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萨高等师范的那些年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但对于我和莉拉之间的友谊毫无助益。我满怀羞怯、缩头缩尾地来到了大学。我意识到我所说的意大利语是一种书面意大利语，听起来简直正式得有些可笑，尤其是在我说出一长串精心构思的复句，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的时候，我会在句子里夹杂那不勒斯方言，我开始非常努力地纠正自己。我根本不了解，或者说对于言谈举止的教养了解得太少：我说话声音太大，吃饭时会吧唧嘴。看到别人不自在的反应，我不得不控制我自己。我急切地想要表现出我的热情和友好，但我有时候会打断别人的谈话，说一些和自己无关的事情，说一些过于隐秘的事情，我需要学会客气，但要保持距离。有一次，我问了一位罗马姑娘一个问题，她模仿我的语气来回答，后来大家都笑了。我觉得很受伤，但我也假装笑了，用那不勒斯方言腔调回应了一下，就好像是在自嘲。
在最初几个星期，我一直都想离开那里，想回家去，回到我习惯的那种朴素平凡的生活中去，我一直在做思想斗争，内心很挣扎。但很快，我的谦卑慢慢让我变得突出，那些女生、男生、校工和老师都开始喜欢我。表面上看来，这事轻而易举、自然而然，但我花费了多少心思我自己最清楚。我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声音和动作，我学会了遵循那些写在书上或者约定俗成的行为规则，我尽量掩盖了我的那不勒斯口音。而且，我让每一个人都看到我很出色、值得尊敬，但我从来都不会用高傲的语气说话，我对自己的无知进行自嘲，考试成绩优异时，我自己还假装很惊异。我尽量避免树敌，当女生中有人对我表示出敌意，我就会把目标对准她，我会对她非常客气殷勤，同时也很老练得体，直到让她改变了态度，很友好地来找我，但我也不会改变态度。我在老师面前也是一样，当然在他们面前，我更加小心翼翼，目的还是一样：我要获取他们的欣赏和喜爱。于是，我总是神情专注、微笑甜美地出现在那些最严厉、最棘手的老师面前。
我按时参加考试，学习时还是采用那种严格的自我要求和自我约束。我太害怕考试成绩不好，让我失去我费尽心机得到的“人间天堂”——我自己的空间、我自己的床、我自己的写字台、我自己的椅子、我自己的书，书——很多书。在这个和那不勒斯的破败城区截然相反的城市，周围那些学习的人，会很乐意和我谈论他们学习的东西。我一直都极端努力地学习，这使得老师从来都没给过我低于满分三十分的分数。在短短一年里，我成了这所大学里最有前途的学生之一，就是走在路上，有人会友好地和你打招呼的那种学生，我会很客气地和他们打招呼。
在我的大学生涯中，有两个非常艰难的时刻，都发生在刚开始的几个月里。那个罗马来的女生嘲笑了我的口音，有一天早上她污蔑了我，她当着很多其他女生的面，说她包里的钱没有了，让我要么马上还给她，要么她就去校长那里告发我。我明白，这种时候我不能一笑了之，我狠狠地甩给她一个耳光，然后用方言破口大骂。所有人都吓傻了，我被认为是那种好脾气的人，我的反应让她们感觉很突然。那个罗马的女生没有说话，她堵住流血的鼻子，她的一个朋友陪她去了洗手间。过了几个小时，她们两个一起来找我，那个说我偷了钱的女生向我道歉，说钱找到了。我拥抱了她，我说她的道歉很诚恳，我接受了，我当时真是那么想的。在我生长的那个环境里，我学到的是，如果真做错什么事情，也不要道歉。
