忘了把我落在你房间的毛衣带给我。”身后一片哄笑声，我出去了，没有接茬。但是我很快发现有一个男生跟了上来，在上课时我已经注意到他了，他的样子很怪，既不像尼诺那种阴郁的年轻学者，也不像弗朗科那种开朗的男生。他戴着眼镜，非常害羞，身体有些笨重，走路有些八字脚。他一直跟我走到了大学，最后终于叫了我：
“格雷科。”
无论他是谁，但他知道我的名字，出于礼貌，我停了下来。那个男生做了自我介绍：彼得罗·艾罗塔。然后他说了一些语无伦次的话，说他为他的那些同伴感到脸红，他没能捍卫我，他痛恨他自己的胆怯。
“捍卫什么？”我用带着讽刺的语气说，但同时也觉得很诧异，一个像他那样的男生，弯腰驼背，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还有很搞笑的发型，脸上的表情一本正经，一口的学生腔，他居然觉得自己应该像我们城区的那些小伙子，像法国圣殿骑士一样捍卫我。
“捍卫你的声誉。”
“我没有好声誉。”
他嘀咕了一句什么，我觉得是夹杂着道歉的告别，他走了。
第二天我找了他，上课时我开始坐在他旁边，我们一起散步。他让我很惊讶：他像我一样已经开始准备写论文了，和我一样，他写的也是古罗马文学，但和我不同的是，他不说我的“论文”，而是我的“研究”，有一两次他甚至不小心说那是他的“书”，他正在完成一本书，在毕业之后马上就会出版的书。研究？书？他在说什么？尽管他才二十二岁，但是他的语气很庄重，他引经据典，表现得他好像在师范学院，或者别的什么大学已经有了自己的职位。
“你真的要出版你的论文？”我觉得难以置信，有一次我问他。
他用同样不解的目光看着我说：“假如写得好，为什么不能呢？”
“所有写得好的论文都会出版吗？”
“为什么不呢。”
他在研究酒神崇拜，我研究的是《埃涅阿斯纪》的第四卷。我小声嘀咕了一句：
“可能酒神要比狄多女王有意思。”
“假如你知道怎么研究的话，所有主题都有意思。”
我们从来都不谈论日常生活的事情，也没有谈到美国人可能会把核武器交到联邦德国手里，我们也没有谈论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谁更好的问题。我们没有谈论任何之前我习惯和弗朗科谈论的那些事情，我们只谈论古罗马文学和希腊文学。彼得罗的记忆力惊人：他能把不同文本里的东西信手拈来，就好像这些作品就在他的眼皮底下，但他从来都不会卖弄学问，也不会表现得很自负，我们在一起交谈，就好像是两个学习古罗马文学人在随便交流。我越和他来往，就越发现他非常出色。我觉得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像他那么出色，因为在那些我小心翼翼，担心说错丢脸的领域，他却从容自如，表现得深思熟虑，从来都不会信口胡说。
我和他出去走了两三次，经过意大利路，或者从教堂走到公墓，我看到自己的处境又一次发生了变化。一天早上，一个我认识的女生用一种夹杂着愤恨和嫉妒的语气对我说：
“你对那些男生都做了些什么？你居然征服了艾罗塔的儿子。”
我根本不知道彼得罗的父亲是谁，但是我所有的同学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带着敬意，于是我又开始被邀请参加聚会，或者去馆子聚餐。我甚至怀疑，他们邀请我是为了让我也叫上彼得罗，因为他通常都一个人独来独往，忙自己的事情，对集体活动毫无热情。我向周围的人打听，才渐渐明白了我的新朋友的父亲是什么样的权威人物——他在热内亚大学教授古希腊文学，也是一个社会党的要人。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在彼得罗的面前，我变得不再那么活跃，因为我害怕自己会说错话，或者过去已经说错话了。当他继续说着自己的论文（论著）的时候，我担心会因为说错话而丢脸，我越来越少说到我的论文。
一个星期天，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的宿舍来找我，想让我和他家人吃饭。他说他父亲、母亲还有姐姐会来大学找他。我马上变得非常不安起来，我想尽量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些。我想：在他们面前，我也许会说错虚拟式，我也许会笨手笨脚，他们都是阔人，会有一辆大汽车，还有私人司机。我会说什么呢？我一定会呆若木鸡。但一看到他们，我就平静下来了。艾罗塔教授中等身材，他穿了一件皱巴巴的灰色衣服，脸很宽，满脸疲惫，戴着一副大眼镜，当他摘掉帽子时，我看到他的头顶已经全秃了。他的妻子阿黛尔是一个很瘦的女人，不是很漂亮，但很优雅精致，服饰一点儿也不夸张。他们的汽车和索拉拉兄弟买跑车之前开的那辆“菲亚特1100”一模一样，我发现，车子不是司机从热内亚一路开过来的，而是马丽娅罗莎——彼得罗的姐姐开过来的，她很漂亮，眼睛看起来很聪慧，她马上拥抱了我，亲了我的脸颊，就好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你一直从热内亚开到这里？”我问她。
“是的，我喜欢开车。”
“驾照很难考吗？”
“一点儿也不难。”
她二十四岁，已经在米兰大学教授艺术史了，她研究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科。她知道关于我的所有事情，也就是说，她弟弟知道的事儿——我的研究兴趣，她知道，艾罗塔教授和他的妻子阿黛尔当然也知道。
我和他们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早上，他们让我感到很自在。他们和彼得罗不同，我和他父亲、母亲还有姐姐谈论的内容非常广泛。我们在他们住的宾馆餐厅里吃午饭，艾罗塔教授和他的女儿，就一些政治问题进行了调侃和辩论，这些问题我从帕斯卡莱、尼诺，还有弗朗科那里听说过，但我实际上了解得很少，对有些事情甚至一无所知。他们会说出类似这样的话：“你们落入了阶级合作主义的陷阱，你们把这称之为‘陷阱’，我把这叫做‘调解’；这种调解只对天主教民主党人有束缚；中左派的政治很复杂，假如你们觉得它太复杂，可以回来继续做社会党；国家陷入了核危机，迫切地需要改革；你们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你们站在我们的立场会怎么做？革命，革命，还是革命！革命可以把意大利带出中世纪。要不是我们社会党的执政，学生如果在学校里谈论性的问题，可能会被关起来，那些在街上发和平主义传单的人也可能会被关起来；想想看，你们怎么对待《北大西洋公约》的；我们是一贯反战的，反对所有形式的帝国主义；你们和天主教民主党党争，你们还能抗美吗？”
他们快言快语地说着这些话，兴致勃勃地辩论，这可能是他们一直以来养成的习惯。在这对父女身上，我看到了我从来没有过的体验，我永远都不可能有的体验。这种体验是什么呢？我一时也无法具体地说出来，那也许是一种因训练而得来的能力，让世界上的事情成为自己私事的能力；而我，也就是在考试中才能炫耀一下自己知道的信息，我总能考到一个好成绩，但这根本算不上是一种重要的能力，思维模式才是最重要的，不仅仅是把每件事情都缩小为个体的战争，还有自我的表现。马丽娅罗莎很友好，她父亲也一样；他们俩讲话都很严谨，一点都没有加利亚尼的儿子——阿尔曼多或者是尼诺身上的那种言过其实；而且，他们在谈论政治问题时，语气里充满了热情，而我在其他场合听人们谈论政治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那些谈话冷冰冰的，只是为了炫耀，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唇枪舌剑，没有前后联系地谈起了对越南北部的轰炸，这个大学那个大学的学生运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成千上万个反帝国主义策源地。女儿好像比父亲更了解情况，马丽娅罗莎知道的事儿可真多，她说话的时候好像总是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来，艾罗塔用一种责怪的眼神看了看他的妻子，阿黛尔对女儿说：
“你是唯一一个没有选甜食的人。”
“我要一份巧克力蛋糕。”她马上停止了长篇大论，做了一个可爱的鬼脸。
我用崇拜的目光看着她，她会开车，她生活在米兰，在大学教书，她毫不羞怯地和父亲进行争论。我呢？我害怕得不敢开口，同时我又为我的沉默感到羞愧。我后来忍不住大声地说了一句：
“在广岛和长崎事件之后，美国人应该作为反人类罪犯，被送上军事法庭。”
一阵沉默。全家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马丽娅罗莎说我说得好，然后伸过手来握了握我的手。我倍受鼓舞，就接着说了一些我道听途说的事情。我谈到了计划经济、社会党和天主教民主党的波折，谈到革命、非洲、亚洲、幼儿园、皮亚杰、新资本主义、法官和警察的纵容，国家机构里残留的法西斯分子。我说得乱七八糟，毫无头绪。我的心跳得很快，我忘记了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感觉到我周围的气氛很友好，大家都很赞同我的话，我很高兴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很有面子。尤其让我高兴的是，这个可爱的家庭中，没有任何人问我，就像通常人们会问的：我从哪里来，我父亲做什么，我母亲做什么。我就是我，我是我，家庭是家庭。
整个下午我都和他们聊天。黄昏的时候，我们在吃饭之前一起散步，每走几步，艾罗塔教授就会遇到一个他认识的人，他们会停下来，热情地和对方打招呼，他们还遇到了两个大学教授和他们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