另一次是参加圣诞节前的联欢晚会。那是一场新生舞会，大家都要去。女生们一直在谈论这个问题。到时候，骑士广场上的所有男生都会来，那将是一个近乎伟大的时刻，会让大学里男生和女生相识。让我郁闷的是，我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可穿。那年秋天很冷，雪下得很早。我觉得雪很迷人，但我很快发现，路上结冰是一件非常烦人的事情，如果没有戴手套双手会被冻得发麻，脚上会长冻疮。我的衣柜里有两件冬天穿的衣服，一件是我母亲两年前给我做的，一件是我从姑姑那里继承过来的旧大衣，还有我自己编织的一条蓝色披肩。我只有一双鞋子，是中跟的，已经换过好几次底了。我很烦恼，像那样的晚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要不要向我的同学借一件衣服？为了那场晚会，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定做衣服，假如我穿上日常的衣服，很可能会很没有面子。但在和莉拉经历了那些事之后，我无法忍受自己穿上其他人的衣服却发现根本不合适我。
我可以假装生病吗？我想逃避，但又觉得如果那样我一定会很痛苦，我身体好好的，非常渴望参加那场舞会，就像娜塔西亚要去和安德烈王子或者库拉金王子跳舞，但是我却不得不一个人待在宿舍里，盯着天花板，听着外面传来的音乐，还有人们聊天和欢笑的声音。最后我做出了一个选择，一个可能会让我丢脸的选择，但我确信自己不会后悔。我洗了洗头发，把头发扎起来，涂了口红，穿上了我仅有的两件衣服中的一件，带上唯一一件起眼的东西——我的蓝披肩。
我去参加舞会了，刚开始我很不自在。我的着装并非没有一点好处，起码这样不会激起别人的嫉妒，反而会让别人有愧疚感，给了我更多的照顾。有好几个我认识的女生都好心地给我作伴，男孩子也经常请我跳舞，让我忘记了自己的窘迫。除此之外，那天晚上我还认识了弗朗科·马里，他长得不怎么样，但非常风趣，也很聪明，他比我大一岁，是个厚脸皮的家伙，花钱如流水。他是雷焦艾米利亚省有钱人家的儿子，是一个活跃的共产党，但对于自己党派的社会民主倾向持有批评态度。后来，我和他度过了大部分的空闲时间。他给我买各种各样的东西：衣服、鞋子、新大衣还有新镜框，让我的眼睛还有脸都露出来了，还有很多政治文化方面的书，那是他最关注的问题。从他那里，我知道到了斯大林时期的可怕历史，他促使我阅读了托洛茨基的作品，因为那些书籍，我建立了一种反斯大林的态度，我相信在苏联——革命被中断了，需要重新开始。
他掏钱让我第一次出国旅行，我们去了巴黎，那里召开了一次全欧洲青年共产党大会。但我没有机会好好看看巴黎城，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烟熏火燎的地方度过。对于巴黎，我的印象是：街道要比那不勒斯和比萨的绚丽，还有非常刺耳的警笛声。让我惊异的是，巴黎不但街上有很多黑人，而且在弗朗科发表讲话的地方，也有很多用法语发表长篇大论的黑人，他们发言之后，很多人都为他们鼓掌。当我把我的经历告诉帕斯卡莱时，他根本无法相信，他说，想不到是我，的确是我，经历了这些事情。随后他陷入很尴尬的沉默，我告诉他我读的书，我已经是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了。
和弗朗科在一起，我也养成了一些习惯。这些习惯后来一些老师也谈过，也指出来过，这些习惯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即使是在读科幻小说，也要用“研究”这个动词；对于每一种研究过的资料，都要做一些资料详细小卡片。每次当我读到那些讲述社会不平等的文章或者片段时，我都很激动，然后收集下来。他很重视对我进行“再教育”——他用的就是这个说法，我很乐意接受他的教育，但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没办法爱上他。我很喜欢他，我喜欢他不安的身体，但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他是在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我对他仅有的一点喜欢，也在他被大学开除之后消失了：他有一门考试得了十九分，后来被学校开除了。有那么几个月我们一直在通信，他还想再考进来，他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和我在一起。我鼓励他再次参加考试，但是他失败了。我们又通了几次信，后来就很长时间都没有再联系了。